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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代社會的讀書生活 |
| 作者：王子今 |
漢代是儒學開始取得正統地位的歷史時期。漢代社會比較重視教育。讀書生活對於當時社會的不同階層都有重要的意義。說明相關歷史現象，可以更真切地認識漢代歷史，也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漢代文化。
漢代的“小學”
東漢時期成書的《四民月令》，被看作反映洛陽地區農耕生活的論著。《四民月令》中有關於鄉村學校的內容：“（正月）農事未起，命成童已上入大學，學《五經》，師法求備，勿讀書傳。研凍釋，命幼童入小學，學書《篇章》。”“（八月）暑小退，命幼童入小學，如正月焉。”“十一月，研冰凍，命幼童讀《孝經》、《論語》、《篇章》、‘小學’。”根據原書本注，“幼童”是指九歲至十四歲的孩子。有的學者分析《四民月令》提供的資訊，指出，“漢代教育制度，八九歲的小孩入小學識字和計數；十二、三歲的大小孩進一步學《孝經》、《論語》，仍在小學；成童以上則入太學學五經。” 有的學者總結說，“蒙養教育在秦漢以後便進入有教材有組織形式的階段。”
《四民月令》中的相關資料，反映鄉間存在早期啟蒙教育的形式。避開酷暑和嚴寒季節，是當時童蒙教育的原則之一。事實上，後來每個學年休暑假和寒假的學制定式，在漢代民間教育形式中已經可以看到萌芽。而所謂“（正月）農事未起，命成童已上入大學”，“十月，農事畢，命成童以上入大學”，則說明更高一級的“成童”教育，又有避開農忙季節的特徵。《漢書•東方朔傳》記載了這位滑稽大師的上書，其中說到自己的學歷：“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顏師古的注釋引用了如淳的說法：“貧子冬日乃得學書，言文史之事足可用也。”可見一般貧家子弟，即使幼童也只能在冬日就學。
《東觀漢記》中，有著名學者承宮幼時艱苦求學的故事。承宮自小是孤兒，八歲時為人牧豬為生。鄉里一位名叫徐子盛的讀書人，為數百名學生教授儒學經典《春秋》。承宮路過其門下，聽諸生講誦，心中欣慕，久久不願離去，以致忘記了自己所放牧的豬，“棄其豬聽經”。後來雇主追尋而來，要在學堂門前責打承宮，為諸生所制止。後來承宮就留在這裏，一邊為學堂打柴，一邊旁聽學習，後來竟然成為大儒名臣。承宮的故事，可以幫助我們瞭解漢代鄉間學校的教育形式。
漢代童蒙教育的進步，是當時文化成就的突出內容之一。漢代童蒙教育在中國古代教育史上也有特別值得重視的地位。
《四民月令》所說的“學書《篇章》”，《太平御覽》卷六○八引作“學《篇章》”。有學者以為：“篇章是《六甲》、《九九》、《急就》、《三倉》之屬；其中《急就》、《三倉》等字書，應當學會書寫，《九九》是算學初步，僅僅書寫不夠，必須領會、熟練。” 《漢書•食貨志上》說到傳統農耕社會的生產和生活秩序的基本原則，其中包括文化教育的內容。例如：“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所謂“小學”，是最基礎的文化教育。所謂“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應是指基本知識和書寫計算的技能。顧炎武說：“‘六甲’者，四時六十甲子之類；‘五方’者，九州嶽瀆列國之名；‘書’者，六書；‘計’者，九數。” 當時“小學”教育重視地理知識和數學知識，是值得注意的。
“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在“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之後，可知當時教育理念，道德教育似乎是寓於知識教育之中的。對於當時蒙學的這一特點，有教育史家分析說，“啟蒙教育猶重品德倫常和日常行為規範的培養，並且寓於書算教材和教學之中，以收課程簡、重點突出之效。”
《漢書•藝文志》中“小學”專為一種，列于《易》、《書》、《詩》、《禮》、《樂》、《春秋》、《論語》、《孝經》之後。“小學”一種中的書目，有《史籀》、《蒼頡》、《凡將》、《急就》、《訓纂》等，都是基本文化知識的教材。漢代的初級教育“小學”，其實可以和近代教育之“小學”相類比。王國維說，“劉向父子作《七略》，‘六藝’一百三家，于《易》、《書》、《詩》、《禮》、《樂》、《春秋》之後，附以《論語》、《孝經》、‘小學’三目，‘六藝’與此三者，皆漢時學校誦習之書。以後世之制明之：‘小學’諸書者，漢小學之科目；《論語》、《孝經》者，漢中學之科目，而‘六藝’則大學之科目也。” “小學”起初是與“大學”對應的概念，指初級教育。大致正是在西漢時期，“小學”又專門指稱文字學。有學者指出，“以‘小學’指稱文字學，始於西漢，具體說，始于劉向、劉歆父子。他們在那部可稱為世界上第一個圖書分類目錄的《七略》裏，第一次把周秦以來的字書及‘六書’之學，稱為‘小學’。小學的創始人，便是揚雄、杜林、許慎、鄭玄。”
《漢書•平帝紀》記錄了漢平帝元始五年（5）宣佈的最後一道政令：“征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曆算、鍾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在所為駕一封軺傳，遣詣京師。”據說回應徵召前來長安的學者多達數千人。李約瑟說，這是在王莽的倡議下召開的“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科學專家會議”。 當時，“小學”儼然已經成為一個學科專業了。後來人們正式將文字、音韻、訓詁之學統稱為“小學”，則是宋代的事情了。
漢代神童故事
《太平御覽》卷三八四引《東觀漢記》說到張堪“年六歲”，“才美而高，京師號曰‘聖童’”的故事。大致正是在漢代前後，又出現了“神童”的說法。
《華陽國志•先賢士女總贊論》關於揚雄的讚頌之辭中，有這樣的文句：“雄子神童烏，七歲預雄《玄》文。年九歲而卒。”《華陽國志•後賢志》附《益梁寧三州先漢以來士女目錄》列有“文學神童楊烏”。書中的注解寫道：揚雄的兒子楊信，字子烏，七歲的時候就對揚雄著《太玄》有所助益。《法言•問神》：“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九齡而與我《玄》文。”《太平御覽》卷三八五引《劉向別傳》：“楊信字子烏，雄第二子，幼而明慧。”揚雄著《太玄》一書，楊信提供了很多幫助。楊信幫助揚雄著《太玄》時的年齡，有的說“七歲”，有的說“九齡”。無論哪一種說法正確，這個曾經給大學問家揚雄有所提示的兒童，都是“神童”。現在看來，楊信很可能是最早被稱作“神童”的聰慧幼兒了。
《藝文類聚》卷三一引《先賢行狀》說，杜安在太學讀書時，“號曰‘神童’”《後漢書•樂恢傳》說到“潁川杜安”。李賢注引《華嶠書》說，杜安十三歲入太學，“號‘奇童’”。“奇童”是和“神童”語義相近的稱謂。東漢晚期著名大學問家鄭玄，據說十六歲時就得到了“神童”稱號。 據《太平御覽》卷一八五引《管輅別傳》，有人稱讚管輅“此年少盛有才器，聽其言語，正似司馬子遊獵之賦，何其磥硌雄壯，英神暢茂，必能明天文地理變化之數”。於是在徐州地方聲名響亮，號稱“神童”。《說郛》卷五七上陶潛《群輔錄》說到所謂“濟北五龍”：“膠東令盧氾昭字興先，樂城令剛戴祈字子陵，潁陰令剛徐晏字孟平，涇令盧夏隱字叔世，州別駕蛇邱劉彬字文曜，一云世州。右濟北五龍，少並有異才，皆稱‘神童’。當桓靈之世，時人號為‘五龍’。見《濟北英賢傳》。”在陶潛筆下，此“五龍”和“八俊”、“八顧”、“八及”並說，應當也是“桓靈之世”社會輿論人物品評的記錄。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是所謂“濟北五龍，少並有異才，皆稱‘神童’”。出身一個地區的“神童”組合，體現了當時區域文化的某種特徵。
《後漢書•鄭玄傳》記載，任嘏得到鄭玄“有道德”的稱讚。據說他從十二歲時就師，“學不再問，一年通三經”。于時學者號之為“神童”。《隋書•經籍志三》著錄：“《任子道論》十卷，魏河東太守任嘏撰。”這部書就是這位漢末“神童”的文化貢獻。任嘏年幼時有“神童”之稱，在漢末荒亂之年，任嘏家貧賣魚，因為官府徵稅，魚價上漲數倍，任嘏卻依然照平時價格取直，於是因其“德行”受到敬重。看來，當時的“神童”絕不僅僅“夙智蚤成”，同時尤其重視道德修養，任嘏的事蹟是引人注目的。作為品德教育典範的著名的孔融讓梨的故事，《太平御覽》卷三八五也是列於《人部•幼智》題下的：“《孔融列傳》曰：孔文舉年四歲時，每與諸兄共食梨，引小者。人問其故，答曰：我小兒，法當取小。由此宗族奇之。”
漢末名士何晏，據說“七八歲便慧心大悟”，眾人都因此驚異，看重他的才華。曹操讀兵書，有疑而未解的地方，曾經試探性地詢問何晏，何晏都能夠完滿地解釋疑團，一一予以說明。神童何晏竟然熟悉兵學，其知識面之廣，確實令人驚異。
在漢魏之際進行過活躍的政治表演的鍾會，也曾經是著名的神童。他的事蹟告訴我們，神童也是通過勤奮學習方能完成自我錘煉的。《三國志•魏書•鍾會傳》說他“少敏惠夙成”。五歲的時候，曾經去見中護軍蔣濟，蔣濟讚歎他特殊的才質，說：“非常人也！”裴松之注引鍾會母親的傳記，說夫人性格莊重嚴肅，注重教訓引導，鍾會雖然是個孩子，依然“勤見規誨”。鍾會四歲的時候，夫人就為他講授《孝經》，鍾會於是“七歲誦《論語》，八歲誦《詩》，十歲誦《尚書》，十一誦《易》，十二誦《春秋左氏傳》、《國語》，十三誦《周禮》、《禮記》，十四誦成侯《易記》，十五使入太學問四方奇文異訓。”夫人於是對鍾會說：學習方法不正確就容易勞倦，勞倦就導致精神怠惰，我擔心你讀書時精神怠惰，所以一步一步地引導你，現在你可以自學了。鍾會“雅好書籍”，對曆書也有所研究，特別喜好《周易》和《老子》。後來鍾會作了尚書郎，夫人握着他的手教導他說：你年紀這麼輕就擔任重職，“人情不能不自足”，如果不自足，那麼，損害和禍端就潛伏在其中呢，你千萬要謙虛謹慎，牢記歷史上的教訓啊！鍾會日後的政治方向姑且不論，他在自我設計的特定的人生道路上取得的成功，與他母親的引導和教育有著直接的關係。鍾會的母親所教給他的，不僅僅是知識，更重要的是人生的哲理和歷史的經驗。
漢代神童故事，都是在特定的時代背景下發生的。當時社會比較普遍地重視讀書，重視學習，應當是神童較大面積出現的文化因素和歷史因素。而漢代社會具有比較積極的崇尚奮發進取的“少年”精神，或許也是神童故事得以發生和傳播的條件之一。《戰國策》和《史記》中可以看到“項橐”故事。這位頗有識見的神童據說曾經“為孔子師”。漢代畫象資料中多有被稱作“孔子見老子”的畫面。中間一位手持一件玩具車的童子，就是項橐。反映項橐事蹟的畫面可以告訴人們，漢代神童故事集聚着相當豐富的文化信息。我們讀這樣的故事，不限於只是知道一兩個兒童的“異才”和“慧心”，而應當領略和理解當時社會的文化氣氛和時代精神。
漢代的知識女性
元代詩人王逢《題胡笳十八拍圖》曾經有“才慧其如薄命何”的感歎，又寫道：“寥寥誰謂邕無後，得讀《離騷》幸盡多。” 明代詩人周鼎《蔡琰歸漢圖》也有“縱多文思出天機，贏得胡笳淚滿衣”的詩句。 所謂“才慧”“文思”，都歌頌了漢末女學者蔡文姬非凡的文化資質和突出的文化貢獻。據說蔡邕的四千餘卷藏書在戰亂中喪失之後，蔡文姬因曹操的指令，憑記憶重新抄寫出其中的四百餘篇。
在漢代教育的空前普及以及社會對於學習的共同重視的背景下，有不少熟悉典籍文獻，對前代文化積累有所理解的知識女性，曾經在歷史上留下了文化印跡。歷史記載告訴我們，許多普通的婦女，也有一定的文化水準。
漢文帝皇后竇姬重視黃老之學。司馬遷《史記》記載：“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她的文化傾向，直到其孫兒漢武帝劉徹登基後依然有顯著的影響。漢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的文化政策的推行，是在竇太后逝世之後方才實現的。漢文帝時，齊太倉令淳于意犯罪應當受刑。他的小女兒緹縈隨父到長安，上書求贖父刑。她寫道：“死者不可複生，而刑者不可複續。”她表示願意以自身入為官婢，請求免除父親的刑罰。緹縈的上書感動了漢文帝，隨即發生了廢除肉刑的刑法改革。緹縈故事構成中國古代刑法史中的重要情節。我們在這裏更為注意的，是緹縈能夠上書帝王，並且言語得體，文辭感人的事實。後來解憂公主有《上昭帝書》、《上宣帝書》、《又上宣帝書》，馮嫽有《上元帝書》，敬武長公主有《上哀帝書》，也都是婦女不僅能夠讀書，而且可以寫作的史例。據說卓文君曾經作《司馬相如誄》，感歎“生平淺促兮命也難扶，長夜思君兮形影孤；步中庭兮霜草枯，雁鳴哀哀兮吾將安如”。誄文是否確實出自卓文君筆下，還需要論證。但是人們相信這位名女子除了喜好音樂而外，應當也是胸有文才的。
對於馮嫽，《漢書》說她“能史書，習事”。關於漢成帝許皇后，也有“聰慧，善史書”的記錄。“史書”，指相當高的文字學、文書學和書法造詣。漢代史籍記載所謂“善史書”，是對其人學力和才質的很高的評價。漢明帝馬皇后是名將馬援的女兒，《後漢書》說她“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周官》就是《周禮》。《董仲舒書》應當就是董仲舒的著作《春秋繁露》。漢章帝竇皇后六歲的時候就“能書”。漢和帝皇后鄧綏是名將鄧禹的孫女，六歲“能史書”，十二歲時已經精通《詩經》和《論語》，可以和兄長們討論儒學經傳中的學術問題。《後漢書》說她“志在典籍，不問居家之事”，母親時常批評說：汝不習女工以供衣服，乃更務學，難道會被推舉為“博士”嗎？鄧綏不願意違抗母命，於是白天按照常例完成女子的家政訓練，晚上誦讀經典，家中都稱她為“諸生”。任朝廷高官的父親鄧訓欣賞她的才能，事無大小，都與鄧綏商議。入宮後，“從曹大家受經書”，又兼及天文、算數之學，往往白天處理政務，夜間勤奮讀書。她發現書籍文字多有錯誤，於是指派專人進行整理。“晝省王政，夜則誦讀，而患其謬誤，懼乖典章，乃博選諸儒劉珍等及博士、議郎、四府掾史五十餘人，詣東觀讎校傳記。事畢奏御，賜葛布各有差。”漢殤帝的生母左姬“善史書，喜辭賦”。漢順帝梁皇后名叫梁妠，據說小時候就“好史書”，“九歲能誦《論語》，治《韓詩》”。漢靈帝喜愛的王美人，“聰敏有才明，能書會計”，也是宮廷貴族女子熱心掌握知識的例子。漢末中山無極女子，後來的魏文帝甄皇后，據《三國志》注引《魏書》說，“年九歲，喜書，視字輒識。”她經常使用兄長們的筆硯，兄長說：汝當習女工．讀書寫字，難道要作“女博士”嗎？她回答道：“聞古者賢女，未有不學前世成敗，以為己誡．不知書，何由見之？”甄家女兒的這番話，表達了好學女子博古通今的志向。向鄧綏傳授經書和天文、算術的“曹大家”，就是在中國文化史上享有盛名的女著作家班昭。班昭是班彪的女兒，班固的妹妹。班固是《漢書》的主要作者。他去世時，這部史學名著尚有八表和《天文志》沒有完成。漢和帝命其妹班昭續撰，後來又命跟隨班昭學習《漢書》的馬續繼續完成了《天文志》。班昭的其他著作，有“賦、頌、銘、誄、問、注、哀辭、書、論、上疏、遺令，凡十六篇”，留到今天的還有《東征賦》、《針縷賦》、《大雀賦》、《蟬賦》、《為兄超求代疏》、《上鄧太后疏》、《欹器頌》以及《女誡》等。當時的大儒馬融，曾經在班昭門下學習《漢書》。
班昭多次被皇帝召入宮中，“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班昭丈夫的妹妹名叫曹豐生，據說“亦有才惠”，曾經寫信就《女誡》的內容向班昭提出批評，且“辭有可觀”。這是歷史上少見的女子相互進行學術文化辯論或者道德倫理辯論的故事。班昭的論著由她的兒媳丁氏整理。這位丁氏，又曾經作《大家贊》總結班昭的文化貢獻。看來，在特定情形下，漢代甚至曾經出現過才具先進的由女性組成的文化群體。漢和帝鄧皇后曾經命令宮中宦官學習經典，然後向宮女們傳授，後宮中於是形成了學習儒學經典的風氣：“詔中官近臣於東觀受讀經傳，以教授宮人，左右習誦，朝夕濟濟。”馬融讓自己的妻女一起習讀班昭的《女誡》，也是當時婦女共同學習的實例。
關於漢代婦女文化學習的多數例證是上層社會的故事。馬融的女兒馬芝“有才義”，曾經作《申情賦》追懷親長，荀爽的女兒荀采“聰敏有才藝”，也都體現出家族文化影響。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到平民女子好學博聞的歷史記載。《後漢書•列女傳》寫道，吳人許升的妻子呂榮屢屢勸說許升“修學”，沛人劉長卿的妻子言談之中隨口引述《詩經》文字。這些都是學習風氣普及的史例。又如，“安定皇甫規妻者，不知何氏女也．規初喪室家，後更娶之。妻善屬文，能草書，時為規荅書記，眾人怪其工。”安定人皇甫規的第二任妻子，出身不詳，應當不是名門。她寫作能力很強，書法亦精，為皇甫規起草文書，看到的人都驚異其文辭的優美和繕寫的完好。應當注意，所謂“善屬文”，是對文化能力的很高的評價。《漢書》和《後漢書》對於兒寬、陳湯這樣的名臣，對於崔駰、張衡這樣的學者，對於曹植、王粲這樣的大文學家，也都是使用了“善屬文”這樣的文字。
漢代圖書收藏
唐代詩人王涯《宮詞》中有這樣的詩句：“春風擺蕩禁花枝，寒食秋千滿地時。又落深宮石渠裏，盡隨流水入龍池。” 這裏所說的“石渠”，借用了西漢長安城未央宮中石渠閣故事。石渠閣是漢代皇家圖書館。據《三輔黃圖》卷六《閣》記錄，石渠閣是蕭何建造，下有礲石為渠，以此為閣定名。其中收藏了劉邦軍入關後蕭何收存的秦王朝的檔案圖籍。漢成帝時，又在這裏收藏皇家“秘書”。這裏還曾經召開儒學經典研究的學術會議。如《漢書•儒林傳•施讎》記載：“甘露中，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于石渠閣”。未央宮中又有另一藏書之處，稱“天祿閣”。據說揚雄、劉向都曾經在天祿閣參與整理編校圖書文獻的工作。石渠閣和天祿閣的位置，都在未央宮前殿的北面，至今猶有地面夯土台基的遺存。唐人權德輿有“風流仕石渠”，“守職正圖書”的詩句。 此外，劉禹錫詩所謂“石渠甘對圖書老” ，周樸詩所謂“名自石渠書典籍” ，宋人范成大詩所謂“經誼金華省，文採石渠閣” 等，也都反映了對於石渠閣的文化作用的歷史記憶。元人劉性有《石渠閣賦》，其中寫道：“藏以石渠之固，鐍以金匱之珍。異孔壁之斷爛，匪汲冢之怪神。斯石渠之為閣，彰萬代之斯文。” 有關“孔壁”“汲冢”的文句，涉及中國古代文化史上的重大發現。唐人李德裕詩“青編盡以汲冢來，科斗皆從魯室至” 說的也是“孔壁”“汲冢”的圖書發現。“汲冢”云云，指晉武帝時代盜墓者發掘戰國古墓得到大批古書的事件。由於其中有體現神秘主義色彩的《穆天子傳》等古籍，所以說“汲冢之怪神”。而“孔壁之斷爛”，則是西漢故事。漢武帝時，魯恭王為擴建宮室拆毀孔子舊宅，在建築的夾壁中發現了古文經傳多種，其中包括《尚書》、《禮記》、《春秋》、《論語》、《孝經》等儒學經典。
在儒學地位空前上升的背景下，漢武帝命令廣開獻書之路，又設寫書官抄寫書籍。按照《漢書•藝文志》的說法，漢武帝時代，“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劉歆《七略》說，當時的藏書機構，“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說當時集中了相當數量的書籍，外廷有太常、太史、博士等部門的收藏，宮內又有命名為延閣、廣內、秘室的書庫。漢成帝時，又進一步訪求天下遺書，並指令劉向總校諸書。劉向的兒子劉歆繼承父業，在校書過程中發現了一些儒學經典的不同底本。他宣佈自己發現了古文《春秋左氏傳》，還說發現了《禮》三十九篇（《逸禮》）以及《尚書》十六篇（《古文尚書》）。這兩種書據說都是魯恭王壞孔子舊宅時所得到，由孔子十二世孫孔安國獻入秘府的。劉歆要求把這些書立於學官，並且與反對這一主張的博士進行激烈的論辯，於是經學中出現了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兩個流派。唐人崔日知“孔壁采遺篆，周韋考絕編”的詩句 ，又如元人柳貫詩所謂“孔壁發神秘” ，王逢詩所謂“簡册潛回孔壁光” 等，也都是對“孔壁”圖書發現的感歎。
中國的古書，歷史上曾經歷過多次浩劫，使原有的數量大為減少。最為著名的例子，就是秦始皇時代的“焚書”運動。先秦古籍歷經秦火，損失非常嚴重。一直到西漢前期，儒家學術源流幾乎完全斷絕。而“孔壁”故事，告訴我們民間圖書收藏行為以怎樣的文化遠見和文化勇氣，保存和延續了我們這個古老民族以“文獻”為記錄形式的文化生命，為後來的文化發展提供了必要的信息儲備和建設基礎。
漢代的國家藏書，有了確定的制度，而民間圖書收藏也有可觀的規模。《史記•司馬相如列傳》記載，司馬相如病重，漢武帝吩咐臣下：“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不然，後失之矣。”使者前往司馬相如家，“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即空居。’”這裏所說的“家無書”，“未嘗有書”，是指司馬相如的論著，而並非圖書收藏。《後漢書•方術列傳下•王和平》記載：“北海王和平，性好道術，自以當仙。濟南孫邕少事之，從至京師。會和平病歿，邕因葬之東陶。有書百餘卷，藥數囊，悉以送之。後弟子夏榮言其屍解，邕乃恨不取其寶書仙藥焉。”從王和平出行攜帶圖書多達百餘卷，可以推想其收藏文獻的數量。
死後隨葬圖書的情形，在漢代墓葬中多有發現。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帛書《老子》、《五行》、《九主》、《經法》、《五星占》、《刑德》等，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竹簡《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尉繚子》、《晏子》、《六韜》等，河北定州八角廊村四十號漢墓出土《論語》、《文子》、《太公》、《儒家者言》等，安徽阜陽雙古堆一號漢墓出土《詩經》、《周易》、《蒼頡篇》、《萬物》等，甘肅武威磨咀子漢墓出土木簡《儀禮》等，湖北江陵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算數書》、《蓋廬》、《引書》、《脈書》等，都是墓主生前極其寶愛，甚至死後仍不願捨棄的圖書珍藏。
《後漢書•列女傳•陳留董祀妻》說，蔡邕之女蔡文姬“博學有才辯”，曹操曾經詢問：“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憶識之不？”蔡文姬答道：“昔亡父賜書四千許卷，流離塗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耳。”曹操吩咐派十名文吏記錄，被蔡文姬謝絕。她只是請求提供紙筆，“繕書送之，文無遺誤。”宋人王安石詩“蔡琰能傳業” ，李彭詩“傳家惟蔡琰” ，都稱讚了蔡文姬繼承父業的事蹟。而蔡邕“賜書四千多卷”，應是當時私人藏書數量較多的一例。
漢代民間的書籍流通
西漢思想家文學家揚雄在《法言•吾子》中寫道：“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強調應當理解和領會孔子的思想實質，而不僅僅是熟悉和愛好孔子的文字言談。關於“書肆”，注家解釋說：“賣書市肆，不能釋義。”涉及到“書肆”的這句話，可能是關於出售書籍的商店的最早的記載。揚雄的意思，是說如果只是喜歡孔子的書，而不懂得其中的真義，則不過只是陳列和出售書籍的店鋪而已。《法言》中所說到的“書肆”告訴我們一個重要的文化信息：在秦始皇推行焚書之令，制定挾書之律的政策成為歷史之後，民間書籍流通顯現出新的形勢，專營圖書銷售的“書肆”已經出現。
記錄漢長安城地方風俗制度的《三輔黃圖》一書中，說到長安有一處特殊的市場“槐市”。據《藝文類聚》卷三八引文：“列槐樹數百行為隧，無牆屋，諸生朔望會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貨物及經傳書記、笙磬樂器，相與買賣。雍容揖讓，論說槐下。”都城中有以槐樹為標誌的專門設置的空地，國家官學的學生們在月初和月中聚會在這裏，以家鄉土產以及“經傳書記、笙磬樂器”彼此交換，“相與買賣”。這樣定時交易的圖書市場，參與流通者是特定的人群，所謂“雍容揖讓，論說槐下”，形容了這個特殊的市場的特殊的文化氣氛。唐代詩人劉禹錫寫道：“槐市諸生夜對書，北窗分明辯魯魚。” 又如宋代詩人葛勝仲詩：“舊直蓬山無俗夢，今官槐市有清陰。” 周必大也有這樣的詩句：“君不見，漢京辟雍載《黃圖》，博士直舍三十區，分行數百曰槐市，下有諸生講唐虞。” 似乎“槐市”的商業色彩較為淡薄，而學術氣氛相當濃烈。人們或以“槐市”與“杏壇”為對，或以“槐市”與“蘭臺”為對，也體現出這樣的認識。
通過東漢思想家王充的學習經歷，可以看到當時洛陽這樣的都市中圖書市場的作用。《後漢書•王充傳》記載：“（王充）家貧無書，常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眾流百家之言。後歸鄉里，屏居教授。”王充完成的文化名著《論衡》，在學術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他的學術基礎的奠定，竟然是在洛陽書肆中免費閱讀“所賣書”而實現的。東漢時期還有另一位在書店讀書實現學術積累的學者。《太平御覽》卷六一四引司馬彪《續漢書》曰：“荀悅十二能讀《春秋》。貧無書，每至市間閱篇牘，一見多能誦記。”荀悅後來成為著名的歷史學者。他所撰寫的《漢紀》，成為漢史研究者必讀的史學經典之一。
漢代圖書在市場的流通，有不同的情形。賣書的人有時候是出於特殊的目的。《後漢書•文苑傳下•劉梁》寫道：“（劉）梁，宗室子孫，而少孤貧，賣書於市以自資。”《太平御覽》卷四八五引《文士傳》說，“（劉梁）少有清才，以文學見貴。梁貧，恒賣書以供衣食。”學者因為貧困不得不“賣書於市”，以求取最基本的“衣食”的資費，是歷史上常見的情形。“鬻書易粟”這種精神生活消費與物質生活消費的強烈對比，透露出了某種文化史的悲哀。這裏更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當時“書”可以交易於“市”並且大約可以較快銷出的歷史事實。
《北堂書鈔》卷七三有“劉祐買書具”條：“《謝承後漢書》云：‘劉祐事郡為主簿，郡常出錢付令買果實，祐悉買筆墨書具與之，闔郡稱美。’”劉祐在郡行政機關擔任高級文官“主簿”，他用往常“買果實”的款項“悉買筆墨書具”，得到人們的讚美。這裏所謂“書具”，是指書寫文書使用的文具。推想當時買賣“筆墨書具”已經有了大體確定的營業商和營業點。這也是文化發達程度的體現。漢代曾經普遍以簡帛作為主要書寫材料。但是，簡編笨重，縑帛昂貴，都不便於文書的普及。《後漢書•宦者列傳•蔡倫》說，自古以來文書大多用竹簡編集而成，也有用縑帛書寫的。縑帛價貴而竹簡沉重，都有不便於收藏和不便於流傳的缺點。蔡倫於是獨創新意，使用樹皮、麻頭、破布和魚網加工造成新的“紙”，呈獻漢和帝。於是天下都稱這種紙為“蔡侯紙”。現在人們一般公認，所謂“蔡侯紙”並不是最早的紙。近數十年考古工作的收穫表明，早在西漢中期，紙已經出現。而1986年甘肅天水放馬灘漢墓中出土的紙質地圖殘塊，是目前所知最早的紙張實物，可以證實西漢早期已經發明了可以用於繪寫的紙。至西漢末年，造紙技術已經相當成熟。甘肅武威旱灘坡東漢晚期墓中，還發現了留有文字墨蹟的紙片，可以辨識“青貝”等字。可知偏遠地區已經用紙。新疆民豐東漢墓曾經出土揉成卷的紙，說明當時紙已經傳佈到西域地方。《藝文類聚》卷三一引馬融《與竇伯向書》:“孟陵奴來，賜書,見手跡，歡喜何量，次於面也。書雖兩紙，紙八行，行七字，七八五十六字，百一十二言耳。”又引張奐《與陰氏書》：“篤念既密，文章燦爛，名實相副，奉讀周旋，紙弊墨渝，不離於手。”又如《北堂書鈔》卷一○四引延篤《答張奐書》：“伯英來，惠書四紙，讀之反覆，喜不可言。”可見紙已經逐漸應用於民間通信活動中。《藝文類聚》卷三一又引崔瑗《與葛元甫書》：“今遣奉書，錢千為贄，並送許子十卷，貧不及素，但以紙耳。”這四封年代大約為東漢中期的書信，都反映當時紙已經成為較為普遍地應用於民間的書寫材料。我們現在還不能確知“劉祐買書具”是否包括紙，也不能確知王充和荀悅在“市肆”讀到的書籍是否有用紙書寫的。《晉書•文苑列傳•左思》說，左思作《三都賦》，“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這是發生在西晉時期的事，然而為書籍流通創造良好條件的紙，卻是漢代的偉大發明。漢代出現早期紙本書籍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洛陽紙貴”故事中說到的“傳寫”，也是漢代書籍流通的重要方式。荀悅事蹟所謂“貧無書，每至市間閱篇牘，一見多能誦記”，《後漢書•荀悅傳》寫作“貧無書，每之人間所見篇牘，一覽多能誦記”。《太平御覽》卷三八○引《荀氏家傳》寫作“家貧無書，每借人讀，所見篇牘，一覽多能誦記”。“至人間”“借人讀”，是另一種圖書傳播形式。由口授、傳寫到“書肆”的出現，是文獻流通方式的重大進步，也是文化史進程中的重大進步。
漢代社會識字率推測
秦末民眾暴動的著名故事，有陳勝、吳廣利用同行戍卒神秘主義意識進行宣傳鼓動的情節。司馬遷在《史記•陳涉世家》中記載，陳勝、吳廣策劃起義時曾經“行蔔”。卜者暗示“蔔之鬼”，“陳勝、吳廣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眾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魚腹中書，固以怪之矣。又間令吳廣之次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所謂“丹書帛曰‘陳勝王’”是秘密的地下行動，可推知陳勝、吳廣這樣的普通戍卒，其中至少有一位是可以寫字的。而陳勝“少時嘗與人傭耕”的經歷，是大家都熟悉的。他們雖然在戍卒中身為“屯長”，但應當仍然是平民身份。
漢代普通人識字的例證，則有《史記•外戚世家》記載的竇少君故事。漢文帝竇皇后的弟弟竇廣國，字少君。竇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為人所略賣，其家不知其處”。此後相繼“傳十餘家，至宜陽，為其主入山作炭，暮臥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壓殺臥者，少君獨得脫，不死”，聽說竇皇后新立，出身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小，識其縣名及姓，又常與其姊采桑墮，用為符信”，於是“上書自陳”。“竇皇后言之于文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又以回憶分別時細節，得以證實身份。“於是竇后持之而泣，泣涕交橫下。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乃厚賜田宅金錢，封公昆弟，家于長安。”這位年幼時就被拐賣，身為奴隸，承擔伐薪燒炭艱苦勞作且九死一生的竇少君，竟然是能夠識字，可以“上書自陳”的。《史記•平准書》說，“漢方數使將擊匈奴，蔔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這位上書者也是從事“田牧”的平民。司馬遷寫道：“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為事。親死，式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余，田宅財物盡予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田宅。”他自稱“少牧”即牧童出身。而《漢書•蔔式傳》的記錄是“自小牧羊”。
而漢代民間基礎教育的普及，可以通過《四民月令》等文獻提供的關於鄉村“小學”的記錄得以反映。鄉村學校的學期設置往往避開農忙季節，又有“貧子冬日乃得學書”的說法，這一情形，或許是為了使當時的民間教育可以保證較高的入學率。
漢文帝時代少女緹縈直接上書皇帝的故事，是人們熟悉的。 女子上書，更早有戰國時期的史例。《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說，趙括將得到統帥地位時，“其母上書言于王曰：‘括不可使將。’”漢武帝的乳母曾經上書，事見《史記•滑稽列傳》褚少孫補述：“乳母上書曰：‘某所有公田，願得假倩之。’帝曰：‘乳母欲得之乎？’以賜乳母。乳母所言，未嘗不聽。”宮廷中皇室親族女子識字的史例，有《漢書•薛宣傳》所見敬武長公主上書事，《漢書•外戚傳下•中山衛姬》所見“衛后上書”事 ，《漢書•敘傳上》所見“太后與上書”事，《後漢書•皇后紀上•章德竇皇后》所見“梁貴人姊嫕上書陳貴人枉歿之狀”事，《後漢書•梁竦傳》所見“貴人姊南陽樊調妻嫕上書自訟”事等。其他女子上書的史例，還有班昭上書請求准許班超回歸 ，以及《後漢書•黨錮列傳•岑晊》記錄的“中常侍侯覽使（張）汎妻上書訟其冤”故事等。班昭是著名才女。張汎“富賈”，“桓帝美人之外親”，其妻也應當不是尋常女子。然而這些女子上書的情節，對於我們認識當時社會識字者的比率，依然是有意義的。與和親史事有關的貴族女子識字的例子，有《漢書•常惠傳》、《漢書•匈奴傳上》、《漢書•西域傳下》記載的烏孫公主上書，《漢書•西域傳下》記載的解憂公主上書，《漢書•西域傳下》記載的馮夫人上書，《後漢書•南匈奴列傳》記載的“昭君上書求歸”等。
居延漢簡中關於西北邊塞守備部隊軍人學習風習的資料，有蒙學書如《倉頡篇》、《急就章》等以及“九九乘法表”的發現。數量頗多的習字簡，是書寫練習的遺存。軍隊基層組織關於戍卒日常勞作的記錄《日跡簿》，關於武器裝備的登記《守備器簿》，此外，糧食發放的記錄、衣物存放的記錄、個人債務的記錄等等，應當多是出自普通軍人之手。在基層烽燧承擔後世稱作“文書”的責任的士兵們，保留了書體精美的作品，今天的書法研究者仍然視為珍寶。而烽燧一般值勤人數不過三五人。這樣的識字率，是驚人的。《史記•大宛列傳》說，張騫通西域之後，其隨從吏卒多上書求使：“自博望侯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後從吏卒皆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是“卒”也可以上書的實例。《漢書•張騫傳》說：“自騫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吏士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史記》“吏卒”，此稱“吏士”。然而下文依然說到“吏卒”上書情形：“其吏卒亦輒複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為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相效。”
《漢書•朱買臣傳》記載，朱買臣以“卒”的身份“將重車至長安，詣闕上書”。這是與婁敬類似的經歷。 不過，朱買臣是具有學者的資質而承當“卒”的職任的，與一般的“卒”不同。然而普通的“卒”用文字發表意見的情形也是可以看到的。據《漢書•魏相傳》，河南太守魏相得罪霍光，受到迫害，“事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遮大將軍，自言願復留作一年以贖太守罪．河南老弱萬余人守關欲入上書。”普通百姓上書似乎是漢代政治生活中常見的情形，《漢書•宣帝紀》載“今百姓多上書觸諱以犯罪者，朕甚憐之”的詔書文字，可以說明這樣的事實。《漢書•丙吉傳》記載，漢宣帝親政，“掖庭宮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就是社會下層人士識字足以上書的例證。《漢書•藝文志》引錄漢代法律，說到“尚書御史史書令史”職責：“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可見“民”上書的普遍。《漢書•王莽傳上》的歷史記錄告訴我們，漢平帝元始五年（5）正月，“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書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短時間内密度如此之高。這些上書者中，應當有相當數量是普通百姓。
我們現在尚不能準確統計漢代社會識字者佔有怎樣的比率。但是許多跡象告訴
我們，由於民間教育的普及，這一比率是相當可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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