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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古籍整理的成就及今后的工作 |
作者:徐 梓 |
         历史的意义,在于它是我们现在立足和走向未来的基点,在于它能向我们提供现实的眼界和未来的洞察力。要确定我们应该往何处去,就必须首先回顾一下我们已经走过的路,认清我们现在在何处。古籍整理工作在今后一个时期如何开展,同样离不开对这项工作在过去一段时期的追溯。对这项工作成果和业绩的考察,特别是对其阶段性特点和发展趋向的探究,能使我们对未来的愿景更加清晰起来。
一、20世纪古籍整理工作的成就     学术的发展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过程。每一代学者都从上一代人那里领受指导,又从下一茬人那里接受挑战。前辈可敬,后生可畏。民国近40年间,学者们面临着清人遗留的厚重的文化遗产。清代260年间,有一份聪明的人都在做学问,而且大都孜孜不倦,勤奋超乎人们的想象。用来概括清代学术的所谓的“汉学”,所谓的“朴学”,所谓的“考据之学”,其主要内容就是诠释旧典,整理国故。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也就是古籍整理。卷帙浩繁的《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汗牛充栋的学术笔记和文集,渊博精湛甚至具有集大成性质的注经、校子、考史和辑佚成果,就是清代数以万计学者辛劳的结晶。正如两千年的帝制由清人送了终,传统社会的命运到此气数已尽,古籍整理的工作也由清人发展到了极至。所以继清人之后整理古籍,既是从事这项工作的人们的大幸,也是他们的大不幸:开疆拓土的工作似乎已经大功告成,如果不甘心于仰仗这笔遗产懒做贪吃,思欲有为,至多也不过是守成而已,断断不可能光大前业。     然而,以下几个要素为民国时期的古籍整理工作注入了动力,使得传统的学术焕发出生机和活力,并体现出自己独特的性格和气质。首先是新的文献的出土和利用。殷墟甲骨文和敦煌文书虽然是在清末的1898年和1899年发现的,但清末10多年间,围绕这两大发现,主要是无序发掘,百计购藏和狡猾劫夺,真正的整理和研究则是在民国时期,并一直持续到现在。有的人终生以之,更多的人则是自觉地利用这两类材料,以充实和丰富自己的研究成果。“一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 在视野开阔的明敏通人们看来,甲骨学和敦煌学在当时就代表着学术的新潮流。所以20世纪前期中国最优秀的学者,如罗振玉、王国维、胡适、陈寅恪、陈垣、郭沫若等,都程度不同地参与了对这两类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工作。     民国时期古籍整理的另一机缘是国际学术文化交流。从大处来说,正如陈寅恪先生在1935年所说的:“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 《元西域人华化考》序) 具体到古籍整理来说,就是走出了清人就事论事的狭小圈子,力图从个别中归纳出一般,从特殊中总结出普遍的规律,把传统的古籍整理工作提升到了理论的新层次。如梁启超、胡适对辨伪方法的总结,陈垣校勘四法的归纳就是非常典型的事例。国际学术文化交流对古籍整理工作影响的另外一个方面,表现为许多学人走出国门,在域外获得了一些新的文献,扩大了人们的眼界。这一工作同样可以追述到清末,如杨守敬在清驻日使馆随员任上,刻意搜求,不仅得到了数万卷的中国古籍,写了一部《日本访书记》,而且协助驻日公使黎昌庶刻印了《古逸丛书》,其中许多都是据日本旧钞卷子景印的。民国以后,中西学术文化交流更加频繁,游历世界各国的中国学者也更自觉地搜寻中国古籍。如张元济、傅增湘都曾到日本查阅、摄照、复印中国古籍。      1928年,郑振铎曾赴法国,调查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的中国古典戏剧和小说。1931年,孙楷第赴日本东京,查阅各图书馆收藏的中国小说,写成了《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1934年,王重民被派往国外,历游法、英、德、意、美各国著名图书馆,着重搜集敦煌遗书、太平天国文献、明清之际来华天主教士的译述以及中国善本古籍。1935年,向达则在伦敦为斯坦因劫得的数百个敦煌写卷复制了胶片。40年代初,王古鲁在日本拍摄到了中国古典小说资料7000多幅。这些都扩大了古籍整理工作的范围,丰富了古籍整理工作的内容。     民国时期古籍整理的另一大推动力,来自现代科学技术。如张元济辑印《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续古逸丛书》以及《涵芬楼秘笈》、《道藏》、《续道藏》、《道藏举要》、《学津讨源》、《选印宛委别藏》、《影印元明善本丛书》和《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等,其中就利用了照相影印的技术,比过去的临摩影印更能存真,而这正是张氏孜孜于此的主要原因。     鉴于清代学者太注重功力而不太注重工具、太注重单本书的个别研究而不太注重一类书的整体研究的缺陷,受过现代学术训练的民国学者,主张要采用现代的治学方法,对古籍做有系统的整理,并特别强调为古籍编制“索引”或“引得”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其中,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在洪业先生的主持下,从民国二十年到民国三十九年的20年间,共编印引得41种,引得特刊22种。其中有逐字引得、重要词汇引得、传记资料引得、书名篇名引得和引书引得等,由于系统实用,许多引得至今仍给学者们的研究工作提供着极大的便利。另外,巴黎大学北平汉学研究所,也以“通检”之名,为10多部古籍编制了逐字索引。这些工具书的编纂,极大地解放了学者们的负担,为研究工作提供了便利。     1950年至1980年30年间,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由于广大学者们的努力,古籍整理工作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的选刊,文学古籍刊行社的刊行古籍,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各种目录著作如《中国丛书综录》、《中医图书联合目录》、《入藏古农书联合目录》、以及在《中国地方志综录》基础上形成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等的编纂,都是意义非常重大的古籍整理成就。特别是正续《资治通鉴》、《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校勘标点出版,意义更是非同凡响。这不仅是指这些点校本超过了以往各种版本的同名史书,经过重版时的陆续修订,几乎成为定本,而且也是指吸取前人的经验,从中归纳总结出并用以指导其工作的一套标点校勘规范,成为古籍整理工作一直到现在的标准范式。     1980年后的20年间,古籍整理的主要成就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文化大革命”对古籍整理工作的破坏造成了严重的断层,表现为大量珍贵文献的焚毁,许多基本图书也难以得见。80年代初,古籍整理工作面临着抢救文献、解决书荒的严峻形势。更为严重的是,古籍整理人才青黄不接,后继乏人,前辈学者日渐凋零,而年青人的培养又有待时日。要把前贤的学问传续下去,迫切需要一支数量可观、素质过硬的队伍。 在1981年到1983年《文献》编辑部组织的《关于古籍整理的笔谈》中,这是谈论得最多的两个话题,也是最中肯切实的两项建议。解决书荒的问题由于受制于人才缺乏的因素,再加上很长一个时期,人们的禁忌很多,害怕“封建遗毒”的散布,担心古籍中的“错误”影响当前的外交工作和民族团结,因而出书慎之又慎,把关过严,不敢放手出版。这个现在看来很容易解决的问题,也拖了很长一段时期。可以说直到90年代中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受市场的调节,这个问题才从根本上得以解决。经过近20年的努力,通过本科生、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以及各种培训班等多种渠道,我们培养了一支数量和质量完全可以满足现时代需要的古籍整理队伍。这支队伍的培养和成长过程,也是各项大型古籍整理工程落实的过程,它不仅极大地丰富了20年来古籍整理工作的内容,而且也为这项工作的持续发展夯实了基础。     受各种利益的驱动,20年来,古籍整理中编纂辞书和今译两项工作分外引人注目。各种辞书种类之多、门类之全、选题之奇异、装帧之精美,很少有其它方面的书籍可与之相比。不少古籍都有不止一部辞书,如《金瓶梅》就至少有4 部。大量的诗、词、曲、赋、散文、传奇、小说等各种文体作品鉴赏辞典的出版,构成了辞书热的一项重要内容。较之于辞书热,古籍今译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其特点有三:一是有系统,大多数的今译都不是单本,往往是一辑、二批、三集数十本乃至上百部读物构成的系列出版物。二是规模大,许多大部头的古籍如正续《资治通鉴》、《二十四史》和《十三经》等都有今译本。三是一部古籍往往有多个译本。辞书热和今译的繁荣,虽然多有学风苟且、急功近利、粗制滥造、陈陈相因的弊端,但其中也不乏精品之作,给研究者提供了方便,也为普通读者提供了可以接受的读本,较好地解决了古籍的普及问题     80年代后期以来,主要是由于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工作规划委员会的协调和组织,陆续开展了以《全唐五代诗》、《全宋文》、《全宋诗》、《全元文》、《全元戏曲》、《全明文》、《全明诗》、《清文海》所谓“八全一海”为代表的古籍整理大工程。这些工程,远绍清康熙年间官方编纂《全唐诗》、嘉庆年间设馆编修《全唐文》的文化事业,使宋以后我国历代诗文大都有了总集。这些项目,在过去主要是由翰林院编修编纂、宰臣主持其事、皇帝亲撰序文的,是一个时代学术水平的标志,是特定时代文化兴盛的表现。此外,由全国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等单位组织领导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华大典》、《续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中国古籍总目》及提要、《中华大藏经》等,也都是属于这种永垂青史、嘉惠后人的大工程。这样的工程,只要一项,就足以说明我们的古籍整理工作是有成绩的。而这10多项工程,在近10年内全面展开并初见成效,的确是前无古人,而后也不可能有来者。      二、古籍整理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重点     过去百年的古籍整理工作,取得了可观的成果,在清人成果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体现了时代的性格和气质。我认为,今后一个时期,我们的古籍整理工作应围绕以下重点进行。     大工程的后续工作 “  七全一海”8大工程的后续工作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继续组织相关工程,使我国历代诗文总集的系列更加完整,二是拾遗补阙,纠缪正误,使其更加完善;三是编制相关索引,尤其是分类索引,使其更便于利用,发挥更大的作用;四是进一步强化在编纂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研究所的学术方向,形成各具特色的研究中心。     在古委会组织“七全一海”工程的同时,有关单位和个人也在准备或积极进行诸如《全金文献》、《全金诗》、《全元诗》、《全清词》的工作。但各项工程的工作量差别很大,进度更是不一,有的已全部出版,有的正陆续面世,有的正在编校,而有的已胎死腹中。除了这些以及已率先面世的《全唐五代词》、《全宋词》、《全辽文》之外,也有必要创造条件,逐步开展《全清诗》、《全清文》等的辑校工作。近万种的历代文集中,清人的文集约有七、八成之多。“七全”将清代以前的文集做了一番较为彻底的整理,但这也只是所有文集整理工作量极少的一部分,更重的工作在清人文集。清代文集虽有《清文海》,但功用非常有限,远不及全文的意义。所以在适当的时候,还是有必要上马《全清诗》和《全清文》。而在现阶段,《全元诗》的上马则是当务之急。由于缺乏必要的经费保证,原来计划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员工作变动,《全元诗》编校工作事实上早已中断。而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所承担的《全元文》的工作已经完成,在从事《全元文》工作的同时,收集了《全元诗》一半以上的资料,有人力、有能力完成《全元诗》的编校工作。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扩大范围,以历代诗话、词话、曲话以及传奇、杂剧等为对象,进行全编的工作。     由于涉及面太广,全文不全,一时是难以避免的,清代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唐文》、《全唐诗》都存在着这方面的问题。后人为之补遗,《全唐诗补遗》约有原书的十分之一,《全唐文补遗》更是几乎与原书的篇幅相牟。《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不辨真伪、牵强附会、张冠李戴、标准不一的问题也不少。8大工程出于8个研究所的百余人之手,各所还不同程度地借用了其他人员的力量,学识高下不一。特别是比起清人来,还多了一重更易于致误的标点的工作。再加上8大工程几乎同时进行,各所之间多少存在着“比学赶帮超”的劲头,时间上不是很从容。这就难免造成遗漏、误收滥收重收、小传不翔实、编排不合理、标点有误的问题。这些问题,有待于在主体工程完成之后,组织一些坐得下来的人,给他们充裕的时间和一定的经费,让他们纠缪补缺,细心打磨,使之臻于完善。让“七全一海”不仅反映我们时代的学术繁荣,而且同时成为我们时代的学术精品,体现我们时代的学术水平。     “七全一海”卷繁帙富,阅读不易,一些专业工作者在具体征引时,更多地也会使用原始文献,所以这8部大书的主要功用是备查考。为使这8部书的功用充分发挥,学者们能更有效、便利地利用它们为自己的科研工作服务,围绕这8部书编制一系列的工具书就绝对必要。编制篇名目录及作者索引只是最基础性的工作,此外,篇目分类索引具有更高的学术价值和使用价值。以这8 部书为对象,编一些专题性的目录也很有意义。除了目录和索引之外,还可以在仔细阅读全文的基础上,编纂一些专题资料,如甄录其中有关伦理、政治、学术等的论述,仿《明经世文编》和《清经世文编》编纂《宋经世文编》、《元经世文编》等。在“七全一海”浩翰的篇幅中,涉及到数以万计的历史人物,编一部人名索引将会大大减省人们的翻检之劳。各所在普查过程中,都积累了大量的传记资料,就传主和篇幅而言,都数倍于台湾学者所编的传记资料索引。这些资料显然不能随编纂工作的结束而废弃,而有必要进一步查实,编制内容更充实的历代传记资料索引。     在编纂“七全一海”的过程中,各研究所围绕各自的任务,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学术中心。进一步强化积10多年工夫而形成的这种特色,在全国高校古委会的协调下,形成各有优势而又服务于整体的科研格局,既是古籍整理工作走向深入的必要,合乎学术发展的规律和逻辑,也是完成上述两项后续工作的重要保证。反过来,围绕“七全一海”开展诸如拾遗补缺、纠缪正误、编制索引、汇纂资料的工作,也有助于各学术研究中心的形成。     古籍的数字化 计算机及其联网,已经并将更深层次地影响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具体到古籍整理工作,在现阶段及今后一个时期,古籍的数字化,最突出的是将带来以下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文献载体的变化,二是文献检索更加便利。     所谓的文献,就是以一定载体所记录的知识或信息。我国的历史文献,最初的载体是甲骨金石、竹简缣帛,也就是所谓的“书之竹帛,镂之金石”或“著之于帛,申之以策”。东汉以后,纸逐渐成为书写工具,特别是印刷术发明之后,实现了文献载体一次革命性的变化。古籍的数字化,这将是比文献由金石竹帛过渡到印刷书本意义更加深刻的一次变革。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敏感,充分估计到文献载体变化会带来一系列的连琐反映。随着文献的面貌一新,古籍的购买、存储、携带和利用都会更加方便,我们的知识结构和工作方式也将会有与之相适应的变化,古籍的数字化对古籍整理工作会有怎样的影响,如何主动适应而不只是被动接受这种影响,这本身就是现今一项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     清人整理古籍,精勤的功力是他们的优点,而忽略贯通的理解,不大注重工具书的利用则是他们的缺陷。近代学者有鉴于此,力图通过为古籍编纂索引,把学者们的聪明才智从记忆的重负中解放出来,并做出了显著的成绩。然而,这些索引相对于汗牛充栋的古籍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古籍数字化,现在所能看到的最大的效用是便于检索。而且这种检索,具有迅速快捷、逐字普查的优点。在印刷文本中,查了已有的索引,只是找到了解决问题的线索,问题的最终解决还必须查考原书。姑且不论是否有现存的索引,即使有,要检索原书,要搞清楚原书藏于何处,不同版本的篇卷分合,直至实际借阅核查,依然要劳神费力。计算机检索,只要给出要查考的事项,检索程序是事先就已设定的,结果很快就能出来,并且有完备正确的统计数字。现有的印刷文本的索引,逐字索引少,而大都是重要事项如人名、地名、书名、篇名的索引,因而功能较为单一。这也就是说,一部书即使有索引,也并不意味着借助它可以解决这部书的所有检索问题。而利用计算机检索,则可以考查任何事项,所有的词语。     整理工作的重点 有组织、有一定规模的古籍整理工作的重点,今后一个时期应该集中在那些具有以下特点的文献上。一是数量众多,自成一类,而且把这一类文献作为一个整体来整理研究具有更大的意义;二是具有百科全书的性质,内容广泛,即使有时仅仅关乎一地,涉及一族;三是现有的整理和研究基础薄弱,有的甚至连最基本的目录也没有,我们不知到这类文献的具体数量乃至边界范围。依据这三项原则,我认为,从整理对象或内容来说,古籍整理工作的重点,应集中在家谱、方志、笔记和清代文献上。     家谱作为一家一族的史书,对研究我们这个宗法社会的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对家谱的整理和研究,是文献学上的一个薄弱环节。《中国家谱联合目录》虽然已经出版,但它只是几个馆藏目录的整合,遗漏的很多。对家谱的文献学研究,有必要从这里起步,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编制一个完备的家谱目录。古籍整理工作的领导部门,有必要主动与有关出版单位合作,把《家谱集成》的工作继续下去,使之成为名符其实之作。在此基础上,再分类纂辑有关资料。教育史资料和民俗学史料是家谱中的大宗,然而这两方面都很少利用。在家谱的家法族规、仕宦录、科甲纪、教育志、族塾及规条、传记、世系录中,都有丰富的有关家族的教育观念、办学措施、劝学方法及科举及第等方面的内容;而在家礼、吉凶礼、祭法、祠规、风俗、礼俗和家传中,则有本地风土人情和家族礼仪习俗的记载。这些以及各家谱卷首的谱序、谱论和凡例等,都有必要分门纂辑,以广利用。这方面简直就是一片处女地,到现在只有日本学者多贺秋五郎的《宗谱的研究》( 资料篇) 一书,其中辑录了义庄规条、族塾规条、家训家范、家规宗约、祭法、祠规、凡例、谱说、谱论等资料350种。 然而编者所了解的情况很不完备,如他据他统计,上海图书馆所藏家谱只有可怜的6种,实际上,该馆收藏的家谱多达15000种,由此可见这份资料遗漏的严重和重编的必要。     《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的出版,解决了现存方志的作者、卷数、版本、存藏等问题,特别是对方志作为一个整体,有了一个总的了解,为我们有效地整理和利用这一类文献,提供了重要的工具。但这只是最基础的工作。现存的8200多种地方志,是特定地区的百科全书,其中保存了极其丰富的资料。今后的整理工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辑印,特别是一些稀见方志,有必要影印出版,以广流传。入选的志书,可以根据一个简单的标准,这就是,在《联合目录》中注明只有10个以下馆藏的,一概在辑印之列。近年来,有好几家出版社有意《中国地方志集成》的编辑出版工作,但限于条件,往往有始无终,最后不了了之,这一工作有必要在有关方面的组织协调下继续下去。二是将其中有关赋役、户口物产、艺文、教育等的资料,乃至各个方志的总序、凡例和目录,分类钞录,纂辑成书。在这方面,分6卷本出版的《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为我们作出了榜样。三是以方志为对象,编纂一系列大型的工具书,如《地方志中的人名索引》、《地方志中的书名索引》、《地方志中的诗文篇名目录》等。     笔记是用散文所写的随笔、杂录的总称,大略包括小说故事、历史琐闻和考据辨证三种类型。笔记的内容庞杂,形式多样,保存了极其丰富的中国学术史和社会风俗史的资料。早在20年代,陈垣先生就呼吁对笔记进行整理,把它看作是整理中国史料的重要内容。近20年来,这类文献逐渐受到了人们的重视,出版了诸如刘叶秋先生的《历代笔记概述》、张舜徽老师的《清人笔记条辨》等著作,来新夏先生的《清人笔记随录》也已经出版。中华书局还组织整理出版了《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元明史料笔记丛刊》、《清代史料笔记丛刊》,上海古籍出版社也组织整理出版了《宋元笔记丛书》和《明清笔记丛书》,近代笔记的出版也有多家。但所有这一切,相对于浩翰的笔记来说,只是很少的一部分。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一份完备的笔记书目,就连最基本的家底也不很清楚,这显然是最大的缺憾。许多笔记的内容没有标题,一些有标题的也没有总的目录,从笔记中寻找材料,往往要费很大的工夫。因而学术界迫切需要象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会所编的《中国随笔索引》那样的工具书。在其基础上,扩大收录范围( 原编仅160种),改良检索事项,进行全新的重编工作也绝对必要。     以时段而论,清代的文献,将是今后古籍整理工作的重点。清以前的古籍,经过乾嘉学者的疏释,经过四库馆臣的整理,已有了一个较好的基础。反观清人自己的著作,则整理得最差。《清史稿•艺文志》著录清人著作,只有9633种;5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武作成在此基础上又增补了10438种;山东大学王绍曾从1982年开始,鸠合同志,遍检公私簿录及专科性书目,编纂《清史稿艺文志拾遗》,于1992完稿,增补清人著作54880种。这三部目录,为我们了解清代著述提供了整体概况。但其中一些稿本、抄本,分散各地,情况不明,如不及时整理出版,恐将永远消失。我国的8200多种地方志,清代就占了6000多种;在约30000种家谱中,八成以上是清代的; 在没有统计数字的笔记中,清人的笔记少说也占十之七。以上把家谱、方志和笔记作为整理工作的重点,也就说明了整理清代文献的重要。除此之外,清代还有大量的档案,这也是整理清代文献的重要内容。     随着古籍整理工作的深入,整理工作的难度也会越来越大。表现为有价值的选题,越来越偏重于那些不只以一部、而是以一类文献作为整理对象的工作,越来越需要多方面的协同合作,集体的力量越来越显示出优势。从刘向、刘歆父子开始,大规模的古籍整理工作就一直是众人合作进行的。唐以后,这一趋势就更加明显。古籍整理工作在现在和今后一个时期,依然并将更加突出这一特点。巨大的工程,众人的合作,这就要求有关领导富于想象力和创造性的组织协调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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