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物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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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会转型期馆员的心理问题与自我心理建设
“中国历史文选”课应定位于多功能
《国语》与《史记》记述范蠡比较
《淮南子》廉政理论撷英
国家图书馆所藏《四库全书总目》稿本述略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满文古籍孤本提要
传统目录学表微
大典本《新安志》佚文研究
安徽杜诗学文献述略
保护典籍,致力经史——朱彝尊的文献学成就
孟学的演进及其时代特色
20世纪古籍整理的成就及今后的工作
对于《太平广记》的整体文化观照
《奉天通志》征引书目辑录
关于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基本理论的几个问题
论汉代“通经致用”思潮对古文献整理的影响
金毓黻赴日搜求东北史地文献考略
旧志整理要注重点校质量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满文古籍孤本著录札记
历史文献学思想研究论纲
两汉乐赋中所见音乐理念的新突破
历史文献学是历史系的不能承载之重
试论王应麟的文献学成就——以《困学纪闻》为例
钱 穆 的 考 据 学 思 想
钱大昕的汉学、宋学和清学观
钱大昕在新、旧《唐书》研究上的成就
《清史稿•徐邦道传》释证
试论费宏政治生活三事
述魏晋南北朝时期文献学的成就
《宋史全文》(理宗部分)点校商榷
谈 古 籍 注 释
探讨唐朝对营州(辽宁)的统治
对于历史文献学科的一点思考
西夏文献资料述略
鲜卑石室祝文辨疑
谢圣纶与《滇黔志略》
从《徐乃昌日记》考论随庵金石收藏特色
玄学思潮与东晋南朝史学
关于颜延之《庭诰》的几个问题
重视海外华侨华人历史文献的搜集与整理
中原典籍的入辽及其贡献
钱穆论朱熹
唐代男女初婚年龄的历史变迁
和諧原理三題
国学家的精神世界——对章太炎与《苏报案》的再认识
易学特点
孔子不是民主的敌人
“道统”与朱子的新儒学
論利瑪竇傳教模式的歷史意義
面向世界:后“五四”时期一个倾向的延续
学术上白手起家的罗振玉——《上虞罗氏枝分谱》资料的发掘利用
羅振玉在近代書法史上的地位
羅振玉父子對西夏學的貢獻
王國維《詠史二十首》手寫本的文獻價值
廖季平先生的经学传承
王献唐年谱
论书目的学术史价值
雍正帝与《龙藏》
明末版权史事钩沉——崇祯十三年金陵石啸居刻《四书大全辩》卷首版权文件十四通读后
“绝代坊贾”陈济川和孙殿起
顾廷龙晚年的版本目录学思想述略
马一浮佚诗佚文小笺——马一浮与龙榆生交往因缘剪影
讀錢罪言
敦煌本《壇經》錄校三題
《左传》疑义新证
《盐铁论》可与《史记》互证“实录”
《宋史•李性传传》考补
殷墟甲骨祭祀卜辭中“伐”與犧牲關係考
“士伍”本义与赵至身分之谜
酂侯萧何封地考
“太史公遭李陵之祸”述评
歆、莽关系新论
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唐代谱学
论宪穆敬文武宣六朝的皇权嬗递及其间宦官权力的变化
漢代社會的讀書生活
汉赋与制度
诔文写作与亡者悼念——《世说新语》与《文心雕龙》研究札记
辽代文化及其历史地位
钱大昕的天文历法研究成就
《左传》预言及其文学价值
通才、絕藝與淒美戀情——关于姜夔的二三断想
论方拱乾诗及其家法的递嬗
由大历史而小历史:20世纪长篇传记发展鸟瞰
書藝旁徵
想象与意象表达:书法创作与审美的泛化对应关系
《虹月楼记卷》和冯子振墨翰
內藤湖南的史觀與史論──基於對其《支那史學史》的分析
蔡元培先生的一篇佚文——《历史学派经济学序》
文渊阁《四库全书》成书年代考
明代西洋三书的世界性意识 ——读《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
東洋文庫藏《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資料隨錄
《新箋決科古今源流至論》的版本鑒定
大連著述考略
殖民统治与医疗:罗子珍编《西藏药材蒙藏汉名录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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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满文古籍孤本著录札记
作者:李雄飞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满文古籍近200种(不包括拓片),在国内外同类文献的收藏中虽算不上首屈一指,但亦可称举足轻重。据《世界满文文献目录(初编)》(以下简称《目录初编》)和《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以下简称《联合目录》)的不完全统计,全球及全国的满文文献收藏分别有1122种和1015种(亦不包括拓片),我馆所藏几近其五分之一。难能可贵的是,我馆所藏的满文古籍不仅数量较多,而且书品上乘,其中善本占全部收藏的60%以上,海内外孤本有10余种。
    《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以下简称《总目提要》)北京地区满文卷编委会为北大图书馆开列的海内外孤本清单共计17种,其主要依据即《目录初编》和《联合目录》,是为目前著录海内外满文文献收藏最具权威性的两部书目。笔者将这17种孤本的具体情况简述如下,一正《目录初编》、《联合目录》之舛误,二为研究相关问题的读者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
    以下书题按《联合目录》:
1.《虚字韵薮》与《虚字韵》
    sioi dzi yun seo bithe(自拟)与untuh’un hergen i mudan bithe(自拟)
    《目录初编》和《联合目录》均有著录。前者著录《虚字韵》的责任者为“潘维城”,《联合目录》著录为“潘维诚”,余皆相同。《虚字韵薮》二书目均不注责任者姓名。
    1998年5月中旬,为启动《总目提要》项目做先期工作,由国家民委牵头主办,广西民委具体承办,在风景如画的山水之城桂林举办了《总目提要》著录培训班。笔者作为北大图书馆的唯一代表参加了此次培训。回京后,笔者即开始着手整理本馆所藏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以摸清家底,做到心中有数,并编制成简目。查此简目,其中并无《虚字韵薮》与《虚字韵》二书。此前,笔者一位搞满文的朋友就曾托我查过这两种书。经笔者查看原书,并非满文文献。令笔者甚为不解的是:这两种书原系中法大学旧藏,都是1992年笔者到馆工作后才编目的,编目之前长期堆放在书库顶层“秘不示人”。编目后也因书库库容紧张,一直未能及时入库,而与1990-1998年间编目的古籍锁放在一临时书库中,既未在本馆目录中反映,更未能供读者阅览。而《目录初编》和《联合目录》分别刊行于1983年和1991年,那么二书目的编者是如何得知、得见此二书,并阑入书目之中的呢?为了做到准确无误,笔者又去查阅原书,二书皆为汉语虚字音韵方面的著作,并非满文文献。再看书根所印册数,皆为“全”字,可见二书均为全帙,并无残缺,不存在满、汉文分册,汉文册存,而满文册缺的可能性。由此可见,《目录初编》和《联合目录》将《虚字韵薮》与《虚字韵》二书收录其中是错误的。大概是其中一书目的编者著录有误,另一书目编者未辨其误而照录,导致以讹传讹。至于致误的原因,笔者推测:《目录初编》和《联合目录》的编者编制书目时可能并未见到《虚字韵薮》与《虚字韵》原书,而是根据我馆的目录卡片著录的。《联合目录》中著录的此二书的满文书名均为补译,似乎可以证明这一点。当年编制《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时,采用的是由各藏书单位上报目录卡片,编者依卡片著录的办法。《目录初编》和《联合目录》大概也依此法编成。为此,笔者专门咨询了我部门已经退休的老部主任张玉范教授,据她回忆:《目录初编》和《联合目录》的编者当年曾数次到我馆,调查满文古籍的收藏情况,但他们只是有选择地看了一小部分书,绝大部分著录信息是依据我馆的目录卡片抄录的。这与笔者的推测是相吻合的。《虚字韵薮》与《虚字韵》虽未经正式编目,但当年中法大学是有简编目录的,可能是简编片著录有误,导致二书目依错照录而误。中法大学目录现已不存,是否如此已无法核实。
    《虚字韵》的作者为潘维城,而非潘维诚,《联合目录》著录有误。潘维城生年不详,卒于1850年,即道光三十年。字朗如,一作阆如,吴县人。受业于元和李锐,为乾嘉学派著名学者钱大昕的再传弟子。著有《论语古注集笺》等书。《虚字韵》前有潘维城道光戊申(即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撰自序,中云:“律赋莫重于押官韵,官韵莫难于叶虚字。虚字不稳,通篇俱为减色矣。然非平日熟于虚字韵脚,临时必不能听我运用。而韵学诸书,惟《钦定佩文韵府》为集韵学之大成,但卷帙繁而价值昂,非贫士所能购求。其专辑虚字一门者,锡山侯氏有《虚字韵典》,海盐徐氏有《虚字辑要》,固皆便于披览,然犹未为醇备。兹更为芟其繁芜,补其阙略,使有用者无所遗,无用者无所赘。辑之既竟,颜曰《虚字韵薮》,取渊薮之义。”由此得知,《虚字韵薮》亦为潘维城所辑,而《目录初编》和《联合目录》均未注明。我国古代有关文字学的著述不胜枚举,但专门研究虚字的却为数不多。《虚字韵薮》便是其中一部。该书成于道光末年,是一部研究虚字音韵的专著,也是作者晚年的倾心之作。我馆所藏本为光绪二年(1876)尚友堂书坊刻本。另据《虚字韵》前《虚字韵薮》序的叙述和其它相关文献的记载,《虚字韵薮》还有道光二十八年(1848)刻本,这应该是它的初刻本。此本未见。
    值得注意的是,《虚字韵》前为何冠以《虚字韵薮》的序文?从序文中看,两书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渊源。且《虚字韵薮》与《虚字韵》卷数相同,皆为五卷,前者为两册,后者为一册。我馆编目时所给的分类号,反映的是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虽然《虚字韵薮》因被水浸泡正待修补而无法翻阅,但综合上述分析来推断:《虚字韵》很可能是《虚字韵薮》的简编本。
    查《锡山历朝名人著述书目考》(一名《锡山历朝书目考》,清高鑅泉编著,光绪二十八年无锡高氏木活字印本)、《两浙著述考》(宋慈抱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等书目及有关文字学方面的文献,皆未著录二书。因《虚字韵薮》自序中有“固皆便于披览,然犹未为醇备。兹更为芟其繁芜,补其阙略,使有用者无所遗,无用者无所赘。”语,故知其著述年代应在《虚字韵薮》之前,至晚也在道光末年。各家书目均未收录,可见二书影响不大,或已不传。侯氏、徐氏姓名亦不详。
索书号:《虚字韵薮》x413.32/3224;《虚字韵》x413.32/3224.1
2.《音义明指全书》
    manju nikan hergen kamcibure mudan jurgan be getukeleme joriha bithe
    高广24.3×25.3 cm²。《目录初编》和《联合目录》均著录为一册,而且未注明卷数。按原书卷端所题,此书应有两卷。按照惯例,如果一书为两卷,一般称“卷上”和“卷下”,而不是本书卷端所题的“卷一”、“卷二”。由此可知,该书并非全帙,应不止两卷,但仅存卷一、卷二。卷端题:“满汉合璧音义明指全书”。按照《<北京地区满文古籍总目提要>著录细则(试行)》(以下简称《著录细则》)第三条之规定:“书名著录一般以原书卷端所题为准。”故书名应按卷端照录,这样才能与满文书名相对应。编著者不详。无板框、界栏。每页三到五列不等,每列上汉下满,满文竖写横列。本馆原著录该书版本为抄本,所抄年代不详。书中“胤”、“祯”、“琰”、“淳”等字皆不讳,可能抄于康熙年间。卷端钤有“燕京大学图书馆珍藏”朱文印,为燕京大学图书馆旧藏。
    该书的编排体例殊为特别。大多数的汉满对照字书,通常是将汉字或词按偏旁部首或按类编排,然后是满文对译。而该书是以满文十二字头来标注汉字读音和排列汉字顺序的。卷一是以十二字头的第一字头顺序排列汉字,如a sere hergen下列“啊”字,e sere hergen下列“阿”、“额”、“厄”等字,na sere hergen下列“衲”、“纳”、“拿”等字。第一字头的顺序略有颠倒,如sy sere hergen和dzi sere hergen置于最后,且将dzi sere hergen误作si sere hergen。卷二以第二字头和第四字头顺序排列汉字,其顺序亦有颠倒,并有错误。如将dzun sere hergen误作sun sere hergen。满文十二字头,是学习满语基本语音的一种简便、快捷的有效方法和工具。它是将满语所有音节,按照其语音结构特点,进行分门别类,加以归纳为12种类型的音节,并按一定顺序排列出来。有清一代出版的各种满文辞书,皆按“十二字头”的顺序进行编排。但象这种以满文十二字头来标注汉字读音和排列汉字顺序的编排方式,在汉满对照字书中实不多见。
    回过头来再看本书的卷数。从编排体例分析,该书以满文十二字头的音节来标注汉字读音,并按满文十二字头的字母音序来排列汉字的顺序。卷一是以十二字头的第一字头字母音序来排列汉字,卷二以第二字头和第四字头顺序排列汉字,但顺序均略有颠倒,且有诸多拼写错误。书中所收汉文词汇均为单字词,而第四字头以后只有第五、十字头可拼出汉文单字词。因此,如果此书全帙均为单字词,那么全书应为三卷,现存两卷。
索书号:NC5975.6/0865
3.《(御制)翻译名义集》
    han i araha ubaliyambure gebu jurgan be isamjaha bithe
     高广37.4×13 cm²。查《联合目录》书名汉语拼音索引未见此书,再往后检索,原来是把“翻译”两字省略,以《名义集》为书名排序了。这大概是按照《著录细则》第三条所规定的:“凡原书名前冠有‘翻译’、‘满汉’、‘合璧’、‘三合’等字样者,若略去后影响了书名的完整性,则照录;若略去后不影响书名的完整性,则略而不录。”而著录的。此条规定值得商榷:以汉文古籍的国家著录标准,书名的选取是以卷端所题为第一著录信息源的。《著录细则》第三条关于书名前冠词之规定,使得在著录的过程中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和不可操作性。如上文提到的《音义明指全书》,即按此规定将卷端所题冠词“满汉合璧”四字去掉了。此四字虽未影响书名的完整性,但从读者的角度来讲,它所提供的是一条不完整的信息。
    再如《翻译名义集》。这是我国古代一部非常著名的佛学著作,为宋代姑苏景德寺僧法云所编,共二十卷、六十四目。该书“以经典所用之语,分类编列。如系梵语,则释以华语,并详得名之由及其沿革,诚读内典者不可少之书也。”此处书名中的“翻译”二字并不是冠词,略去后显然影响了书名的完整性,因此不可按《著录细则》之相关规定予以省略。当然,文献中也经常有把《翻译名义集》略称为《名义集》的,但书目索引中不应用略称作为标目。可见,由于著录人员水平的参差不齐,在对冠词的判断和取舍上会出现偏差。而汉文古籍著录中严格按卷端照录的做法简单明了,便于操作,且可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为因素所造成的错误。笔者以为:满文古籍和汉文古籍有许多相通之处,满文古籍的著录在突出自身特点的同时,应很好地借鉴汉文古籍的成功经验和优良传统。
再有,《联合目录》索引中《名义集》有两个指示代码:一为0360,即《(御制)翻译名义集》;另一为0263,但正文与之对应的却不是《(御制)翻译名义集》,而是《奖戒律令》。索引与正文不符。查本馆目录,《翻译名义集》的版本有很多,但唯独没有满汉蒙藏合璧的本子。而且《(御制)翻译名义集》书名本身就很奇怪:凡是熟悉《翻译名义集》的,都知道它是宋代高僧法云所编,而这“御制”是从何而来呢?难道说是同名异书吗?可从未听说有哪位皇帝还编过与此书同名的书。本馆有《(汉满蒙藏四体文)翻译名义集正讹》,二十卷,经折装二十折册,乾隆三十三年(1768)刻本,25×12.7 cm²,与《目录初编》和《联合目录》中著录《(御制)翻译名义集》的情况毫无二致,应即《(汉满蒙藏四体文)翻译名义集正讹》之误。卷端题满文书名为:han i araha ubaliyambure gebu jurgan be isamjaha bithe i tasarabuha babe tuwancihiyahangge。书前有乾隆三十三年御制序,中有“恨法云之不悉心考究,误后世为不浅也”语,显然是纠正《翻译名义集》讹误之作。所谓“御制”,实指为乾隆皇帝所作。另外,《联合目录》将此书归入“语言文字”大类中的“翻译”小类,似有不妥。应归入“宗教”大类中的“佛教”小类。书中钤有“燕京大学图书馆珍藏”朱文印,为燕京大学图书馆旧藏。
索书号:NC1776/3313.2
4.《满汉杂抄》
    manju nikan hergen i sarkiyaha bithe
    《联合目录》著录有二,代码分别为0498和1009,对照一下,二者的满汉书名、版本、册数等著录项目完全相同。但本馆目录中只有一种,显然是重复著录。书中未见满汉文总书名,应为编目者自拟。此书共有21册,均为高广不超过13.2×9 cm²的巾箱本,分别为:(1)《汉文折奏》(汉文)、(2)《汉字奏折》(汉文)、(3)《谢恩总目录》(汉文)、(4)《清字谢恩补注》(满汉文)、(5)《清字谢恩》(满文)、(6)《清字谢恩》(满文)、(7)《各项事宜》(汉文)、(8)《四字成语》(满汉文)、(9)《二字成语》(满汉文)、(10)《官员名目》(满汉文)、(11)《官所名目》(满汉文)、(12)《清文监病疾类》(满汉文,朱笔抄)、(13)《汉满事物名目》(满汉文)、(14)《公主王公等名目》(满汉文)、(15)《清汉对音字式圆音正考》(满汉文)、(16)《各陵及王公公主满汉名目》(满汉文)、(17)《杂话》(满汉文)、(18)《[杂话]》(满汉文)、(19)《吏治摘要》(满汉文)、(20)《满州折奏堂谕行文》(满文)、(21)《公文常用字句》(满汉文)。内容涉及公文、职官、名物、典章、医学等多个方面。书中署年者多为道光间,最晚的署年为咸丰元年(1851)二月二十五日。第十、十四册的本朝帝王名目中,均止于道光,而无咸丰年号。又书中“淳”字不讳,由此推断,本书应抄于咸丰元年。本馆著录此书版本为清丁纯久抄本,所据为第五、六、二十册封皮有墨笔题“丁纯久”三字。然此三册笔迹并不相同,故意丁纯久作为此丛书的编辑者或收藏者的可能性更大。如果丁纯久是此书的抄写者,那也仅是抄书人之一。丁氏生平事迹不详。《目录初编》将此书归于“语文”大类的“语法与会话”小类;《联合目录》则将其分置于“语言文字”和“综合”两类之中。而全部21种书中,纯语言文字的只有《清汉对音字式圆音正考》等几种,仅占其中很少一部分,归入“综合”类似乎更为允当。或者将此书按丛书处理,对其子目进行分别著录。《总目提要》北京地区满文卷编委会为北大馆开列的17种海内外孤本清单中,也将《满汉杂抄》列为两种不同的书,显然是照搬了《联合目录》中重复著录的错误。书中钤有“北京大学藏书”朱文印。
索书号:x419.1/3308
5.《康熙敕谕天下朝觐官员》与《顺治康熙敕谕》
    šengdzu gosin hūwangdi abkai fejergi i hargašara hafasa de tacibure hese wasimbuhangge与ijishūn dasan elhe taifin i tacibure hese
    《目录初编》和《联合目录》均有著录,《目录初编》将其归入政治类,而《联合目录》则仿四部分类法的史部诏令奏议类,将其归入“历史”大类中的“诏令”小类。《康熙敕谕天下朝觐官员》为两卷(两张);《顺治康熙敕谕》为四张,分别为顺治八年(1651)一张、康熙十三年(1674)一张、康熙二十五年(1686)两张。查本馆目录无《康熙敕谕天下朝觐官员》,遍寻不着之际,发现其版本年代──康熙二十五年,与《顺治康熙敕谕》中的两张相同,而且数量也一致,经查看,实为一物。而且,顺治八年的敕谕是汉文,并非满文。因此,既然《康熙敕谕天下朝觐官员》为《顺治康熙敕谕》中的两张,那么实无单独著录之必要了,而只著录后者即可。
    四张敕谕均为纸质。顺治八年敕谕为《皇帝敕谕各巡按监察御史》,其内容是关于巡按监察御史的廉政问题。指出巡按监察御史既行察吏安民之职,就要正人先正己。其中以禁约的形式罗列了诸多违纪行为,可见清初政府官员以权谋私、行贿受贿的不法行为已十分严重。为了澄清吏治,顺治皇帝除了以发布谕令等行政命令的方式警示和约束各级官员外,还通过官僚机构的健全和制度的完善来巩固其政权。《敕谕》除命御史所属机构都察院督责掌道官员,“勿拘巡方月日,不待回道考核”“时时察访”之外,还采取互相监督的方式,杜绝各级官员的违纪行为:“若总督、巡抚、总兵等官有不公不法”,“许巡方御史即行纠举”;“若御史有故违前项禁约,许总督、巡抚即行纠举”。此谕规格174.4×57.5 cm²,汉文,落款“顺治八年四月初二日”,落款处钤“敕命之宝”满汉合璧朱文御印。该《敕谕》为写本原件,并命“各差御史将此敕谕入境三日内謄黄刊刻,每一司道各发十张,每一府州县各发十张,遍示在城在乡绅士人民通知。如不刊刻、不遍发,都察院察纠,即以违旨论。” 
    康熙十三年敕谕,规格120×47.6 cm²。首行标题“皇帝敕谕天下朝觐官员”。满汉合璧,满左汉右,四周镌云龙纹饰。落款“康熙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满汉文落款处皆钤有“勅命之宝”满汉合璧朱文御印。康熙十三年刻本,满汉文落款的“四月二十五日”为墨笔填注。此谕内容亦是关于廉政的,可见统治者清醒地认识到吏治清明乃国之大计,力图整顿吏治,以振朝纲。
康熙二十五年敕谕两张,规格同为121.8×49.3 cm²,四周镌云龙纹饰,实际上是同一版本的两件。《联合目录》著录为康熙二十五年抄本,误,应为康熙二十五年刻本,满汉文落款的“十一日”为墨笔填注。首行标题与康熙十三年敕谕同,内容也与康熙十三年敕谕大致相同。《敕谕》申令进京考绩的外放官员以廉善为念,力戒贪酷。对吏政不端者,准予保留原官职,但须“洗涤肺肠,勉图自新,毋貌承心违,蹈常袭故。”满汉合璧,满左汉右,落款“康熙二十五年二月十一日”,满汉文落款处皆钤有“勅命之宝”满汉合璧朱文御印。
    以上四张敕谕皆钤有“北京大学藏书”朱文印。
索书号:《顺治康熙敕谕》□917.1121/2307
6.《清文类腋》
    cing wen lei ye bithe
    高广13.5×9.9 cm²。无板框、界栏,清抄巾箱本,编译者不详。每半叶12行。《联合目录》中著录的《清文类腋》满文书名为:cing wen lei ye bithe,是完全按照汉文书名音译的,且为补译。实际上原书中有满文书名,只是书目编者未发现而已。该书第一册扉叶有题签,上书满文书名:manju gisun be dendefi isabuha,是照汉文书名意译的。manju gisun即清语、清文、满语。dendefi的动词原型是dendembi,其汉文意为分,分开,分割,分隔,划分,分派,分配,分份儿等。isabuha的动词原型是isabumbi,即isambi的被动式,其汉文意为积,淤,蓄,汇,堆积;集,集结,集中,集合,聚会,汇合等。《清文类腋》原书并无序跋,但其书名含义并不难理解:“类”是许多相似或相同的事物的综合;“腋”指腋下,俗称胳肢窝。“类”与“腋”均为名词,此处作动词用。“类”是类分之意,“腋”则为聚集、集合、积累之意,取意于“集腋成裘”。“类腋”即以类相从,以类相聚。全书共二十四卷,一卷一册,每卷前有该卷目录。此书书名很好地阐释了此书的内容与体例:即以汉文首字为标目,按其偏旁部首的笔画数排列顺序并分卷。所收条目有词、短语,还有短句。有的条目还在满译文下注明出处的汉文简称。本书有几种不同的笔迹,显然成于众人之手。且汉文皆工整秀丽的小楷,满文则为洒脱精细的手写体,诚为佳抄。书中有小字注“××别本作××”,可见此书为广搜众书而成。正文汉文在上,满文在下。书中“玄”、“胤”、“弘”、“宁”字缺末笔,“淳”字作“湻”,“仪”字不讳,应为同治、光绪间抄本,抄于光绪间的可能性更大。书中钤有“国立北京大学藏书”朱文印,为老北大旧藏。
此书为满汉合璧词典,清抄巾箱本,编译者不详。
索书号:x413.4/3097
7.《翻译指南》
    bithe ubaliyambure julergi jorin
    高广17.1×14.6 cm²。汉文书名取自序和目录,满文书名取自译序。不著撰人。书前有《
翻译指南序》,中云:“余于读书之暇,纂辑满汉合璧四字成语一册,共记一十九类,以便观
览。”可知此序为作者自序。但序末既未署名,又未署年,故此书为何人纂辑,成于何时皆不
详。《序》中又云:“本年春,委用本旗官学助教,日夜惶悚,恐旷厥职。爰出所集成语,以
授诸生,盖将与之观百物、聚众材也。诸生诚于兹册反覆玩味,默识心通,则实意虚神,洞澈
无碍。而译中千蹊万径之妙,自可旁通曲折以达之,而不至茫茫然无据矣。因题其名曰《翻译
指南》,亦曰此初学从入之门也。”由此可知,作者曾任八旗官学助教,此书是八旗官学的教
材。从序言中,我们不但了解到此书书名的由来,而且不难体味到作者纂辑此书的良苦用心。
此书不分卷,将所有成语分为“君道类”、“臣道类”、“政事类”、“孝弟类”等共19类。
本馆著录此书为清抄本,书中“絃”、“炫”字缺末笔,“丘”、“宁”、“仪”字不讳,约
抄于康熙至嘉庆间。无板框、界栏,汉文在上,满文在下。每半叶9行。书中钤有“燕京大学
图书馆珍藏”朱文印,为燕京大学图书馆旧藏。
    索书号:NC5975/2054
8.《(梵满汉蒙西番文合璧)经语集要》
    nomun i gisun i oyonggo šošohon
    高广24.4×16.2 cm²。上、下两卷,编译者不详。封面梵、西番文书名并排在上横列,蒙、汉、
满文书名在下,自左至右纵写。封面题汉文书题为“梵满汉蒙古西番合璧经语集要”;满文书题为
“enetkek manju nikan monggo tanggut hergen i kamciha nomun i gisun i oyonggo šošohon”。“西番”
亦作“西蕃”,特指吐蕃,是公元七至九世纪我国古代藏族所建立的政权,据有今西藏地区全部,
盛时辖有青藏高原诸部,势力达到西域、河陇地区。西番文亦即藏文。此书无板框、界栏。板心中
抄汉文卷次,下抄汉文叶次。每页五列,文种次序与封面题名次序不同,自上而下依次为梵、西番、
满、蒙、汉文。书中“丘”、“仪”字皆不讳,著录为清抄本。从纸张看,为质量较差的机器制纸,
已脆化,当为晚清或民国初年所抄。书中钤有“燕京大学图书馆珍藏”朱文印,为燕京大学图书馆
旧藏。
    索书号:NC1776/2021
9.《总纲成语》
d    zung g’ang ni toktoho gisun(自拟)
高广25.6×16.6 cm²。汉文书名取自封皮签题,满文书名自拟。编著者不详。正文以地支分为十二集,每集一册。每叶汉文在上,满文在下。在编排上,以汉字成语首字为标目进行排列。先将标目各字按其偏旁部首归于各部,在按偏旁部首的笔划数排列次序。此书无板框、界栏,具体抄录年代不详。成语中有“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太宗文皇帝”(皇太极)、“世祖章皇帝”(顺治)、“世宗宪皇帝”(雍正)、“仁宗睿皇帝”(嘉庆)诸条,嘉庆以后诸帝皆不载。又“玄”、“宁”字缺末笔,“仪”字不讳。据此推测,此书当成于道光年间,抄于此后稍晚。书中钤有“北京大学藏书”朱文印。
索书号:□413.4/2250
10.《记慕篇》
    buyerengge be ejere fiyelen
    高广23.1×15.4 cm²。清嘉庆七年(1802)抄本,无板框、界栏。书名源自封皮题签和书根。书前有嘉庆七年巴林澹菴撰《记慕篇序》,中云:“《记慕篇》,集平日所见词章、格言、书札等项,皆予之所爱慕者。”此书名之含义,也揭示了本书的内容。不分卷,满汉合璧。本书责任者,本馆只著录巴林澹菴编,而《联合目录》只著录巴林澹菴译。 又《序》云:“于词章、格言、书札,则不论其雅俗。予之爱者,有关于世道人心者,有用于世者,辞达者、性定者,必购求抄录。译以清文,必求精工而后已焉。”由此可见,巴林澹菴既是该书的编辑者,又是该书的满译者,故责任者与责任方式应著录为巴林澹菴编译。《总目提要》北京地区满文卷编委会的数据库中,大概是根据《目录初编》的著录,将巴林澹菴分作巴林、澹菴两人,似不确。笔者以为巴林澹菴似名号合一,即巴林为名,澹菴为号。其生平事迹无考。书中编译了《读书乐》、《吕圣公劝世》、《多罗贝勒战书》、《叹阎浮世有感》、《许敬宗对唐太宗问》、《随分自乐词》、《大梦词》、《正己歌》、《百字铭》、《出家定性词》、《惊不肖之子词》、《池上编》、《遊庐山诗序》、《壮志歌》、《争家产批》、《不自弃文》、《渔樵耕读词》、《格言》等各类诗文共18篇。其中,《吕圣公劝世》、《叹阎浮世有感》、《许敬宗对唐太宗问》、《随分自乐词》、《正己歌》、《百字铭》、《出家定性词》、《惊不肖之子词》、《遊庐山诗序》、《壮志歌》、《争家产批》、《渔樵耕读词》等12篇均不注作者。而其余6篇所注著者,除《多罗贝勒战书》、《池上编》两文外,经查考或著录有误(如《读书乐》,篇首标注为朱熹所撰,而实为宋元之际诗人翁森所撰,并非出自朱子之手),或内容差异较大。《目录初编》将此书归入“文学”大类中的“小说”小类,显然是不正确的。《联合目录》则将其归入“文学”大类中的“杂著”小类,亦不当。本书是杂文汇编,而不是小说。这些杂文并非巴林澹菴所著,是他编辑历代名人的文章满译而成,应属杂编。“宁”字不讳。书中钤有“北京大学藏书”朱文印。
索书号:□811.008/7434
11.《顺治敕谕西宁地面大小官员军民人等》
    šidzu eldembuhe hūwangdi si ning ba i geren hafasa coohai urse de tacibure hese wasimbuhangge
纸质。规格:172.6×59.5 cm²。《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古籍善本书目》(以下简称“本馆《善本书目》”)著录为《顺治勅谕》,满汉文。事实上,此谕为满、藏、汉三体合璧,《目录初编》和《联合目录》的著录是正确的。其排列顺序是满文居左,藏文居中,汉文居右。落款“顺治十年九月二十二日”,各体落款处皆钤有“勅命之宝”满汉合璧朱文御印。《联合目录》著录的题名据《勅谕》首行标题“皇帝勅谕西宁地面大小官员军民人等”自拟。《勅谕》内容是鼓励西宁地区官员军民崇信佛教,并宣谕诸人等,任何侮佛慢教的行为都将受到严惩。中云:“今特颁勅西宁普法寺护持:所在官员军民人等,务要各起信心,尊崇其教,听从妙善通慧国师丹进坚错及本寺剌麻僧人,自在修行,并不许侮慢欺凌。其常住一应寺宇、田地、山场、园林、财产、孳畜之类,诸人不许侵占骚扰。庶俾佛教弘通,法门清谧,而一方之人,亦得以安生乐业,进修善道。若有不遵朕命,不敬三宝,故意生事,侮慢欺凌,以沮其教者,论之以法。”另钤有“北京大学藏书”朱文印。
索书号:□917.1121/2340a
12.《都察院拟监察职权条例》
    uheri baicara yamun i kooli hacin bithe(自拟)
    高广36×26.1 cm²。该书为都察院所拟题本,黄绫封皮。书名为编者自拟,不分卷。满
文部分以铅笔划界栏,每半叶9行。汉文部分无板框、界栏,每半叶9行,每行24字。汉文
部分最后墨笔题“顺治拾捌年闰柒月口日”,版本据此定为清顺治十八年(1661)抄本。一
函一册。满文一侧封皮钤有“历史博物馆”朱文印,汉文卷端钤有“燕京大学图书馆珍藏”
朱文印,每页骑缝处钤有“都察院印”满汉文朱文印。
    都察院建立于崇德元年(1636年),“职司谏诤”,上自皇帝、王、贝勒、大臣等,下
至牛录属员,以及六部公务,都有权察核纠弹。都察院是清政府的监察机构,与六部、理藩院
先后建立,合称“六部二院”。“六部二院”的建立,是清入关前政权建设的重要举措之一。
它的职责主要是监察贵族大臣及国家官吏的违法乱纪行为。清初,特别是入关前的“六部二院”,
组织还不严密,制度亦不完备,管理体制和行政职能尚处于草创阶段。表现在其制度很大程度
上借鉴和照搬了《明会典》中的明朝旧制。这也是清初立法活动的一大特点。由于满族在外界
汉文化影响的强烈渗透下处于一种明显的劣势地位,使其立法活动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汉法逐
步取代满法的过程,但这一过程尚未完结。于是,满、汉法的参互并用构成该时期法律的基本
特色,即所谓“参汉酌金”。这在该《职权条例》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其中用很大篇幅引用了
大量明洪武、永乐朝的成例,以作为清制的参照。各条例下,均有与之相对应的满汉文硃批,
应为写本。《目录初编》与《联合目录》均著录为抄本。
  索书号:NC4722/4375
13.《色钦谱》
    sekiyen i durufan(自拟)
    高广61.6×39.4 cm²。书名据序自拟,不分卷,满汉文各一册,满文一册后有汉文补注一叶。两册书前皆有汉文《序》,对此谱之原委叙之甚详,中云:“色钦者,各世职所立官之源由,系国语翻译,故曰色钦,恭查世职各员。”“国语”即满语,所谓“色钦” 系国语翻译,亦即“色钦” 由满语音译而来。“色钦”为满语sekiyen的音译,汉译为源,发源地,上游;起初,开始,起源,根源。自天命年间始,满洲统治者为了表扬忠荩,褒奖勋臣,并使其后裔叨蒙圣恩,除授功臣以爵外,还荫其子孙。或以原官加赠世袭罔替,或袭次数世而止,或袭次已完而降以次等罔替,种种不一。凡此封赏,无不记录在案,以备查询。光绪庚子(1900),京师猝遭兵燹,旗署谱册案卷烬于回禄,世爵之家承袭宗派,竟至无所遵循,昭穆之争因之纷起。“是以齎文内阁,咨调历届原行世职档册,旋即领回新署”,分页抄录,草录成卷,以备查核。是为《色钦谱》之来历及功用。满文一册前有朱文印,印文模糊不清,依稀可辨有“镶蓝旗汉军都统”等字。观其形制,应为汉文印,而非满汉合璧。由此可知,该谱所记乃镶蓝旗汉军之色钦。
    满文一册前有汉文“总目”及“衔名目录”,列原管佐领尚其奎等世职各员共四十七员,但正文中只载四十四人之色钦,缺世管佐领张裕浚、三等子爵张裕辉、恩骑尉松筠三人。该册不但详载镶蓝旗汉军世职各员之色钦,其后还分别附有该员色钦谱系图表,由骁骑校松椿所绘,皆为满文,偶以汉文标注世职袭次。有续补者,以纸签记之贴于表末,且皆以汉文补录。已故者以墨笔记其名,健在者记之以朱笔。汉文一册则无图表。册前亦有衔名目录,列原管佐领尚其奎等世职各员共二十九员,与满文一册所载各员互有出入。两册均以黄色纸签题写各员衔名,贴于该员色钦首叶上端靠近书口处,便于翻检。满文一册黄签贴于右上方,汉文一册在左上方,亦即汉文古籍所云各叶之A面。
     本馆《善本书目》未著录《色钦谱》之编者,《联合目录》著录为泳瀚等编。满文一册前有该谱编纂职衔名录,领衔者为“总司印务参领连陞”等,泳瀚不过一謄录耳。责任者应该是编纂者,而不是抄写的书手。也就是说,责任者与抄书者不是一个完全等同的概念。例如《联合目录》,黄润华、屈六生先生主编,王小虹、李松龄先生为编者。另外,全部书稿的謄抄成册工作亦由王小虹先生完成。具体到《色钦谱》,泳瀚等人的角色就如同王小虹先生,即便他们在謄录的同时也参与了该谱的编纂工作,但并不是主要责任者。主要责任者应该是编纂该谱的领衔者,即连陞等人,而不是謄录者。謄录者只能在版本项中予以体现,即光绪三十年泳瀚等抄本。该谱虽由内阁折房所存“历届原行世职档册”中辑录而成,但已是一本有自己独立书名和内容的文献了,其版本类型应著录为写本,而不是抄本。《目录初编》与《联合目录》均著录为抄本。谱中无板框、界栏。其抄写年代是据编纂职衔名录后所题“光绪三十年岁次甲辰重阳月订”而定的。谱中另有“燕京大学图书馆珍藏”朱文印,乃燕京大学图书馆旧藏。
索书号:NC4718/3332
14.《家谱》
    booi durugan
    高广44×26.8 cm²。本书满、汉书名皆取自书签,虽名为《家谱》,实为宗室玉牒。朱丝栏横格写本,满、汉文各一册,不分卷。黄绫册衣、黄绫包角、黄绫书签及贴签,尽显帝室贵胄之气。清代玉牒的纂修,是由管理皇族事务的宗人府负责组织的,由非常设性临时机构玉牒馆具体实施。本谱乃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四子、和硕睿忠亲王多尔衮、第十五子、和硕豫通亲王多铎两兄弟家合谱,多尔衮谱在前,多铎谱在后。多尔衮、多铎兄弟乃开国元勋,为清朝定鼎中原立下汗马功劳,特别是多尔衮,顺治元年(1644)被封为摄政王,权倾一时。后因“功高压主”,死后被顺治皇帝以“图谋不轨”罪名削爵,乾隆时才复爵。二人皆为皇太极生母、孝慈高皇后叶赫纳喇氏死后,努尔哈赤继立的大妃乌喇纳喇氏所生。该谱栏框以朱笔绘成,谱式为11横格,每横格为一世。世系由一世记至十世,第十一横格空缺。其内容十分简略,只记名字、封爵、职衔、子嗣。已故者名字皆用墨笔,健在者用朱笔。第十世应与光绪帝侪辈,且谱中“淳”字不讳,按照清代玉牒十年一修的成例,该谱应成于咸丰年间。有清一代共修玉牒26次,依次为:顺治十八年(1661)、康熙九年(1670)、十八年(1679)、二十七年(1688)、三十六年(1697)、四十五年(1706)、雍正二年(1724)、十一年(1733)、乾隆七年(1742)、十二年(1747)、二十二年(1757)、三十三年(1768)、四十三年(1778)、五十二年(1787)、嘉庆三年(1798)、十二年(1807)、二十三年(1818)、道光八年(1828)、十八年(1838)、二十八年(1848)、咸丰八年(1858)、同治七年(1868)、光绪三年(1877)、十三年(1887)、二十三年(1897)、三十四年(1908)[1]。咸丰朝仅有一次编修玉牒,即咸丰八年,该谱应成于此年。
索书号:□977.1/3008
    综上所述,据《总目提要》北京地区满文卷编委会开列的17种清单,北京大学图书馆实藏满文古籍孤本如下:
1.《(满汉合璧)音义明指全书》
manju nikan hergen kamcibure mudan jurgan be getukeleme joriha bithe
2.《(汉满蒙藏四体文)翻译名义集正讹》
han i araha ubaliyambure gebu jurgan be isamjaha bithe i tasarabuha babe tuwancihiyahangge
3.《满汉杂抄》
manju nikan gisun i sarkiyaha bithe
4.《顺治康熙敕谕》
ijishun dasan elhe taifin i tacibure hese
5.《清文类腋》
manju gisun be dendefi isabuha
6.《(梵满汉蒙西番文合璧)经语集要》
enetkek manju nikan monggo tanggut hergen i kamciha nomun i gisun i oyonggo šošohon
7.《翻译指南》
  bithe ubaliyambure julergi jorin
8.《总纲成语》
  dzung g’ang ni toktoho gisun(自拟)
9.《记慕篇》
  buyerengge be ejere fiyelen
10.《顺治敕谕西宁地面大小官员军民人等》
  šidzu eldembuhe hūwangdi si ning ba i geren hafasa coohai urse de tacibure hese wasimbuhangge(自拟)
11.《都察院拟监察职权条例》
  uheri baicara yamun i kooli hacin bithe(自拟)
12.《色钦谱》
  sekiyen i durufan(自拟)
13.《家谱》
  booi durugan
共13种。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以上13种孤本,是本馆已编的一百万册古籍中的数据,而我馆目前仍有四十余万册古籍未编,其中到底还富藏着什么样的宝藏还不得而知。
参考文献:
    1)《世界满文文献目录(初编)》,富丽编著,《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资料丛刊》(内部刊物),1983年。
    2)《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黄润华、屈六生主编,书目文献出版社(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1年。
    3)《中国语言文字学史料学》P288,高小方编著,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4)《佛学大辞典》,丁福保编纂,文物出版社,1984年。
5)《满汉大辞典》,安双成主编,辽宁民族出版社,1993年。
    6)《满文十二字头我见》,安双成撰(《满族历史与文化》,王钟翰主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
    7)《满语研究通论》,刘景宪、赵阿平、赵金纯著,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97年。
8)《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张晋藩、郭成康著,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
9)《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古籍善本书目》,北京大学图书馆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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