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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元培先生的一篇佚文——《历史学派经济学序》 |
| 作者：邬国义 |
内容提要：蔡元培1931年5月为朱谦之著《历史学派经济学》所作之序，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18卷本《蔡元培全集》失收，《蔡元培年谱长编》也未提及。这一新发现的序文，对于研究蔡元培思想的多层面及其演变，提供了新的有价值的资料。文章对此作了考释和简要的分析，论述了此文发现的意义。
关键词：蔡元培 朱谦之 历史学派经济学 佚文
作者：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蔡元培先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伟大的爱国者，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被称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毛泽东语），受到后世学人的共同敬仰。近年来，有关这位世纪人物，出了两部有影响的力作，一是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18卷本《蔡元培全集》，一是高叔平先生所撰、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200多万字的《蔡元培年谱长编》。《全集》集大陆中华书局版、台北锦绣版之大成而又有发展，为后世保存了一代学界泰斗宝贵的文化遗产，煌煌著述，确实堪称全璧。《年谱长编》内容之宏富，材料之翔实，也是前所未有的。两书深得海内外学术文化界的赞誉，均获得国家图书奖，洵属当之无愧。
当然，历来全集之“全”，也是相对而言的。虽编者罄其全力，想竭泽而渔，但披沙拣金，也往往难免挂万漏一，因而不免有遗珠之憾。笔者手头有193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朱谦之所著《历史学派经济学》一书，前有蔡元培先生的一篇序。查阅之后，发觉《全集》没有收录，《年谱长编》也没有提到此文，感到不免是个遗憾。现将其转录如下：
蔡孑民先生序
法人孔德氏说人类进化，分为神学、玄学与科学的三级；近代学者，无不以由玄学而嬗于科学为目的，是我们所能公认的。科学的异于玄学，就是舍演绎法而用归纳法。但同是用归纳法的科学，因对象的不同，而得区为两类：一是自然科学，一是历史科学，前者在剔除歧异之影响而求得反复不变的因果；后者在观察类似之事实，而表出特别不同的关系。各有领域，不能相易。
经济学的成立，实始于古典学派，此派纯用演绎法，以个人的利己性与自由竞争为出发点，欲求得一抽象的超时间空间而永久不变的原则，以应用于一切；是貌为袭用自然科学的法则，而结果乃蹈玄学的覆辙。马克思派反之，乃参用归纳法，而又欲执著阶级斗争的理论以建立一成不变的公则，乃不得不利用黑格儿的辨证法以为护符，于是又成为半科学半玄学的组织。纯粹用归纳法的，惟有历史学派。历史学派中，虽也有新旧的区别，而且经济学中是否由国民经济学而进于世界经济学，亦为值得研究的问题；然而历史学派的经济学，确比古典学派与马克思学派为进步，是无可疑的。
我国经济学说，虽自管子时代，已有甚精的格言，然二千年来，迄未有科学的组织。直至十九世纪，始有侯官严氏所译之斯密氏《原富》，是属于古典学派的。最近时期，又有译述马克思派的著作，然亦零星小著，无关闳旨。至于纯粹历史学派的著作，则译者较少。朱君谦之，素治玄学，著有《虚无哲学》等书；近则由玄学而进于科学，于历史学派的经济学，研究甚深；特编此书，不特于历史学派与古典学派及马克思派的异同，分析甚精；而且于历史学派中各种经济发达阶段说，详悉叙述而加以批评，于我国经济学界，必有重要的裨益，可以断言。所以略志缘起，藉为介绍。
中华民国二十年五月五日蔡元培
朱谦之（1899—1972）是现代著名的哲学家、史学家，字情牵，福建福州人。“五四”前后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29年赴日本留学。曾任暨南大学教授，中山大学教授、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1952年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中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一生著作宏富，对于中国哲学史、东方哲学史有湛深的研究，被称为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早年信仰无政府主义，进而提出虚无主义、宇宙革命的理论，著有《革命哲学》、《无元哲学》、《历史哲学》等书。《历史学派经济学》撰于1931年，书末署“中华民国二十年四月十二日，上海”。蔡元培的序则作于同年5月5日。此书正式出版于1933年2月，版权页署“中华民国二十二年二月初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
朱谦之的这部书，主要论述了十九世纪中叶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说。这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李斯特（Friedrich List）、罗雪尔（Wilhelm Roscher）、希尔德布兰德（Bruno Hildebrand）和克尼斯（Karl Knies）、施穆勒（Gustav von Schmoller）、桑巴特（Werner Sombart）等，在当时德国经济学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绪论》所说：“历史学派（Historical School）是近代一群重要的学者，应用历史精神和方法到社会科学上的一个新运动。” 与英国亚当•斯密、李嘉图古典派的经济学不同，他们排斥抽象的演绎法，主张采用归纳的历史的方法，去从事各民族、国家的经济生活的研究，着重历史事实的叙述，以建立民族的国民经济理论体系；把国民经济的发展分为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三个阶段，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反对放任自由，在文化现象中则特别重视伦理观念对经济的影响。当时德国就是在这派经济学说的指导下发展起来，成为先进的工业国的。全书共分五章，首为绪论，以下四章分别论述了历史学派的根本观念，历史学派的国民经济学，历史学派的经济发达阶段说，以及对“历史学派批评的批评”。朱书还指出：那时德国的情形和中国现时的状况相类似，在目前的中国，“我们现在实有提倡历史派学说的必要，请莫要再空谈那不落边际的马克思的财产辩证法” ，认为孙中山的经济发达阶段说即在此基础上而又有发展，“孙中山的最大功绩，即将这信用经济学完全建立于历史学派经济学之上”。
关于蔡元培先生与朱谦之的关系，查《全集》所收蔡氏本年的《日记》，仅有6、7二个月的记载，因而关于两人当时交往及作序的具体情况，也就不很清楚。朱谦之早年毕业于北大，是蔡先生的学生。那时他刚从日本回国，在上海暨南大学任教。据年谱及有关的传记资料，此年的5月4日至6日，蔡元培先生正出席南京召开的国民政府会议，还亲撰了《庆祝国民政府会议颂词》。这篇序当是朱谦之在上海时就托先生，而蔡先生在南京期间抽暇写成的。
这一新发现的序文，对于研究蔡元培先生思想的多层面及其演变，提供了新的有价值的资料。从序文来看，表现了蔡元培先生对于科学与经济学的重视。在序文中，他以孔德的人类进化由神学、玄学而至科学三阶段的社会学说为依据，指出科学异于玄学，现代学术的进步即是由玄学而嬗于科学。并分析了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的不同，前者在于通过实验，“求得反复不变的因果”，而后者在“观察类似之事实，而表出特别不同的关系”，既要求把自然科学的方法运用于社会人文学科，又指出两者各有区别及其不同的领域，不能淆为一谈。具体论述到经济学方面，他指出古典派经济学纯粹运用演绎法，以个人的利己性与自由竞争为出发点，而欲求得抽象的超时空而永久不变的原则，“是貌为袭用自然科学的法则，而结果乃蹈玄学的覆辙”。认为中国历来的经济学说，虽自先秦的《管子》以来就有精要的论述，但二千年来一直没有成为真正的科学。朱书论述的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对于我国经济学界“必有重要的裨益”。这些阐述，尤其是文中对于科学与玄学的论述，及对玄学的批判，是具有现实性并有重要意义的。
众所周知，二十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界有一场 “科学与人生观”的重要讨论，也被称之为“科玄之战”。以张君劢为代表的玄学派认为，科学为因果律所支配，人生观则建立于自由意志的预设之上。丁文江撰写了《玄学与科学》，对张君劢的观点进行批驳，指出：“玄学却是科学的对头。玄学的鬼附在张君劢的身上，我们学科学的人不能不去打他。” 由此拉开了论战的序幕。张君劢在《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中说：“国人所以闻玄学之名而恶之者，盖惑于孔德氏人智进化三时期之说也。” 对孔德关于人类进化由神学、玄学而至科学三阶段说提出质疑问难，认为由此而使国人陷入了困惑。虽说当时蔡元培并没有参加这一讨论，但他在此书《序》文的开头即引孔德关于人类进化三阶段说，指出近代学者无不以“由玄学而嬗于科学为目的，是我们所能公认的”，并在文中尖锐地批驳了玄学，即明确地表示出其对这场论战的基本立场和态度。就在同年6月他所作的《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新文化》中，也指出西方学术的 “优点即在事事以科学为基础；生活的改良，社会的改造，甚而至于艺术的创作，无不随科学的进步而进步。故吾国而不言新文化就罢了，果要发展新文化，尤不可不于科学的发展，特别注意呵”。 均表现出其对这一问题的深切关注，同时也指出了在学术转型重构过程中中国现代学术建设的方向。这与蔡元培先生一贯提倡科学，反对玄学的主张是一致的，充分显示了他对于科学与真理的执着追求。
当然，应当指出的是，蔡序中的某些论述也不无偏颇，是可以商榷的。蔡氏认为，科学不同于玄学，其特征就是“舍演绎法而用归纳法”。在他看来，科学与否以方法论为区分的标准，只有归纳法才是科学的方法。故他认为古典学派“纯用演绎法”，结果乃蹈“玄学的覆辙”。马克思派反之，“参用归纳法，而又欲执著阶级斗争的理论”，以建立其公则，乃是利用黑格尔的辨证法“以为护符”，于是又成为“半科学半玄学”。而惟有历史学派“纯粹用归纳法”，才算得上是科学。在其他地方，他也曾发表过类似的观点，认为“从科学发达以后，不但自然历史，社会状况，都可用归纳法求出真相；就是潜识、幽灵一类，也要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它。” 这就显示出其轻视演绎而推重归纳的偏向，甚至将演绎与“玄学”等同起来，并认为历史学派的经济学，“确比古典学派与马克思学派为进步，是无可疑的”。应当说，科学研究的展开过程，总是涉及到归纳和演绎的关系，但两者并非是截然对立的关系。在科学研究中，归纳和演绎都是科学方法的必要环节，二者互相为用，相辅相成，不可分离，并非只有归纳才是唯一的科学方法。这种纯以是否运用归纳法或演绎法来区分是否科学的标准，从严格意义上说，显然并不科学。朱谦之在书中也认为，马克思派用的是“辩证的历史法”，历史学派所用的是“归纳的历史法”，“比较于历史学派，则马克思派未免玄学的色彩太多，而后者的优点，则更接近自然科学的方法”。 蔡氏的说法和其相一致，两者在这方面有着某种共鸣。这些说明他们在思想上与马克思主义的异同与距离。虽说在这方面我们自然不能苛求于前人，但指出其认识上的偏差与历史的局限，也是必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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