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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代坊贾”陈济川和孙殿起 |
| 作者：徐 雁 |
若问我怎么就忽然想到这个题目，念叨起京城坊贾的老样儿来了？您还别说，余生也晚，且非亲非故的，如陈济川这一代的琉璃厂坊贾还真没有见到过——以下所述的这些个往言旧闻故事陈迹,可都是在书本上用眼睛看得来的，呵呵。
瞧这段文字，那是作者在沦陷日寇之手的北平城里写的，当时是1943年的2月3日，也就是农历小年夜,落难的文化古城的城头上，正飘洒着冰冷的雪花儿呢——
这几年来，我一个人坐在书斋内，常常这样的想，当年认识的好朋友，多半都流散了；有些朋友又都很忙，我又怎好意思去找他。只有躲在角落里，过我仰事俯畜平凡的生活。我不禁失笑。我真成一个商人了。
那末有功夫的时候，便逛逛琉璃厂，与书坊店老板谈谈天。有一天傍晚，我到来薰阁书店，遇见了陈掌柜，新从上海回来，他说，徐先生和郑先生都问你好，并且说：“刚主人虽然老实点，倒很有意思。”在岁寒时暮、风雪满庭的时候，千里迢迢，得著好友的安慰，这真是一件高兴的事！
这是谢国桢先生（1901—1982年）于其持筹籀史斋写下的《三吴回忆录》中结尾的话。其中的“徐先生”，当指徐森玉先生(1881—1971年)，而“郑先生”就是郑振铎先生（1898—1958年）了。原来，谢先生于1930年曾有江南之行，他在上海结识了郑振铎，有过一小段愉快的盘桓。
而这位替人捎话的“陈掌柜”，就是陈杭（1902—1969年）了。他号济川，是河北南宫人。十六岁时至京城，师从1881年创设于隆福寺的文奎堂主人王云瑞学艺，1925年应邀主持创始于清朝咸丰间的祖业“来薰阁琴书店”（据1883年定稿的《朝市丛载》，“来薰阁琴室”匾额由袁希视所书），到他来打理业务时，早已是有书无琴了。
1940年10月，时当抗战中期，陈济川于上海三马路（今汉口路）设立了来薰阁书店分店，店伙多时间也有十来人之谱。从此这里成为了郑振铎蛰居海上期间的一个重要去处和活动中心。如在其残存的1943年日记中，就不时见有“过来薰阁，遇郭石麒……”、“至来薰阁小坐……遇朱遂祥”、“至来薰阁，遇汪由伯，闲谈久之。见书堆中有《敦煌随笔》一部，即取阅” 等等记录。
您若要详细了解郑先生与陈掌柜之间的交情，那就不妨瞧瞧吴相湘在《家住书店街，走到书店街》中写的这一段文字：“上海广西路、二马路一带古书店规模甚大，其中来薰阁原是故都老店，抗战中期在沪设分店，注意南北各地世家大族因着火而流散的书籍”。他说：店主陈济川，战前即与北平学术界熟识，南来后又和江南名士交往。老店掌柜马姓，分店掌柜张姓，都精于目录版本，眼力也高，但魄力远不及陈。陈于战后迅速收购日伪诸人流出的日本刊行中国考古文物及历史书刊，颇获大利。
民国三十五年秋，我出入上海来薰阁时，常见郑振铎也高坐店内。陈济川介绍相识。时郑振铎编印《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即取材于上述日本书刊，力求齐全，见有珍籍即收。他是“老上海”、真行家，与陈可说旗鼓相当，陈却不抬价居奇，双方买卖各不吃亏。
“民国三十五年秋”，也就是1946年的秋天。当日，吴相湘以对书籍的爱好和目录版本之长，受知于国立兰州大学辛树帜校长和国立河南大学姚从吾校长，随从他们走过北平、天津、南京、苏州、上海等许多城市书店买书，具体做法是：“两老指示购书范围和原则，由我在各书店访查，再记录书目价格，由两老及徐旭生师决定”，而他自己却因此大大满足了一番“逛书店的乐趣”。
吴相湘所述陈、郑双方“买卖各不吃亏”，当是实录。据说陈掌柜在长期的古旧书业务实践中，逐渐精通了明清戏曲、小说版本目录的源流，而郑氏从来薰阁则买到过不少如《太音大全集》之类刻工精美的古书，他编纂的《中国版画史图录》、《诗余画谱》、《雇氏画谱》、《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长乐郑氏汇印传奇》等，也都委托来薰阁书店去经销。
您要是还有兴趣进一步了解谢国桢先生与陈掌柜之间的交情，那么，做过上海来薰阁学徒的高震川先生，在听闻谢先生去世以后的回忆足资参考：
解放前，谢老和来薰阁书店经理陈济川交情很深。谢老每到上海，就住在陈济川开办的书店里。谢老平易近人，没有架子。一九四二年我在来薰阁书店当学徒，一有时间，谢老就和我山南海北地攀谈起来。谢老常说：“我有许多老朋友，还有不少的小朋友。”他还不厌其烦地给我讲解苏轼的《赤壁赋》，使我得到启蒙教育。谢老一生唯一的乐趣，就是逛书店，买古书，他见到稀少的版本书，总是爱不释手，不论价格多高，也要想方设法买下来。
据胡金兆先生在《百年琉璃厂》一书中披露，陈济川在旧书商中的民族正义感是比较强的，“在暗地里悄悄地做了一些对抗日有利的事。他除了在上海想方设法帮助掩护进步的文艺人士外，还通过谢国桢教授的关系，把一批敌伪禁运的图书偷偷运送到解放区。虽然数量不算大，但等于渴中送水，一定程度缓解了解放区缺乏图书的困难。”
来薰阁主人陈济川，乃是琉璃厂旧书业史上的一个传奇。
（一）
话说1911年受命接管“来薰阁琴书店”的陈连彬（1883—1947年），字质卿，是河北南宫人。因不善经营，只是按同业常规，经营着一屋子木刻线装书和铅、石印本书，因此在业务上根本找不到新出路，一直店小本薄。到1925年交接时，只有一间门脸，三四个伙计。
然则当年北京旧书业的形势，据周肇祥（1880—1954年）在其《琉璃厂杂记》中说：（辛亥）革命之后，国学摧夷，旧书几成冷物。迩来事事复古，相需渐多。旧日官僚学究又得美差缺，腰缠渐裕，买书之兴复作。东、西洋设立图书馆，间有购求我国旧籍，以充签轴，于是旧书几与古董争奇。寻常一明板书，多或值数十金，少亦须数金。宋元精椠，竟无定价，任意婪索，称买主之有无……
陈济川接手以后，明时察势，他锐意改革业务和创新经营，并充分发扬了其师傅王云瑞“善识版本，广交文人学者”的积极经营风格，很快就把生意从困境扭转了过来。他还抓住当时古旧书货源充足、交易活跃的发展机遇，把来薰阁打造成为了中国旧书业的一块金招牌。
在为人精明干练、头脑灵敏外，陈济川还有十分精熟的古旧书刊收售经验。他的一生，从南、北方民间收购到的珍善本古书数量可真不少。雷梦水在《琉璃厂书肆四记》中记述说：
对板本学甚精，业务经验亦广，虽年过花甲，记忆犹强。凡稀见之书，某年售价若干元，归何处，随口说出，无稍差……一九四零年十月间，派张世尧（陈之表弟）、孙景润于上海设分店。该店经营偏重于戏曲小说及大部书籍。陈氏常往山东、山西、江浙一带收书。解放后，店伙马健斋亦常至江浙一带收书。
当位于北平琉璃厂路南一百八十号（当日电话号码为“南局四零九三”）的来薰阁业务盛时，其年平均收售古旧书刊多达五万多部（册），不仅扩展了琉璃厂店家的门面，在门市经营之外，还编印了营业书目，加强了发行，而且还拓展了业务，持续投资于古旧书的编辑出版，其年营业额达到了十万元。
据统计，来薰阁所印行的“坊本”有：《胡氏书画考》三种，《古文声系》二卷，《段王学五种》，《段契摭佚》一卷附《考释》一卷，《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初稿》不分卷，《书经》六卷，《诗经》八卷，《山带阁注楚词》六卷附《余论》二卷，《楚词说韵》一卷，《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小孙屠”、“张协状元”、“宦门弟子错立身”》，《越谚》三卷，《广韵》五卷，《南唐二主词》一卷等。出版形式分别为木版刷印、影印和铅印等。
据陈济川长子陈传广回忆，“当时最前边是书店门脸，中间是书库和客厅，后边就是我们的住家”。在他的印象中，虽然当时来薰阁“前店后家”，只有咫尺之遥，但他所见的父亲总是行色匆匆，“早上出去就很少再进家”，而“熟客来了，从来不在柜上挑书，直奔中间的书库”。他说：
这期间，来薰阁业务不断扩大，还发展出后院（供）生活和交友，店伙最多达20人，成为琉璃厂最大的古旧书店……主要服务对象是专家、学者、教授，其主人陈济川与他们的关系已超出商业往还，达到朋友、知己以至莫逆；他们也把来薰阁当作可以小坐饮茶，谈书论道，交友议政，切磋技艺的一处雅居。当时的来薰阁可以说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燕赵都市报》还报道说：“除了金九（韩国独立临时政府领导人——引者注），陈济川在那个年代结交了一大批国内外著名的专家、学者为新书友，其中有鲁迅、郑振铎、魏建功、老舍、傅惜华、赵万里、胡厚宣、吴晓铃，以及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服部宇之告、长泽规矩也，京都帝国大学教授狩野君山、东北帝国大学教授青木正儿等。有的专家、学者与陈杭成为莫逆之交。”陈传广记得，“胡适曾题赠我父亲陈济川的一本画册，‘文革’中不知所终了，前些时候我在一次拍卖会看到这本画册，但是我第二天再去已经被人买走了……”
1 929年，来薰阁书店编印了《来薰阁书目》首期，由沈尹默题签，为铅印线装形式。有声明云：“旧书日告匮乏，访求善本颇属不易，本店为流通国故起见，定价尚廉，省折扣之繁文，副江湖之雅意。若夫书品精良，订工尽美，一蒙采购，当不河汉斯言。”其例言曰：
一、 四库分部学者多觉未安，校雠、七略目录已成专科，敝店职志蒐访流通藉省士林精力聊博蝇头微利而已。故兹编列，犹取经、史、子、集四部一仍成例，特旧日丛书、章回小说、剧曲等均隶集部，兹乃各立子目，以便检阅，确定部居，当俟鸿硕。
二、 蒐藏校读，必究版本，兹编所列著刻人氏刊印时代，摘要略注，以便审择。惟仓卒录目，例或不齐，例如清代著作，集部已均系注，而前三部中概付阙如，挂一漏万，事所难免，校改订正，俟诸下期。
三、 古籍善本日告匮乏，诹访蒐求，已属不易，遑论书品装潢？敝店订工，力求精美，定价概从低廉。为副雅意，恕免扣折。倘蒙采购，方知真实。
除经、史、子、集四部外，该期《来薰阁书目》还列售丛书近百部。本期书目封三上部刊“本店收买旧书广告”一则，下部刊代售影印明嘉靖本短篇小说集《清平山堂话本》广告一则。第二期书目由钱玄同题签，于1931年5月编印。其“例言”说：“前年旧目，已不适用，惠顾诸君，请凭新编。”又刊布营业广告云：
本店开张旧京，迄今垂六十余年，向来广求古今书籍，久得士林嘉许，今番再编新收书目，以备雅选。至于诸大收藏家倘手藏复本，或阅过不用之书，意欲出让者，愿以重价收买。特此广告。
1935年10月编刊的《来薰阁书目（四期续编）》（平装一册，），封二印有法文地址，书目从5334号编起，至6002号止。封三印“《续修陕西通志稿》出版广告”和《本店印行书籍简目》20种。
第五期书目于1936年3月编印，著录5704种，封三例刊收买旧书广告和本店自印书籍简目。第六期于1943年1月编订，上编著录3752种，下编著录4316种。封三例刊收买旧书广告，以及《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广告和《玄览堂丛书》总目。
当方志有了海内外行情后，陈济川于1941年1月重订了《来薰阁书店方志目》（舆图、山志、医书、政书、家谱目附）。封面套红印刷有店铺地址、电话，封二印有《外埠通信购书办法》，天头印英文，其向海外推销方志的意向甚明。其中仅“家谱”一类就著录有清乾隆刊白纸印本八册《昇州王氏宗谱》四卷（标价65元）、民国竹纸铅印本五册《平湖徐氏世系》（标价15元）、白纸抄本一册《徐氏世谱》（标价16元）等百余种。书店主人还改动了广告，将《本店收买方志广告》刊于封三，可见主人及时应变市场行情的机动力：
本店开张旧京迄今垂六十余年，向来广求古今书籍、新旧方志，久得士林嘉许。今番编辑新收方志，以备雅选，至于诸大收藏家倘收藏复本，或阅过不用之书，意欲出让者，愿以重价收买，特此广告。
封三同时附有原板新印之《持静斋书目》等21种“本店印行书籍简目”。
来薰阁——这个曾经占据着上世纪前叶北京旧书业界核心地位的旧书业老字号，陈济川——这位在当年北、南中国旧书行业中的领军人物，太值得我们认真研究了！理由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在琉璃厂文化街，至今还能见到在“公私合营”后即已归属于北京市中国书店的“来薰阁”。
胡金兆先生曾经以《琉璃厂旧书业领军者》为题，专章介绍了陈济川的经营业绩。他指出，如今在琉璃厂西街东口路南、紧靠着万源夹道北口的，就是被中国书店保留了原字号的“新的来薰阁书店”：三开间的大门面，进深亦为三间，很气派，还有楼，藏书很丰富，不完全是古籍，不少是古籍新印或与传统文化靠近的书籍，楼下新印书，楼上古旧书。它所占用的原地是西琉璃厂三大旧书店之一的富晋书社和两明斋墨盒店，与设在海王村公园中国书店外侧邃雅斋遥相呼应。原来的来薰阁还在西边，西琉璃厂180号，其东邃雅斋是192号，富晋书社是193号，三大旧书店并排，相邻十几个门。20世纪80年代重修琉璃厂，来薰阁大体还在原址，是五间门面带楼，后面还有很大的院子和房子。现在东迁到现址。
因此，我们假如有缘前往琉璃厂发思古之幽情，可不要找错了地方呵。
（二）
日本学人吉川幸次郎曾经于1928年4月到1931年2月间在北平留学，他后来写有《来薰阁琴书店——琉璃厂杂记》一文。其篇首说：“这期间的记忆，值得反复回味的美好印象，不在剧场和戏院，不在饭馆和餐厅，而在古书街市。城内的隆福寺和城外的琉璃厂，占去了我北京生活三分之一的时间。将这份记忆草草成文，甚觉可惜，但被人要求写一篇关于书籍的随笔，首先想到的题目就是这个”,“我的人力车，一般总是先在十字路口往西拐，向前行至南侧的第三家门面即来薰阁琴书店前停下。”
在忆文中，吉川幸次郎把陈掌柜称誉为“琉璃厂首屈一指的新式人物”，也即北京旧书业的新式经营家。他在文章中生动地记述道：
我的车一到，店内透过玻璃门就能看到。这时，急忙走出相迎的，是主人的弟弟——二先生。而我的人力车费，一般就由他交付。
“吉川先生来了！”他身边的四五个伙计，也都一齐站起来，向我点头行礼。而这里朝向街面的一间，不是接待我这样的老顾客的地方。这里，书都一律沿墙往上堆积，一直充斥到屋顶，而且都是那些通常惯见的书。
“请！请！”我穿过这里，又穿过一个小的院子，来到最里面的屋子。
主人陈济川就在这间屋里。但他非常非常地忙，转眼间就离开这屋的情况也很多。或是出去接阅、分检同行不知从哪里买的一大堆书，或是到书业总会去碰头见面。但是只要接到店里派出的小使的通知，他一般就能回来，一跨入房间的门就说：“先生好！”
照例是灰色的长袍，北魏佛像那样的容颜。我也立即站起来回礼道：“陈先生好！”
没有敬语的中国做法。中国商人一般不使用卑微的语言。特别是学者和书店之间，是对等的关系，彼此文雅而交。我们俩就面对面促膝而坐，抽着烟，喝着茶，开始闲聊。话题多半是关于学者们的传闻。然后，我就开始巡视那由书帙堆积起来的古籍的书壁，而对地上堆放的散书也捡起来翻翻……
有时同陈掌柜谈得投机尽兴时，就索性“留下吃饭”，边吃边谈。在选定了所需书籍以后，也并不要如现时通行的这样，立即会帐付钱，而只须在每年的“三节”（五月初五日“端阳节”、八月十五日“中秋节”和年终之“春节”）结算分付，“即使是到了这三个时间，全部付清书款的顾客也属少数”。
吉川幸次郎把陈氏称誉为“是琉璃厂几十家古书店中惟一有创新意识的人”，因为他不仅与日本客户主动结交，而且他还曾以“图书展卖会”的形式，把业务拓展到了日本的东京、京都和名古屋。北平的同业们“对他这种海外兴业行动，半是嫉妒，半是观望。而他以可观的收益证明了他的成功，也给同行中的观望者一个漂亮的回答。”
原来在1928年至1930年期间，不到三十岁的陈掌柜曾应日本学人长泽规矩也（1902—1980年）等人的邀请，先后四次东渡日本，在东京、京都、大坂、神户、九州、福冈等地展销中国古籍，并结识了日本专营中国古籍的文求堂、临川书店、汇文堂书店的老板，走访了一些学者、藏书家和图书馆，从而把中国古旧书的业务做到了东瀛，来薰阁亦名振一时。
1930年，长泽规矩在其所写《中华民国书林一瞥》中，说起过陈杭的创业史：“来薰阁的陈氏……起初得到京都大学教授、学生的支持，遂开始做日本人生意，揣摩日本学者的心理，或携带样本东渡，或迎合到北平游历的日本人的心意，其情形大有赶超文奎堂之势。他乘学术界戏曲小说研究热之机，不惜重资搜购词曲小说，获取厚利，一时间令其他书商羡慕不已。可是近来通行本逐渐堆如山积，他幡然悔悟，倾力搜求清人文集”。他说：
陈君正值盛年，与我同岁，和我往来频繁，为人温厚善良，因此很得日本人的信任，但鉴赏功底不够深厚。他以小说获利，前年以一百五十元把嘉靖黑口本《三国志演义》卖给文求堂，又以洋钱若干将原本《平妖传》卖给马隅卿，至今传为话柄。近来，在日本顾客中出现不能如期付款的现象，这使他很为难。
不久以后，他对其“鉴赏功底不够深厚”一说，就做了修正：“来薰阁陈氏欲求利而并非唯利是求，他将明嘉靖中官刊黑口大字本《三国志传通俗演义》卖给文求堂，却并不知晓其实际价值，而其他贵重书籍，在与我们联系前，则先请马隅卿、王孝慈等人过目。据称天下只有两本的二十卷本《平妖传》，也以很便宜的价格卖给了隅卿。我想他是知道这书的真正价值的。当时，我常出入于隅卿处，隅卿常把从他处购得的善本给我看，令我羡慕不已。”
看来挟在文奎堂的实践经验和业务传统，陈济川在经营上抓住了一个重要商机，就是注意到了“五四”运动以后，新生的科研、教学和机关团体、个人对古旧书的新需求，从而加强了对口适销的业务。这样，来薰阁的生意就很快地发展壮大了起来。
这已足以证明陈济川在业务上勇于开拓的积极经营精神。吉川幸次郎写道：“在民国初年，当北京大学崛起一批年轻的思想家时，其他的书店无动于衷，不予理睬，勇敢地与这些人接近的，也是他。与此相关联，对于以往的古书店从不关心的戏曲、小说类书籍的热心收集和买卖，也是他。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研究中国白话文学的人，没有得到过他的帮助和恩惠的，绝无仅有。”
就个人的立身处世而言，最为吉川幸次郎折服的，是陈掌柜“与时俱进步”的识见。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是他领导琉璃厂同业走进了一个新天地：“陈济川不愧是书林的英豪，有领时代之先的英明识断。在面对革命，其他书店都慌张失措之时，他很好地与新的政局协调了步调，成为古籍工会的工会长，很是活跃。”
不仅业务本领高强，在古旧书行业事务方面，陈杭也大有见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1950年初成立北京市图书出版发行业公会时，当选为主任委员。1950年冬当选为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代表，以后又当选为前门区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代表。他还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老会员。他审时度势，为谋求同业的新生和发展机遇，不断动员全体会员改善经营管理，引导大家端正经营思想和作风，从单一谋利经营，转向为国为民服务，以适应社会形势的需要。
还把早就收存的1589年刻版、天都外阜序本的《忠义水浒传》这部罕见的古版书，无偿捐赠予北京图书馆。在担任中国书店副经理期间，他还曾指派业务骨干，大力协助有关的省市筹建古旧书店。如当他得知广州和兰州等地要开设古旧书店，但缺乏熟练的古旧书刊收售业务人才时，他主动提议并经组织同意，选派了精通业务的裴孝先、常体仁等先生前往协助，直到广东和甘肃两省的古旧书店开业。
常来树曾转述中国书店工作人员的话说：“陈先生爱书如命，几十年如一日：凡稀见珍本，皆藏于樟木箱中；遇残本古籍，皆设法配齐；对陈旧书册，皆精工裱褙；书架、书库之书，置之井然有序，随手取之无爽。”
（三）
有关来薰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经营业态，黄裳先生在《几种版画书》中有段回忆：
一九四九年冬到北京，抽暇到琉璃厂访书，当时旧书市场寥落，书店大都门可罗雀。偶然走进来薰阁，主人陈济川在上海时有点认识，让进去吃茶闲话。架子上书满满的，却没有什么可看，记得各种版本的《金瓶梅》就塞满了半架，就中还有崇祯本，不过已是后印的了……坐在店堂里既无书可看，我就提出看看他们积存的残本，后进有好几大间，满满地堆着旧书，这里倒颇有些善本……“公私合营”以后，旧书肆都已合并，从业员也都另分配了工作。说到的几位书友，也都已去世。北京的琉璃厂重修以后，曾去过几次，不记得来薰阁是否还在，但从前那种吃茶闲话访书之乐，是不可能再得了。这是想起来总不免觉得有点寂寞的。
据陈传广说，“作为私营古旧书业的代表人物，解放前陈济川曾任北平书业同业公会会长，解放后任北京市图书出版发行公会主任委员。1955年他率领一百一十一家私营古旧书店参加‘公私合营’，组建中国书店，并担任副总经理”。据说，当日的来薰阁和上海来薰阁分店，经清产核资，分别被定股人民币五万元，居当时全国旧书业之首位。
吉川幸次郎的《来薰阁琴书店——琉璃厂杂记》写于1951年5月底，他在文中表示，“陈济川，是我最想见的中国人之一”。此文发表后六年，也即1957年，东京神保町的山本书店老板山本敬太郎有过一次北京之行，他在琉璃厂见到了陈济川并受到热情接待。据回忆：
“北魏佛像那样的容颜”至今未变，癯铄有神，“这个”、“这个”的口头禅仍留存在我耳边。“只要接到店里小使的通知，他就立刻回来”，也仍是这样。不同的是从他口里不断地涌现“社会主义”一词，而自信地推荐给人看的古书却没有了，不禁使人感到困惑和缺憾，我还在剧院和饭馆受到了招待。
吉川幸次郎根据山本敬太郎寄赠的就餐合影，读出了如下信息：“左起第二位，那个嘿嘿笑着的，毫无爽失的就是陈济川，简直与三十年前的模样没有不同。其他人大概也是书店业中的人吧，大家都穿着‘人民装’，只有他悠然地穿着长袍，这或许也表示了他在其中的地位吧。身后的墙壁上，可以看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中苏友好合作万岁’这样的宣传牌。自信地推荐给人看的古书没有了，是因为近年来，中国对五十年前的书籍，一律禁止出口。山本君从中国回来后结论是：只就古书这一方面看，现在的北京不怎么有意思了。”
历史的答案，无情地证实了这一种预测。事实上，当年由中央政府主导的运动式的“公私合营”，人为地改变了中国旧书业从来由家庭分散经营、由家族内部传承的小商业传统，因此，全部国营化集中经营后的旧书行业，很快就出现了种种社会水土不服的新问题。
1958年，郑振铎先生在一次同业讲话中如此公开表扬道：“北京古书店有工厂作用，不全的配全抄全。杭州抱经堂书店和苏州文学山房将不全的书，割目以充全书，这样不好……北京和上海的旧书店，与买书的人都是朋友。到书店里喝喝茶很方便。”他是在以国家文化部领导的身份，要求地方国营古旧书业人员，应在经营中虚心学习私营旧书业者的好作风。
据在自己年龄很小的时候，就认得“陈叔叔”的胡金兆先生的观感，这个“个子高，头大，人爽朗，大嗓门，爱说爱笑”，在熟人中有“陈大头”绰号的陈叔叔，从表面上看，“一天大大咧咧、忙忙叨叨、风风火火，见了人，不管是谁，总要打招呼，但说不了几句又忙着走了，都以为他是个粗线条的人。其实他心里很细，是非分明，好多事情，他不言不语安排得熨熨帖帖，做得有情有理”，在“琉璃厂相对比较保守的旧书界中，他是个别而勇敢的”。然而，在写到其晚年的情景时，胡先生却用了一个令人读来黯然伤神的小标题：“投身社会主义改造，晚景却凄凉”。
他评介说：“陈济川在旧书业中的威望高，一贯积极、助人为乐”，在1950年底北京筹组第一家公私合营的“新大众出版社”时，就曾出本筹资，后出任经理。其“社址设在杨梅竹斜街世界书局东隔壁，一座两层楼，今天遗址痕迹还有”。当社事无疾而终后，他仍悉心经营来薰阁的古旧书业务，兼管着北京图书出版业公会的事。
对于“1956年的公私合营、社会主义改造，陈济川是举起双手热烈欢迎的”，并带动了好多旧书业同行积极参与了进来。据说，他还把以五两黄金的重价，在津门购得1589年刻版的《忠义水浒传》（罗本纂修，李贽评阅）珍本，通过郑振铎的引荐，把书无偿地捐献给了国家（今藏北京图书馆），以示其“态度和决心”。
当旧书业在中央政府的强力组织下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全部归并到北京市中国书店以后，陈济川即被任命为副经理。他为此配合有关领导努力工作，曾经积极选派有经验、有魄力，又精通古旧书刊业务的骨干人员，协助建立了广州、兰州两市的古旧书店。这在“同行是冤家”的旧书业私营时代，是不可想象的。文章最后交代说：
陈济川的晚年在中国书店愉快地工作着。（但）他终究是私方代表性人员，再努力工作，也还是外人。他躲过去了1957年的“反右”，据说差一点儿就落水，还是有好人拉了他一把，结果旧书业这顶“右派”帽子给了邃雅斋经理、也是旧书界的头面人物董会卿。到1966年的“文革”，那谁也跑不了，何况陈还是拿定息的资本家，身为中国书店副经理，被打成是“混进领导班子中的阶级异己分子”。他没能挺过去，1968年含冤而逝，享年才66岁。陈济川平日身体较壮，要不是“文革”摧残，他还能再活一阵子，必然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的古旧书业，作出更多更出色的贡献。
而据陈传广的回忆，在“文革”开始以后不久，“我家就被查抄，父亲被揪出来，挂牌批斗，深受人格、肉体侮辱，回家郁闷不乐，后来卧病不起，在1968年含冤离世。我大弟弟也被远放北大荒。那时，我家真是家破人亡，门庭冷落，寒室凄凉”。于是令他和他的家人念念不忘的感人一幕出现了：
大约是1969年开春的一个夜晚，我和小弟弟在床前守着卧床不起的母亲，忽听有人轻轻推屋门进来——当时我家被勒令，街门是不许插上的；来人身着一件深色的长大衣，戴一顶蓝色的帽子，帽沿压得很低，进屋小声说：“我是魏建功……”，他不说话，也不坐，只是环顾四壁叹息，神色悄然。在昏黄的灯光下，他慢步走到母亲床前，俯身安慰。大家眼里噙着泪水，相对无言。接着，他又低声询问。临走时，他连连摆手示意不要送。我只好目送他走出去，消失在寒冷的夜色中……
据马嘶所写魏建功传记，可知1969年的开春时节，他本人被解除在北大“监改大院”的集体监管，刚刚获得人身自由才几个月。
我想，魏先生也许是风闻了陈济川去世的噩耗而专程前往慰问的，他“掏出小本儿，一一记下”陈传广弟妹们的去向，大概是为了待日后自己情况好转后给予关照，以报旧恩罢！
据胡金兆先生在书中披露，早在1927年3月，魏建功赴汉城教学期间，他与夫人王碧书女士的信件往来，都由来薰阁收转的。1935年春编印的《来薰阁书目》第四期由魏建功题签，其重订“例言”云：“古籍善本日告匮乏，诹访蒐求，已属不易。遑论书品装潢。敝店订工力求精美，定价概从低廉，为副雅意，恕免折扣。倘蒙采购，方知真实。”封三再刊“本店收买旧书广告”一则。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元月，魏建功在重庆受聘担任台湾大学中文系主任前夕，率领台静农、何子祥、张宜忱等四十多位师生到上海候机，就是以来薰阁上海分店为中转站的。更有感人细节表明：当1947年率王碧书子女从重庆去台湾，路过上海时正逢中秋佳节，她们却因经济拮据，人在旅途，困处他乡。陈济川闻讯后，即令来薰阁分店及时送上白面、猪肉和现金，这一雪中送炭、济人困厄之举，令魏建功夫妇极其感动。
因此，在五十年代前后，来薰阁业务颇得魏先生的热心关照，他不仅自己而且还经常介绍学界友人到此购书；而他自己所编辑的《钱玄同遗墨》、《中华新韵》等书，也都交由来薰阁出版发行。听说在1980年2月18日临终前，魏先生还交代子女们说：“你们以后不能忘了来薰阁书店的朋友和陈杭一家，他们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给了我们很大帮助。”
在陈济川的经营史上，与郑振铎、与谢国桢、与魏建功的友情交往决不是人中特例，而是比比皆是的。譬如说他从文献上资助193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后任职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甲骨文专家胡厚宣（1911—1995年）从事研究的故事，亦是一段佳话。
当抗战初起时间，“大后方”的书籍十分匮乏，研究资料奇缺。这些东西虽然在北平城里有，但日寇对社会控制很严，沦陷中的北平与身在重庆、昆明、成都等地的人通邮十分困难。往往一封信要辗转绕好几个地方，经过数月才能到达收信人之手。当时已到四川的胡厚宣教授，就曾写信给陈济川，请他帮助购书。为此，陈济川富有创意地把《双剑誃殷与骈枝》、《双剑誃古器物图录》等重要考古书刊拆散后，以单页方式装入信封，分多次陆续付邮。胡先生收到辗转数地，有的被传污得油渍斑斑的北京来信，真是喜出望外。待到抗战胜利后回到北平，他即赴来薰阁面谢，并准备交付书款和邮费。可是陈济川却笑着拒收了，他说，这是我的分内事，何谈钱为？
在随后的交往中，来薰阁还为胡厚宣等考古学家编印了《战后平津新获甲骨集》、《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等多种印数很少的学术资料专著。胡先生说：“陈济川先生的这种深情厚谊，我非常感激，终身难忘。”
（四）
“辛苦何曾为贩书，梳篇理叶亦寒儒。”（金毓黻赠孙殿起诗中句）在北平旧书业界，历来有两个优良传统：一个是专致于业务经营，一心一意地把古旧书生意做大做好做强，如来薰阁的陈济川；另一个是在把古旧书生意做好的同时，还把精力投注于编书撰文，如通学斋的孙殿起先生。至于一般维持门面只求全家温饱的坊贾，则无与此论。
孙殿起生于1894年，字耀卿，别号贸翁，是河北冀县孙家杜村人，家世务农。他十岁时入私塾读书，四年后辍学，由其父亲的朋友介绍，从冀县乡下来到位于北京西琉璃厂的宏京堂，拜该店老板郭长林为师，开始其为期三年的学徒生活。
宏京堂古书铺的创办人是河北冀县人张霞轩，于光绪年间设铺经营古书，曾赴山东、江苏扬州等地收书，多版本书。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由其外甥郭长林经理。郭长林字荫甫，凡经营二十余年歇业。少年孙殿起一入书林，很快就爱好上了这一行。
周岩在《勤奋好学出真知——记古籍版本、目录学家孙殿起》一文中，对其早年书业学徒的生涯有颇为详细的记述，他“在艰苦而紧张的学徒生活中，早起晚睡，从不偷闲，每天要劳动十七、八个小时，只有在完成了给业主和师兄们盛饭、洗碗、扫地、擦桌、端水、倒茶和接待顾客等任务之后，才能忙中偷闲，来到书架前和库房里强背硬记古书业务知识”：
事实上，当时的书铺老板又是没有几个肯真心实意教授学徒的。学徒要想学点手艺，全凭自己的死记、硬背、多看、勤问，以及偷学、偷听、偷记。当顾客与业主或师兄们谈生意时，孙殿起就留心听，用心记，注意什么是原本、翻本，什么是单行本、丛书本、初印本和后印本。待顾客走后，他马上从书架上找出书来，对照比较，藉以熟悉版本。如此耳濡目染，日积月累，便逐渐能够根据书籍的纸张、墨迹、字体、版式，行款等特点区分出成书时代，弄清刊刻区域，确定是原刻还是翻刻，是真迹还是赝品。久而久之，对于官私刻本的异同，成书年代的远近，纸质墨迹的优劣，以至书籍内容、作者生平、思想倾向、传世多寡、价格贵贱等等，也就能够基本掌握，得心应手了。
出师以后，孙殿起先后在北京琉璃厂鸿宝阁、会文斋书铺当学徒、店伙、司帐，凡历11年。至25岁时，应北京大学教授伦明先生之约，开设通学斋古书铺并任经理。1956年1月“公私合营”后参加北京中国书店工作。1958年7月因病逝世，终年64岁。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职业书商生涯中，特别是在其独立主持通学斋古书铺的近四十年里，孙殿起以其日益丰富的版本目录知识和古旧书业实践经验，借助于精、俭、勤、恒的经营作风，凭借与伦明等文化学术界人士的人情交往和人际信任关系，在全国旧书业同行中迅速崛起，赢得了广泛的信誉与声望。
为使通学斋业务兴旺，孙殿起先生还曾经积极开辟货源。他不仅在北京古书同业中多方调剂古书书源，还时常出入宣武门外西晓市旧货市场，从打小鼓儿和小商贩那里收购古籍、碑帖、拓片。如明末本《为可堂初集》、清道光刊本《西域考古记》等都是从此中得来的。
他还南下广东、湖南、福建、浙江、江苏、安徽、上海、山东、河北、山西、天津等地，从当地的古书同行或者藏书家手中，直接收购。曾经觅得过不少版本比较好，流传稀少的明清人诗文集和考据书籍。雷梦水聆其口述，笔录有《庚午南游记》。
通学斋位于琉璃厂南新华街七十四号。在1925年至1935年的生意鼎盛期，该铺每年平均可收售古旧书一至二万部册，总价大洋三至四万元；店员也从原来的七、八人，增加到十三、四人。1935年，孙殿起编印了《通学斋书目》第一期，次年十月发行第二期。他手订有《外埠购书简章》，封三所刊《启事》云：“各藏书家如有不用之书，欲出让者，请开列书名、卷数、著作、姓名、刊本、朝代、纸本价值函示敝店，即可接洽。如承介绍，亦有相当酬金。”
孙先生先后出版有《贩书偶记》及其续编、《丛书目录拾遗》、《琉璃厂小志》等。1934年，伦明在为孙殿起编撰的《丛书目录拾遗》十二卷做序道：
吾友孙君殿起，商而士者也……余来京师，游海王村，遇肆中人，见其语言举止异乎他人商肆，且异乎他地之书肆，意颇迓之。尝遇之王公大人家，见其挟布包坐厅事，吸烟啜茗，口讲指画，客无跼态，主无倨色，意更迓之。君博览而强记。其博览也，能详人所略。他人所究者，宋、元、明版耳，君于版本外，尤留意近代汉、宋学之渊源，诗、古文辞之流别，了晰于胸。随得一书，即能别其优劣。其强记也，姑举一事证之。君尝窥我架上书，凡某类缺某种，某种缺某卷，某卷缺某页，默记之。久之又久，一一为余觅补。按之无爽，即此可知矣。君最勤析疑辨异，恒至午夜，饥忘食，倦忘息，不知者疑以为肆务忙也。余尝戏谓，使君治学如我辈，不止造到若何境地矣。君心又最细。每校书，一点一画，不肯忽视……君平生所寓目，皆有记录，积稿厚逾尺。
1948年夏，时任北平国史馆馆长的金毓黻在赠诗中，有“辛苦何曾为贩书，梳篇理叶亦寒儒”之句。雷梦水撰写有《孙耀卿先生传略》，叙述其生平事略和书业劳绩甚为周详。周岩在《孙殿起二三事》中也评介说：“50年经营古旧书业的生涯，使他从一个只读过三年私塾，文化水平不高，基础知识贫乏的农村苦孩子，锻炼成为一个国内外享有一定名望的我国近现代的古籍版本、目录学家和古旧书业经营家，为抢救、保护、刊刻和流通我国古旧书刊，作出了重要贡献。” 对其所编的书目，吉川幸次郎则曾以“备见苦心，琳琅满目”相誉。
1958年，这位叫做孙殿起的旧书业学者，在北京因病去世。吴晓明在《〈贩书偶记〉和孙殿起》一文中说：
孙殿起一生从事贩书业五十余年，贵在好学不倦，校阅古籍终年不断。1958年他卧病之时，说话已感困难，仍嘱雷梦水记其口述的《记藏书家伦哲如先生》一文。直至昏迷不醒，时说胡话，手指犹捻捻不息，自谓：“我在写稿”。
孙殿起去世当年，史无前例的全国各行业“公私合营”已经在如火如荼中完成；而陈济川先生所积极奔走动员和带领的北京111家私营古旧书业同行，都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中完成了经营主体的质变。
十年后，早年在隆福寺文奎堂学徒，后来，历任北平书业同业公会首任会长、北京市中国书店副经理、北京市图书出版发行业公会主任委员的中国旧书业经营家，海内外知名的来薰阁琴书铺的最后一代主人陈济川，在人身屈辱中含冤去世于来薰阁后院。当时，距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发生不过两年——当日北京市中国书店的全部古旧书业务均在“破四旧”的时政风浪中歇业，直到五年后才向“内部人士”悄然开放。
（五）
不仅仅是陈济川的来薰阁、孙殿起的通学斋，还有位于隆福寺街的赵殿成的文奎阁等，都是当年吉川幸次郎时常前往淘选旧书的去处，因为这三家有关清代考据学方面的线装书比较多。
他回忆说：“在前后三年的留学期间，有两年半的时间，是与仓石武四郎先生共同的，当时两人对清儒的‘考据学’有着相同的热心，因此相互竞争着奔波在二大古书街：城内的隆福寺和城外的琉璃厂……” ，“留学中最主要的事情之一就是买书。资金充足，加上那时我的兴趣在清代考据学，所以以此为重点购书。中国的书真是说有多少就有多少，但如自己定下一个重点来收集的话，即使是相当珍贵的书也可以买得起”。他说：
与这些书店打了招呼后，他们会把我想要的书和相关的东西送上门来。不只是这三家书店，琉璃厂、隆福寺的其它书店也常到我宿舍来送书。他们把各种书的“头一本”——即最早（先）的一本用布包袱包着送来，常常是早上我还没起床，已有十多人拥挤在门房的屋子里等我。然后，我起床，与他们一一见面，见那“头一本”。要买的，就说“留下”；想考虑一下，隔几天回话的，就说“看一看”。如此这番地与书店老板打交道，每天就得花一小时以上。此外，隔上一天，我自己也要上文奎堂、来薰阁、通学斋等书店去，一去总是两小时到三小时左右，有时那里就留我吃晚饭。详细情况可参见我写的《来薰阁琴书店》。
仓石武四郎（1897—1975年）于1928年4月到北平留学。其《述学斋日记》1930年1月6日有“过来薰阁，获知不足斋刊《水云集》、《湖山类稿》，直廿五元”，11日有“陈济川来，送五十元，并高尾剩所赠点心”等记录；1月8日有“过通学斋，获《诗地理考略》二卷”并借书，15日“过通学斋，获古均阁刊本《绛雪诗钞》”等等的记事。
按：仓石武四郎的《述学斋日记》，见于荣新江、朱玉麟先生辑注的《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中华书局2002年4月版）；吉川幸次郎的《来薰阁琴书店》和长泽规矩也的《中华民国书林一瞥》等文，见于钱婉约、宋炎辑录成集的《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由中华书局2006年1月版）。
熟谙于北京旧书业掌故的谢兴尧在其1943年所写的《书林逸话》中，曾经评说道：“近十年来，旧书业中颇出了几位人材。有负盛名者，有无人知者，或以气魄大而能放手作去，或以‘吃得精’而能另辟一途。前者如来薰阁之陈某，修绠堂之孙某……后者如通学斋、群玉斋二孙，文禄堂之王某，专收冷僻版本，不走大路，以其能合时代，获利最丰。”并特别指出，孙氏受东家伦明熏陶，所著《丛书目录拾遗》、《贩书偶记》二种，“极具价值”。
事实上，在孙殿起和撰有《文禄堂访书记》的文禄堂主人王晋卿之后，还有北京中国书店雷梦水的《书林琐记》、天津古籍书店雷梦辰的《清代各省禁书汇考》、张振铎的《古籍刻工名录》、苏州古籍书店江澄波的《古刻名抄经眼录》和杭州古旧书店严宝善的《贩书经眼录》等问世，说明在中国国旧书业界确实存在一个著书编目的传统，其裨益中国学术文化史和藏书史并非浅鲜。或如江澄波在《古刻名抄经眼录》前言中所说：
苏州历史悠久，文化发达，刻书藏书，衍为风尚，明清时期，尤称极盛……因而贩书之业随之而兴……八十年代初，黄裳先生来苏访书时，曾谈及“苏州有众多的藏书家，他们藏书的主要内容，流散始末……这一类地方性文献史料，都是值得搜集保存的”，由此我得到启发和鼓励，并引起我在涉足书林中的一些回忆……现就余所知，对每书之题识、藏印加以注释，以作知人论世之助。本录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共收古籍提要三百篇。以宋元明清所刊稀见或有特色者为主，并以名家钞本、名人稿本及批校本为副。
在“公私合营”以前，来薰阁在西琉璃厂180号，其东是192号的邃雅斋，富晋书社为193号，这三大旧书店并排着，相邻有十几个门。李一氓晚年回忆六十年代前后情景时说，“买书的地方在琉璃厂，也就只有那么几家，因为琉璃厂还是字画店比旧书店多。那些旧书店，我常去的是邃雅斋（店东董会卿）、来薰阁、富晋书社（店东王富晋），有时也去东四隆福寺的修绠堂（店东孙助廉）。后来社会主义改造，这些书店都归国营了，而国营最集中的地方就是中国书店”：
早期，邃雅斋的店员李金绍，后期，中国书店的工作员王春华和我较熟。所以好多比较好的书，都是经他们手得来的。他们得到什么好书，认为我会感兴趣，就都留给我了。他们无非知道我爱买词集，爱买有版画的书，爱买山志游记。可惜，王春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迫害致死。一个普通书店的服务员，也会有这样的遭遇，真是奇怪。”
据今年七十三岁的陈传广先生说，他父亲原本有个心愿，时常对家人说起：“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在咱们家后院建一座二层小楼，就叫‘水西楼’，在楼中收藏咱们的镇店之宝。”所谓“水西楼”，就是来薰阁所珍藏的《水浒传》、《西厢记》、《红楼梦》三部早期珍贵刻本。由于抗战火起， 这“水西楼”自然没有建成，只是定格在父子两代人的梦想中，并随着时势的变化而终成理想的幻影。
常来树先生撰有短文，则称陈济川为“古籍版本目录学者”，其中记录其两则佚事云：
某年，陈济川将珍存的数卷善本、稀见古籍呈赠毛泽东主席，主席甚为珍视，以重金酬谢，为济川所谢辞。毛主席对陈氏献身于祖国文化事业的成绩颇为赏识，曾邀其参加在怀仁堂举办的知名文化人士招待会，并与之合影留念。
1956年，“公私合营”时，来薰阁并入中国书店。合营前，领导同志询问济川拟留什么珍品，均听其便。陈氏高风亮节，说：“寸纸不留。”
概而言之，孙殿起和陈济川先生的先后去世是个标志，标志着一个传承千年的中国古旧书经营传统从此成为了绝响，更标志着一个曾以古旧书称雄于华夏知识传播领域的旧文化时代的结束。从此至少在文献资源方面，中华民族文化真正被迫实现了它向“现代化”的转型；而随着岁月的流逝，“物以稀为贵，艺以绝而奇”，有关中国历史文献的种种学问，也因此可能具有了“国学”乃至“绝学”的可能。
时代不同了，首先是整个社会的信息传播手段和知识传播方式改变了；与此同时，是读者群体不同了，一代新读者所赖以成长的文化氛围、教育环境相应地改变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辛弃疾词），我们如今缅怀旧书业曾经的辉煌，只是为了继承传统的行业精神——或如陈济川那种服务至上、与时俱进步的商务精神，或如孙殿起那种著书编目、孜孜以求的人文精神。这才是中国千年古旧书业，除了通过历代藏书家和书贾的手，传递到国立图书馆古籍部的历史文献财富外，留给后世的另一笔丰厚精神财富。
（2007年9月2日傍晚定稿于南京江淮雁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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