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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文选”课应定位于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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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廉政理论撷英
国家图书馆所藏《四库全书总目》稿本述略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满文古籍孤本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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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杜诗学文献述略
保护典籍,致力经史——朱彝尊的文献学成就
孟学的演进及其时代特色
20世纪古籍整理的成就及今后的工作
对于《太平广记》的整体文化观照
《奉天通志》征引书目辑录
关于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基本理论的几个问题
论汉代“通经致用”思潮对古文献整理的影响
金毓黻赴日搜求东北史地文献考略
旧志整理要注重点校质量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满文古籍孤本著录札记
历史文献学思想研究论纲
两汉乐赋中所见音乐理念的新突破
历史文献学是历史系的不能承载之重
试论王应麟的文献学成就——以《困学纪闻》为例
钱 穆 的 考 据 学 思 想
钱大昕的汉学、宋学和清学观
钱大昕在新、旧《唐书》研究上的成就
《清史稿•徐邦道传》释证
试论费宏政治生活三事
述魏晋南北朝时期文献学的成就
《宋史全文》(理宗部分)点校商榷
谈 古 籍 注 释
探讨唐朝对营州(辽宁)的统治
对于历史文献学科的一点思考
西夏文献资料述略
鲜卑石室祝文辨疑
谢圣纶与《滇黔志略》
从《徐乃昌日记》考论随庵金石收藏特色
玄学思潮与东晋南朝史学
关于颜延之《庭诰》的几个问题
重视海外华侨华人历史文献的搜集与整理
中原典籍的入辽及其贡献
钱穆论朱熹
唐代男女初婚年龄的历史变迁
和諧原理三題
国学家的精神世界——对章太炎与《苏报案》的再认识
易学特点
孔子不是民主的敌人
“道统”与朱子的新儒学
論利瑪竇傳教模式的歷史意義
面向世界:后“五四”时期一个倾向的延续
学术上白手起家的罗振玉——《上虞罗氏枝分谱》资料的发掘利用
羅振玉在近代書法史上的地位
羅振玉父子對西夏學的貢獻
王國維《詠史二十首》手寫本的文獻價值
廖季平先生的经学传承
王献唐年谱
论书目的学术史价值
雍正帝与《龙藏》
明末版权史事钩沉——崇祯十三年金陵石啸居刻《四书大全辩》卷首版权文件十四通读后
“绝代坊贾”陈济川和孙殿起
顾廷龙晚年的版本目录学思想述略
马一浮佚诗佚文小笺——马一浮与龙榆生交往因缘剪影
讀錢罪言
敦煌本《壇經》錄校三題
《左传》疑义新证
《盐铁论》可与《史记》互证“实录”
《宋史•李性传传》考补
殷墟甲骨祭祀卜辭中“伐”與犧牲關係考
“士伍”本义与赵至身分之谜
酂侯萧何封地考
“太史公遭李陵之祸”述评
歆、莽关系新论
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唐代谱学
论宪穆敬文武宣六朝的皇权嬗递及其间宦官权力的变化
漢代社會的讀書生活
汉赋与制度
诔文写作与亡者悼念——《世说新语》与《文心雕龙》研究札记
辽代文化及其历史地位
钱大昕的天文历法研究成就
《左传》预言及其文学价值
通才、絕藝與淒美戀情——关于姜夔的二三断想
论方拱乾诗及其家法的递嬗
由大历史而小历史:20世纪长篇传记发展鸟瞰
書藝旁徵
想象与意象表达:书法创作与审美的泛化对应关系
《虹月楼记卷》和冯子振墨翰
內藤湖南的史觀與史論──基於對其《支那史學史》的分析
蔡元培先生的一篇佚文——《历史学派经济学序》
文渊阁《四库全书》成书年代考
明代西洋三书的世界性意识 ——读《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
東洋文庫藏《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資料隨錄
《新箋決科古今源流至論》的版本鑒定
大連著述考略
殖民统治与医疗:罗子珍编《西藏药材蒙藏汉名录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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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振玉在近代書法史上的地位
作者:張本義
   羅振玉雪堂先生對中國近代文化史之貢獻,已得到專家比較一致的推崇。或云,今人倘論中國近百年文化史,無法繞過羅氏。蓋因其在整理研究金石刻辭,漢晉木簡,訓詁文字,校勘輯佚,版本目錄諸方面,厥功甚偉。一生藏書盈庫,著作滿家。傳印秘笈圖錄、甲骨金文、遺碑墜簡之屬,不下數十百種,澤被士林,沾溉至今。而尤以與王國維整理與研究殷墟甲骨文字,奠定“甲骨學”基礎厥功爲最。
    但今人罕知者,羅雪堂亦爲近代傑出之書家。在其“傳古”思想指導下,書學理論,嚴守傳統,不趨時風;流布法書,不遺餘力,開拓時人眼界,推動書風變革;書法實踐,諸體皆精,且長於篆刻。今人論近代書史,往往只以其爲“以甲骨入書第一人”云云,甚或只字罔提,有失公允。對羅雪堂書法地位之評定,不特關乎歷史人物之評價,更關乎對待書法傳統之態度。

    羅雪堂之書學思想
    書法藝術,是中國歷代文人精神棲息地與終極關懷,書事活動,是中國傳統知識份子重要之修煉內容。中國古代以禮樂射禦書數爲“六藝”。“書”,即今所說之“書法”。孔子提出,君子要“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論語•述而》)。“藝”不僅爲藝,與“道”“德”“仁”並重,但更要者爲修身之手段,故要“像懷抱著那樣去親和它,溫習它,以它爲勞作和休息,以它爲閒暇的遊樂”(叢文俊:《雪堂書法敘論》)。據此,羅雪堂一生雖對書法藝術用力甚劬,然視“書法藝術”本身爲末事,了不措意於“藝術 史”上之地位,絕不似同時之沈曾植﹑李瑞清﹑鄭孝胥﹑曾熙等以書家自許自命。
    丁巳(一九一七)年,直隸天津﹑保定,山東德州,河南彰德等地大水,災情嚴重。雪堂時避地海東,除鬻長物得兩萬元寄回國內救災外,又作篆書四尺對剖條幅百件寄售助賑。爲此,曾寫信與董康云:“平生不欲以薄技娛人,今爲災黎作書,固所願也”(《永豐鄉人家書手簡留真》)。終其一生,未聞舉辦過個人書展,此或亦雪堂生前身後書名未彰之一原因歟?
    “中庸”,不惟是中國傳統道德準則,亦傳統美學之核心。體現在書法藝術上,即要求如詩教所云,須“溫柔敦厚”,“中和爲美”,一如孫過庭《書譜》所謂“不激不厲,風規自遠”。然自清中期以降,在“求變”思潮推動下,阮元﹑包世臣相與鼓吹“南北書派論”,風氣所至,大江南北咸言“尊碑抑帖﹑尊魏卑唐”。而理論恢宏﹑落筆卻不甚了了之康有爲,所著之《廣藝舟雙楫》出,崇碑抑帖思潮蕩滌書壇,很多以書名家者擯棄“中和溫潤”的書學原旨,轉求以狂怪險醜爲目標,推波助瀾,遂成氣候。對此,自感有“整躬率物之責”(《雪堂剩墨》)之羅雪堂,從正統觀點出發,力挽狂瀾於既倒。在其《跋自臨朝侯小子碑》云:“傳世漢刻中,此碑隸法最備,如精金良玉,無纖毫浮張。學者由此問津,當不至墮入狂怪怒張及貌爲高古之習”。《跋自臨孔宙碑》云:“古人作書,無論何體,皆謹而不肆,法度端嚴。後人每以放逸自飾,此中不足也。三十年前,亦自蹈此弊,今閱古漸多,乃窺知此旨,並知中不足而飾其外,終身無藝成之日”(《貞松老人外集》)。一九二五年夏,在《隋丁道護書啓法寺碑跋》中云:“自阮文達公倡南北書派論,謂東晉宋齊梁陳爲南派,趙燕魏齊周隋爲北派;南派鍾衛及羲獻僧虔,以至智永虞世南,北派由鍾衛索靖至丁道護等,以至歐褚。此論既出,當世莫不宗之。予以爲,時有先後,書有工拙則有之;而謂南北分派,則未允也。因時有先後,故劉宋之爨龍顔碑﹑劉懷民墓誌,與元魏之中嶽西嶽兩靈廟碑,書勢正同(爨碑立於大明二年,劉誌在大明八年,靈廟碑立於大安二年,相距不出十年),而與梁之始興忠武王碑,魏之刁惠公墓誌則異(蕭碑立於普通二年,刁誌在遜平二年,相距僅六年)。因楷從分出,在先則楷少分多,後則楷法漸備。閱歲六十,故爾相差。而同在一時,南北固無別也。因書有工拙,故同時同地之龍門石刻,其出拙工之手,如正光孝昌數十字之小造象記,拙陋如彼。而出於士夫之皇甫度石窟碑,則工妙如此。石窟碑大似南朝諸刻,而梁之慧影造象,反與龍門拙工之作正同,此爲工拙之分,亦非南北有異。予意,自東晉至隋唐,中間二百餘年,楷法實以漸進步,逮隋而大成。初唐之歐虞褚薛,皆生於隋代,丁道護與諸賢同爲楷法宗匠。必以丁歐爲北派,伯施爲南派,殆非通論矣………書法非因南北而有同異。以訂正文達之說,並願與宇內宏達共論定之。”(《松翁近稿》。此文所引均見余主編之《羅雪堂合集》)
    此處,羅氏沒有任何過激之言,而是自史家角度,自對魏晉碑刻深入全面之研究爲基礎,以具體扎實之史實,將崇碑派領軍人物阮元之“南北書派論”,將其以偏概全之臆造駁得體無完膚,真可謂振聾發聵,不怒自威。勿庸置疑,如此扎實之考證分析,再加上羅雪堂當時學術地位,身體力行之影響所至,不啻對由阮元﹑包世臣﹑康有爲一路燃起,並已成燎原之勢的“崇碑抑帖”烈火,澆了一場傾盆而及時之雨。從而不僅給民國中期以降,走碑帖結合路子之沈曾植等以重要啓發,更爲爾後崇尚帖學之沈尹默等人之崛起奠定了基礎,遺徽未絕,澤被今日。

    羅雪堂對法書之流布
    雪堂一生,“夙抱傳古之志”(《雪堂校刊群書目錄敘》),以“傳古”爲己任。不獨流布貞蔔文字,熹平石經,西陲木簡,敦煌遺書,內閣檔案,寰宇碑刻,吉金樂石,海東佚書,考古小品,璽印封泥等,即於書法小道,亦汲汲以傳流古人生命精神爲務。計用傳統之撫摹雙鈎法和先進之珂羅版照像影印法,刊佈各種古代法書資料五十種以上(其提供藏品由出版家影印者,尚未計算在內),其中多爲前人未聞見之新資料,爲後來習書者,開啓無數新法門。因所流布者,多爲古之書道正統主流巨迹,故能示人以書法之真髓。以影響中國書法走向的實績論,羅雪堂或更在包世臣﹑康有爲﹑沈曾植之上。然因其不事聲張,今之論書者,多未明瞭。
其刊佈的法書,首重一個“新”字。如甲骨,先後有《殷虛書契》前後編﹑續編及《菁華》,並彙集殷墟遺物之文字,成《殷文存》。又手寫尚未辨識之甲骨文,成《殷虛文字待問編》。又積極探索以甲骨入書之方法,成《集殷虛字楹帖》,曾先後兩次親自手寫石印出版。
    漢晉木簡,晉唐寫經。先後有《流沙墜簡》﹑《鳴沙石室遺書》及《續編》﹑《鳴沙石室古籍叢殘》﹑《敦煌石室遺書》二種﹑《貞松堂藏西陲秘笈叢殘》﹑《海東古籍叢殘》﹑《唐寫本世說新語》之印行。另將西陲出土的唐太宗《溫泉銘》﹑歐陽詢《化度寺塔銘》及柳公權的《金剛經》三種堪稱珍本的原拓本彙刊爲《墨林星鳳》。其見到此三種巨迹後,急於與世之好古者共賞之殷,至今令我儕感動。
    金石資料。此部分資料洋洋大觀,不勝枚舉。撮其要者,有《貞松堂集古遺文》及《續編》﹑《補遺》,《三代吉金文存》﹑《秦金石刻辭》等,爲清末民初書壇提供了爲數巨大的金石研究資料。不特此也,《石鼓文考釋》﹑《矢彜考釋》﹑《金薤琳琅》﹑《天發神讖碑補考》﹑《六朝墓誌菁英》﹑《漢晉石刻墨影》﹑《漢熹平石經殘字集錄》等,或手撫勾勒,或親筆臨寫出版,皆爲書壇提供了矩範。
    其刊佈法書,多重一個“名”字。如貞松堂﹑百爵齋兩部《歷代名人法書》﹑《蘭亭十三跋》﹑《智永真草千字文真迹》﹑《隋丁道護法啓寺碑》﹑《宋拓九成宮醴泉銘》﹑《宋拓越州石氏帖》﹑《北宋拓汴學石經》﹑《葉石林先生模急就章》﹑《宋拓王先生碑》﹑《元八家法書》﹑《明成祖書經》﹑《祝京兆法書》﹑《文待詔書離騷九歌真迹》﹑《明吳門四君子法書》﹑《昭代經師手簡》初二編等。雪堂所刊法書,多爲名賢忠臣手迹。因爲主張書與人並重,故從不刊諸如明代張瑞圖﹑清代錢謙益﹑王鐸等人之書作。
其刊佈的印譜,多取一個“精”字。雪堂不僅爲傑出的書家,又精於治印,故所藏古璽印章多爲上品,刊佈的印譜皆系精品。計有《磬室所藏璽印》及《續集》、《赫連泉館古印存》及《續存》、《隋唐以來官印集存》、《貞松堂唐宋以來官印集存》、《凝清室古官印存》﹑《貞松堂所見古璽印集》、《齊魯封泥集存》等。
    上述雪堂流布之書法篆刻資料,不僅有力地推動了當時書法多樣化之發展,且客觀上對有悖傳統﹑追求奇絕怪詭之“尊碑理論”繼續發酵起到了抑制作用。

    羅雪堂之書法成就
劉熙載《藝概》云:“書,如也。如其學,如其才,如其志,總之曰如其人而已。”作爲正統之中國文人,羅氏性情方正嚴謹,審美取向古樸典雅,深得書學“中和”古法之奧義。如此,在清末民初崇碑尚態之書風,甚囂塵上之書壇,已屬不易。綜觀其一生書作,多爲臨寫,自運者甚少。足見其“傳古”之矢志。抑有進者,羅氏諸體皆精,且又善治印,不惟在彼時書壇罕有其匹,即在整個中國書法史上,也屬麟角鳳毛。
    篆書之成就。雪堂《答人問學篆書》,將篆書分爲三個時期,即“古文一也,秦漢魏晉二也,唐宋三也。古文以古彜器款識及貞卜文爲一類,而岐陽獵碣附之;秦漢以吉金款識及碑額爲一類,而新出之魏石經直接兩京;唐以後,則李少溫、二徐、夢英爲一類,而元之趙文敏,又直接李徐之傳。若以書勢言,則可分結字及用筆爲兩大端,古文結字疏密,一任其天然,長短大小,不必整齊,以短筆直筆取勢,故淳古。秦漢間人,則筆勢漸長,結字漸整,至少溫二徐,益趨勻稱,古法大變。其所異,大端則在筆法”(《貞松老人外集》)。此處所說之篆書,包括了今人所說之甲骨、金文、小篆。而所異者,僅在於結字和筆法不同而已。如前所述,羅氏系將甲骨文字入書法藝術之第一人。其篳路藍縷,開山之功,不應或忘。馮濤在《羅振玉與甲骨文》一文中說,羅氏甲骨書法“端莊凝重,秀美而不失遒勁,華雅而不失樸質。這不僅在我國書苑中有一定的影響,就是對我們今天體會殷人的書法風貌,揣摩殷人書寫文字的規則,也有相當的幫助”(見http://geminitougao.com)。羅氏傳世之甲骨書法,其結字之精與用筆之妙,七八十年後的今人,亦難逮其境。
    雪堂大篆書作,絕不類吳昌碩等人之欹側取勢、下筆狂疾之品,而仍沿續典雅古樸一路走來。如其臨寫之《石鼓文》,如對八佾,穆如清風,醇厚清麗,耐人回味。
    雪堂小篆,如臨《新莽量銘》和《漢司空袁敞殘碑》,風貌絕不相類。前者頗得精峭勁雅之旨,後者則得工妙圓動之要,真給人意與古會,渾樸大雅之審美感受。
    雪堂正書之成就。正書水平之高下,往往反映書家臨池功夫之淺深。雪堂最嗜顔書,用力也最勤。由於學識、情性的緣故,所作顔書,頗得魯公風神。《有周忠臣韓太尉墓碑碑陰碑側記》結體方正,用筆雄強,間有歐書之意,足稱珍構,遍覯民初書壇,鮮有出其右者。
    隸書之成就。叢文俊先生評雪堂所臨《朝侯小子碑》云,羅氏在此,削去原碑之開張,“以表現神采骨力爲宗旨,對形的取捨改造亦不相去太遠,筆力沈雄而意氣抗浪,富於古典主義的美感與移情,可以說盡得漢人精髓,後人罕有臻此境界者。”此真知言也。
    行書之成就。羅雪堂之行書,結字修長,用筆簡遠,一派仙風道骨。爲此,曾遭到沈曾植的嫉妒。沈氏嘗曾語雪堂曰,“學問之事,既爲公等壟斷,而公之小行楷書,又復卓絕。我畢生染翰,竟無入處,此關天事,又復何云”(羅振玉致王國維信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五日)。羅氏早年之家書,用筆圓潤雄渾,結字亦類顔書。而晚歲自書《熹平石經殘字集全錄序》,則已臻化境矣。
    草書之成就。雪堂草書作品較爲少見,如《行書陶淵明與子儼等書》的草書立軸,結體修長內懨,間有董意;用筆於側鋒中現出凝重,殊非易事;章法疏朗,一氣呵成,創作意境與所書內容渾然一體。讀之,恍若面對羲皇上人。似此佳作,清末以還書壇,實不多覯。
    篆刻之成就。雪堂善治漢印,知之者不多。蓋因其五十歲之後因目力不及而不作之緣故。羅氏刻印,不追隨時風,專意規模漢印,故能古意盎然。其題五子羅福頤的《郼庵仿古印草》云:“古印璽出於鎔鑄,其文字皆爾雅深厚,如對端人正士。逮漢末季,始有鑿印,或軍中急就,或出自拙工,雖天趣間存,而法度已失。近百年來,作者每取法於此,心輒非之……慎毋與時賢競逐,以期詭遇。”非有切實體會者,焉能作此肯綮之語?
    早年,羅氏還曾訂有《陸庵仿古篆刻潤例》。雪堂用印,多自手刻。如“雪翁”、“永豐鄉人”、“振玉印信”、“殷禮在斯堂”、“二萬石齋”等皆爲羅氏經常鈐用之印。
    雪堂書論取向中和,書藝篆刻已臻化境,且流布法書名迹,莫計其數。然在近代書法史上,並未享有與其成就相埒之地位,其故有可深長思之者。竊以爲,第一,政治上,雪堂以前清遺民自居,追隨末帝,陷身僞滿,有虧民族大節,爲物論所不容,連累其學術與藝術長期受到漠視。第二,更深層次者,從書法史本身來探討,則雪堂中庸中和、重傳統,以臨古爲自運之書學思想,與當時阮包康等,崇碑尚態者統治書壇之大潮流格格不入,其受冷落乃必然結果。此風氣所趨,可謂根深蒂固,除非時殊世異,待大量新資料湧現之後不可改變。雪堂深窺其奧竅,故未正面登場撥正,而是腳踏實地,充分利用新技術,持之以恒,傾力大量流布古人法書資料,開拓人們之眼界,以俟水到渠成之日。而百年後之今天,我們已經看到結果。第三,雪堂所承繼的中國傳統書風,著重書外學識與修養。此種理念,亦頗與晚近潮流不葉。雪堂書法地位之不顯,正是中國傳統書法不絕如縷之縮影。故雪堂在近代書法史上之地位問題,確乎值得今天認真加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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