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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学的演进及其时代特色 |
作者:赵庆伟 |
摘  要:孟学是在对孟子其人和《孟子》本文及其注疏进行考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学问。孟学的发展彰显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其时代特色是比较鲜明的。自战国时代以荀子对孟子思想的批判发其端,两汉时期名物训诂与思想辩驳并重,魏晋至隋唐偏重音义注释,宋、元、明偏重义理阐发。清代孟学承前代之余绪,走出了一条与时俱进、返本赋新的发展道路,在偏重考据的基础上,义理阐释等方面亦异彩纷呈、硕果累累。随着孟学的发展,孟子的思想也在不断地被改造。一部孟学史,从学术思想的角度进行考察,就是一部《孟子》诠释史。孟学的发展与儒脉的兴衰是同步的,并且还促进了儒学的自我更新与完善。 关键词:《孟子》;孟学;中国古代;学术思想
    孟子是战国时期杰出的思想家,其学说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意识形态与学术思想影响极大。我国古代不少学者都曾在对孟子其人和《孟子》本文及其注疏的研究方面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与精力。就前者而言,主要是考证孟子的生平事迹与相关史实;就后者而言,则或注疏章句,或考辨名物,或阐发义理,或考订版本,或校勘文字,或辑录佚文,或评析文法,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由此便有了源远流长、蔚为大观的孟学。简而言之,所谓孟学,乃是指与儒家经典诠释密切相关的,在对孟子其人和《孟子》本文及其注疏进行考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学问。                                                  一     《孟子》成书以后,孟学也随之形成。《荀子•非十二子》对子思、孟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的批判,大概可以算是对《孟子》的最早研究[1]。     汉代是孟学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其中比较值得注意的问题主要包括《孟子》传记博士、《孟子》章句学和孟学思想史等三个方面。 关于《孟子》传记博士一事,赵岐《孟子题辞》称:“孟子既没之后,大道遂绌。逮至亡秦,焚灭经术,坑戮儒生,孟子党徒尽矣!其书号为诸子,故篇籍得不泯绝。汉兴,除秦虐禁,开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后罢传记博士,独立《五经》而已。”[2]16—17作为诸子之一的《孟子》不仅有幸躲过了秦火,而且在汉文帝时曾一度立于学官,设置传记博士。传记是经书的附庸,在古籍中其地位列于经、子之间,低于经书而高于诸子之书。《孟子》置传记博士一事,清人翟灏《孟子考异》言之甚详,焦循《孟子正义》又增加了新的证据:“按《礼记正义》引卢植云:‘汉文皇帝令博士诸生,作此《王制》之书。’今《王制》篇中,制禄爵关市等文,多取诸《孟子》,则孝文时立《孟子》博士审矣。”[2]17传记博士之罢,当在汉武帝时。钱大昕《潜研堂文集•答问六》称:“《汉书》赞武帝云:‘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以《本纪》考之,建元五年置五经博士,则传记博士之罢当在其时矣。”[3]     《孟子》章句之学始于汉代。从有关史料来看,西汉扬雄即充分肯定了孟子对儒学的贡献,《法言•吾子》说:“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由此,还出现了托名扬雄的《孟子》注,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卷十一考《四注孟子》曰:“《中兴艺文志》题:扬雄、韩愈、李翱、熙时子四家注。旨意浅近,盖依托者。”清人王仁俊辑有《孟子刘向注》一卷,故又有刘向注《孟子》之说,但王氏仅以汲古阁本《文选•琴赋》李善注为证,似不足据。《后汉书•儒林传》载东汉章帝时人程曾有《孟子章句》,当为最早的一部《孟子》注,但其书不传,清人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中有《孟子程氏章句》一卷。此外,《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郑玄《孟子注》、刘熙《孟子注》各七卷,高诱《吕氏春秋•序》亦自言“正《孟子章句》”之事,三者均有清人辑本多种。今传汉人注《孟子》仅赵岐一家,其《孟子章句》是完整流传至今的最早一部《孟子》注,大致以训诂名物为主,间亦及于义理阐发,是研究汉代孟学的珍贵资料,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诚如阮元《孟子注疏校勘记•序》中所言:“赵岐之学,以较马、郑、许、服诸儒稍为固陋,然属书离辞,指事类情,于训诂无所戾。七篇之微言大义,藉是可推。且章别为指,令学者可分章寻求,于汉传注别开一例,功亦勤矣!”     就孟学思想史而言,两汉时期,除了扬雄、赵岐等人的较高评价之外,最有价值的应属王充在《论衡•刺孟》中对孟子的怀疑与批判。王充列举了十五个问题来非难、抨击孟子,如批评孟子所言“何必曰利”未能区分货财之利与安吉之利,斥责孟子“五百年有王者兴”之词“不实事考验,信浮淫之语”等。王充的观点并不一定全对,但在东汉推重儒学的氛围下,敢于抨击《孟子》的荒谬与不周,其思想史价值直可与《荀子•非十二子》相媲美。王充的论述,成为唐宋疑孟、非孟思潮的重要开端。当然,除了《刺孟》篇外,王充在《论衡》中对孟子的评价还是很高的。近年,杨海文先生立足于《史记》、《盐铁论》、《法言》、《论衡》四部名著,检讨汉代孟学思想史,进而认为:孟子在汉代思想史上的地位是通过逐步消解“孟荀齐号”范式,不断凝聚“孔孟一体”规模而得以提升的。汉代思想家与贤良文学们之所以提升孟子的历史地位,根源于孟子建构了自己的思想体系,而这种思想体系又是跟汉代的政治建设与文化发展相适应的。它对于唐宋间的孟子升格、《孟子》升经运动也产生了深远的思想史影响[4]。     司马迁在《史记》中为孟子立传,仅写了137字的短文,而且同邹衍、淳于髡、慎到、荀子等合为一传。除简略地介绍他的生平思想外,还阐述了孟子学说在战国时所以不被采纳的原因:“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5]这个见解是颇为深刻的。《汉书•艺文志》把《孟子》著录于《诸子略•儒家类》,而文帝时同为传记的《论语》、《孝经》、《尔雅》,则著录在《六艺略》(即经部)的《论语类》和《孝经类》中。东汉人对《孟子》的评价和重视程度略高于西汉,人们往往把能够征引《孟子》来阐明经义的人称为学问广博之人。诚如赵岐所云:“讫今诸经通义,得引《孟子》以明事,谓之博文。”[2]17从其被广泛征引的情况可以看出,《孟子》虽罢博士,其影响却越来越大。汉代对《孟子》的最高评价,大概也出自赵岐:“包罗天地,揆叙万类,仁义道德,性命祸福,粲然靡所不载,帝王公侯遵之,则可以致隆平,颂清庙;卿大夫士蹈之,则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厉操者仪之,则可以崇高节,抗浮云。有风人之托物,《二雅》之正言,可谓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亚圣之大才者也。”[2]13其言虽嫌过誉,然就东汉时期儒家学说的整体地位立意,仍有其广泛的社会文化基础。                                        二     魏晋至隋唐,乃是孟学的衰变期。自汉末以来的儒学信仰危机,社会的长期动荡,玄学的风靡及佛、道两教的冲击,使儒学在意识形态和学术领域中的优越地位有所削弱。魏晋至唐代中叶以前,孟子的地位都不高。整个三国时代,都没有出现孟学新作。晋代则仅有綦毋邃的《孟子》注,《隋书•经籍志》著录此书为九卷,而于其他《孟子》注本都著录为七卷,大概綦毋邃注包括《孟子外书》二卷,故后人常借此考证《孟子外书》的聚散情况。唐代的孟学成果主要有五部,即陆善经的《孟子注》、张镒的《孟子音义》、丁公著的《孟子手音》、林慎思的《续孟子》及刘轲的《翼孟》。前三部是《孟子》的注本,后两部可算做研究《孟子》的专著。陆善经对赵岐分《孟子》七篇为十四篇,并在每章之后加章指的做法很是不满,于是就“删去赵岐章指与其注之繁重者,复为七篇”[6]。就现存资料来看,陆氏注虽敢于创新,但创新处多望文生义,颇不足取。林、刘二著均已散佚无存。林著著录于《崇文总目》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其目的是对《孟子》续而演之,从而准确地传达孟子的思想,弥补孟子弟子撰述之不合圣道处。刘著的质量相对较高,清人朱彝尊《经义考》卷二三二著录为三卷,并引白居易之语,称其“开卷慕孟轲为人”,“于圣人之旨,作者之风,往往而得”。从张镒和丁公著对《孟子》音义的研究来看,唐代孟学在研究领域方面已有了新的开拓。不过,张、丁之注均较粗率,旧题宋人孙奭撰《孟子正义•序》评之曰:“惟是音释二家,撰录俱未精当,张氏则徒分章句,漏落颇多;丁氏则稍识指归,伪谬时有。”所以,无论就数量还是质量而言,唐代总的情况均不如汉人。     自唐代中叶开始,有一个所谓的“孟子升格运动”,孟子地位逐渐上升[7]。由于自身的危机和来自佛、道二教的挑战,儒学必须自我更新。而孟学的博大精深恰好适应了时代的要求,其论道统、辟异端、谈心性、辨王霸、明浩然之旨,正好成为与佛、道二教斗争的理论武器和精神支柱。《新唐书•选举志上》载:“(代宗)宝应二年,礼部侍郎杨绾上疏,请以《论语》、《孝经》、《孟子》兼为一经。”此议虽未见准,但却开启了《孟子》由“子”升“经”的先声。真正揭开孟子升格运动序幕的是韩愈,他首次提出了儒家的“道统”,并且最早将孟子名字提升到孔子之后。宋仁宗庆历(1041—1048)前后,伴随着政治上的变革,学术界出现了尊孟思潮。范仲淹、欧阳修、孙复、石介等人先后倡言,表彰孟子之功。神宗熙宁、元丰间(1068—1085),孟子升格运动达到高潮,当时的许多学派,包括二程的洛学、张载的关学及王安石的新学,尽管政见不一,但在尊孟上却完全一致。正是由于王安石的努力,使得《孟子》于熙宁四年(1071)首次列入科举[8]。南宋光宗绍熙年间,黄唐将十三经注疏合刊,这是《孟子》第一次以经书的形式印行。理宗时,陈振孙在其《直斋书录解题》中,把《孟子》正式列入经部,这是以经书的地位著录《孟子》的第一部目录书。至此,孟子升格运动基本完成。宋代孟子地位的提升是与理学的勃兴联系在一起的,理学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在继承孟子思想的基础上所作的引申发挥,其思想体系与孟子的思想体系是一脉相承的。另外,理学家又对传统经学进行改造,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相提并论,合称“四书”。这对于孟子地位的提高和孟学的发展影响极大。首先表彰“四书”,使其并行的是二程,最终使其成为独立整体,并取得足以与“六经”分庭抗礼的地位,则是在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完成以后的事。关于《四书》地位提升的具体情况,祝总斌先生已有较深入的研究[9]。     总的来看,魏晋至隋唐时期孟学研究者不多,而且偏重于名物训诂,对《孟子》中丰富的思想义理的发掘明显不够。诚如董洪利先生所言:“魏晋时期玄学,在经学领域产生了一定影响,如王弼注《易》即以老、庄之义解之。但这种影响并未及于《孟子》。隋唐时期的《孟子》研究,基本上是沿着东汉形成的训诂辞章之学的老路走过来的。因此,尽管中唐以后经过韩愈等人的极力推崇,使孟子的政治、学术地位有了较大的提高,但对《孟子》思想内容的研究没有取得新的进展。”[10]                                  三     宋代孟学著述蔚为大观,仅见于各种书目著录的就有一百余种,流传至今的大概有二十余种。其总的特点是注重阐发“义理”,大致采取注疏、解说和考辨三种形式。     就注疏而言,北宋初孙奭的《孟子音义》二卷,乃是孟学史上的传世佳作。另有旧题赵岐注、孙奭疏的《孟子正义》十四卷,已被朱熹断言为“邵武士人”假托。大约由于该书是宋代最早出现的疏释《孟子》之作,而且体例与唐代出现的《五经正义》相类,故在南宋时便立于学官,影响极大。朱熹的《孟子集注》为学谨严,长于哲学思辨,显然代表了宋代理学研究《孟子》的最高水平,该书以理学为主导,融会众说而成一家之言,于文义颇得其旨。后世注疏者多以朱注为蓝本。如:真德秀《四书集编》中的《孟子集编》,其形式是对朱熹《集注》原文进行阐发。蔡模的《孟子集疏》,则于各家之说有所去取,最终证成朱注。赵顺孙的《四书纂疏》乃是为《四书章句集注》所作的疏,其中除备引朱熹之说,又旁采朱熹门徒十三家之言,可以说是朱熹一派思想的总汇。除《孟子集注》外,朱熹又有《孟子要略》、《孟子精义》、《孟子或问》、《孟子问辨》及《朱子语类》中的卷五十一到六十一等孟学著述。     宋代以解说的方式研究孟学的著述中,苏辙的《孟子解》,于孟学义理多所发明;游酢的《孟子杂解》、张九成的《孟子传》及张栻《癸巳孟子说》,均宗主二程理学思想。游著颇忠实于孟子之思想脉络,惜仅留存四十五则。《四库全书总目》卷三五评论说,张九成之书发挥理学思想,“其言切近事理,无由旁涉于空寂,在九成诸著作中,此为最醇”;张栻之书则“于王霸之辨、义利之分,言之最明”。     宋代对《孟子》的考辨,比较集中地体现在疑孟、非孟与尊孟思潮之间的斗争。南宋人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一至十三辑录了十家批评孟子的言论,除《荀子•非十二子》外,其余九家均为宋儒,比较重要的有司马光的《疑孟》、李觏的《常语》、苏轼的《论语说》等。与其针锋相对的则为余允文的《尊孟辨》、《尊孟续辨》,所辨除上述三者,还有王充的《刺孟》及宋人郑厚叔的《艺圃折衷》等。另外,两宋时期疑孟、非孟的著述还有北宋何涉的《删孟》、冯休《删孟》、晁说之的《诋孟》及南宋李耆的《楚泽丛语》、叶适的《习学记言序目》等等。宋代孟学于注疏考订成果不多,王应麟的《困学纪闻》卷八有关《孟子》的杂考可为代表,其中对与朱注互异的注疏多所考订。《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十七著录有托名王应麟的《论语孟子考异》,即采自《困学纪闻》。 整个元明时代的经学领域,除了明代王阳明继承陆九渊的心学并有较大创新外,基本上承袭了程朱理学的传统。其时的研究,大多是假借经学来发挥自己的思想,对于经学著作本身的研究则非常肤浅,特别是在名物训诂方面少有独到之见解。元实现大统一后,逐渐认识到意识形态对于维护其统治的重要性。于是,在文宗至顺元年(1330),加封孟子“邹国亚圣公”尊号。[11]明朝建国之初,孟子的地位曾一度有所降低,据《明史•礼志》及《钱唐传》载,洪武五年(1372),朱元璋读《孟子》,至“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一节,非常生气,认为“非臣子所宜言”,令罢其配享。[12]次年,才在大臣们的强烈反对下予以恢复。[13]1296洪武二十七年(1394),朱元璋又命大学士刘三吾,把《孟子》中一些不利于封建统治的较为激进的言论做了删节,编成《孟子节文》。《孟子》足本共260章,刘三吾《题辞》说删去85章,以杨伯峻《孟子译注》为参照,实际删去89章,删去内容占足本的三分之一。《孟子节文》的出笼,与朱元璋的文化性格有很大关系[14]。经过这一插曲之后,孟子的地位便相当稳固了。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因大学士张璁进言,遂去掉邹国亚圣公中的封爵,直称“亚圣”[13]1299。     元明两代的孟学著述,数量极多,绝大多数都围绕着朱熹的《孟子集注》的观点,或敷衍义理,或训考字义。而且,其时的孟学著述几乎都集中在以《四书》为名的书籍中,仅据朱彝尊《经义考•四书》部分的著录就有二百五十余部,远远超过宋代。     元代颇有价值的孟学著述,均在名物训诂方面对朱注多所订正。其中有恪守朱熹思想的,如赵悳的《四书笺义》、胡炳文的《四书通》、张存中的《四书通证》、王充耘的《四书经疑贯通》、詹道传的《四书纂笺》、袁俊翁的《四书疑节》及史伯璿的《四书管窥》等;亦有在义理方面多所发明的,如金履祥的《孟子集注考证》、许谦的《读四书丛说》等;还有对朱熹《四书集注》持怀疑和批评态度的,如陈天祥《四书辨疑》等。另外,朱公迁的《四书通旨》在研究形式上颇为新颖,即取《四书》之文,条分缕析,以类相从,共分九十八门,每门之中又以语意相近者联缀列之,一一辨别异同,并标明立言之宗旨。     明成祖永乐十三年(1415),由翰林学士胡广等人奉敕撰成《四书大全》三十六卷,这是经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尽管既无新颖独创的见解,又编排得杂乱无章,舛误颇多,但其书对于明清时期的意识形态和学术研究影响巨大。明人研究《孟子》上承朱熹,下效《大全》,撰述虽多,但内容多肤浅空泛。由于阳明学术的影响,也出现了一些脱出朱熹藩篱甚至检讨朱熹的著述,如高拱的《问辨录》、姚舜牧的《四书疑问》、寇慎的《四书酌言》、鲁论的《四书通义》及谭贞默的《三经见圣编》等,他们在精神上与荀子、王充有某些相通之处。值得注意的是,明代出现了一些以收集、编排各种资料为主的著作,颇有实用价值。如蔡清的《四书图史合考》,乃是关于《四书》中的史实、人物、典章的资料汇编。又有以讲义理为主的《四书蒙引》,内容充实,见解颇为独到。陈士元的《孟子杂记》,资料收集相当广泛,并于诸多问题详加考释。又有《三迁志》,也是一部综合性的研究《孟子》的资料汇编。明代在考证方面也出现一些专著,如薛应旗的《四书人物考》、陈禹谟的《别本四书名物考》、陈仁锡的《四书考》及陈鹏霄的《四书经学考》等,皆泛引博证,不免芜杂附会。                                    四     清代虽然是少数民族入主,但孟子的地位并没有因此而受到任何影响,历朝统治者对孟子都非常尊崇。早在入关以前的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即“建庙盛京,遣大学士范文程祭,奉颜子、曾子、子思、孟子配”[15]2532。入关之初的顺治二年(1645),又“正中祀先师孔子,南向。四配: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亚圣孟子”[15]2532。康熙二十六年(1687),立巨碑于孟庙,康熙亲自撰写碑文曰:“我读其书,曰仁曰义,遗泽未湮,闻风可企。岳岳亚圣,岩岩泰山,功迈禹稷,德参孔颜。”[16]194认为孟子的形象比泰山还要雄伟,功绩比禹、稷更加伟大。二十八年(1689)又于孔庙立石,御制《孟子赞》:“哲人既萎,杨墨昌炽;子与辟之,曰仁曰义;性善独阐,知言养气;道称尧舜,学屏功利;煌煌七篇,并垂六艺;孔子攸传,禹功作配。”[16]195雍正三年(1725),御题孟庙“守先待后”匾额,至今仍悬挂在孟庙亚圣殿内神龛正上方。乾隆十三年(1748),御制《亚圣赞》曰:“卓哉亚圣,功在天地。”[16]223乾隆不仅在十三年、二十一年(1756)、三十六年(1771)、四十九年(1784)、五十五年(1790)五次巡视阙里之时,均分遣大臣祭孟庙;而且在二十二年(1757)、二十七年(1762)两次南巡邹县时,到孟庙拈香,行一跪三叩之礼。直到清朝灭亡,中国结束了封建专制的统治,孟子才被请下亚圣的宝座,《孟子》一书也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失去了昔日的荣宠,呈现出其作为思想文化典籍的本来面貌。     清代孟学承前代孟学之基础,又受其时学术思想大势之影响,走出了一条与时俱进、返本赋新的发展道路。据对《四库全书总目》、《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书著录情况的初步统计,清人著述中与孟学有直接关系的将近500部之多。清代孟学的表现形式比较丰富,举凡义理、考据、辞章诸门类,均有涉及,并分别取得了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王国维尝论清代学术思想之特点云:“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而道咸以来之学新。”[17]将王氏此语借用来讨论清代孟学的总体特点,我们可以说孙奇逢、李颙、黄宗羲、王夫之、戴震等人之孟学大,阎若璩、焦循、周广业、翟灏等人之孟学精,庄存与、刘逢禄、康有为等人之孟学新。 具体说来,清代孟学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成就及特点:     就义理阐释方面而言,可谓异彩纷呈。最主要的表现乃是利用解释孟子思想的形式,批判旧的学术传统,阐发新的思想。其中有批判程朱、自出新义的,以黄宗羲的《孟子师说》、王夫之的《读四书大全说》、戴震的《原善》及《孟子字义疏证》等为代表。黄宗羲从阐述刘宗周学术思想入手,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其目的是为了批判元明以来形成的众口一词、千人一面的宗主朱熹的学风流弊。王夫之不仅敢于与程朱唱反调,强调“理即气之理”,“不得以天为理”,而且抨击了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深刻揭露了程朱理学束缚人们思想的欺骗性。戴震的《原善》及《孟子字义疏证》则对宋明理学进行了不妥协的批判,揭露了其“以理杀人”的伪善本质,使人从根本上看清理学的欺骗性和荒谬性,并通过对孔孟思想中的性、理、天道等概念做出全新的解释,进而建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也有调和朱陆、学宗经世的,以孙奇逢的《四书近指》、李颙的《四书反身录》及《反身续录》等为代表。《四库全书总目》谓孙著“虽不一一皆合于经义,而读其书者,知反身以求实行实用,于学者亦不为无益也”[18]304。李颙则按照“以躬行礼教为本”的关学宗旨,将《四书》与“致良知”熔为一炉,创立了“悔过自新说”,使理学还原为儒学。其学风论旨,不仅是由明返宋,由王、朱返归张载,而且是从王阳明的“致良知”向孟子的“四端”性善说的还原。还有微言大义、倡导改良的,以康有为的《孟子微》为代表。康氏采取分类辑录、演绎大旨的方法,阐发其改良主义思想。其时适值西方列强入侵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之际,康有为发现西方近代民主、自由、平等的观念均可与孟子思想相融合,他以入世的精神,透过注孟而会通新旧,融合中西。通过《孟子微》,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西思想在清末如何相互融合,从而形成新的思想。但也正因为康有为急于将西方思想引入中国,故其书难免有相互比附的毛病,在学理上可取之处不多。明万历以来,责难朱熹者常有人在,于是笃信朱熹的陆陇其作《四书讲义困勉录》、《续困勉录》,又撰《三鱼堂四书大全》,来捍卫朱熹学说。《四库全书总目》评曰:“其羽翼朱子之功,较胡炳文诸人有过之无不及矣。”[18]304此外,清代以研究宋儒义理为主的著作也还不少,其中以王夫之的《四书训义》等比较有价值。康熙十六年(1677),御撰《日讲四书解义》,其中《孟子》部分始于义利之辨,终于尧舜以来之道统。当时此书虽被视为金科玉律,但实际并无多少学术价值。     考据是清代孟学的最大特色,历朝均有佳作传世。以考据为特征的清代孟学成果,主要有对孟子其人的考证和对《孟子》本文及其注疏的杂考杂论。以战国史实与《孟子》书中有关记载相互参照,考证孟子的活动情况和生卒年,为清代孟学较有特色的重要成就之一。主要著述有阎若璩的《孟子生卒年月考》、周广业的《孟子四考•出处时地考》、张宗泰的《孟子七篇诸国年表》、任兆麟的《孟子时事录》、任启运的《孟子考略》、崔述的《孟子事实录》、魏源的《孟子编年》、汪椿的《孟子编年》、黄本骥的《孟子年谱》、曹子升的《孟子编年》、陈宝泉的《孟子时事考征》、狄子奇的《孟子编年》、林春溥的《孟子时事年表》、张承燮的《孔孟志略》、马钟山的《孟子年谱》等。     对《孟子》本文及其注疏的杂考杂论,内容最为丰富。王夫之的《四书笺解》、《四书稗疏》、《四书考异》等,于朱注多所纠正。毛奇龄的《四书剩言》及《四书剩言补》属杂论性质,体裁如同语录,内容不以经文次序分先后,也不以《四书》分编,其特点是善于辩论,长于考证。继毛氏之后,阎若璩的《四书释地》及《四书释地续》、《四书释地又续》、《四书释地三续》问世。阎氏之作名为《释地》,实际也涉及人物、典章、经义等,由于考证精细,故为后来治孟学者广泛征引。其后,樊廷枚有《四书释地补》及《四书释地续补》、《四书释地又续补》、《四书释地三续补》,宋翔凤则撰《四书释地辨证》,于阎著多所匡正补益。周广业的《孟子四考》,包括“逸文考”、“异本考”、“古注考”、“出处时地考”四个部分,其考核详实、论证充分,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有不少成为定论。翟灏的《四书考异》是一部内容广泛的杂考杂论性著作,由《总考》和《条考》两部分组成,其体例是先援引各种书籍的有关文字,然后加以考证,称得上广征博引,考论精细。焦循的《孟子正义》是为赵岐《孟子章句》所作的疏,但焦循一反唐人“疏不破注”之成法,无论名物典章的训诂,还是思想义理的解说,都有不少超越前人的创说。其征引之详博,考证之精审,可谓集历代孟学之大成,堪与赵岐的《章句》、朱熹的《集注》相提并论。是清代孟学乃至于整个孟学史上的一座丰碑。梁启超曾盛赞焦循编纂《孟子正义》时的“搜采之勤与从善之勇”,并对其主要成就进行了概括和总结,认为“此书实在是后此新疏家模范作品,价值是永永不朽的”[19]。俞樾的《孟子平议》二卷,考证详,审核精,亦有很深入独到的见解。此外,以考据见长的著述还有朱彝尊的《经义考》、赵佑的《四书温故录》、翁方纲的《孟子附记》、周炳中的《四书典故辨正》及其《续编》、蒋仁荣的《孟子音义考证》、施彦士的《读孟质疑》、凌江的《孟子补义》、丁大椿的《孟子讲义》、汪宗沂的《孟子释疑》、谭澐的《孟子辨证》、陈世镕的《孟子俟》、沈梦兰的《孟子学》、沈保靖的《读孟集说》及陈矩的《孟子弟子考补正》等。     从以上直接标举孟子之名的著述有所增多的现象不难看出,在回归原典的旗帜下,清代孟学比较注重对《孟子》本文的研究,这与前代孟学完全被淹没在《四书集注》中的情况多少有些不同。与此相联系,清代孟学一个非常重要的倾向是着重《孟子》汉注的研究。元明时代的孟子研究几乎为朱熹思想所垄断,无论讲训诂还是讲义理,都以朱注为中心。而清代学者则把注意力转移到了汉注研究方面,仅对赵岐《孟子章句》的研究就出现了不少力作,如焦循的《孟子正义》、宋翔凤的《孟子赵注补正》、桂文灿的《孟子赵注考证》等。三著均于赵注正误补缺、发微阐幽,而尤以《孟子正义》为功最巨。然而,即《孟子正义》言之,焦循采摭本朝著述凡六十余家,且多大段征引原文,而于宋、元、明诸儒的通达之说,几于一字不取。且所采清儒诸家,除顾炎武等少数学者外,均属汉学系统。尽管所征引者皆属一时之选,可得征引资料详博之誉,但这也不能不说是一种门户之见。诚如何泽恒先生所言:“里堂论学,极恶拘守门户,其于时人专汉据守之习,亦屡加指摘,而己则不免于自陷,无乃明于烛人而闇于自照乎?”[20]当然,处在汉学考据学风笼罩之下,焦循的这种门户之见是可以理解的。     清代研究朱注的著述仍然不少,但此类著作也对词语训诂和名物考证方面下了很多功夫,基本上克服了那种空谈义理、言之无物的弊病。如王步青的《孟子本义汇参》大旨据朱熹《集注》来断诸家是非,但也吸收了不少前人的研究成果,又融入自己的考证,在同类书中较为切实。王植的《四书参注》则竭力推崇朱熹,攻击赵岐。朱、赵二注本来就侧重点不同,各有千秋,自然不可据此而非彼。吴昌宗的《四书经注集证》、董锡嘏的《孟子集注指要》、赵绍祖的《四书集注管窥》等,也是针对朱注所做的工作。同时,为了适应科举的需要,有不少《四书》讲义之类的著述出现,但已经不是主流,或者说已经不能占据压倒一切的优势地位了。而且其中的部分著述也完全摆脱了明代那种空谈性理的弊端,如王夫之的著作不仅阐述了自己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而且深刻批判了宋明理学。清代学术思想的演变必然给讲章之学带来影响,发掘这方面的材料,对于扩展清代孟学研究领域自然不无裨益。     专注于汉学研究的结果,使孟学辑佚工作在清代达到鼎盛,其目标比较集中于汉人的经说。辑佚始兴于宋而大盛于清,其特点就是把已经佚失不传的古籍而又散见于他书或他书所引用的内容搜寻出来编辑在一起。汉唐时代的《孟子》注本不只赵岐一家,还有汉代程曾、高诱、刘熙、郑玄以及晋代綦毋邃、唐代陆善经、张镒、丁公著等数家,但这些注本在辗转流传中都逐渐亡佚了。我们今天得以窥见各书的概貌,应该归功于清代的辑佚工作。如朱彝尊的《经义考•孟子二》中辑有《綦毋氏孟子注》,周广业的《孟子四考•孟子古注考》中辑有《汉刘熙孟子注》、《晋綦毋邃孟子注》,余萧客的《古经解钩沉》中有《孟子古解钩沉》,王仁俊《十三经注汉注》中辑有《孟子刘中垒注》一卷、《孟子郑氏注》一卷、《孟子刘氏注》一卷、《孟子古注》一卷,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中辑有《孟子程氏章句》一卷、《孟子刘氏注》一卷、《孟子章指》二卷、《篇叙》一卷、《孟子郑氏注》一卷、《孟子高氏章句》一卷、《孟子綦毋氏注》一卷、《孟子陆氏注》一卷,王谟的《汉魏遗书钞》中辑有《孟子章指》二卷、刘熙《孟子注》一卷,宋翔凤辑有《孟子刘注》一卷,黄奭的《黄氏逸书考》中辑有《孟子注》一卷,叶德辉辑有《孟子章句》一卷附《刘熙事迹考》一卷,等等。就《孟子》本文而言,朱彝尊的《经义考•逸经下》中辑有孟子遗句附逸篇目,李调元辑有《逸孟子》一卷,周广业有《孟子四考•孟子逸文考》一卷,黄奭辑有《逸孟子》一卷等。另外,王锡辑有毛奇龄《四书索解》四卷,张江辑有《四书识小录》、《四书余绪录》、《四书武备编》、《四书乐器编》及《四书拾遗》等。这些辑出来的书籍尽管不一定是原书的全貌,但对我们了解历代研究《孟子》的情况是有帮助的。     校勘是考据学家使用的重要方法之一,清代考据学盛行,使校勘成为盛极一时的专门学问,而且成绩斐然。以《十三经注疏》为重点的《孟子》校勘,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中有《孟子注疏校勘记》、《孟子音义校勘记》,孙诒让有《十三经注疏校记》,补充和纠正阮校。另有丁宝桢《孟子校勘记》、王振声《孟子音义校记》等。正是清人的辛勤校勘工作,为我们提供了较为完善的孟学著述版本,诚所谓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清代研究孟学中某个专门问题的著作出现了不少。如赵承谟的《孟子文评》、周人麒的《孟子读法附记》、康濬的《孟子文说》、牛运震的《孟子论文》等,均于章句文法有所发明。牛著专就《孟子》文法和写作艺术技术加以研究,别具一格,在此之前,尚未有人对《孟子》散文做过如此全面、细致、具体的艺术分析。又如施彦士的《孟子外书集证》、林春溥的《孟子外书补证》、陈矩的《孟子外书补注》等,都是为《孟子外书》所作的注。再如臧庸的《孟子先见梁惠王考》、《齐宣王取燕十城考》,是对《孟子》中一些具体的历史问题进行专门的深入研究而独立成篇的。还有以某个问题为中心附带涉及其它问题的著作。如阎若璩《四书释地》就是以地理为中心,同时又考证与地理有关的其它问题。阮元的《孟子论仁论》以“相人偶”释“仁”,使其具有了平等的含义,在意识形态上起了转换革新的作用。这类专门研究某个问题的著述往往挖掘得很深入,论述得很透彻,通过这类著作,我们可以看到清代孟学的分工已经十分精细。     清人札记随笔中有关孟学义理的论述和名物典章的考辨,作为清代孟学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有待开发的宝库,由此可以发现清代文人学者所关注的一些主要问题,并为我们更全面、科学地总结清代孟学成就提供新素材。这方面的著述非常之多,如颜元的《四书正误》、李光地的《读孟子札记》、杨名时的《四书札记》、崔纪的《读孟子札记》、范尔梅的《孟子札记》、施彦士的《读孟质疑》、朱亦栋的《孟子札记》、罗泽南的《读孟子札记》、丁恺曾的《读书偶笔》、庄存与的《四书说》、范震薇的《四书述》、戚学标的《四书偶读》内编及外编、姚文田的《四书琐语》、凌扬藻的《四书纪疑录》、刘沅的《四书恒解》、刘逢禄的《四书是训》、邵晋涵的《南江札记》、郑献甫的《愚一录》、严元照的《娱亲雅言》、邹汉勋的《读书偶记》、王筠的《四书说略》、姜郁嵩的《孟子说》、徐春的《四书私读》、李荣阶的《四书约解》、方宗诚的《读论孟笔记》及《补记》、吕调阳的《读孟疑义》等。     清代学术朴实严谨的学风在孟子研究中形成了治学态度较为严谨、研究问题较为深入、治学方法较为细密的特点。因此,清代的孟子研究取得不少超迈前代的成就,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许多不能判定的悬案,包括辞章训诂、名物考订等各个方面,基本上都有了可供参考的答案和结论。 结语     从上述孟学研究的发展历程来看,历代孟学发展是不平衡的。汉、宋、清三代可以构成孟学研究的三个高峰,在唐、宋间孟子升格运动完成之后,就总的情况而言,孟学著述是越来越繁多,越来越精细。这种状况的形成,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大致说来,孟学的发展与儒脉的兴衰、封建社会正统思想的兴衰是同步的,并且还促进了儒学和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自我更新与完善。 孟学的发展彰显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其时代特色也是比较鲜明的。自战国时代以荀子对孟子思想的批判发其端,两汉时期名物训诂与思想辩驳并重,魏晋至隋唐偏重音义注释,宋、元、明偏重义理阐发。清代孟学承前代之余绪,走出了一条与时俱进、返本赋新的发展道路,在偏重考据的基础上,义理阐释等方面亦异彩纷呈、硕果累累。随着孟学的发展,孟子的思想也在不断地被改造。一部孟学史,从学术思想的角度进行考察,就是一部《孟子》诠释史。 参考文献: [1] 刘斌.历代《孟子》研究概观[J].齐鲁学刊,1987(2):8. [2] 焦循.孟子正义•卷一[M].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87. [3] 钱大昕.潜研堂集•潜研堂文集•答问六[M].吕友仁标校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34. [4] 杨海文.孟子与汉代思想史的散点透视[J].齐鲁学刊,1998(3):12-19. [5] 司马迁.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M].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59:2343. [6] 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卷十一引崇文总目[M].四库全书本. [7] 徐洪兴.唐宋间的孟子升格格动[J].中国社会科学,1993(5):101-116. [8]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〇[M].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86:5334. [9] 祝总斌.《四书》传播、流行的社会、历史背景[C].//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479—490. [10]董洪利.孟子研究[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192. [11]元史•卷三四•文宗纪三[M].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76:763. [12]明史•卷一三九•钱塘传[M].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74:3982. [13]明史•卷五〇•礼志四[M].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74. [14]赵庆伟.《孟子节文》与朱元璋的文化性格[C].//明清安徽典籍研究.黄山书社,2005:20-36. [15]清史稿•卷八四•礼志三[M].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77. [16]刘桂培.孟子林庙历代题咏集[M].济南:齐鲁书社,2001. [17]王国维. 王国维遗书•四•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25-26. [18]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六•经部•四书类二[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9]梁启超.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朱维铮校注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320. [20]何泽恒.焦循论孟子性善义阐绎[C].//焦循研究.台北:台北大安出版社,1990:210-2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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