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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 穆 的 考 据 学 思 想 |
| 作者：徐国利 |
钱穆是中国现代著名史学家，在史学的各个方面都有重要的贡献。他说：“虽不敢自谓於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皆能，但我至少於此三者皆已能有所涉猎。” 钱穆是以历史考据走向学术研究道路的，早在1922年秋至1930年秋他从教于中学时，便已经开始以考据的方法来研究先秦诸子学，他的《先秦诸子系年》是这一时期研究成果的总汇。1930年秋，他又在《燕京学报》第7期发表了轰动一时的考据名作《刘向歆父子年谱》。1935年12月《先秦诸子系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进一步确立了钱穆在现代史学界的地位。从20年代到30年代前期，钱穆还在古史地名考证方面进行了许多研究，并发表了一系列的成果。“九一八”事变后、特别是抗战爆发后，钱穆因感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急需以史学来宣扬民族爱国主义，同时又愤慨于新文化运动以来各种民族文化和历史虚无主义盛行，不利于国民民族情感和知识的培养。因此，他先后撰写《国史大纲》和《中国文化史导论》等书，阐发历史的民族大义和情感，并对中西文化进行全面的比较，倡导中国历史文化优越论，这是他一生治学路向的重大转折，即走向了以阐发义理为主的道路。但是，他并没有完全放弃历史考据。他晚年一方面从理论上阐述了其考据学理论，批判清代、特别是现代学术界对考据的错误认识；另一方面对自己早期的历史地理方面的考据作进一步的研究和系统的总结，先后出版了《〈史记〉地名考》（1962）和《古史地理论丛》（1982）。钱穆的考据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理论上阐述了考据内涵及其与义理的关系；二是对自己考据研究的两个方面——先秦诸子研究和历史地理考据——作了具体的理论总结。然而，学术界对钱穆考据思想的研究却很少，有关钱穆的研究多是集中在对他的保守主义的文化观、民族文化主义史学思想和学术思想方面。本文拟对钱穆的考据思想进行初步的分析和研究。
一、考据的两重涵义及其与义理的关系
钱穆从两个层面对考据的涵义作解释，一是从学问（科）层面来解释的，二是从学术研究方法层面来解释的。
关于学问（科）层面的解释。钱穆说，如果按照清代戴震和姚鼐对中国学问的分类，一切学术可分成三个部门，即，义理之学、考据之学和辞章之学，“今天文学院分文、史、哲三科，正与此三部门相应。”“我们也可说，在西方学问没有到中国来以前，中国近一千年来的学术上，有此汉学与宋学的两大分野，一是义理之学，一是考据之学，而同时又另有文章之学，学问就如此分成了三个部门。” 也就是说，考据学是一门学问，相当于今天史学学科。不过，钱穆较少称考据学为史学，而主要是在方法论意义上使用和称呼考据学。
其次，是将考据视为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他说：“从学问成份上说，任何一项学问中，定涵有义理、考据、辞章三个主要成份。此三者，合则美，偏则成病。” 那么，钱穆对考据方法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呢？
钱穆认为，考据首先是一种确证知识是非的方法。他说，一门学问的建立必须重视明据确证，不然就无法立于不败之地，“惟考据乃证定知识之法门，为评判是非之准的。” 又说：“讲话又要有本有据，那是考据之学。” 值得注意得是，在这里，钱穆并不是对考据作狭义的理解，仅将其视为对文字、史料进行音韵、训诂、校勘和考证，而是包括更广的含义，即对历史事实（制度、事件和人物）和思想的历史形态和发展过程进行具体描述和评判。因此，他高度评价了曾国藩的考据思想，说曾氏将考据渊源分杜马和许郑两派，以顾炎武和秦蕙田接杜马，以二王接许郑，“将考据学范围放大，更是一种绝大见识，为乾嘉诸儒所未逮。”“当知乾嘉学之锢蔽，正为把考据范围看狭了，专侧重在许郑一边。于是他们的学术路径，便不期然而然的趋向到校勘训诂方面去。……现在曾氏把考据范围放宽了，又特为辟出杜马一路直至顾炎武与秦蕙田，那便在经学之外扩开了史学，于校勘训诂之外，辟出了典章制度。” 钱穆还特别提出考据要考其义理，说先秦诸子各大思想家都有一套考据，“他们的思想言论，也各有来历，各有根据，都不是凭空而来。那亦即是考据。” 又说：“考据应是考其义理。” 明确提出考据还应当以包括义理的阐发，这已经与现代西方阐释学有相吻合之处了。 这是钱穆对中国传统考据学思想的重要发展。
钱穆考据思想的重要贡献，不单在于按照现代学科分类的思想对考据作了两个层面的解释以及对考据的内涵作了现代意义的阐述，而且，他对考据与义理和辞章的辩证关系作了深刻的阐述。
首先，从考据与义理和辞章分属不同的学术（问）层面上说，三者既各有其用，又相互贯通，它们在本质上是合为一体的。钱穆认为，不同的学问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社会与人生的解决了人生和社会的问题，各有其用，因此必须将它们共同运用于解决人生和社会问题才是周全和完善的，他说：“义理教我们德行，辞章培养我们的情感，考据增进我们之知识。须德行、情感、知识三方皆备，才得称为一成人。” 又说：“学文学，不能不通史学。学文史之学，又不能不通义理哲学，……要把学问上这几个成分都包括在内，而完成一大体。有此一大体，自可用来经国济世，对大群人生有实用。” 也就是说，钱穆认为考据学，即史学必须与其它学问相互配合才能解决人生社会的实际问题，才能真正有利于人生和社会。
其次，在方法论层面，钱穆对考据与义理和辞章关系的认识是：“考据应是考其义理，辞章则是义理之发挥，经济乃义理之实际措施，则不啻谓一切学问，皆以义理作中心，而义理则属做人之道，仍是重人过于重学之见解也。” 也就是说，考据是服务于义理之学的。由于钱穆主要是一位史学家，因此，在方法论层面，他多是从史学立场来谈考据与义理和辞章关系的。基基本主张是，考据是治史的基础和依据，但是，考据只是服务于史学研究最终的义理和思想的阐释的。
治史要以考据为基础和依据。他说：“讲历史该有考据，不能仅凭思想。” 治史所以要重考据，归纳钱穆看法主要包括以下几点：第一，历史研究是建立在弄清事实、评判是非基础上的，这就需要对史料进行严密和正确的分析，此即考据，他说：“史学主要在一个是非，有事实上之是非，有评判上之是非。……不辨是非，如何来讲历史。” 第二，通过考据能够发现新的史实，使人对历史有新的认识。他说：“考据之事，极其至则发前人所未发，开天地之奇诡。” 第三，思想和理论来自考据所获得的真知识。他说，必先有学问才有知识，必先有知识才有思想和理论，不源于知识的思想和理论是不可靠的，“有真学问，始有真知识。有真知识，始有真思想与真理论。而从事学问，必下真工夫，沉潜之久，乃不期而上达于不自知。” 所谓“真工夫”和重“实”，即是要讲考据。当然，这是比较宽泛意义的考据。
但是，钱穆认为治史不能只重考据，而是应当以义理和思想为本。他这方面的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五点：第一，历史考据要有义理的指导，不能离开思想来考据，因为，史学需要考据来明辨是非，然而，“要是非不谬，那都有关于义理。” 如，校勘固然贵有客观材料，可是尤贵有治史者的鉴别，“亦已包训诂考据辞章义理，而兼通一贯之。” 第二，获取思想是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而考据只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工具，“我们该在材料上更深进研究其意义，工夫不专用在考据上，而更要在见解上。” 钱穆又说，做学问要先求其大，否则，“先把自己限在小的上，仅能一段段一项项找材料，支离破碎，不成学问。” 所谓求其大，就是说须先立一深远的义理和思想。第三，著史贵以史识对史料进行取舍，“夫著史必贵于实事而求是，固有待于考订，而著史尤贵于提要而钩玄，此则有待于取舍。” 史识，即是指对历史所抱的深刻思想见解。第四，对个人而言，是先有学问和思想才有考据。钱穆说，治学必先通晓前人关于这门学问的大体，然后才可从事窄而深的研究，“乃始有事于考据。” 第五，考据在历史研究上有局限性。钱穆说，人文学研究较科学研究更难求“实事求是”，“若只在考据上求‘是’，所考据的远在身外，此与科学精神尚易近似，稍属省力。但若要在当前群体生活之内求是，此却甚难。因人事日变，今日之所谓是，明日亦可成为不是；此地之所谓是，他处亦可成为不是。各人立场又不同。”
在中国传统学术史上，考据与义理的关系主要体现为是两千多年经学发展史上不同时期儒学流派研究儒家经典两种不同的方式，两汉至明清的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争、汉宋学之争等，本质上说是义理与考据孰为经学研究正统之争的体现。以姚鼐、以戴震为代表的乾嘉考据学家和章学诚等清代学者对两者的关系作过不同的理论探讨。钱穆则结合现代学科发展的理论和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第一次从知识门类（即学科分类）和方法论两个不同层面对考据的内涵及其与义理和辞章的关系、特别是考据与义理的关系在理论上作了丰富和发展，这是十分有意义的。
二、对乾嘉以来考据学的批判
钱穆根据自己对考据与义理关系的认识，对中国学术思想史作了全面的评判，尤其是对清代以来到现代的考据学或考据方法作了系统和深入的评判，其中，对乾嘉考据学和以胡适和傅斯年为代表的现代新考据学的批判和攻击尤其激烈。
关于清代考据学。钱穆说：“夫考据之价值，亦当就其对象而判。清学初兴，最先理论，则曰经学即理学也，又曰训诂明而后义理明。其所悬以为考据之对象者，仍在义理。厥后颓波日下，始散而为音韵训诂，降而为校勘辑逸，为饾饤琐碎，为烦称博引。而昧失本原，忽忘大体，……论其考据方法，纵或操而愈熟，运而益精。然究其所获，则不得不谓愈后而价值愈低。” 又说，乾嘉学者群言经学，“而其弊至于不读经。此情真可浩叹。……若待识尽字再读书，岂不具是河清难俟？若论考据，则范围更广大，更是考不胜考。若果读书为学，不先融会大义，只向零碎处考释，则此路无极，将永无到头之期。……清代乾嘉经学，极盛之后，正犯了这个毛病。” 因此，他认为，乾嘉“汉学”实际是悖离了汉代儒学经世致用的根本精神，使儒学真正走向衰微，“乾嘉时代自称其经学为汉学，其实汉儒经学，用心在治平实事上，乾嘉经学用心在训诂考据上，远不相作。所以论儒学，当以清代乾嘉以下为最衰。因其既不认心性，又不讲治平，而只在故纸堆中做考据工夫。又抱很深的门户见解，贡献少过了损伤。其时的史学，最多也只能考史、注史。”
关于现代学术界，钱穆认为是被只重考据和只重义理的两种风气所主宰，“今日中国之史学，其病乃在于疏密之不相遇。论史则疏，务求于以一言概全史。……而考史之密则又出人意外。……考史之密与夫论史之疏，两趋极端。” 所谓论史之疏，是指只重义理，所谓考史之密，是指只重考据。他对将这两者对立起来的学术风气进行了严厉抨击。
钱穆说，那种只重考据、视史学为考据学的学术风气昧失了学问的根本，使学问成为于已于世无益的死学问。所谓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本在于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彻底的审视，以求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其所悬对象，较晚明清初更博大高深；然而学无本源，识不周至。结果是：“各据一隅，道术已裂。细碎相逐，乃至亘不相通。仅曰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其考据所得，纵谓尽科学方法之能事，纵谓达客观精神之极诣，然无奈其内无邃深之旨义，外乏旁通之途辙，则为考据而考据，其貌则是，其情已非，亦实有可资非难之疵病也。” 他认为，这种不讲学与问，只埋头找材料，只重自己成名成家，不关心国家民族前途的治学风气和方法，不仅是治学方法和路向的错误，而且是“存心不良，动机不正，这样只是‘丧德’，坏了自己心术。”“只此‘考据’二字，怕要害尽了今天中国的学术界。” 而治学心术不正便是不实事求是，“此其从事学问本无甚深旨义，其所潜心考据之必无甚大关系。是安得谓实事求是？又安可得谓客观之精神？” 更严重的是，这种治学方法和风气还会造成否定中国历史文化的民族历史虚无主义。他说:“考订派则震于科学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实，为局部窄狭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换取死的材料……既无以见前人整段之活动，亦于先民文化精神，漠然无所用其情。彼惟尚考证，夸创获，号客观，既无意于成体之全史，亦不论自己民族国家之文化成绩也。” 另一方面，钱穆又批判了那种只重义理、轻薄考据的极端趋向。他说，近人治史实犯了高心空腹、游谈无根的弊病，“即如他们批评中国文化，中国思想，其实多是空洞，不凭考据，自发议论，其病远超宋儒之上。” 如果就学术方法而论，近世学术界是“重于明道，疏于辨术”，“所争皆在宗旨与目标上，所提出的尽是些理论，亦可说所争者用‘道’。但大家并不曾有一套方法来亲切指导人，使人不注意到落实用力之一面，因此只是徒争门面，绝少内容，竟可说尽是提出意见，却无真实的学问成绩。即所谓‘科学方法’，亦只是一句口号。换言之，科学方法四字亦成为一‘道’” 如，五四以来的“打倒孔家店”、“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中国本位文化”以及“全盘西化”等均是如此。因此，钱穆说，今天要研治中国史学，至少应跳出清代道咸以下至目前这番递变而下的学风，当了解儒学大体，于心性治平都知用心，这样才能使中国史学有一个光明的前途。
钱穆认为，这两种风气和思想是有内在联系的。他说，中国近六十年来史学弊端是，“由蔑古而疑古，由疑古而倒古。以考古之面貌为手段，以蔑古倒古之心为目的。故此六十年来之史学，可分为两大支。一曰评史，自打倒孔家店乃至全盘西化皆是。一曰考史，自地下发掘，龟甲考释，古史辨等皆是。而考史实仅为评史之附庸。” 首先，这种只重材料和不重义理考据的方法，最终会导致对历史的妄自菲薄与无端疑古，进而转入了鄙视考据的歧途；考史成为评史（即只言义理）的附庸，考史是为否定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义理之学服务的。为什么呢？他说，治学自然要有疑，学有疑始有进；然而，凡是作为自己研究对象的，又必先对其存一份信心，学习前人治学的精义，以获取自己的真知灼见，这才是真学问。而现在的疑古先不求信，不肯承认学问自有成规，结果是由所谓实事求是的考据走入了鄙薄考据的另一极端。因为，“彼之思想与理论，乃未经学问而即臻早熟，彼乃以自信代会疑，以批判代学问。彼以为思想与理论，可以如脱辔之马，不复受驾驭控勒，而可以逞一己驰骋之自由。以如此之学风，则鄙斥考据，事无足怪。” 其次，将义理与考据截然分开，奉西学为圭臬至理，视中学为断烂朝报，将西学等同于义理，将中学等同于考据，考据成为他们讲求义理的方法和手段。他说：“此数十年来，国内学风，崇拜西方之心理，激涨弥已，循至凡及义理，必奉西方为准则。一若中西学术，分疆割席……治中学者，谨愿自守，若谓中国学术，已无义理可谈，惟堪作考据之资料。……故鄙言义理者，其实则尊奉西方人义理为莫可违异耳。盛言考据者，其实则蔑视本国传统，仅谓是一堆材料，仅堪寻隙蹈瑕，作为其所谓科学方法者之一种试验与练习耳。” 可见，这两种风气和思想都是由对中国传统文化蔑弃所导致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造成的。
钱穆对清代考据学和现代新考据学派的分析的批判是深刻的，特别是深入分析了现代学术史上那种将考据之学与义理之学对立起来的思想和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并站在如何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建立中国现代新史学的高度对此进行了批判，这在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新见解。不过，钱穆对清代考据的评价过于片面，忽视了它在系统整理和总结中国传统文化文献方面的巨大成就及其思想贡献；特别是他对重视以科学精神和方法为指导的中国现代学术进行全盘否定更是不客观和公正的。以胡适、顾颉刚和傅斯年等为代表的新考据学派的史学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他们在更新史料观念进而为中国史学增加更为丰富和全面的史料方面，在对传统历史考据方法的继承发展方面，在对史学观念的革新等方面都取得了斐然的成就，这是谁都无法否认的。
三、历史考据的实践及其理论与方法
钱穆历史考据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注意对其考据研究进行理论和方法上的总结。下面，主要对钱穆历史考据的两个主要领域——先秦诸子研究和历史地理研究方面的思想作一介绍。
在先秦诸子考据研究方面，钱穆的代表作是《先秦诸子系年》。该著的考据结合历史事实和思想史的演进脉络来进行，将历史的方法与具体的考据方法结合起来，与当时学术界研究诸子的方法大异。具体说就是：第一，从考订孔子和孟子开始研究诸子。《先秦诸子系年》“跋”说，其研究先秦诸子，是因为研究孔子和孟子而发现先秦诸子及其思想与相互关系的历史真相未能被古人和近人说清，“且夫后世之积讹袭非，有足为考年系世之障者，又岂仅于时君世系之错乱，诸子往迹之晦沉而已耶？盖自刘班著录，判为九流，平章学术，分别渊源，其说相沿，亦几二千载于兹矣。习非成是，积非为主，则亦莫之疑而难以辨也。” 他的先秦诸子研究就是要从史学立场出发，实事求是地还先秦诸子及其思想的历史本来面目。第二，从历史事实出发先考订六国统系，再以通变的历史眼光依据史籍去辨明和排定诸子年世，以动态的研究方法寻求诸子事迹真相及其渊源递变关系。同时，他破除学科间门户壁垒，采用会通的历史研究法，将子书与史书结合起来，视子学为史学，并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来研究这一问题。第三，把诸子研究建立在严密的考据之上，以严格的考据来澄清先秦诸子及其思想的递变关系。他对前人治诸子三病和自己治诸子三长的分析集中体现了这一思想。他认为，前人治诸子年世有三病：“各治一家，未能通贯，一也。详其著显，略其晦沉，二也。依据史籍，不加细勘，三也。”自己治诸子年世有三长：“惟其各治一家，未能通贯，故治墨者不能通于孟，治孟者不能通于荀。自为起迄，差若可据，比而观之，乖戾自见。余之此书，上溯孔子生年，下逮李斯卒岁。前后二百年，排比联络，一以贯之。……以诸子之年证成一子，一子有错，诸子皆摇。用力较勤，所得较实。此差胜于昔人者一也。惟其详于著显，略于晦沉，故于孔墨孟荀则考论不厌其密，于其他诸子则推求每嫌其疏。不悟疏者不实，则实者皆虚。余之此书，一反其弊。凡先秦学人，无不一一详考。……参伍错综，曲畅旁达，而后其生平出处师友渊源学术流变之迹，无不粲然条贯，秩然就绪。着眼较广，用智较真。此差胜于昔人者二也。而其精力所注，尤在最后一事。前人为诸子论年，每多依据史记六国表，而即以诸子年世事实系之。……然史记实多错误，未可尽据。余之此书，于先秦列国世系，多所考核。别为通表，明其先后。前史之误，颇有纠正。而后诸子年世，亦若网在纲，条贯秩如矣。寻源探本，自无踵误袭谬之弊。此差胜于昔人者三也。” 钱穆以考据治史，却又超脱考据，还显露了他治史主张通与变、通与专相结合的突出特征。
钱穆以考据治史，在诸子学方面取得的成绩为当时和以后的大多数学者所承认。蒙文通称《先秦诸子系年》“体大精思，惟当于三百年前顾亭林诸老辈中求其伦比。乾嘉以来，少其匹矣。” 吴相湘说，此书“立一说必推之子、史而皆准，证一伪必考之时地而皆误，诚所谓丝丝入扣，至于辨析之精，引证之博则又极考证家之能事。然而钱初意本不欲徒治考据，不过欲使治战国时代历史的人于这一段缺略纷乱之史事有比较明朗之年表世次可为信据，因之公平论者咸以钱这一巨著实在是清代考证诸子之学的总结。” 钱穆虽因此步入史坛，声名鹊起，但是他却不以考据自限，而是认为考据并非史学的全部。对当时史学界推崇的清代考据学，他一方面承认其对整理古籍有巨大贡献，同时又反对将史料考据等同于史学，称考据学“最其所至，实亦不过为考史之学之一部。” 他认为自己作历史考据有更高的目标，称其考辨先秦诸子年世原是为了写《先秦诸子学通论》，“而考求诸子生卒行事先后，亦当先《通论》成书。否则诸子之年世不明，其学术思想之渊源递变，亦自无可确说也。”后因各种原因，“而所欲作《通论》者，迄未暇为。” 《系年》是一部考证之作，但“自序”却高屋建瓴地对先秦诸子思想的演变及其时代背景作了精辟扼要的阐说，亦可说是一篇《先秦诸子学通论》。
历史地理学是钱穆历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他认为，历史地理学研究“要为治古史者一大纲目”。 他在这方面的研究大致包括二个方面，一是对中国古史地名的考证；二是注重研究地理环境在历史文化演进中的作用，运用人文地理变迁对历史文化的变化发展进行理论分析。钱穆走上历史地理考证研究是受了清代史地学的影响。他说，自己早年曾用功读过阎若璩的《四书释地》，“他把《四书》地名一一查考。……我因读了《四书释地》，才懂得考据之学，才懂得地理知识之有用，才懂得如何在历史上活用地理知识的方法。” 钱穆的古史地名考证是与其古史研究以及对疑古史学的批评相联系的，他通过考证古史地名来说明史籍所载的中国上古史大体是可信的。
钱穆对自己的古史地理考证颇为自负，说《＜史记＞地名考》“体裁别出，辞简义尽，篇幅不甚大，而《史记》全书逐一地名已考订无遗。尽取材于三家注。……从来为春秋地名考战国地名考者，书已多有，未有如余此书之简净者。” 这不仅是指他在考证上的贡献，更是指他的古史地名考证并非简单的考证，而是内含很深的义理。他说，《＜史记＞地名考》“实是一部有甚深背景的专家著述，决非只是抄卡片、集体编排所能完成。……只是在体例的外表上，好像只是一堆材料，因而使此书更难闻证。” 钱穆在古史地名考证方面总结出了一些具有普遍性的原则，他称之为“古史地名迁徙之通例。” 他说，春秋以前年代渺茫，人事粗疏，惟有考其地理，差得推迹各民族活动盛衰的大概，故研究中国古史，考详地理是一绝大要端。然而古史地名往往错出，常有异地同名的现象。而造成古史地名演变不外两条通例：“一是地名来历，其先本是一个通名 ，后来始渐渐成为专名。……一是古代民族迁徙甚剧，这一地的人迁到别一地，却爱把故地的旧名来呼新地。” 他还提出，造成古史中不同地域出现相同地名的三个原因，即地名演变的三条附带则例：一是，民族迁徙往往造成文化较先发展地域的地名起在前，文化发展较后地域的地名起在后。二是，文化较盛的地域往往因人事变动，常有后起的新名掩盖了旧名，而文化较衰的地域因人事变动少，原有地名反而较易凝成专名。三是，本是一个地名，因语言文字的转换而写成两个或三个以上的地名。他又说：“而考论古史地名尤关重要的一点，即万勿轻易把秦以后的地望来推说秦以前的地名，而应该就秦以前的旧籍，从其内证上，来建立更自然的解释，来重新审定更合当时实际的地理形势。” 他的《古史地名考证》和《〈史记〉地名考》便是使用这些则例来进行研究的。钱穆关于古史地名研究通例和则例的思想对古史地理考证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近代以来的史学家中，在理论上发展考据学，同时在实践上从事考据学研究，并取得突出成绩的史家并不多，钱穆是其中之一。钱穆的独特贡献在于从保存和发展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视野下系统论述考据及其与义理的辩证关系，并以之为准绳对清代、特别是近代以来的新考据学作了全面批判，这种批判固然有很大的片面性，但也相当深刻。他在先秦诸子和古史地名具体考据颇有成就，或是拓展了前人的研究，或是弥补了原有研究的不足。所以，钱穆的历史考据思想值得认真总结和研究。
作者简介：徐国利（1966—），安徽祁门人，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学史和文化思想史。
联系方式：安徽省合肥市 安徽大学历史系，邮编：230039
电话：0551-5106520，电子信箱：glxu665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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