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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方拱乾诗及其家法的递嬗 |
| 作者：马大勇 |
内容提要 方拱乾系清初诗坛别具认识意义之重要诗人，其罹科场案、遭流放至极北后之心态吐露，于后人辨认清初这一层面知识分子之精神状况，特备典型。诗歌理论倾向及创作实绩也均不俗，可于诗史踞一席地。其后裔多诗人，在自成面貌的创作中，或多或少都承
满清统治阶层是历史上头脑最见清醒的少数民族掌政权者，入主中原伊始，他们的目光就聚焦在三大要害问题上：1）对残明和李自成余部为主的军事抵抗势力的毁灭性打击。2）对以江南文化世族为核心的士阶层道统的高压性整肃。3）以统治利益、即“以汉制汉”战略为指向的对明代遗留的党争习气的开发、利用和压制。由于贰臣中颇多复杂的文化世族背景者，又因交游、姻亲、仕宦网络而不可避免地要被裹挟入党争漩涡，只消有必要，清廷对他们是绝不手软的。本节论述的即使这批悲剧性更加浓厚的贰臣诗人，顺治十四年（1657）科场案的直接当事人方拱乾以其特殊背景、特殊际遇、特殊才情而可称为其中的标志性人物。
一、 方拱乾的心路历程与诗歌特征及成就
方拱乾（1596-1666） ，初名策若，字肃之，号坦庵、裕斋，又号江东髯史、云麓叟，晚年改号甦庵，或称甦老人，江南桐城（今属安徽）人。桐城、徽州、宣城作为皖地文化重镇，以望族为纽环的多元文化建设在明清文化史上具有非同寻常的地位和意义，个中方氏又称“江东华胄第一”，门中科第仕履颇繁盛，声名亦尤显赫。仅以拱乾上辈为例，父方大美系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官至巡按、太仆寺少卿；堂叔伯辈中，方大镇系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官至大理寺卿；方大铉系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官户部主事，此即方文之父；方大任系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官至副都御史。到拱乾兄弟行，长兄体乾、仲兄承乾、三兄应乾均为恩贡生，四兄象乾官至按察司副使，从兄方孔炤由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历官佥都御史、湖广巡抚，此即明末四公子之一、崇祯十三年（1640）成进士的方以智之父。
这是一个与明王朝关系盘根错节、“剪不断，理还乱”的家族，故明社倾屋之际也特多气节之士。方大钦子孔时肥遁不出，人称介节先生。方文（初名孔文）为遗民群一巨擘，以卖卜、行医、执私塾完其大节。方以智则于甲申年自北京逃脱后即南下岭表滇黔，供职南明，因马阮秉政，欲陷之入从逆案，乃愤而出家，号药地禅师。其弟方其义国变后悲愤而卒，其子侄辈中德、中通、中发等亦均隐逸于学术形态。方拱乾之亲侄、应乾之子方授亦因参与浙东抗清活动，于顺治十年（1653）劳瘁病卒于象山，年仅二十七岁 。
然而，身在此中的方拱乾却选择另外一条道路。他是崇祯元年（1628）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馆选第一，文名震天下，旋以父丧给假南归，并于崇祯七年（1634）避大西军入南京。崇祯十三年（1640）入京供职，除编修，迁中允，转左谕德。十六年（1643）晋詹事府少詹事，充东宫讲官。甲申三月，为大顺军所俘，五月逃离京师南下，居南京。由此开始的十年，他行迹颇为模糊，然从其次子亨咸顺治四年（1647）、长子玄成（孝标）顺治六年（1649）即中新朝进士看，他并无为朱明守节效忠之意，故顺治十一年（1654）经两江总督马国柱、大学士冯铨等荐举，年近花甲的他一征而出，受职内翰林秘书院侍讲，翌年奉敕为《顺治大训》、《内政辑要》、《太祖圣训》、《太宗圣训》等要典的纂修官，再一年，升任詹事府右少詹事，兼内翰林国史院侍讲学士。
当此时，长子孝标也已官至内弘文院侍读学士，备受顺治青睐，次子亨咸官监察御史，父子兄弟皆已准备为新主戮力效命。然而，对于这一在江南士阶层中有着巨大影响力、且族中尚有诸多不肯臣服者的名门，清王朝并未真正放心，更何况拿它开刀，等于擒住江南士子的一根命脉？似乎是这样：早在方氏父子兄弟争相入彀伊始，他们作为牺牲、向新朝统治利益献祭的命运便已注定，而顺治帝对方孝标“呼为楼冈而不名”，谓“方学士面冷，可作吏部尚书”的种种优渥宠眷，一旦遇及更可利用的价值，也就立即变为“赫然震怒”，翻脸无情 。一边是青年皇帝的城府深藏，一边是花甲老叟、壮年新进的懵懵懂懂，政治家与文士区别如是，未免令人目怵心惊。
接下来的事件与其说是千古奇冤抑或一场闹剧，毋宁说是一次蓄意已久的阴谋。顺治十四年丁酉（1657），江南乡试榜发，落榜者鼓噪于市，贿榜之声，喧传一时。同在孙山之外的长洲才子尤侗，乃敷衍为杂剧《钧天乐》，极尽讥讽能事。给事中阴应节风闻此事，奏疏谓：“江南主考方猷等弊窦多端，物议沸腾。其彰著者如取中之方章钺，系少詹事方拱乾之子，玄成、亨咸、膏茂之弟，与猷联宗有素，乘机滋弊，冒滥贤书，请皇上立赐提究严讯。”
利用科举来控制汉族士子的精神命脉，是满清统治集团早就非常敏锐地注意到的问题。对一时找不到合适藉口开刀的顺治帝来说，阴应节的参奏无疑雪中送炭，所以他并未循常例下部查议，而是貌似愤怒、其实颇为开心地匆忙做出结论：“据奏南闱情弊多端，物议沸腾。方猷等经朕面谕，尚敢如此，殊属可恶。方猷、钱开宗并同试考官俱著革职，并中式举人方章钺，刑部差员役速拿来京……方拱乾著明白回奏。”
难以猜测方拱乾得见这一旨意时的心态，大概他虽预感事情不妙，但也对辩诬成功怀有极大信心的罢。这从他回奏的“臣籍江南，与主考方猷从未同宗，故臣子章钺不在回避之例，有丁亥、己酉、甲午三科齿录可据”寥寥数语，可以窥见。
应该说，从法理角度言，事实真相并不难查明，方氏本人即提供颠扑不破的证据。然而难在皇帝已经表态定性：这是舞弊案！倘或方拱乾与方猷没有联宗，没有舞弊，那将置皇帝体面于何地？更关键的是将置皇帝借科举打击整治迟迟不肯归心的南方士子的图谋于何地？很自然地，查议的结果必定不了了之。经年缠讼之后，刑部审实江南乡试舞弊案，正主考方猷拟斩，副主考钱开宗拟绞，同考官叶楚槐等拟责遣尚阳堡，举人方章钺等俱拟革去举人。
这一“一审判决”虽照顾到皇帝体面，却没能领会到他的“深层战略思想”，顺治当然大为不满，雷厉风行地下达“终审裁定”：“方猷、钱开宗……如此背旨之人，若不重加惩治，何以警戒将来！方猷、钱开宗俱著即正法，妻子家产集没入官。叶楚槐……张晋 ……龚勋（同考官十七人）俱著即处绞，妻子家产籍没入官。已死卢铸鼎，妻子家产亦籍没入官。方章钺……吴兆骞、钱威（原举人八人）俱著责四十板，家产籍没入官，父母兄弟妻子并流徙宁古塔”。是为清初四大案狱之一科场案南闱部分之大要 。对此，孟心史先生有入木三分的评论，不妨一读：
至清代乃兴科场大案，草菅人命，甚至弟兄叔侄连坐而同科，罪有甚于大逆，无非重加其罔民之力，束缚而驰骤之……明一代迷信八股，迷信科举……满人旁观极清，笼络中国之秀民，莫妙于中其所迷信，始入关而连岁开科，以慰蹭蹬者之心，继而严刑峻法，俾忮求之士称快。
北闱所株累者多为南士，而南闱之荼毒又倍蓰于北闱。北闱仅戮两房考，且法官拟重，而特旨改轻以市恩，犹循杀之三、宥之三之常格，至南闱则特旨改重，且罪责法官……士大夫之生命眷属，徒供专制帝王之游戏，以借为徙木立信之具，而于是侥幸弋获、侥幸不为刀下游魂者，乃诩诩然自命为科第之荣，有天子门生之号。（《心史丛刊一集•科场案》）
这真是痛切之语！
方拱乾就是在如此恶风浊雨中，于顺治十六年（1659）闰三月初三日携家眷数十口由京师动身出塞的，此时，他已是六十四岁的皤然老翁。十二日后，抵山海关，写下《何陋居集》（又名《出关集》）中的第一首诗《出塞送春归》：
出塞送春归，心伤故国非。花应迷海气，雪尚恋征衣。
时序有还复，天心何忤违。攀条对杨柳，不独惜芳菲。
有怨怅，也有希望，但都是淡淡的，温柔敦厚十足。大约他已意识到繁华逝水，但自我保护的本能和湛深的儒家后天修养，则令他不愿逼视或者重视将要面对的“重冰积雪，非复世界”（王家桢《研堂见闻杂记》）的现实。在出关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方坦庵的心境都只如“市朝兴废寻常事，迁客何须问故乡”（《中后所城楼》）般，显得略为凄冷苍凉而已，并且还有着咏古的勃勃兴趣。然而不久，他就深切地感受到自己内心的撕裂了。试读《温泉》：
春风不散穷边雪，阳德长嘘北海源。自痛飞霜寒彻骨，逢泉喜得尚名温。
这时应已是送春迎夏的节候，然而身在穷边，寒雪犹未消融，更难消融的该是心上彻骨的冷意罢？“逢泉喜得尚名温”，足见人间再无温情，可以给迟暮老人带来心灵慰藉。此后，他的心境更随着对绝域日复一日的深入灰暗下来。《晤剩和尚》 云：“绪乱难宣说，无言不为禅”；《晤赤和尚》云：“嗟尔窜身来绝漠，闻予去路更蒙茸”，故人相逢，有体谅，有羞惭，有同病相怜，感情的双向摩荡是最易令人生感慨生悲怆的。四月三日，坦庵写下苦中作乐、益形其苦的《生日》：
不死头颅私怪天，奉兹严谴始惺然。欲留青海无穷地，令享红尘未了年。
岁月岂因殊域异，泡沤不受老僧怜。孩心对酒开涓滴，醉舞还同赤子颜。
怪话连篇，愤慨已难自制。更加怨而且怒的是《午日过年马河》：
信谗无一用，千古遂称冤。何与蛟龙事，空劳舟楫喧。
命穷丝费续，天闭问无门。转觉汨罗浅，临流未敢言。
句句写屈原，又句句关锁自己，而蛟龙、天、汨罗等意象，又分明指向当今至尊，力度惊人。这样在特定时代、身世背景下，将中国古典诗歌双关手法发挥到极致的好诗，没有科学的知人论世为前提，是真不容易读出味道来的。
从懵懂宽怀到强作欢颜，到愤懑难平，再到聊自解脱而时杂慨怨，这便是坦庵一路远徙绝塞的心路历程。七月十一日，他抵达戍所，在不长的时间内即写下杂诗百首。此后整整两年，他都是在以下诗篇反映出的复杂心态中度过的：
已拼死道路，仍作里閈人。历险知天厚，偷生赖土淳。鸿伤无足慕，龙老不劳驯。翻笑桃源叟，多方苦避秦。（其四）
心死身偏寿，形卑道更尊。（其七）
边寒场圃晚，白露黍才登。碾钝晨炊晏，餐廉木碗增。提携劳瓮酱，荒蔓抱瓜藤。麻麦山中味，为农半似僧。（其十四）
力困稻粱少，命从刀俎分。（其六十六）
率土宁非地，王臣岂有冤？愧无三字狱，空戴九重恩。精卫高难问，豺狼远不喧。漫将哀乐事，轻向古人论。（其八十）
前月已闻雁，今看带雨飞。不知何处去，敢问几时归？伤重弓应贳，芦高食不肥。上林亦险地，系足且依违。（其九十）
毋论强自排遣，抑或写农事入妙，又或牢骚沉痛，再或借物兴感，总之有了悟道的意思，不再那么痴地抱着幻想或一味气苦。然而正如随园赞赏的何南园诗云：“事到难图意转平”，心中的大悲苦并不因表现形态之多样而少减。当顺治十八年（1661）冬月初一日，方得召还消息的第十三天，他在为编好的《何陋居集》写序时，如此回顾这一段生死寒苦的人生历程：
屋不盈一笏，鸡毛笔杂牛马毛，磨稗子水作墨瀋，乌乌抱膝，聊送居诸，不复料此生章句再入中华，流传士人口矣。昔人诵少陵诗，秦川以后更佳，殆谓其穷且老尔。余年较少陵入蜀时更老，若穷则不惟远迈少陵，既沈宋交欢，踪迹犹在舆图内。纵观史册，从未有六十六岁之老人率全家数十口颠连于万里无人之境犹得生入玉门者。咄咄怪事！
从其开阖顿挫的笔势看来，方坦庵的锐气实并未因残酷的磨折而消减。所谓“白头老子，崛强犹尔”，坦庵也未尝不以此自傲。他的大节自然不无可议，这种以崛强对抗污浊现实的勇气，则闪现出悲壮的人格光辉。
顺治十八年以“认修前门楼工自赎赦归”，是坦庵晚年又一重大转捩点，然而他的心情却是“艰辛三载事，悲喜一言无”（《十月十八日得召还信》）。诚然，这不是悲伤事，可是以莫须有之罪流徙绝域，死里逃生，难道是喜事么？此种非悲非喜、亦悲亦喜、不能悲不能喜的尴尬心情，三百余年后走出牛棚的一大批知识分子，想必都不陌生。随之而来的，此后《苏庵》一集也就以更多的超脱代替前集的凝重和感怆，因而耐读之篇少得多。《前途闻虎警》一首尚有沧桑之慨：
莫怪於菟啸晓风，劳生尽日畏途中。三年履尾浑无恙，不信人间有至凶。
当然，从人性角度言，我们不希望历尽风霜磨砺的老人再多一重自我心灵刑罚。他的性情涵养决定不再那么激烈和痛苦，这是我们能够期待得到的最好结果。
坦庵于当年冬月初启程南归，翌年正月入都，旋即南下，寓居淮阴，又改寓扬州。在扬州，写成《宁古塔志》，又名《绝域纪略》。南归后，坦庵在既老且贫，卖字以存，然而又颇矍铄峭劲的生涯中，度过最后岁月。康熙五年（1666）病逝，门人私谥和宪先生。
根据多种记载，坦庵生平诗作，结有白门、铁鞋、裕斋、出关、入关诸集，然沈归愚辑《国朝诗别裁集》时，已只言有塞外、归国二集，似自康熙末年其子孝标罹《南山集》案后（事详后文）已禁毁。至徐世昌辑《晚晴簃诗汇》，则似并此二集亦难觅，故此庞然巨帙中，乃不收方拱乾其人。今幸得李兴盛等先生自复旦、上图所藏两种稀世版本整理出《何陋居集》、甦庵集》（即出关、入关、塞外、归国等集原名），并自《龙眠风雅》《桐城方氏诗辑》搜遗求佚，于一九九二年出版《方拱乾诗集》，沉埋数百年的这一特殊诗人面目，重为世知。
坦庵诗法杜甫，这一点颇为论者乐道。他自称“寤寐夔州叟，师资辋水庄”（《古山咏怀兼寄沈阳诸子一百韵》） ，潘江（蜀藻）说他“手浣花一编，探其壸奥”（《龙眠风雅》），沈归愚又说他“寝食杜陵。评点杜诗，分授学者，谓诗必从杜入，方有真性情。修饰辞华，不能登大雅之堂也”，都是力证。在清代，尤其是清初，学杜大抵是七子宗法的同义语，然而方拱乾则不同。他不是那种佞古而失去自己头脑的诗人，也不是那种为功利而要权衡站哪一队的诗人，对诗要写出“这一个”的道理，他很清楚。
方孝标在《甦庵集》后序中记有三段坦庵训教子弟的论诗语，吉光片羽中可反射他的通透观念。其二云：“诗当用人，勿为人用。今之言诗者有二端焉：曰五子，曰七子，曰钟谭，互为翕訾，至不相容，而不自知为五子七子钟谭用也。盖五子七子之初，人心为宋儒训诂所锢，虽欲矫焉无由。五子七子起而用之，天下翕然以为诗在是，不在是者非诗也。隆万以后，人心已厌五子七子，钟谭又起而用之，天下又翕然以为诗在是，不在是者亦非诗也。人固有五子七子钟谭所不能用之心，是即能用五子七子钟谭之心矣 ”，这是清初熙熙攘攘的诗学争论中甚少能听见的清醒理智的声音。清醒和理智不仅表现在对七子钟谭等均平列历史功绩，不遽加恶谥于某人头顶，更表现在对于诗当用人的活法的悟解和强调。求新求变，求自写其心，求不苟同，这历来是诗之命脉与活力所在。那么他的学杜不也正是“人固 有杜陵所不能用之心，是即能用杜陵之心”么？这往往是被遮蔽掉的古人学某某的真义！
而对于今人古人间继承与被继承、师法与被师法的关系，坦庵也有精辟而明确的说法。其三云：“今人于古体好言汉魏，于近体好言唐调，是矣，而抑知汉魏与唐之所本乎？予尝见古人诗，有今人不能道者，亦有今人所不屑道者。其为不能与不屑者，古人之所以为古人；其不能终不能，不屑者必不屑，此今人之所以为今人也。”这又是不薄今人爱古人的一次延展论述，看似老生常谈，然而在“诗不读开天以下”的诗学思想仍踞优势地位之际，这似又不是老生常谈，而颇需勇气始可言之，更何况，不薄今人爱古人的观念，又几曾被贯彻和落实过？
他指出，今人之不能为古人，因为缺乏古人朴实浑厚的心胸；今人之不屑为古人，则是因为已有了足资镜鉴的教训。这是文化积淀过程中一个显著的悖反现象。然则今人又应怎样？不苟同于古人，自为其今人！这一不露声色的答案，已与后来的叶星期、袁子才有殊途同归之趣。
方坦庵是清初诗界一位别具认识意义的大家，这从以上的创作、理论两方面可以印证，然而欲全面把握其特征和成就，则还需着重研究他的一批咏物作品。这既是最能体现其艺术造诣的浑妙篇章，更是透察其复杂心态的绝佳视点。
试读《蝇》：
雪落百虫委，秋蝇转薨薨。既入不得出，纸窗声铿訇。隙路堪通光，性痴甘守盲。长安酒肉臭，汁沥理合争。此地人瘦饥，下食无余赢。饕餮腹还枵，身徒被污名。名实且两负，昼夜何营营？嗟彼餐露蝉，寥寥高树鸣。冰霜亦已蜕，谁人怜独清。
咏物诗至于蝇者，不多见，偶或见之，亦多讽刺丑类意。此诗则一反常轨，借蝇以自况，算是咏物诗中奇作。观其“饕餮腹还枵”以下二十字，自惭自悔，自怨自嘲，实是沉痛至于极限而无可宣泄之辞。末四句以“餐露蝉”作对照，似有名节之愧，同时亦是加一倍写法，透现出心境的极端悲凉。
沉慨略同而旨趣更显豁者还可读一首《河之熊》：
玄冬射猎不获熊，半蛰树颠半土中。一熊不蛰翻然出，樵夫掷斧揕其胸。入城报官分食肉，皮作鞍鞯脂切玉。长弓大箭相顾嗤，前宵千骑空驰逐。吁嗟乎！生既不能渭滨入梦发明王，复不能西山玄雾同豹藏。不假虞罗自送死，委地不复夸身强。禽兽虽微亦天意，出非其时非其地。西郊误作灵苑游，麒麟尚掩宣尼泪。况汝蠢质难独立，失几陷险嗟何及。君不见枯鱼当年过河泣，致书鲂鲤慎出入！
对落得“皮作鞍鞯脂切玉”下场的河之熊的全面反思，与对自身际遇的领悟是钟鼓相应般同步共振的，其“出非其时非其地”、“失几陷险嗟何及”的慨叹，岂止是对河之熊这一蠢质的同情？正因为浸透着如此沉甸甸的人生痛楚和智慧，坦庵在流放地写下的大量咏物诗，已全不同于我们习见的所谓若即若离、亦物亦我之类作品，这些艺术技巧上的探究，都因为难以负载其巨大的情感含量而显得轻飘飘。
正如顺风之境一样，逆苦之境可以毁掉一个人，亦可以成全一个人。在极天冰雪中，垂垂老矣的方坦庵的头脑似乎从来没有这样活泼和冷静过。苦难令他看见诸多以前看不见的东西，荒漠的冰原与荒漠的人生反而将他推上“一览众山小”的制高点，于是，牛、大木、夜鹤、冰井、树中草、梁中鱼等习见的蠢物微尘都在他的放大镜下，获得全新的形而上的生命意义。所以，他唱出的这些调子尽管仍不出变徵之声范围，但和血和泪，便觉分外动人。且听：
请看世人何异牛，旦夕经营为一饱！
----《饭牛歌》
古今遭逢不一境，花坠华茵溷坠井。勿问天年谁不才，木生有幸有不幸。
----《大木歌》
和音何必皋，矜慎保厥生。
----《闻夜鹤》
回头笑语冰上人，世路无如此井平。井栏即蹶岂伤身？
----《冰井行》
物类有余荫，人寰多畏机。
----《树中草》
鱼梁浅，鱼尾剪。鱼梁深，鱼眼腥。梁无心，鱼自婴。鱼无命，梁已定。噫！朝餐瓦盆脂切玉，鱼不能言悔失足！
----《鱼梁词》
还值得注意的是这样几个题目：《偶得生雉畜之》二首、《哺雉》、《放雉》二首、《忆雉》。为一只野鸡而作诗达六首之多，这显然不是林下优游的那种闲情逸致，而适可作其藉物象自言身世之凿证。在坦庵诗中，借题发挥是一个鲜明特征，更是知人论世不可忽视的关捩所在。
最后似还应看一首《月食歌》。李兴盛先生《前言》中称此诗可作科技史资料，诚然。但这首杂言诗却也正是借题发挥到极致的作品，其呵天骂地之慨，似较屈子《天问》犹激切。诗中在问过“天是何物，司天何人”等一系列奥秘，在问过“尧囚舜馑，朱绝均丧。桀仁纣圣，汤篡武逆”等一系列悖反现象都是“亦谁昭明，而谁聋聩”之后，居然以“我知之矣”的口吻断然道：“群天下亿万人并生以奉一人，固已山莫与陵而川莫与介。更不奉一天，焉以制其威福、节其理欲，将膏亿万人之肉，不足供恣睢之一快！”
这样的牢骚不是听起来有些耳熟么？不是与黄梨洲那篇宏文《原君》中发出的金石声有些相似么？更有趣的是，本诗写在顺治十七年（1660）庚子，梨洲的文章则成于三年后的康熙二年（1663），二者时序如此接近，而一个是遗民界领袖，一个是无耻的贰臣，他们是在哪一层次上统一起来，能用如此近似的声音吟唱？这不很值得我们深思么？本节的写作原来只为倾听坦庵的流放心声，最后却发掘出了一点民主主义思想的萌芽，这实在是有点奇怪且始料不及的事情。
以政治身份界定，方坦庵无疑是贰臣之一种，且是那种所谓无羞恶的贰臣。即便身在宁古塔的愤激郁怒中，他流露出的至多也只是对今上及其种族的不满 ，而不是故国之痛、忏悔之心和对先帝的恋眷。明清易代之际，这种贰臣并不少，坦庵是其中杰出的。
可是在这一节的写作过程中，其贰臣身份却在渐渐消隐下去。对我来说，他只是没抱甚么政治理想而只想过得平安富足些的老人。他以为只要踏踏实实作个闲官文士，无论主子是谁，都不会有人来找甚么麻烦。可惜，文人的这一点天真愿望历来都不容易得到善终。等到他终于悟到“累人原血肉，误我是文章”（《宁古塔杂诗》其十一）、吴梅村写下“人生忧患识字始”（《悲歌赠吴季子》）时，代价已经付出，一切都已太迟。文化，可以最充实，最动人，也可以最软弱，最悲哀。
二、 方坦庵支诗人群述略
由地域、家族、姻亲密结成的诗文化网络，是清代诗歌史程上有别于前代的重要特征之一。宗风家法的习传，虽有可能削弱诗歌的多元局面、助长门户和壁垒，同时却也使得某些优秀的诗歌元素能够较成系统地薪火相递。利与弊是共存共生的，诗歌史的一切现象莫不如是。
方氏作为江南文化世族的显著标志之一，理所当然会诗书继世，至清初而享诗名者尤多。与坦庵同辈的方文即是名扬天下的一员诗坛飞将，年纪长方文一岁而辈分反低一辈的方以智兄弟父子亦皆精于诗。方文与以智系遗民身份，详谈非所宜，本文只述坦庵一支流变。方拱乾六子，玄成（孝标）、亨咸（吉偶）、育盛（与三）、膏茂（敦四）俱是艺苑闻人，诗文书画有声于时，名字挂于诸家别集者不能胜数，而孝标吉偶，尤称白眉。吉偶为字，号邵村（1619-1679），有《使草》、《塞外乐府》诸集及《班马笔记》；与三别号栲舟，有《其旋堂诗集》 、《栲舟诗集》等，今多不传。兹略谈孝标。
孝标，名玄成（1617－1680后），因避康熙圣讳，以字行，号楼冈 ，顺治六年（1649）进士，改庶吉士，两充会试同考官，官至内宏文院侍读学士。其时孝标才华英发，颇受顺治倚重。顺治十一年（1654）诏举词臣优品学者十一人，侍帷幄，备顾问，顺治亲简其七，孝标与焉。翌年选经筵讲官，例用大臣，孝标又以学士入选。然而正当仕途看似金光闪耀之际，章钺科场案发，孝标与父携家出塞。越二年，以其子嘉贞上书讼冤，又认工自赎，乃归，随父客扬州，周游江南求食。父卒后，南游入闽、滇、黔等地，颇与王公大吏如吴三桂、耿精忠等往还。康熙十二年（1673）吴三桂等树反帜，孝标已先归，纪南明史事之传闻与中原多异同者为《滇黔纪闻》，为同乡后辈戴名世所赏，引述入所著《南山集》。康熙五十年（1711），《南山集》案发，戴名世斩决，孝标虽前卒，亦得名世之罪，锉棺戮尸，全族遣戍卜魁城（今黑龙江齐齐哈尔），桐城文派巨擘方苞系方象乾曾孙，因未出五服，亦编入旗。
关于《南山集》案，史家考论颇详。方孝标得罪之由，则以金天翮传所述为简明，又有精彩议论，不妨一读：
孝标虽曾遨游闽、滇二藩间，顾是时三王方贵盛，未有逆节。以失职京朝官，未奉禁锢令，挟雕虫之技，出而为诸侯宾客。所著《滇黔纪闻》虽毁于其子登峄，而据当时六部九卿刑部初次章疏所摭以为大逆者，不过沿用弘光、隆武、永历年号，是其立说，已不能持天下之平……圣祖佥谓：“方姓乃江南强宗，其人好乱，光琛既为三桂相，登峄之父复为学士，既名列朱三太子之案，怙恶不自悛，大学士等奏尽诛方氏族，或削籍编旗。今以宽典贳登峄等死，并其孥遣黑龙江戍。”夫遣戍固为宽大矣，（然）孝标虽游于滇，及三桂之未叛，以道黔湘东归，安有所谓“学士”？且光琛又何人？当世以为疑谳而不敢深考久矣。方《南山集》狱之初起，部臣引其（戴名世）《与余湛书》，称孝标为方学士，疏中亦不复称孝标名，疏文用国书……初，三桂之叛也，歙人有方光琛者膺伪命为相国。光琛有子及犹子九人，学诗、学礼名最高。三桂败，光琛等被俘，皆受欧刀诛，惟学诗亡命不可踪迹。燕赵间“士”与“诗”同音，国书又同字，圣祖遂误孝标为学诗，又误光琛为孝标族，方氏遂以强宗好乱称。廷臣中或知或不知，皆无敢讼言其非。圣祖后亦微知其误，而涣汗大号，不可复反……孝标不过一文章之士，一为章钺诖误，废弃终身，失职远游；复以文字之祸，戮及枯骨，横被倾险之名。悲夫！……呜呼！生当忌讳之朝，一訾颏蹀躞举足以贾粉身赤族之祸，虽考终而犹不免焉。可不惧哉！
方孝标的际遇，深深揭示满清高层对江南强宗视如眼中钉、肉中刺，一逢机会便要刈锄的良苦用心，而方氏非有意与朝廷对抗的不归化者，清廷乃一再以莫须有的联宗藉口严加处置，这才真正称得上倾险之至。
孝标著作颇丰，生前所刻《钝斋文集》，被祸后为其子登峄、孙世樵所毁，并《滇黔纪闻》亦不传。后人撮其遗文为《钝斋文选》六卷，又沿其早期文集名《光启堂集》。《诗选》二十二卷系孝标康熙十一年（1672）自选平生所作十之二三而成，清亡后始有传抄本，1996年经整理后刻入《安徽古籍丛书》中 。据《自序》，可知幼年学诗从七子入手，而稍杂公安、竟陵家法。弱冠后得父亲悉心指教，乃肆力于古。及后官词林，所作渐少，复多道学气馆阁气。最后一阶段则“迁谪召还，出塞入塞，加以称贷奔走，实无心著述，而不平之鸣与感物之绪，尝不能已于心而禁于口。故近年诗文较昔转多，亦较昔稍进”，不平之鸣与感物之绪正是《钝斋诗选》的两大主题，也是精光所在，然而不平是感物之果，感物是不平之因，二者很多时候并不截然分开的。
试读康熙三年（1664）游杭州时作的《徐二娘募金歌》。这是一篇写风尘女子为红粉知己之奇遇的作品，而字里行间多流露愤懑情，迥异于落魄文人狎妓纵酒的风流韵事。诗前有序，颇长，然而颇耐读：
徐二娘，吴门女子，住杭州梅东里，善琴奕度曲，音容妙一时，尤工页戏，好辞翰。客有招之至湖上者，酒间问余姓字，戄然曰：“君在此耶？”乃令余自叙述二十年间行事，为之愀然。数日特顾余，见余衣衿敝垢，命小鬟悉卷去，为余瀚濯缝纴，以狄香鞮芬之。又见余发鬅，忻然揎皓腕，为余栉之。二娘素善酿玫瑰膏子，甘香异常，又知余好食洞芥，武林人家无之，皆继继饷余。又闻余有募金单，曰：“世岂无哀王孙如妾者乎？”呜呼！难矣！此在丈夫且少，况女子乎？况平康女子乎？况始终无一笑之平康女子乎？呜呼！世之扫权门如不及而弃故旧如粪土者，闻二娘之风亦少愧耶！
诗云：
田庐已尽版筑苦，瓶磊飞瓮劳风雨。七十老亲养不顾，叩门那问陶潜语。侍郎周公为我策，世间岂鲜捐金客。为我灾梨刻募单，朱门白屋纷干谒。赵岐亡命范睢寒，在骖谁解晏平鞍。攒眉似赠千金易，再过还求半面难。亲识宁真意气少，高车自结临邛好。鸟雀原知翟氏稀，虎鼠何伤曼倩草。武林忽遇徐二娘，姑射肌肤燕赵膓。酒间见我潜悲辛，怪我须眉何早苍。问我姓字喜复惊，尔得非清风女子诗中之桐山生？闻尔曾为关塞行，何幸相逢西湖滨！询我悲辛亦何故，我言未毕泪已注。访我邸中把我诗，为浣我衣织我屦。毅然侠气薄层云，自解花钿助我贫。更持募单数纸去，为我遍走王侯门。云此涓埃佐君养，忧心少解游方畅。上有高堂母过愁，泥涂岂足为惆怅？妾本吴门良家子，流落人间遂至此。何异君薰三殿香，今日干人颜面疵。妾悲君遇因自悲，悦己容同知己死。吁嗟乎！剑侠曾闻聂隐娘，稗史流传李氏倡。悠悠世上徒相识，谁知剧孟在平康。再拜受之愧且惶，结交四海多昂藏，募金乃出徐二娘！吁嗟乎徐二娘！
以始终无一笑之平康女子，比于扫权门如不及而弃故旧如粪土的衮衮诸公，是真能见出世态炎凉以及人格高下来的。徐二娘的这一分“流落人间遂至此”、“妾悲君遇因自悲”的情谊，也写得格外凄恻动人，而读此又能见出方氏父子兄弟自绝域放还后的蹭蹬情状。孝标游杭入闽，乃至受吴三桂召，远赴滇黔，并非是“性耽山水”（《钝斋诗选》前言）的风人雅致使然，那是连存活亦不易的拙计而已。
孝标于顺治帝有很深的感遇情，至老而不变 ，故不平之鸣远不及乃父激切，当时说他《滇黔纪闻》中多悖逆语，后来说他考南明史事是欲有所作为，都不合实际。这些行为其实一如他备受后人称道的《茶市谣》、《交水驿逢折臂翁》等诗歌名作一样，皆是植于一种史家意识，换言之，是一种文人天生的人文驱动形态。过多探究其政治用意，不可避免地会淡化诗人的真正心音。他的不和谐、也不甚强烈的鸣声，还可以从以下诗篇感知到：
为雨恩初渥，翻云每虑深。遽同辞树叶，悔杀向葵心。
月漫笼虚影，风吹别殿音。非因歌舞贵，安敢悼遗簪。
----《拟古乐府诗•班婕妤》
仲冬雷雨昼冥冥，草木如闻龙气腥。玄路漫持时令说，圣朝别有格天经。
诛求月照新丝冷，挞伐山连白骨青。翻笑箕畴多五事，空将休咎问沧溟。
----《十一月初四日大雷雨》
夜读前人诗句哀，残僧述自铁函开。字痕渐渐苍天血，非死非生见汝来。
----《偶成》其一
此外，孝标笃于亲情，集中留下诸多写父子兄弟夫妻情的真朴文字。《送儿旅还毗陵》五首言情中并打叠身世之慨，读来颇感人。其一云：
垂老难堪离别心，送儿小别亦沾襟。难余怜尔风霜惯，旅迹惊予岁月侵。
身在中华羁亦可，道当除夜坐应深。倚闾而母欢相问，莫说贫装苦向禽。
《钝斋诗选》显示，孝标有三子，曰云旅，曰云旃，曰云旗，为其讼冤之嘉贞或即其中之一，云旅（1644－1717？），号复斋，有《复斋诗选》，查为仁《莲坡诗话》曾提及。然此数人皆不著名，以《述本堂诗集》称流人中名辈的，反是他中年所得、后过继与从兄兆及的儿子方登峄 。登峄（1659—1728？），字凫宗，号屏柘，康熙中以贡生授中书舍人，迁工部主事。《南山集》案发，与子式济、侄式庄等流卜魁城，居绝塞十四年以殁。有与式济合撰《述本堂诗集》，内七卷，细目依次为依园诗略、星砚斋存稿、垢砚吟、葆素斋集、葆素斋古乐府、葆素斋今乐府》如是斋集，各一卷，前二卷系少作及官京师作，后五卷为塞外之作。邓之诚先生称其“体近杜韩，笔力健举……词多悲苦”，仍系坦庵庭训及后天际遇所造就。其诗以《葆素斋古乐府》、《葆素斋今乐府》二集写边地风情较有特色，但只关注“考边事者，所必取资也”（《清诗纪事初编》）的史料功能，则易忽略这其实是在严酷现实下诗心已经紧裹的结果。试读《古乐府》的第三首《君子有所思》与《今乐府》的第十首《塞春归》、第十四首《塞上月》：
有所思，思无方。有所思，思未央。东方未明，星斗弗光。揽衣夜起，中心彷徨。嗟我骨肉，托迹何乡？嗟我丘墓，松柏不得成 行。云流雨散，哀鸟飞翔。属念曩昔，逝水汤汤。西风未动青草黄，红颜未改白发长。丈夫一生何草草，回头莫望长安道。
杨柳三月花，酴醾四月露。不见有春来，何处送春去？飞雪大如掌，风吹衰草路。
塞月不照山，塞月不照水。夜夜照黄沙，起落笳声里。曾照几人还？曾照几人死？
“不见有春来”与“曾照几人还”的感喟，岂仅是为边地风物所发的？尤有意味的是《侄庄携何陋居集、甦庵集诗读之感赋》一律，这是五十年后方氏又一代流人的心脉律动，诗语平淡，而味之令人酸鼻：
五十年前罹祸日，征车行后我生时。岂知今日投荒眼，又读先人出塞诗。
久远孙谋文字累，苍茫天意始终疑。携来笑尔非无意，似此生还亦有期。
半个世纪前，祖父就感叹过“误我是文章”，今天又轮到久远孙为文字累而万里投荒，那真是情何以堪！遗憾的是，历史并未重演，方凫宗“生还亦有期”的乐观预测并未成为现实，最终埋骨他乡。更凄凉的是他的儿子式济，以新科进士遭严谴，五年后去世时年方不惑。式济（1676－1717），字屋源，一作渥源，号沃园，康熙四十八年（1709）进士，官内阁中书。有《述本堂诗集》二卷，是为《陆塘初稿》、《出关诗》。邓之诚称其诗有父风，徐世昌称其“摹昌谷，不仅形似”，从心境的荒寒角度是抉中要领的。然而如《望见卜魁城》一律不拘方法，乃极悲凉之至，则不可以昌谷限之。颔联的怪更毋宁说是敢怒不敢言的谠问：
一片沙昏数尺墙，断埤烟景亦苍苍。怪来战马防秋地，说是书生送老乡。
五十三亭燕树隔，六千余里楚天长。劳肩息后寻诗料，雁月笳风拾满囊。
与式济同辈而名声远超的是方章钺的二孙贞观和世举，这是与方文并称方氏三诗人的号称数代族群中诗名最盛者。方贞观（1679－1747），名不详，贞观其字，又字履安，号南堂 ，有《南堂诗钞》六卷。贞观善行楷书，与汪士鋐，卢见曾等友善，又曾授雍乾间名臣孙嘉淦诗法，声名振一时。但内心实因《南山集》案多肮脏郁怒情，试读其《登舟感怀》一诗：
山林食人有豺虎，江湖射影多含沙。未闻十年不出户，咄嗟腐蠹成修蛇。吾宗康道十七世，雕虫奚足矜搜爬。岂知道旁自得罪，城门殃火来无涯。破巢自昔少完卵，焚林岂辨根与芽。举族驱作北飞鸟，弃捐陇墓如浮苴。日暮登舟别亲故，长风飒飒吹芦花。语音渐异故乡远，回头止见江天霞。呜呼赋命合漂泊，碧砧变化成虚槎。杀身只在南山豆，伏机顷刻鉶阬瓜。古今祸福匪意料，文网何须说永嘉。君不见乌衣巷里屠沽宅，原是当时王谢家。
此写方氏全族被逮北上，慨叹自明代以来十七世诗礼相传的簪缨世家再遭池鱼之殃，沦替一旦，抉出文网二字，可谓明目张胆，大发不平之鸣，而南山豆用杨恽事，亦正为文字狱之典。正因如此，当乾隆元年（1736）再开博鸿科，孙氏首荐贞观时，贞观以年老固辞谢去。
这是一个颇具认识意义的举动，因为同时其兄方世举也同样举词科，同样谢不就，足见方氏某些后人已看穿朝廷的羁縻权术，不愿再作庙堂牺牲，为帝王的喜恶所玩弄。世举（1675－1759），字扶南，晚号息翁，少学于朱彝尊之门，因有较重的学人色彩。酷嗜韩诗，作《韩诗编年笺注》十二卷以正顾嗣立之失，又有《李长吉诗集批注》为李贺研究之要籍，其余《李义山诗注》、《汉书补注》、《世说新语补注》等亦皆一时之选。自作有《春及堂诗集》二卷，《江关集》一卷，并《兰丛诗话》。马其昶称其“年八十余，犹于广座中伸纸濡墨，顷刻赋数十篇，精采不少减”（《方氏三诗人传》） ，则当乾隆时已为诗坛耆宿矣。方扶南的离心倾向较贞观尤见明显。当雍正元年（1723）被赦之际，他有《南归》诗云：
十年来去鬓全霜，旧法新恩泪两行。流宥五行思大舜，网开三面戴成汤。
鸿毛死丧累臣分，萱草春秋病母望。梦断得归余岁月，力田报国咏时康。
其中大舜成汤分别指代康熙、雍正两帝。旧法新恩之变幻诡谲，“鸿毛死丧累臣分”之酸楚愤懑，尽藏在感恩戴德的表层之下。雍乾之间，方世举往来扬州、桐城两地，初主表弟程梦星的筱园，后主盐商江春家，一身所系，正是康熙朝后期京苑几被埋藏于岁月尘土中的旧闻。张世进《听息翁谈春及堂集中往事二首》：
旧事纷纶耳未经，寒灯影里话星星。天教一老存文献，莫作尊前漫语听。
“莫作尊前漫语听”，诚然如此，其中该有多少不足为外人道的辛酸往梦！乾隆中，从侄宜田官浙江巡抚，欲迎养之，复书曰：“野人方与诸朋旧剧谈高会，掀髯鼓掌为乐，汝乃欲爰居享我耶？”竟不肯往。在他看来，“爰居享我”正是剥夺了作为野人的天趣。他不愿在朝，乃至与在朝者亦不愿多瓜葛。综合方家几代人的行实，贞观与扶南的极困厄而不悔（《方氏三诗人传》）的选择，是有着强劲的内在驱动力的。
最后还应略说式济之子观承，就是上文欲迎养方扶南的宜田，也是与拱乾第六子奕箴之孙世隽（官至湖南巡抚）、己子维甸（字南耦，官至直隶总督，谥勤襄）皆掌节钺、为封疆大吏的方氏后进中显达者的代表。观承（1698－1768），字遐谷，一作嘉谷 ，又字宜田，号问亭。早年其家以《南山集》案件同谪塞北，观承与兄观永以年幼未同戍，越二年，至卜魁省亲，居五年，至弱冠南归，贫无以自存。雍正九年（1731）入平郡王邸，翌年以记室随征准噶尔，以军功授内阁中书，乾隆时累迁直隶布政使、浙江巡抚、直隶总督。卒后赐谥敏恪 。
观承有经济才，在直隶任上著《直隶河渠书》百三十卷，又有《五礼通考》，诗有《宜田汇稿》、《松漠草》诸集，计十三卷。阮元《江苏诗事》称其“刻画众形，宏通肆应，不仅成一家言”，符葆森说其早年作“令人中心惨怛”（《寄心庵诗话》），“洎乎遭时显贵……歌声若出金石，不异乎向在逆旅萧条时”（《正雅集》） ，虽也不误，毕竟是恭维的套话，不及《晚晴簃诗汇》说其诗“随境为哀乐。早年于役，诸诗苍凉悲壮。尔后进入亨途，则多应制之作，风格亦稍稍下矣”为确实，而揆之大小宋问答语，此亦人之常情，毋庸苛求。
应可想见，其诗以早年塞上之作为胜。《梧门诗话》引句云：“偶成吟便多商调，试听秋全无好声”，《赠僧》句云：“须知世上逃名易，只有城中乞食难” ，《塞上忆兄》句云：“麻衣万里呼天泪，冻雪千山负米心”，皆能令人愀然动容。方扶南称其“马嚼冰连铁，狼奔雪带沙”、“辨面戈攒火，开关钥坠霜”之句，足抗高岑塞上诸作，其实观承此际之心绪与高岑根本不是一回事，因而不应如此简单类比。他还有古体《卧藁荐暖甚》、《藁荐歌》等，徒观题面即可感知难堪的寒苦情状。录其有关方氏遣戍史事者如《送大父遣赴奉天》：
重闱倚衰白，我行将何之。寻常未易别，况乃天之涯。饥寒驱冷铗，汗漫无家归。生计在干人，得失预难持。
又如《饥》诗：
饱亦与饥同，长饥客意中。何心甘寄庑，此日忍飘蓬。交远书难寄，忧多命合穷。昨朝江路见，元有信天翁。
痛苦摧残已如弥天阴影，死死罩定这个偃蹇的家族。方观承的位极人臣，不过是黑暗穹庐下一抹微渺的闪光，并没有能够超脱出恶毒的人为命运之外的。
作者简介 马大勇，1972年生，吉林省农安县人，1993年于吉林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士，1998年于吉林大学中文系获文学硕士，2001年于苏州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现为吉林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教研室副教授。主要从事明清诗文词研究，出版《史承谦词新释辑评》（中国书店2007年版），在《文学遗产》、《中国诗学》、《文史知识》、《书屋》等发表论文四十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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