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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遭李陵之祸”述评 |
作者:李 申 |
    太史公司马迁因一部《史记》,千古留芳。然而对于他被处宫刑一案,却从古至今,令不少人遗憾。遗憾他不该为李陵说话,因为李陵是个背叛祖国的叛徒,至少是个变节分子。在古代,因为王允说《史记》是“谤书”,以忠孝为本的文士,也就少有人翻检此案。宋代以后,特别在近代,中国人对于变节者的痛恨,其程度是日渐加深,也就更少有人翻检此案。于是,“太史公遭李陵之祸”一事,不仅少人同情,简直成了司马迁千古难白的污点和耻辱。而李陵,则成为历史上少见的叛变投降分子的代表人物。人们一面咏叹飞将军李广,一面为李氏有李陵这样的不肖子孙感叹。     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涉足于李陵、司马迁一案。所见所得,颇觉此事之蹊跷,非如常人所想。十余年间,萦心绕肺,难以释怀。近日略有余暇,愿将所见所得,贡献于世,并求正于高明。     司马迁自称他的所遭,是“李陵之祸”,所以此案须从李陵说起。而李陵是李广之孙,李陵之祸,又牵涉着李氏三代与汉朝廷,特别是武帝、卫青、霍去病这些盖世英雄的纠葛,本文也就不得不提及他们,而本文的篇幅也就无法不长了。 一 李陵抗旨     李陵,字少卿,“少为侍中建章监。善骑射,爱人,谦让下士,甚得名誉。武帝以为有广之风,使将八百骑,深入匈奴二千余里,过居延视地形,不见虏,还。拜为骑都尉,将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张掖以备胡。”(《汉书•李广传》,以下简称《李广传》) 天汉二年(前99年),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出酒泉,到天山出击匈奴右贤王,并在未央宫武台殿召见李陵,让李陵为李广利押运粮草、辎重,作后勤部长。李陵没有听命,而是“叩头自请”(同上),君臣之间发生了如下对话: (陵)曰:臣所将屯边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剑客也。力扼虎,射命中,愿得自当一队,到兰干山南以分单于兵,毋令专向贰师军。     上曰:将恶相属邪?吾发军多,毋骑与女!     陵对:无所事骑,臣愿以少击众,步兵五千人涉单于庭。     上壮而许之,因诏强弩都尉路博德将兵半道迎陵军。(《李广传》)     那么,李陵为什么“恶相属”于李广利?是李陵傲慢不驯,还是另有原因?要明白此事,只有来认识李广利其人。 二 李广利其人     李广利是李夫人的哥哥,也就是汉武帝的大舅哥。     李夫人之前,武帝先是有个王夫人,美貌异常。王夫人死后,武帝十分伤悼,以为再也找不到如此美貌的夫人。谁知又来了李夫人,其容貌之美,更胜于王。而且李夫人不仅美貌,还给武帝生了个儿子。武帝的喜悦可想而知,而夫妻间的恩爱,自然也蜜甜乳融,难以尽述。然而不幸李夫人早死,武帝的伤悼也就过于往常,他亲自做了一首诗,哀悼李夫人,那词真是缠绵悱恻,令人心痛。但武帝仍然心有缺憾。为了报答李夫人的温情,武帝不仅给精通音律的李夫人之兄李延年封为协律都尉,而且时刻想着如何安排李夫人的另一哥哥李广利。     当时,听说西域大宛国有好马,武帝遂派使者携带千金及一匹金马去大宛国都贰师城换马。但大宛国不仅不给马,还杀了汉朝使者。武帝大怒。曾经出使过大宛的姚定汉说,大宛兵不经打,三千人就可以破敌。不久以前,浞野侯赵破奴曾以七百骑兵攻破了楼兰,武帝对姚定汉的判断也就深信不疑。同时,武帝也想到了如何安排李广利。 依照一般情况,往往是谁建议,谁施行。既然你姚定汉说三千人可破大宛,那么,我给你六千人,你去给我破好了。然而,武帝没有让姚去,而是派了李广利。     李广利是什么人呢?《汉书•佞幸传》载:“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音乐世家,李广利,也当是“故倡”之一,即一个乐手。一个乐手,怎么可以做将军呢?     汉家朝廷依照据说是刘邦定下的制度,无功者不侯。所以武帝不好平空给李广利一个侯爵。在这里,武帝倒是比较遵守制度。他希望李广利能马到成功,通过战功获得一个侯印,也算是他对得起自己那位过世的小夫人了。武帝也知道李广利不会打仗,为了保险,武帝“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数万人以往”(《汉书•李广利传》),任命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到大宛国夺取良马。     三千人就可以办成的事,现在用了数万,又加上六千骑兵,可说应该是易如反掌。然而,李广利可能是个不坏的音乐家,但作为将军,可就太无能了。他连贰师城都没有走到,“引而还。往来二岁,至敦煌,士不过十一二。”(《李广利传》)还谎报说是粮食不够,人员不足。汉朝有制度,像这样损兵折将十之八九,一点战功也没有,是要杀头的。然而武帝仅仅把他们挡在玉门关外了事:“天子闻之,大怒。使使遮玉门关:军有敢入,斩。”(《李广利传》)     就在这年夏天,浞野侯赵破奴二万人马全军覆没于匈奴。朝臣们认为匈奴才是主要敌人,建议武帝专心对付匈奴。然而武帝不听劝告,一心要让李广利立功封侯,并实行了全国总动员:     赦囚徒扞寇盗,发恶少年及边骑,岁余而出敦煌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牛十万,马三万匹,驴、橐驼以万数,齎粮、兵弩甚设。天下骚动,转相奉伐宛五十余校尉。宛城中无井,汲城外流水,于是遗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穴其城。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而发天下七科適,及载糒给贰师,转车人徒相连属至敦煌。而拜习马者二人为执、驱马校尉,备破宛择取其善马云。(《李广利传》)     这真是用磐石压累卵,大宛国再不破,可就没有天理了。这次大宛国是破了,马也取回来了:     汉军取其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牝牡三千余匹。(同上)     如果加上自己原有的三万匹马,那就是三万三千余匹。然而,回来了多少呢?     军还,入玉门者万余人,马千余匹。(同上)     而那五万士兵,还有不知数的“负私从者”;自己的二万九千余匹马,十万头牛,上万匹的驴和骆驼,都到哪里去了呢?这还不说从大宛又得到的良马数十匹,中马以下三千余匹。《李广利传》载:     非乏食,战死不甚多。而将吏贪,不爱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者众。 人损失了八九成,牲畜损失了几乎97%。而损失的原因,并不是战事艰苦,而是将吏们的贪残,对下级和士兵的虐待!然而“天子为万里而伐,不录其过”(同上)。不仅不录其过,而且还大行封赏:封李广利为海西侯,食邑八千户。其他将士,封侯者一人,“军官吏为九卿者三人,诸侯相、郡守、二千石百余人,千石以下千余人。”(同上)每个士兵也赏四万钱。     到这里,我们忍不住想把这次封赏和汉初的开国元勋们做一下对比。当年刘邦封赏,几位著名的功臣封侯情况是:曹参,万六百户;陈平,五千户;张良,万户;萧何,八千户;周勃,八千一百户;樊哙,五千户。李广利何德何能,就因为弄回几匹马,而且损失超过所得数十倍,竟然和萧丞相相同,比陈平、樊哙都高,封八千户!当然,武帝时生产发展了,户数多了,然而此时封侯的也多啊。武帝的私心,于此可见一斑。     就在这一次,武帝派李陵去迎接李广利:     数年,汉遣贰师将军伐大宛,使陵将五校兵随后。行至塞,会贰师还。上赐陵书,陵留吏士,与轻骑五百出敦煌,至盐水,迎贰师还。(《李广传》)     在迎贰师的过程中,李陵也对李广利的为人为将,有了了解。他如何肯为这样的人作后勤! 三 陵志与帝心     然而,不为李广利作后勤,就要自己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腹地,王庭所在。两三年前,曾“脱手斩得小楼兰”的浞野侯赵破奴,率二万人深入匈奴腹地,被匈奴八万人包围,全军覆没,赵也做了俘虏。以五千步兵深入,无疑于羊入虎口。这就是说,李陵宁死也不愿在李广利帐下受辱。     然而事情的困难还不止此。李陵不愿为李广利打接应,路博德也不愿为李陵打接应。 路博德是老将,曾为伏波将军、邳离侯,和赵破奴一起,是票骑霍去病的两员大将。因为触犯法律,降为都尉。票骑与李氏又结怨颇深,路在其中作用如何没有记载,但他不愿为李陵打接应却出自内心。不服从命令总要有个理由,于是路上书说,现在正是秋季,匈奴马壮,不如等来年春天,和李陵共同出击。     报告上去,武帝非常不快。但他不认为是路博德使奸,却以为是李陵中道反悔,唆使路上书。于是武帝对路博德谎说,我本来是要给李陵人马的,但他说要以少击众。现在正好西河一带有匈奴兵马,你就到那里去吧。同时命令李陵,九月出发,深入匈奴人聚居地之一的东浚稽山,然后沿浞野侯的行军路线,到受降城休整。命令之后又加上一句:“所与博德言者云何?具以书对。”(《李广传》)李陵本来就没有要求来春出击,现在又遭到如此责问,于是就带着他的五千步兵,在匈奴人壮马肥的秋季,向匈奴腹地出发了。 李陵不愿为李广利做后勤,武帝指责说是“将恶相属”。路博德上书,武帝想到的却是李陵耍奸。武帝为什么对李陵如此的不信任? 五千步兵,在匈奴人壮马肥的季节,要深入匈奴腹地。而皇帝又是如此的猜忌,并且撤掉了接应。这一仗的结果如何,可说是出发之前就决定了。     使人没有料到的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李陵竟然建立了军事史上罕见的奇功。 四 李陵初战建功     李陵从居延出发,三十天后,到浚稽山扎营,派部下陈步乐带着出征路线图回来向武帝报告。陈步乐汇报了李陵如何得人心,士气 如何高昂,武帝非常高兴,封陈步乐为郎官。     匈奴发现李陵之后,先是用三万骑兵包围了李陵:     陵至浚稽山,与单于相直,骑可三万围陵军。军居两山间,以大车为营。(《李广传》)     数量上,一比六;装备上,步兵对骑兵;态势上,是在匈奴腹地。匈奴是内线作战,就像是关起门来打狗。这样的战斗,不知有那位军事家敢说这五千步兵能够取胜。但是李陵胜了:     陵引士出营外为阵,前行持戟盾,后行持弓弩。令曰:“闻鼓声而纵,闻金声而止。”虏见汉军少,直前就营。陵博战攻之,千弩俱发,应弦而倒。虏还走上山。汉军追击,杀数千人。     匈奴败了。单于大惊,于是调集所有能够调动的力量,共有八万骑兵,包围了李陵。     也就在数年前,匈奴包围汉代名将赵破奴二万人的,也是八万人,那次使赵全军覆没,赵也被俘。这次又会如何呢? 五 艰难的征途     面对八万骑兵,也就是面对16倍于己的敌人,李陵且战且走。几天以后,到了一个山谷中。由于连日作战,不少战士受了箭伤。李陵命令,挨了三箭的坐车,挨两箭的跟车走,挨一箭的继续作战。渐渐地,李陵发现士气有些不振。他想,肯定是有人带了女人。经检查,果然。当时所谓的“关东群盗”被镇压之后,群盗自然被杀,他们的妻女则被发配边疆,与这些屯边的士兵为妻。这次出征,不少士兵都带着他们的妻子。“陵搜得,皆剑斩之。”(《李广传》)在今天,特别是在那些人道主义、人权主义和女权主义者看来,这确乎太残忍了。然而在那样的条件下,这大约是拯救这支军队免于覆没的必要措施。     李陵的措施取得了立竿见影之效:“明日复战,斩首三千余级。”(《李广传》)如果要寻找这些战果的原因,那么,那些妇女们的生命,无疑是一种特殊的贡献。     又过了数日,到了一片沼泽地。匈奴人从上风纵火,李陵也纵火自救。到了一座山下,单于在山上,派自己的儿子亲自率兵攻击李陵。“陵军步斗树木间,复杀数千人。”并且又“发连弩射单于,单于下走”。(《李广传》)     如果把两次的“数千人”都以三千计,加上一次明确说的三千余,则数天之中,这五千步兵在面对16倍于己的骑兵的情况下,共消灭了匈奴一万骑兵!这就是司马迁后来在《报任安书》中所说的“所杀过当”,即杀敌的数量超过了自己战士数目一倍。而自己还保存着,还在战斗。     单于顶不住了,说,这是汉朝的精兵,我们打不下他们,他们却引着我们向汉朝边境走,是不是在什么地方埋有伏兵?但是匈奴的酋长们说,单于亲自率领数万人打几千人不能取胜,以后如何指挥别人,也使汉朝更加轻视我们。我们一定努力战斗,再走四五十里,到了平地,如果还不能取胜,我们就撤兵。     在这种情况下,李陵的处境就更加困难了。“是时陵军益急。匈奴骑多,战一日数十合,复杀伤虏二千余人。”这时,匈奴决定撤兵了。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军中出了叛徒:“会陵军候管敢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以上均见《李广传》)校尉是李陵的副将韩延年。这个管敢,因为个人的私怨,在关键的时刻不仅投降了匈奴,而且供出了汉军的实情。管敢告诉匈奴人说,无人为李陵打接应,只要多用箭射击,一定能消灭李陵。     汉朝君臣不和,叛徒又供出了实情,于是李陵失败了。 六 李陵之败     在叛徒管敢的指引下,匈奴发起了对李陵的总攻。而李陵的困难也到了极点:     陵居谷中,虏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汉军南行,未至鞮汗山,一日五十万矢皆尽。即弃车去,士尚三千余人。     也就是说,李陵所带的五千步兵,在八万骑兵的包围之下,边打边撤,转战数千里,相斗十余日,每天不可能做饭,晚上就在野地露营,战士们饥寒交迫,在消灭敌人至少一万二千余名之后,自己还有三千余人,就是说,损失才一千余人。用现在经济学上的投入、产出比计算,即投入为一,产出为六至十。也就是说,我方牺牲一名,换来了敌方六名到十名。双方在古今中外以少胜多的战史上,不知还有几起可以与此比美。而且,他们的武器也全部损坏了: (弃车以后),徒斩车辐而持之,军吏持尺刀,抵山入狭谷。单于遮其后,乘隅下垒石,士卒多死,不得行。 一路上,都是敌人在山上,而陵军在山下。因为陵军是步兵,根本无法和敌人比速度,抢地形。而谁都知道,所谓“居高临下,势如破竹”。这就给本来已经极度艰难的陵军又增加了一层艰难。事情到了最后关头,这些疲惫不堪又赤手空拳的士兵,已经没有了作战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李陵决定一人去找单于拼命: 昏后,陵便衣独步出营,止左右:“毋随我,丈夫一取单于耳!”良久,陵还,大息曰:“兵败,死矣。” 这最后的努力也失败了。李陵和部下有如下对话,并且做了如下准备: 军吏或曰:将军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后求道径还归,如浞野侯为虏所得,后亡还,天子客遇之,况于将军乎!     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壮士也。     于是尽斩旌旗,及珍宝埋地中。陵叹曰:复得数十矢,足以脱矣。今无兵复战,天明坐受缚矣。各鸟兽散,犹有得脱归报天子者。     令军士人持二升糒,一半冰,期至遮虏鄣者相待。夜半时,击鼓起士,鼓不鸣。     武器打坏了,鼓也击破了。古今中外,有几支军队曾经战斗到如此惨烈的程度!     在突围的过程中,李陵做了俘虏:     陵与韩延年俱上马,壮士从者十余人。虏骑数千追之,韩延年战死。陵曰:“无面目报陛下。”遂降。军人分散,脱至塞者四百余人。(以上引文均见《李广传》)     李陵失败的地方,离汉朝边境很近:“陵败处去塞百余里,边塞以闻”。这时候,假如有一支汉兵出现,匈奴就会如惊弓之鸟,叛徒管敢的话就会破灭,李陵就能获救,汉朝就可以又添一辉煌战绩,增一员古今罕匹的良将。然而武帝要的是李陵战死:“帝欲陵死战”,所以不发救兵!     不论后人如何评价这场战事,唐朝的诗人还是肠迴心伤、满腔哀怨地为李陵的五千人歌唱: 誓扫匈奴不顾身, 五千貂锦丧胡尘, 可怜无定河边骨, 犹是春闺梦里人。 七 李陵败后     在李陵和匈奴艰苦战斗的时候,他的战绩引来了满朝文武的赞叹:“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寿”(司马迁《报任安书》),庆贺汉朝有如此良将。然而李陵战败的消息传来,“群臣皆罪陵”(《李广传》)。     刚才还是众口一词地称赞,现在又全都改成了指责。怎么办呢?表彰是不行了,可是如果降罪,又降什么罪呢?要知道,刚才还被称赞为英雄呢。而且,李陵确实消灭了远远超过自己战士数量的敌人。     作为一代英主明君,汉武帝此时还没有乱了方寸,他要首先弄清情况。到前方调查是不可能的,李陵已经战败。于是,他找来了相面术士:     上欲陵死战,召陵母及妇,使相者视之,无死丧色。(《李广传》)     李陵远在数千里外苦战,在家的老母少妇又怎能知晓李陵的消息,如何能有死丧色!然而,当时的人们,包括武帝,却相信相面,相信什么亲人之间,一气相通,彼此的情况,都会相互感应。假如李陵战死,他母亲和妻子的脸上就会表现出死丧之色。这就是相面术的所谓根据。     对于武帝来说,他关心的不是李陵的胜败,因为情况非常明显,或者说,李陵出兵之前武帝就知道了,李陵必败无疑。武帝所关心的,是李陵的死活。依武帝的设想,是李陵在鏖战之后死去,无论是被匈奴人杀死,还是他自杀,都可以。那样,武帝的面子就能保全,李陵也会做一个英雄,不仅会继续得到称赞;说不了,还会有许多旌表的行为!谁想到,经过相面,陵母、陵妻脸上竟“无死丧色”。“无死丧色”,就是说,李陵还没死!没死,这就违背了武帝的意志,已经引起了武帝的不满。没死,而且也没有回来,那么,肯定是做了匈奴人的俘虏。武帝的不满在增长。不久,李陵被俘的消息传来,于是,“上怒甚”(《李广传》),并且由此引出了司马迁。 八 司马迁之对     武帝毕竟是历史上少有的雄才大略的明君。他对李陵的态度,主要是起于私心。然而,他又是一国之君。从君主的立场来说,他又何尝不想有一良将替他守卫四方。在个人私心和国家公义的矛盾之中,一面使他对李陵未按自己安排去死表现出极端的愤怒,一面又对“皆罪陵”的意见不能放心。他知道,这众口一词的意见不过是因为他发了怒,因而难能是正确的。他希望有人能够讲句实话,给自己找一个台阶,寻一种说法,排解一点心中的忧闷,使自己多少得到一些安慰。不过,“皆罪陵”的群臣们不能满足这种需要,他们讲不出实话,也提供不了什么说法。在这种情况下,他找到了司马迁:     群臣皆罪陵,上以问太史令司马迁。(《李广传》)。     太史令,职六百石。虽然司马迁说自己“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报任安书》),不免有哀怨牢骚在内。然而外国有人说他是个部长,也实在是不甚了情。举一例足以说明。依《汉书•百官公卿表》,则大县县令职奉千石,小县县令职六百石。司马迁的级别,一个小县令而已。更重要的是,这个官职,“不治民”(《太史公自序》),也没有言责,即没有进言的权力。进言者是大夫,“大夫掌论议”(《汉书•百官公卿表》)。高于大夫的公卿之类,自然也可论议。但太史令不行,他没有说话的资格。武帝要这没有说话资格的人说话,真是汉家朝廷空无人了。     然而此事对于司马迁来说,却是一个尽忠报主的良机,于是,“迁盛言”,即慷慨陈词了: 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有国士之风。今举事一不幸,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糵其短,诚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輮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天下。彼之不死,宜于得当以报汉也。(《李广传》)     司马迁这一番话,可说是字字金玉,句句良言。孝悌忠信,是儒教最基本的道德原则。依儒家学说,一个在家孝悌的人,在外也一定是忠臣。司马迁从李陵平素的为人,判断他的所谓投降,不过是要学浞野侯赵破奴,在寻找立功报汉的时机。再说,李陵在兵力如此悬殊、处境如此艰难的情况下,杀敌过当,使匈奴丧胆,直到赤手空拳和敌人搏斗。即使李陵真的投降,单凭这样的战绩,也足以报答汉朝,而武帝也尽可以得到安慰了。     假如没有其他因素,司马迁这番话,的确应该使武帝宽慰。然而谁都没有料到的是,武帝从中听到的不是司马迁对自己的忠诚,却是司马迁对自己的诽谤!而司马迁,不仅没有能够宽慰武帝,反而惹得武帝更加愤怒,而自己也因此蒙受了千古不白之冤。 九 司马迁之罪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李陵既已变节投敌,司马迁又要为李陵辩护,所以司马迁的被刑,即或不说他罪有应得,至少也是咎由自取。依据此说,则司马迁犯的是“为变节分子辩护罪”。然而,当时给司马迁定的却不是这样的罪。《李广传》载: 上以迁诬罔,欲沮贰师,为陵游说,下迁腐刑。 司马迁自己是这样叙述的:     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报任安书》) 沮,毁坏。此处就是诋毁。诬,诬蔑,也是诋毁。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就是诽谤罪。为什么司马迁说了那样一番话就是诽谤贰师呢?因为这次李广利又损兵折将了: 其明年,汉使贰师将军将三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于天山,得首虏万余级而还。匈奴大围贰师,几不得脱,汉兵物故什六七。(《汉书•匈奴传》)     这里说的“明年”,就是天汉二年。“出酒泉”,就是要李陵给他作后勤的这一次。李陵没有给他作后勤,他损兵折将了。“将三万骑”,消灭了人家一万,自己损失二万。而李陵“将步兵五千人”,“所杀伤万余人”(《汉书•匈奴传》)。这是一个事实。如果将二者加以对比,则孰优孰劣也就一目了然。可是司马迁提到李陵的功劳,只是要宽慰武帝:国家有如此良将,岂非皇上的光荣!他哪里想到要去做这种对比!又为何要去存心“沮贰师”、诬皇上呢?然而李陵这次兵败,起因就是与贰师的关系。李陵不愿为贰师作后勤,就是瞧不上贰师。战役的结果,也证明了李陵的瞧不上是正确的:贰师将军李广利确实是无能之辈。司马迁是未必要作这种对比,但提起李陵的功劳,武帝就不可能不作这种对比。对比的结果自然是,贰师无能,武帝用人不当。影射贰师无能就是“沮”,影射武帝用人不当就是“诬”。而且武帝对于李广利,还不仅是一般的用人不当,而是明知其无能还要重用,甚至不惜用数以千万计的战士的生命和鲜血去让李广利换一个侯爵。而武帝之所以如此不惜血本,归根到底不过是为了报答李夫人的那段儿女私情。司马迁只知为皇上分忧,求事理公正,哪里想到他的话戳到了武帝心中那最隐秘的私心和痛处。     对于司马迁来说,他又不能不如此说。武帝要他应对,就是要他说出应该如何看待李陵的兵败和被俘。而要回答这两个问题,就不能不从考察李陵的为人来推测他不死的原因,也不能不对李陵所从事的整个战役做出总的评价。而无论是李陵的为人还是这场战事,司马迁的评价都是正确的。而且司马迁也不是完全没有分寸,比如他始终没敢说李陵的失败是由于“救兵不至”。然而在武帝看来,您司马迁赞扬李陵,赞扬陵军如何英勇,最后竟然失败了。这分明就是认为错在皇帝不发救兵。因此,就是“诬上”。     这样的罪名能否成立,尚在其次。重要的是,当时给司马迁定的罪名是“沮贰师”,“诬上”。“为陵游说”,不过是沮、诬的手段。并且,司马迁的那番话,也不是因为皇帝要处置李陵,他冒死进谏,为李陵辩护。而是因为皇上召对,他在众口一词怪罪李陵的情况下,发表了自己与众不同的见解。用现在的话说,这就是在讨论如何看待李陵被俘未死这个问题上的发言。既然让大家发言,那就可能各种意见都有。皇上您可以不采纳,但却应该实行言者无罪。倘不如此,以后还有谁敢讲话,谁愿讲话! 然而司马迁获罪了,而且获的是重罪:腐刑。如果说屈原的忠而获咎值得同情,那么,司马迁以直言、忠言获罪,就只能引起我们的义愤和痛心!如果不如此看待,却归咎于司马迁,认为他不该替李陵说话,甚至进一步认为他罪有应得,咎由自取,那就是是非不分,黑白不辨了,就是认可那些“皆罪陵”的群臣是正确的,认可不讲实话,只求“全躯保妻子”是正确的了! 十 司马迁之心     司马迁与武帝的关系,是历代史学家的热门话题。武帝给司马迁定的是“诽谤”罪,东汉王允就说《史记》是“谤书”,即司马迁写《史记》是由于怨恨武帝,借修史泄愤。近现代也有一些人根据《史记》中的一些记载,去证明司马迁讽刺汉家,讽刺武帝。依据这样的描述,则司马迁就是一个将个人私怨掺进历史著述的小肚鸡肠的学者,而《史记》也就是掺杂着私怨私愤的著作。 这些说法,不仅关系着对司马迁个人品质的认识,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史记》的“实录”性质。因此,我们还不得不就这个问题说上几句。     司马迁《报任安书》道,他与李陵“俱居门下”,然而“素非相善”。他们“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他之所以认为李陵之降不是变节,是因为他对李陵平素的观察。而他之所以要把自己的见解说出来,只是想为武帝分忧: 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悽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     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旨推言陵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     忠于君主,是臣子的本份,也是为人称颂的美德。司马迁是汉朝的臣子,也把为君主分忧看作自己的义务和责任。所以当他看到武帝为李陵事寝食不安时,“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乃是感情的自然流露,“怀欲陈之”,也是忠臣的事君之道。而从他所陈之词的条理和深度,也可见他对此事的意见确实是反复思忖的结果。他的目的,乃是为武帝宽心,并且驳斥那些趁机报复的人们。这样的忠诚,也是他平素的畜积所致:     仆少负不羈之才,长无乡曲之誉。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卫之中。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报任安书》)     在古代社会,无论是才能如何高,功劳如何大,都要把职位的获得看作是皇上的恩赐。别人如此,司马迁也是如此。他把自己“得奉薄技”看作是皇上的恩惠,所以日夜想着如何尽职尽责,以报答皇上。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司马迁对一个将要被处死刑的朋友所说的肺腹之言,同样也找不到司马迁要“沮贰师”、“为李陵游说”的动机。更找不到他要“诬上”的动机。也就是说,司马迁对待汉家天子,是忠诚的。虽然直到他写《报任安书》,甚至直到临终,他对自己遭李陵之祸都耿耿于怀,并且坚持着自己的看法,但是他也是直到最后,仍然是汉家的忠臣。他只是伤悼自己的不幸,痛心主上的不明,却没有改变他对皇上的忠诚。在这个问题上,他的思想和情感,都大体与屈原相同,却没有像屈原那样悲愤自杀,因为他还有自己的事要做。他要把自己要写的书写完。     古代史官的职责,就是实录应该记载的大事,而无论当事人对这样记载是否满意。因此,评价一部史书的优劣,主要是看它记载是否属实,并且该记的是否遗漏,不该记的是否蛇足。和后代的史书相比较,《史记》在这方面可以说是做得最好的。     对于《史记》所载的史实,人们往往根据自己当时的理解,把自认为是不利于汉家的言论说成是司马迁有意讽刺,这不过是汉代王允“谤书”论的翻版。这种说法,不论是为了抬高还是为了贬低司马迁,其对司马迁的诬罔,则是一样的。 如果不是怀有偏见,那么就应该承认,司马迁的为人,和他的为文一样,都同样的伟大。     然而,司马迁受刑了。 十一 司马迁被刑     按照汉家的规矩,即使死刑,也可以用钱赎罪。或者有人讲情,也可以得到宽恕。然而,司马迁一条也不具备。他不仅无钱,也无一人肯为他讲话,包括他的那些朋友,虽然他曾经替一个平素未尝交杯酒之欢的李陵慷慨陈词: 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壹言。(《报任安书》)     在这种情况下,司马迁只能挺着身子任人宰割。     司马迁受刑之后的心情,稍微关心一点历史的人几乎都知道。有人评价司马迁的《史记》是“无韵之离骚”。所指为何,不得详知。然而,就其《报任安书》看,司马迁的忧愤和哀怨至少是和《离骚》一样的深厚,一样地震撼心弦。     李陵被俘了,司马迁受了刑。汉家朝廷上自然是“皆罪陵”的意见获得了胜利。这些意见的持有者,至少有相当一部分是司马迁指责的“全躯保妻子之臣”。而司马迁的恶运也未必与他“打击面太宽”无关。因为他的话虽然惹得武帝大怒,但罪名毕竟是“下于理”之后,经过审讯确定的。 十二 班固论“太史公遭李陵之祸”     后汉班固,在评论了司马迁的《史记》之后,也表达了他对司马迁一案的态度:     呜呼!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极刑,幽而发愤,书亦信矣。迹其所以自伤悼,《小雅•巷伯》之伦。夫唯《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难矣哉!(《汉书•司马迁传》)     《巷伯》一诗,是诗的作者临受腐刑之前,对谗言小人的激烈抨击。诗中甚至要把这样的小人“投畀豺虎”: 彼谮人者,谁适与谋? 取彼谮人,投畀豺虎。 豺虎不食,投畀有北, 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毛诗》小序认为,这是“刺幽王也。寺人伤于谗,故作是诗也。”班固说司马迁和该诗人一类,也就是说,司马迁的被刑,是被谗的结果,是冤枉的。接着,班固提出了《大雅》“明哲保身”的话。     在今天,说谁明哲保身是一种批评,然而在古代,这却是儒家主张的作人的高境界。《中庸》也引用了这样的话,并且把它作为君子的品德: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 因此,明哲保身,乃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内容之一。所谓中庸之德,不仅包括有道兴言,而且包括无道默容。不论班固有意无意,都是在说,当时司马迁所面临的,是一种无道状态。如果说班固对司马迁有所批评,也是批评他为什么在君上无道盛怒之下还不沉默!而“难矣哉”之叹,就不仅是对司马迁的批评,而是对为臣之难的感叹。也就是说,班固根本不认为司马迁获罪是由于为变节者说话。假如这样认为,那就是说,武帝下司马迁宫刑是正确的了。     然而要沉默,要以智全身,就只能跟着群臣去罪陵,或者是在需要执言而无人仗义的情况下保持沉默。这是司马迁不能做、不愿做、也做不到的。而司马迁人格的伟大,也就在这一点上。没有这样的人格,也没有那部“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的史书! 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统治,最大的坏处之一,就是君主依仗自己的权力和威势,一次次地摧残那奋发昂扬的士气。摧残的结果,就是大家不问是非曲直,只看皇帝、长官的脸色行事,用心思去揣摩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中庸之态可掬,昂扬之气萎缩。士气得不到发扬,创造性就难以发挥。直到造成一个大家都唯唯喏喏、有声等于无声的世界,于是腐败,烂掉。中国从鸦片战争开始,在帝国主义列强面前如此软弱无能,不能说和这种巨大的历史传统没有关系。 认为司马迁不该如实评价李陵的为人和战功,而只能和群臣一道去罪陵,而不管李陵的失败如何造成,也不管李陵的为人和用心,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上述巨大历史传统在历史研究领域里的表现。 十三 “为陵游说”简评     后人论及司马迁一案的文字,多到难以枚举。其中即使满怀同情之心的,也对司马迁“为陵游说”遗憾。至于认为司马迁对、错在武帝的,则几乎没有。所以我们有必要对此案做进一步的分析。     认为司马迁不该替李陵游说,首先是认为,李陵此时已经投降,是个叛徒,至少是变节分子。     《汉书》李陵本传在描述李陵战败后的情况时,用了“遂降”二字。然而这个“降”字的真正含义,乃是“被俘”。 军人在丧失抵抗能力的情况下,停止抵抗,因而被俘,是古今中外战史上都常有的事,然而被俘并非就是变节,更未必是叛变。要变节或者叛变,还要有进一步的行动。这一点,对于军人来说,应该是个常识。而对于某些学者,却是要反复申明的道理。 其实,李陵在管敢叛变之后(管敢这样的投降才是真正的叛变),陵军在“五十万矢皆尽”,“徒斩车辐而持之”的情况下,李陵就应该投降了。因为此时李陵非常清楚:“无兵复战”,不过是“坐受缚”,实际上是被屠杀而已。但是就在此时,李陵也没有放弃抵抗。而是“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这样的情况,我们不知是该赞扬还是该批评李陵。 武帝的本心,是“欲陵死战”。如果说这是要李陵战斗到最后,那么,李陵可说是到最后还战。然而所谓“欲陵死战”的意思,乃是要李陵战死。那么,这样的安排,即使用当时的道德,是合理的吗?有哪一位君主在让他的将士出征的时候,就是让他去死,而不要回来?     其次,当时李陵能够死吗?周围是数千敌人,可杀不死他。自己的武器已经损坏,茫茫荒野,他如何自杀!到过草原的人都知道,在那种地方,是投河少水,上吊树小,连块石头都找不到。真是求死不能。而从后来单于对李陵的态度看,即使李陵求死,匈奴人也未必杀他。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匈奴人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说比武帝高明。 从李陵这方面看,在他做出最后安排之前,将士们就劝他学赵破奴。他的投降,司马迁认为是“宜于得当以报汉”。直到今天,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否认司马迁的分析。 十四 评司马迁的受刑     司马迁的获罪之所以引起后人如此关注,一大半要归因于他的《报任安书》。是他自己如此感伤百转地阐述了自己的愤懑和忧伤,感动了古今多少文人墨客。然而,这样的感动,一面引来了无数的同情,一面也招致了对他“为陵游说”的批评,至少是某种遗憾。这是司马迁所未能料到的。古往今来,其蒙冤被屈之事,不可胜数。冤屈大于司马迁的,也多如牛毛。但由于多数难以倾诉,所以也就难以引起人们的注意。假如司马迁不写那份《告任安书》,他被刑一事未必会引起如此多的关注。比如后来的班固、范晔等人,也都是被杀而死。以致韩愈认为史官都没有好下场,所以不愿修史。而后世又有几人去关心他们的是非曲直?     然而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又是因为他的受刑。而他,是完全可以不被刑的。这一点,和班固、范晔等无法逃避被杀还不一样。而避免受刑的条件,就是用钱赎罪。假如司马迁有钱,他就根本不会受刑。他是“为陵游说”也好,还是仗义执言也好,都不算一回事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就仅仅是他的《史记》。然而,他没有钱:“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这样的情况,使人感到加倍地悲惨。 正是这样一种遭遇,才使司马迁深刻地感到,钱,是多么的重要!假如他有钱,何至于受此“最下”的腐刑之辱!而在我们看来,则何至于在引起许多同情的同时,又招来如此众多的非议。     然而,无论是对李陵被俘的非议,还是对司马迁应武帝之问的非议,都是不能成立的。而其不能成立的极其重要的理由之一,就是执掌生杀定罪大权的武帝,对自己的处置后悔了。 十五 武帝之悔     私心所在,使武帝一次次地盛怒。然而武帝终究不是是非不辨的昏君。盛怒之后,他后悔了:     久之,上悔陵无救,曰:“陵当发出塞,乃诏强弩都尉令迎军,坐预诏之,得令老将生奸诈。”(《李广传》)     武帝终于明白了,路博德的上书,不是李陵反悔所唆使,而是老将的奸诈。一个英明盖世的皇帝,受了老傢伙的愚弄。不过,谁人不犯错误?包括那些伟大人物。犯了之后能够认识错误,仍然不失其伟大。如果还能以实际行动去改正错误,那就更加值得赞扬了。武帝不仅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而且要用实际行动改正自己的错误。     武帝改正错误的第一步,是派人慰问李陵的部下:“乃遣使劳赐陵余军得脱者。”(同上)这个行动表明,他并不认为李陵是变节。     武帝改正错误的第二步,是提拔司马迁:“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汉书•司马迁传》)这步行动表明,武帝终于明白,司马迁不是“为陵游说”,更不是“沮贰师”、“诬上”。     当事人已经纠正了错误,后人还有什么理由认为李陵是变节,认为司马迁是为变节者辩护呢?     武帝改正错误的第三步,是要把李陵接回来。         就在李陵被俘一年多以后,大约天汉四年(前97年),武帝又派出二十万大军,讨伐匈奴。贰师李广利率六万骑兵,七万步兵,路博德率一万兵,为一路;游击将军韩说率步兵三万为一路;因杅将军公孙敖率一万骑兵,三万步兵,为一路。二十一万大军,分三路出击。给公孙敖的任务,是迎接李陵:     陵在匈奴岁余,上遣因杅将军公孙敖将兵,深入匈奴迎陵。(《李广传》)     四万大军的任务只有一件,就是把李陵接回来。武帝对于李陵的重视、其改正错误的决心,可见一斑了。假如这次行动成功,我们的当事人都将更加光彩照人:武帝的雄才大略之上,将加上一层襟怀坦荡;李陵将成为汉代名将,甚至可能建立更大的功勋,和卫青、霍去病比美;司马迁的召对将成为仗义执言的典范,而只受到后人的尊崇。     然而,由于用非其人,这本来应该造就伟大和光荣的行动,却酿成了更大的悲剧,使我们的当事人蒙受了更大的屈辱。 十六 陵家被灭     公孙敖有四万人马,不仅没有接回李陵,反而又损兵折将。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和罪过,这位虽然“四为将军”却无任何战功的无赖,撒了一个弥天大谎:     敖军无功还,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单于为兵以备汉军,故臣无所得。”(《李广传》)     可以想见,汉武帝听到这个消息,其盛怒当会如何。是的,我汉家派了二十万大军,其中四万专为接你而派,而你竟然为匈奴效力!于是,李陵全家被杀,包括陵母:     上闻,于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诛。陇西士大夫以李氏为愧。(《李广传》)     实情若果如公孙敖所说,则李陵全家被族灭,也难以博得多少同情。然而,事实上,这却是又一个老将军造下的更大的谎言:     其后,汉遣使使匈奴,陵谓使者曰:“吾为汉将步卒五千人横行匈奴,以亡救而败,何负于汉而诛吾家?”     使者曰:“汉闻李少卿教匈奴为兵。”     陵曰:“乃李绪,非我也。”(《李广传》)     李绪,字也是少卿。原为汉朝塞外都尉,守奚侯城。在匈奴进攻时投降了。帮助匈奴训练军队,并且很可能还做了单于之母大阏氏的情夫。     可以想见李陵听到这个消息时是何种心情。然而此时他想的不是投降,而是复仇:     陵痛其家以李绪而诛,使人刺杀绪。大阏氏欲杀陵,单于匿之北方。大阏氏死乃还。(《李广传》)     这时候,李陵才真的投降了匈奴:     单于壮陵,以女妻之,立为右校王。(《李广传》)     李陵一案至此似乎又可以结束了。他最终还是背叛了汉朝,做了匈奴的官,还娶了匈奴的公主。说他是变节分子、背叛祖国,是名符其实的。这还有什么可争议的吗?     然而,事情怎么会弄到如此地步!在这个事件中,无论是武帝还是李陵,都抱着对对方美好的期望。武帝作为一个君主,求贤若渴,为改正自己的错误,派四万大军专为迎接李陵。李陵作为一员良将,虽然因为皇上不发救兵导致失败,但他并未因此而要背叛皇上,他想的还是要待机而动,立功报汉。直到得知全家被杀的原因,其第一反应仍然不是冲向武帝,而且那个和自己同字不同名的李绪。依理而论,李绪在这次事件中是不相干的人物。别人利用了他的字,也不是他的过错。李陵刺杀李绪,实在是没有道理的。然而,他刺杀了李绪。刺杀的后果,他自然十分清楚,那是必死无疑。而他的行动,也就是要求死,而不是求生。     结果呢?想接回李陵的武帝不仅没有接回李陵,反而和李陵结下了更大的冤仇,甚至杀了李陵全家。而刺杀匈奴重臣以求死的李陵,不仅没有得罪匈奴而死,反而成了匈奴的王爷。可以说,双方都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如此巨大的转变?不弄清这些因素,太史公与李陵一案就仍然不能算真正了结。     导致如此转变的直接因素,是公孙敖的谎话。所以我们必须首先谈谈公孙敖其人。 十七 公孙敖其人     武帝之所以对公孙敖的话如此听信,因为公孙敖是卫青的哥儿们。并且因为公孙敖的流氓无赖才能,在卫青的问题上建过奇功。而卫青又是武帝的小舅子。谈公孙敖,也就不能不涉及武帝的婚姻问题。     武帝雄才大略,但他的婚姻起初却是不幸的。     武帝之母王氏,原是金王孙的妻子,景帝即位时仅仅是夫人,武帝也不是太子。太子是栗姬之子刘荣。文帝之女长公主刘嫖想让自己的姑娘陈阿娇嫁给太子,但栗姬不同意。于是长公主刘嫖就在景帝面前屡次说栗姬和太子刘荣的坏话,导致刘荣被废,刘彻立为太子,其母王夫人也被立为皇后。长公主刘嫖依恃对皇后和太子有恩,就把自己的女儿强加给年龄相差十几岁的太子刘彻。年幼的刘彻不知深浅,还说要造金屋以藏阿娇。刘彻十几岁即皇帝位,然而陈阿娇擅宠专房,使这位年轻强壮的皇帝难以忍受。     数年之后,武帝在姐姐平阳公主家得遇卫子夫。此后卫子夫不仅入宫为妃,而且生了儿子。这件事不仅令陈阿娇难以接受,大长公主刘嫖更是觉得武帝母子忘恩负义。为了报复,刘嫖绑架了卫子夫的弟弟、当时为建章宫卫士的卫青。武帝虽然正宠爱子夫,但也不敢得罪自己的姑姑刘嫖,毕竟他这个皇帝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姑姑给的。在这种态势下,卫青几乎是必死无疑。这时候,公孙敖得以用黑对黑的流氓手段救了卫青:“其友骑郎公孙敖与壮士往篡之,故(卫青)得不死。”(《汉书•卫青传》) 在卫青看来,公孙敖对己是有救命之恩,所以处处思报。随着卫氏一家地位日益升高,公孙敖的地位也日渐显赫:“公孙敖由此益显”。卫青做了大将军后,又立大功,公孙敖仅仅由于在帐下服务(做“护军都尉”),也得了一个“合骑侯”。然而这实在是个做篡劫之事有为,而真逢强敌就疲软、并且奸诈无行的人。《汉书•卫青传》载:     公孙敖,义渠人,以郎事景帝。至武帝立十二岁,为骑将军。出代,亡卒七千人,当斩,赎为庶人。后五岁,以校尉从大将军,封合骑侯。后一岁,以中将军从大将军再出定襄,无功。后二岁,以将军出北地,后票骑,失期当斩,赎为庶人。后二岁,以校尉从大将军,无功。     “以校尉从大将军”这次,不仅仅是“无功”而已,而且还害死了李陵的爷爷李广。     李广当时已经年老。虽然他一生征战,威名远扬,然而命运坎坷,始终没有能够封侯。而才能人品远不能和他相比的人物,拜将封侯者不知凡几。然而老将军没有怨天尤人,他只希望在战场上证明自己,立功封侯。所以听说又要出击匈奴,他就坚决要求参战。经过再三请求,武帝让李广随卫青出击,为前将军,即俗话所说的先锋官。     此次出击,卫青和霍去病各为一路。由于侦察得匈奴单于在东路,所以武帝让卫青出西路。这时候的武帝,是明显的偏向霍去病了。然而卫青部抓到的俘虏供出,单于其实就在卫青当面。将士们得知这个消息,真是人人摩拳,个个擦掌,立功的机会到了。李广自然也不例外。他又是前将军,那么,建立头功的机会简直是就在眼前。就在李广摩拳擦掌的时候,传来命令,撤掉李广前将军职,改从右翼出击。为什么呢?就因为卫青的哥儿们公孙敖不久前刚刚丢了侯,卫青要把这立功的大好机会留给公孙敖!     可以想见,这样的命令对于李广是多么大的打击,而李广又是如何地难以接受。其结果,就是李广因为道路不熟而迷失道路,并且因为不愿再以年老之身接受审查而自杀。而卫青虽然也碰见了单于,却是无功而返。公孙敖,自然也没有封侯。这真是一个害人又不利己的行动。     这场战役,是卫青一生中最后一次战役,也是最窝嚢的一次战役。大军渡过沙漠,即与匈奴相遇。时近黄昏,双方一场混战,忽然大风扬起沙尘暴,对面不见人。单于见汉兵众多,就趁夜逃脱。汉军在追击中,和匈奴兵混杂而行,谁也分不清谁,简直是一场敌我混合编队游行。卫青虽然“斩首虏万九千级”(《卫青传》),但没有俘获匈奴重要人物,而死伤人数大约也与此相当,所以没有封赏。霍去病却因俘获匈奴三位王者,将军到都尉等八十三人,封赏众多。李广之子李敢,此次也跟随票骑,以大校代裨将,斩将夺旗,封关内侯。     历史没有假如,然而,假如此次卫青不是临战换将,而是以李广为先锋。后果如何虽无法逆料,但一定会比他撤掉李广、无功而回要好得多。     数百年后,唐朝的诗人吟唱道: 月黑雁飞高 单于夜遁逃 欲将轻骑逐 大雪满弓刀。     我怀疑,诗人吟唱的,就是这次战役。假如这次由李广实行追击,以他那敢于深入的性格和他那善射的本事,是不会无功而返的。 又过了十几年,武帝让公孙敖筑受降城,这是公孙敖一生中所办的唯一一件像样的事。然而却不是战功。最后,就是这次去迎接李陵。虽然他诬蔑李陵,但自己的罪过也难以逃脱: ……以因杅将军再出击匈奴,至余吾,亡士多,下吏,当斩,诈死,亡居民间五六岁。后觉,复系。坐妻为巫蛊,族。(《汉书•卫青传》)     一个将军,竟以“诈死”的手段去逃避惩罚,其人格之卑劣,跃然纸上。     就是这样一个低能又无赖的傢伙的话,武帝却深信不疑。而对于李陵的忠心赤胆,却不觉不察。致使酿成千古悲剧。其中原因,我们也不得不加以考察。 十八 武帝的疑信     武帝对待卫青、霍去病,和对待李广利一样,都是任人唯亲。从儒家的立场来说,这样做也不错,它符合儒家一贯倡导的“亲亲”原则。不同的只是,卫青、霍去病确有才能,而李广利在军事上太低能窝嚢而已。而李广一家三代,却一直是武帝所疑忌的人物。 李广先祖李信,原是曾经万里追击、俘获了燕太子丹的秦朝大将。汉文帝时,李广从军,“用善射,杀首虏多。为郎,骑常侍。数从射猎,格杀猛兽。文帝曰:惜广不逢时,令当高皇帝世,万户侯岂足道哉。”(《汉书•李广传》)景帝时,平定七国之乱,李广随周亚夫建立了奇功,并由此知名。当时,梁孝王处于抗战最前线,在奖赏将士时,奖李广将军印。然而这个奖赏不仅未使李广荣耀,反而成为以后李广一切恶运的开端。     原来梁孝王刘武是景帝的同母弟。景帝未立太子时曾经说过,要立刘武为太子。后来立了自己和栗姬所生的儿子刘荣。刘荣废,梁孝王刘武也到处活动,要代替刘荣为太子。然而大臣爰盎等讨论决定,立刘彻为太子。梁孝王刘武怀恨,就派人刺杀了爰盎以及参与讨论的十几位议臣。     李广只知杀敌报国,却不知陷入了刘氏兄弟叔侄斗争的漩涡。在景帝、武帝眼里,李广自然是梁孝王一边的人。需要用人时,武帝也会任用这样一员良将,但涉及和武帝嫡系姻亲时,则武帝就毫不犹豫地把李氏视为外人。     李广三子,长子李当户、次子李椒早逝,其三子李敢和李广同时,以校尉随霍去病出击匈奴,“力战,夺左贤王旗鼓,斩首多,赐爵关内侯。”(《李广传》)班师后得知父亲死讯,后又得知是卫青处事不公导致父亲自杀,因而打伤了卫青。卫青息事宁人,没向外扩散。但霍去病不甘。霍去病是卫青外甥。不久,李敢随武帝打猎时,霍去病射死了李敢。然而武帝却对李家人说,李敢是被鹿撞死的!     卫青仅仅是要哥儿们立功,不惜逼死李广。李敢为报父仇,不过是揍了卫青一顿。卫青情知理亏,所以不愿张扬。此事本可以就此了结,然而霍去病竟杀死李敢!而李敢刚刚还是他的副将。曾经帮他斩将夺旗,建立奇功。而武帝竟然帮着说谎,说李敢是被鹿撞死!一个百万军中可取上将首级的勇士,怎能对付不了一只鹿!此事表明,在李氏与武帝姻亲的恩怨关系上,李氏处于多么软弱的劣势!此次李陵碰上的,又是武帝的姻亲李广利,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因此,不论公孙敖如何无能,如何孱头,即使应该杀头,也总归是卫青一边的人。所以对他的话,武帝深信不疑。而李氏三代,无论如何忠心赤胆,到底在武帝亲近者的圈子之外。武帝可以要他们效力,但决不会对他们亲近,并且无事则已,有事就会猜忌。 十九 李陵之降     全家无罪被杀,对于谁都是不堪忍受的事,李陵之痛就更加深厚。     李当户早死,李陵是遗腹子。汉朝妇女不讳改嫁,甚至皇后公主。汉武帝的母亲就是先嫁到金家,生了一女之后,才又入宫为景帝妃。武帝即位,还亲自登门去认了金家姐姐。而武帝姊平阳公主,也是先嫁给曹家,然后由武帝亲自作媒,嫁给了卫青。然而陵母却不改嫁,上奉公婆,下育幼子,志节之坚韧,难能而可贵。而李陵对于老母,其情也非同一般。司马迁说李陵“事亲孝”,指的就是李陵对母亲的态度。依儒家学说,孝弟之人,不会犯上作乱。而李陵也确是孝子忠臣。然而汉武帝听言不察,就杀了李陵老母以及全家,这是李陵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的。     依儒家学说,“子不报仇,非子也”(《春秋公羊传•隐公》)。汉代公羊家以《春秋》决狱,这样的精神就被贯彻于司法之中。这种精神的典型,就是伍子胥归报楚王仇,掘墓鞭尸。然而,虽然汉代依然赞成复仇,但是李陵并没有因此而鼓动匈奴兴兵,而是把仇恨全部发泄在李绪身上。     李陵的刺杀李绪一事表明,他并没有把仇恨记在武帝的账上。假如他把仇恨记在武帝账上,第一反应即或不是要归报家仇,也应该是背弃汉朝,投降匈奴,死心踏地的为匈奴效力。但他不是这样,而是刺杀了李绪。虽然李绪没有故意冒充李陵,但他替匈奴练兵,就是汉家的叛徒和仇敌。李陵刺杀李绪,其内心深处,仍然是在替汉家除奸。这个行动也说明,他当初根本无意投降匈奴,现在更是仇恨转深。在他的心中,导致他全家被杀的原因主要不是武帝的错误处置,而是导致武帝错误处置的原因。这个原因在他看来,就是因为李绪帮助匈奴练兵。     至于刺杀的后果,他自然也会想到,李绪帮匈奴训练军队,是匈奴重臣,很可能,和单于之母大阏氏还有某种特殊的关系。李绪被杀,匈奴岂能干休。这明显是取死之道。那是必死无疑。然而这一切,他都置之度外了。这件事表明,即使此时,他也没有想到要投降匈奴。     果然,李绪死,大阏氏一定要杀死李陵。但是,单于放走了李陵,而且还把自己的女儿配于李陵为妻。     一面是处处得不到信任。出兵之始就遭到猜忌,终于因为不发救兵而导致失败。失败之后又根据一个流氓无赖的谎言,一怒杀了自己全家。另一面,却是百仇不记。自己斩杀人家一万多,不记;后来又杀人家重臣,不记。不仅不记,而且还十分优待。士为知己者死。这时候,李陵才真的投降了,并且是心甘情愿地投降了。 那么,这到底还不是背叛了祖国吗?对此,我们还必须继续考察。 二十 国士之风     司马迁说,李陵有“国士之风”。什么是国士?其典型例子就是春秋时代的豫让。 豫让,春秋时晋国人。先服务于范氏、中行氏,都没有什么事迹可言。后来服务于智伯。智伯被赵氏率韩、魏二家灭掉之后。豫让用漆毁掉了面容,用炭弄哑了嗓子,扮作乞丐,一心要为智氏报仇。一再行刺不遂后,被赵氏抓获。赵氏问:您为什么不替范氏、中行氏报仇,而要为智氏报仇。豫让说,范氏、中行氏把我当普通人看待,我也以普通人的态度对待他们。智氏以国士待我,所以我就以国士报他。     司马迁所说的国士之风,也就是豫让之风。这样的人,对君主忠诚,对朋友守信,常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以急朋友之难。李陵和苏武,曾经一起做汉家朝廷的侍中,苏武被匈奴扣留时,老母去世。当时苏武的哥哥苏嘉、弟弟苏贤,都因过失犯罪而自杀。是李陵给苏武的老母送葬。苏武在北海上,生活困难,单于弟弟送给苏武的牛羊又被卫律盗去。在苏武窘迫之时,李陵让妻子给苏武送去了牛羊。     士和君主的关系,是奴仆和主人的关系。孔子认为,君主应该以礼对待臣子,臣子应该为君主尽忠。然而,假如君主非礼对待,臣子应该如何?孔子没有说,孟子说了。孟子认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族灭李陵全家,表明武帝已经把李陵作为仇敌,李陵又能如何呢? 那时候的国,就是君主的家。不像现在,国家是人民的国家。君主已经把臣仆驱逐,臣仆又如何能够回归?即使他要回汉朝,汉朝能要他吗?再说,什么是祖国?祖国,就是祖宗所在之国。然而全家无罪被族,武帝成了李氏的仇敌,李陵回国,将如何处置此事?所谓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司马氏杀了稽康,稽康之子稽绍后来舍命救司马氏,做司马氏的忠臣,多为后人诟病,认为稽绍是不孝之子。难道李陵可以和杀母的仇敌共同戴天吗!     李陵之降匈奴,完全是武帝一次又一次的错误所致,使一个有国士之风的良将最后有国难投,有家难归。然而即使如此,李陵始终总是觉得自己有愧于汉家天子。他在送苏武归国时,泪流满面,为苏武起舞歌唱: 径万里兮渡沙漠 为君将兮奋匈奴 路穷绝兮矢刃摧 士众灭兮名已隤 老母已死 虽欲报恩将安归。     他始终不忘所谓汉家天子的恩惠,然而,他又能如何报恩呢!有些人只知指责李陵,把李陵的被俘作变节,视司马迁的召对为辩护,对武帝一次次由私心所导致的错误处置,不置一词。这样的错误,不仅是由于失察,更是由于长期的积习。 二一 买方市场之下的士人     战国时代,士人们至少有许多是趾高气扬的,国君们常常不得不向他们低头,以求得他们的帮助。秦汉统一以后,情况变了。虽然三国时代还有三顾茅庐的传说,但整个来说,士人已经处于买方市场之下,他们的前途,决定于君主是否任用。而在统一的国家里,只要庸才也就够了,甚至由于庸才易于驾驭,反而更得买主的宠爱。在这种情况下,“臣事君以忠”被突出出来,而“君使臣以礼”则几乎无人提起、也无人敢提了。     唐代后期,韩愈作《羑里操》,替文王表白心迹道:“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也就是说,据韩愈的理解,文王的态度是,纣王即使杀了自己,也是自己罪有应得。韩愈对文王内心的理解,得到了宋代儒者张载、程氏兄弟等广泛赞同,而《史记》所载文王自羑里归周,与太公行阴德以倾纣天下的话,宋代儒者认为是不可信的。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样就是把文王描写成了一个乱臣贼子。到了明朝,朱元璋要查禁《孟子》一书,就因为其中讲了民贵君轻,臣子可以废掉君主。而明末清初,黄宗羲在国破家亡的情况下,反思中国的历史,才对这样的状况发生了强烈的质疑。他批评“规规然”的“小儒”们“以君臣之义无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黄宗羲《原君》)。然而,黄宗羲的批评即在当时,也几乎是无人理睬。清朝儒者,仍然规规然尽着他们的事君之道。 在这种情况下,当他们再回头反观李陵事件,自然会觉得,无论如何,李陵降匈奴都是不应该的。在君主无礼对待自己的情况下,作为臣子,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死节。直到如今仍然指责李陵的,其立论基础仍然是这种“君臣之义”而已。     然而,这样一种思维定式,仅仅是宋代开始逐渐形成的传统,汉唐时代,未必如此。就在汉代,也没有把李陵作为变节者看待。 二二 李陵降后     李陵降后,武帝也去世了。作为辅政大臣的霍光、上官桀,都是李陵的朋友。国家需要人才,他们派李陵的朋友任立政等三人,出使匈奴,任务就是召回李陵。这次行动表明,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李陵留匈奴一事,过错不在李陵方面。而并不称许在史书中做细节描写的《汉书》作者班固,也像司马迁写鸿门宴一场似的,绘声亦绘色地描写了当时的情境:     立政等见陵,未得私语,即目视陵,而数数自循其刀环,握其足,阴喻之,言可还归汉也。后陵、律持牛酒劳汉使,博饮,两人皆胡服椎结。立政大言曰:“汉已大赦,中国安乐,主上富于春秋,霍子孟、上官少叔用事。”以此微言动之。     陵墨不应,孰视而自循其发,答曰:“吾已胡服矣。”     有顷,律起更衣,立政曰:“咄,少卿良苦。霍子孟、上官少叔谢女。”     陵曰:“霍与上官无恙乎?”     立政曰:“请少卿来归故乡。毋忧富贵。”     陵字立政曰:“少公,归易耳,恐再辱,奈何!”     语未卒,卫律还。颇闻余语。曰:“李少卿贤者,不独居一国。范蠡遍游天下,由余去戎入秦,今何语之亲也。”因罢去。     立政随谓陵曰:“亦有意乎?”     陵曰:“丈夫不能再辱。”     李陵把自己的遭遇看作是受了冤枉,这样的看法是符合实际的。而霍光、上官桀要来接他,也不单是朋友情份,也是认为他受了冤枉。然而,他不能回去。既然做了他人的臣子,人家又没亏待您,所以不应背叛人家。虽然归汉后富贵是唾手可得,但李陵不是看哪里价高就把自己卖给哪里的人。这正是所谓国士之风。他留在了匈奴,直到元平元年(前74年)病死。     不知何时,出了一篇《答苏武书》,有人以为系后人伪托。然而有人愿意伪托,且能流传至今,足见人心中之权衡。 二三 匈奴与汉     据《汉书•匈奴传》,匈奴乃夏后氏苗裔,在周代为“五服”之中的“荒服”之国,也就是周朝的臣属。除却亲疏远近不同之外,和其他诸侯国一样,都在周天子的治下。士人们在诸侯国之间往来,并无所谓变节一说,到匈奴也是一样。孔子也表示过“欲居九夷”,“乘桴浮海”。他的原则,是能否行己之道。那时候,只要没有君臣的名份,或者虽有君臣名份,但错不在己,到他国为官为臣,也无变节一说。李陵与武帝,就是这样的关系。事情从头至尾,错都在武帝,李陵此后之降,也不是所谓变节行为。武帝杀死李母,就表示已经解除了君臣的关系。李陵此时,也就不存在所谓君臣之义。他无节可守,也无节可变。他没有像伍子胥那样归报母仇,已经是含垢忍辱,此外还能让他做什么呢?     西汉时代,因为各种原因而投匈奴的,可说是难以数计。爵位高者,有封王的韩王信,燕王卢绾;军阶高者,有身为最高军事统帅的贰师将军李广利。他在李陵兵败后数年,也被匈奴俘虏,并且立即娶了单于之女,成为匈奴贵臣。至于其他为侯为将而降匈奴的,难以数计。而李陵,只不过一个都尉。然而,如今谈起汉事,变节者往往以李陵为代表。这实在是有悖于历史事实。 而且更重要的是,那些人的降,尽管原因多样,但像李陵如此含冤的,几乎没有一个。其中许多就是因为背叛汉朝,是真正的变节或者说原本就无节操可言的分子。他们和李陵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     至于像李广利这样的人,后来做了匈奴内部权利斗争的牺牲品,在一次祭祀活动中,李广利被作为献祭的牺牲,和牛羊一起被宰杀。不仅辱身,而且辱国。后代的谴责,只应落在他们头上。而当西汉末年的人谈起汉事,首先谴责的,的确也是李广利。扬雄《法言•重黎》卷载: 请问臣自失? 曰:李贰师之执贰……     在扬雄眼里,李广利是汉家第一位该受谴责的臣子。所谓“自失”,“谓不由搆陷,自以罪过取诛灭也。”(汪荣宝《法言义疏•重黎》)李广利出征之前,就和丞相刘屈氂合谋,要立李夫人之子、李广利之甥、昌邑王为帝。事情败露,刘被杀,李妻子被捕,遂在前线投降了匈奴。李广利的罪过,完全是咎由自取。他才是至今应该加以谴责的汉代为臣不忠、叛国变节的代表分子。 二四 司马迁之怨     然而,无论李陵后来情况如何,司马迁再没有为李陵说过一句话。 后世之所以仍然要加给司马迁以“为变节的李陵”辩护的罪名,大约是由于他那封《报任安书》。在这封信里,他仍然坚持着自己的主张:     然仆观其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现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今举事一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卬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李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流涕,沫血饮泣,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能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 然而司马迁所说,是事实。而霍光、上官桀派任立政去匈奴接回李陵,是发生在此信以后的事。汉家朝廷并不认为李陵留居匈奴是背叛,知道李陵是冤枉,我们今天有什么理由说李陵是变节,并且是变节者的代表,甚至认为司马迁所一贯坚持的对李陵评价是为变节者辩护呢?     人之相知,贵在知心。司马迁和李陵,可算是难得的知心之人。虽然他们没有杯酒之交,却是真正的朋友。李陵和苏武,是朋友。然而他们经历不同,结局也不同。“苏武留胡节不辱”,其志节的坚忍,旷古罕匹。这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表现,是中国人的骄傲。李陵以五千步兵,外线出击八万骑兵,然而转斗千里,所杀过当,于矢尽道穷之时,士卒以车辐做刀枪,甚至赤手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遍查中外战史,也是罕匹仅见。李陵同样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中华民族的骄傲。 苏武后来归汉了,因为汉家是他的归宿。后来,他被图像麒麟阁,成为汉代的名臣。千古传唱的英雄。李陵没有归汉,眼看唾手可得的富贵而不去得,因为汉朝不是他的归宿。母亲被人冤杀,刘姓的汉家天子是他的仇敌。他如果归汉,就是不孝。而汉代,就是个以孝治天下的时代。他只能留居匈奴。这也是一种志节,一种为当时所共同承认而今天的人们很难理解的志节。在这里,中华民族所要牢记的唯一教训,就是无论什么人,都不要以私心危害国家公义 ,不要再发生使忠臣良将有国难投、有家难归的事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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