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物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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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会转型期馆员的心理问题与自我心理建设
“中国历史文选”课应定位于多功能
《国语》与《史记》记述范蠡比较
《淮南子》廉政理论撷英
国家图书馆所藏《四库全书总目》稿本述略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满文古籍孤本提要
传统目录学表微
大典本《新安志》佚文研究
安徽杜诗学文献述略
保护典籍,致力经史——朱彝尊的文献学成就
孟学的演进及其时代特色
20世纪古籍整理的成就及今后的工作
对于《太平广记》的整体文化观照
《奉天通志》征引书目辑录
关于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基本理论的几个问题
论汉代“通经致用”思潮对古文献整理的影响
金毓黻赴日搜求东北史地文献考略
旧志整理要注重点校质量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满文古籍孤本著录札记
历史文献学思想研究论纲
两汉乐赋中所见音乐理念的新突破
历史文献学是历史系的不能承载之重
试论王应麟的文献学成就——以《困学纪闻》为例
钱 穆 的 考 据 学 思 想
钱大昕的汉学、宋学和清学观
钱大昕在新、旧《唐书》研究上的成就
《清史稿•徐邦道传》释证
试论费宏政治生活三事
述魏晋南北朝时期文献学的成就
《宋史全文》(理宗部分)点校商榷
谈 古 籍 注 释
探讨唐朝对营州(辽宁)的统治
对于历史文献学科的一点思考
西夏文献资料述略
鲜卑石室祝文辨疑
谢圣纶与《滇黔志略》
从《徐乃昌日记》考论随庵金石收藏特色
玄学思潮与东晋南朝史学
关于颜延之《庭诰》的几个问题
重视海外华侨华人历史文献的搜集与整理
中原典籍的入辽及其贡献
钱穆论朱熹
唐代男女初婚年龄的历史变迁
和諧原理三題
国学家的精神世界——对章太炎与《苏报案》的再认识
易学特点
孔子不是民主的敌人
“道统”与朱子的新儒学
論利瑪竇傳教模式的歷史意義
面向世界:后“五四”时期一个倾向的延续
学术上白手起家的罗振玉——《上虞罗氏枝分谱》资料的发掘利用
羅振玉在近代書法史上的地位
羅振玉父子對西夏學的貢獻
王國維《詠史二十首》手寫本的文獻價值
廖季平先生的经学传承
王献唐年谱
论书目的学术史价值
雍正帝与《龙藏》
明末版权史事钩沉——崇祯十三年金陵石啸居刻《四书大全辩》卷首版权文件十四通读后
“绝代坊贾”陈济川和孙殿起
顾廷龙晚年的版本目录学思想述略
马一浮佚诗佚文小笺——马一浮与龙榆生交往因缘剪影
讀錢罪言
敦煌本《壇經》錄校三題
《左传》疑义新证
《盐铁论》可与《史记》互证“实录”
《宋史•李性传传》考补
殷墟甲骨祭祀卜辭中“伐”與犧牲關係考
“士伍”本义与赵至身分之谜
酂侯萧何封地考
“太史公遭李陵之祸”述评
歆、莽关系新论
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唐代谱学
论宪穆敬文武宣六朝的皇权嬗递及其间宦官权力的变化
漢代社會的讀書生活
汉赋与制度
诔文写作与亡者悼念——《世说新语》与《文心雕龙》研究札记
辽代文化及其历史地位
钱大昕的天文历法研究成就
《左传》预言及其文学价值
通才、絕藝與淒美戀情——关于姜夔的二三断想
论方拱乾诗及其家法的递嬗
由大历史而小历史:20世纪长篇传记发展鸟瞰
書藝旁徵
想象与意象表达:书法创作与审美的泛化对应关系
《虹月楼记卷》和冯子振墨翰
內藤湖南的史觀與史論──基於對其《支那史學史》的分析
蔡元培先生的一篇佚文——《历史学派经济学序》
文渊阁《四库全书》成书年代考
明代西洋三书的世界性意识 ——读《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
東洋文庫藏《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資料隨錄
《新箋決科古今源流至論》的版本鑒定
大連著述考略
殖民统治与医疗:罗子珍编《西藏药材蒙藏汉名录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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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箋決科古今源流至論》的版本鑒定
作者:沈 津
    古籍版本的鑒定實在是一門學問,這不是幾句話,或三五篇文章就可以講清楚的,有些似是而非的版本,要搞清它們的源流也不是容易的事。在我四十多年的版本鑒定實踐中,踫到過不少疑難雜症,有的可以請教老師,而得以冰釋,有的則是隔了多年後,方才獲得真知。這當中我也曾有過版本鑒定上的錯誤,比如《新箋決科古今源流至論》一書即是。
    《新箋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前集十卷後集十卷續集十卷,宋林駉撰。別集十卷,宋黃履翁撰。是一部於「經史百家之異同,歷代制度之沿革,條列件繫,尚有體要」的書,雖為科舉而設,但有宋一代之朝章國典,分門別類,敘述詳明,多有諸書所不載者。「決科」者,謂參加射策,決定科第。後指參加科舉考試。宋嶽珂《愧郯錄•場屋編類之書》:「自國家取士場屋,世以決科之學為先。
此書元代僅存元延祐四年(1317)圓沙書院刻本,存世計二帙,今藏諸北京國家圖書館、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圖書館。明代有好幾個版本,較重要的有明宣德二年(1427)建陽書林劉克常刻本、明宣德二年(1427)建陽書林詹氏刻本、明宣德二年(1427)建陽書林朱士全刻本、明弘治二年(1489)梅隱書堂刻本、明嘉靖十六年(1537)白玶刻本、明萬曆十八年(1590)書林鄭世魁宗文堂刻本。另外又有明刻本二種。這些本子中最難搞清楚的就是明宣德二年建陽書林劉克常刻本,筆者在七十年代後期對此書也曾有過誤判。
劉克常刻本,半葉十五行二十五字,四周雙邊,黑口,雙魚尾。前有嘉熙元年(1237)黃履翁序。前集目錄頁題「閩川林駉編」。此本在目錄後有牌記,刊「源流至論一書,議論精確,毫分縷析,場屋之士得而讀之,如射之中乎正鵠,甚有賴焉。然此書板行於世久矣,先因回祿之餘,遂為缺典。本堂今求到邑校官孟聲董先生鏞抄本,欲便刊行,惟恐中間魯魚亥豕者多,更於好事外訪購到原本,端請名儒重加標點,參考無誤,仍分四集,敬壽諸梓,嘉與四方君子共之。幸鑒。宣德疆圉協洽之歲仲夏,建陽書林劉克常敬識。」故此書之版本應爲明宣德二年建陽書林劉克常刻本,日本內閣文庫藏本中有宣德二年劉克常刻本牌記,刻本之牌記,是一書刊刻之重要憑証,也是後人鑒定版本之重要依據。然而此本在流傳過程中,卻多爲書賈在牌記上作偽,或挖去整塊牌記,或燬去、剜去牌記中之關鍵之字,以矇騙藏家,以至於各種書志、書目、書影均將此明宣德刻本著錄為元刻本,如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南京國學圖書館所《囗山書影》、楊氏《海源閣書目》、《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上海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稿本)、臺北《中央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等。
    上海圖書館所藏此本二部,七十年代後期,仍作「元至正二十七年建陽書林劉克常刻本」。第一部有牌記,「疆圉協洽之歲仲夏建陽書林劉克常敬識」之「疆圉」前二字,及卷端第一行下「前集」二字被挖去。第二部牌記則全被挖去。
    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本,曾經李致忠考證,並參考《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認定為元至正二十七年劉克常刻本。今《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1987年,書目文獻出版社)著錄此書兩部,仍誤作「元至正二十七年建陽書林劉克常刻本」。傅熹年先生亦曾見過哈佛本,認為作元刻本不妥,雲:「此處牌子左行上二字燒去,原應為成化二字。疆圉協洽為丁未,當成化二十三年,則此書為明成化二十三年建陽書林劉克常刻本。」筆者按,傅說亦誤。疆圉為丁,協洽為未,丁未元代有大德十一年、至正二十七年,明代有宣德二年、成化二十三年。傅增湘曾於北京廠肆見到一本,在牌記上也被書估挖去一字,作「囗德」(見《藏園群書經眼錄》)。故哈佛本當為明宣德時所刻。估人毀去「宣」或「宣德」字,以充元刻,此舉曾使不少人為之眩感。1992年5月,筆者在寫作《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時,方才修改為明宣德二年建陽書林劉克常刻本。
    丁丙八千卷樓之劉克常本,舊爲清代怡府藏書,丁氏《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十著錄,編纂者以目錄後有「大德丁未建陽書林劉克常識語」,遂認定爲元建陽書林劉克常刻本。後此書又爲南京圖書館所得,《囗山書影》中所著録者即此本,亦作元建陽書林劉克常刻本。此書牌記上佚去七字,而末行之最重要處被書估動了手腳,使之佚去「宣」字,而又「德」字僅餘三之一,給人造成的假像應是「大德」二字,如此明宣德本,就成了元大德本了。
    臺北《中央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此本原也作「元至正二十七年建陽書林劉克常刻本」,後來在《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著錄,改爲明宣德二年劉克常刻本,爲全帙二部、殘帙三部,然而雖貴為《書志》,但卻未寫出任何版本依據。為弄清此書之版本,我請該館特藏組前主任盧錦堂兄目驗查核。承盧兄電告,該館全帙二部,最初也作「元刻本」,書中目錄頁後皆有割裂痕跡,也即書估割去之牌記。後在修訂館藏善本著錄時,曾參考日本學者阿部隆一著《中國訪書志》,並根據日本內閣文庫藏本中有宣德二年劉克常刻本牌記,方將館藏各本予以修正。
    至於楊繩信編的《中國版刻綜錄》,是將一些圖書館的善本書目著録圖書中的出版者的名號堂閣樓軒等予以排列,再列出版本。不可否認的是,編者本身是不管出版者的時代的,若是書目上著録錯誤,那《綜録》也就依樣畫葫蘆,照搬就是了,所以《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中著錄的《至論》,作「元至正二十七年建陽書林劉克常刻本」,那楊繩信也就理所當然地將「劉克常」作爲條目,列入了宋元版刻類。當然,我相信北圖的本子,在劉克常的牌記上,必定被書估有所「加工」,只是北圖的編目、鑒定人員一時不察,被矇騙而作出的誤判而已。
    《至論》的宣德本還有另二種,一是明宣德二年(1427)建陽書林詹氏刻本,二是明宣德二年(1427)建陽書林朱士全刻本,在過去的著錄中,很多重要學者、專家在鑒定中也有失誤。
    先說詹氏刻本,美國哈佛燕京館有入藏,著錄原作「元刻本」,此本行款為十三行二十八字,目錄頁題「閩川林駉編、開化徐珪校正」。前集目錄頁卷十末之牌記被估人割裂,割裂處粘補甚工。筆者在鑒定此書時,於「元刻」頗有疑問,由於當年撰寫《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時間緊迫(每天三種約三千字),一時又無它證,故在《書志》多寫了一句「查天津圖書館有明宣德二年建陽書林詹氏刻本,行款同此本」,為慎重起見,就將版本項定作「明刻本」。數年後,得天津友人寄來詹刻的書影,經比對,兩本確為一版。燕京本所缺之牌記,津圖本完好無缺。但仔細一讀牌記上的文字,竟同劉克常本,只是末尾文字小異,文作「宣德彊圉協洽之歲仲夏建陽書林詹氏重新刊行。」劉克常本與詹氏本的區別,不僅是行款不同,且劉本卷一第一頁有太極圖,而詹本則無。
    朱士全刻本,半頁十五行二十五字,今藏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行款同劉克常本,但作「元刻本」。此本原藏鄧邦述群碧樓,《群碧樓善本書錄》卷二則著錄作「宋刻本」。鄧本目錄後有牌記,文字亦同劉克常本、詹氏本,惟牌記下則為「書林朱士全敬識」,又「疆圉」上面二字被割去,並為後人用筆填補「德祐」二字。按元代德祐僅二年(1275—1276),實無丁未年號。另王國維《傳書堂藏善本書志》著錄此本,亦誤作「元刻本」。《書志》雲,此有牌記,上刻「大德疆圉協洽之歲仲夏建陽書林朱士全敬識」。按,「大」字原為「宣」字,當為書估割去「宣」字,並補入「大」字。日本「內閣文庫漢籍分類目錄」有此本全帙,作「明宣德二年朱士全刻本」。所以傅斯年圖書館的著錄作「元刻本」當誤。
    於此可見,同樣一個本子,在不同的書估手上,卻可以任意在牌記上耍弄小技,一本割去「宣德」二字,用心黏紙並填補成「德祐」;一本割去「宣」字,易以「大」字,由明刻而變身於元槧,不僅是上了一個層次,又騙過了大學者王國維、大藏書家鄧邦述。
《至論》還有一個版本,是明弘治二年(1489)梅隱書堂刻本,也是易爲書估作偽的本子。此本半葉十二行二十二字,原爲沈氏研易樓藏書,1980年沈氏將所藏悉數捐贈臺北故宮博物院,此書也在其中。此本前集目錄末尾題前原有六行木記,已遭估人割去。羅振常於甲子秋跋雲:「《古今源流至論》,凡藏家所有皆元延祐小字本,每半葉二十五行,每行二十五字者,此中字本則罕見著録。惟郘亭書目記宋嘉祐刊本,半葉十二行,每行二十二字,行款與此本合,然此本形式全如元刻,刻工復良窳不一,蓋元時麻沙翻嘉祐本,其行款乃宋刻耳。」羅振常是藏書家,也是書林中人,曾在上海設蟫隱廬,買賣古籍,他的鑒定眼光是很不錯的。然而他卻將此弘治本看成了元刻本,也是偶然的一次失誤。而臺北故宮的版本專家,因此本之木記被割去,未審所雲,只好先依據前人之鑒定,「姑定爲元刻,以俟後考。」津按,此弘治梅隱書堂刻本,哈佛燕京圖書館也有殘本六冊,爲別集十卷,舊時著錄也作元刻。是本河南省圖書館及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均有全帙。
    對於劉克常本、詹氏本、朱士全本,三本孰先孰後,是很難得出結論的事,因為每本都有牌記,或為當時建陽書林竟相翻刻此書,專售舉子,有利可圖。明宣德刻本的三種,之所以容易誤認為元刻本,是由於這些本子都是黑口,字體也是小字,故有人認為區別元、明刻本在有無太極圖,但元刻本有太極圖,明刻本中有二種也有太極圖,所以這種區分並不准確。
    由此想到的是,在刻本的鑒別中,最難鑒定的是元刻本,不僅是由於元代的時間較為短暫,而上接南宋,下逮明初,尤其是明初的版本,稍一不慎就會錯判。當然這也不排斥有些藏書家將自己的藏本往高處看,而對於書估來說,明初本是一個價錢,元刻又是另一個價位,於是想方設法作偽拔高,以圖賣個善價。舉例來說,《增修附註資治通鑑節要續編》三十卷,為明宣德九年(1434)朱氏尊德書堂刻本,此本目錄下鐫牌記「宋禮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李燾編,書林增入音釋批點校正重梨,大德甲寅朱氏尊德書堂印行」三行。按,大德無甲寅,此牌記「大」字,系後人剜去「宣」字後重加,故此為宣德本。
宣德僅有十年,故刻書不多,傳世也少,又由於上距元末僅六十餘年,書口又皆為黑口,刻書風氣未有大變,且有牌記,因此易為書估作偽而成元刻本。
                                                        (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初稿   十一月十八日修改  二十六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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