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物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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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会转型期馆员的心理问题与自我心理建设
“中国历史文选”课应定位于多功能
《国语》与《史记》记述范蠡比较
《淮南子》廉政理论撷英
国家图书馆所藏《四库全书总目》稿本述略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满文古籍孤本提要
传统目录学表微
大典本《新安志》佚文研究
安徽杜诗学文献述略
保护典籍,致力经史——朱彝尊的文献学成就
孟学的演进及其时代特色
20世纪古籍整理的成就及今后的工作
对于《太平广记》的整体文化观照
《奉天通志》征引书目辑录
关于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基本理论的几个问题
论汉代“通经致用”思潮对古文献整理的影响
金毓黻赴日搜求东北史地文献考略
旧志整理要注重点校质量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满文古籍孤本著录札记
历史文献学思想研究论纲
两汉乐赋中所见音乐理念的新突破
历史文献学是历史系的不能承载之重
试论王应麟的文献学成就——以《困学纪闻》为例
钱 穆 的 考 据 学 思 想
钱大昕的汉学、宋学和清学观
钱大昕在新、旧《唐书》研究上的成就
《清史稿•徐邦道传》释证
试论费宏政治生活三事
述魏晋南北朝时期文献学的成就
《宋史全文》(理宗部分)点校商榷
谈 古 籍 注 释
探讨唐朝对营州(辽宁)的统治
对于历史文献学科的一点思考
西夏文献资料述略
鲜卑石室祝文辨疑
谢圣纶与《滇黔志略》
从《徐乃昌日记》考论随庵金石收藏特色
玄学思潮与东晋南朝史学
关于颜延之《庭诰》的几个问题
重视海外华侨华人历史文献的搜集与整理
中原典籍的入辽及其贡献
钱穆论朱熹
唐代男女初婚年龄的历史变迁
和諧原理三題
国学家的精神世界——对章太炎与《苏报案》的再认识
易学特点
孔子不是民主的敌人
“道统”与朱子的新儒学
論利瑪竇傳教模式的歷史意義
面向世界:后“五四”时期一个倾向的延续
学术上白手起家的罗振玉——《上虞罗氏枝分谱》资料的发掘利用
羅振玉在近代書法史上的地位
羅振玉父子對西夏學的貢獻
王國維《詠史二十首》手寫本的文獻價值
廖季平先生的经学传承
王献唐年谱
论书目的学术史价值
雍正帝与《龙藏》
明末版权史事钩沉——崇祯十三年金陵石啸居刻《四书大全辩》卷首版权文件十四通读后
“绝代坊贾”陈济川和孙殿起
顾廷龙晚年的版本目录学思想述略
马一浮佚诗佚文小笺——马一浮与龙榆生交往因缘剪影
讀錢罪言
敦煌本《壇經》錄校三題
《左传》疑义新证
《盐铁论》可与《史记》互证“实录”
《宋史•李性传传》考补
殷墟甲骨祭祀卜辭中“伐”與犧牲關係考
“士伍”本义与赵至身分之谜
酂侯萧何封地考
“太史公遭李陵之祸”述评
歆、莽关系新论
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唐代谱学
论宪穆敬文武宣六朝的皇权嬗递及其间宦官权力的变化
漢代社會的讀書生活
汉赋与制度
诔文写作与亡者悼念——《世说新语》与《文心雕龙》研究札记
辽代文化及其历史地位
钱大昕的天文历法研究成就
《左传》预言及其文学价值
通才、絕藝與淒美戀情——关于姜夔的二三断想
论方拱乾诗及其家法的递嬗
由大历史而小历史:20世纪长篇传记发展鸟瞰
書藝旁徵
想象与意象表达:书法创作与审美的泛化对应关系
《虹月楼记卷》和冯子振墨翰
內藤湖南的史觀與史論──基於對其《支那史學史》的分析
蔡元培先生的一篇佚文——《历史学派经济学序》
文渊阁《四库全书》成书年代考
明代西洋三书的世界性意识 ——读《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
東洋文庫藏《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資料隨錄
《新箋決科古今源流至論》的版本鑒定
大連著述考略
殖民统治与医疗:罗子珍编《西藏药材蒙藏汉名录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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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典籍,致力经史——朱彝尊的文献学成就
作者:赖玉芹
    朱彝尊良好的古学功底,朋友师长的切磋共进,使朱彝尊博通经史,在藏书、金石学、目录学、史学考证等方面硕果累累。“考证之学,虽非如同时阎潜邱、毛西河之专家,而网罗宏富、持论和平。集中序跋诸作,论者谓在黄伯思楼鑰之上。” 而金石、目录学,竹垞尤有过人之处,非阎、毛二氏可比。
1、整理文献,保护典籍
    明末清初,古学复兴。有志于古学的人士无不感慨典籍的零落散失和文献的舛误、伪书的泛滥,以及战乱对书籍造成的破坏和损失。为了重振古学,厘清思想,考辨历史,朱彝尊之类的读书人,纷纷以保护文献为己任,收罗旧籍、清理图册。
明代,江南地区就有几位大的藏书家,如宁波范氏天一阁、山阴祁氏澹生堂、常熟毛氏汲古阁、白门黄氏等,他们收藏珍贵秘籍,抄写保存,还刻写出版,以广流传,嘉惠学林,为后来的藏书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朱彝尊继承了他们的优良传统,具有高度责任感。这种责任感主要体现在他力图挽救即将散佚的图书及将失传的古代学术两方面。
    朱彝尊力图纠正由于学术思想上的偏见所导致的古学失传,以及相关方面图籍的弃置不传。首先是宋元以来言道学者,必宗朱子,遵循所谓的道统,弃汉唐诸儒而不论,置七十子而不顾,致使历代经学著作失传。他驳斥道:
    夫圣人之道,著在六经,是岂一师之所能囊括者与?世之治举业者,以四书为先务,视六经可缓。以言《诗》《易》,非朱子之传义,弗敢道也;以言《礼》,非朱子之家礼弗敢行也;推是而言《尚书》、言《春秋》,非朱子所授则朱子所与也。道德之一,莫逾此时矣。 
    今日谈经者,局守一家之言,先儒遗编,失传者十九。 
    因此他倾向研究道学者要追根溯源,研究经学,博学详说;对于尚存的经学书籍进行梳理,推源析流,不可忽视先秦汉唐的经书。   
    朱彝尊认识到当时经义传注经历宋明时期后,已非原貌,比较混乱,认为应选出好的经典注疏本,包括科举所试的经义选本,使应试举子有所依据。例如,朱子的《周易本义》十二卷,存《汉志》篇目,原本与程子《易传》不同。而临海董楷辑《周易传义附录》一书,强行合朱、程二书,移易本义次序以就程传。明初用之取士,其后习举子业者,渐渐变成依朱子本义、程传次序,这种不伦不类的选本一直沿用至清初,致使科举试题,爻象并发,违背朱子意旨。因此,当竹垞见到朱子的《周易本义》后,呼吁立即开雕,颁布学宫。 其他的经典选本和古学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朱彝尊有感于古代的礼学、金石学、小学等方面的研究受到冷落,后继无人,而相关书籍面临失传,便大力倡导重兴,保存相关文献。他建议徐健庵完成丧、吉、军、宾、嘉五礼的“通考”,以兴复古礼。朱彝尊不满“小学不讲、俗书繁兴”的现状,认为学不应分大小,“未有不识字而能通天地人之故者。宋儒持论,一洒扫应对进退为小学,由是《说文》、《玉篇》皆置不问……而小学放绝焉” 。他主张重刊文字音韵书籍,并极力敦促实施。《汗简》是后周宗正丞书学博士郭忠恕集71家篆法、并有略序目录的一部奇古之书,宋史艺文志未著录,亦无雕本。竹垞偶得其抄本,“坚请发雕”。他做了大量类似的工作:
    予也侨吴五载,力赞毛上舍扆刊《说文解字》、张上舍士俊刊《玉篇》、《广韵》、曹通政寅刊丁度《集韵》、司马光《类篇》,将来徐锴之《说文系传》、欧阳德隆之《韵略释疑》,必有好事之君子,镂板行之者,庶几学者免为俗学所惑也夫! 
朱竹垞对于图书十分珍视,对一些罕为人知的古籍、碑文论证其价值,呼吁人们进行保护,并身先士卒。而对于那些无视典籍的珍贵、任其流失的做法尤其反感。对明代的文渊阁藏的损失,尤为痛惜:
  (明初)购求遗书,皆储之文渊阁内。相传雕本十三,抄本十七,盖合宋金元之所储而汇于一,缥缃之富古未有也。考唐宋元藏书皆极其慎重,献书有赉,储书有库,勘书有人,曝书有会。至明以百万卷秘书,顾责之典籍一官守视,其人皆赀生,不知爱重。而又设科专尚帖括,四子书易诗第宗朱子,书遵蔡氏,《春秋》用胡氏,《礼》主陈氏。爱博者窥大全而止,不敢旁及诸家。秘省所藏,土苴视之、盗窃听之,百年之后,无完书矣。待万历乙巳……校理遗籍,惟地志仅存,亦皆嘉隆后书,初非旧本,经典散失,寥寥无几。  
    对于那些面临遗失的文献材料,无论是书籍还是碑刻,竹垞尽全力保护。《汉北海相景君碑》是汉代济宁州儒学孔子庙门所列的五碑之一,竹垞发现时,已经“碑辞漫漶,其阴旁右壁,工以不能椎拓辞”,竹垞为此留宿三天,“强令拓之”。 《北京国子监进士题名碑》,竹垞发现,万历以后的题名之石,罕有拓而传之子孙者,仍僵立于风雨冰雪之中,信其剥蚀。对于性嗜金石文字的竹垞先生来说,没有比这再令人痛心的事了,他不能坐视不管,“属二公扶其踣者,并拓之” 。
2、金石碑版,补经证史
    朱彝尊一生无书不读,融通群经,熟悉史书、典故,恰如《清儒学案》所称:
    先生博洽多闻,通诸经。其论书,谓书百篇皆掌之外史、谕之行人,孔子非有损益于其间,又辨古文孔传之伪,而谓书序先出,汉孝武时即有之。……其论春秋,谓鲁史旧文不过述一国之事,周官邦国之志,小史掌之,四方之志外史掌之,合之自孔子始,故述也,而谓之作。具详所撰诸论中,皆实事求是,不轻附会。  
    朱彝尊在饱览群书、融会经义的基础上,做了大量考辨疑义、正讹纠谬的工作。他的考证有独特的过人之处,即旁征博引,尤其充分利用金石文字,考经论史。而金石碑刻的收罗与考证,反过来又进一步丰富了他的学问和见识,使其议论建立在可信的基础上。
(1)以碑证史
    朱彝尊嗜好金石文字,不惧怕荒崖破冢,刻意收集残碑断简,目的是要利用这些材料来考经证史、补旧史之缺。通过碑文来验证史书记载,若相合,则史不诬;若有出入,他宁愿相信碑刻,并进行考证,力求切合历史的真实;有些碑文所刻,往往不见于史书,他便以碑文来填补,力求史料的详赡,史实丰富。
    在长期的学术生涯中,朱彝尊始终对碑石文字坚信不疑,以之考证经史。汉郃阳令曹全碑,是明万历中县民掘地所得,因为晚出,字画完好,是保存到清初时最好的汉碑。对比相关史籍,彝尊发现其中史载人名“和得”,而碑书“和德”,碑刻明确记载“曹全讨疏勒”一事,而史书没有提及。鉴此,彝尊明确要以碑刻为准:“盖范蔚宗(晔)去汉二百余年,传闻失真,要当以碑为正也” 。在《建雄节度使相里金碑跋》中,他亦持同样的看法:
    碑辞与五代史传略同,惟史称字“奉金”,而碑云字“国宝”;史称“赠太师”,而碑云“赠太子太师”,则碑为可信已。  
    他根据碑传纠正他人著作中的失误,如他据碑版《名绩录》来指责钱谦益考证失真:
(《名绩录》)卷第五载卢熊所撰《迁善先生郭君墓志铭》。郭君,名翼,字羲仲,善七言近体诗,人号郭五十六。虞山钱尚书《列朝诗集》入之明人之列,且云:“洪武初,徵授学官,度不能有所自见,怏怏而卒”。不知翼卒于至正二十四年七月。熊志可据,其为训导,仕于元也。 
(2)拾遗补缺
    金石文字,椎拓著录者少,石崖碑刻,多人烟罕至之迹。故金石所载的内容往往少为人知,用作史料,大有挖掘的潜力和价值。朱彝尊对此深信不疑,故在平时注意留心,发现了许多新史料。
    明代成祖靖难之后,将旧典遗文去之殆尽,致使建文一朝的史实尤其缺乏。在《史馆上总裁书》中,论及建文史事,他提出《明实录》和其他野史记载中的12个“不足信”,诸如太祖崩后燕王入朝一事,建文帝自焚后松阳王景请以天子之礼葬,文皇从之一事,方孝孺被诛九族一事。 一直到竹垞临死,他还牵挂此事,谓其孙曰:“建文实录,曲学纰缪附会成书,我病少差,尚当考证” 。故他平时极留意收集相关史料,不放过“只言片语”。后果然有新的发现:一是霍山庙碑。该碑系建文元年在南郊祀祭上帝时所刻,镶嵌在庙之西壁。竹垞如获至宝地说:此一片石幸存人间,修惠宗实录者当大书特书。 二是当时吴江的诗人陶振子昌的《哀吴王濞歌》。他在洪武中任本县儒学训导,改安化教谕,归隐华亭九峰。燕师起于北平时,他作此诗,存于其《钓鳌集》中,侥幸躲过劫难存留下来。 
    朱彝尊还注意到独存桂林的宋代元祐党籍。该党籍由徽宗书写,立石京都端礼门,蔡京复大书后颁发郡县,刊石满天下。惟桂林勒之崖壁,故能存留。
    朱彝尊以史家所特有的责任心,尽力收集史料,以补旧史。不仅于此,他还放眼将来,为今后的修史者保留资料。他认为古之国史,恒以本朝之人述当代之事,文献足征,因此,他保留其先太傅文恪公所撰的《孝宗大纪》,曾送往明史馆,并录其副,明告子孙。 
    朱彝尊曾说:“予性嗜金石,以其可证国史之谬,而昔贤题咏,往往出于载记之外。” 他敏锐看出石刻诗文的史料价值,认为诗歌虽是人们兴之所至,但字里行间也折射出历史的影子。在《跋石桥寺六唐人诗》记述:
(六人)各四首,刊成二碑,留石桥寺。嘉靖中尚存,都御史江山赵镗修府志,具录之。……二碑不知何年失去,其后官三衢者,改修府志,乃尽删唐人之诗,深可恨也。 
    朱彝尊极力主张纂修府志、县志者,当存录传主所作之诗,切勿删去。
3、藏书万卷,编纂书目
    朱彝尊一生游历南北,结交良师益友,坚持不懈地拓摹碑文,四处求书。因此,读书、购书、抄书、校书、著述成为他生活的主要内容。晚年,朱彝尊得以坐拥书城,编纂书目,撰成煌煌巨著《经义考》。 
(1)藏书不遗余力
    朱彝尊嗜书成性,知识丰富,有睿智的鉴别力。熟悉图书的流传与失遗情况,了解各种文献的价值,这为他藏书提供了质量保证。一旦发现罕见的或是珍贵的图书,不论是私家珍藏,还是内府秘籍,他会不惜代价,或是重金求购,或雇人抄录,或托朋友转借。诚如他在《鹊华山人诗集序》中所写:
   予中年好抄书,通籍以后集史馆所储,京师学士大夫所藏弆,必借录之。有小史,能识四体书,间作小诗慢词,日课其传写。坐是为院长所弹去官,而私心不悔也。 
因抄书而去官,竹垞无怨无悔。“归田后,家无恒产,聚书三十椟”,书椟铭曰:“夺侬七品官,写我万卷书。或默或语,孰智孰愚” 。有时为求觅一书,几十年始得遂意。如《崇文书目》,求之40年不获,归田之后,听说范氏天一阁有藏本,遂告知黄冈张学使,请他转抄寄来。记述海东国历史的《吾妻镜》,竹垞曾于康熙甲辰在郭东高氏之稽古堂见过,后四十三年才得以收藏插架。 他求访《淳熙三山志》同样历尽艰辛,几经辗转。他在该书跋中写道:
康熙壬子过福州,访梁丞相《三山志》,无有也。后三十年,睹武进庄氏书目有之,借观不可得。又六年,而昆山徐学使章仲,以白金一镒购之,予遂假归录焉。 
    在藏书过程中,竹垞精益求精,每当得到不同的版本后,便着手校勘、补正。他的许多藏书都是参考诸家藏本,故对其残全、存佚情况一清二楚。对于即将刊刻之书,竹垞更是慎之又慎,反复验对。吴江沈伯英所著《古今词谱》一书,徐检讨(釚)准备开雕,竹垞借归雠勘,“始而信,既而不能无疑焉”,因而在该书卷后提醒道:
    ……此百世之下尤难臆断者也。检讨工于词,所辑《词苑丛谈》,流布已久,试取词谱更正之,毋使四声二十八调之序棼丝不治,然后出而镂版传于世,不亦可乎? 
    竹垞对许多书籍的具体情况都一一悉知,如对《五百家昌黎集注》一书他尤为熟悉:
    是书向藏长洲文伯仁家,归吾乡李太仆君实。盖宋椠之最精者,惜中间阙三卷,后人补抄,原注已失不可复睹,当更访诸藏书家。 
    竹垞对众多书籍了如指掌,得益于他见多识广和与藏书家广泛的交流。他的图书来源广泛,他曾经光顾的藏书斋很多,诸如:昆山徐乾学的传是楼,宛平孙承泽的研山斋,项子京的天籁阁,李君实的紫桃轩,金陵黄虞稷千顷堂,宁波范氏天一阁,王士禛的池北书库等。他还与棠村梁清标、常熟钱氏、同乡曹溶、上元焦氏、无锡秦氏,琴川毛氏,海虞毛斧季、京师纳兰成德,海盐郑氏等家有藏书者彼此交流,大量借录珍善秘籍。另外,他还从文渊阁、以及各地的府县藏书处抄录了大量书籍。到竹垞晚年,曝书亭藏书多达八万卷。他在《曝书亭著录序》中叙述了藏书的过程:游岭南归,于豫章书肆买得五箱,藏满一椟,后因明史案而尽毁。其后留江都一年,稍稍收集,以二十金购项氏万卷楼残帙。当时,曹侍郎溶、徐尚书元一皆来就予传抄,予所好欲笃,束修之入,悉以买书。通籍后,借抄于史馆、宛平孙氏、无锡秦氏、昆山徐氏、晋江黄氏、钱塘龚氏。主江南乡试,合计所得三万卷。归田之后,续收四万余卷。又上海李君赠二千五百卷,于是拥书八万卷。 
(2)编纂目录
    朱彝尊一生著述繁多,编纂甚富。象《日下旧闻》、《瀛洲道古录》(未成书)等都显示了他在采录金石文字、轶史遗文、考证经史等方面的成就;《明诗综》和《词综》梳理诗词源流派别、辑录作者小传,改订文字等舛误,显示了他不仅博学多才、且具有史家的见识;而《经义考》是竹垞晚年在目录学上的一大杰作,是其勤勉好学、考证精审的一大见证;《曝书亭集》是他一生学问著述的结晶,是显示其深厚治学功力的要著。
    竹垞将曝书亭的藏书进行整理、编次,写成一部八卷的书目,分经、艺、史、志、子、集、类、说八大类。同时,这些书籍大多都由他亲自题序、跋和著录,使其来源、卷帙、残全、价值及相关典故、读者应注意事项等一目了然。整个《曝书亭集》共80卷,其中这类序、跋、铭多达32卷,该部分涵盖诗、词、赋、经、史、天文、舆地、金石、书画、文字、音韵诸多方面,极为浩博,可以说是全面的目录著作。
    《经义考》是一部专门的经学目录,原名《经义存亡考》。朱彝尊自述:
仿鄱阳马氏《经籍考》而推广之,自周迄今,各疏其大略。微言虽绝,大义间存,编成《经义考》三百卷。分存、佚、阙、未见四门,于十四经外,附以逸经、毖纬、拟经、家学、承师、宣讲、立学、刊石、书壁、镂板、著录,而以通说终焉。 
著录各书时,先列撰者姓氏、书名、卷数,次列题注,标明存、佚、阙、未见,再列原书序、跋、诸儒论断及著者爵里,最后附以竹垞自己的考证按语。陈祖武先生评论到:“有朱氏此书,历代诸儒经学著作秩然在目,存亡可考,文献有徵,在经学史和目录学史上都是一大贡献。” 
    该书一个重要特点是:广徵博引,集录众说。 竹垞广集前代及清代各类书目、文集、史传、方志、笔记,根据其中的记载,补充艺文目录所遗失的图书。故梁启超称赞说:“私人所撰目录学书,没有比它更详博了。” 更可贵的是,在每一书的条目中,都辑录了能见到的各种序跋、论述,构成了收罗完备的辑录体巨著,为后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提供了可靠的资料保证。竹垞的做法是基于他有这样的认识,他曾在《崇文书目跋》中,阐明书目中保存叙释的重要性:
书籍自刘略、荀簿、王至、阮录以来,不仅条其篇目而已,必稍述作者之旨,以诏后学。故赞七略者,或美其剖判艺文,或称其略序洪烈。其后,殷淳则有序录,李肇则有释题。必如是而大纲粗举,若尽去之,是犹存虎豹之鞹,与犬羊何别欤。唐志十九家,宋志六十八部,今存者几稀,赖有是书,学者获睹典籍之旧观。 
这说明朱彝尊具有高度保存文献的责任心和高超的目录学见识,对推动人们爱护文献和经学研究都起了重大作用。四库全书高度评价该书的说:“编辑之勤,考据之审,网罗之富,实有裨于经学。” 
(三) 余论
    在清初转变学风、倡导经学之时,朱彝尊与开启考据学的大师顾炎武等同学共进,首先埋头苦干,开始实实在在的学术研究。其笃实严谨的研究态度,博洽淹贯的风格,对当时学风由虚入实是最有力的推动,是学者由空谈性理向读书问学转变的先驱。朱彝尊的博学淹通,不断受到后人的嘉许。一向苛刻的李慈铭,在《越缦堂读书记》中多次予以褒扬:
予最喜国朝朱(彝尊)、毛(奇龄)、全(祖望)、钱(大昕)四家文集,所学综博,纂讨不穷。(朱氏《曝书亭集》)亦儒林巨观,正不得以鸿词之学少之。 
    朱彝尊博览群书,学综百家,切实地进行经史之学的研究。在具体为学过程中,他穷力搜讨,网罗宏富,考订精审。故《四库提要总目》称之:“与顾炎武颉颃上下,学派亦略与阎相近,以博通矫弇陋之习,开考证之先。” 将朱彝尊与清初开启考据学的大师相提并论,这是对朱彝尊的最高评价。
    那么朱彝尊是否堪称考据学导夫先路者?事实上,朱彝尊在考据学方面的地位,极少有人如此推崇。所以梁启超先生呼吁道:“竹垞之学,自己没有什么心得,却是搜集资料极为淹博,所以在清学界该还他一个位置。” 不过,首先梁先生自己就未能“还他一个位置”。在这方面,《清儒学案》对朱彝尊的评价比较中肯,称其“考证之学,虽非如同时阎潜邱、毛西河之专家,而网罗宏富、持论和平。集中序跋诸作,论者谓在黄伯思、楼鑰之上。” 
    其实,朱彝尊应该算是清代考据学的导夫先路者。顾炎武推为清代考据学的开山人物,而“亭林先生影响于清代学术者,其一在开创考证求真之徵实学风,其二在揭示新颖科学之归纳方法,其三在拓广学术研究之门庭路径。此三者,皆“博学于文”之所有事也” 。相比之下,竹垞在此三方面丝毫不苟。另外,他与亭林往还交游,互相倾慕,同学共进。他对亭林的著述进行了审定,就考音、证史等方面提出质疑,是亭林名副其实的诤友。
    朱彝尊虽没有专门的考证经学的著述,没能像阎若璩一样在思想学术界的巨大轰动,但他能贯穿考证的原则,对许多具体的、细小的问题都力求精确。其《经义考》,考订精审,结论可信,早为人公认,《四库全书总目》在很大程度上采用和参考《经义考》的成果。梁启超肯定该书“是史部谱录类一部最重要的书,研究‘经史学’的人最不可少” 。朱彝尊在考证史实上,成绩卓著。他采用金石碑版,考证旧史、拾遗补缺,极富特色。陈垣先生曾这样说:“竹汀、竹垞之书,未可不一观也。” 此盖就其学博综百家、考据精审而言,片言只语足为文史研究者宝珍。
    朱彝尊在拓广学术研究之门庭路径方面,贡献极大。他倡导重视音韵字学,搜讨金石文字,藏书编目,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为经学发展奠定了小学的基础,扫清了路障。其金石学、目录学对乾嘉学者影响很大,比之顾炎武亦毫不逊色。
其实,就整体而言,清代学术是对以往学术的整理和总结,包括对文献的收集、考辨,对文字音韵等的研究,最后达到探讨义理的目的。阎若璩对经典的辨伪、对史实的考证属于考据学,竹垞对经学、小学的提倡和金石文字的收集利用、对经学史的梳理同样属于考据学,是清代学术的另一方面。清初,朱彝尊在整理、保存文献方面的责任心和成绩可谓首屈一指,远远地走在阎若璩的前面。如果依据张舜徽先生对“文献学”的定义,朱彝尊是一位当之无愧的文献学家。
总之,朱彝尊是清初学术由经世致用向通经学古转变的重要代表,他在倡导实证学风、循着由小学入经学的路径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他考证史学、研究经学,在清初考据学的起始阶段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足以与顾炎武、阎若璩并肩比踵,堪称考据学的开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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