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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赋与制度 |
| 作者：许 结 |
清人王芑孙《读赋卮言•导源》云：“赋家极轨，要当盛汉之隆。”这里主要指的是西汉武、宣之世的献赋制度与汉宫廷赋的兴盛。其实，如果拓展视域，“宫廷赋”与“盛汉”的关系，并不限于西汉，亦可兼及东汉，如西汉之武、宣时期，东汉之明、章时期，其中蕴涵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宫廷赋与盛世“兴礼乐”的内在联系。
有关文学与制度，前贤已有论述 ，而汉赋与制度这一课题，近来也受到重视，观其研究，或从具体的制度与汉赋关系着眼 ，或就汉赋反映制度论析 ，似未能关注赋家作为汉代制度建设的参与者及其赋作与制度的互动关系。换言之，汉宫廷赋与制度的关系，不仅限于描述，而在于参与，我们可以通过对其作品的解读，阐发其间的历史价值、文献价值与文艺价值。
一、汉宫廷赋造作与三大制度
在汉武帝朝第一批汉宫廷赋家出现以前，赋创作主要表现在两类，一类是“贤人失志之赋”，如从楚臣屈原到汉初贾谊作于长沙王傅时的《吊屈》，一类是藩国君臣赋，如从楚臣宋玉到汉初“梁王兔园”赋 ，而司马相如正是由诸侯藩国赋家向帝国宫廷赋家转变的代表人物，并以其创作奠定了汉宫廷赋创作的格局与风貌。
关于相如赋进入宫廷并被汉武帝所接受，由此成为“一代文学”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录相如自叙 ，有三则较为重要：
蜀人杨得意为狗监，侍上。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惊，乃召问相如。
相如曰：“有是。然此（指《子虚赋》）乃诸侯之事，未足观也。请为天子游猎赋，赋成奏之。”上许，命尚书给笔札。相如以“子虚”，虚谈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无是公”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之义。故空藉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於节俭，因以风谏。奏之天子，天子大说（悦）……赋奏，天子以为郎。
相如拜为孝文园令。天子既美子虚之事，相如见上好仙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尝为《大人赋》，未就，请具而奏之。”相如以为列仙之传居山泽间，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仙意也，乃遂就《大人赋》……天子大说，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
唐代初年蜀郡相如县令陈子良撰《祭司马相如文》中有“诵赋而惊汉主”语，结合上引史事，相如一生三“惊”汉主，在创造了《子虚》、《上林》（天子游猎赋）与《大人》三赋，其间脉络，正与汉代制度的变迁相应契。可以说，汉代宫廷赋之兴起，与汉武帝朝“崇礼官，考文章”、“定正朔、易服色”与“立乐府”等一系列的制度的建立相关，突出体现于三方面：
首先是“崇礼官”与宫廷赋家的身份问题。考察汉代赋家身份，多是中朝官系的郎官，统属“礼官”，其主要职能就是在皇帝身边随侍行礼，待诏献赋。中朝官之兴起，为武帝朝制度的一大变革，其时中朝官的来源有二：首先是收罗当时的传承战国遗风的纵横家为侍从，使汉初藩国瓦解后其宾客流入中朝。据《汉书•严助传》载：“武帝善助对，由是独擢助为中大夫。后得朱买臣、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主父偃、徐乐、严安、东方朔、枚皋、胶仓、终军、严葱奇等，并在左右。……上令助等与大臣辩论，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大臣数诎。”师古曰：“中谓天子之宾客，若严助之辈也。外谓公卿大夫也。”可见，纵横术士入中朝后参与廷议，已成武帝削弱相权、钳制公卿的政治工具。其次就是与纵横家相关联的文学侍从，司马相如即为代表。钱穆在引述《汉书•严助传》后说：“故武帝外廷所立博士，虽独尊经术，而内廷所用侍从，则尽贵辞赋。” 汉初藩国纵横家和赋家在武帝时流入中朝，根柢在“改制”，所以赋家兼有参政与娱戏的双重功能。《汉书》记载司马相如多次待诏献赋的经历，扬雄“自序”所言作“四赋”，如谓“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阴后土，以求继嗣，召雄待诏承明之庭。正月，从上甘泉，还奏《甘泉赋》以风”等等，即为明例。而据两《汉书》记载，汉代赋家自相如献赋后“天子以为郎”，他如枚皋“拜为郎”、东方朔为“常侍郎”、吾丘寿王“召为郎”、刘歆“为黄门郎”、扬雄“除为郎”、班固“迁为郎”、傅毅“拜郎中”、马融“拜议郎”、张衡“征拜郎中”、黄香“除郎中”、张奂为“议郎”、蔡邕“时为郎”等，皆有“为郎”而侍从待诏作赋的经历。正是这一制度与赋家角色的认同，不仅使宫廷赋草创于武帝时期，而且持续发展于有汉一代而不绝。
其次是“大一统”思想与宫廷赋的产生，决定于京都制度的完成。王国维说：“都邑者，政治与文化之标征也。” 在汉人眼中，京都具有“国中”的意义。《毛诗•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郑笺：“中国，京师也。”其以“中国”解“京都”，一则追溯周天子“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的封邦建国之畿服制度，一则体现了汉帝国真正以京都为中心对全国农耕经济区的统摄意义。因为三代都城，只是大型聚落，周制联邦，天子京师也仅是象征，没有实质的统治权力，到春秋战国诸侯争霸，形成的只是区域中心，所以到秦汉一统，京都制度才得到实际意义的完成。班固《白虎通》释“京师”云：“京，大也；师，众也。天子所居，故以大众言之。”这也说明自汉初立朝仪到武帝定“天子郊祀”诸礼，京都已不仅是地域的观念，而具有新时代的文化意义的礼制观念。统摄于文化京都，汉宫廷赋对天子校猎、郊祀、藉田以及京都形势、城市建设、宫殿制度、文教礼仪的描写，成为一种特定的创作典范，其中尚礼制、尊王道的创作精神，也是这一制度的体现。这种京都制度的形成与宫廷赋产生的思想关联，最突出地表现于相如的《上林赋》。在赋中，相如以假托的三位人物构篇，一位是“子虚”，代表楚国的使臣，夸耀楚国的云梦之泽；一位是“乌有”，代表齐国的使臣，夸耀齐国的东海之滨；两者皆是藩国的代表。而另一位则是“亡是公”，代表天子的使者，夸耀天子“上林苑”的气派。如写上林之水，则是“左苍梧，右西极，丹水更其南，紫渊径其北。”其它写山石，写草木，写鸟兽，写人物，写宫室，写游猎，写歌舞，写欢宴，写制度，无所不包，所以宋人程大昌说相如笔下的“上林”，是“该四海而言之” ，表现的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君临四海的帝国气象。正因如此，赋中“亡是公”的出现，“子虚”、“乌有”的臣服，所谓“楚则失矣，齐亦未为得”，与当时文化大一统的形势、汉武帝本人的政治胸襟，都完全适应。
再者是“立乐府”之制而兴起宫廷献赋之风，这就是“武帝定郊祀之礼……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汉书•礼乐志》）及武、宣之世“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班固《两都赋序》）的史实。由于赋家献赋与乐官采诗皆武帝“改制”过程中构建礼乐制度的文化行为，所以明人费经虞《雅伦》卷四说“孝武升平日久，国家隆盛，天子留心乐府，而赋兴焉”。因此，汉人言“赋者，古诗之流”，实质内涵了乐制渊源，汉赋造作所包涵的宗教、优乐、娱戏诸功能，以及赋家创作思想之“雅乐”与“郑声”的矛盾，批评家所论及的“象德缀淫”与“欲讽反劝”的冲突，也同乐府制度的性质相关。特别是赋家所属乐府内廷，故多娱戏功用，而从当时内朝郎官随侍行礼的作为来看，又具武、宣之世崇礼官、尊儒术，“进用英贤，议立明堂，制礼服，以兴太平”（《汉书•礼乐志》）的政教意义，以致赋家的创作思想，又多归属于儒家。所以汉宫廷赋不仅在制度上出于制礼作乐的需要，在创作思想上同样体现了儒家的礼乐思想，其所不同者只是将旧儒礼乐观与帝国的新政教观相结合，即通过“抒下情而通讽谕”与“宣上德而尽忠孝”的方式，显现其“体国经野”与“勤政恤民”的双重作用。
从以上职官、京都与乐府三大制度的确立看汉宫廷赋的草创，其与后继者有所区别。因为制度形成以后，创作往往受制于制度。比如扬雄在汉成帝时为郎官，随侍皇帝祀甘泉而上《甘泉赋》，随侍祭后土而上《河东赋》，随从狩猎而献《校猎赋》，随从射熊馆而上《长杨赋》（《汉书•扬雄传》），皆类“命题作文”，很难令人震惊。早期赋家如相如则不同，其创制既符契武帝朝文化发展的大背景，又引领了当时文化制度的构建，所以他的赋使武帝“大惊”、“大悦”，正显示了这种心理的对接，这也是汉赋与制度的历史价值所在。
二、汉宫廷赋与“天子礼”的构建
萧统《文选》选汉赋首“京都”，亦如清四库馆臣编纂“地理类”著作“首宫殿疏”，意在“尊宸居” ，表明了对汉宫廷赋正宗地位的肯定。而在“京都”类之外，汉赋中如“游猎”、“郊祀”等题材，亦皆围绕京都制度展开，其实都属于汉代“天子礼”的构建。落实于汉宫廷赋，可分为两类，一是总括式，如相如之《上林》、扬雄之《甘泉》、班固之《两都》、张衡之《二京》等，全方位描写天子游猎、京殿规制、祭祀典礼；一是专题式，如刘向之《请雨华山》、杜笃之《祓禊》、李尤之《辟雍》、邓耽之《郊祀》、廉品之《大傩》等，均为汉天子礼的真实反映，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
考察宫廷赋与“天子礼”，首先在汉“天子礼”的构建。《三辅黄图序》论宫室有云：“三代盛时，未闻宫室过制……至始皇并灭六国，凭藉富强，益为骄侈，殚天下财力，以事营缮……汉高祖有天下，始都长安，实曰西京，欲其子孙长安都于此也。至孝武皇帝，承文、景菲薄之余，恃邦国阜繁之资，土木之役，倍秦越旧，斤斧之声，畚鍤之劳，岁月不息，盖骋其邪心以夸天下也。” 此言武帝改制而宫室侈靡，实为其全面改制的一部分，而在武帝朝变革制度的系列举措中，最重要的应以“定郊祀之礼”为中心的汉“天子礼”的建设。对此，有两种说法，一说是汉以前没有明确的天子礼，如西汉末年刘歆谓《仪礼》“有卿礼二，士礼七，大夫礼二，诸侯礼四，诸公礼一。而天子礼无一传者” 。可以说，周制是“方伯连率，则联邦矣” ，所谓丢失的“天子礼”也仅是一种理想图式，没有一统意义的天子礼。而秦世不文，秦代礼制颇受汉人质疑，故文、景之世经行旷时日久的礼仪制度的论争，而武帝尊儒术，备礼乐，改历法，定郊祀，制朝聘等，始定天子礼制。另一说法是周朝虽有“兆于南郊，就阳位也”（《礼记•郊特牲》）的古郊祀祭天礼，然皆“配以先祖”（《大戴礼•朝事》），实以追奉先祖的庙祭为主。所以西汉学者在权衡庙祭与郊祭轻重时，倡导“郊重于宗庙，天尊于人”（董仲舒《春秋繁露•郊事对》），正代表了汉天子郊礼的特征及帝国宗教思想的完成。
由此再看汉宫廷赋与天子礼的关系，应关注其间两重互动的功能。
一是“赋”的功能——赋描写礼。读汉宫廷赋，所谓“体国经野，义尚光大”（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更多地体现于对汉天子礼如都城、游猎、郊祀、籍田、车马等礼制、礼仪、礼典及礼学思想的描写方面。如相如《上林赋》写天子游猎：
天子校猎，乘镂象，六玉虬，拖蜺旌，靡云旗，前皮轩，后道游，孙叔奉辔，卫公参乘。扈从横行，出乎四校之中。鼓严簿，纵猎者。河江为阹，泰山为橹。车骑雷起，殷天动地。先后陆离，离散别追。淫淫裔裔，缘陵流泽，云布雨施。生貔豹，博豺狼，手熊罴，足野羊，蒙鶡苏，绔白虎，被班文，跨野马。凌三嵕之危，下碛历之坻，径峻赴险，越壑厉水。椎蜚廉，弄獬豸，格虾蛤，鋋猛氏，羂騕褭，射封豕，箭不苟害，解脰陷脑。弓不虚发，应声而倒。
其对天子出猎时的仪仗、威势及狩猎之过程的真实再现，可谓纵横排阖，雄壮奇崛。又如班固《两都赋》写天子西京制度，言其形势则“左据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太华终南之山；右界褒斜陇首之险，带以洪河泾渭之川”，极为宏阔；而言及具体，如“昭阳殿”建制：
昭阳特盛，隆乎孝成。屋不呈材，墙不露形。裛以藻绣，络以纶连。随侯明月，错落其间。金釭衔璧，是为列钱。翡翠火齐，流耀含英。悬黎垂棘，夜光在焉。于是玄墀釦切，玉阶彤庭，碝磩彩致，琳珉青荧，珊瑚碧树，周阿而生。红罗飒纚，绮组缤纷，精曜华烛，俯神仰如。后宫之号，十有四位，窈窕繁华，更盛迭贵，处乎斯列者，盖以百数。左右庭中，朝堂百寮之位，萧曹魏邴，谋谋乎其上。佐命则垂统，辅翼则成化，流大汉之恺悌，荡亡秦之毒螫。故令斯人扬乐和之声，作画一之歌。功德著乎祖宗，膏泽洽乎黎庶。
可见其描写宫室结构、装饰，居内之佐臣、美人，以及宫中典籍之府、著作之庭、阉寺之尹、百司之工等，皆细致入微，具体生动。然其“扬乐和之声，作画一之歌”，又显然是对天子礼的赞美。当然，赋家描写，或讽或颂，亦能表现自己的观点。比如扬雄因成帝祭“太一”于甘泉而为《甘泉赋》，他在赞叹其“大夏云谲波诡，嶊嶉而成观，仰撟首以高视兮，目冥眴而亡见。正浏滥以弘惝兮，指东西之漫漫。徒回回以徨徨兮，魂固眇眇而昏乱。据軨轩而周流兮，忽軮轧而亡垠”时，却寄寓了对祭祀“太一”不合郊天古礼的批评。
宫廷赋对礼制的描写，与有关“礼书”相比，具有形象性与宏整性的特色。如《续汉志》记天子祭时乘舆“公卿奉引，太仆御，大将军参乘。属车八十一乘，备前乘万骑。西都行祠天郊，甘泉备之”。扬雄《甘泉赋》则谓“于是乘舆乃登夫凤皇兮翳华芝，驷苍螭兮六素虬，蠖略蕤绥，漓虖幓纚。帅尔阴闭，霅然阳开，腾清霄而轶浮景兮，夫何旟旐郅偈之旖柅也。流星旄以电烛兮，咸翠盖而鸾旗”。可见赋的形象化的描绘。又如《续汉志》记祀后土“祠地、明堂省什三”。扬雄《河东赋》则谓“于是命群臣，齐法服，整灵舆，乃抚翠凤之驾，六先景之乘，掉犇星之流旃，彏天狼之威弧。张耀日之玄旄，扬左纛，被云梢。奋电鞭，骖雷辎，鸣洪钟，建五旗。羲和司日，颜伦奉舆，风发飙拂，神腾鬼趡”。又可见赋较礼书的记述更为宏整详尽。
一是“礼”的功能——礼存于赋。也就是说，礼书缺载而见于赋者，赋家的描写本身具有存礼与用礼的功能。礼存于赋又表现于多方面，其中最突出的是保存礼典的功能。如张衡《西京赋》有关朝会礼、大傩仪等的记述，其中百戏表演属朝会礼仪中的重要部分：
大驾幸乎平乐，张甲乙而袭翠被。攒珍宝之玩好，纷瑰丽之奓靡。临迥望之广场，程角觝之妙戏。乌获扛鼎，都卢寻橦。冲狭鷰濯，胸突銛锋。跳丸剑之挥霍，走索上而相逢。华岳峨峨，冈峦参差；神木灵草，朱实离离。总会仙倡，戏豹舞罴；白虎鼓瑟，苍龙吹篪。女娥坐而长歌，声清畅而蜲蛇。洪涯立而指麾，被毛羽之襳襹。度曲未终，云起雪飞。初若飘飘，后遂霏霏。复陆重阁，转石成雷。礔礰激而增响，磅礚象乎天威。巨兽百寻，是为曼延。神山崔巍，欻从背见。熊虎升而挐攫，猨狖超而高援。怪兽陆梁，大雀踆踆。白象行孕，垂鼻辚囷。海鳞变而成龙，状蜿蜿以蝹蝹。舍利颬颬，化为仙车。骊驾四鹿，芝盖九葩。蟾蜍与龟，水人弄蛇。奇幻儵忽，易貌分形。吞刀吐火，云雾杳冥。画地成川，流渭通泾。东海黄公，赤刀粤祝；冀厌白虎，卒不能救；挟邪作蛊，于是不售。尔乃建戏车，树修旃。侲僮程材，上下翩翻，突倒投而跟絓，譬陨绝而复联。百马同辔，骋足并驰。橦末之伎，态不可弥。弯弓射乎西羌，又顾发乎鲜卑。
这一完整的画面和表演的程序，不仅是礼仪的注脚、礼典的表述，更重要的是填补了礼书与史志的空白，使读者能形象而真实地欣赏到汉代天子礼仪的精彩内容。
同样，所谓“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史记•叔孙通列传》），汉宫廷赋的存礼功能，也反映了汉礼的变迁。如就礼的内涵的变迁来看，从西汉到东汉显现出由“天子礼”向“士人礼”的转移，而宫廷赋因言语文学侍从地位的堕落而衰退，在野文人赋的兴盛以及其间对礼制的描述，即反映了这一点 。而具体的礼仪的变化在宫廷赋中亦多体现。比如西汉赋写天子游猎礼多尚武精神，兼具娱戏特征，而东汉则更多强调节俭，偏重于礼仪性质。在诸多礼仪中，汉礼的一些细节变化也反映于赋家笔下，如朝觐之礼自叔孙通为汉高祖定朝仪，即循“十月朝献”之例 ，史书如《史记》之《纪》《传》《表》均有诸侯王、列侯及大臣朝觐的记录，而赋家如相如等所述及朝觐，亦在天子与诸侯间展开。到西汉宣帝以后，随着武帝朝以来汉、匈战争的渐趋平息，萧望之等人上《单于朝仪议》，宣帝亦于甘露二年十二月下诏谓“今匈奴单于称北藩臣朝正月，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礼待之，位在诸侯王上”，于是朝觐之礼又接纳了匈奴等外邦使节，增添了“以夸羌胡”之目的 。继此，赋家所描述的如班固《东都赋》的“春王三朝，会同汉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图籍，膺万国之贡珍。内抚诸夏，外绥百蛮”；张衡《东京赋》的“孟春元日，群后旁戾。百僚师师，于斯胥洎。藩国奉聘，要荒来质”，应是真实的记录。
礼存于赋，亦可见其礼义的思想功能。如汉代籍田之礼，《史记•孝文本纪》载文帝前元二年正月诏：“农，天下之本。其开籍田，朕率亲耕，以给宗庙粢盛。”到东汉顺帝时黄琼上疏，又有“迎春东郊，既不躬亲，先农之礼，所宜自勉”（《后汉书•黄琼传》）的劝谏。张衡在《东京赋》中记述籍田礼“及至农祥晨正，土膏脉起。乘銮辂而驾苍龙，介驭间以剡耜。躬三推于天田，修帝籍之千亩。供禘郊之粢盛，心致恩乎勤已。兆民劝于疆场，感懋力以耘耔”，于情景描写中更多地关注对其礼义思想的阐发。
三、制度视域下的汉宫廷赋
汉宫廷赋的崛兴，标志了赋由楚臣的“贤人失志”到汉廷的“体国经野”的变化，并形成了以宫廷赋为主体的散体大赋的创作传统。元人祝尧为相如《子虚》《上林》两赋作“题解”时云：“铺叙之赋。固将进士大夫于台阁……须将此两赋及扬子云《甘泉》《河东》《羽猎》《长杨》、班孟坚《两都》、潘安仁《籍田》、李太白《明堂》《大猎》、宋子京《圜丘》、张文潜《大礼庆成》等赋并看……一扫山林草野之气习，全仿冠冕佩玉之步骤。” 此从历代宫廷赋的共同特征着眼，以明其台阁文章的雅正风格，其中关注到相如赋的肇始意义，见解亦颇精到。如前所述，汉宫廷赋与汉制度具有互动的关联，其于文学意义之外，也具有历史的、文献的价值。倘从制度的视域考察汉宫廷的发生与发展，有几个问题值得阐发。
第一个问题是制度催生宫廷赋的创作。由于武帝朝奉行文化大一统政策，制度亦由区域向宫廷转移，而伴随这一制度变迁的文学创作，最典型的就是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之赋及乐府祭诗《郊祀歌》。而汉赋中有关郊祀、巡狩、籍田、舆服、养老、婚俗、文教诸端的描绘，又无不维系于相关制度的形成与确立。作为文学侍从的宫廷赋家，他们的创作很多是直接伴生于制度而来。如《汉书•扬雄传》引雄自序记述其于成帝时作“四赋”的经历：
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阴后土，以求继嗣，召雄待诏承明之庭。正月，从上甘泉，还奏《甘泉赋》以风。……赋成奏之，天子异焉。其三月，将祭后土，上乃帅群臣横大河、凑汾阴。既祭，行游介山，回安邑，顾龙门，览盐池，登历观，陟西岳以望八荒，迹殷、周之虚，眇然以思唐虞之风。雄以为临川羡鱼不如归而结网，还上《河东赋》以劝。……其十二月羽猎，雄从……聊以《校猎赋》以风。……明年，上将大夸胡人以多禽兽……亲临观焉。是时，农民不得收敛。雄从至射熊馆，还上《长杨赋》，聊以笔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为主人，子墨为客卿以风。
这是赋家待诏献赋的典型纪录，尽管作者于赋中寄寓了讽意，以合“风人之旨”，然其创作本身，显然是由制度催生的。
汉制重礼，礼制首重“吉礼”，故对天子郊祀祭典，赋家兼有纪事与歌颂之功能。如纪事者，《汉旧仪》：“皇帝祭天……上甘泉通天台，高三十丈。”王褒《甘泉赋》：“十分未升其一，增惶惧而目眩。若播岸而临坑，登木末以窥泉。……望而却之，郁乎似积云；就而察之， 乎若太山。”此写祭祀“太一”之地。又，《续汉志•礼仪上》：“进熟献，太祝送，旋，皆就燎位，宰祝举火燔柴，火然，天子再拜，兴，有司告事毕也。”扬雄《甘泉赋》：“于是钦祡宗祈，燎熏皇天，招繇泰一。举洪颐，树灵旗，樵蒸焜上。配藜四施。东烛沧海，西耀流沙，北爌幽都，南炀丹厓。”此写祭时禋祀、权火诸法。缘于汉人好仙道，自武帝以后尤盛，故祭祀之礼多以神灵之符瑞拟状政治之祥瑞，其于宫廷赋中反映多多。如班固《东都赋》“故下人号而上诉，上帝怀而降监，乃致命乎圣皇。于是圣皇乃握乾符，阐坤珍，披皇图，稽帝文”，以祥瑞状大汉之德；桓谭《仙赋》“仙道既成，神灵攸迎，乃骖驾青龙，赤腾为历；躇玄厉之嶊嶵，有似乎鸾凤之翔飞”，以祥瑞拟诸仙境；冯衍《显志赋》“跃青龙于沧海兮，豢白虎于金山。凿岩石而为室兮，托高阳以养仙。神雀翔于鸿崖兮，玄武潜于婴冥”，以汉祭四方之神的祥瑞拟状高远志向。这些描写反映汉礼虽或隐或显，然派生于汉代制度则毫无疑问。
第二个问题是围绕汉代制度产生的一些文学热点，同样清晰地表现于宫廷赋的创作。可以说，赋家作品中所反映的汉代制度，如前述郊祀、校猎、都城、宫室等，就是汉宫廷赋围绕制度建设产生的一系列热点问题。比如汉代皇帝亲自主持的军事礼仪制度，有貙刘（膢）、大阅、校猎等，其中校猎有两义：一是游戏性质，一是军事演习。而其反映于宫廷赋，又分两类，一是大赋中皆有校猎的描写，如相如《上林》、扬雄《长杨》、班固《两都》、张衡《二京》、枚乘《七发》、傅毅《七激》等；一是以其名题，如扬雄《校猎》、王粲《羽猎》、曹丕《校猎》等。而自相如《上林赋》中描写天子校猎礼，后继者不绝，显然成为汉赋一大热点，其中对其制度、仪式、思想，均有写照。譬如行校猎礼的地点，或在上林苑，如相如《上林赋》“蹶石阙，历封峦。过鳷鹊，望露寒。下棠梨，息宜春。西驰宣曲，濯鷁牛首。登龙台，掩细柳” ；或在长杨榭，如班固《西都赋》“于是天子乃登属玉之馆，历长杨之榭，览山川之体势，观三军之杀获” ；或在广成苑，如马融《广成颂》“方涉冬节，农事间隙，宜幸广成，览原隰，观宿麦，劝收藏，因讲武校猎” ；或在平乐观，如李尤《平乐观赋》“习禁武以讲捷，厌不羁之遐邻” 等。
汉宫廷赋的一些热点描写，亦多缘于汉制度的变迁和争议。如甘泉祭祀“太一”问题，自武帝信方士言以“太一”为尊神，其地位尝置于郊祭之上，历昭、宣、元三朝，直成帝仍有行废，并引起三次论争。第一次是在建始元年（公元前32年），匡衡等人认为郊祀天地在甘泉泰畤、汾阴后土不合古制，应迁长安南北郊，其结果是建始二年“罢雍五畤。辛巳，上始郊祀长安南北郊”（《汉书•成帝纪》）。第二次是永始元年（前16年），刘向主张恢复甘泉泰畤、汾阴后土之祀，受此影响的是赞成恢复古礼的扬雄于元延二年（前11年）相继上《甘泉》、《河东》两赋“以讽”，这既属制度决定了赋家的创作内容，也表明了扬雄倡导古制反对成帝因“求嗣”而恢复祭祀“太一”于甘泉的做法。而第三次论争则是绥和二年（前8年）成帝采纳谷永的建设，再次将祭祀天地的大礼转回长安南北郊，其结果亦与扬雄作赋主张一致。与此相类，东汉京都赋的兴起，也是制度的变迁与论争而产生的创作热点。东汉兴国，定都洛阳，与西汉初定都长安，构成汉世东、西两京史实。然在光武帝刘秀定洛之前，汉皇已有迁都之例，如汉初高祖初定洛阳后依刘敬说迁长安 ，两汉之际更始帝自洛阳迁长安，所以当光武帝定都洛阳而又亲幸旧都修葺宫室时，以致引起山东权贵的“翕然狐疑，意圣朝之西都，惧关门之反拒”（《后汉书•杜笃传》），以致“西土耆老，咸怀怨思，冀上之睠顾，而盛称长安旧制，有陋洛邑之议”（班固《两都赋序》）。正是在此历史背景下，杜笃创制了《论都赋》，表明其主张西迁长安的思想，同时也开启了延续数朝的京都赋创作热潮。虽然刘秀未曾西迁，但迁都与否的争议在明、章两朝被不断提起，于是也就出现了一系列反对西迁而赞美东都的赋作，如傅毅的《反都赋》《洛都赋》、崔骃的《反都赋》、班固的《两都赋》以及张衡的《二京赋》。虽然这些赋是缘于迁都之议的史实而产生的文学热点，但作为文学的创作，又有着不拘于史实的超越性，如班、张巨制对两京各种制度文化差异的描述，比史书的记载更为真切、详密而生动。特别是由东汉制度引发的京都赋创作，成为历朝“盛世作赋”的典范，成就了历千年而不绝的宫廷赋创作传统与正宗地位。
第三个问题是制度作用于宫廷赋，也影响了赋家的创作思想与文学观念。简要地说，这种影响比较突出地表现于三个字：一曰“丽”。西汉末赋家扬雄论赋，区分“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的“丽则”与“丽淫”（《法言•吾子》），褒贬之间，对汉宫廷赋之“丽”则是承认并肯定的。这也是其后曹丕说“诗赋欲丽”（《典论•论文》）的理论源头。然考查汉赋之丽，又与制度相关，尤其与汉代的礼制建设密切联系。因为儒家倡礼，不忌繁文缛节，所谓“郁郁乎文哉” ，况且赋家对大汉天子礼的全方位地描绘，更是繁缛摹画，以壮丽为美。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说“孝武崇儒，润色鸿业；礼乐争辉，辞藻竞骛”，明示汉宫廷赋之繁富博丽与礼乐制度的关系，言简意赅。二曰“实”。制度是具有功利性的，在汉代，无论是京都的建置、官仪的制定，或是礼仪礼典的功能，都具有明显的功利目的，其反映于宫廷赋，就是崇尚实用的观念。这表现于赋创作，如扬雄《长杨赋》的“逮至圣文，随风乘流，方垂意于至宁。躬服节俭，绨衣不敝，革鞜不穿，大厦不居，木器无文。于是后宫贱瑇瑁而疏珠玑，却翡翠之饰，除雕瑑之巧，恶丽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抑止丝竹晏衍之乐，憎闻郑、卫幼眇之声，是以玉衡正而太平阶也”，是通过对奢侈的批判而表达其崇实思想。同样，汉人对赋家创作的批评，也多出于尚实的观念。如王充批评扬、马赋“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虽文如锦绣，深如河汉，民不觉知是非之分，无益于弥为崇实之化”（《论衡•定贤》），即以应用文的实用性来要求赋家的。虽然，扬雄的“悔赋”也是处于“文丽”而“用寡”的矛盾心境 ，东汉赋家接受西汉赋多“虚辞滥说”的教训而于赋之描写更趋于求实，但“尚实”与“博丽”在某种程度上受制于制度的建设，则是一致的。三曰“中”。制度是社会的铺展，也是人伦的约束，其作用于以描绘性为主要特征的宫廷赋，尝出现尚“实”与尚“丽”的矛盾，而其间起调节作用的正是汉代礼制倡导的“执中”原则，这也是扬雄赋论的“丽则”思想。比如扬雄作《校猎赋》，对天子校猎礼的描写可谓闳衍博丽，然观《汉书•扬雄传》引雄自叙谓其创作动因，则是：
昔在二帝、三王，宫馆、台榭、沼池、苑囿、林麓、薮泽，财足以奉郊庙、御宾客、充庖厨而已，不夺百姓膏腴谷土桑柘之地。女有余布，男有余粟，国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凤皇巢其树，黄龙游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栖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成汤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为尚小；齐宣王囿四十里，民以为大；裕民之与夺民也。武帝广开上林……虽颇割其三垂以赡齐民，然至羽猎、田车、戎马、器械、储偫、禁御所营，尚泰奢丽夸诩，非尧、舜、成汤、文王三驱之意也。又恐后世复修前好，不折中以泉台，故聊因《校猎赋》以风。
这种以侈靡之文倡节俭，通过对礼仪制度的繁富描摹再归于“执中”思想，应该是汉宫廷赋家创作的共有特征，扬雄的自叙，只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赋作为一种文体在汉代的崛起，天生是一矛盾的集合体，它一方面承续《诗》的“风人之旨”，所谓“受命于诗人”；一方面其本质又是修辞的艺术，亦即“极声貌以穷文”，“写物图貌，蔚似雕画”（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所以汉宫廷赋，常于歌颂中暗含讽喻，变诤臣的直谏而为文采斑斓的“谲谏”，其源于制度，又欲改造制度，结果讽喻的内容被掩盖于华
丽的词藻与神奇的描绘，“欲讽反谀”、“劝百讽一”，成为宫廷赋家的共有心态与尴尬处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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