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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统治与医疗:罗子珍编《西藏药材蒙藏汉名录记》 |
作者:李勤璞 |
    在中国大陆的蒙古研究界,《蒙古风俗鉴》(Mongγol un jang aγali üilebüri, 1918) 撰者罗卜藏全丹(Lobsangčoyidan, <藏文Blo-bzang Chos-ldan, 1875?-?)三十年以来声名大兴,盛称蒙古族近代伟大文人、启蒙人物,蒙汉文中研究他的论文比比皆是、长盛不衰, 虽然几乎没有新资料。而若问起罗子珍,则罕有知者。其实两名所指为同一个人,乃清朝时代喀喇沁左翼旗吴公旗之分旗主、驻北京镶黄旗蒙古都统贝勒熙凌阿 旗下一平民,清末曾在北京当喇嘛,又往日本教蒙古语。一九九四年中见立夫说他将撰文研究此人, 至今未见发表。笔者也一直搜集罗氏各种资料,以便就他的生涯、与时代政治、日本的关係加以撰述,以观察现代内蒙古政治文化动向。但本稿则仅记其著述一种。     罗子珍编写《西藏药材蒙藏汉名录记》一册、写本,原藏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大连图书馆,现藏大连市图书馆,一九九三年被我觅见,旋加考究,写成此篇,专门讨论其文献学特徵,注重介绍资料,至于本草方剂的探讨请让诸他篇。 一、书籍形制     本书线装一册,书口在右边,即线装满文、蒙古文或兼具此二文的二体、三体乃至五体合璧书籍的体制。高25厘米,宽18厘米,每半叶八行,行宽11厘米;间以八行窄行,行宽7厘米,双朱丝栏,栏内每半叶高19厘米,宽15厘米。版心上半中间有红色图案,系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标誌。版心中部以二横线(上粗下细)隔出上下两半,下半朱文宋体“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九字,美浓纸公文用笺。天头4厘米,时有文字;地脚1厘米。一叶正面右上角(有时背面右上角也)标阿拉伯数字页码,地脚(每叶正面中间或右角)或左右栏外标了中国算码, 个别字码富有特点,因而是研究中国算码形体及其在蒙古地方使用情况的好资料。 本书前部、後尾都有半叶或整叶空白,除此之外,全书四十六叶,外加此前的小仓氏序半叶。书皮为灰色厚纸。全书毛笔楷书,小仓氏序言用钢笔。 二、题签与书名     书皮自左至右,蒙古文题签一行,汉文二行(第二行在藏文题签之下),藏文三列(本文以文字竖写[直书]为行,横行为列)。抄写如下(斜线/表分行、分列处):
    背面书皮(封四)只书汉文一行,文同正面;满铁大连图书馆索书号签贴在右下角,则是依据该馆汉文和文线装书贴签体例。 在小仓氏序言後面,全书头一叶正面,即线装书籍所谓封面,题三行字,跟书名有关,曰:
    叶3a又出现一次书名,自左至右三行,依次藏文、蒙古文、汉文:
    以上是原书题签情形。从书名角度,“西藏药材三体药名录”出现两个药字,不妥帖;“××名录记”的记字也是赘语。这表明编者汉文不够好。以其本文内容看,称“西藏药材蒙藏汉名录”较洽切,唯未表现书内尚有的药方部分。 三、内容的构成     书的中心内容由三体合璧药名、汉文药方(方後并写明煎服法及对治的病症等)两部分构成,尚有前言後记插入其中,是附件。全书细目如下:
四、著作问题     罗氏自己及小仓氏的序均谓此书是罗子珍“集注”。集注的概念在汉籍中是明确的,而罗氏这部书,药名部分只是三体对照药名,没有“集注”;而药方之部,如第七方全文(括号内汉文藏文,勤璞添,用作说明或订误): 西藏名  札木苏西汤(rgyam-tshwa bzhi thang,“明盐等四味汤剂”) 必卜(荜拨pi-pi-ling)  甘姜(干姜sga-skya)  明言(明盐rgyam-tshwa)  柯子(诃子a-ru)     此药共为细磨成面之後,一两重为一服。用法:将一服分量煎汤一茶杯,温和之时服下。专治肚腑食水不合不消化等病。服用三四回立见效力。男女老幼不具,皆按年纪量用此药,有益无害。此药为家常平安也。 这段说明性的文字或者是罗氏指的集注?依其体例,谓之“编”,较为实际。     我们知道,以《恒河之流》(Γangγ-a yin Urusqal, 1725)闻名蒙古地区,以《汉地佛教史》(Rgya-nag Chos-vbyung, 1736)闻名喇嘛佛教区,以《造像量度经解》(1741)等闻名汉区,复将玄奘《大唐西域记》翻成藏文的十七十八世纪外藩蒙古人工布查布(Γumbujab, <藏文Mgon-po Skyabs。罗氏写作温布札布) 曾编写一部藏蒙汉三体合璧药名的书,收录药名三百馀种。罗子珍此书共收药名三二九种,与工布查布的相近,而且末尾抄录工布查布三体跋文,可知罗氏药名部分完全是工布查布之书的抄写。现在考察罗氏所依版本。工布查布之书海内仅存一两部木刻版,抄本也罕见,故罗氏之本十分珍贵。先录罗氏所抄三体跋文的汉文部分(原无标点):     无上佛尊观世、为救济众生、传世药道永康。释迦佛祖初创药方,印度所由传来,西藏、蒙古、周汉治病各方,无外德行,四海医家自慎行道根本,首先药性书为规鉴,行医不分年在长幼,以有明鉴药书,熟通病药,性质相合,可行疗病。医生慎守此等各方生产名目、药材诸类、节气先後、取采以此名列为宝,时时按规调和用法,祝告山川灵应,保佑众生。如其共类四百四拾四种类。药品者性质之分别,惑[或]有生相与西藏地生材同样而性质不同,总在其生地水土之关系;惑[或]有消化先後遇合性质、其地生产又合其水土,而人生身性不异,何无何有,查知久年经手为根,不可轻行医道;诸药品物,贸易他方,和其远方地气食水,药力有效,则益感性化无伪。不识药性,决不可行医济救众生,惟独食药为要,以此,医学尊为善门。在西藏文寺院、甲辰年、名告温布札布自书,刻为传後世,永远福寿、康宁宇宙,为祝为颂。     不用说,这篇文字也是蒙古医学贵重文献,異日三体合校。唯“在西藏”至“传後世”一语关乎罗氏三体药名的取材,先录藏蒙相应文句再加探讨。
    根据《内蒙古医学史略》, 工布查布《藏蒙汉合璧药方》两次刻板,第二次版刻後记写明时间是雍正十二年甲寅(1734)仲夏;因系再版,作了改订。例如
    罗子珍所录工布查布跋文中,汉文书“甲辰年”正当雍正二年(1724),与《内蒙古医学史略》所引差十年。再查罗氏正文药名:
    两相比较,知罗氏三体药名部分系抄录工布查布药名一书的再版本。     至于药方部分,罗氏序(叶39a,原无标点)谓:     此药成方,是原译西藏文。古有西藏医学院、试验有效之成方,传进中国青海、内外蒙古。各方皆用此种药方配合使用治病者也。 可见乃是日用方子。例如第七方出现於一九三七年即存於郑家屯万育药房的无题签蒙古药方书(汉文), 以及现今于庆祥(1898-?)蒙古文新版《蒙古方剂》 中,确实常见。这七方在蒙古久为使用, 是否也出自某同一部方书呢? 工布查布有一木刻本医书,名字叫:
    蒙汉藏三体合璧,一册,刻本、有图,在内蒙古大学和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的图书馆收藏, 尚未得读。就其方名七珍丹看,或者是一方之名,或是七方合称。若是後者,则与罗氏书所收方数相等;或者罗氏所录即是这七珍丹?待考。  五、编写和著录的年次     关于编写年代,罗氏序言末尾署“大正辛酉年四月十八日书吉”即西曆一九二一年四月十八日。小仓铎二序落款为同年同月十二日。观其内容,知其时此书已编成,罗氏序乃是书成後所作,故成书时间是该年四月。地点在大连满铁本社,因为罗子珍序末尾署明“南满铁道本社外事课勤务蒙古罗子珍集注”。 据调查所得,此书成後,并无别的写本,所以再记述其在满铁大连图书馆入库时间及著录情形。     该书末尾一空白页钤满铁大连图书馆入藏印,椭圆形,中间两横行数字,上一行:101658,係在库号码,下一行:10.6.20,乃入藏日期。此馆入藏印上的日期有两种表示形式,这是其一;另一种是在数字上有“昭”字,指昭和这个年号。数字依次为年、月、日。该馆建立於大正七年(1918),至昭和二十年(1945)结束,故此书入库有两种可能的时间:大正十年,或昭和十年。但是该馆出版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大连图书馆和汉图书分类目录》第六编上册收录直到昭和八年(1933)十二月三十一日在库医学等书,此书在其中,故只能是大正十年(1921)。 上述分类目录著录此书的文字如下(照录原文):  西藏药材蒙藏汉名录记  1 (蒙古)罗子珍编 大连  大正10  和大(写本) 六、殖民统治与医疗:编写原委 关于这个问题,兹先录罗氏自序正文全文(原无标点):     读知藏汉文史书,查明:称中国者最古;惟药材出产种类,西域诸多。昔年唐朝时代,太宗李世民之时称西凉者,後改称西藏至今者,西藏其时唐代西凉王名,称苏隆賛勘布(璞按即藏文Srong-btsan Sgam-po,今译松赞干布)者,与唐王李世民相征天下,而後来和;唐王、该凉王结亲。善和之後,西藏王苏隆赞勘布亲身督察藏地,国范最重教养民命,善修四德,甚重三尊,施舍三种之门。三尊者佛尊、师尊、经尊。三施者之门,讲:施食者为一,施药者为二,施舍衣者为末。因此之故,那时西藏王亲自监督,专门研究药品,试验有效者药材皆述记,部册为卷。还讲将药料配和为细,炼成丸散膏丹之时,其手术人必得戒净身体,口诵练丹经咒,为造药实见灵验。因有此故,西藏风俗炼药之法,传习以行。或有疗病之时,若有病者服药无效,不用药品治病,固信读诵炼丹经咒疗病。此读诵经名,称「善和八祥经」。然此习气、读诵经疗病之风俗,已传进中国之青海、及内外蒙古,甚胜至今耳。     以上此节叙述西藏医学来历,并以“药”或“诵经”治病二法,标明西藏古来特重药材疗效。罗氏此节文字,可注重其看法,不究其是否合乎史实。接着又写道(原无标点):     为此察想,世间凡事时兴一种之事,必有一种之原故。今将西藏昔来已经用过有效验之药材名录,抄写三体蒙汉藏名目分类列右,备为倘惑[或]医家采用各方药料之时,得其原地土名,指采便利。而查古今各方用来有效者,药料、性质、精力几何,有益济世间性命者也。     本节说明编写缘起,是为医者采用西藏药材时能得其土名,故编三体对照药名录;为济世救人列出古今有效验之西藏医方(也即蒙古药方),并说明其药料配伍、性质、功效、服法等等。 书末例言,罗氏更从自己生活时代的世界大势发挥这样的思想(原无标点):     而今涉素略通文字之国民,善讲口头上之文明二字为表饰、自各称明家之时代。为此吾人笨愚之心,现下虽是进化维新、日追新法之便利,主见诸多被文明句语,相对彼此有力之国民,调查他国,其来源非由先详查夫国风俗习惯、历来用渡衣食饮料酒果药品房室,而详查他国民情,何种为贵之内性由起用渡,至今非得详其衣食药品,不可得知他其先有何等文明程度者传来。为此,特意将蒙藏历来食用惯以药料名目及用法,选摘几种,为善会调查志士者用料。慨知内容不离相差之材料,实在吾人之意,而为亚洲人间相知情形者,同洲众生言语有异、其食不同之故,专心查出蒙藏文药方药料,献为好关心各国风俗人情用渡来源药品之配和,用计备书参考。有何取味、有用无易(益?),皆在御览者明鉴。 再看小仓序言(原文日文,笔者译为汉文): 《西藏药材蒙藏汉名录记》,一册。 右係本课嘱託喀尔泌[沁]蒙古人罗子珍氏集注,就蒙藏汉古来惯用药材对校其名称,解示主要药方,提供此种研究者之便览,益处不少。 大正十年四月十二日 总务部外事课长 小仓铎二  誌 所言编写此书的用途,与罗氏自序相仿。     值得注意者,此书由满铁总务部外事课长写序文,阐明其价值;此序左数第二行上部破栏钤“外事课寄赠”字样,都表明此书的编写,非罗子珍心愿,而是作为嘱託,由外事课委託编写,完成後交该课保存,该课长照例写一篇序言,说明缘起,後转赠满铁图书馆入藏。     满铁为什麽要编写这种书呢?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表面是铁路公司,但对日本负多重使命,乃国策公司,最重要使命之一是往我国东北移民,以实现其“大陆日本”的梦想。为使其职工生活及殖民政策顺利进行,都必须调查东北、东部内蒙古乃至中国北部的风土、自然环境,特别是药物资料、卫生医疗状况,出于此种考虑,会社成立不久,即在奉天建立南满洲医学堂(後改为满洲医科大学,仍属满铁),开展教学与调查、研究;在大连的中央实验所,也设立本地植物本草标本室,并发表研究与调查报告。後来满洲医科大学设立开拓医学研究所,专门研究日本朝鲜移民医疗卫生问题,发行刊物。一九一五年满铁中央实验所福原勲雄、 中尾万三 即在东部内蒙古采集标本、调查喇嘛医学,并设法获得西藏药方书二卷(四十叶),满洲医科大学专门、广泛收集研究药材资源, 《西藏药材蒙藏汉名录记》的编写也是因为这种急切的需要。
七、结论     根据自述,罗子珍光绪二十八年(1902)在北京经考试获得四种语言的国师(dörben kele yin güüši)这种蒙古喇嘛的学位, 证明具有翻译藏、满、蒙、汉语文能力。但时值大清(1644-1912)末造,一切都走下坡路,故像上面看到的,罗氏的藏汉文常有差错,颇难阅读。     称医学,得有成套的理论解释。清代並没有蒙古医学。所谓蒙古医学就是喇嘛医学,也就是西藏医学。蒙古医学之名也是一九四九以後起的。喇嘛医学是西藏医学的直接移植,但对汉医汉药有所借用。最有学问的蒙古喇嘛均游学卫藏,至少是甘青一带的拉卜楞、塔尔寺,若果有学问,则以藏文著述。但是蒙古医学仍有地方特徵,比如药名药方配以蒙古文,再添加汉文,前者显示了传统的根源,後者表现的是地理、药材上的联繫。三体合璧药名册子看似平常,恰是对清代漠南蒙古地理文化位置的恰好说明。     医学著作也有映现人际关系、时代特徵的作用。罗氏此书既为满铁委託编写,就反映出蒙古人在近代面临的新的局面。前面说过,二十世纪初年,日本人即在东部内蒙古调查采集植物本草资源,调查喇嘛医学;後来由满铁卫生课或者关东军司令部主办(“主催”),满洲医科大学由校长带队,由志愿者参加的蒙古巡廽疗诊队在每年暑期赴东部内蒙古,免费诊治,作地方病调查, 其时蒙古医术成了被记录和检验的对象,这不能不说是喇嘛医学和蒙古民族面临新的处境的一部分。 罗子珍这样觉醒的蒙古人,在这节骨眼上回顾、理解蒙古的过去与现在的生活,忧虑重重,于是受雇满铁撰写蒙古文《蒙古风俗鉴》一书。 就蒙古药方这个领域,在本文之前,民国二十六年(1937)沈阳满洲医科大学黑田源次教授已经用现代学问的方法对所收集的一册蒙古药方作了整理, 那是现代研究的开端。 他还在文末附记十三种处方的名称及效用,并刊出药匙与药袋照片,十分仔细。     就蒙古医学的立场,罗氏此书只不过撮抄工布查布之旧文,并无新的识见,充其量提供一个手册而已。但此种手册在当时蒙古地区亦非多有,而是很珍贵。日本人曾花大气力才到手一册, 而以今天的著录,蒙古文旧医籍仅四○五种,包括许多《四部医典》不完整的蒙文译本,多数是写本,内中本草方书祝由类六十八种。 罗子珍所编,在写本中年代稍晚,但在同类资料的保存上也属于凤毛麟角,对于近代蒙古医学及蒙古文化、日本殖民统治的研究,仍有价值;对近代蒙古启蒙学者罗子珍本身的研究,更有用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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