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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献学思想研究论纲 |
作者:陈晓华 |
    历史文献学是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说它古老,是因为它的历史可以上溯到2000多年前的孔子时代;说它年轻,是因为真正建立起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体系仅在20世纪20年代,而历史文献学独立成为专门课程的时间则距今更近。20世纪中期,一批国学大师们在各大学执教讲解国学时,相关文献学科目才出现,如史学大师陈垣曾在辅仁大学讲授史源学,著名文献学家余嘉锡亦曾于辅仁大学讲授目录学等。这个时期,可谓历史文献学第一次发展时期。     20世纪80年代以后,历史文献学迎来第二次发展完善高峰,张舜徽、白寿彝、吴枫等先生为历史文献学建构了理论框架,各大院校均纷纷设置历史文献学专业,招收本科生、研究生等,并开设出配套课程,有的学校还推出了函授课程,在文献整理实际方面,整理出版了数千种古籍单行本外,更有一些超级大工程令世人瞩目,如号称“十全大补”的古籍整理点校工程,实践与理论建设,同步进行,历史文献学蔚然大兴。     此外,有关文献的研究著作从传统的考辨型到新方法研究型,层出不穷。传统的如余嘉锡的《四库提要辨证》、胡玉缙的《四库总目提要补正》等;新型研究型,如周少川教授探索的多学科结合研究的结晶《藏书与文化——古代私家藏书文化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为文献学与文化史、社会史研究相结合的典范。周少川教授还呼吁文献学与学术史、与出土文物的研究结合,走专题研究之路,指导了新世纪历史文献学学科的航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总而言之,20世纪文献学在学科建设和实践工作上所取得的成就都是无愧于先人,无愧于时代的。遗憾的是,前人虽为我们学科构建了基础,但在具体研究中,多的是实际操作,缺少的是对文献学思想的探讨。即使有所探讨,也多是文献的某一类或断代某类文献学思想的研究,或掺杂于某一科目中,或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出现,如来新夏的《古典目录学浅说》(中华书局2004年)、赵仲邑的《校勘学史略》(岳麓书社1983年)、余庆蓉及王晋卿《明代目录学思想》(湖南教育1998年)等,迄于今,尚未有系统有实力的专著问世。     而由实践到思想再到实践是必然的过程。文献学家在历史长河中的实践,必然上升为思想,为再次实践导航。我们的史学有思想,已经无庸置疑了,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文献学亦是应该有思想的。知行的关系谁先谁后虽然有争议,但二者缺一不可。无思想即为无源之水,文献学也难以发展到今天。     为此,下面拟从专题的角度谈谈如何进行历史文献学思想研究,简单梳理一下有关历史文献学的思想。 一. 需要澄清的几个概念     1.文、文献与古典文献、历史文献      就“文”、“文献”,“古典文献”、“历史文献”的概念而言,经历了历史的演变与现今学界的不同认知。古代典籍如《易经》《论语》《文献通考》《通志》等就“文”、“文献”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展示了对它们认识的变化发展。 进入近代后,如郑鹤声与郑鹤春的《中国文献学概要》(上海古籍2001年)、张舜徽的《中国文献学》(中州书画社1982年)、吴枫的《中国古典文献学》(齐鲁书社1982年版)、来新夏的《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洪湛侯的《中国文献学新编》(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杨燕起主编的《中国历史文献学》(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孙钦善的《中国古文献学史》(中华书局1994年) 等对“文”以至“历史文献”均做出了论述。到今天,对文献的研究遂分化为古典、历史两家。这个变化的内因外因,诸如时代与文化的动因等,均值得我们去认识。其中,理论与学术的导向,当是我们梳理的重点。 此外,对“文”至“历史文献”认识发展的清理,也是我们不能忽视的问题。    2.如何看待历史文献学思想与相关学科思想的交叉重合     就我国传统文化而言,素讲究会通合和,在学术上遂有分类不明的特色。其结果,一方面使每一观念范畴与其他范畴都相应合一,因而另一方面也模糊了两范畴之间的形式或本质上的差异。如程伊川在论心善恶时云:“‘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其实一’” 。此类之言在朱熹、王阳明那里也甚多,其目的均在说明“合一、相融”,而忽视了“层次与过程的差异”。 这种哲学致使我国由来不注重学科观念,缺乏对观念的精确界说和细密分辨,以及观念之间与观念形态的名言与命题间的关系。这与我国古代学者历来博通也是一脉相通的,是需要意识不断完善方能超越的藩篱。 研究历史文献学思想,也就必然避免不了与哲学、史学、文化史、学术史等思想的交叉重合,如“会通与断代”的思想,可以说文、史、哲三界均有,如何界定,也就至为关键。    二.历史文献学家的文献学思想 (一)目录学家的文献学思想     我国古代目录学家的文献学思想是可供开垦的丰富的宝地。在我国古代目录学发展史上,自西汉末刘向奉诏整理书籍,“条其篇目,撮其旨意” ,创目录学史上解题目录的先例起,书目提要的存在就不仅仅是为了“甲乙记数之需”,而有“著录部次,辨章流别,将以折衷六艺,宣明大道”的功用, 从某种程度上说,可谓一种特殊的思想著作。编撰者们的好恶、喜怒、忧思、渴望无不与其内容应和着,丰富的书目提要在他们的笔下被赋予了他们的理念,表现出编撰者从自己的时代出发作出的对各个时代及其书籍的思考,映射出浓厚的时代氛围。无论官家的《隋书•经籍志》、《崇文总目》,还是私家的《直斋书录解题》、《经义考》等,无一不沿续这一优良传统。到清代官修《总目》时,更是发扬光大,它在继承书目提要的学术传统的同时,也在书目提要中蕴涵了丰厚的思想文化内涵。     通观而言,目录学界的文献学思想约略如下: 1.解题的思想。自刘向《别录》建叙录体,以明书的旨归。其制,后世书目则或续或断。有解题的目录书,现存者如《隋书•经籍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马端临《通考•经籍考》、《四库总目提要》之类。     《隋志•簿录类》云:“汉时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剖析条流,各有其部,推寻事迹,疑则古之制也。自是以后,不能辨其流别,但记书名而已。博览之士疾其浑漫,故王俭作《七志》,阮孝绪作《七录》并皆别行。大体虽准向、歆,而远不逮矣。”极为推崇叙录的体制。     刘向父子所创的叙录体,历经魏晋六朝的演变,产生了如王俭《七志》的传录体,以及史志体的解题目录,到了宋代更臻完备。朱彝尊称宋代的《崇文总目》“凡一书大义,必举其纲,法至善也。其后若《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等编,咸取法于此。” 《郡斋读书志》等对《崇文总目》的继承,则进一步提高了书目提要的学术价值。《郡斋读书志》“于书名之后或具作者始末,或论书中要指,或详学派渊源,或篇章之次第。每览一书,辄详始末” 。《直斋书录解题》则于各书之下“各详其卷帙多少、撰人名氏,而品题其得失,故曰‘解题’。古书之不传于今者,得籍是以求其崖略;其传于今者,得籍是以辨其真伪,核其异同。亦考证之所必资” 。至清修《四库全书总目》,解题的思想达至顶峰。“四部之首,各冠以总序,撮述其源流正变,以挈纲领,四十三类之首,亦各冠以小序,详述其分并改隶,以析条目。如其意有未尽,例有未该,则或于子目之末,或于本条之下,附注案语,以明通变之由。”      这些目录书,无论官撰还是私修,作者们均于其中揭示了丰富的解题思想,等待我们去挖掘。余嘉锡在其《目录学发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周少川在《古籍目录学》(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有详细论述。 2.读书治学的思想。清金榜曰“不通《汉书•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  ,王鸣盛曰 “目录之学,学中第一要紧,必从此问涂,方能得其门而入” 。 最具代表性的是,《四库全书总目》在总结中国古代学术文化,指引治学门径方面所起的作用。《四库全书总目》以其简炼严密的序论和提要阐述了古代学术源流、各书作者的事迹、内容正误、价值高低,考证精详,有许多精确的论证,它是对18世纪以前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一次大总结,许多学术观点至今仍值得借鉴。它为后来热心或致力于传统文化者指明了读书治学的门径。张之洞在《輶轩语》中明确地指出了《四库全书总目》指导治学的功用,他讲道:“今为诸生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 如其所言,许多著名学者都是因受益于《四库全书总目》而出类拔萃。史学大师陈垣少年时就接触《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总目》在他治学生涯中起了极大的作用。1896年,他买到《四库全书总目》,开始阅读。以后几年中,“又把这本书读了好几遍。这样,他从少年时代开始,就掌握了比较丰富的目录学知识,为他后来从事史学研究和教学,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对当时的陈垣来说,《四库全书总目》是指示方径的指南。他从中所获得的丰富的目录学知识,是他日后畅游史学园地的坚实基石。余嘉锡治学也从《四库全书总目》始 ,他从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十七岁时始读《四库全书总目》,“遂穷日夜读之不厌”  ,为治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称《四库全书总目》具有“衣被天下,沾溉靡穷,嘉、道以后,通儒辈出,莫不资其津逮,奉作指南,功既巨矣,用亦宏矣” 的效力。至今,《四库全书总目》仍为治国学者或爱好传统文化者指示着读书治学的门径。就读书治学思想而言,目录书的表现无疑是极富特色的。 3.知人论世的思想。自有目录书起即有,余嘉锡所谓“观《别录》、《七略》之记载,于作者之功业学术性情,并平生轶事,苟有可考,皆所不遗。使百世之下,读其书者,想见其为人,高者而闻风兴起,次者亦神与古会。凡其人身世之所接触,怀抱之所寄托,学者观叙录而已得其大概,而后还考之于其书,则其意志之所在,出于语言文字之表者,有以窥见其深。斯附会之说,影响之谈,无自而生,然后可与知人论世” ,大家气概,见识深厚。诸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余嘉锡的《四库提要辨证》、胡玉缙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等,均继承发扬了知人论世思想,而做出系统总结的,非余嘉锡的又一力作——《目录学发微》莫属。 5.图书分类的思想。就分类而言,自刘向《七录》创七分法,到《隋书•经籍志》四分法正式确立,四分法虽为主流,但其间变化反复确也不少,致使最终走向了近代文献分类的多元,虽《续修四库总目提要》仍挽留并继续实践四分法,也无济于事。 图书分类的总体发展趋势为:七分——四分——七分——二十——四分——十二——多元。郑樵的《通志》等对图书分类有所认识。而文献著述及目录书中分类的变化发展与反复,可上观学术的分承转合与发展变迁,及社会发展和时代文化对文献的影响,图书分类实际上就是在抒写学术史。因此,图书分类无疑是学术思想的反映。 6.会通和断代的思想。刘向在《列子书录》中称“各有所明,亦有可观者”,郑樵的《通志•总序》品评会通与断代,“自《春秋》之后,惟《史记》擅制作之规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会通之旨。司马氏之门户,自此衰矣”,《四库总目提要》的融和古今学术的言论,皆为文献学家的会通与断代思想的发抒及供人研究的场所。 当然,历史文献学的“会通与断代”是就历史文献编纂方式方法而言,而哲学是注重其中的义理,史学则谈的是历史的见解与观点。 7.“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的思想。可以说是目录书与生具有的特点。章学诚的《校雠通义》首提此口号,其后论说者众多,如张尔田在《校雠学纂微序》中说目录书“重在周知一代之学术,及一家一书之宗趣,事乃与史相纬。而为此学也,亦非殚见洽闻,疏通致远之儒不为功”,今仍响亮,为目前研究目录学者之器用。 8.价值伦理观。借助书目及其提要言道,亦是目录学家抒发个人抱负的场所。钱振新、朱天俊等目录学家在90年代初倡导,将目录学史与传统文化背景和哲学思考相结合,从而引发了目录学价值伦理的探讨。傅荣贤亦为其中较突出的一位。他在《论传统目录学之伦理观》中指出,古代书目体系不仅是“学术之宗”,更是“明道之要”,传统目录学以儒家伦理观念为基本取向,在文献整序过程中隐含着对 天、地、人三“道”的整序,表现出超越“甲乙簿录”之上的伦理追求与伦理实现。另外傅荣贤还在《对传统目录学的全新理解》、《论传统目录学的价值观》、《传统目录学的核心理论》等文中对此加以了论述。我们要做的进一步工作是在学者们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整体上对目录学家的价值伦理观做出系统的清理。 (二)考据家的文献学思想 1.校勘与版本学思想。校勘与版本学思想往往有相和的部分。这方面研究者不少,要做的是进一步深化拓展的工作。象“明人刻书书亡”、“凡古书,翻刻不如原刻,明刻不如宋刻”、陈垣的校勘四法等,以及王念孙的《读书杂志》等呈现的校勘与版本等思想,就思想而言可挖掘,其背后的文化现象也是不可忽视的,有待系统梳理与研究。 2.辨伪学思想。诸如明代胡应麟的《四部正讹》,清代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黄云眉的《古今伪书考补正》、张心瀓《伪书通考》、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与《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以及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古史辨派的辨伪思想等,展示了我国考据学家辨伪思想的丰富。研究之,辅以刘重来《中国文献辨伪学跨世纪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9年第6期》),将会相得益彰。 对以上的研究颇多,但世纪之初,条纲举目,甚为必要,倘能推陈出新,不啻为善举。 二.历史文献学家的文化学术政治观 1.三统一化一势观。文献为政治服务的思想。三统:道统、正统、政统。一化:教化致治。刘向《战国策书录》所言之“移风之化”,班固《汉书艺文志叙录》“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隋志》所道“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四库总目》所述“经秉圣裁,垂型万世”;一势:时势。刘向《战国策书录》“非威不立,非势不行”等, 均值得深入研究,可以说目前尚是新开辟的研究领域,关键是如何界定问题,以之其独特个性区别于哲学和史学。 2.义理考据辞章观。三者之间关系如何,引发了不少文献学家的讨论,聚象则为如今古文、汉宋门户之争,影响中国学术尤为巨大。    今古文之争,汉代诸多大儒讨论过,至郑玄遂融通之。汉宋门户,有纪昀、江藩、方东树等的讨论。纪昀,一方面,他在《总目》中欲调和百家,容纳汉宋学,体现他的朝代的宏阔与宽容。他详述古今学术源流、文章体裁异同分合,“剖析条流,斟酌古今,辨章学术,高挹群言” ,却一方面极度厌恶宋学家的不切实际,喜欢实学,强调“以实心励实行,以实行励实用” ,另一方面又不满汉学虽笃实谨严、征实不诬,却过于拘琐,抑制了思维的发散,深陷于文献中不能自拔的弊病,诸种矛盾,实际上是“义理考据辞章”之辨的折射,至于今仍余波绵绵。 3. 绍先继志承统观。文献产生的动机,往往基于此。如司马迁的《史记》、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等,无不因绍续先志而作。 三.历史文献学思想的发展历程     需要梳理历代史书经籍志及有代表性的文献著作的文献学思想,如《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宋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等著作,重在突出他们各自的特色,自身特有的社会环境、社会思潮、政治文化学术气息,走专题、专体与专学研究结合之路。 四.历史文献学思想研究的意义     历史发展到今天,历史文献也走过了千年的风雨,对作为一门学问的历史文献学也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对自身学术学理的清理,对它的未来走向至关重要,研究历史文献学思想,也就成为了历史文献学自身发展的需要。而对它的清理,也不啻为学术思想史增添了重量与分量,汇入了新时代各界思想史的总结完善的阵营,顺应了学术文化发展的主流,为新时代的开篇谱写了新气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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