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物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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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会转型期馆员的心理问题与自我心理建设
“中国历史文选”课应定位于多功能
《国语》与《史记》记述范蠡比较
《淮南子》廉政理论撷英
国家图书馆所藏《四库全书总目》稿本述略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满文古籍孤本提要
传统目录学表微
大典本《新安志》佚文研究
安徽杜诗学文献述略
保护典籍,致力经史——朱彝尊的文献学成就
孟学的演进及其时代特色
20世纪古籍整理的成就及今后的工作
对于《太平广记》的整体文化观照
《奉天通志》征引书目辑录
关于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基本理论的几个问题
论汉代“通经致用”思潮对古文献整理的影响
金毓黻赴日搜求东北史地文献考略
旧志整理要注重点校质量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满文古籍孤本著录札记
历史文献学思想研究论纲
两汉乐赋中所见音乐理念的新突破
历史文献学是历史系的不能承载之重
试论王应麟的文献学成就——以《困学纪闻》为例
钱 穆 的 考 据 学 思 想
钱大昕的汉学、宋学和清学观
钱大昕在新、旧《唐书》研究上的成就
《清史稿•徐邦道传》释证
试论费宏政治生活三事
述魏晋南北朝时期文献学的成就
《宋史全文》(理宗部分)点校商榷
谈 古 籍 注 释
探讨唐朝对营州(辽宁)的统治
对于历史文献学科的一点思考
西夏文献资料述略
鲜卑石室祝文辨疑
谢圣纶与《滇黔志略》
从《徐乃昌日记》考论随庵金石收藏特色
玄学思潮与东晋南朝史学
关于颜延之《庭诰》的几个问题
重视海外华侨华人历史文献的搜集与整理
中原典籍的入辽及其贡献
钱穆论朱熹
唐代男女初婚年龄的历史变迁
和諧原理三題
国学家的精神世界——对章太炎与《苏报案》的再认识
易学特点
孔子不是民主的敌人
“道统”与朱子的新儒学
論利瑪竇傳教模式的歷史意義
面向世界:后“五四”时期一个倾向的延续
学术上白手起家的罗振玉——《上虞罗氏枝分谱》资料的发掘利用
羅振玉在近代書法史上的地位
羅振玉父子對西夏學的貢獻
王國維《詠史二十首》手寫本的文獻價值
廖季平先生的经学传承
王献唐年谱
论书目的学术史价值
雍正帝与《龙藏》
明末版权史事钩沉——崇祯十三年金陵石啸居刻《四书大全辩》卷首版权文件十四通读后
“绝代坊贾”陈济川和孙殿起
顾廷龙晚年的版本目录学思想述略
马一浮佚诗佚文小笺——马一浮与龙榆生交往因缘剪影
讀錢罪言
敦煌本《壇經》錄校三題
《左传》疑义新证
《盐铁论》可与《史记》互证“实录”
《宋史•李性传传》考补
殷墟甲骨祭祀卜辭中“伐”與犧牲關係考
“士伍”本义与赵至身分之谜
酂侯萧何封地考
“太史公遭李陵之祸”述评
歆、莽关系新论
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唐代谱学
论宪穆敬文武宣六朝的皇权嬗递及其间宦官权力的变化
漢代社會的讀書生活
汉赋与制度
诔文写作与亡者悼念——《世说新语》与《文心雕龙》研究札记
辽代文化及其历史地位
钱大昕的天文历法研究成就
《左传》预言及其文学价值
通才、絕藝與淒美戀情——关于姜夔的二三断想
论方拱乾诗及其家法的递嬗
由大历史而小历史:20世纪长篇传记发展鸟瞰
書藝旁徵
想象与意象表达:书法创作与审美的泛化对应关系
《虹月楼记卷》和冯子振墨翰
內藤湖南的史觀與史論──基於對其《支那史學史》的分析
蔡元培先生的一篇佚文——《历史学派经济学序》
文渊阁《四库全书》成书年代考
明代西洋三书的世界性意识 ——读《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
東洋文庫藏《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資料隨錄
《新箋決科古今源流至論》的版本鑒定
大連著述考略
殖民统治与医疗:罗子珍编《西藏药材蒙藏汉名录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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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献学思想研究论纲
作者:陈晓华
    历史文献学是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说它古老,是因为它的历史可以上溯到2000多年前的孔子时代;说它年轻,是因为真正建立起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体系仅在20世纪20年代,而历史文献学独立成为专门课程的时间则距今更近。20世纪中期,一批国学大师们在各大学执教讲解国学时,相关文献学科目才出现,如史学大师陈垣曾在辅仁大学讲授史源学,著名文献学家余嘉锡亦曾于辅仁大学讲授目录学等。这个时期,可谓历史文献学第一次发展时期。
    20世纪80年代以后,历史文献学迎来第二次发展完善高峰,张舜徽、白寿彝、吴枫等先生为历史文献学建构了理论框架,各大院校均纷纷设置历史文献学专业,招收本科生、研究生等,并开设出配套课程,有的学校还推出了函授课程,在文献整理实际方面,整理出版了数千种古籍单行本外,更有一些超级大工程令世人瞩目,如号称“十全大补”的古籍整理点校工程,实践与理论建设,同步进行,历史文献学蔚然大兴。
    此外,有关文献的研究著作从传统的考辨型到新方法研究型,层出不穷。传统的如余嘉锡的《四库提要辨证》、胡玉缙的《四库总目提要补正》等;新型研究型,如周少川教授探索的多学科结合研究的结晶《藏书与文化——古代私家藏书文化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为文献学与文化史、社会史研究相结合的典范。周少川教授还呼吁文献学与学术史、与出土文物的研究结合,走专题研究之路,指导了新世纪历史文献学学科的航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总而言之,20世纪文献学在学科建设和实践工作上所取得的成就都是无愧于先人,无愧于时代的。遗憾的是,前人虽为我们学科构建了基础,但在具体研究中,多的是实际操作,缺少的是对文献学思想的探讨。即使有所探讨,也多是文献的某一类或断代某类文献学思想的研究,或掺杂于某一科目中,或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出现,如来新夏的《古典目录学浅说》(中华书局2004年)、赵仲邑的《校勘学史略》(岳麓书社1983年)、余庆蓉及王晋卿《明代目录学思想》(湖南教育1998年)等,迄于今,尚未有系统有实力的专著问世。
    而由实践到思想再到实践是必然的过程。文献学家在历史长河中的实践,必然上升为思想,为再次实践导航。我们的史学有思想,已经无庸置疑了,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文献学亦是应该有思想的。知行的关系谁先谁后虽然有争议,但二者缺一不可。无思想即为无源之水,文献学也难以发展到今天。
    为此,下面拟从专题的角度谈谈如何进行历史文献学思想研究,简单梳理一下有关历史文献学的思想。
一. 需要澄清的几个概念
    1.文、文献与古典文献、历史文献 
    就“文”、“文献”,“古典文献”、“历史文献”的概念而言,经历了历史的演变与现今学界的不同认知。古代典籍如《易经》《论语》《文献通考》《通志》等就“文”、“文献”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展示了对它们认识的变化发展。
进入近代后,如郑鹤声与郑鹤春的《中国文献学概要》(上海古籍2001年)、张舜徽的《中国文献学》(中州书画社1982年)、吴枫的《中国古典文献学》(齐鲁书社1982年版)、来新夏的《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洪湛侯的《中国文献学新编》(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杨燕起主编的《中国历史文献学》(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孙钦善的《中国古文献学史》(中华书局1994年) 等对“文”以至“历史文献”均做出了论述。到今天,对文献的研究遂分化为古典、历史两家。这个变化的内因外因,诸如时代与文化的动因等,均值得我们去认识。其中,理论与学术的导向,当是我们梳理的重点。
此外,对“文”至“历史文献”认识发展的清理,也是我们不能忽视的问题。
   2.如何看待历史文献学思想与相关学科思想的交叉重合
    就我国传统文化而言,素讲究会通合和,在学术上遂有分类不明的特色。其结果,一方面使每一观念范畴与其他范畴都相应合一,因而另一方面也模糊了两范畴之间的形式或本质上的差异。如程伊川在论心善恶时云:“‘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其实一’” 。此类之言在朱熹、王阳明那里也甚多,其目的均在说明“合一、相融”,而忽视了“层次与过程的差异”。 这种哲学致使我国由来不注重学科观念,缺乏对观念的精确界说和细密分辨,以及观念之间与观念形态的名言与命题间的关系。这与我国古代学者历来博通也是一脉相通的,是需要意识不断完善方能超越的藩篱。
研究历史文献学思想,也就必然避免不了与哲学、史学、文化史、学术史等思想的交叉重合,如“会通与断代”的思想,可以说文、史、哲三界均有,如何界定,也就至为关键。
   二.历史文献学家的文献学思想
(一)目录学家的文献学思想
    我国古代目录学家的文献学思想是可供开垦的丰富的宝地。在我国古代目录学发展史上,自西汉末刘向奉诏整理书籍,“条其篇目,撮其旨意” ,创目录学史上解题目录的先例起,书目提要的存在就不仅仅是为了“甲乙记数之需”,而有“著录部次,辨章流别,将以折衷六艺,宣明大道”的功用, 从某种程度上说,可谓一种特殊的思想著作。编撰者们的好恶、喜怒、忧思、渴望无不与其内容应和着,丰富的书目提要在他们的笔下被赋予了他们的理念,表现出编撰者从自己的时代出发作出的对各个时代及其书籍的思考,映射出浓厚的时代氛围。无论官家的《隋书•经籍志》、《崇文总目》,还是私家的《直斋书录解题》、《经义考》等,无一不沿续这一优良传统。到清代官修《总目》时,更是发扬光大,它在继承书目提要的学术传统的同时,也在书目提要中蕴涵了丰厚的思想文化内涵。
    通观而言,目录学界的文献学思想约略如下:
1.解题的思想。自刘向《别录》建叙录体,以明书的旨归。其制,后世书目则或续或断。有解题的目录书,现存者如《隋书•经籍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马端临《通考•经籍考》、《四库总目提要》之类。
    《隋志•簿录类》云:“汉时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剖析条流,各有其部,推寻事迹,疑则古之制也。自是以后,不能辨其流别,但记书名而已。博览之士疾其浑漫,故王俭作《七志》,阮孝绪作《七录》并皆别行。大体虽准向、歆,而远不逮矣。”极为推崇叙录的体制。
    刘向父子所创的叙录体,历经魏晋六朝的演变,产生了如王俭《七志》的传录体,以及史志体的解题目录,到了宋代更臻完备。朱彝尊称宋代的《崇文总目》“凡一书大义,必举其纲,法至善也。其后若《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等编,咸取法于此。” 《郡斋读书志》等对《崇文总目》的继承,则进一步提高了书目提要的学术价值。《郡斋读书志》“于书名之后或具作者始末,或论书中要指,或详学派渊源,或篇章之次第。每览一书,辄详始末” 。《直斋书录解题》则于各书之下“各详其卷帙多少、撰人名氏,而品题其得失,故曰‘解题’。古书之不传于今者,得籍是以求其崖略;其传于今者,得籍是以辨其真伪,核其异同。亦考证之所必资” 。至清修《四库全书总目》,解题的思想达至顶峰。“四部之首,各冠以总序,撮述其源流正变,以挈纲领,四十三类之首,亦各冠以小序,详述其分并改隶,以析条目。如其意有未尽,例有未该,则或于子目之末,或于本条之下,附注案语,以明通变之由。” 
    这些目录书,无论官撰还是私修,作者们均于其中揭示了丰富的解题思想,等待我们去挖掘。余嘉锡在其《目录学发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周少川在《古籍目录学》(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有详细论述。
2.读书治学的思想。清金榜曰“不通《汉书•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  ,王鸣盛曰 “目录之学,学中第一要紧,必从此问涂,方能得其门而入” 。 最具代表性的是,《四库全书总目》在总结中国古代学术文化,指引治学门径方面所起的作用。《四库全书总目》以其简炼严密的序论和提要阐述了古代学术源流、各书作者的事迹、内容正误、价值高低,考证精详,有许多精确的论证,它是对18世纪以前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一次大总结,许多学术观点至今仍值得借鉴。它为后来热心或致力于传统文化者指明了读书治学的门径。张之洞在《輶轩语》中明确地指出了《四库全书总目》指导治学的功用,他讲道:“今为诸生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 如其所言,许多著名学者都是因受益于《四库全书总目》而出类拔萃。史学大师陈垣少年时就接触《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总目》在他治学生涯中起了极大的作用。1896年,他买到《四库全书总目》,开始阅读。以后几年中,“又把这本书读了好几遍。这样,他从少年时代开始,就掌握了比较丰富的目录学知识,为他后来从事史学研究和教学,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对当时的陈垣来说,《四库全书总目》是指示方径的指南。他从中所获得的丰富的目录学知识,是他日后畅游史学园地的坚实基石。余嘉锡治学也从《四库全书总目》始 ,他从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十七岁时始读《四库全书总目》,“遂穷日夜读之不厌”  ,为治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称《四库全书总目》具有“衣被天下,沾溉靡穷,嘉、道以后,通儒辈出,莫不资其津逮,奉作指南,功既巨矣,用亦宏矣” 的效力。至今,《四库全书总目》仍为治国学者或爱好传统文化者指示着读书治学的门径。就读书治学思想而言,目录书的表现无疑是极富特色的。
3.知人论世的思想。自有目录书起即有,余嘉锡所谓“观《别录》、《七略》之记载,于作者之功业学术性情,并平生轶事,苟有可考,皆所不遗。使百世之下,读其书者,想见其为人,高者而闻风兴起,次者亦神与古会。凡其人身世之所接触,怀抱之所寄托,学者观叙录而已得其大概,而后还考之于其书,则其意志之所在,出于语言文字之表者,有以窥见其深。斯附会之说,影响之谈,无自而生,然后可与知人论世” ,大家气概,见识深厚。诸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余嘉锡的《四库提要辨证》、胡玉缙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等,均继承发扬了知人论世思想,而做出系统总结的,非余嘉锡的又一力作——《目录学发微》莫属。
5.图书分类的思想。就分类而言,自刘向《七录》创七分法,到《隋书•经籍志》四分法正式确立,四分法虽为主流,但其间变化反复确也不少,致使最终走向了近代文献分类的多元,虽《续修四库总目提要》仍挽留并继续实践四分法,也无济于事。
图书分类的总体发展趋势为:七分——四分——七分——二十——四分——十二——多元。郑樵的《通志》等对图书分类有所认识。而文献著述及目录书中分类的变化发展与反复,可上观学术的分承转合与发展变迁,及社会发展和时代文化对文献的影响,图书分类实际上就是在抒写学术史。因此,图书分类无疑是学术思想的反映。
6.会通和断代的思想。刘向在《列子书录》中称“各有所明,亦有可观者”,郑樵的《通志•总序》品评会通与断代,“自《春秋》之后,惟《史记》擅制作之规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会通之旨。司马氏之门户,自此衰矣”,《四库总目提要》的融和古今学术的言论,皆为文献学家的会通与断代思想的发抒及供人研究的场所。
当然,历史文献学的“会通与断代”是就历史文献编纂方式方法而言,而哲学是注重其中的义理,史学则谈的是历史的见解与观点。
7.“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的思想。可以说是目录书与生具有的特点。章学诚的《校雠通义》首提此口号,其后论说者众多,如张尔田在《校雠学纂微序》中说目录书“重在周知一代之学术,及一家一书之宗趣,事乃与史相纬。而为此学也,亦非殚见洽闻,疏通致远之儒不为功”,今仍响亮,为目前研究目录学者之器用。
8.价值伦理观。借助书目及其提要言道,亦是目录学家抒发个人抱负的场所。钱振新、朱天俊等目录学家在90年代初倡导,将目录学史与传统文化背景和哲学思考相结合,从而引发了目录学价值伦理的探讨。傅荣贤亦为其中较突出的一位。他在《论传统目录学之伦理观》中指出,古代书目体系不仅是“学术之宗”,更是“明道之要”,传统目录学以儒家伦理观念为基本取向,在文献整序过程中隐含着对 天、地、人三“道”的整序,表现出超越“甲乙簿录”之上的伦理追求与伦理实现。另外傅荣贤还在《对传统目录学的全新理解》、《论传统目录学的价值观》、《传统目录学的核心理论》等文中对此加以了论述。我们要做的进一步工作是在学者们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整体上对目录学家的价值伦理观做出系统的清理。
(二)考据家的文献学思想
1.校勘与版本学思想。校勘与版本学思想往往有相和的部分。这方面研究者不少,要做的是进一步深化拓展的工作。象“明人刻书书亡”、“凡古书,翻刻不如原刻,明刻不如宋刻”、陈垣的校勘四法等,以及王念孙的《读书杂志》等呈现的校勘与版本等思想,就思想而言可挖掘,其背后的文化现象也是不可忽视的,有待系统梳理与研究。
2.辨伪学思想。诸如明代胡应麟的《四部正讹》,清代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黄云眉的《古今伪书考补正》、张心瀓《伪书通考》、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与《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以及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古史辨派的辨伪思想等,展示了我国考据学家辨伪思想的丰富。研究之,辅以刘重来《中国文献辨伪学跨世纪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9年第6期》),将会相得益彰。
对以上的研究颇多,但世纪之初,条纲举目,甚为必要,倘能推陈出新,不啻为善举。
二.历史文献学家的文化学术政治观
1.三统一化一势观。文献为政治服务的思想。三统:道统、正统、政统。一化:教化致治。刘向《战国策书录》所言之“移风之化”,班固《汉书艺文志叙录》“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隋志》所道“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四库总目》所述“经秉圣裁,垂型万世”;一势:时势。刘向《战国策书录》“非威不立,非势不行”等, 均值得深入研究,可以说目前尚是新开辟的研究领域,关键是如何界定问题,以之其独特个性区别于哲学和史学。
2.义理考据辞章观。三者之间关系如何,引发了不少文献学家的讨论,聚象则为如今古文、汉宋门户之争,影响中国学术尤为巨大。    今古文之争,汉代诸多大儒讨论过,至郑玄遂融通之。汉宋门户,有纪昀、江藩、方东树等的讨论。纪昀,一方面,他在《总目》中欲调和百家,容纳汉宋学,体现他的朝代的宏阔与宽容。他详述古今学术源流、文章体裁异同分合,“剖析条流,斟酌古今,辨章学术,高挹群言” ,却一方面极度厌恶宋学家的不切实际,喜欢实学,强调“以实心励实行,以实行励实用” ,另一方面又不满汉学虽笃实谨严、征实不诬,却过于拘琐,抑制了思维的发散,深陷于文献中不能自拔的弊病,诸种矛盾,实际上是“义理考据辞章”之辨的折射,至于今仍余波绵绵。
3. 绍先继志承统观。文献产生的动机,往往基于此。如司马迁的《史记》、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等,无不因绍续先志而作。
三.历史文献学思想的发展历程
    需要梳理历代史书经籍志及有代表性的文献著作的文献学思想,如《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宋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等著作,重在突出他们各自的特色,自身特有的社会环境、社会思潮、政治文化学术气息,走专题、专体与专学研究结合之路。
四.历史文献学思想研究的意义
    历史发展到今天,历史文献也走过了千年的风雨,对作为一门学问的历史文献学也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对自身学术学理的清理,对它的未来走向至关重要,研究历史文献学思想,也就成为了历史文献学自身发展的需要。而对它的清理,也不啻为学术思想史增添了重量与分量,汇入了新时代各界思想史的总结完善的阵营,顺应了学术文化发展的主流,为新时代的开篇谱写了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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