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物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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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会转型期馆员的心理问题与自我心理建设
“中国历史文选”课应定位于多功能
《国语》与《史记》记述范蠡比较
《淮南子》廉政理论撷英
国家图书馆所藏《四库全书总目》稿本述略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满文古籍孤本提要
传统目录学表微
大典本《新安志》佚文研究
安徽杜诗学文献述略
保护典籍,致力经史——朱彝尊的文献学成就
孟学的演进及其时代特色
20世纪古籍整理的成就及今后的工作
对于《太平广记》的整体文化观照
《奉天通志》征引书目辑录
关于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基本理论的几个问题
论汉代“通经致用”思潮对古文献整理的影响
金毓黻赴日搜求东北史地文献考略
旧志整理要注重点校质量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满文古籍孤本著录札记
历史文献学思想研究论纲
两汉乐赋中所见音乐理念的新突破
历史文献学是历史系的不能承载之重
试论王应麟的文献学成就——以《困学纪闻》为例
钱 穆 的 考 据 学 思 想
钱大昕的汉学、宋学和清学观
钱大昕在新、旧《唐书》研究上的成就
《清史稿•徐邦道传》释证
试论费宏政治生活三事
述魏晋南北朝时期文献学的成就
《宋史全文》(理宗部分)点校商榷
谈 古 籍 注 释
探讨唐朝对营州(辽宁)的统治
对于历史文献学科的一点思考
西夏文献资料述略
鲜卑石室祝文辨疑
谢圣纶与《滇黔志略》
从《徐乃昌日记》考论随庵金石收藏特色
玄学思潮与东晋南朝史学
关于颜延之《庭诰》的几个问题
重视海外华侨华人历史文献的搜集与整理
中原典籍的入辽及其贡献
钱穆论朱熹
唐代男女初婚年龄的历史变迁
和諧原理三題
国学家的精神世界——对章太炎与《苏报案》的再认识
易学特点
孔子不是民主的敌人
“道统”与朱子的新儒学
論利瑪竇傳教模式的歷史意義
面向世界:后“五四”时期一个倾向的延续
学术上白手起家的罗振玉——《上虞罗氏枝分谱》资料的发掘利用
羅振玉在近代書法史上的地位
羅振玉父子對西夏學的貢獻
王國維《詠史二十首》手寫本的文獻價值
廖季平先生的经学传承
王献唐年谱
论书目的学术史价值
雍正帝与《龙藏》
明末版权史事钩沉——崇祯十三年金陵石啸居刻《四书大全辩》卷首版权文件十四通读后
“绝代坊贾”陈济川和孙殿起
顾廷龙晚年的版本目录学思想述略
马一浮佚诗佚文小笺——马一浮与龙榆生交往因缘剪影
讀錢罪言
敦煌本《壇經》錄校三題
《左传》疑义新证
《盐铁论》可与《史记》互证“实录”
《宋史•李性传传》考补
殷墟甲骨祭祀卜辭中“伐”與犧牲關係考
“士伍”本义与赵至身分之谜
酂侯萧何封地考
“太史公遭李陵之祸”述评
歆、莽关系新论
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唐代谱学
论宪穆敬文武宣六朝的皇权嬗递及其间宦官权力的变化
漢代社會的讀書生活
汉赋与制度
诔文写作与亡者悼念——《世说新语》与《文心雕龙》研究札记
辽代文化及其历史地位
钱大昕的天文历法研究成就
《左传》预言及其文学价值
通才、絕藝與淒美戀情——关于姜夔的二三断想
论方拱乾诗及其家法的递嬗
由大历史而小历史:20世纪长篇传记发展鸟瞰
書藝旁徵
想象与意象表达:书法创作与审美的泛化对应关系
《虹月楼记卷》和冯子振墨翰
內藤湖南的史觀與史論──基於對其《支那史學史》的分析
蔡元培先生的一篇佚文——《历史学派经济学序》
文渊阁《四库全书》成书年代考
明代西洋三书的世界性意识 ——读《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
東洋文庫藏《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資料隨錄
《新箋決科古今源流至論》的版本鑒定
大連著述考略
殖民统治与医疗:罗子珍编《西藏药材蒙藏汉名录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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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帝与《龙藏》
作者:木田知生
    汇集历代佛教典籍的著作,称为大藏经,亦称三藏、一切经,略称藏经,是佛典的集大成。各代藏经的编纂历史和概况,已被不少研究者所论述,这里就不再举例逐一说明(1)。
历代佛教大藏经(以下简称“藏经”)有抄本和雕版之别,雕印藏经是从北宋《开宝藏》开始,两宋及遼、金两代刻印八次、元代两次、明代四次、清代一次,朝鲜、日本也刻印过十次。雕版藏经又有官刻和坊刻之别,官刻藏经则始于北宋初年刊刻的《开宝藏》。后代相继有明代《洪武南藏》《永乐南藏》《永乐北藏》等,清代《乾隆版大藏经》系中国官刻藏经的最后一部,也是中国唯一現存经版的藏经,具有极高的历史文物价值。《乾隆版大藏经》又名《乾隆大藏经》、《大清三藏》、《清藏》、《龙藏》。其中,《龙藏》之称较为普遍。本篇要进行探讨有关世宗雍正帝编纂《乾隆版大藏经》(《龙藏》)的缘由以及其过程。关于《龙藏》的刷印和经版留存情况,暂不谈细节。

雍正帝对佛学的看法
    清代诸帝都笃信佛教,特别是清初的三帝,即顺治、康熙、雍正三帝都尊崇佛教(2),其中,世宗雍正帝(爱新觉罗胤祯。圣祖康熙帝皇子,叙齿行次第四。1678~1735。在位1722~1735)最笃信佛教禅理,自号“圆明居士”,且颇通净土思想(3)。他“少年时喜阅内典,惟慕有为佛事”(雍正《御选语录》后序),广交僧人,深通佛理,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五十二年(1713)在章嘉呼图克图国师(即第十四世章嘉呼图克图阿噶旺罗布桑却拉丹。1642~1714)的指导下参禅,最后得到章嘉国师的认可。康熙帝驾崩,雍正继位后,虽然自云“十年未谈禅宗”,而实情并非如此,万机之暇,喜谈佛法(4),谈佛论道老而弥笃,到了执政晚年,积极阅读《指月录》等众多禅籍语录,发现个别的语录选编中往往有“错杂不伦”“尤为乖谬”(《御选语录》后序)的言论,如迦陵性音禅师(5)选编的《宗统一丝》等。因此,雍正十一年(1733),亲自选编《御选语录》,展开严厉批判。是书“编出了十二位主要禅师的重要语录及其他五百多位禅僧、居士的禅语,同时还收录了雍正自己著述的禅语。特别是,在每卷语录之前,雍正亲自御制序言,谆谆提示,阐明心要,指示学人”(史原朋主编《雍正御制佛教大典》序言),教训指导的思想用意极为浓厚。
    与此同时,雍正帝还发现密云圆悟(1566~1642)《密云悟录》里所揭的弟子漢月法藏(6)之言“肆其臆诞,诳世惑人”,另有法藏门徒潭吉弘忍(1599~1638)所著《五宗救》一书“冀魔说之不朽,造魔业于无穷”(《御制语录》卷二十一•上谕附录)的歪风,很不满意。于是下令指摘其教为邪魔异说,将法藏的语录、《五宗救》等全部销毁,黜其徒弟。加之,雍正帝亲自撰写《御制揀魔辨异录》,发泄不满,痛骂他们的谬论而谈锋锐利地说:
    “著将藏内所有藏(法藏)、忍(弘忍)语录,并《五宗原》《五宗救》等书,尽行毁版,僧徒不许私自收藏,有违旨隐匿者,发觉以不敬律论。另将《五宗救》一书逐条驳正,刻入藏内,使后世具正知见者,知其魔异,不起他疑。”(7)
雍正帝如此采取几层强制措施和手段,打算将他们驱逐法门之外。
    法藏和弟子们的临济禅宗旨,明清之际比较普遍,当时士人著述,在明季清初刻的《嘉兴(径山)藏》的《续藏》以及后来补印的《又续藏》里不分门类辑录流通,从而他们的言论也在世上流传。岁月迁流,时及雍正年间,仍有较大的社会影响以及一定的佛门势力,特别在江南读书人当中有不少信奉者。为此,雍正帝不得忽视,自觉定要干预他们派系的宗旨而急需解决。
与此相反,雍正帝十分称赞永明延寿禅师(904~975)的佛学,抱有崇高的敬意,谓“信为曹溪后第一人,超出历代大善知识者”(《御选语录》卷八御制序)。因此,为了赞扬他的《宗镜录》内容,特意撰写了《御录宗镜大纲》。他谓:“永明以《宗镜》为大藏之向导,朕又以《宗镜大纲》之书,为《宗镜录》之向导耳。”(《御录经海一滴》序)
    雍正帝“节录《宗镜》之后,因而泛览经文”,于是还亲录藏经里佛学精华数十则,编选了《御录经海一滴》一书,用以教化僧徒学人,“导引群生入于如来普光明藏、大智度海”。(《御录经海一滴》序)
    经过如此程序,雍正帝百般采取了政教两面色彩的一系列强制措施,与此同时,为了要针对《嘉兴(径山)藏》(8),他清楚地认识到编纂新的藏经的必要。
    雍正帝采取的著述谴责以及与此相联的编印新藏等一系列措施,十分表现他对佛学佛门的政教态度,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新编藏经的思想用意和政治意图。参看《御选语录》后序。显而易见,这围绕佛学的种种局势就是雍正帝晚年积极新纂藏经的根本原因。
这里略述雍正帝有关佛学的论著。雍正帝所撰的佛学论著约有十部,主要的有四部,即是已上述的《御选语录》《御录宗镜大纲》《御录经海一滴》《御制揀魔辨异录》四部(9)。前三部均收于《龙藏》(版式等详情后述),而后一部《御制揀魔辨异录》不收。版本情况如下;
《御选语录》四十卷(《龙藏》版,千字文编号,林•皋•幸•即四函) 雍正十一年四月一日序 
      雍正十一年内府刻本:全十九卷 卷十九为《御选当今法会》
     《龙藏》版:         全四十卷 正集(卷一~卷二十一)  外集(卷二十二~卷二十四)
前集(卷二十五~卷三十)雍正十一年八月十五日序
后集(卷三十一~卷四十)雍正十一年九月一日后序
           《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版: 
全四十卷(以《龙藏》版为底本)
           《卍续藏经》版:     全十九卷 正集十二卷 外集一卷 前集二卷 后集三卷 
附刻《御选当今法会》一卷(卷十九)
           《龙藏》版《御选语录》卷十九至卷二十一(《卍续藏经》版卷十二)收载雍正帝自撰《和硕雍亲王圆明居士语录 圆明百问》。
《御选语录》还有光绪四年(1878)金陵刻经处刊本。
            全文共有十九篇御制序文(总序、后序以及包括《御选当今法会》序在内),执笔时间自雍正十一年四月至九月。
《御录宗镜大纲》二十卷(两•疏两函)雍正十二年十二月一日序
      雍正十二年内府刻本:
           《龙藏》版:        全二十卷
           《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版:
   全二十卷(以《龙藏》版为底本)
《御录经海一滴》二十卷(见•机两函)雍正十三年二月十五日序
      雍正十三年内府刻本:
           《龙藏》版:        全二十卷
           《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版: 
 全二十卷(以《龙藏》版为底本)
《御制揀魔辨异录》八卷 現收于《卍续藏经》(《卍新纂续藏经》版,第65冊)
附:雍正十一年四月八日上谕 
雍正十一年内府刻本(10):
    另有1915年石印本,1918年序•揚州藏經院藏版
    雍正帝所撰的佛学著作都是他执政晚年撰写的。四部著作里面,执笔时间最早的是《御选语录》与《御制揀魔辨异录》,两部书的序文都是雍正十一年(1733)四月撰写的。是年年初,雍正帝召天下有学行僧人,在宮中开办历时约半载的法会,亲行说法。《御选语录》后附刻的《御选当今法会》御制序云:
    “朕自去腊,阅宗乘之书,因遇辑从上古德语录。听政余间,尝与在内廷之王大臣等言之。自春入夏,未及半载,而王大臣之能彻底洞明者,遂得八人。…今王大臣于半载之间,略经朕之提示,遂得如许人一时大彻,岂非法会盛事。选刻语录既竣,因取王大臣所著述,曾进呈朕览者,择其合作,编为一集,锡名当今法会。”
“至在内焚修之沙门、羽士,亦有同时证入者六人。”
    此中,王大臣八人者:皇十六弟庄亲王爱月居士(允禄)、皇十七弟果亲王自得居士(允礼)、皇四子和硕宝亲王长春居士(弘历,即乾隆帝)、皇五子和硕和亲王旭日居士(弘昼)以及多罗平郡王福彭如心居士(11)、大学士伯鄂尔泰坦然居士、大学士张廷玉澄怀居士、左都御史张照得天居士。沙门、羽士六人者:觉生寺文觉禅师元信雪鸿、圣因寺悟修禅师明慧楚云、妙正真人娄近垣三臣、拈花寺方丈僧超善若水、万寿寺方丈僧超鼎玉铉、海会寺方丈僧超盛如川。此六人中,妙正真人娄近垣是唯一的“羽士”,沙门超善、超鼎、超盛三人是茆溪行森禅师的法嗣(12)。
    尤其雍正帝对超盛的礼遇极厚,而超盛上雍正帝的《奏报浙江圣因寺等寺院情形折》等密折也不少,见于《宫中档雍正朝奏折》(台北故宫博物院,1979年10月)第24辑,雍正十三年六月一日条等。超盛上奏的无年月密折还有五六篇,都有雍正帝细致入微的批语,均见于《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7辑219页至228页。清•汤大奎撰《炙砚琐谈》卷上有他的略传:
    “释超盛吾邑人,姓庄氏,通参厚存搢之孙,仪部省堂清度之从子。少年不遇,披剃为緇。尝诵唐人春眠不觉晓一绝,遂悟禅理。雍正十二年召对称旨,封无阂永觉禅师,赐敕印,住贤良寺,真异数也。”
    文中所提“敕印”,即是雍正帝所赐的“银印”,只为妙正真人(道士)娄近垣、文觉禅师元信以及超盛无阂永觉禅师三人所用。《清高宗实录》卷三三八,乾隆十四年夏四月庚寅条,上谕提到三人银印云:
    “其娄近垣、元信、超盛三银印,系雍正年间并敕谕一同颁发,乃赐给本人,不过图章之类,非外藩喇嘛传授承用印信可比。无庸改铸,亦无庸撤回,应俟本人身后,缴部销燬。”
    此印虽无特权用途,而带有皇帝礼遇的象征性,可知雍正帝对他们三人的特殊优遇。
    由于超盛体弱,雍正帝特命心腹臣僚海宝奏报超盛病情(见于《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4辑,雍正十三年六月二十一日条、二十六日条,以及《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5辑雍正十三年七月三日条等),同时命他及时奏报江南各大寺庙的情况(见于《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4辑,雍正十三年四月四日条、五月十八日条等),很清楚地看到雍正帝对超盛等高僧和江南寺庙的不寻常的关注。海宝之母为雍正帝乳母,可知其关系之密。
    据《大清三藏圣教目录》卷五所附载的《总理藏经馆事务》名单,此十四人中,除了乾隆帝弘历之外,庄亲王允禄等四人直接参与《龙藏》编纂工作。这就表明,雍正帝对佛学佛门的异常的关注与干预是雍正十一年开始的。《大清三藏圣教目录》卷首的御制《重刊藏经序》写于雍正十三年二月一日,最晚的佛学著作《御录经海一滴》序文亦是雍正十三年二月撰写的,据《大清三藏圣教目录》卷五的相关记载,几篇佛典入藏事宜决定于雍正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是年八月二十三日(公历十月八日)帝归西。 自言“御极以来,十年未谈禅宗”(《御选语录》序)的雍正帝,到了当政的晚年,不间断地写出几本佛学著作,我们可以知道他对佛学的钻研、撰写以及贸然干预佛门事宜都集中表现在他当政的最后三年。清代一朝,内府刻印的释家类典籍共有十九种(包括《龙藏》在内),其中雍正年间内府刊刻的有十四种之多。这类释氏经典的大多数藏于皇城万善殿内,以备颁赐之用。据收藏目录来看,《御录宗镜大纲》等书,存书量超过一千部,其贮存之多,使人惊叹。可见雍正帝的崇佛心态,亦可知他用佛治世的政治用意(13)。

    《龙藏》编纂的缘起以及版本概况
    雍正十一年(1733),雍正帝撰写两部佛学著作的同时,下令于北京东安门外贤良寺设立“藏经馆”(14),由和硕庄亲王允禄(康熙帝皇子。叙齿行次第十六。雍正帝弟。1695~1767)、和硕和亲王弘昼(世宗皇子。叙齿行次第五。乾隆皇帝弘历弟.1711~1765)主持新编大藏经的活动。据《大清三藏圣教目录》附载的《总理藏经馆事务》名单,馆员分为臣僚和僧侣两组。臣僚组再分校阅官、监督、监造三组,僧侣组由临济宗贤良寺住持超盛、临济宗万寿寺住持超广、慈恩宗大慈观音寺住持自塏和静默寺住持海宽来主持,以此四人为总率,在四总率之下,再分带领分晰语录、带领校阅藏经、分领校阅、校阅四小组,分别从事编辑校阅活动。为期约三年半的编纂工作期间,直接参与编纂藏经的臣僚、僧侣总共有一百多人(15)。
《龙藏》雕印的历程,雍正十三年(1735)2月开雕,乾隆三年(1738)十二月十五日竣工(16)。
    雍正十三年是世宗雍正帝治世的最后一年,他对于编纂清代第一部官刻大藏经,抱负不凡。在《御制重刊藏经序》里,辩论历代藏经编纂的缺陷。此序前一半论述唐代以前的情况,后一半讲述新编藏经的缘由。序文谓:
    “自唐宋以迄本朝,虽代有增益,而其宏规大略,则无改於唐朝之旧也。明永乐间,刊板京师,是为梵本北藏。又有民间私刊书本,板在浙江嘉兴府,谓之南藏。朕敕几之暇,游泳梵林,浓熏般若。因阅华严,知卷帙字句之间,已失其旧。爰命义学,详悉推究,讹舛益出。乃知北藏板本刻於明代者,未经精校,不足据依。夫以帝王之力泐成官本,犹乃如是,则民间南藏益可知已。爰集宗教兼通之沙门,在京师贤良寺,官给伊蒲,晓夜校阅,鸠工重刊,欲俾震旦所有三藏,不至简错字讹,疑人耳目。又历代名僧所著义疏及机缘语录,各就其时所崇信者陆续入藏,未经明眼辨别淄渑,今亦不无删汰,俾归严净。……然则斯刻也,别异归同,简讹从正,未必无小补云尔,是为序。雍正十三年二月初一日”
    笔者认为,序文里面南北藏之别等说明里虽有误解(参看蔡氏论著),而当时编纂藏经的前后情况大致可看。重新编纂藏经的表面动机在于明代藏经诸版“未经精校,不足据依”,自然无可非议,然而另有更重要的原因,我们上面已经探讨过。
雍正帝下令开始编纂的藏经,人们通称为《乾隆版大藏经》或《乾隆大藏经》。雍正帝发起编纂的藏经,何以称为《乾隆版大藏经》。《清续文献通考》卷八十九,选举六•宗教•佛教条云:
   “高宗笃嗜藏经,尽力于剞劂与翻译。明万历中所刊大藏六千七百七十一卷,乾隆三年,敕选后世大德著述,增为七千二百四十七卷,从事雕刻,是谓《龙藏》。先是,圣祖曾刊刻圆觉金刚等二十二经,为国朝刊经之始。龙藏则经始于世宗而高宗完成之者也。”
这就是说,《乾隆大藏经》之名是以刻成的时间为定的。反之,刻板出来之后不久,世人平常将它称作《龙藏》。现在,《龙藏》之名却为普遍。此版藏经每函首冊都有御制盘龙形牌记(17),有人认为这是《龙藏》之名的缘故(18)。然而此说不妥,因为带有龙牌的佛典还有不少,如《永乐南藏》《永乐北藏》以及雍正五年内府刻本《圆通妙智大觉禅师语录》二十卷(性音撰)等。原来,凡属皇帝敕雕的藏经,历来均称《龙藏》(19)。加之,“这部大藏刊行后,有《大清重刻龙藏汇记》随藏颁行,故‘龙藏’之名亦相沿成习。”(20)后来,乾隆三年刻成的藏经,人们逐渐把它习惯称为《龙藏》了。
    据《大清三藏圣教目录》以及同治九年(1870)十一月金陵刻经处所编《大清重刻龙藏汇记》等记载:《龙藏》全藏以《千字文》编号,自“天”字起至“机”字止,共724字,每字一函,共724函,每函10卷(册),共7240卷(册)。同治九年统计,经版共有79036块,每版两面刻字。由于经年累月,经版有坏,则补刻新版,因而几次统计数值很不一致。全藏共分正藏和续藏两类。正藏共485函,以千字文编号,从‘天’字至‘漆’字,分为大乘五大部经(即般若部、宝积部、大集部、华严部、涅盘部)、五大部外重译经、单译经,小乘经阿含部、单译经,宋元入藏诸大小乘經(以上为“经藏”),大乘律、小乘律(以上为“律藏”),大乘论、小乘论、宋元续入藏诸论(以上为“论藏”),西土圣贤撰集八个部門;续藏共239函,只有“此土著述”一部門,编号从‘书’至‘机’;以上正续两藏总计17部,7240卷(册),实际收录元、明、清三代高僧大师的经、律、论、杂著等1670种佛经(含有《大清三藏圣教目录》五卷)(21)。
    关于《龙藏》入藏和颁赐的办法,我们在《龙藏》所收《梵网经直解》里可以看到经典入藏和颁赐藏经的具体程序。雍正十二年(1734)五月初二日,江苏句容县宝华山慧居寺(后改名为隆昌寺)僧福聚(1686~1765)上奏《进大宝华山三代律师著述奏章》,请将宝华山三代律祖的五部著述,即《梵网经直解》十卷、《毗尼止持会集》二十卷、《毗尼作持续释》二十卷、《毗尼关要》二十卷、《三坛正范》四卷编入藏经。雍正帝“命庄亲王同超善、自塏等,将此书校阅明白,编入大藏。”庄亲王覆奏“同超善、自塏商议,华山三代所著戒律,堪为入藏。但此内或有删去者,酌量删去明白,奏请入藏。”于是,雍正帝又命“若有删改者,著令福聚带往回南,删改明白,送到之日,请旨入藏,钦此。” 雍正帝在于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谢世,皇四子宝亲王弘历(乾隆帝)继位。乾隆元年(1736)十二月十八日,总理藏经馆事务允禄、弘昼上奏,“臣等令僧人超盛等详加查看……查《三坛正范》既与《作持》部内重复,应行删去云云。”其结果,翌年正月二十八日,《三坛正范》以外的四部书“照所奏入藏”,“于乾隆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大藏工竣。乾隆四年六月二十六日,钦奉圣旨,颁发藏经。于乾隆五年五月初七日,江宁织造臣韩四格专诚赍送《龙藏》一部计七千二百四十五卷到寺。”(22)
    如上所述,《龙藏》是多所反映雍正帝佛学理念和政治意图,同时,作为最后官刻藏经,自有独特的内容和学术、版本价值。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编纂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上编)规模空前,原则上将已入藏的佛教经典全部收录。收录的佛经,上编以《赵城金藏》作为底本。缺失部分以《高丽藏》补足,同时将历代各版藏经中有千字文编次的经论,按照内容的性质补入(23)。《龙藏》新收的雍正帝《御选语录》《御录宗镜大纲》《御录经海一滴》三部书以及《大清三藏圣教目录》共四部,均收入《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之中。这四部根据《龙藏》经板,原样影印。
《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所录佛经,除《赵城金藏》外,《房山云居寺石经》《资福藏》《影宋碛砂藏》《普宁藏》《永乐南藏》《嘉兴(径山)藏》《高丽藏》以及《龙藏》,共九种汉文藏经(24)。如此看来,《龙藏》作为《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进行参校时的八种汉文大藏经之一,仍然发挥其特有的学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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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大藏经的编纂和雕印经过,不乏论述。各大佛教大辞典有关论述之外,还有以下论著专门探讨。
蔡运辰编著《二十五种藏经目录对照考释》(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12月)
方广錩著《八—十世纪佛教大藏经史》(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11月)
胡孚琛 方广錩著《道藏与佛藏》(新华出版社,1993年12月)
童玮编《二十二种大藏经通检》(中华书局,1997年7月)所收《汉文大藏经简述》
罗伟国著《佛藏与道藏》(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7月)
李际宁著《佛经版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
编辑组编《中华大藏经总目》(中华书局,2004年1月)
方广錩著《中国写本大藏经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2月)
周叔迦《周叔迦佛学论著集》(中华书局,1991年1月)下集所收 “《大藏经》雕印源流纪略”
大藏会编(小川贯弌执笔代表)《大藏经-成立与变迁-》(日本百华苑,1964年11月初版)83页
(2)清代一朝的佛教兴衰,参照下列几部论著。
清•昭槤撰《啸亭杂录》卷一,“世祖善禅机”“善禅机”各条。
蒋维乔著《中国佛教史》(1935年初版,上海书店,1989年8月影印)
黄忏华著《中国佛教史》(1940年初版,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11月影印)
中国佛教协会编《中国佛教》(知识出版社,1980年4月)第一册,中国佛教史略十五“清代佛教”条(林子青执笔)
郭朋著《明清佛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下篇“清代佛教”条
郭朋著《中国佛教思想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下卷所收下编“清代佛教思想”条
(3)《御选语录》序。《清续文献通考》卷八十九,选举六•宗教•佛教条谓:“圣祖整理儒学不遗余力,而其尊崇佛教则犹先代之遗风也。世宗喜研禅理又极提倡净土,自号圆明居士,撰有御选语录十九卷、揀魔辨异录八卷。”;杜继文 魏道儒著《中国禅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8月)第九章 二.清世宗与禅宗。
(4)冯尔康著《雍正传》(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444页
(5)迦陵性音禅师:?~1726。临济宗僧侣。沈阳人,俗姓李。字迦陵。初于京西大千佛寺弘法,未久迁住柏林寺,再移住理安、归宗、大觉等诸刹。雍正元年(1723)春,謝院事南下,四年九月,示寂于归宗寺,谥号圆通妙智禅师。《理安寺志》卷五等。
(6)漢月法藏:明代临济宗僧侣,1573~1635。法藏的传记,分别见于明周永年撰《邓尉圣恩寺志》卷四天寿圣恩藏禅师行状、清邹漪撰《启祯野乘一集》卷十四三峰大师传等。
(7)雍正帝上谕。上谕也见于《御制揀魔辨异录》卷首。参看《御制揀魔辨异录》跋。《御制揀魔辨异录》共八卷,現在,仅收于《卍续藏经》(《卍新纂续藏经》版,第65冊)。是书不入《龙藏》而入《卍续藏经》的前后情况,参看《御制揀魔辨异录》的古莘企觉居士赵希伊和南撰序(1915年1月)以及释常惭序(1918年4月)。两篇序文均见于《雍正御制佛教大典 御录宗镜大纲 御制揀魔辨异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1月)325页至329页。
(8)蔡运辰(念生)《嘉兴大藏经及续藏又续藏目录考释》(蔡运辰编著《二十五种藏经目录对照考释》,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12月)518页。李致忠《清代刻书述略》(《历代刻书考述》,巴蜀书社,1990年4月)297页。关于《嘉兴藏》的特殊情况以及它和《龙藏》编纂的关系,亦参看李际宁《〈嘉兴藏〉分别存版印刷》和《大清〈龙藏〉》(载李著《佛经版本》)。
(9)最近新出点校本《雍正御制佛教大典》共四册(史原朋主编)。是书收录雍正帝的四部佛学论著。《雍正御制佛教大典 御选语录 上》《雍正御制佛教大典 御选语录 下》(《御选当今法会》无收)《雍正御制佛教大典 御录经海一滴》《雍正御制佛教大典 御录宗镜大纲 御制揀魔辨异录》。
(10)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编著《清代内府刻书目录解题》(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9月)383页。另参照朱家溍主编《两朝御览图书》(紫禁城出版社,1992年6月)108页;黄永年•贾二强撰集《清代版本图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册181页。
(11)雍正帝和定边大将军福彭之间关于《楞严经》经文解释的问答,见于福彭奏折后面的朱批(雍正十一年十月二十日条)。中仁主编《雍正御批》下册(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年6月)834页。
(12)其中,关于超善师承见于《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五十四,世宗御制《拈花寺碑文》。另参《御选语录》卷十一御制序云:“我皇祖世祖章皇帝抚有方夏,万几余暇,与玉琳琇、茆溪森父子,究竟心性之学,一时遇合。……朕览玉琳琇父子书,阐扬宗乘之妙旨,实能利人济世。”得知雍正帝对玉琳、茆溪师资的尊敬。
雍正帝和张照之间的禅机问答,见于清•许仲元撰《三异笔谈》卷一。
(13)《清代内府刻书目录解题》子部释家类(自367页至384页)。雍正帝辑《悦心集》四卷(雍正四年序,内府刻本),编入集部总集类。又参李致忠著《历代刻书考述》(巴蜀书社,1990年4月)七.《清代刻书述略》(三)清代内府刻书条;齐秀梅•杨玉良等著《清宫藏书》(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4月)第二章第三节 内府刻本书等条。
万善殿存书情况见于《秘殿珠林》卷二十三:“世宗宪皇帝钦定龙藏二部。…世宗宪皇帝钦定地藏经九百八十八部。…世宗宪皇帝御选语录抄本二十二本。世宗宪皇帝御选语录一百一十九部。世宗宪皇帝御录宗镜大纲一千一百六十二部。世宗宪皇帝御录经海一滴一千一百六十五部。世宗宪皇帝御制揀魔辨异录三千三部。…以上,俱贮万善殿。”
万善殿,顺治年间既为“谈论禅机”的处所,见《啸亭杂录》卷一,“世祖善禅机”条。
内府刻本出来之后,雍正帝把它们颁赐各地封疆大吏,江南总督赵弘恩也是其中的一人。参看《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3辑,雍正十二年六月十日,赵弘恩奏折。
(14)贤良寺:东华门外寺庙,原为雍正帝亲弟怡贤亲王(十三阿哥,爱新觉罗允祥。1686~1730。雍正八年,病死)故邸。《钦定日下旧闻考》卷四十五云:“贤良寺旧在东安门外帅府胡同,雍正十二年建。本怡贤亲王故邸,舍地为寺,世宗宪皇帝赐名贤良寺,御撰碑文以记。”同卷所载御制碑文云:“贤良寺者,朕弟和硕怡贤亲王故邸第也。朕临御之初,晋王藩爵,膺总理之寄,竭忠诚之悃。帷幄訏谟,边防大计,以及方田水利,理财用人,皆能区画精详,赞襄治化,朕用赖焉。八年以来,有如一日。功在社稷,泽在生民。实圣祖笃孝之子,朕之爱弟而纯臣也。……常留意空宗,超有妙悟。岂佛氏所谓菩萨再来欤。王遗言以邸第作佛宫,今既没,因成其愿。敕寺额曰贤良,识其实也。命禅者主之,建大法幢,集大法众,吹大法螺,演大法义,长为吾王冥福。讵不善欤。寺功既竣,纪王勋德,并勒贞珉,与佛日同昭,法灯永炳云。” 雍正帝对亲弟怡贤亲王允祥的“至情”见于几道上谕文,参看:《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5辑,宫中档雍正朝无年月上谕,谕告怡贤亲王辅弼劻襄劳心殚力之折片等。另《天咫偶闻》卷三亦云:“贤良寺,……以其地近东华,外省大吏入觐,辄喜驻此。”据此看来,贤良寺离皇宫较近,编纂藏经极为方便。又参考谭伊孝编著《北京文物胜迹大全 东城区卷》(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9月)50页。
(15)关于海宽(总帅)、超盛(总帅)、工布查(校阅官)、宗森(分领校阅)等人的信息,分别见于以下史料里。
清•王鳴盛撰《西庄始存稿》卷三十八,静默寺僧海宽塔铭:“以旧刻藏经多舛讹,集义学沙门五十余人,开馆校刊。”;清•法式善《陶庐杂录》卷一:“雍正十三年,钦定大清三藏圣教一部。总理藏经馆事务为庄亲王允禄、和亲王弘昼。校阅为校正梵字咒语佛像总管西番学工布查、原任巡抚邹基、侍读学士梁诗正。总率为僧超盛、超广、自垲、汝宽(海宽之误?)以下五十一人。”;清•吴振棫《养吉斋丛录》余录卷三:“雍正十二年,重刻藏经,诏简积学沙门四十余人,开馆校勘,以沛天上人总其事。沛天,名海宽,俗姓崔,易州人。住持西安门内静默寺。”;清•沈大成撰《学福斋集》卷十八,建隆品木森律师传:“恭逢世宗宪皇帝特开藏经馆,遴集海内三宗之高僧,师亦与焉。事竣,恳求龙藏供奉石塔常住,师之力也。”;“大清藏经馆校阅官校正梵字咒语佛像兼总管西番学工布查”之名,亦见于《法界圣凡水陆大斋法轮宝忏》(又云《水陆道场法轮宝忏》或《法轮宝忏》)卷二。
(16)参蔡运辰编著《二十五种藏经目录对照考释》所载《大清三藏圣教目录考释》;《新编缩本乾隆大藏经校订分册目录 分册目录 经名索引 作者索引》(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年10月)所载《新编缩本乾隆大藏经刊印缘起》;李富华•何梅著《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12月)第十一章,清《龙藏》条;齐秀梅•杨玉良等著《清宫藏书》(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4月)第二章第六节,佛道经卷等条;又参考释圣空《清世宗与佛教》(台北中华佛学研究所,2000年8月)等。
(17)御制龙牌刻有如下文字:“佛光恩照 三千大千 随缘遍满 洹沙法界 普度众生 悉证菩提 身心安泰 年时丰稔 风雨调顺 日月升恒 乾坤清宁 百昌蕃熾 上下乐利 中外协和 庶物咸亨 万善圆成 情与无情 同登正觉 大清雍正十三年四月初八日”
(18)拙緇《〈清藏〉杂谈》(《法音》1982年第4期)
(19)李致忠《清刻〈龙藏〉漫议》(李致忠著《肩朴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9月),主张此说(同书152页)。
(20)李际宁著《佛经版本》176页“大清《龙藏》”条。
(21)《龙藏》经板,乾隆年间迭遭撤毁经板的厄运。因此,全藏部数、卷数,前后不太一致。详情参蔡运辰编著《二十五种藏经目录对照考释》所载《大清三藏圣教目录考释》;《新编缩本乾隆大藏经校订分册目录 分册目录 经名索引 作者索引》所载《新编缩本乾隆大藏经刊印缘起》;李富华•何梅著《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第十一章 清《龙藏》条;齐秀梅•杨玉良等著《清宫藏书》第二章第六节 佛道经卷等条。
(22)以上资料均见于《龙藏》所收《梵网经直解》卷首乾隆五年八月十三日福聚纪文,以及《宝华山志》卷五卷十三等。
(23)童玮著《〈赵城金藏〉与〈中华大藏经〉》(中华书局,1989年12月)25页。《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上编编辑工作早已完成,共一百零六册全部出齐(中华书局,1983年至2004年)。关于下编编辑工作的重点以及收藏对象等,略见于《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中华书局,2004年1月)任继愈序文。
(24)任继愈国家图书馆馆长说:“经过反复比较,最后选定山西《赵城金藏》为基础(原称为底本,后认为不太准确),与另外八种不同时代的大藏经逐字逐句对勘,发现文字歧异时,只指出它们的异同,而不判断其是非。这样,一编在手,等于同时拥有九种大藏经呈现在读者面前。这是历代汉文大藏经众多版本中最具时代特色的一种新版本。”(《中华大藏经总目》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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