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雍正帝与《龙藏》 |
作者:木田知生 |
    汇集历代佛教典籍的著作,称为大藏经,亦称三藏、一切经,略称藏经,是佛典的集大成。各代藏经的编纂历史和概况,已被不少研究者所论述,这里就不再举例逐一说明(1)。 历代佛教大藏经(以下简称“藏经”)有抄本和雕版之别,雕印藏经是从北宋《开宝藏》开始,两宋及遼、金两代刻印八次、元代两次、明代四次、清代一次,朝鲜、日本也刻印过十次。雕版藏经又有官刻和坊刻之别,官刻藏经则始于北宋初年刊刻的《开宝藏》。后代相继有明代《洪武南藏》《永乐南藏》《永乐北藏》等,清代《乾隆版大藏经》系中国官刻藏经的最后一部,也是中国唯一現存经版的藏经,具有极高的历史文物价值。《乾隆版大藏经》又名《乾隆大藏经》、《大清三藏》、《清藏》、《龙藏》。其中,《龙藏》之称较为普遍。本篇要进行探讨有关世宗雍正帝编纂《乾隆版大藏经》(《龙藏》)的缘由以及其过程。关于《龙藏》的刷印和经版留存情况,暂不谈细节。
雍正帝对佛学的看法     清代诸帝都笃信佛教,特别是清初的三帝,即顺治、康熙、雍正三帝都尊崇佛教(2),其中,世宗雍正帝(爱新觉罗胤祯。圣祖康熙帝皇子,叙齿行次第四。1678~1735。在位1722~1735)最笃信佛教禅理,自号“圆明居士”,且颇通净土思想(3)。他“少年时喜阅内典,惟慕有为佛事”(雍正《御选语录》后序),广交僧人,深通佛理,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五十二年(1713)在章嘉呼图克图国师(即第十四世章嘉呼图克图阿噶旺罗布桑却拉丹。1642~1714)的指导下参禅,最后得到章嘉国师的认可。康熙帝驾崩,雍正继位后,虽然自云“十年未谈禅宗”,而实情并非如此,万机之暇,喜谈佛法(4),谈佛论道老而弥笃,到了执政晚年,积极阅读《指月录》等众多禅籍语录,发现个别的语录选编中往往有“错杂不伦”“尤为乖谬”(《御选语录》后序)的言论,如迦陵性音禅师(5)选编的《宗统一丝》等。因此,雍正十一年(1733),亲自选编《御选语录》,展开严厉批判。是书“编出了十二位主要禅师的重要语录及其他五百多位禅僧、居士的禅语,同时还收录了雍正自己著述的禅语。特别是,在每卷语录之前,雍正亲自御制序言,谆谆提示,阐明心要,指示学人”(史原朋主编《雍正御制佛教大典》序言),教训指导的思想用意极为浓厚。     与此同时,雍正帝还发现密云圆悟(1566~1642)《密云悟录》里所揭的弟子漢月法藏(6)之言“肆其臆诞,诳世惑人”,另有法藏门徒潭吉弘忍(1599~1638)所著《五宗救》一书“冀魔说之不朽,造魔业于无穷”(《御制语录》卷二十一•上谕附录)的歪风,很不满意。于是下令指摘其教为邪魔异说,将法藏的语录、《五宗救》等全部销毁,黜其徒弟。加之,雍正帝亲自撰写《御制揀魔辨异录》,发泄不满,痛骂他们的谬论而谈锋锐利地说:     “著将藏内所有藏(法藏)、忍(弘忍)语录,并《五宗原》《五宗救》等书,尽行毁版,僧徒不许私自收藏,有违旨隐匿者,发觉以不敬律论。另将《五宗救》一书逐条驳正,刻入藏内,使后世具正知见者,知其魔异,不起他疑。”(7) 雍正帝如此采取几层强制措施和手段,打算将他们驱逐法门之外。     法藏和弟子们的临济禅宗旨,明清之际比较普遍,当时士人著述,在明季清初刻的《嘉兴(径山)藏》的《续藏》以及后来补印的《又续藏》里不分门类辑录流通,从而他们的言论也在世上流传。岁月迁流,时及雍正年间,仍有较大的社会影响以及一定的佛门势力,特别在江南读书人当中有不少信奉者。为此,雍正帝不得忽视,自觉定要干预他们派系的宗旨而急需解决。 与此相反,雍正帝十分称赞永明延寿禅师(904~975)的佛学,抱有崇高的敬意,谓“信为曹溪后第一人,超出历代大善知识者”(《御选语录》卷八御制序)。因此,为了赞扬他的《宗镜录》内容,特意撰写了《御录宗镜大纲》。他谓:“永明以《宗镜》为大藏之向导,朕又以《宗镜大纲》之书,为《宗镜录》之向导耳。”(《御录经海一滴》序)     雍正帝“节录《宗镜》之后,因而泛览经文”,于是还亲录藏经里佛学精华数十则,编选了《御录经海一滴》一书,用以教化僧徒学人,“导引群生入于如来普光明藏、大智度海”。(《御录经海一滴》序)     经过如此程序,雍正帝百般采取了政教两面色彩的一系列强制措施,与此同时,为了要针对《嘉兴(径山)藏》(8),他清楚地认识到编纂新的藏经的必要。     雍正帝采取的著述谴责以及与此相联的编印新藏等一系列措施,十分表现他对佛学佛门的政教态度,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新编藏经的思想用意和政治意图。参看《御选语录》后序。显而易见,这围绕佛学的种种局势就是雍正帝晚年积极新纂藏经的根本原因。 这里略述雍正帝有关佛学的论著。雍正帝所撰的佛学论著约有十部,主要的有四部,即是已上述的《御选语录》《御录宗镜大纲》《御录经海一滴》《御制揀魔辨异录》四部(9)。前三部均收于《龙藏》(版式等详情后述),而后一部《御制揀魔辨异录》不收。版本情况如下; 《御选语录》四十卷(《龙藏》版,千字文编号,林•皋•幸•即四函) 雍正十一年四月一日序        雍正十一年内府刻本:全十九卷 卷十九为《御选当今法会》      《龙藏》版:         全四十卷 正集(卷一~卷二十一)  外集(卷二十二~卷二十四) 前集(卷二十五~卷三十)雍正十一年八月十五日序 后集(卷三十一~卷四十)雍正十一年九月一日后序            《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版:  全四十卷(以《龙藏》版为底本)            《卍续藏经》版:     全十九卷 正集十二卷 外集一卷 前集二卷 后集三卷  附刻《御选当今法会》一卷(卷十九)            《龙藏》版《御选语录》卷十九至卷二十一(《卍续藏经》版卷十二)收载雍正帝自撰《和硕雍亲王圆明居士语录 圆明百问》。 《御选语录》还有光绪四年(1878)金陵刻经处刊本。             全文共有十九篇御制序文(总序、后序以及包括《御选当今法会》序在内),执笔时间自雍正十一年四月至九月。 《御录宗镜大纲》二十卷(两•疏两函)雍正十二年十二月一日序       雍正十二年内府刻本:            《龙藏》版:        全二十卷            《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版:    全二十卷(以《龙藏》版为底本) 《御录经海一滴》二十卷(见•机两函)雍正十三年二月十五日序       雍正十三年内府刻本:            《龙藏》版:        全二十卷            《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版:   全二十卷(以《龙藏》版为底本) 《御制揀魔辨异录》八卷 現收于《卍续藏经》(《卍新纂续藏经》版,第65冊) 附:雍正十一年四月八日上谕  雍正十一年内府刻本(10):     另有1915年石印本,1918年序•揚州藏經院藏版     雍正帝所撰的佛学著作都是他执政晚年撰写的。四部著作里面,执笔时间最早的是《御选语录》与《御制揀魔辨异录》,两部书的序文都是雍正十一年(1733)四月撰写的。是年年初,雍正帝召天下有学行僧人,在宮中开办历时约半载的法会,亲行说法。《御选语录》后附刻的《御选当今法会》御制序云:     “朕自去腊,阅宗乘之书,因遇辑从上古德语录。听政余间,尝与在内廷之王大臣等言之。自春入夏,未及半载,而王大臣之能彻底洞明者,遂得八人。…今王大臣于半载之间,略经朕之提示,遂得如许人一时大彻,岂非法会盛事。选刻语录既竣,因取王大臣所著述,曾进呈朕览者,择其合作,编为一集,锡名当今法会。” “至在内焚修之沙门、羽士,亦有同时证入者六人。”     此中,王大臣八人者:皇十六弟庄亲王爱月居士(允禄)、皇十七弟果亲王自得居士(允礼)、皇四子和硕宝亲王长春居士(弘历,即乾隆帝)、皇五子和硕和亲王旭日居士(弘昼)以及多罗平郡王福彭如心居士(11)、大学士伯鄂尔泰坦然居士、大学士张廷玉澄怀居士、左都御史张照得天居士。沙门、羽士六人者:觉生寺文觉禅师元信雪鸿、圣因寺悟修禅师明慧楚云、妙正真人娄近垣三臣、拈花寺方丈僧超善若水、万寿寺方丈僧超鼎玉铉、海会寺方丈僧超盛如川。此六人中,妙正真人娄近垣是唯一的“羽士”,沙门超善、超鼎、超盛三人是茆溪行森禅师的法嗣(12)。     尤其雍正帝对超盛的礼遇极厚,而超盛上雍正帝的《奏报浙江圣因寺等寺院情形折》等密折也不少,见于《宫中档雍正朝奏折》(台北故宫博物院,1979年10月)第24辑,雍正十三年六月一日条等。超盛上奏的无年月密折还有五六篇,都有雍正帝细致入微的批语,均见于《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7辑219页至228页。清•汤大奎撰《炙砚琐谈》卷上有他的略传:     “释超盛吾邑人,姓庄氏,通参厚存搢之孙,仪部省堂清度之从子。少年不遇,披剃为緇。尝诵唐人春眠不觉晓一绝,遂悟禅理。雍正十二年召对称旨,封无阂永觉禅师,赐敕印,住贤良寺,真异数也。”     文中所提“敕印”,即是雍正帝所赐的“银印”,只为妙正真人(道士)娄近垣、文觉禅师元信以及超盛无阂永觉禅师三人所用。《清高宗实录》卷三三八,乾隆十四年夏四月庚寅条,上谕提到三人银印云:     “其娄近垣、元信、超盛三银印,系雍正年间并敕谕一同颁发,乃赐给本人,不过图章之类,非外藩喇嘛传授承用印信可比。无庸改铸,亦无庸撤回,应俟本人身后,缴部销燬。”     此印虽无特权用途,而带有皇帝礼遇的象征性,可知雍正帝对他们三人的特殊优遇。     由于超盛体弱,雍正帝特命心腹臣僚海宝奏报超盛病情(见于《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4辑,雍正十三年六月二十一日条、二十六日条,以及《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5辑雍正十三年七月三日条等),同时命他及时奏报江南各大寺庙的情况(见于《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4辑,雍正十三年四月四日条、五月十八日条等),很清楚地看到雍正帝对超盛等高僧和江南寺庙的不寻常的关注。海宝之母为雍正帝乳母,可知其关系之密。     据《大清三藏圣教目录》卷五所附载的《总理藏经馆事务》名单,此十四人中,除了乾隆帝弘历之外,庄亲王允禄等四人直接参与《龙藏》编纂工作。这就表明,雍正帝对佛学佛门的异常的关注与干预是雍正十一年开始的。《大清三藏圣教目录》卷首的御制《重刊藏经序》写于雍正十三年二月一日,最晚的佛学著作《御录经海一滴》序文亦是雍正十三年二月撰写的,据《大清三藏圣教目录》卷五的相关记载,几篇佛典入藏事宜决定于雍正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是年八月二十三日(公历十月八日)帝归西。 自言“御极以来,十年未谈禅宗”(《御选语录》序)的雍正帝,到了当政的晚年,不间断地写出几本佛学著作,我们可以知道他对佛学的钻研、撰写以及贸然干预佛门事宜都集中表现在他当政的最后三年。清代一朝,内府刻印的释家类典籍共有十九种(包括《龙藏》在内),其中雍正年间内府刊刻的有十四种之多。这类释氏经典的大多数藏于皇城万善殿内,以备颁赐之用。据收藏目录来看,《御录宗镜大纲》等书,存书量超过一千部,其贮存之多,使人惊叹。可见雍正帝的崇佛心态,亦可知他用佛治世的政治用意(13)。
    《龙藏》编纂的缘起以及版本概况     雍正十一年(1733),雍正帝撰写两部佛学著作的同时,下令于北京东安门外贤良寺设立“藏经馆”(14),由和硕庄亲王允禄(康熙帝皇子。叙齿行次第十六。雍正帝弟。1695~1767)、和硕和亲王弘昼(世宗皇子。叙齿行次第五。乾隆皇帝弘历弟.1711~1765)主持新编大藏经的活动。据《大清三藏圣教目录》附载的《总理藏经馆事务》名单,馆员分为臣僚和僧侣两组。臣僚组再分校阅官、监督、监造三组,僧侣组由临济宗贤良寺住持超盛、临济宗万寿寺住持超广、慈恩宗大慈观音寺住持自塏和静默寺住持海宽来主持,以此四人为总率,在四总率之下,再分带领分晰语录、带领校阅藏经、分领校阅、校阅四小组,分别从事编辑校阅活动。为期约三年半的编纂工作期间,直接参与编纂藏经的臣僚、僧侣总共有一百多人(15)。 《龙藏》雕印的历程,雍正十三年(1735)2月开雕,乾隆三年(1738)十二月十五日竣工(16)。     雍正十三年是世宗雍正帝治世的最后一年,他对于编纂清代第一部官刻大藏经,抱负不凡。在《御制重刊藏经序》里,辩论历代藏经编纂的缺陷。此序前一半论述唐代以前的情况,后一半讲述新编藏经的缘由。序文谓:     “自唐宋以迄本朝,虽代有增益,而其宏规大略,则无改於唐朝之旧也。明永乐间,刊板京师,是为梵本北藏。又有民间私刊书本,板在浙江嘉兴府,谓之南藏。朕敕几之暇,游泳梵林,浓熏般若。因阅华严,知卷帙字句之间,已失其旧。爰命义学,详悉推究,讹舛益出。乃知北藏板本刻於明代者,未经精校,不足据依。夫以帝王之力泐成官本,犹乃如是,则民间南藏益可知已。爰集宗教兼通之沙门,在京师贤良寺,官给伊蒲,晓夜校阅,鸠工重刊,欲俾震旦所有三藏,不至简错字讹,疑人耳目。又历代名僧所著义疏及机缘语录,各就其时所崇信者陆续入藏,未经明眼辨别淄渑,今亦不无删汰,俾归严净。……然则斯刻也,别异归同,简讹从正,未必无小补云尔,是为序。雍正十三年二月初一日”     笔者认为,序文里面南北藏之别等说明里虽有误解(参看蔡氏论著),而当时编纂藏经的前后情况大致可看。重新编纂藏经的表面动机在于明代藏经诸版“未经精校,不足据依”,自然无可非议,然而另有更重要的原因,我们上面已经探讨过。 雍正帝下令开始编纂的藏经,人们通称为《乾隆版大藏经》或《乾隆大藏经》。雍正帝发起编纂的藏经,何以称为《乾隆版大藏经》。《清续文献通考》卷八十九,选举六•宗教•佛教条云:    “高宗笃嗜藏经,尽力于剞劂与翻译。明万历中所刊大藏六千七百七十一卷,乾隆三年,敕选后世大德著述,增为七千二百四十七卷,从事雕刻,是谓《龙藏》。先是,圣祖曾刊刻圆觉金刚等二十二经,为国朝刊经之始。龙藏则经始于世宗而高宗完成之者也。” 这就是说,《乾隆大藏经》之名是以刻成的时间为定的。反之,刻板出来之后不久,世人平常将它称作《龙藏》。现在,《龙藏》之名却为普遍。此版藏经每函首冊都有御制盘龙形牌记(17),有人认为这是《龙藏》之名的缘故(18)。然而此说不妥,因为带有龙牌的佛典还有不少,如《永乐南藏》《永乐北藏》以及雍正五年内府刻本《圆通妙智大觉禅师语录》二十卷(性音撰)等。原来,凡属皇帝敕雕的藏经,历来均称《龙藏》(19)。加之,“这部大藏刊行后,有《大清重刻龙藏汇记》随藏颁行,故‘龙藏’之名亦相沿成习。”(20)后来,乾隆三年刻成的藏经,人们逐渐把它习惯称为《龙藏》了。     据《大清三藏圣教目录》以及同治九年(1870)十一月金陵刻经处所编《大清重刻龙藏汇记》等记载:《龙藏》全藏以《千字文》编号,自“天”字起至“机”字止,共724字,每字一函,共724函,每函10卷(册),共7240卷(册)。同治九年统计,经版共有79036块,每版两面刻字。由于经年累月,经版有坏,则补刻新版,因而几次统计数值很不一致。全藏共分正藏和续藏两类。正藏共485函,以千字文编号,从‘天’字至‘漆’字,分为大乘五大部经(即般若部、宝积部、大集部、华严部、涅盘部)、五大部外重译经、单译经,小乘经阿含部、单译经,宋元入藏诸大小乘經(以上为“经藏”),大乘律、小乘律(以上为“律藏”),大乘论、小乘论、宋元续入藏诸论(以上为“论藏”),西土圣贤撰集八个部門;续藏共239函,只有“此土著述”一部門,编号从‘书’至‘机’;以上正续两藏总计17部,7240卷(册),实际收录元、明、清三代高僧大师的经、律、论、杂著等1670种佛经(含有《大清三藏圣教目录》五卷)(21)。     关于《龙藏》入藏和颁赐的办法,我们在《龙藏》所收《梵网经直解》里可以看到经典入藏和颁赐藏经的具体程序。雍正十二年(1734)五月初二日,江苏句容县宝华山慧居寺(后改名为隆昌寺)僧福聚(1686~1765)上奏《进大宝华山三代律师著述奏章》,请将宝华山三代律祖的五部著述,即《梵网经直解》十卷、《毗尼止持会集》二十卷、《毗尼作持续释》二十卷、《毗尼关要》二十卷、《三坛正范》四卷编入藏经。雍正帝“命庄亲王同超善、自塏等,将此书校阅明白,编入大藏。”庄亲王覆奏“同超善、自塏商议,华山三代所著戒律,堪为入藏。但此内或有删去者,酌量删去明白,奏请入藏。”于是,雍正帝又命“若有删改者,著令福聚带往回南,删改明白,送到之日,请旨入藏,钦此。” 雍正帝在于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谢世,皇四子宝亲王弘历(乾隆帝)继位。乾隆元年(1736)十二月十八日,总理藏经馆事务允禄、弘昼上奏,“臣等令僧人超盛等详加查看……查《三坛正范》既与《作持》部内重复,应行删去云云。”其结果,翌年正月二十八日,《三坛正范》以外的四部书“照所奏入藏”,“于乾隆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大藏工竣。乾隆四年六月二十六日,钦奉圣旨,颁发藏经。于乾隆五年五月初七日,江宁织造臣韩四格专诚赍送《龙藏》一部计七千二百四十五卷到寺。”(22)     如上所述,《龙藏》是多所反映雍正帝佛学理念和政治意图,同时,作为最后官刻藏经,自有独特的内容和学术、版本价值。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编纂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上编)规模空前,原则上将已入藏的佛教经典全部收录。收录的佛经,上编以《赵城金藏》作为底本。缺失部分以《高丽藏》补足,同时将历代各版藏经中有千字文编次的经论,按照内容的性质补入(23)。《龙藏》新收的雍正帝《御选语录》《御录宗镜大纲》《御录经海一滴》三部书以及《大清三藏圣教目录》共四部,均收入《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之中。这四部根据《龙藏》经板,原样影印。 《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所录佛经,除《赵城金藏》外,《房山云居寺石经》《资福藏》《影宋碛砂藏》《普宁藏》《永乐南藏》《嘉兴(径山)藏》《高丽藏》以及《龙藏》,共九种汉文藏经(24)。如此看来,《龙藏》作为《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进行参校时的八种汉文大藏经之一,仍然发挥其特有的学术作用。 ----------------------------------------------------------------------------------------------------------------------- 注 (1)关于大藏经的编纂和雕印经过,不乏论述。各大佛教大辞典有关论述之外,还有以下论著专门探讨。 蔡运辰编著《二十五种藏经目录对照考释》(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12月) 方广錩著《八—十世纪佛教大藏经史》(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11月) 胡孚琛 方广錩著《道藏与佛藏》(新华出版社,1993年12月) 童玮编《二十二种大藏经通检》(中华书局,1997年7月)所收《汉文大藏经简述》 罗伟国著《佛藏与道藏》(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7月) 李际宁著《佛经版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 编辑组编《中华大藏经总目》(中华书局,2004年1月) 方广錩著《中国写本大藏经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2月) 周叔迦《周叔迦佛学论著集》(中华书局,1991年1月)下集所收 “《大藏经》雕印源流纪略” 大藏会编(小川贯弌执笔代表)《大藏经-成立与变迁-》(日本百华苑,1964年11月初版)83页 (2)清代一朝的佛教兴衰,参照下列几部论著。 清•昭槤撰《啸亭杂录》卷一,“世祖善禅机”“善禅机”各条。 蒋维乔著《中国佛教史》(1935年初版,上海书店,1989年8月影印) 黄忏华著《中国佛教史》(1940年初版,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11月影印) 中国佛教协会编《中国佛教》(知识出版社,1980年4月)第一册,中国佛教史略十五“清代佛教”条(林子青执笔) 郭朋著《明清佛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下篇“清代佛教”条 郭朋著《中国佛教思想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下卷所收下编“清代佛教思想”条 (3)《御选语录》序。《清续文献通考》卷八十九,选举六•宗教•佛教条谓:“圣祖整理儒学不遗余力,而其尊崇佛教则犹先代之遗风也。世宗喜研禅理又极提倡净土,自号圆明居士,撰有御选语录十九卷、揀魔辨异录八卷。”;杜继文 魏道儒著《中国禅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8月)第九章 二.清世宗与禅宗。 (4)冯尔康著《雍正传》(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444页 (5)迦陵性音禅师:?~1726。临济宗僧侣。沈阳人,俗姓李。字迦陵。初于京西大千佛寺弘法,未久迁住柏林寺,再移住理安、归宗、大觉等诸刹。雍正元年(1723)春,謝院事南下,四年九月,示寂于归宗寺,谥号圆通妙智禅师。《理安寺志》卷五等。 (6)漢月法藏:明代临济宗僧侣,1573~1635。法藏的传记,分别见于明周永年撰《邓尉圣恩寺志》卷四天寿圣恩藏禅师行状、清邹漪撰《启祯野乘一集》卷十四三峰大师传等。 (7)雍正帝上谕。上谕也见于《御制揀魔辨异录》卷首。参看《御制揀魔辨异录》跋。《御制揀魔辨异录》共八卷,現在,仅收于《卍续藏经》(《卍新纂续藏经》版,第65冊)。是书不入《龙藏》而入《卍续藏经》的前后情况,参看《御制揀魔辨异录》的古莘企觉居士赵希伊和南撰序(1915年1月)以及释常惭序(1918年4月)。两篇序文均见于《雍正御制佛教大典 御录宗镜大纲 御制揀魔辨异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1月)325页至329页。 (8)蔡运辰(念生)《嘉兴大藏经及续藏又续藏目录考释》(蔡运辰编著《二十五种藏经目录对照考释》,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12月)518页。李致忠《清代刻书述略》(《历代刻书考述》,巴蜀书社,1990年4月)297页。关于《嘉兴藏》的特殊情况以及它和《龙藏》编纂的关系,亦参看李际宁《〈嘉兴藏〉分别存版印刷》和《大清〈龙藏〉》(载李著《佛经版本》)。 (9)最近新出点校本《雍正御制佛教大典》共四册(史原朋主编)。是书收录雍正帝的四部佛学论著。《雍正御制佛教大典 御选语录 上》《雍正御制佛教大典 御选语录 下》(《御选当今法会》无收)《雍正御制佛教大典 御录经海一滴》《雍正御制佛教大典 御录宗镜大纲 御制揀魔辨异录》。 (10)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编著《清代内府刻书目录解题》(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9月)383页。另参照朱家溍主编《两朝御览图书》(紫禁城出版社,1992年6月)108页;黄永年•贾二强撰集《清代版本图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册181页。 (11)雍正帝和定边大将军福彭之间关于《楞严经》经文解释的问答,见于福彭奏折后面的朱批(雍正十一年十月二十日条)。中仁主编《雍正御批》下册(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年6月)834页。 (12)其中,关于超善师承见于《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五十四,世宗御制《拈花寺碑文》。另参《御选语录》卷十一御制序云:“我皇祖世祖章皇帝抚有方夏,万几余暇,与玉琳琇、茆溪森父子,究竟心性之学,一时遇合。……朕览玉琳琇父子书,阐扬宗乘之妙旨,实能利人济世。”得知雍正帝对玉琳、茆溪师资的尊敬。 雍正帝和张照之间的禅机问答,见于清•许仲元撰《三异笔谈》卷一。 (13)《清代内府刻书目录解题》子部释家类(自367页至384页)。雍正帝辑《悦心集》四卷(雍正四年序,内府刻本),编入集部总集类。又参李致忠著《历代刻书考述》(巴蜀书社,1990年4月)七.《清代刻书述略》(三)清代内府刻书条;齐秀梅•杨玉良等著《清宫藏书》(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4月)第二章第三节 内府刻本书等条。 万善殿存书情况见于《秘殿珠林》卷二十三:“世宗宪皇帝钦定龙藏二部。…世宗宪皇帝钦定地藏经九百八十八部。…世宗宪皇帝御选语录抄本二十二本。世宗宪皇帝御选语录一百一十九部。世宗宪皇帝御录宗镜大纲一千一百六十二部。世宗宪皇帝御录经海一滴一千一百六十五部。世宗宪皇帝御制揀魔辨异录三千三部。…以上,俱贮万善殿。” 万善殿,顺治年间既为“谈论禅机”的处所,见《啸亭杂录》卷一,“世祖善禅机”条。 内府刻本出来之后,雍正帝把它们颁赐各地封疆大吏,江南总督赵弘恩也是其中的一人。参看《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3辑,雍正十二年六月十日,赵弘恩奏折。 (14)贤良寺:东华门外寺庙,原为雍正帝亲弟怡贤亲王(十三阿哥,爱新觉罗允祥。1686~1730。雍正八年,病死)故邸。《钦定日下旧闻考》卷四十五云:“贤良寺旧在东安门外帅府胡同,雍正十二年建。本怡贤亲王故邸,舍地为寺,世宗宪皇帝赐名贤良寺,御撰碑文以记。”同卷所载御制碑文云:“贤良寺者,朕弟和硕怡贤亲王故邸第也。朕临御之初,晋王藩爵,膺总理之寄,竭忠诚之悃。帷幄訏谟,边防大计,以及方田水利,理财用人,皆能区画精详,赞襄治化,朕用赖焉。八年以来,有如一日。功在社稷,泽在生民。实圣祖笃孝之子,朕之爱弟而纯臣也。……常留意空宗,超有妙悟。岂佛氏所谓菩萨再来欤。王遗言以邸第作佛宫,今既没,因成其愿。敕寺额曰贤良,识其实也。命禅者主之,建大法幢,集大法众,吹大法螺,演大法义,长为吾王冥福。讵不善欤。寺功既竣,纪王勋德,并勒贞珉,与佛日同昭,法灯永炳云。” 雍正帝对亲弟怡贤亲王允祥的“至情”见于几道上谕文,参看:《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5辑,宫中档雍正朝无年月上谕,谕告怡贤亲王辅弼劻襄劳心殚力之折片等。另《天咫偶闻》卷三亦云:“贤良寺,……以其地近东华,外省大吏入觐,辄喜驻此。”据此看来,贤良寺离皇宫较近,编纂藏经极为方便。又参考谭伊孝编著《北京文物胜迹大全 东城区卷》(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9月)50页。 (15)关于海宽(总帅)、超盛(总帅)、工布查(校阅官)、宗森(分领校阅)等人的信息,分别见于以下史料里。 清•王鳴盛撰《西庄始存稿》卷三十八,静默寺僧海宽塔铭:“以旧刻藏经多舛讹,集义学沙门五十余人,开馆校刊。”;清•法式善《陶庐杂录》卷一:“雍正十三年,钦定大清三藏圣教一部。总理藏经馆事务为庄亲王允禄、和亲王弘昼。校阅为校正梵字咒语佛像总管西番学工布查、原任巡抚邹基、侍读学士梁诗正。总率为僧超盛、超广、自垲、汝宽(海宽之误?)以下五十一人。”;清•吴振棫《养吉斋丛录》余录卷三:“雍正十二年,重刻藏经,诏简积学沙门四十余人,开馆校勘,以沛天上人总其事。沛天,名海宽,俗姓崔,易州人。住持西安门内静默寺。”;清•沈大成撰《学福斋集》卷十八,建隆品木森律师传:“恭逢世宗宪皇帝特开藏经馆,遴集海内三宗之高僧,师亦与焉。事竣,恳求龙藏供奉石塔常住,师之力也。”;“大清藏经馆校阅官校正梵字咒语佛像兼总管西番学工布查”之名,亦见于《法界圣凡水陆大斋法轮宝忏》(又云《水陆道场法轮宝忏》或《法轮宝忏》)卷二。 (16)参蔡运辰编著《二十五种藏经目录对照考释》所载《大清三藏圣教目录考释》;《新编缩本乾隆大藏经校订分册目录 分册目录 经名索引 作者索引》(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年10月)所载《新编缩本乾隆大藏经刊印缘起》;李富华•何梅著《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12月)第十一章,清《龙藏》条;齐秀梅•杨玉良等著《清宫藏书》(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4月)第二章第六节,佛道经卷等条;又参考释圣空《清世宗与佛教》(台北中华佛学研究所,2000年8月)等。 (17)御制龙牌刻有如下文字:“佛光恩照 三千大千 随缘遍满 洹沙法界 普度众生 悉证菩提 身心安泰 年时丰稔 风雨调顺 日月升恒 乾坤清宁 百昌蕃熾 上下乐利 中外协和 庶物咸亨 万善圆成 情与无情 同登正觉 大清雍正十三年四月初八日” (18)拙緇《〈清藏〉杂谈》(《法音》1982年第4期) (19)李致忠《清刻〈龙藏〉漫议》(李致忠著《肩朴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9月),主张此说(同书152页)。 (20)李际宁著《佛经版本》176页“大清《龙藏》”条。 (21)《龙藏》经板,乾隆年间迭遭撤毁经板的厄运。因此,全藏部数、卷数,前后不太一致。详情参蔡运辰编著《二十五种藏经目录对照考释》所载《大清三藏圣教目录考释》;《新编缩本乾隆大藏经校订分册目录 分册目录 经名索引 作者索引》所载《新编缩本乾隆大藏经刊印缘起》;李富华•何梅著《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第十一章 清《龙藏》条;齐秀梅•杨玉良等著《清宫藏书》第二章第六节 佛道经卷等条。 (22)以上资料均见于《龙藏》所收《梵网经直解》卷首乾隆五年八月十三日福聚纪文,以及《宝华山志》卷五卷十三等。 (23)童玮著《〈赵城金藏〉与〈中华大藏经〉》(中华书局,1989年12月)25页。《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上编编辑工作早已完成,共一百零六册全部出齐(中华书局,1983年至2004年)。关于下编编辑工作的重点以及收藏对象等,略见于《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中华书局,2004年1月)任继愈序文。 (24)任继愈国家图书馆馆长说:“经过反复比较,最后选定山西《赵城金藏》为基础(原称为底本,后认为不太准确),与另外八种不同时代的大藏经逐字逐句对勘,发现文字歧异时,只指出它们的异同,而不判断其是非。这样,一编在手,等于同时拥有九种大藏经呈现在读者面前。这是历代汉文大藏经众多版本中最具时代特色的一种新版本。”(《中华大藏经总目》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