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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利瑪竇傳教模式的歷史意義 |
作者:王瑞明 |
    利玛窦(1552-1610),字泰西,意大利马切拉塔人。19岁入耶稣会修道,天资聪颖,对文学、算学、天文、地理皆有所造诣。1578年,他从葡萄牙里斯本乘船往东方,到达印度的果阿,1580年祝圣为神父,在果阿居留四年。耶稣会负责东方教务的视察员范礼安派他到中国传教,先到澳门学习汉语。1583年,利玛窦到广州,经官府批准,在肇庆建造一座两层楼房,取名仙花寺。他剃光头、穿僧服,专心学习汉文,热诚接待来访者,把随身带来的世界地图放大,将中国改绘在地图中央,以迎合中国人自尊自爱的心理。自制天体仪、地球仪等馈赠官员,平易近人,结识了许多朋友。1589年,离肇庆到韶州,建中国式教堂一座,从瞿太素学习四书五经,他计划与朝廷联系上以打开传教的新局面,经南昌、南京,于1598年抵北京,当时日本侵略朝鲜,侨居北京的外国人为避免因战争带来的种种误解,或为自身安全计,纷纷离开北京,利玛窦返南京,利用买来的楼房改建为教堂,结交一些官员和文人。1600年与西班牙耶稣会会士庞迪我等八人再上北京,克服许多困难,定居北京,在宣武门东侧购房改建为教堂(今南堂处)。在北京传教十年,积劳成疾,终年59岁。
一、 利玛窦传教模式的内涵
    利玛窦到中国传播福音,为进入中国经历了很多艰难险阻。在公开不能入境的情况下,他采取“私渡”的办法,失败;依法办理手续后到了广州,被勒令回澳门。在几乎绝望中忽得到去肇庆的通知。在肇庆,结识了很多官员和知识分子,住处经常宾客满座,住处四周摆满轿子,邻近河岸停靠着小船和官员的大船。利玛窦制作天体仪和地球仪,指出大地是圆的,破除了中国古老的“天圆地方”的传说,介绍地心引力与日月蚀的成因,还绘制日冕晷或以之为礼物赠人。新奇的科学知识给中国带来了震撼,数学计算法、浮雕的地图、精装镀金的书本、用图表和草图说明建筑模型的专著,这些精彩的事物很快播扬四方,西洋教士博学的声誉与天主教仁爱的教诲,为许多人所仰慕。利玛窦忙于接待各方来客,特别注意“把世俗性的谈话尽量转化为宣传信仰”。照利玛窦的话说是“一点一点地开始大播种”,他认为“通过谈话要比通过讲道,传布得更多而且成果更大。”①这为“利玛窦模式”奠定了初步基础,建立了一个框架。而随着每一次隆重的瞻礼日,领洗入教的人数日益增加,圣堂里挤得水泄不通,一直挤到圣体栏杆前,这就增加了利玛窦向北京进军的信心与勇气。利玛窦在中国传播福音的成功,其成功的模式约有四点:     (一)认识中国,热爱中国。当时到中国传教的教士强调入乡随俗,利玛窦有进一步的认识,他认为采用中国服装、中国语言、中国习俗、中国的生活方式,将自己打扮成中国人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要有中国人的思想感情,由认识中国而热爱中国。以前外国人来华,学习汉文,多从《三字经》开始,只求认字学说话。利玛窦站得高,看得远,为对中国文化有一个全面的认识,精读四书五经,他认为四书五经是为着国家未来的美好和发展而集道德教诫之大成。他认识到中国人确实很聪明,“在天赋上一点不低于世界上任何别的民族”①,“中国人大都崇信真理,不仅是真理的热心探索者,也是圣德的热情崇拜者”。②他对中国人的道德修养非常钦佩,认识到中国百姓品格高尚,“中国这个古老的帝国,以普遍讲究温文有礼而知名于世,这是他们最为重视的五大美德之一。”五大美德指仁义礼智信。他对中国人敬老尊师感触最深,孩子在长辈面前必须侧坐,椅子要靠后,他说:“中国人比我们更尊敬老师。”他非常欣赏“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古训。他深情地称赞“中国道德书籍充满了有关子女应该尊敬父母及长辈的教诲”,关于孝道的表现,“世界上没有别的民族可以和中国人相比。”③中国人是最勤劳的人民,中国人是好思考的民族,“中国人不仅在道德哲学上,而且也在天文学和很多数学分支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他们曾一度很精通算术和几何学。”④利玛窦精通天文、数学,如此肯定中国人的成绩,他赞扬中国人“多才多艺”,他说中国大部分机械工艺都很发达,“他们的船比我们的更考究更宽敞”,⑤还说中国人天赋有经商的才能,治病也相当成功,最令利玛窦赞不绝口的是中国人民热爱和平,“我仔细研究了中国人长达四千多年的历史,我不得不承认我从未见过有这类征服的记载,也没有听说过他们扩张国界。”他非常注意这一现实:“在这样一个几乎具有无数人口和无限幅员的国家,而各种物产又极为丰富,虽然他们有装备精良的陆军和海军,很容易征服邻近的国家,但他们的皇上和人民却从未想过要发动侵略战争。他们很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东西,没有征服的野心。”⑥由认识中国而仰慕中国,明确指出“我们与中国人的接触是有许多好处的。”⑦因此热爱中国,全身心地投入中国传教事业,以拯救中国人的灵魂为职志,这是利玛窦在中国传教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     (二)广交朋友,尊重儒家。利玛窦为传播福音,广交朋友,朋友中颇多名士,除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外,尚有瞿太素及其子瞿式谷、冯应京、李天经、周子愚、郑以伟、叶向高、李贽等。利玛窦的传教事业得力于朋友的帮助很多。如瞿太素在韶州帮忙解决抛石块砸教堂的事件,利玛窦在广东、江西所取得的成就,大部分都是与瞿太素合作的结果。靠瞿太素的努力,南京堂区才得以建立;靠瞿太素的关切,利玛窦才得以第二次去北京;靠瞿太素的介绍,利玛窦结识李心斋、张养默,王肯堂等。瞿太素最初了解“神明的奥秘”,得力于利玛窦、郭居静、钟鸣仁的指引;后来,他又认识了罗如望、黄明沙,他们坚定了瞿太素“对已学到的教义的信仰”。⑧这位常熟人在57岁时由信佛转而皈依天主教。     劝利玛窦改僧服为儒服的是瞿太素。自从改为儒服后,在群众中取得了认同感与好感,工作顺利,教务发展,几乎进入繁花似锦的地步。因为僧中虽有高僧,但良莠不齐,其总体形象在人们印象中欠佳。利玛窦于1593年改穿儒服,足以反映其内心的中国化。他对儒家的认识是清晰的,他认为儒家不是宗教,它没有僧侣或祭司,没有任何特殊礼仪、戒律、教规、祷词、颂歌。真正的儒家并不教导人们世界是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及由谁创造的,他们不崇拜偶像,每年祭祀亡灵的仪式,是向已故祖先表示崇敬和怀念,在墓前摆供品,是表示孝顺,不带迷信色彩,他们在任何方面都不把自己的祖先当作神,并不向祖先乞求什么。孔子是儒家的祖师,但孔子并未被尊奉为神,也无人向孔子请求他降福或希望他帮助。因此,形成了利玛窦“尊孔祭祖”的主张。     利玛窦崇敬儒学,心甘情愿与儒同化,决非盲从,而是出于理性的选择。当他研究了中国古老的权威著作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其中很少有什么东西是和理性之光相反的,而大量的倒是与之相一致的,他们的自然哲学家并不比任何人差。”①利玛窦之所以偏爱儒家,因为它在道德伦理方面与道教、佛教相对立,而与基督教相一致,儒家思想的核心“仁”与基督教教理的核心“爱”,多么近似。利玛窦还把儒家思想理解为中国领导阶级的意识形态,而且还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他更认为“儒家最终目的和总的意图是国内的太平和秩序,也期待家庭的经济安全和个人的道德修养。他们所阐述的箴言完全符合良心的光明与基督教的真理。”②因此,利玛窦认为西洋教士的儒化是对中国“全国归化的一种准备工作。”③     (三)学术传教,介绍西学。利玛窦介绍的西学有算学、测量学、地理学、计有《几何原本》6卷、《同文算指》8卷、《测量法义》1卷、《勾股义》1卷、《测量异同》1卷。利玛窦是以学术传教闻名于世的,在这方面的得力助手是李之藻和徐光启。     李之藻(1565-1630),1599年在北京认识利玛窦,在认识利玛窦前,他曾绘制15省地图,见利玛窦所绘地图,惊叹不已,特重刻《利玛窦万国全图》并为作跋。他向利玛窦学习地理,在利玛窦的指导下,完成研究天象的专著《浑盖通宪图说》,学会使用星盘,并为自己制作一具。由利玛窦口授、李之藻演成《圜容较义》一书。李之藻在病中接受利玛窦的劝告领洗入教,他带领全家都领洗入教,他的部下在他的劝导下不少人皈依天主教。1613年,李之藻调任南京太仆寺少卿,上疏请译西洋历法等书,就在这一年,他译出《同文算指》(即实用数学),这是介绍西洋笔算最古的译本,自加减乘除以至开方,原著中没有一个细节被遗漏。后此十年,他与傅泛际译出《寰宇诠》,这是一部宇宙学讲义;以后又译《名理探》,这是西方逻辑学介绍到中国最早的名著,译者在逻辑用语方面颇费苦心,有些译名至今仍沿用。李之藻死前一年编刻《天学初函》,将利玛窦、艾儒略、庞迪我、熊三拔所著各书汇编在一起。     徐光启(1562-1633),是利玛窦介绍西学的得力合作者,他与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6卷,为西洋科学技术传入中国开拓道路。他译Geo为“几何”,即译其音,又译其义,这一词语,中国古已有之,《诗•小雅•巧言》及《左传》僖二十七年,皆以“几何”问数多少,徐光启以中国人早已熟悉的词语来译名,运用得当;数学上的专名,点、线、面、平行线、直角、钝角、锐角、三角形、四边形、斜方形等由徐光启使用而确定下来,皆沿用至今;三角学的术语如正弦、正切等也是他制定的。徐光启编译有《大测》2卷,介绍平面三角与球面三角;他所介绍的《割圜八线表》就是三角函数表。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在数学领域里的努力,为扭转中国当时忽视数学基础的弊病具有关键的作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徐光启根据当时农业发展的需要,吸收外国科学技术,向熊三拔学习泰西水法,将熊三拔传授的知识写成《泰西水法》一书,丰富了中国农学的内容。徐光启在天文历法方面,会通中西,采用新测算法,使日食、月食的预测的准确度达到最高水平。他主编的《恒星历指》经过实测绘入表者1356星,所分大小、等次、远近、位置、行直、形模,悉与天象相合。银河之为无数的远星,在我国是徐光启最先说明的。《崇祯历书》之成为我国宝贵的历史遗产,与徐光启及其领导有方不可分。徐光启介绍西洋科学,运用西洋科学知识解决自己科学研究中许多问题,成绩卓著。     (四)群策群力,众志成城。利玛窦对“独木不成林,独力不成事”的道理是深刻理解的,具体反映于他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在传教士与传教士之间,传教士与信教群众或不信教群众之间、传教士与官府之间,遇到纠纷时,利玛窦皆泰然处之。如肇庆有人诬告利玛窦等是“外国奸细,图谋刺探我国机密”,肇庆同知方应时是利玛窦的至交,对教士们品德的清白早有认识,他劝利玛窦对原告控以诽谤罪,但利玛窦并没有这样做,在官府审定整个控告不符合事实后,就算了结了。广西巡抚刘继文调到肇庆,下令驱逐利玛窦等教士回澳门,利玛窦等离肇庆回澳门,途中被追回肇庆,改去韶州。在韶州、南昌所遇到的危难,很快都化险为夷,由于有很多官员、儒士。百姓为之出谋划策,直接或间接给予帮助。无端的迫害反而使很多人想了解这个宗教而接近这个宗教,如南昌发生27人签名诬告教士“到处在河上肆行剽掠,聚合钱财”以及与官员“秘密结盟,结成死党”一案,经官府审理,纯属无中生有。结案后,1609年圣诞节重新开堂,不仅信教群众照旧热心参与弥撒,还有许多不信教的群众进堂观礼、听神父讲道。     1616年,南京发生教难,始作俑者为南京礼部侍郎沈氵隺,他一向仇教,他认为天主教有两条罪状:一为西士治历,破坏传统历法;二为不祭祀祖宗,数典忘祖。要求皇帝下令驱逐教士出境,皇帝不准。他采取先斩后奏的办法,发兵包围南京天主堂,王丰肃神父及教友20余人被捕,南京教难波及全国。徐光启上疏为西洋教士辩护,指出西洋教士“实皆圣贤之徒,其道甚正,其守甚严,其学甚博,其识甚精,其心甚真。其见甚定。”天主教“以昭事上主,救己灵魂为旨,其法能令人为善必真,去恶必尽”。并强调天主教有移风易俗之力。徐光启提出鉴定教会的办法:一翻译西来经传,以定其邪正;二令教士与名僧互相辩论,以明其是非;三将已译出的书籍,一一审核,以证其善恶。当时明神宗荒淫腐朽,不过问政事,沈氵隺勾结太监魏忠贤,假传圣旨,勒令教士回澳门。沈氵隺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利用职权,又掀起教难。徐光启的家成为教友们的避难所。李之藻与杨廷筠在杭州全力保护神父、教友。教难平息后,当时钦天监推算日月食一再错误,徐光启奉命主持其事,按西洋新法推算,纠谬正误,他推荐龙华民、汤若望参加这一工作,工作很出色。他们出入宫中,讲道传教,宫中领洗进教的达五百余人。     徐光启是在1603年在南京领洗进教。他认为若崇信天主,国家可“永安无危,长治无乱”,天主教的教理教义可“易佛补儒”(或译作“驱佛补儒”)①,即可以充实、完善儒家思想。徐光启成为西洋教士在中国传教的得力合作者,他与李之藻、杨廷筠是明末天主教三杰。徐光启非常重视传教工作,他从南京邀请郭居静神父到上海开教,徐光启的家在上海南门内乔家浜侧,俗称九间楼,上海最早的天主堂就建立在九间楼之西。李之藻为杭州的开教做了不少工作,在其家附近建立小圣堂和神父住宅。杨廷筠(1557-1627),1598年任监察御史,弹劾阉人陈奉、马堂、陈增等奸状,守正不阿。他本信佛,在李之藻的劝导下改信天主教后,举办公益事业,成立兴仁会,立公墓,设义馆,施舍衣食医药。每天除早、午、晚默祷外,以思、言、行、缺为自我反省的重点,经常独居斗室,静心澄虑。在他的言传身教下,杭州大批人士进教。他的门生张赓,受他的感化入教。张赓是福建人,艾儒略在张赓的帮助下从杭州前往福建传教。杨廷筠写的《代疑编》,流传甚广;他还写有《西释辩明》、《西学十诫注释》、《用夏解》等书。他写的书在福建影响很大。他除将自家的住宅捐献给教会外,临死的那一年,建筑壮丽的教堂及教士住宅、修道院,为杭州教会打下很好的基础。     1600年5月18日,利马窦与庞迪我、钟鸣仁、游文辉从南京启程去北京,在瞿太素、李心斋、祝石林等的关照下,沿途顺利,但到达临清,虽有临清道钟万禄的庇护,仍遭税使马堂的刁难、搜查、抢劫、凌辱、囚禁达半年之久。钟鸣仁修士把几封申诉信送到北京求援,最后逃脱了魔掌。马堂不敢违拗皇帝的旨令,派出八匹马和30名脚夫,将利马窦一行送往北京。利玛窦之所以能定居北京、开展传教活动,建教堂,以及死后得到葬身之地,无一不是在朝野上下的支持下完成的。利玛窦传教模式不是利玛窦孤军奋战所形成的,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利玛窦所率领的是一支坚定刚毅、无私无畏的以传播福音、拯救灵魂的传教队伍,视死如归,黄明沙修士在广州被活活打死,麦安东、石方西两神父先后在韶州死去,苏如望神父在南昌病逝,鄂本笃修士长期跋涉于西北,1607年在肃州病故。利玛窦病故不到60岁。这是说明利玛窦传教模式的形成,支付了极高的代价。     二、 利玛窦传教模式的历史意义     《利玛窦中国札记》一书中译者序言,指出利玛窦的传教活动,最后可以说是一场失败。他们主要的论点是利玛窦没有用一种思想体系来改变或取代中国传统的思想体系,亦即“合儒”、“补儒”、“超儒”的工作。①这一指摘正触及到利玛窦模式的精华所在。     (一) 儒化的成功     利玛窦清楚地认识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认识到儒家学说与天主教教理教义的一致性,他从思想深处接受了儒化,从他写的《二十五言》就有所反映,在此书中,专讲人生的德行和优良品行,他不仅把宗教灵感归之于儒家,而且还引申出了它与基督教的内在关系。别的教派都喜欢阅读这本书,取得了意外的成功。这是对利玛窦儒化的充分肯定。利玛窦儒化的目的是为了传教,认为传教最重要的手段是“以身作则”,即“以他们圣洁的生活为榜样”②,以儒家的教诲作为自己言行的指南,真正儒化,“以行代言,对传播新传来的基督教的名声更为灵验。”③他非常重视无言表率的作用,因为榜样、典型的示范作用胜过千言万语。利玛窦著作中最有影响的是《天主实义》(原名《天学实义》),是利玛窦与我国文人学士辩疑之作,一时风行全国,且译为日文,越南亦有刻本,此后更有朝鲜译本及法译本,这是一本西方人研究中国思想的力作,他引用《中庸》、《诗》、《书》、《易》、《礼》,旁征博引,左右逢源,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冯应京尊称利玛窦为“儒学博士”,翻印《天主实义》。冯应京任湖广省按察使,弹劾税使陈奉,正不胜邪,反被关进监狱三年,出狱后不久即逝世,他虽未领洗进教,但对利玛窦的人品学识极为钦佩,还翻印利玛窦的著作以广流传。利玛窦经常与各方学者论学,学者多以“利子”尊称之,叶向高赠利子诗曰:“著书多格言,结交皆贤士。我亦与之游,冷然得深旨。”叶向高是明代一位有为有守的朝官,累官吏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经常敷陈朝政得失;魏忠贤擅权,横行无忌,叶向高与之对抗,保护了不少正人君子。诗中有言“结交皆贤士”,这是千真万确的,徐光启被魏忠贤排挤回家,即为明证。而反对西洋教士的魏忠贤、沈氵隺、马堂等人都属于历史上的奸邪之辈,这已经盖棺定论。     利玛窦交友有道,他在《交友论》卷一指出:“视其人之友如林,则知其德之盛;视其人之友落落如晨星,则知其德之薄。”这话的意思不是提倡“滥交”,而是主张广交朋友,利玛窦也结交和尚,如莲池法师与他往来频繁。交友要慎重,要收到互相帮助、互相砥砺之益。利玛窦与李汝桢辩论,使他承认崇拜偶像之非。利玛窦与名僧黄洪恩辩论,这位名僧并不否认有一个天地主宰的存在,但是他同时认为他并不是神或具有任何特别的尊严。在利玛窦的追问下,这位名僧仓促承认他可以创造天地。这类论战,虽然一时得不出一个明确结论,但加深了彼此的认识,利玛窦说:“友者过誉之害,大于仇者过訾之害。”朋友互相吹捧之害大于敌人的诽谤,他对交友之道的认识极其深刻。又说:“多有密友,便无密友。”可见他深知交友的奥妙。利玛窦《交友论》成为名著,流传甚广,极为难得,赣州知县重印了这本书。利玛窦著述之论及我国经籍的,尚有《畸人十篇》,以我国经书与天主教经典作比较研究,反映了他对儒典研究之精深。     利玛窦凭其丰富的儒学知识,将四书译成拉丁文,寄回欧洲,开西人译儒典之端。继而有金尼阁译五经为拉丁文,在杭州刊印,这是我国儒典最早的西文译本。再往后有殷铎泽与郭纳爵合译的《大学》、《中庸》、《论语》,俱译为拉丁文。将儒学推向世界,使儒家思想发挥其世界文明的组成部分的应有作用,促进中西文化交流,贡献卓越。利玛窦之所以儒化,精通儒典,精通儒家学说,能向世界宣扬儒学,由儒化而结出丰硕的成果,与他的天资聪颖、记忆力惊人有关,有人对他进行了一次考验,把很多中国字漫无次序的写下来,而利玛窦读上一两遍,就能一字不差地背诵出来;更惊人是还能倒背不误。①利玛窦儒化的结果,被称为“儒家”。②以利玛窦为首的西洋教士经过辛勤的工作,在中国人心目中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我们的传教士已经获得了学者和圣人的名声。”③这一名声的取得,说明西洋教士在思想感情上适应了中国社会。     (二) 适应的成功     利玛窦等西洋教士在开展传教工作中,除了适应风俗习惯,适应群众心理,更大力适应国家急需,适应社会要求。他们以讲解西洋科学入手传播基督福音,这是最成功的适应。其意义有三:     其一,改进学风。基本上扭转了不重视数学的缺失,利玛窦在罗马专攻数学数年,在数学大师Christophoro Clavius的指导下,造诣颇深。利玛窦以其丰富的数学知识震撼了中国人。中国古代数学水平十分高超,如《九章算术》是东汉初年根据西汉及其以前数学知识汇编而成的一部名著,其中《少广章》开平方、开立方的方法,比欧洲早一千多年;《方程章》联立一次方程式的解法,也比外国早四百多年。南北朝时期的祖冲之算出圆周率值在3.1415926与3.1415927之间,这是世界上第一个最精密的圆周率,欧洲人直至1573年才求出这个值,比中国晚一千多年。我国是一个农业国,农业生产实践与数学联系密切,在农业发展的客观要求下,数学发展得比较早。中国古代数学的发展与古代希腊数学有所不同,在算术、代数学方面的成就比较丰富,而几何学、三角学方面的成就贫乏。徐光启与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前6卷,正好弥补了这方面的缺陷。而且具有端正学风的作用,在那文化领域泛滥着空疏的唯心论的时代,时代的危机,促使徐光启急于求救于西方科学,徐光启在《刻几何原本序》中说:“汉以来多任意揣摩,如盲人射的,虚发无效,或依儗形似,如持萤烛象,得首失尾,至于今而此道尽废。”连“任意揣摩”之风与“持萤烛象”之习都“尽废”,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危机可想而知。徐光启是为解救思想危机而与利玛窦向中国介绍西学的。其所译《几何原本》前6卷,是欧洲数学著作译成汉文的第一部书,成为明末和清代许多人学习数学的启蒙读物,一再重版,还有满文版。清代数学家李善兰在15岁时读此书,它对培养我国数学工作者起过重要作用。《几何原本》后9卷由李善兰全部译完。西方数学的介绍,使我国数学在原有的基础上获得了生机。数学是科学发展的基础,有清一代学者大师如梅文鼎、王锡阐、戴震、江永、焦循、阮元,几乎没有一个不深受西法天文数学的影响。     其二,增益知识。利玛窦介绍西学,提高了中国人民的知识水平,开拓了眼界,使他们惊奇地见到子午线、纬线和度数划分的地球表面;破天荒地知道赤道、热带、两极;将24度的黄道带恰当地刻画在一个日晷上,更使他们叫绝。使用象限仪能够测出一个塔的高度,一条沟或者一个山谷的深度,或者一条路的长度,也使他们感到无比新奇。利玛窦对来访者讲解地理学和天文学的一些基本原理,“他教的东西简直是骇人听闻,是超出他们想象之外的东西。尤其甚者,确实是他们有很多人承认,在此以前他们对于更美好的事物的无知使得他们顽固而骄傲,他们过去在知识问题上的极端盲目曾经很不理智地蒙蔽了他们的眼睛,现在眼睛的确被打开了,看到了生活中更严肃的事物。”④这不是利玛窦的自我炫耀,瞿太素称赞利玛窦所带来的科学知识,“开阔了知识界的眼界。”⑤他将14岁的儿子委托西洋教士教育,从事中国文学与欧洲文化的学习,进步很大,中国知识分子不少人接受西洋教士介绍的科学,而拒绝了他们的宗教信仰,这可以李贽、方以智、黄宗羲为代表。梅文鼎有诗云:“窃观欧罗言,度数为专宗,思之废寝食,奥义心神通。“他欣赏西洋的度数之学,并不信仰其宗教。清代政府虽长期禁抑天主教,但仍重视西洋科学的吸收与应用“节取其技能”。①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评曰:“自明徐光启、李之藻等广译算学、天文、水利诸书,为欧籍入中国之始,前清学术,颇受其影响。”西洋科学的介绍,主要组织者和领导人是徐光启,如西洋教士熊三拔是水利专家,对水利已有20余年研究的徐光启向他请教时,他竟有“怍色”,在徐光启诚恳要求与反复劝说下,他始答应将《泰西水法》介绍中国。徐光启在吸收西洋科学技术方面的重要理念是:“会通中西,力求超胜。”他说:“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②翻译与会通之后的“超胜”,全靠中国科学家奋发图强。与徐光启同时代的王徵(1571-1644),是著名机械学家,已有许多发明创造,曾亲手制造虹吸、鹤饮、轮壶、代耕、自转磨、自行车,见之者皆称奇,但他并不满足已取得的成绩,潜心学习拉丁文,与邓玉函合译《奇器图说》,成为我国第一批学习和推广西方科学技术的学者之一,王徵自从学习西洋自鸣钟法后,“问学功夫,颇觉实落;思致想头,颇觉圆活。而心灵跃跃,又若时时有所开动。”③因此而有自行车的发明。西洋科学技术之所以能在中国土壤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离不开中国原有的基础与中国本身的各项条件。     其三,形神兼顾。利玛窦传教方法最值得重视的是以介绍西学为切入点,即由“世俗性的谈话尽量转化为宣扬信仰。”④并不是一开头就讲造物主、灵魂、天堂。利玛窦分析了来访者的各不相同,有的是来观看洋人带来的稀奇物品,如三棱镜,自鸣钟;有的是来学习数学,探讨数学难题的;有的是来询问天文学、地理学方面的一些知识;有的是为寻觅把汞转化为水银的秘诀;还有的人听说利玛窦记忆力惊人,向他了解记忆的方法。最后才是对灵魂得救的关怀。来访者各有爱好、各有兴趣。利玛窦因材施教,对每个人都不让他空手而归,“带回有关这件事或那件事的一些宝贵意见,一点一点地开始大播种。”⑤李之藻最初接触利玛窦就是从他学习地理学,进而在利玛窦指导下绘制世界地图,利玛窦为之增补一些国家,帮他作了详细地叙述,随着交往的频繁,两人合作译书,最后领洗进教。 西洋教士以介绍西学来清除隔阂,增进友谊。南京有一位显贵许胥臣读《天主实义》有抵触情绪,王丰肃神父用数学吸引他,王丰肃还托人为他做了一个天体仪、一个地球仪,他在上面加上注释,大大增进了友谊和相互尊敬。许胥臣皈依天主教,成为道德和虔诚的典范。西洋科学的介绍,是引导人们认识真理的有效途径,这是一种“由显入微,从疑得信”得方法,即使人由怀疑利玛窦到相信利玛窦,由相信其所传的科学到相信其所传的宗教,徐光启《刻几何原本序》有所表白:“余乃亟传其小者,趋欲先其易信,使人绎其文,想见其意理,而知先生之学可信不疑。”这里“先生”指利玛窦。     利玛窦以介绍西学为手段传播基督福音,兼顾神形利益,即既重灵魂的得救,也不忽视有关肉身的种种需要,世俗与超性并重,人的灵魂与肉身紧密结合,一经分离,既告死亡。神形相通,神形互动,形受益则神亦受惠,以西洋科学技术来丰富人们的知识,提高人们的技能,使人们能为国家谋福祉,改善人们的生活,带来健康、平安、富强为修身养性提供条件和环境,为灵魂得救铺平道路。超性的追求应顾及世俗利益,“中国人认识到我们丝毫不搞什么革命性的东西,也不指望任何物质利益,只是前来传播唯一圣教,那和帝国的利益丝毫没有抵触。”⑥这是说要面对现实,服务现实,这一传教方针,保证了圣教广扬,几年之内,新增教友五千之众。《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译者序》指出利玛窦未能以一种思想体系取代中国传统思想体系是失败,实际是成功。     (三) 传教的成功     利玛窦学术传教的理念、方法中的儒化与神形兼顾是适应中国人民心理与中国社会实际的重大措施,使天主教会能在中国立足,在肇庆、韶州、南昌、南京、上海、杭州开教建堂,甚至进入北京,进入朝廷。唐代的景教为中国传来基督福音,但很快销声匿迹;元代孟高维诺在北京建教堂,在北京传教34年,死在北京。他还在福建泉州设立教区。他是以教廷正式使节名义来华的第一人。但也后继无人。只有利玛窦开创的局面维持至今,其成功之处表现于以下二点:     第一,开教建堂,传承不绝。在广东首府肇庆建立两层楼房,这是利玛窦在中国建立的第一座教堂,利玛窦在肇庆开创了很好局面,照他的话说:“庄稼一天又一天地越发成熟起来”①教友不断增加,有一天作完弥撒,有18人领洗。韶州建堂后,有一年领洗者140人。韶州城内城外皆能广扬圣教,如在靖村,百名教友修建圣堂,龙华民神父到马家坝讲天主十诫。南昌,利玛窦购买了房屋,传教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据利玛窦的观察,这里百姓生活勤俭、风度文雅,这里最高长官陆万垓准许利玛窦住在这里传教。利玛窦与郭居静1598年离开南昌去南京,苏如望神父留在南昌,1605年,教友由200增至400人。利玛窦对南京的印象是:“这里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百姓精神愉快,彬彬有礼,谈吐文雅。”②南京第一位教友秦保禄,家里有一座美丽的小圣堂,74岁安息主怀。南京正阳门西营崇礼街有一座新建的楼房,因闹鬼,出售给利玛窦。利玛窦在南京,应邀参加纪念孔子的集会及一些文人学士的聚会,他在聚会上介绍欧洲各种风俗和宗教信仰。他应南京地方官员的要求,将原在广东绘制的山海舆地全图进行修订,改正错误,增加注释,官员雇工镌石,刻上赞扬的序文,拓本流传各地,远至澳门、日本。南京的教友每年翻一倍。利玛窦进北京后,进入朝廷,建造圣堂,忙于接见连绵不绝的客人,从不拒绝接见教友中地位最低微的人,并和他们亲切交谈,各地寄来的许多信件,他皆一一作复。特别是关于教理教义的问题,答复得很详尽。以上所列举的肇庆、韶州、南昌、南京,每年各地新增教友皆在100名左右。此外,上海,杭州皆开教建堂。     第二,传教队伍。庞大奇特。传教的主力是教友,利玛窦通过传播西学,组织成一支庞大的传教队伍,如徐光启、李之藻、瞿太素等。利玛窦每到一处,必与地方官建立友情,在肇庆结识兵备道徐大任等一些官员,徐大任后调任南京朝廷中的侍郎。韶州城内有一位显赫人物姓彭,与神父友好交往11年,1603年入教,成为传教的骨干。韶州附近所有达官贵人,多成为神父的好朋友。在南昌,王继楼医生帮利玛窦结交了一些朋友。原韶州同知李春和,在韶州与利玛窦成为好朋友,在南昌相遇,双方喜出望外,李春和为利玛窦做了一些工作,让利玛窦安心在南昌住下来。利玛窦在南昌成为建安王朱多节家的常客。南昌文坛领袖章潢与利玛窦情谊至深。南京最显赫的人物魏国公徐弘基、南京城的军事首领丰城侯李环、礼部尚书王忠铭、有三教领袖之誉的焦竑、敢于离经叛道的李贽,都成为利玛窦的朋友。李贽虽未信教,但他说“基督之道是唯一真正的生命之道。”③他赠给利玛窦一个纸折扇,上面题诗:     逍遥下北溟,迤逦向南征。     刹利标名姓,仙山纪水程。     回头十万里,举目九重城。     观国之光未?中天日天明。④     李贽对利玛窦评价甚高,他说:“凡我国书籍无不读,请先辈与订音释,请明于《四书》性理者解其大义,又请明于《六经》疏义者通其解说,今尽能言我此间之言,作此间之文字,行此间之仪礼,是一极标致人也。中极玲珑,外极朴实,数十人群聚喧杂,雠对各得,傍不得以其间斗之使乱。我所见人未有其比,非过亢则过谄,非露聪明则太闷闷瞶瞶者,皆让之矣。” 李贽赞扬利玛窦“是一极标致人”,这对利玛窦所崇信的基督福音的传扬是具有积极作用的。像李贽不信教而直接或间接帮助利玛窦传教的人不在少数,庞大的传教队伍肇庆就已形成,“如果要列举所有那些最后当了大官并且后来有助于基督教的进展的广东省人,那名单会是没有穷尽的。” 利玛窦说:“那些对我们教旨有所认识的人,立刻把它传到他们任职的四面八方。这样就逐渐地而不知不觉地为那些后来在中国其他地方宣讲福音的人开辟了道路。” 不信教的人不自觉地参加到传教队伍,这是一种奇特的现象。湖广省按察使冯应京翻印利玛窦写的《交友论》、《二十五言》、《天主实义》,分送友好;还有赣州知县翻印《交友论》,这是直接参与传教活动了,这是利玛窦用著书立说的方法传教的效果。利玛窦传介西学引起人们尊敬,引起官民对教会的亲近与重视,“而且有助于帮助中国人逐步增加对基督教理解的愿望。” 西洋教士的讲道,内容充实,都能引起不信教人的好感,“他们来听布道,尽管他们并没有都接受他,绝大多数却表示了赞许。” 由于有这样一些工作,才使不信教的人为传教效力。利玛窦从南京北上,献给皇帝的礼物有十字架、圣母像、自动报时的时钟、古翼琴、三棱镜等,这些对中国人说都很新奇,在北上沿途很多地方官都热情接待西洋教士,希望观赏贡品。利玛窦自进入中国,都以三棱镜、日晷、地图、星盘、天体仪、地球仪、象限仪、罗盘等作为礼品,分别赠送地方官,这是颇具吸引力之举。因此吸引了很多人乐于接近他,乐于与他交友,乐于为他效劳。利玛窦在肇庆、韶州、南昌都遇到过麻烦,之所以能化险为夷,得力于朋友的帮助。南京教难时,挺身而出为天主教辩护的是徐光启。利玛窦在临清遭马堂囚禁半年而终于能安抵北京,以及定居北京,都有很多人帮忙。“由于在首都定居的影响,传教团的地位在短短几年之内就已十分稳定,基督教的信仰在全国各地滋长起来。基督教的热情之火一旦点燃,就每天都会传播开去。新信徒毫无阻碍地公开接受信仰。他们当着别人的面公开参加传教点的修建,参加教理班和弥撒以及进行其他宗教礼拜。有些异教徒,甚至是士大夫阶级和位置很高的官员,也都到教堂来参观,向十字架致敬。” 这是利玛窦对传教工作的总结,接着说:“感谢天主,“不仅因为神恩的光已经突破了几个世纪的黑暗,而且因为有很多人竞相参与这个特殊葡萄园的劳动。”利玛窦清楚地认识到他所拥有的这支“很多人竞相参与”的庞大传教队伍的不可取代的作用与卓越贡献。靠他们已把天主教传遍全国。     三、利玛窦传教模式的启示     利玛窦在传教方法上,高瞻远瞩,颇多创新之举。但都不违背教理教义,如尊孔敬祖,照利玛窦的分析,向孔子奉献祭祀,点燃香烛,并供一只已经宰杀的牲畜,由于“他们不承认他有任何神性,也丝毫无求于他。”这种礼节不能称真正的祭祀。 祭祖也是如此。尊孔敬祖完全是理性的决定。利玛窦的儒化,本来是天主教在中国得以大发展的转折点,比利玛窦年长的罗明坚,他却一直偏爱僧装,并且认为“采用僧侣们的生活方式乃是支持中国传教团事业的一种恰当的措施。” 这是与利玛窦对立的,利玛窦偏爱儒学。因为他认为儒学在道德伦理方面与天主教一致。儒学是学派,是建立在自然法则基础之上的哲学,不是什么宗教。一些西洋教士不学习儒典,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更不正视利玛窦传教的理念与措施的客观功效,贸然指摘利玛窦过分关注发展与儒家杰出人物的关系,对儒家的积极评价,有     损基督教教义纯洁性的危险,进而否定其“尊孔敬祖”的举措,指出在祀孔祭祖时使用“天”和“上帝”有异端之嫌,多明我会与耶稣会之间,对此争论不休,这称为礼仪之争。康熙32年,巴黎外方传教会福建代牧严珰下令禁止祀孔祭祖,引起中国人民极大的反感,康熙皇帝说:“圣人以五常百行之大道,君臣父子之大伦,垂教万世,使人亲上死长之大道,此 至圣先师之所应尊应敬也。”这一意见送达教廷,教廷仍支持多明我会的意见,并以“绝罚”相威胁。康熙毫不让步,这个争论持续约一百年,从而教难持续120余年(1723-1850)。这件事启示我们,在中国传教必须适应中国,像利玛窦那样。违背利玛窦模式,就会失败。     利玛窦模式正面地启示我们,作为教士必须有广博的知识,学有专长。我们不能指望修院教育完成这一任务。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办法在自学,无论在天文、地文、人文方面,认真地钻研下去,持之以恒,没有不成功的。比较宗教学、天主教史、神学、哲学对传教士来说,都已有相当基础,继续努力深造,必会有所收获。随着时代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的文化水平不断提高,传教士必须认清时代的形势要求,严格要求自己,勤奋治学,以适应社会。对主日讲道,要精心准备,要有中心思想,要有针对性,要能解决问题,不能敷衍塞责,切戒语无伦次,吐辞不清。平时要乐于参加社会活动,广交朋友;善于接待来访者,这些细节,都来自利玛窦模式。     利玛窦模式还启示我们要民主办教。走群众路线。利玛窦周围有那么多朋友,各级官员、知识分子、普通百姓,他们尊敬利玛窦,或称赞他博学,或颂扬他的人品,或接受其宗教信仰。最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不信教的朋友成为其传教队伍中重要力量,其中原委值得深思,除利玛窦具有极强的吸引力之外,他乐于接近群众,以礼相待,他奉行中国的礼节,对各级官员必赠以三棱镜、日晷、地球仪之类的礼品,对跪拜之礼习以为常,从不欺压百姓。他特别注意言传身教,虚怀若谷,善于听取意见,如要求朝廷准予在北京长期驻留的奏疏,由吏部的曹于汴修改润色,说明到中国传教是为仰慕皇帝的尊严与威望,奉献的礼品是表示对皇帝的爱戴和忠诚。这份奏疏得到的答复是:“想住多久就住多久,想住那里就住那里。” 而且公家还拨款津贴他们,每四个月发一次,每个月相当八个金币。这件事说明利玛窦善于用人,善于发挥朋友的特长,为我所用,善于吸取大家的智慧和力量来推进传教事业的发展。     利玛窦模式的形成,不是靠利玛窦孤军奋战完成,耶稣会的团队精神与重视学术研究的会风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他有许多志同道合的置生死于度外全身心投入传教事业的教士,郭居静、黄明沙、王丰肃、黎宁石、林斐理、罗如望、庞迪我、钟鸣仁、游文辉、苏如望、李玛诺、费奇观,还有龙华民等。平信徒是传教队伍中的主力,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王徵、瞿太素是主力中的骨干,在许多工作方面担当组织、领导任务,利玛窦信任他们,放手让他们工作。尤其是能促使大批不信教的人能为传教工作。中西结合、官民结合、信教与不信教者的结合、神职人员与平信徒的结合,这是形成利玛窦模式的精髓。使人痛心的是教会内部,对利玛窦有种种误解,如谓“利子不善华文,所著无一足贵。” 北京曾有一位洋教士说:“利玛窦西洋人,予亦西洋人,苟有华人助我,我所著作,将远胜利玛窦。” 利玛窦能说、能读、能写汉语文,其《天主实义》、《交友论》、《二十五言》、《畴人十篇》,并非他人代笔,在当时极受欢迎,为传扬福音起到很大作用。利玛窦善于用汉文写作已成习惯,他于1595年写道:“至于意大利文,我再没有勇气使用它了,由于已不习惯。” 意大利文反而变陌生了。不理解这些细节,不了解利玛窦儒化程度之深,怎么能理解其模式的精神实质。这就造成中国天主教在利玛窦以后一蹶不振的地步,这是对我们的严重警告!     利玛窦传教模式的精神实质集中于一点,就是适应中国文化,利玛窦的儒化是适应,介绍西学是适应,西洋教士进入钦天监工作更是适应。只有适应,教会才可生存,始能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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