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物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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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会转型期馆员的心理问题与自我心理建设
“中国历史文选”课应定位于多功能
《国语》与《史记》记述范蠡比较
《淮南子》廉政理论撷英
国家图书馆所藏《四库全书总目》稿本述略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满文古籍孤本提要
传统目录学表微
大典本《新安志》佚文研究
安徽杜诗学文献述略
保护典籍,致力经史——朱彝尊的文献学成就
孟学的演进及其时代特色
20世纪古籍整理的成就及今后的工作
对于《太平广记》的整体文化观照
《奉天通志》征引书目辑录
关于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基本理论的几个问题
论汉代“通经致用”思潮对古文献整理的影响
金毓黻赴日搜求东北史地文献考略
旧志整理要注重点校质量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满文古籍孤本著录札记
历史文献学思想研究论纲
两汉乐赋中所见音乐理念的新突破
历史文献学是历史系的不能承载之重
试论王应麟的文献学成就——以《困学纪闻》为例
钱 穆 的 考 据 学 思 想
钱大昕的汉学、宋学和清学观
钱大昕在新、旧《唐书》研究上的成就
《清史稿•徐邦道传》释证
试论费宏政治生活三事
述魏晋南北朝时期文献学的成就
《宋史全文》(理宗部分)点校商榷
谈 古 籍 注 释
探讨唐朝对营州(辽宁)的统治
对于历史文献学科的一点思考
西夏文献资料述略
鲜卑石室祝文辨疑
谢圣纶与《滇黔志略》
从《徐乃昌日记》考论随庵金石收藏特色
玄学思潮与东晋南朝史学
关于颜延之《庭诰》的几个问题
重视海外华侨华人历史文献的搜集与整理
中原典籍的入辽及其贡献
钱穆论朱熹
唐代男女初婚年龄的历史变迁
和諧原理三題
国学家的精神世界——对章太炎与《苏报案》的再认识
易学特点
孔子不是民主的敌人
“道统”与朱子的新儒学
論利瑪竇傳教模式的歷史意義
面向世界:后“五四”时期一个倾向的延续
学术上白手起家的罗振玉——《上虞罗氏枝分谱》资料的发掘利用
羅振玉在近代書法史上的地位
羅振玉父子對西夏學的貢獻
王國維《詠史二十首》手寫本的文獻價值
廖季平先生的经学传承
王献唐年谱
论书目的学术史价值
雍正帝与《龙藏》
明末版权史事钩沉——崇祯十三年金陵石啸居刻《四书大全辩》卷首版权文件十四通读后
“绝代坊贾”陈济川和孙殿起
顾廷龙晚年的版本目录学思想述略
马一浮佚诗佚文小笺——马一浮与龙榆生交往因缘剪影
讀錢罪言
敦煌本《壇經》錄校三題
《左传》疑义新证
《盐铁论》可与《史记》互证“实录”
《宋史•李性传传》考补
殷墟甲骨祭祀卜辭中“伐”與犧牲關係考
“士伍”本义与赵至身分之谜
酂侯萧何封地考
“太史公遭李陵之祸”述评
歆、莽关系新论
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唐代谱学
论宪穆敬文武宣六朝的皇权嬗递及其间宦官权力的变化
漢代社會的讀書生活
汉赋与制度
诔文写作与亡者悼念——《世说新语》与《文心雕龙》研究札记
辽代文化及其历史地位
钱大昕的天文历法研究成就
《左传》预言及其文学价值
通才、絕藝與淒美戀情——关于姜夔的二三断想
论方拱乾诗及其家法的递嬗
由大历史而小历史:20世纪长篇传记发展鸟瞰
書藝旁徵
想象与意象表达:书法创作与审美的泛化对应关系
《虹月楼记卷》和冯子振墨翰
內藤湖南的史觀與史論──基於對其《支那史學史》的分析
蔡元培先生的一篇佚文——《历史学派经济学序》
文渊阁《四库全书》成书年代考
明代西洋三书的世界性意识 ——读《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
東洋文庫藏《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資料隨錄
《新箋決科古今源流至論》的版本鑒定
大連著述考略
殖民统治与医疗:罗子珍编《西藏药材蒙藏汉名录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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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目录学表微
作者:任莉莉
    清代学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卷一中开宗明义地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涂,方能得其门而入。” 又在该书卷七《汉书叙例》中提到:“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目录学之重要于此可见。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笔者发现,不少令人尊敬的学界前辈在目录学的一些基本问题上还存在着误解,令后学惊诧。兹略述管见,敬请同志批评。

    例证之一:关于《隋书•经籍志》(下简称《隋志》)注中的“梁有”问题
近年来,笔者一直从事梁阮孝绪《七录》的辑佚工作,一个重要的参考工具就是《隋志》,游历其间,贪婪骋目所及,随处可见“梁有”字样。能否正确理解“梁有”问题,关乎我的辑佚的成败。然而《隋志》注中“梁有”的含义,并非现代学者都能明了的。例如,《隋志》经部小学类注云:“梁有《演说文》一卷,庾俨默注。”有的学者就理解错了:
    ①周大璞先生主编的《训诂学初稿》说,南北朝时期对前代训诂专著进行研究的人很不少,其中就有“梁庾俨默的《演说文》一卷”。(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96、302页)
    ②赵振铎先生《古代辞书史话》写道,“研究《说文》的著作极多,早在梁朝就有庾俨默的《演说文》。”(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8页 )
    ③钱剑夫先生《中国古代字典辞典概论》说,在《字林》以后《玉篇》成书以前还有许多字书,其中有“南朝梁庾俨默的《演说文》一卷”。(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8页)
    那么是谁破解了“梁有”的谜底呢?答曰:破解者非一。下面是我们调查的结果。
    南宋王应麟知之。《隋志》子部医方类著录《黄帝素问》九卷,注云:“梁八卷。”这个“梁八卷”,到了南宋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卷十,就变成了:“《黄帝内经》十八卷,《隋志》载梁《七录》云止存八卷。”这说明,王应麟是破解“梁有”的第一人。
    清初朱彝尊知之。朱彝尊《经义考》卷二百九十四:“按阮氏《七录》,其书久亡,仅附见于《隋经籍志》注。”这说明朱彝尊是深知“梁有”之义的。所以,在其《经义考》中,凡是《隋志》的“梁有”,他都改为《七录》有。
乾嘉学者钱大昕知之。钱大昕担心读《隋志》者误解这个“梁”字,就在《廿二史考异》卷三十四《隋书经籍志》考异中特地加上按语说:“按:阮孝绪《七录》,撰于梁普通中,《志》所云‘梁’者,阮氏书也。”
    稍后于钱大昕的章学诚知之。章氏在《文史通义•说林》中说:“阮孝绪《七录》既亡,而阙目见于《隋书•经籍志》注。则引《七录》之文,必云《隋注》。”
  《四库提要》的编者知之。《四库提要》著录《尔雅注疏》十卷云:“《七录》载“犍为文学《尔雅注》三卷。案《七录》久佚,此据《隋志》所称‘梁有’,知为《七录》所载。”
清代学者章宗源知之。章宗源在其《隋书经籍志考证》卷八《七录》条下写道:“《隋志》依《七录》,凡注中称‘梁有’者,皆阮氏旧有。” 
    清季目录学家姚振宗知之。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后序》云:“所注‘梁有’,亦不止《七录》一家,如丘宾卿《天监四年书目》、殷钧《天监六年书目》、刘遵《东宫书目》、刘孝标《文德殿书目》之类亦是也。或以为‘梁有’诸书皆《七录》,不尽然也。”按:姚氏此说在众家之中略有同异。
近代著名学者黄侃知之。黄侃在《论自汉讫宋为说文之学者》一文中写道:“南朝则有庾俨默。”黄氏在此句下自注云:“《隋志》:‘梁有《演说文》一卷,庾俨默注,亡。‘梁有’者,谓梁《七录》有也。”
近代著名学者余嘉锡知之。余嘉锡《古书通例》卷一:“考《隋志》之例,凡阮孝绪《七录》有,而隋目录无者,辄注曰‘梁有某书,亡。’”
    近代著名学者姚名达知之。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分类篇》:“《隋志》注中称‘梁有’者,皆《七录》所有。”
对以上破解者怀着深深的敬意,正是他们给我指出了一条辑佚的坦途。由上可知,“梁有”的正确含义是“南朝梁阮孝绪《七录》著录有”,不是“南朝梁有”,其间的差别是很大的。例如,《隋志》经部《周易》类著录“《周易集注系辞》二卷”,注云:“梁有宋太中大夫徐爰注《系辞》二卷,亡。”如果按照错误的理解,注文的意思就成了“南朝梁时宋太中大夫徐爰注《系辞》二卷”,而徐爰明明是南朝宋人,《宋书》有传,怎么能扯到南朝梁去呢?

    例证之二:关于《七录序目》的笺注问题
    《七录序目》是中国目录学史上一篇重要文献。重要到什么程度?我们认为,可以这样说,它比学者津津乐道的《隋书•经籍志》的《总序》还要重要。何以见得呢?余嘉锡《发微•目录学源流考中》说:“《隋志》总序即用弘表(按:谓牛弘《请开献书之路表》)及《七录序》缀辑成篇。”实际上,《隋志》采用《七录序》之文要比弘表多得多。既然《隋志》总序的很多内容是采自《七录序》,这自然可以为姚名达所说“《隋志》者,《七录》之子”添一佐证。
    在笔者决定为《七录序目》作笺注时,笔者很自然地想到有没有可以借鉴的前人成果。结果发现,李致忠先生有《隋书经籍志总序笺注》一文,载《文献》2001年第4期,后又收入其《三目类序释评》一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8月第一版)。再三读后,感到几许失望。因为李注不仅没有使我们达到释疑祛惑的目的,反而在不少地方还误导读者。
    例如,《隋志》有“华林园总集释典”之句,这是采自《七录序》,李注云:“华林园,佛教的园林。后秦鸠摩罗什《弥勒下生成佛经》:‘尔时弥勒佛于华林园,其园纵广一百由旬。’此句华林园,指六朝时的宫苑,三国时吴始建。”今按:华林园既是中华皇家宫苑,何必扯到佛教上去。这是一。华林园也不是“三国时吴始建”,这是二。华林园,初名芳林园,后因避讳,改名。李注于此一无所及。这是三。实际上,以上三点,胡三省《资治通鉴注》已经说得明明白白:《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宋文帝元嘉元年五月甲申:“时帝于华林园为列肆,亲自沽卖。”胡三省注云:“魏氏作华林园于洛中。晋氏南渡,放其制,作之于建康。华林园,在宫城北隅。”又,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四云:“华林园,魏明帝所筑芳林园也,后避齐王芳讳,改曰华林园。”
   再如,《隋志》有“梁有秘书监任昉、殷钧《四部目录》。又《文德殿目录》,其术数之书,更为一部,使奉朝请祖暅撰其名,故梁有《五部目录》”数句(按:此数句之标点,《隋志》有误,今正),也基本上是采自《七录序》。李注认为“这段话很费解”,用了一千多字来作注,到头来也没有说清楚。问题出在李先生把《五部目录》理解错了,误解为五部目录书了,所以就千方百计地想凑够五部。实际上,《五部目录》是一部书的书名,因为这部目录书的分部,不仅有经史子集四部,另外还有术数部,故称《五部目录》。实际上,余嘉锡先生已经把这个问题说得一清二楚。余嘉锡《发微•目录学源流考中》:“《七录》序及《隋志》言文德殿书术数更为一部,为祖暅所撰。然据《七录》,则《文德殿目》已包括术数书在内,即《隋志》所谓《五部目录》。而《志》录刘孝标书仍称为《四部》,亦非是。”又《发微•目录类例之沿革》:“六朝官撰目录,皆只四部而已。惟梁刘孝标撰《文德殿书目》,盖取《七略》中数术方技之书,自子部内分出,使专门名家司其校雠也。此最得汉人校书分部之意。”
   又如,《隋志》云:“(李)充遂总没众篇之名,但以甲乙为次。”这两句话也是采自《七录序》。据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分类篇》,这两句话的意思是“有部无种”。所谓“有部无种”,是说李充仿效荀勖的作法,对图书的分类,只有甲乙丙丁四部,而每一部之下,就不再分类。所谓“总没众篇之名”,就是部下不再分类之义。用今天的术语来说,就是只有一级目录,没有二级目录。而李注对此似乎一无所闻,径自注云:“总,汇总。没,沦落,遗留。是说李充最后总汇这些沦落遗留下来的篇籍,又编新目。”与阮序原意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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