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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谈中唐诗坛 |
| 作者：卞孝萱 |
我将多年来研究中唐诗坛之成果，向大家汇报，抛砖引玉。
中唐时代之界定
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将唐诗分为“唐初体”、“盛唐体（景云以后，开元、天宝诸公之诗）”、“大历体（大历十才子之诗）”、“元和体（元、白诸公）”、“晚唐体”。同书《诗评》云：“大历以前，分明别是一副言语；晚唐，分明别是一副言语。盛唐人诗，亦有一二滥觞晚唐者，晚唐人诗，亦有一二可入盛唐者，要当论其大概耳。”“大历之诗，高者尚未失盛唐，下者渐入晚唐矣。”当时尚无“中唐”之名称。
明人如高棅《唐诗品汇•••五言古诗叙目•正变》云：“唐诗之变渐矣，隋代以还，一变而为初唐，贞观、垂拱之诗是也。再变而为盛唐，开元、天宝之诗是也。三变而为中唐，大历、贞元之诗是也。四变而为晚唐，元和以后之诗是也。”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近体律诗》云：“至唐而有四等，由高祖武德初至玄宗开元初为初唐，由开元至代宗大历初为盛唐，由大历至宪宗元和末为中唐，由文宗开成初至五季为晚唐。然盛唐诗亦有一二滥觞晚唐者，晚唐诗亦有一二可入盛唐者，要当论其大概耳。”此时才有“中唐”之名称。但“中唐”指哪几朝？高棅以德宗贞元为下限，徐师曾以宪宗元和末为下限，意见不一致。
清金人瑞批评：初、盛、中、晚“此等名目，其言出入，初无准定”。（《鱼庭闻贯•答敦厚法师》）。明、清两代对中、晚唐之界限，见解是不一致的，例如多数人以韩愈、柳宗元为“中唐”，而贺裳《载酒园诗话•咏事》云：“昔人称退之‘一间茅屋祭昭王’为晚唐第一。”《师友诗传录》引张萧亭云：“下及元和，虽晚唐之变，犹有柳愚溪之超然复古，韩昌黎之博大其词。”以韩愈、柳宗元为晚唐。
今按照比较通行的说法，以代宗大历至穆宗长庆末为“中唐”，涵盖韩（愈）孟（郊）诗派、元（稹）白（居易）诗派以及柳宗元、刘禹锡等重要诗人的主要创作时期。
中唐时代背景
对“中唐”时代进行界定之后，接着谈这个时代的基本情况和特点：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战乱虽平，唐朝国力大为削弱，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穷则变，变则通。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在各个领域中，先后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改革，从而缓和了社会矛盾，维持了唐朝的统治。
（一）表现在财政经济方面：“安史之乱”以后，朝廷直接控制的区域缩小，税源枯竭，而军费的支出大增，入不敷出，财政支绌，加以漕运破坏，导致关中地区粮荒，物资缺乏，物价腾贵。代宗时，刘晏针对当时积弊所在，改进漕运法，改进盐法，行常平法，均取得成功。
“安史之乱”以后，朝廷不能有效地控制户口及田亩籍账，土地兼并更为剧烈，赋税制度陷于混乱。代宗时，已进行过一些试探性的税务改革。德宗采纳杨炎的建议，于建中元年（780）颁布两税法，废除租庸调，改税丁为税产，扩大了征税面，对无地少产的农民有好处。由于吏治败坏，行政效能很低，两税法实行中弊病不少，遭到陆贽等人的强烈反对，反对是有理由的，但没有更好的办法代替两税法。
初行两税法时，曾确定朝廷与地方分割赋税的份额，但未能严格执行。宪宗时，将朝廷能控制地区的赋税，划分为三：一部分上交朝廷（上供），一部分供给节度使、观察使府（送使），一部分作本州用度（留州）。宰相裴垍进一步规定，各节度使、观察使应先以治所之州的赋税充用，不足始取其余之州。各州“送使”有剩余，应上交朝廷。
通过上述种种改革，保证了朝廷的财政收入，对维持中央集权与讨伐叛镇，起了重大作用。
（二）表现在政治方面：玄宗晚年，宦官逐渐干政。“安史之乱”以后，宦官集团的猖獗和专擅，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严重问题。代宗始用宦官于内廷“掌枢密”。宪宗设左右枢密使，由宦官担任，中书、门下的权力亦被侵夺。宦官又掌握禁军，德宗设左右神策护军中尉，宦官从此掌握了京师的全部军队。两神策军中尉与两枢密使并称“四贵”。皇帝又派宦官为监军使，监督藩镇。宦官恶势力不可一世，操纵国家大事，甚至废、立、弑君，忠臣志士，谋翦除之。
顺宗即位，王叔文集团掌权，革除弊政，人情大悦，正着手夺取宦官兵权，遭到以俱文珍为首的宦官集团以及与之相勾结的韦皋、裴均、严绶等节度使的猛烈反扑，强逼顺宗让位给太子，所谓“永贞内禅”。宪宗即位后，镇压革新派人物：王叔文先贬后赐死，王伓贬死，主要成员八人贬为远州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事件”。
“永贞革新”是在顺宗患病、不能临朝的不正常情况下进行的，是翰林学士王叔文与宰相韦执谊联合起来才能进行的。宪宗即位后，引以为鉴诫，将宰相与“内相”的职权划分得更为明确、具体。一方面，规定内廷的翰林学士不参加外廷的决策过程，以制约翰林学士无限扩大权力；另一方面，利用翰林学士起草诏令，对外廷的决策，有权提出不同意见，以削弱宰相的权力。宪宗约束了内外两个机构的职能，加强了皇权。
（三）表现在军事方面：“安史之乱”虽然平定，安史部将的势力并未消灭，藩镇割据的形势由此形成。肃宗、代宗采取姑息政策。德宗力图平藩，引起了“二帝四王”之乱。德宗逃往奉天（今陕西乾县），又奔梁州（今陕西汉中）。这次战乱持续了五年之久，唐朝政权才从危险境地中得到缓解。收复长安而心有余悸的德宗，对藩镇的态度，由讨伐转变为妥协，以求苟安。
“永贞革新”的施政方针之一是抑制强藩。王叔文集团挫败了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兼领三川的野心。宪宗虽镇压了王叔文集团，却继续了这个集团抑制强藩的方针。他即位后，依靠父、祖积累的军力和财力，执行削藩政策。先后讨平叛变的藩镇刘闢、杨惠琳、李锜。淮西吴元济叛乱，讨伐无功，屯兵四年，朝廷中分主战、主抚两派，宪宗命主战派首领裴度督师。裴度深知宦官监军之弊，奏准罢去宦官监军，加强了统一指挥，终于取得胜利。淮西既平，河北震慑，相继归顺。接着又平定淄青李师道。史称“元和中兴”。由于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产生割据的原因，取得的成就并不巩固。
(四)表现在思想文化方面：“安史之乱”以后，朝廷威势下降，具有进步思想的经学家，针对宦官专擅、藩镇跋扈的局面，提倡《春秋》学以尊王室名分。啖助及其弟子赵匡、陆淳（改名质），都借《春秋》抒发自己的政治见解，他们不顾经学家法和朝廷功令，对《左传》、《公羊传》、《榖梁传》任意驳诘，更不用说唐朝颁布的《正义》了。陆淳是王叔文集团的理论家，柳宗元、吕温等都师事之。啖、赵、陆开创的舍传求经的学风，又是宋学的先导。韩愈、李翱在这方面也是有贡献的。
施士匄著《春秋传》，唐文宗斥为“穿凿之学”，而韩愈《施先生墓铭》云：“古圣人言，其旨密微，笺注纷罗，颠倒是非，闻先生讲论，如客得归”，叹息施士匄卒后，“谁嗣为宗？”又，韩愈《寄卢仝》诗云：“《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诗中推崇卢仝“先生事业不可量”。可见，韩愈研究经学，反对拘守章句训诂，赞成舍传求经的学风。更值得注意的是，韩愈《答侯生问<论语>书》中说：“愈昔注解其书，而不敢过求其意，取圣人之旨而合之，则足以信后生辈耳。”用他的自白来对照《论语笔解》，其治经方法，正相符合。《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附志•经解类•<论语笔解〉十卷》记载：“今世所传，如：‘宰予昼寝’，以‘昼’作‘画’。‘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以‘三月’作‘音’。‘浴乎沂’，以‘浴’作‘沿’。‘子在回何敢死’，以‘死’作‘先’之类，虽未必然，而为伊川之学者，皆取之。”《论语笔解》中这种毫无根据的臆说，表现出儒学由旧的汉学系统开始转向新的宋学系统，这是经学史上的重要变化。
统治者精神空虚，人民生活困苦，都需要从宗教里寻找寄托和安慰，统治者提倡佛教。儒生是反对佛老的一个重要力量。韩愈一生从事排斥佛老的活动，他树立儒学大旗，以儒家传统思想（如忠孝）反对佛教的“怪僻”思想（无父无君），同时期内没有一人像他那样旗帜鲜明，也没有一人像他那样斗志昂扬，“虽灭死万万无恨”。
韩愈提出“道统”之说，以继孟轲自任。他经常宣传“严夷夏之防”、“觝排异端”。这个反佛武器收到团结儒生、共同作战的效果。宪宗迎佛骨，只有他敢上表谏阻，震动一时。
为了重整伦常，韩愈撰“五原”，弟子李翱作《复性书》，虽然还未能像宋代理学那样成为系统的儒家学说，但已为宋儒开辟理学的初源。韩愈特别提出《礼记•大学篇》，李翱又提出《礼记•中庸篇》。宋人提倡“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韩、李已开其端绪。
文学附于儒学，作者的思想感情才有正统的来源，是非喜怒才合乎封建社会的道德标准。韩愈领导中唐“古文运动”获得空前的成功，主要原因在此。
下面略述中唐古文运动。
尽管唐朝四六文发达，与之相对抗的古文运动，从初唐就开端了。王绩所作《醉乡记》、《负苓者传》，与陶潜相近。马周所作章奏，摹仿贾谊《治安策》。都是唐代散体之滥觞。高祖时，傅弈以比较接近口语的文章反对佛教。太宗时，吕才著书攻击荒诞的阴阳巫术，“才之言不甚文，要欲救俗夫，切时事，俾易晓也。” 傅、吕立言，重点在排斥宗教迷信，无意于古文。武后时，陈子昂有意为古文，“唐兴，文章承徐、庾余风，天下祖尚，子昂始变雅正” 。 形式与内容合起来就成为后来古文运动的轨范。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承认傅、吕、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奠基人。
“安史之乱”以后，古文运动比较成熟，出现了元结、独孤及、萧颖士、李华、梁肃一批作者，显示将有高潮来到。元结从兄元德秀提倡儒家德行。元结继起，有儒家的政治主张和文学主张，旗帜鲜明。萧颖士子萧存，亦以古文名，与韩愈兄韩会为友。韩愈继承家学，幼年即为萧存赏识。韩愈崇儒学，倡道统，反佛老，除弊事，主张是明显的，态度是坚定的，他写的古文，不只是文体的改革，更是政治、学术思想的斗争。他敢为人师，传道授业，有意培养一批后继的卫道战士，造就一支强大的古文队伍。在韩愈友人中，如刘禹锡、柳宗元，虽然哲学思想、政治主张有所不同，但在古文创作上则志同道合。韩愈弟子李翱晚年回忆说：“翱昔与韩吏部退之为文章盟主，同时伦辈，惟柳仪曹宗元、刘宾客梦得耳。” 从西晋夏侯湛以《昆弟诰》古文反对骈文以来，经过400余年的酝酿，到唐元结等，从支流变为巨流，到韩愈等又从巨流变为长江大河，波澜壮阔。韩文影响深远，自北宋欧阳修至清桐城派，凡为古文者，无不以韩愈为不祧之祖。韩愈不愧为中唐古文运动的伟大领导人，空前的成功者。
与文体改革相呼应，在诗坛上也掀起一股改革浪潮，出现了变盛唐、求创新的韩孟、元白两大诗派。
中唐诗坛盛况
代宗时，有“大历十才子”，“他们做的诗，没有一人能像杜甫反映现实，伸张正义，足见这些人不过是能作诗的普通文士，做诗不能再现时代的特点，只能被看作普通文士做普通诗。”
代表中唐诗坛的是韩孟诗派、元白诗派以及两大诗派之外的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各有创造，自成大家”。 韩孟诗派的主要成员是韩愈、孟郊、贾岛、卢仝、李贺等，元白诗派的主要成员是白居易、元稹、李绅、张籍、王建等。两大诗派各具特色。侈谈两派之优劣是徒劳的，比较两派之异同才是有意义的，举其大者：
（一） 两派都受杜甫影响。在中国诗史上，杜甫是人们所公认的“集大成者”。所谓“集大成”包括承前与启后两个意义。启后为后代诗人开辟广阔道路的作用，尤为重要，正如《新唐书•杜甫传赞》所说：“残膏剩馥，沾丐后人多矣。”具体地说，孙仅读《杜工部诗集序》云：“公之诗支而为六家：孟郊得其气焰，张籍得其简丽，……贾岛得其奇僻。”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四云：“‘两行秦树直，万点蜀山尖。’则元、白平易之宗。‘两边山木合，终日子规啼。’卢仝、马异之浑成。‘山寒青兕叫，江晚白鸥饥。’孟郊、李贺之瑰僻。‘冻泉依细石，晴雪落长松。’岛、可幽微所从出。‘竹斋烧药灶，花屿读书床。’籍、建浅显所自来。……杜集大成，五言律尤可见者。”赵翼《瓯北诗话》卷三云：“至昌黎时，李、杜已在前，纵极力变化，终不能再辟一径。惟少陵奇险处，尚有可推扩，故一眼觑定，欲从此辟山开道，自成一家。此昌黎注意所在也。”馀不多举。
（二）赵翼《瓯北诗话》卷四云：“中唐诗以韩、孟、元、白为最。韩、孟尚奇警，务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扼要地说出了两大诗派之异。就两大诗派成员言之：（1）胡应麟《诗薮•外编》卷四云：“卢仝、马异、孟郊、贾岛，并出一时，其诗体酷类。”（2）据白居易《与元九书》，元稹拟选张籍的古乐府、李绅的新歌行以及他与白居易的作品为《元白往还诗集》。
（三）韩愈、孟郊开创“联句”新体。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联句诗〉》云：“按联句诗起自《柏梁》人各一句，集以成篇。……唯魏《悬瓠方丈竹堂燕饗》则人各二句，稍变前体。……有人各四句者，如《陶靖节集》所载是也。有人各一联者，如杜甫与李之芳及其甥宇文彧所作是也。有先出一句，次者对之，就出一句，前人复对之者，如《韩昌黎集》所载《城南诗》是也。然必其人意气相投，笔力相称，然后能为之，……”方世举《兰丛诗话》云：“韩、孟联句，是六朝以来联句所无者，无篇不奇，无韵不险，无处不扼抑人，无对不抵挡住，真是国手对局。”施补华《岘傭说诗》云：“韩、孟联句，字字生造，为古来所未有。”
元、白开创长篇次韵之体。赵翼《瓯北诗话》卷四云：“必创前古所未有，而后可以传世。古来但有和诗，无和韵。唐人有和韵，尚无次韵，次韵实自元、白始。依次押韵，前后不差，此古所未有也。而且长篇累幅，多至百韵，少亦数十韵，争能斗巧，层出不穷，此又古所未有也。……以此另成一格，推倒一世，自不能不传。……二人创此体后，次韵者固习以为常，而篇幅之长且多，终莫有及之者，至今犹推独步也。”
（四）韩愈、白居易、元稹分别开创传奇新体。韩愈撰《石鼎联句诗、序》，创诗、传奇合一之新体。元稹撰《莺莺传》，李绅作《歌》；白居易作《长恨歌》，陈鸿撰《传》，创二人分任诗、传奇之新体。
两大诗派及刘、柳的几个重要问题
（一）韩愈“以文为诗”之源流
宋人将韩愈诗的特色概括为“以文为诗”，如沈括、王存说：“退之诗，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赡，然终不是诗。” 黄庭坚说：“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故不工尔。”陈师道说：“退之以文为诗，……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 俱含贬意。此后，人们沿用韩愈“以文为诗”之说，褒贬不一，褒多于贬，其内涵亦有发展。
清沈德潜提出“昌黎之诗，原本汉赋” 。方东树进一步举出具体例证，认为“《南山》盖以《京都赋》体而移之于诗也” 。 于是有人把韩愈“以文为诗”解释为以赋为诗。
近有韩愈“以文为诗”是受佛经“长行”“偈颂”暗示之说，如陈寅恪《论韩愈》云：“佛经大抵兼备‘长行’，即散文及偈颂，即诗歌两种体裁。……‘长行’乃以诗为文，而偈颂亦可视为以文为诗也。天竺偈颂音缀之多少，声调之高下，皆有一定规律，唯独不必叶韵。六朝初期四声尚未发明，与罗什共译佛经诸僧徒虽为当时才学绝伦之人，而改竺为华，以文为诗，实未能成功。……退之虽不译经偈，而独运其天才，以文为诗，若持较华译佛偈，则退之之诗词旨声韵无不谐当，既有诗之优美，复具文之流畅，韵散同体，诗文合一，不仅空前，恐亦绝后，决非效颦之辈所能企及者矣。 饶宗颐《和韩昌黎南山诗•引言》云：“余读北凉昙无谶译马鸣菩萨之佛所行赞。其破魔品第十三……凡用‘或’三十二字，始恍然于昌黎乃脱胎于此。昌黎辟佛，于释迦之行迹必所留意，此赞译自北凉，为一五言长篇，昌黎当曾寓目，无意中受其影响，取其法以撰《南山诗》，遂开诗界旷古未有之新面目。以辟佛之人，而取资于佛，亦云异矣！陈寅恪《论韩愈》，曾谓退之以文为诗，颇受释氏‘长行’之改诗为文，与‘偈颂’之以文为诗之暗示，于兹惟未见及。”
又有“以文为诗”导源于杜甫之说。胡光炜《杜甫<北征>小笺》云：“杜甫兹篇，则结合时事，加入议论，撤去旧来藩蓠，通诗与散文而一之，波澜壮阔，前所未见，……后来诗人如元和中韩退之，如宋代庆历以来‘宋诗’作者之欧、王诸家以至‘江西诗派’，到近世如所谓‘同光体’，其特征大要皆以散文入诗，其风气几无不导源于杜，亦可云自《北征》一篇开端。”
以上诸说，可以互补。韩愈用古文之章法、笔法作诗，以议论入诗，例证很多，略举一二如下：（1）《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方东树评：“一篇古文章法。”（2）《山石》方东树评：“只是一篇游记，而叙写简妙，犹是古文手笔。”（3）《谢自然诗》顾嗣立评：“此篇全以议论作诗。”
（二）白居易《新乐府》“愿得天子知”
“安史之乱”虽平定，继之而来的是藩镇割据，宦官专权，边防空虚，时有外敌入侵。战祸不停，赋役繁重。加上土地兼并激烈，农村两极分化，官僚地主的享乐生活与劳动人民的悲惨处境，形成鲜明的对比，社会矛盾日趋尖锐。这是中唐新乐府运动所以兴起的社会根源。但仅仅是这样的认识，还嫌不够，还不能回答：为什么新乐府运动不迟不早、恰 恰 兴起于号称“中兴” 的元和初年呢？
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说：“唐宪 宗比他的先帝们有振作朝廷的意愿，多少能够听朝臣们的谏诤，也多少改革一些前朝的恶政，所用宰相也还得人，因此朝廷在政治上呈现唐中期未曾有过的气象，在军事上也就获得未曾有过的胜利。……”我进一步提出，在裴垍领导下，从贞元末至元和初，逐步组成了一个具有进步倾向的政治集团。
《旧唐书•裴垍传》中说：“（裴垍）作相之后，恳请旌别淑慝，杜绝蹊径，齐整法度，考课吏理，皆蒙（宪宗）垂意听纳。”封建史书对裴垍相业的评价，或不免有溢美之词，但元和初年唐朝由中衰暂时转向“中兴”，确是与裴垍集团的努力分不开的。
裴垍集团的主要成员都是有才能的、力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年轻官员。其中有李绛、崔群、韦贯之、裴度，还有元稹和白居易等。他们的共同点是：敢于批评朝政，主张改革时弊。作为诗人的元、白，还另有特色，就是：他俩除了与他人一样陈述政见之外，还以文学配合政治，创作了大量的讽喻诗，兴起了新乐府运动。
唐朝的文人，中进士或明经以后，还要经过吏部考试“身、言、书、判”合格，才能进入仕途。元、白都受裴垍赏识，同登拔萃科，俱授秘书省校书郎。元稹曾在悼念裴垍的《感梦》诗中说：“唯我与白生，感遇同所以。官学不同时，生小异乡里。拔我尘土中，使我名字美。美名何足多，深分从此始。”元和元年（806），元、白又同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考试前，他俩同在长安华阳观进行准备，“揣摩当代之事” ，“指病危言” 就是遵照裴垍对他俩的指示。
此后，元、白一直受到裴垍的提拔。《旧唐书•白居易传》说：“自雠校（指贞元十九年为秘书省校书郎）至结绶畿甸（指元和元年为盩厔县尉），所著歌诗数十百篇，皆意存讽赋， 箴时之病，补政之缺，而士君子多之，而往往流闻禁中。”白居易也曾写过一首《梦裴相公》诗，与元稹的《感梦》诗异口同声，感激裴垍对他俩的知遇。这种交谊，仅仅是私人的感恩戴德吗？不，元、白与裴垍，抱有挽救危亡的共同的政治理想。
白居易曾高度评价裴垍的功业。元和三年（808）九月，裴垍为宰相，白居易为宪宗所撰的《除裴垍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制》中说：“在太宗时，实有房、杜，赞贞观之业。在玄宗时，则有姚、宋，辅开元之化。”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是唐朝著名的四个宰相。白居易期望裴垍继之而起，“罔俾房、宋专美于前”。他把“中兴”唐朝的希望寄托在裴垍身上。
在裴垍的领导支持下，白居易在元和初年，对皇帝进行了勇敢的谏诤，向权幸进行了猛烈的战斗。
元和三年，应制举人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闵的对策，忤犯了权幸裴均、李吉甫等，考策官韦贯之等被贬为外官，覆策官裴垍被免内职。白居易上《论制科人状》，力言裴垍、韦贯之等“皆公忠正直”，不当黜责。
四年，宪宗因久旱，欲颁“德音”。李绛、白居易奏请：降系囚，蠲租税，放宫女，绝进奉，禁止掠卖良人等，宪宗采纳两人意见。
白居易曾多次在谏诤中指责皇帝：“陛下明降制旨，又自弃之，何以制驭四方？何以取信天下？” “陛下宁忍徇下之情而隳法制？” 。
五年，元稹勇于弹劾，不避权势，遭到打击，自监察御史贬江陵府士曹参军，李绛、崔群均言元稹不当贬，白居易累疏切谏，《论元稹第三状》中大声疾呼：“今中官有罪，未见处置；御史无过，却先贬官。”
在一次谏诤中，白居易甚至还当众指摘宪宗：“陛下错！”使宪宗不能忍受。
从上面的一系列事实可以看出，元和初年白居易对皇帝的谏诤，对权幸的战斗，是与裴垍集团其他成员互相配合，互相支持的，元稹也是这样 。裴垍“好直”，一贯奖励官员行直道，他对无所“献纳”的严休复，进行过严肃的批评。正是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下，元、白才有可能勇气百倍地对皇帝进行谏诤，对权幸进行战斗。元稹虽因此贬谪，也毫不畏缩，宣称“谏死是男儿”。 而裴垍死后，元稹就变节了，承认“自从裴公无，吾道甘已矣”。他还叹息：“白生道亦孤，谗谤销骨髓。司马九江城，无人一言理。”（《感梦》）所谓“道”，指直道，即敢于对皇帝谏诤，对权幸战斗。白居易的表现怎样呢？裴垍死后，白居易写过“直道速我尤，诡遇非吾志”、“悠悠身与世，从此两相弃”的诗句。诗的题目是《适意二首》，实际上内心是一片苦闷。他与元稹不同的是，他不愿“诡遇”而采取了明哲保身的消极态度。裴垍的存亡，影响元、白的政治态度如此深巨，从而反映出元和初年元、白敢于对皇帝谏诤，对权幸战斗，是与裴垍的支持分不开的。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皇帝初即位，宰相有正人，屡降玺书，访人急病。仆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手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皇帝”指宪宗，“宰相”指裴垍。“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诗，指讽喻诗。因“难于指言”而创作讽喻诗，可见讽喻诗是变相的谏草，另一种形式的“启奏”。白居易依靠谁将讽喻诗“闻于上”呢？当然是这位“正人”宰相了。这段话，清楚地说明了裴垍是白居易元和初年大量创作讽喻诗，兴起新乐府运动的政治上的支持者。
将白居易的《新乐府》与他元和初年的“启奏”、《策林》相对照，可以看出它们的精神是相同的，例如：
《新乐府》 “启奏”、《策林》
《上阳白发人》小序：“愍怨旷也。” 《请拣放后宫内人》奏
《两朱阁》小序：“刺佛寺寖多也。” 《策林》六十七《议释教》自注：“僧尼。”
《盐商妇》小序：“恶幸人也。” 《策林》二十三《议盐法之弊》自注：“论盐商之幸。”
《鵶九剑》小序：“思决壅也。” 《策林》三十七《决壅蔽》
《采诗官》 《策林》六十九《采诗》
白居易《寄唐生》诗中说他作“乐府诗”是：“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既然“启奏”、为制科考试作准备的《策林》、“愿得天子知”的《新乐府》，都是白居易向皇帝陈述政见之作，写作时间又相近，其精神当然是相同的。这是白居易创作《新乐府》的具体情况。
表现在对诗歌的功能的理解上：白居易把讽喻诗当作变相的谏草，另一种形式的“启奏”，所以他明确提出《新乐府》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就是说：以诗歌反映社会现实，以诗歌推动政治改革，不尚文彩。他标举“六义”，继承《诗经》传统，批判“丽则丽矣，吾不知其所讽焉”的唯美主义诗歌，提出“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戒也”。所以白居易创作的《新乐府》，明白如话，老妪都解。
总之，白居易把讽喻诗当作谏诤的手段之一。离开这个特点去分析白居易《新乐府》和新乐府运动，是隔靴搔痒的。
（三）王建受张籍影响作乐府
王建与张籍，不但诗歌齐名，而且友谊亲密。当我们评价“张王乐府”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也要涉及他们之间的关系。譬如说，王建是河南颍川人，张籍原籍吴郡、寓居和州乌江县，他们是怎样认识，以至于成为好友的呢？这与他们的诗歌创作，又有什么联系呢？考如下：
王建虽是颍川人，但从少年时就离开了故乡。他在《送韦处士老舅》诗中说：“自从出关辅，三十年作客。风雨一飘飖，亲情多阻隔。”可以为证。
王建诗中常常提到“漳岸”。张籍的《酬秘书王丞见寄》诗也说：“相看头白来城阙，却忆漳溪旧往还。”他们都念念不忘于漳河，这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
再看张籍的《逢王建有赠》诗：“年状皆齐初有髭，鹊山漳水每追随。使君座下朝听易，处士庭中夜会诗。新作句成相借问，闲求义尽共寻思。经今三十余年事，却说还同昨日时。”这首诗帮助我们解决了不少的问题，如：（1）从“年状皆齐”，看出王、张大约同岁。（2）既称“初有髭”，可能是在50岁左右，上推“三十余年”，当于20岁左右就相识。（3）因在一块求学，并有共同的志趣——做诗而相识。（4）相识于既是“漳水”经流又是“鹊山”所在之地。考《元和郡县图志》卷十六《河北道•魏州•魏县》云：“旧漳河在县西北十里。”“新漳河在县西北三十里。”同卷《魏州•朝城县》云：“扁鹊墓在县罗城西北隅。”可见，魏州是王建与张籍最初相识的地方。
关于王、张同在魏州，还可举出其他资料证明。魏州是唐代魏博节度使的驻节之地。兴元元年至贞元十二年，田绪为节度使（张籍诗中所说的“使君”，即田绪）；……元和七年至十五年，田弘正（原名兴）为节度使。王建集中有《田侍中宴席》、《朝天词十首寄上魏博田侍中》、《田侍中归镇八首》等诗；张籍集中也有《田司空入朝》之作；都是写给田弘正的。从王、张与田的交往中，又可以看出他们曾经同在魏州。因为，据《旧唐书•田弘正传》云：“少习儒书。”当贞元初，王、张在魏州求学时，田弘正也正在读书，所以才有机会相识。
或许有人要问，王、张为什么要到边远的魏州去求学呢？今案：王建“出关辅”后，就住在魏州。其《山中寄及第故人》云：“十年居此溪。”此“溪”就是漳溪。张籍的岳父名叫胡珦，据韩愈《唐故中散大夫少府监胡良公墓神道碑》说，他是贝州宗城县人（贝州是魏博节度使所辖六州之一）。魏州，既是王建的第二故乡，也靠近张籍岳父的家乡，他们在这儿求学是一点不奇怪的。
我把王、张这段友谊史介绍给大家，是因为这对他们的诗歌创作，有着重要的影响。
王、张诗歌的精华部分是乐府，这些作品写于何时呢？从白居易《读张籍古乐府》诗“张君何为者？业文三十春，尤工乐府诗，举代少其伦”，“始从青衿岁，迨此白发新，日夜秉笔吟，心苦力亦勤”，“如何欲五十，官小身贱贫”等句看出，张籍在20岁左右，就开始从事于乐府的创作了。
在张籍的影响下，王建也写乐府。他在《送张籍归江东》诗中，说得很清楚：“清泉浣尘缁，灵药释昏狂，君诗发大雅，正气回我肠。……昔岁同讲道，青襟在师傍，出处两相因，如彼衣与裳。”读此可见他们在魏州求学时，对于做诗的志同道合，切磋琢磨的情况。
张籍、王建创作乐府诗，在李绅、元、白之前。何世璂《然灯纪闻》说：“元、白、张、王诸作，不袭前人乐府之貌而能得其神者，乃真乐府也。”这是说他们属于一个流派。张戒《岁寒堂诗话》说：“张司业诗，与元、白一律，专以道得人心中事为工，但白才多而意切，张思深而语精，元体轻而词躁尔。”刘熙载《艺慨》说：“白香山乐府与张文昌、王仲初同为自出新意，其不同者在此平旷而彼峭窄耳。”张、王二人，虽然齐名，也各有特色。王世贞《艺苑卮言》说：“乐府之所贵者，事与情而已。张籍善言情，王建善征事。”前人这些评论，可供我们参考。
总的来说，张、王乐府诗的成就不如元、白。张、王乐府诗，篇幅比元、白要短，描写不如白居易细腻。张、王擅长以简练的语言对社会现象进行概括，往往以一两句话对黑暗现实作出尖锐的讽刺。当时，张、王的政治地位和文学名声，都比元、白低，张、王诗歌所起的影响比元、白小，但张、王各以创作支持新乐府运动，增大了运动的声势。
在韩孟诗派、元白诗派之外，柳宗元、刘禹锡也是中唐诗坛的大家。韩愈与柳宗元合称“韩柳”，刘禹锡与白居易合称“刘白”。柳宗元以山水诗最有成就，刘禹锡以《竹枝词》最有影响。下面略为介绍：
（四）柳宗元山水诗与山水记并传
柳宗元的山水记，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突出地位，柳宗元的山水诗怎样呢？先看前人对柳山水诗的总评，如：汪森《韩柳诗选》云：“柳州于山水文字最有会心。”这是说，柳宗元不仅精心创作山水记，也精心创作山水诗。又云：“柳工于记，而其诗之绝胜者，亦在山水登临之际。”这是说，柳宗元的山水诗是他诗歌创作中之“绝胜者”，与柳宗元的山水记是他文章创作中之“绝胜者”一样。高步瀛《唐宋诗举要》云：“（柳宗元愚溪）诸诗皆神情高远，词旨幽隽，可与永州山水诸记并传。”这是说，柳宗元的山水诗，与山水记有同样的艺术价值。
再看前人对柳在永州、柳州所作山水诗的具体评论，如：
乔亿《剑溪说诗》：“永、柳山水孤峻，与永嘉、陇蜀各别，故子厚诗文，不必谢之森秀，杜之险壮，但寓目辄书，自然独造。”
方东树《昭昧詹言》：“游山诗，永嘉山水主灵秀，谢康乐称之；蜀中山水主险隘，杜工部称之；永州山水主幽峭，柳仪曹称之。略一转移，失却山水真面。”
杨庶堪《论诗绝句》：“剑割愁肠海上峰，始知愁苦易为工。柳州山水堪供老，万里投荒别泪红。”
以上是说：永、柳二州的山水，与永嘉、陇蜀的山水，状貌不同；柳宗元在永、柳二州所作的山水诗，与谢灵运、杜甫在永嘉、陇蜀所作的山水诗，风格不同。
再举柳宗元在柳州所写的几首诗来谈：
《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吴闿生评：“二句近景。”又“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吴闿生评：“二句远景。”
《柳州二月榕叶落尽偶题》：“山城过雨百花尽，榕叶满庭莺乱啼。”宋长白《柳亭诗话》评：“闽粤之间，其树榕，有大叶、细叶二种，纷披轮囷，细枝着地，遇水即生，亦异品也。前人取为诗料，始于柳子厚‘榕叶满庭莺乱啼’。”
《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海畔尖山似剑铓，秋来处处割愁肠。”苏轼《东坡题跋》评：“仆自东武适文登，并海行数日，道傍诸峰真若剑铓。诵柳子厚诗，知海山多尔耶。”
可见，柳宗元描写柳州近景、远景、榕树、山峰等，皆绝妙。堪称为柳州的山水与柳宗元的“愁肠”之结晶。
柳宗元的山水诗把中国南方的奇山丽水写活了。前人用“如画”来赞美它。如：
何焯《义门读书记》评《法华寺西亭夜饮》“雾暗水连阶，月明花覆牖”：“三、四工在次第如画。”
汪森《韩柳诗选》评《登蒲州石矶望横江口潭岛深迥斜对香零山》：“诗便是逐笔皴染而出。”又评《田家三首》“是时收获竟，落日多樵牧。风高榆柳疏，霜重梨枣熟”：“画出村落光景。”
陆时雍《唐诗镜》评《与崔策登西山》：“连袂度危桥,萦回出林杪”:“语堪入画。”又评《田家三首》“篱落隔烟火，农谈四邻夕。庭际秋虫鸣，疏麻方寂历”：“一起四语如绘。”
《唐诗选脉会通》引周敬评《夏昼偶作》：“好一幅山居夏景图。”
黄周星《唐诗快》评《江雪》：“只为此二十字，至今遂图绘不休，将来竟与天地相终始矣。”黄生《唐诗摘钞》云：“此等作真是诗中有画，不必更作寒江独钓图也。”
以上所引前人称赞柳宗元山水诗“次第如画”，“语堪入画”，“诗中有画”，以及被画家“图绘不休”等等，都是说明它的艺术魅力。阐述柳宗元的山水诗，可以丰富中国美学史的内容。
柳宗元的山水诗，不仅形象逼真，而且情景交融，把我国古代山水文学推向高峰。有人认为“如画”还不足以反映柳宗元山水诗、山水记的艺术成就，应该说是胜于画。如陆蓥《问花楼诗话》云：“昔人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然亦有画手所不能到者。先广文尝言：……柳子厚《溪居》诗：‘晓耕翻露草，夜榜响溪石。’《田家》诗：‘鸡鸣村巷白，夜色归暮田。’此岂画手所能到耶？”
前人对柳宗元山水诗之“制题”，有很高评价，如曾习经论诗绝句《壬子八九月间所读书题词十五首》，其中《谢康乐集》云：“后人率尔谈康乐，且向前贤学制题。”自注：“康乐诗，……至其制题，正复妙绝今古。……柳州五言，刻意陶、谢，兼学康乐制题，如《湘口馆潇湘二水所会》、《登蒲州石矶望横江口潭岛深迥斜对香零山》等题，皆极用意。惜此旨自柳州至今，无闻焉尔。”这是说柳宗诗制题，继承谢灵运之妙。陈衍《石遗室诗话》转载曾习经这一段话，可见他赞成曾习经的观点。今案：柳诗题《登蒲州石矶望横江口潭岛深迥斜对香零山》与谢诗题《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濑修竹茂林》确实一脉相承。
前人评注柳宗元山水诗，有疏漏之处。如：柳宗元《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的“江流曲似九回肠”句，古人如孙汝听，近人如高步瀛，皆注：司马迁《与任安书》：“肠一日而九回。” 1993年8月12日，我游柳州市，登上鱼峰山，俯瞰柳州市全景。当我看到柳江宛如一条玉带，环绕柳州市区时，对柳宗元“江流曲似九回肠”的诗句，加深了理解。前人只说这句诗是运用司马迁“肠一日而九回”的典故，未免简单了。这是柳宗元把写景与写情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写下的名句。又如柳宗元称柳州为“山城” ，当我看到山峰挺起，高耸城隅，林密洞深，好像一座“天然大盆景”时，真切感到柳宗元以“山城”喻柳州之确切，前人诗话中未注意及此。
（五）刘禹锡《竹枝词》的贡献及影响
刘禹锡《竹枝词》作于何时？何地？《新唐书•刘禹锡传》、《乐府诗集》卷八十一说在朗州作，黄常明《诗话》说在连州作 ，均误。今案：刘禹锡《竹枝词九首》引云：“岁正月，余未建平”，应是长庆二年（822）初到夔州时作。
唐代有几位诗人写过《竹枝词》，而以刘禹锡声誉最高，影响最大。人们公认刘禹锡是《竹枝词》之祖，他的创作开辟了一条文人诗与民歌相结合的新道路。清王士祯《带经堂诗话》卷二十九指出：“《竹枝》咏风土，琐细诙谐皆可入，大抵以风趣为主，与绝句迥别。”这是说，《竹枝词》的题材比绝句广阔，特别是泛咏风土这一点，使它获得了浓厚的地方色彩。从艺术技巧看，《竹枝词》不仅大量使用比兴与谐声双关、重叠回环等民歌常用的艺术手法，而且还把民歌特有的那种清新刚健的语言和悠扬宛转的音节吸入诗中，从而使它达到了所谓“道风俗而不俚，追古昔而不愧”，“词意高妙”，“奔轶绝尘” 的境界。刘禹锡的《竹枝词》不仅在民间受到欢迎，而且后世文人也十分喜爱。
刘的《竹枝词》在宋代受到苏轼、黄庭坚等的高度评价，黄庭坚还手书之。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从宋至清《竹枝词》的发展、演变。苏轼所作《竹枝词》九首，是竹枝词咏史之始。杨万里所作《过白沙竹枝歌》六首、《过显济庙前石矶竹枝词》二首、《峡山寺竹枝词》五首，是竹枝词加题头之始。
元汪士熙作《竹枝词》六首，袁桷、虞集、马祖常、胡奎、许有壬等有和作。元末杨维桢作《西湖竹枝词》九首，“一时和者数百家” 。编为《西湖竹枝集》。这是一次大规模的《竹枝词》创作活动，作者队伍扩大到“妇人女子”。《西湖竹枝集》风行海内，有“徐兴公选本”、“钱牧斋选本”，还有“徐野君续本” 。
明邝璠著《便民图纂》，书前有“务农之图”15幅，“女红之图”16幅，每幅题《竹枝词》一首，共31首，“用劝于民”，使泛咏风土的竹枝词成为对农民进行耕织技术教育的农桑课本。在竹枝词中别具一格。
清尤侗写《外国竹枝词》100首，是竹枝词咏外国之始。附“土谣”10首，是竹枝词咏少数民族之始。尤侗只据典籍，并未亲历其地，其中不免有失实之处。自他开了风气，其后作者日多，且皆亲见亲闻，在竹枝词中形成一个系列。
明、清两代的竹枝词，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为泛咏一州一县的历史、地理、风俗、人物以至方言、俚语，像万花筒。其中规模浩大者，如：清《海陵竹枝词》800首，尚非出于一人之手。秦荣光一人作《上海县竹枝词》706首，经其弟子删存为532首，可谓空前绝后。另一类为专咏一事，像特写镜头。如叶燮《吴江大水竹枝词》4首，专咏康熙九年（1670）吴江大水灾民之苦。高士奇《灯市竹枝词》6首，专咏康熙时京师灯市盛况。孔尚任《清明红桥竹枝词》20首，专咏康熙二十七年（1688）扬州红桥修禊风光及民间习俗。康熙三十二年（1693）孔尚任、袁启旭、蒋景祁等在陈子健家集会，各作《燕九竹枝词》10首，专咏正月十九日北京白云观庙会情况。道光时，卢先辂作《红楼梦竹枝词》100首，专评书中人物。王士恒作《河工竹枝词》10首、《河工后竹枝词》10首、《后河工竹枝词》10首、《新春河工竹枝词》9首，反映了清代黄河缺口、官吏腐败、工程敷衍、民伕艰苦的实际情况。罗煚《壬寅夏纪事竹枝词》16首、对鸦片战争时期清廷沿海大吏，一一评论忠奸。清末还出现《新婚竹枝词》24首，细致描绘了结婚礼仪及夫妇情态，李伯元录入《南亭四话》。余不多举。
这里试对刘禹锡倡导《竹枝词》以来1000多年的发展史，作初步的小结。
（1）作者队伍 有男，有女。有著名的诗人，也有普通的文士。竹枝词的魅力，能使皇帝技痒，爱新觉罗•弘历写了《荔枝效竹枝词》三首。
（2）诗歌内容 咏汉族，也咏少数民族。咏国内，也咏国外。有像万花筒（泛咏一州一县），也有像特定镜头（专咏一事）。有欢乐（青年男女的爱情），也有愁苦（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
（3）表现形式 有诗无注释，有诗加注释。从以诗为主逐渐演变为以注为主，注文是民俗学的宝贵资料。
（4）艺术水平 有高，有低。艺术水平不高而资料丰富的竹枝词，从民俗学的角度看，还是有价值的。
（5）社会功能 有美，有刺。清嘉庆时得硕亭《京都竹枝词》序云：“竹枝之作，所以纪风土，讽时尚也。”在他之前，虽已有讽刺性的竹枝词，他才明确提出了竹枝词应有讽时尚的作用。清朝统治日益腐败，讽刺性的《竹枝词》也就增多了。
（6）诗与唱的关系 刘禹锡的《竹枝词》原是为夔州民歌谱写的新词，有音乐伴奏，歌者边唱边舞。宋人所作，也还能唱。黄庭坚《竹枝词二首》跋云：“予自荆州上峡入黔中，备尝山川险阻，因作二叠,传与巴娘,令以《竹枝》歌之。前一叠可和云:‘鬼门关外莫言远，五十三驿是皇州。’后一叠可和云：‘鬼门关外莫言远，四海一家皆弟兄。’”任半塘先生在《唐声诗》中对此作了解释：“黄氏所谓‘和’，既用七言四句之后二句，与唐、五代竹枝之和声，仅用二言短语，散系于各句句中或句尾者，显然不同，应是竹枝唱法至宋之变。”后来，《竹枝词》脱离了音乐，不是为《竹枝》谱写歌词，而是用民歌体来写诗了。王夫之《竹枝词十首》序云：“杨廉夫唱竹枝于湖上，和者麇集。以初体求之，非竹枝也。”“初体”指刘禹锡写的《竹枝词》。其实不止杨维桢《西湖竹枝集》如此，已是普遍现象了。
总之，经过1000多年的时间考验，证明《竹枝词》是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一种文学样式，也是民俗学的一座资料库。它既有欣赏价值，又有认识价值。刘禹锡倡导之功，是不可磨灭的，其社会效果不是唐代任何一位诗人的作品所能比拟的。
明、清时期的一些诗人还在刘禹锡学习民歌曲调写《竹枝词》的启发下，开始重视学习其他民间歌谣，并把它吸取到自己的创作中来。如徐渭的《边词廿六首》之三：“墙头赤枣杵儿斑，打枣竿长二十拳。塞北红裙争打枣，江南白苎怯穿莲。”“打枣竿”是明代流行于北方的民歌曲调。王骥德《曲律》云：“小曲《挂枝儿》即《打枣竿》，是北人长技，南人每不能及。”徐渭是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他把流行于北方的民歌《打枣竿》援引入诗，说明他“客燕时”注意学习了这种曲调。《边词》中的内容与声情，与《打枣竿》是相接近的。明、清诗人的这种努力，与刘禹锡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所以，清黄生说刘禹锡《竹枝词》“诚可为后来山歌、挂枝、打枣先鞭” 。
中唐诗人身世
刘禹锡之氏族
刘禹锡在《子刘子自传》中自称是西汉景帝贾夫人之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据《汉书•景十三王传》记载，汉景帝于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封刘胜为中山王，子孙嗣封者五世，至怀王薨，因无后，绝四十五年。东汉末年刘备自称中山靖王刘胜之后，已没有多少人相信。元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六十《汉纪》时，对此就已指出：“然自祖父以上，世系不可考”，即对刘备是否中山靖王刘胜之后的问题提出了疑问。
唐代门第观念较重，以士族为荣。刘禹锡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要想抬高自己的门弟，最合适的方法是找历史上的一位帝王作始祖，遂自称是中山靖王之后，像这样情况，何止刘禹锡一家，是不足为怪的。
况且刘禹锡自己也有说法不一致的地方，自相矛盾，如他在《口兵戒》中说，“它日读远祖中垒校尉书曰：‘口者，兵也。’……繇是知吾祖之言为急”。根据《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的记载：“成帝……以向为中垒校尉。”后世习惯称刘向为“中垒”。唐代独孤及《送李宾客荆南迎亲》诗云：“宗室刘中垒”。 刘禹锡所说的“远祖中垒校尉”应指刘向。他在《蒙恩转仪曹郎，依前充集贤学士，举韩湖州自代，因寄七言》中又说：“通籍由来在石渠。”“石渠”指刘向讲论《五经》于石渠阁 ，这是用刘向事自比。刘向是汉高祖同父少弟楚元王刘交之后，其传即附见于《汉书•楚元王传》。那么，刘禹锡究竟是楚元王刘交之后，还是中山靖王刘胜之后？
实际上，这两种自相矛盾的说法都是靠不住的。考证刘禹锡的氏族问题，还得从他《自传》中所说的“七代祖亮”这条线索入手。
刘禹锡自言之“七代祖亮”，与《周书》卷十七《刘亮传》、《北史》卷六十五《刘亮传》之刘亮不是一人。其理由是：
（1）刘禹锡《子刘子自传》说：“七代祖亮，事北朝为冀州刺史、散骑常侍，遇迁都洛阳，为北部都昌里人。”据《魏书》记载，“迁都洛阳”是北魏高祖孝文帝元宏太和十九年的事。因此，刘禹锡的“七代祖亮”，应是北魏刘亮。
而《周书•刘亮传》说：“魏孝武西迁，以迎驾功，除使持节、右光禄大夫、左大都督、南秦州刺史。”所谓“魏孝武西迁”，指北魏孝武帝元脩与高欢关系恶化，逃往关中，投奔宇文泰。因此，《周书》、《北史》之刘亮，应是西魏刘亮。
（2）《子刘子自传》中所说的“七代祖亮”的官职，与《周书•刘亮传》、《北史•刘亮传》中所记载的官职，全不相同。自从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以后，“冀州”在东魏境内。曾任“冀州刺史”的刘禹锡的“七代祖亮”，不可能是《周书》、《北史》中的西魏刘亮。
（3）《周书•刘亮传》说：大统十年，“出为东雍州刺史。为政清净，百姓安之。在职三岁，卒于州，时年四十。”从西魏大统十二年、年四十逆推，西魏刘亮应生于北魏正始四年。孝文帝迁都洛阳是北魏太和十九年的事，即在西魏刘亮出生前十二年。由此可见，《周书》、《北史》之西魏刘亮，与“遇迁都洛阳”的刘禹锡的“七代祖亮”，不是一人。
（4）北魏刘亮的子孙，居东魏、北齐，当时称“山东”。西魏刘亮的子孙，居北周，当时称“关中”。刘禹锡《谒枉山会禅师》诗中自言“我本山东人”；《苏州上后谢宰相状》中说：“某山东一书生”。可见，刘禹锡应是北魏刘亮的后裔，与西魏刘亮无关系。
综上所述，刘禹锡的七代祖刘亮，史书无传。《周书》和《北史》有刘亮传，但历官、行事等与刘禹锡所说的刘亮明显不合，时间约晚半个世纪。姚薇元先生《北朝胡姓考》把刘禹锡看作西魏、北周刘亮之七代孙，是个误解，我重新考证。
匈奴族原是我国古代北方的一个游牧部落。匈奴与中原发生关系，可上溯到公元前三、四世纪。秦始皇统一六国（公元前221）以后，匈奴与中原的接触较为频繁。西汉初期，匈奴族在冒顿单于（公元前209至前174）的统领下，势力空前强大，给刚刚建立起来的西汉王朝以很大威胁。汉初，由于国力较弱，难以抵抗匈奴的侵扰，只得采取和亲的政策。据《晋书•刘元海载记》载，“初，汉高祖以宗女为公主，以妻冒顿，约为兄弟，故其子孙遂冒姓刘氏。”这是冒顿后裔冒姓刘氏的起因。
汉代内迁的匈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了较大变化。除南匈奴外，这时分化出一支名为“屠各”的匈奴部落，十分活跃。公元4世纪时，这两部分匈奴人联合行动，在部落酋长刘渊统率之下，以聚居于汾河流域的匈奴人为主，成为一支反晋的主力军。《晋书•刘元海载记》说：“刘元海，新兴匈奴人，冒顿之后也。名（渊）犯（唐）高祖庙讳，故称其字焉。”当时，匈奴“刘氏虽分居五部，然皆居于晋阳汾涧之滨” 。在发动进攻前，元海对部下曰：“今见众十余万，皆一当晋十，鼓行而摧乱晋，犹拉枯耳。上可成汉高之业，下不失为魏氏。……吾又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且可称汉，追尊后主，以怀人望。”因此，匈奴族屠各部落头领刘渊以冒顿之后的名义，冒充西汉皇室刘氏的后代，不仅于304年由大单于改称汉王，而且于308年改称皇帝，建都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北），国号汉。从此以后，匈奴刘氏冒充西汉皇室刘氏之后的谱系，就一直沿袭下来。
根据刘禹锡所云“七代祖亮”，“遇迁都洛阳”的史实，有以下三条资料值得注意：
（1）《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记载，太和十九年六月“丙辰，诏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于是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 。北魏建国于公元386年正月，初称代国，至同年四月始改国号为魏。北魏由鲜卑族拓跋氏建立，拓跋宏迁都洛阳，改姓元。
（2）《周书》卷四《明帝纪》记载，二年三月“庚申，诏曰：‘三十六国，九十九姓，自魏氏南徙，皆称河南之民。’”这是说，到周明帝宇文毓时，仍下诏书重申当初随魏氏南徙的各族民众皆称河南人民。
（3）《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二》指出：“后魏迁洛，有八氏十姓，咸出帝族。又有三十六族，则诸国之从魏者；九十二姓，世为部落大人者，并为河南洛阳人。”
这三条资料很重要，提供了鉴别北朝胡姓的一个线索，因为无论是北胡匈奴族还是东胡鲜卑族都有一个逐步南徙的问题。刘禹锡的“七代祖亮”，“遇迁都洛阳，为北部都昌里人”，“坟墓在洛阳北山”，与《魏书•高祖纪下》、《周书•明帝纪》、《隋书•经籍志二》的记载相合，证明他是随拓跋氏南迁的胡姓刘氏之后。当时与刘禹锡“七代祖亮”一同加入洛阳籍的匈奴刘氏，从史书的记载来看，还有一些人。例如：
唐昭宗时的宰相刘崇望的祖先。据《新唐书》卷七十一上《宰相世系表一上•河南刘氏》记载：“河南刘氏，宰相一人”，即刘崇望。“河南刘氏本出匈奴之族。汉高祖以宗女妻冒顿，其俗贵者皆从母姓，因改为刘氏。左贤王去卑裔孙库仁，字没根，后魏南部大人、凌江将军。弟眷，生罗辰，定州刺史、永安敬公。其后又居辽东襄平，徙河南。”查《北史》卷二十《刘库仁传》：“刘库仁字没根，独孤部人，……为南部大人。”“库仁弟眷，……眷第三子罗辰……拜南部大人。”刘罗辰裔孙仁之，《魏书》卷八十一《刘仁之传》曰：“刘仁之，字山静，河南洛阳人。其先代人，徙于洛。”因此，《旧唐书》卷一七九《刘崇望传》指出：“刘崇望字希徒。其先代郡人，随元魏孝文帝徙洛阳，遂为河南人。”可见，刘崇望的祖先本系匈奴族独孤部人，也是随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而成为河南人的。
刘禹锡的“从叔”刘公济的祖先。《元和姓纂》卷五《十八尤•刘》记载：“河南——代为部落大人。魏有河间公提。生丰……孙感……感生孝则。孝则曾孙公济，工部尚书。”刘禹锡有《许给事见示哭工部刘尚书诗，因命同作》，“刘尚书”就是“代为部落大人”的后裔刘公济。诗开头曰：“汉室贤王后（从叔望在河间），孔门高第人。”但从诗中所描写的“护塞无南牧，驰心拱北辰”来看，也是冒充“汉室”的匈奴族后裔。
考察刘崇望、刘公济的氏族渊源及其与刘禹锡的关系，可作为刘禹锡是匈奴族后裔这一结论之旁证。肯定刘禹锡的祖先是匈奴族，与肯定元稹的祖先是鲜卑族、白居易的祖先是龟兹族一样，其意义在于说明自晋末以来，北方民族大融合，少数民族不仅接受了汉文化，而且为汉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韩愈之生母
在韩愈的诗文中，没有说过母亲。在李翱所撰《故正议大夫行尚书吏部侍郎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赠礼部尚书韩公行状》以及皇甫湜所撰《韩文公神道碑》、《韩文公墓铭》中，也都没有提到韩愈的母亲。这是罕见的现象。
解答韩母之谜要从韩愈与韩会的血缘关系说起。韩愈自云“吾上有三兄”，长兄韩会。韩愈称韩会为“宗兄”。今案：宗兄有二义：（一）庶子对嫡子年长于己者之称，（二）指族兄、同姓兄。韩会不是韩愈的族兄、同姓兄，只能解释为韩会是年长的嫡子，韩愈是年幼的庶子。
从韩会卒年四十二，韩愈时年十三来看，二人年龄相差甚大，非一母所生。一母所生之子，互称为母兄母弟。韩愈未称韩会为母兄，是二人同父异母之证。
韩愈生母，推测如下：
（1）生母改嫁。沈钦韩《韩集补注•祭郑夫人文》注：“按祭文，言父卒而不及其母，盖所出微，终丧已嫁，故鞠于兄会。”可备一说。
（2）生母即乳母。韩愈《乳母墓铭》云：“乳母李，徐州人，号正真，入韩氏，乳其儿愈。愈生未再周月孤，失怙恃，李怜不忍弃去，视保益谨，遂老韩氏。”我据此推测，韩愈生母，在韩家地位卑微，韩愈父卒后，她不愿抛弃韩愈改嫁，只有以乳母身份留在韩家，抚养韩愈。所以韩愈对李正真的感情，不同于一般乳母：“时节庆贺，辄率妇孙，列拜进寿。”韩愈对李正真的礼节，也不同于一般乳母：乳母卒，葬之日，“愈率妇孙视窆封，且刻其语于石纳诸墓为铭” 。《五百家注昌黎文集》注曰：“葬乳母，且为之铭，自公始。”既是乳母，必定是嫁过丈夫，生过子女的，但墓铭中避而不谈。乳母对韩愈的爱，超过对自己的丈夫子女，不回家而终老于韩家，也是不合情理的。所以我推测韩愈乳母即其生母。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韩愈不便明言事实真相，只在《乳母墓铭》的称谓中，略有透露：韩愈不提乳母之名，而说“号”，暗示为子者讳亲之名。文中两次提到“孙”，韩愈将自己的子女，称为乳母之孙，暗示了乳母的身份。
由于韩愈生母身份卑微，自然不会在诗、文中提到她，李翱、皇甫湜等也为之隐讳。这段历史，对韩愈性格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因是庶出，如不求上进，就不能自立，所以韩愈“自知读书为文”（李汉《韩愈文集序》）。因得到兄嫂乳母的怜悯和抚育，才能长大，推己及人，韩愈“内外茕弱悉抚之”（皇甫湜《韩文公神道碑》）。
其他中唐诗人之身世，不多举。
问：什么是国学？
答：中华为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文化昌盛，学术辉煌，文献丰富，世所罕见。学术本无国界，为何出现“国学”一词呢？中华学术，自成体系，西洋学术东渐以后，为了有别于西学，中国人对本国的传统学术，采用了这个前所未有的名称。简言之，“国学”是中华固有的全部学术的专名和总称。
1906年9月5日《民报》第七号发表的《国学讲习会序》中说：“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国学之不知，未有可与言爱国者也。”“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署名“国学讲习会发起人，”章士钊执笔。）语重心长，表达了国学为立国之本，民族之魂的观点。
尊崇国学，绝不意味着自我封闭。有识之士，受西洋学术之滋润与启迪，突破清学藩篱，学术视野更为开阔，治学方法更为先进，融合了东西方优秀文化，与时俱进，成为现代中国学术之前驱，在学术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我对国学的几点认识：
（一）不能认为国学中无自然科学。李约瑟撰写了多卷本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证明中国古代的自然科学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国学中既有人文科学，也有自然科学（如数学、天文学、农学、物候学等）。
（二）陆续发现的殷墟甲骨、敦煌文书以及古代竹木简牍、帛书等，俱为中华之瑰宝，国学研究必不可缺之内容。国学中既有传统学科，也有新兴学科（如甲骨学、敦煌学、简牍学等）。
（三）国学博大精深，门类繁多，其中有研究一部书而形成一门学问者（如文选学），有研究一类书而形成一门学问者（如方志学），有研究一种文化现象而形成一门学问者（如避讳学），有研究一种治学方法而形成一门学问者（如校勘学），有汇集多种研究对象而形成一门学问者（如金石学），有迷信与科学互相夹杂为一门学问者（如风水学），不一一列举。
（四）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说：“文化交流愈广泛，发展也愈益充分。文化输出国不可自骄，文化输入国不必自卑，某一国文明为别一国所吸收，这种输入品即为吸收者所拥有。”佛教本由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王子悉达多•乔达摩创立，传入中国后，逐渐扎下了根，成为中国的宗教；与儒、道鼎立。国学中应有佛学。
问：《陋室铭》是刘禹锡作的吗？
答：1963年我就提出《陋室铭》非刘禹锡作，主要理由如下：
（一）《刘禹锡集》中无《陋室铭》。宋初的《文苑英华》、《唐文粹》等重要选本中也无此文。
（二）《陋室铭》开头四句“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完全违反常识。道教称神仙居住的地方为洞天、洞府、灵山、仙山。岂有仙居于矮山，龙游于浅水之理？湖北应山有“大唐贞观四年三月勒石”的《观音寺界碑》（《应山县志》卷二十三《文物名胜五•石刻》），开头四句为“盖闻山不在高，有僧则名。寺不在大，有神则灵”，与《陋室铭》相似。从“盖闻”（即听说）可知这样的话是当时社会上流行的顺口溜，佛教徒可以套用，道教徒也可以套用，不过一称“僧”、一称“仙”罢了。《陋室铭》与《观音寺界碑》都套用庸俗的顺口溜，显然是一般文士所为，怎么可能是著名哲学家、文学家刘禹锡的手笔？人人皆知《观音寺界碑》无文学价值，《陋室铭》何能称之为“千古名文”呢？
（三）《陋室铭》文章不长，矛盾很多。例如：“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是一副瞧不起群众的口吻，与刘禹锡《名子说》“欲尔于人无贤愚，于事无大小，咸推以信，同施以敬，俾物从而众说，其庶几乎”的思想作风不合。又如：“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是一片幽僻荒凉景象，与刘禹锡诗文中所描写的生活环境不合。苔不多，不可能“上阶绿”；草不长，不可能“入帘青”。苔多、草长，可见人迹罕至，又与“谈笑有鸿儒”相矛盾。再如：既云“调素琴”，又云“无丝竹之乱耳”，琴不是丝类乐器吗？明显地抵牾。既云“有仙则名”，是崇尚道教，又云“阅金经”，是崇尚佛教，而来陋室“谈笑”的是“鸿儒”，不是和尚、道士，反映出《陋室铭》的作伪者缺乏逻辑，拚凑成文，怎么能与刘禹锡的其他作品相提并论，鱼目混珠呢？
（四）《陋室铭》的结语是：“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据《论语•子罕》：“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刘禹锡下笔不苟，怎么会以“九夷”比喻自己的故乡呢？
（五）《陋室铭》与刘禹锡的文格不类。刘禹锡撰铭，或四言，或七言，名式整齐。如，《唐故朝议郎守尚书吏部侍郎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赠司空奚公神道碑》》铭共44句，《唐故福建等州都团练观察处置使福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赠左散骑常侍薛公神道碑》铭共52句，《许州文宣王新庙碑》铭共40句，《唐故朝散大夫检校尚书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赐紫金鱼袋清河县开国男赠太师崔公神道碑》铭共78句，《唐故宣歙池等州都团练观察处置使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赠左散骑常侍王公神道碑》铭共58句，《唐故邠宁庆等州节度观察处置使朝散大夫检校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赐紫金鱼袋赠右仆射史公神道碑》铭共74句，《大唐曹溪第六祖大鉴禅师第二碑》铭共38句，《佛衣铭》共42句，《袁州萍乡县杨岐山故广禅师碑》铭共44句，《唐故监察御史赠尚书右仆射王公神道碑》铭共48句，都是四言到底。《陋室铭》只18句，计：四言六句、五言五句、三言一句、六言二句、又五言二句、三言一句、四言一句。这样杂乱的句式，与上述整齐的句式，形成尖锐的对比，怎么会出于一人之手呢？
总之，《陋室铭》俗而不雅，不是《阳春》《白雪》，而是《下里》《巴人》。我们不能惑于《陋室铭》的流传而误认它是刘禹锡之作。
以上漫谈中唐诗坛，请大家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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