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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析近代以前地域带给中日间的文化差异 |
| 作者：辛 欣 |
人类创造文化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进行的，文化的产生离不开自然环境，自然环境影响文化的形成。这种影响在文化的初始阶段尤为显著。因为科技不发达，交通手段落后，限制了人类交往的范围，故而使文化明显地带有地域特征，不同地域的国家和民族拥有不同的文化。正如一本书中所言：“地缘！一只无形的手像妆扮姑娘一样打扮了形形色色的国家和民族。” 中国和日本就在其中。本文拟从中日古代文化入手，以地域为线索，分析两国间的文化差异。
一、 文化历史差异
中国位于北半球亚欧大陆东侧，西南和西面有世界最高的山脉环绕，西北和北面为一望无际的沙漠和草原，东临烟波浩淼的太平洋。整个地势西高东低呈阶梯状递减，江河奔流由西向东注入大海。如此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中华民族文化历史悠久完整、内容博大精深的特点。
首先，黄河、长江为中华文明的较早产生提供了必要条件。远古的地球受冰川期影响，长时间寒冷干燥，人类生存条件恶劣。直到新石器时代开始的一万年前，地球的自然环境才逐步好转，气候变暖，降雨增多，人类因此进入发展的黄金时期。这种变化在北纬30——40度之间的地区表现最为明显。中国最早的文明发源地是从陇山到泰山的黄河流域，恰好处于这一敏感地带的中心线，即位于北纬35度附近。距今8000——3000年间的地球气温较现在高，当时的黄河流域基本上处于温暖湿润的亚热带气候之下，土地肥沃，河湖密布，自然资源丰富，农业生产稳定，为古代文化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后来，随着全球气温降低，温度带南移，长江流域的文化又悄然兴起。据考古资料显示，生活在黄河流域的中国人类祖先10万年前就已进入旧石器时代；公元前7000——6000年开始新石器时代（母系氏族阶段），原始农业、畜牧业出现；公元前5000年进入父系氏族阶段，经过夏商周奴隶社会后，于公元前221年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封建社会开始。
其次，偏僻的地理位置和封闭的地理环境成就了中国文化历史的完整。中国四周被山脉、高原、沙漠、草原、大海包围，中国文化就是在这种封闭的地理环境中，较少受外界干扰地发展了几千年。中国的疆域辽阔，南北相距5000多公里，当历史上遭受北方游牧民族袭扰时，有充足的回旋空间，避免了由于文化强烈冲突而导致的文化历史中断（这种现象在其他三个文明古国都曾发生）。地域包括地理环境和地理位置两个方面，如果说中国大陆文化历史未因外来文化冲击而中断，一个原因是因为文化势差的存在，即中原文化较北方民族先进，那么另一个原因则是由于偏居大陆一端的地理位置。世界古代文明全部集中在大陆的北温带，形成了所谓的“中纬度文明带”，如果以处于北半球文明带中部的地中海文明区为中心的话，中国距中心的距离最远（除去远隔重洋的墨西哥），避免了来自世界其他地区优秀文化的冲击。
再者，良好的自然条件、辽阔的疆域孕育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国地貌总趋势为西高东低，黄河、长江等大河自西向东奔流入海。江河挟带的泥沙在中国东部塑造了一系列肥沃辽阔的大平原，黄河、长江中下游平原面积宽广毗连成片，使中国文明在黄河流域形成之后，能够迅速向南发展向北扩散，最终形成我国东部的传统农业文明区。在古代世界范围内，没有其他文明能像中国文化领地如此辽阔。到目前为止，中国考古发现的原始文化遗址已达7000余处，遍布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 。各民族、各区域文化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互相衔接，形成了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气象恢宏的中国古代文化。良好的自然条件适合农业的发展，丰衣足食推进文化进步，古代中国在生产、教育、思想、政治等所有与人类相关的领域都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连发达的西方国家也不得不承认“在现代世界赖以存在的重大发明创造中，有一半来自中国” 。
与中国相比，日本古代文化历史时间较短，文明程度相对滞后，对外依赖性强。这与其特有的地理环境有关。日本是岛国，位于亚洲东部，在美洲大陆被发现以前，它可谓是世界最东端，远离古代世界文化中心，虽距中国较近，但是由于海上交通不便，阻碍了大陆文明的进入，影响了文化发展速度。5000年前当中国大陆文化进入父系氏族公社阶段时，日本还处于母系氏族阶段——绳文时代；当中国已经步入使用铁器农耕时代时，日本列岛上的人们却还过着“从自然拾果实，捞鱼贝于河海，猎鹿、猪、兔于山野的渔猎经济和使用石器的生活” 。当中国秦汉统一的封建帝国形成时，日本才刚刚显露奴隶制国家的萌芽。除去地理位置影响日本同外界接触交流外，日本本土的地理条件也限制了其文化发展的速度。日本处于大陆边缘，是大陆与大洋在地质上的分界线，地震频繁，每年发生有感地震1500多次。中国有句俗语叫“稳如泰山”，日本人却不得不“杞人忧地”。古代日本地质不稳定，除地震外火山也时有爆发，在现今的日本仍能发现有许多地方被厚厚的火山灰岩覆盖。另外，日本每年受季风影响，台风暴雨不断，自然灾害频繁。这样的自然条件不利于农业生产，当然也不利于原始文化的发展。由于自然缺少创造基础，日本文化发展过多依赖于外界，日本古代文化历史是借助外来文化（主要是中国文化）完成的。比如：公元前3世纪借助高度发达的中国金属文化，跳出新石器时代的困惑；645年借助盛唐法律制度，成立中央政府，完成“大化改新”……关于日本人最早的资料是在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5世纪的中国古籍中，公元8世纪日本才出现自己的史书《古事记》（712年）和《日本书记》（或称《日本纪》，720年），就连本民族的语言日语也是靠对汉语的改造完成的。
二、 文化类型差异
给文化划分类型是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因为文化本身不仅内容庞杂涉及范围广，而且时时发展不断变化，正如美国学者克鲁伯和克罗孔在《关于文化的概念和定义的检讨》一书中所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别的东西比文化更难捉摸。我们不能不分析它，因为它没有固定形状。我们想用字来范围它的意义，这正像要把空气抓在手里似的：当我们去寻找文化时，它除了不在我们手里以外，它无所不在” 。因此，没有任何一种类型说可以将一个民族或国家丰富多彩的文化现象完全概括，只能根据文化在某一方面或某一问题上的突出表现加以定性说明。本文选择文化源流、文化交流两个问题来分析不同地理环境下的中日文化差异。
（一）发生型与摄取型
据考古发现，10万年以前的时代，我国存在过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这些人类具有当今蒙古人种（黄种）的明显特征——铲形门齿 。这一发现充分证明，中华民族的祖先产生于中华大地，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
中国古代文明辉煌大多出自国人之手，较少借鉴外界力量，其原因是中国特殊的地理环境使然。中国国土面积大，自然条件好（土地肥沃，季风气候使高温与降雨同步，有利于农作物生长），农业繁荣（早在7世纪的唐代，中国人均年粮食拥有量已达500斤），养育了众多人口（16世纪中后期，明万历年间人口达1.2亿）。泱泱大国既利于抵御外族侵略，又便于人才辈出，为文化发展提供了可能。另外，周边国家皆文化落后，文明世界遥不可及，可使中华文化借鉴的东西太少，在某种程度上也促成中国文化的自我创造与发展。
日本的自然环境远不如中国。火山爆发、地震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列岛，不适合人类生存。史学界认为，生活在日本列岛最早的旧石器时代人类，并不是岛上固有的人，而是从东亚或其他地方进来的 。这些人把当地文明带入日本，开创日本文化纪元。狭小恶劣的自然环境不利于人类生存，同样缺乏创造文化的基础，只能借助外界文明推动社会向前。日本近代以前的文化史始终与域外文明相联；从文字（汉字）到思想（儒家、佛教、禅宗）到社会制度（封建仿唐，近代习欧）再到科技（兰学）。即使日本学者也不得不承认，说日本之历史是文化摄取史不足为过。
（二）超越型与融合型
中日在处理与本土以外的文化关系方面表现不同。以宗教为例，中国本土宗教追求现世化风格，“虚置彼岸，执著此岸” ，这与外来宗教教旨发生冲突，其结果是在一段时间内几乎外来宗教的“出世性”都被淡化，“入世性”被强化。比如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它本是一个力图与外部权威脱离的宗教，原教禁止出家人与国王有联系，“沙门不敬王”。然而，在中国佛教被中国化，靠拢统治阶级，佛教组织和教派首脑从朝廷接受土地和册封。就连教规非常严格的基督教，在明清之际入华时，也被迫顺应中国民情风俗，允许中国受洗者保留祭祖祀孔的习惯。后来，罗马教皇发布《禁约》，强调一神教教义，遭到清王朝的驱逐和禁绝。
而日本采取的作法则不同：积极吸收外来文化，但是不被同化，善于调整各种文化间的矛盾，使之融合在一起，提出“本地垂迹说”，称天照大神是大日如来的现身，而日本各地的神也都是其他佛为拯救日本众生而降生到列岛上来，这样“神佛合一”，使佛教真正在日本人的灵魂中“扎下了根” 。
中国文化由于自身的成效，在同异质文化接触的过程中，更多的是进行文化辐射，即单向输出。中国是东亚文化圈的核心，其周边国家和北方少数民族文化比较落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同化功能，“化夷狄入夏”。历史上东亚、东南亚的一些国家都曾受过中国文化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至今仍旧存在。另外，封闭的地理环境，辽阔的疆域，使中国文化有可能避免或有选择地接触异质文化，尤其是来自异域的超越型文化，减少了文化冲突。
与中国的情况相反，日本与外界文化的接触方式是只进不出，只来不往。其原因有三：第一，日本是岛国，周围是海洋，尽管海洋在古代使日本同外界相对隔绝，但是对于那些能够克服海洋障碍的人来说，日本岛又是一个向四面开放的场所，成为多种文化交汇的十字路口。对于日本来说，不具备超越异质文化的能力，只能将其接受融合。第二，文化势差决定日本与大陆的“传承”关系，先进的中国文化流向日本，日本成为大陆的“卫星文明”。第三，日本文化是针对本国国情加工外来文化而形成的文化，缺乏普遍性，因此较少对他国文化产生影响。
文化类型不是文化与生俱来具体存在的现象，是人们为了研究需要而进行的一种理论划分，这种划分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自生文化也难免借鉴，摄取文化也离不开创造，曾经文化单一不等于以后不引进其他文明。文化类型只用来说明历史，分析具体的文化现象还应采用发展的辩证的眼光，不该囿于文化类型。
三、精神文化差异
马克思指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 。自然环境影响人类的发展，必然也影响人的精神文化形成。中日两国的自然环境不同，在人的精神文化方面存在着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思想上的“合”与“和”
古代中国是一个地域宽广、自然条件良好、资源丰富、适宜人类生息繁衍的国度。在这块大地上，上天赐予人类赖以生存的一切，人类对天地饱含感情，当他们在蓝天下放牧，在阳光下播种时，会感到自己融入了天地间，天地就像父母一样亲，“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天地万物与吾一体，这就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命题“天人合一”，就是将事物看成一个整体，天人不分，天就是人（心），人（心）就是天，充分发挥“本心”的作用就可与天同体，人心就是一个小宇宙。由“天人合一”思想又派生出“知行合一”、“情景合一”的命题，提出认识、道德、艺术、审美等方面的标准，其核心都是“合”，强调事物间的互相联系、和谐统一。
日本文化思想的核心为“和”，这同其文化产生的自然环境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日本是个自然灾害频繁的国家，个人难以应付火山、地震、台风带来的严重灾难，必须依靠众人的力量团结起来共同生存。其次，日本农业主要的生产方式是种植水稻，水稻的季节性很强，在气象多变的条件下，需要依靠集体的力量在短时间内完成。因此在与人合作的过程中“和”的精神尤为重要，用“和”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指的是“宽容”、“忍让”、“和谐”、“和为贵”。另外，日本与大陆一海相隔，大海阻止了外族的入侵（历史上日本未曾被异族占领过，据载13世纪忽必烈曾想占领日本，但被忽然而至的台风刮跑），保证了岛上民族的单一性，有助于“和”精神的推广。日本 称自己的民族为“大和民族”，其精神谓之“和魂”。
（二）道德中的“孝”、“仁”、与“忠”、“勇”
中国强调“孝”，孝是封建伦理道德的基础，所谓“孝为百善先”。古代中国社会是宗法社会，依靠血缘纽带联结。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中国古代的氏族生活在黄河流域，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居民流动性不大，工商业不发达，建立奴隶制政权时，血缘关系没有被打破，最后形成家国同构。
与中国不同，日本社会虽然也是根据家族原理组成的，但这种家族主要是经济共同体，其成员未必都出自同一血统，实际是“集团”而非“家庭”。因此，与中国相比，日本是一个半宗法社会，凝聚这个社会的道德核心是“忠”，不是“孝”。前面已经提到，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水稻农业生产方式，使日本文化重视群体的存在，强调个体归于群体，强调群体的和谐统一，其结果导致群体封闭，群体圣化，群体成员具有强烈的归属感，忠于群体。封建幕府时期“忠诚”成为武士的道德，强调从者接受主君的恩赐必须回报、履行义务，具体包括“服从”、“隶属”、“献身”等方面。后来“忠诚”又演绎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国民道德，忠于国家，效忠天皇。
其次，在道德内容方面，中国儒家思想推崇“仁”，相信“仁”是人类本质的道德，是治理家国的原则，“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把“仁”作为个体人格的最高点，即“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成仁”。日本道德忽略“仁”，强调“勇”，把勇敢作为一个主要的美德，为武士阶层所推崇和遵循。在葡萄牙人路易斯•弗洛伊斯撰写的《日欧比较文化》一书中，记载了日本武士夸耀脸上的刀疤（“向庇”），鄙视脑后受伤的情况， 显示了武士以勇为美的道德观。中日这种道德差异同地理环境有关，所谓“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中国崇山耸立、平原坦荡的地理环境生就仁者，富庶安稳的生活令人向善；反之生活在恶劣的环境中，经受连续不断自然灾害的日本人，必须意识到勇敢的可贵，从而推崇舍生忘死的大无畏精神。
（三）性格里的“粗犷浪漫”与“精巧谨慎”
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国土，使中国人对“大”颇为衷情：喜欢花很长时间建造规模宏大的长城和宫殿；喜欢把天地融为一体，从大的范围思考问题；喜欢把世界归为“大一统”，推行和平主义；自高自大，喜欢把自己看作世界的中心。另外，国土之大毋需向外扩展，故而形成中国人的“内拓”性格，不仅在国家疆域和文化领地方面向内地开拓，而且在精神领域也主张向内开拓，好思辨、内省。同时，自然环境优越，生活富庶，时间充裕，又养成中国人的浪漫、慵松、平和宽容、得过且过的性情，主静——不善争斗，务虚——遵礼隆法，不重视实用科学的发展。
生活在面积狭小列岛的日本人，喜欢精巧浓缩的东西，如短歌、俳句、庭院组石、剑法、柔道、花道、茶道等；多变的气候形成日本人敏感的性格，善于洞察外界的变化，重视别人对自己的评价（日本人竭尽全力收集外国出版的有关日本的报刊资料）；长期在狭小的水田里劳作，养成日本人精细谨慎的品质；火山、地震、台风、暴雨等自然灾害的经常出现，带给日本人的是无奈、随波势去的无常心理；同时，为了应付自然灾害，使日本人对实用的东西更感兴趣。另外，日本人的性格具有明显的两重性——“静穆的激情，战斗的恬淡”。这是由日本特有的气候决定的。日本除北海道之外，其他地区都具有热带、寒带双重特征，夏季台风暴雨猛袭列岛，冬季日本又是世界上降雪量最大的地区之一。大雨大雪的双重自然现象，形成日本人性格中的“季节性”突发的特殊成分。
从上所述不难发现，近代以前地域确曾给中日文化带来差异，这种差异对两国的近代化以至后来的发展都产生过深刻影响。本文尝试找出地理环境同文化间的联系，目的就在于更好地理解中日民族及其历史。然而，构成文化的因素很多，地理环境只是其中的一个，否认它对文化的影响是不科学的，过分夸大它的影响也是不正确的，正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我们不应该把自然界估量得太高或太低：爱奥尼亚的明媚天空固然大大地有助于荷马诗的优美，但是这个明媚的天空决不能单独产生荷马”。 另外还应注意到，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交通通讯手段的发展，人类交往的范围不断扩大，地域对民族文化产生的影响正在逐渐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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