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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字书法在日本的流传与发展 |
| 作者：刘作胜 |
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在他的《古代社会》中说：“人类社会从愚昧走向文明最明显的标志是文字的发明与使用。”在远古，作为没有文字的日本来说，汉字的传入使这个岛国走向了全新的发展；也标志着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结下了不可分割的深远关系。
书法是表现文字的艺术，在汉字文化不断传入日本的同时，这门艺术在日本也生根开花，发展至今，形成了具有独自特色的日本书法。
在这里我想绕开正史，换一个角度，从我自身了解到的对日中书法史产生影响的人和事做一个介绍，从侧面为大家提供一个了解日本书法发展形成的机会。
一、汉字的传入
“盖闻上古之世，未有文字之世，贵贱老少，口口相传，前言往行，存而不忘。” 这是表述汉字传入之前时的日本人的记录方式。我们先来看一下汉字是什么时代传入日本的。汉字何时传入日本的，至今尚未找到准确的答案。但有一点可以证实的是，汉字最早是通过朝鲜半岛而传入日本的。我们常说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在航海技术不发达的2000多年以前，要渡过这“衣带”宽的海域的难度不亚于今天驾一叶孤舟横渡太平洋，可谓九死一生。朝鲜半岛南端与日本九州岛比较近，所以当时日中之间的往来都是通过朝鲜半岛来转渡。日本现存最早的汉字实物是公元5世纪后半所制的“东大寺古坟大刀铭”及“稻荷山古坟铁剑铭”。其制造者署名均为朝鲜人的姓名，以上述实物为依据，有很多学者认为汉字是公元5世纪前后才开始传入日本的。的确，到目前为止还未能找到早于5世纪之前的在日本所制造的汉字实物，但也不能够完全否定在此之前日本有汉字。在此，我想通过早期中日之间的交流关系来推断汉字传入日本的时间应早于5世纪之前。
1784年日本福冈县志贺岛出土了一方大家所共知的“汉委奴国王金印”，对照《后汉书・东夷传》可知此印为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汉光武帝赐予日本九州岛中的一小国之印绶。我们可以想到光武帝不会轻易地给一个连来意都表达不了的他国使者金印的。而作为要乞望得到汉朝庇护的朝贡之国，在交涉、缔结承属关系时就必须有类似于国书之类的文书呈交，其文字也必为汉字，书体也应为汉代的通用体隶书或为早于隶书的篆书。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能够具有“远交近攻”外交意识的国家，不论其大小，已经具备比较完整的国家体系。文字是国家行政中不可缺少的应用工具。从金印所证实的外交关系上，我们可以这样推断，早在公元1世纪初，日本列岛已经有了汉字并且存在能够熟练使用汉字的人。
二、继承期———写经体及王羲之书法的盛行
到了飞鸟时代（563—710），日本建立了统一国家，随之而来的国家体制、律令、生产技术、宗教各领域亟需发展，新政权也决定绕开以往由朝鲜半岛引入中国文化的渠道，而派遣使者直接去中国学习。从607年始，实施遣唐史制度，与此同时，留学生、留学僧也大量地往来，在传播中国文化的同时，也将当时的隋唐书法引入了日本。隋朝虽然统一了南北朝，但国祚短暂37年而终，因此习惯上把包括遣隋使在内的这段时间统称为遣唐使时期，而书法方面是伴随着佛教的传来而在日本得以迅速传播。
佛教的传入在日本历史上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初期统一国家建立后，需要一个稳定民心的精神支柱，佛教在抚慰现实世界和现实生活中的苦难、支撑普通民众精神需求方面提供了比法令实施更有效的行为方式，因此佛教成为当时日本的国家宗教，在全国各地建寺立像，大力提倡写经运动，写经成为经典传承、表达虔诚求得福佑的一种行为，蔚然成风。另一方面，写经的盛行无形中也成为识写汉字的一种手段。写经艺术，在中国书法史中只不过是一个很小的支流，但在日本文化中却占有主要的位置，写经这种习惯一直延续至今，各大寺庙定期实施写经会，在任何一家文具店都售有写经用具，很多人都是通过写经开始步入汉字书法领域的。由于佛教的盛行，出家僧人的增多，日本需要一位戒律高僧来主持佛教正统，这便引来了鉴真东渡之举。
正仓院坐落在奈良东大寺寺区内，具体地说是奈良中期圣武天皇所收藏的先代先皇珍品的收藏库，由于有着与皇室关联的背景，因此正仓院虽处于东大寺内，至今其管理、研究、开放的权利直接隶属于皇室宫内厅。仓内收藏着7—8世纪以中国为主的东亚文化的精粹文物9000余件，是研究七八世纪东亚文化实物极为重要的所在。
正仓院的《献物帐》中有“王右军真迹行书帖”、“小王真迹行书三帖”的记载。据《元亨释卷》记载，此四件为鉴真东渡时携来之物，献给了当时的孝谦天皇。其中的“王右军真迹行书帖”，现考证即为著名的“丧乱帖”。《献物帐》中另有 “拓王羲之书法二十卷”、“大小王真迹书一卷”、“欧阳询真迹屏风”等法书墨迹，为遣唐使、遣唐僧从当时的唐朝带回后献纳的。鉴真作为传法僧人东渡，在携带大量经典之外，并注重携带了在当时唐土亦极为珍贵的王羲之、王献之法书真迹献给孝谦天皇，由此可见二王书法在日本的珍重性。笔者在调查正仓院藏品中，还发现了一件署名为鉴真的墨迹。我们都知道鉴真在第五次东渡时，在韶州眼病突发，遂至失明。第六次东渡成功到达日本后，一直是在失明的状态下传法施教直至病终，这件墨迹为鉴真来日本后的第一年、即754年所书，既然鉴真已经失明又怎么会有手书墨迹存在呢？其真实性受到怀疑。迄今为止，中国国内尚未发现鉴真的手迹，因此无法进行比较鉴别，但从此件墨迹的字纸、内容及正仓院藏品的当时记录来看，无法否定是鉴真所书。笔者就此事请教了佛教美术专家菊竹淳一先生，菊竹先生曾在国立奈良博物馆从事佛像研究多年，菊竹先生说据鉴真当年所在的唐招提寺的代代僧人传下的秘话说，鉴真来日本后，的确眼疾很重，但不是完全失明，东大寺一切经论由他逐字校正，也手书了部分墨迹，但现已全部遗失，唯此件得以保留。因为眼疾很重所以平时一直紧闭双目，所以在他圆寂后塑造的木像也是他生前闭目的形象。后人为了歌颂他不畏险阻舍身传法、身残志坚的精神，将鉴真失明的时间移至东渡途中。
鉴真的此件墨迹规格不大，内容也仅为借阅经典的书状，但行笔气势饱满，错落有致，从章法、字形来看受王献之影响很大，文中几个相同的字也注重写法的变化，寥寥数行间可以看出这位高僧书法造诣之深。而这件墨迹不仅是研究鉴真的珍贵资料，也是中日书法关系史中渡日中国人所书的最早的一件墨迹。
鉴真作为佛教戒律大师来日本，在东大寺设立戒坛，为圣武天皇以下授戒。“自今以后，传授戒律，一任和尚”。并敕授“传灯大法师”位。之后在唐招提寺建立戒律道场，成为整治律仪、传授培养、考核认证僧人的最高行政机构。而包括写经在内的汉字书法则成为僧人的一个必修课程。正仓院藏品中就有僧人学习王羲之法书所留下的临书作品，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对于汉字书法学习的要求。
鉴真东渡约50年后，遣唐僧空海来到大唐，成为继鉴真之后又一位传播中国佛教及书法的高僧。空海804年入长安求法，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不仅学习佛法，对其他领域的知识也广泛摄取。据说他受书家韩方明的《授笔要说》中的五种笔法的启发书艺大进，被誉为“五笔和尚”的美称。我们鉴赏一下空海的书法作品，就会感受到既有王羲之的优雅风韵，又有颜真卿的雄浑力度。代表作“风信帖”被称为日本书法史中的第一精品，不仅在日本，甚至在汉字书法的故乡中国，将此作并列于唐代书法的精品之中也毫不逊色。很难看出是出自一位来中国学习仅一年半时间的日本人所能达到的高度。
关于空海书法的研究，国内有的研究者认为它是来到中国留学后在长安正式开始学习汉字书法的，其实这是一种误识。空海23岁时在鉴真所主持过的东大寺戒坛受戒，受到过严格的书法训练。在他有关留学记录的文献中唯一提到的老师是不空三藏法师（《西游记》中的唐三藏）的弟子、青龙寺住持惠果。有人说空海曾师承当时的长安书家韩方明，其实是对空海曾研习过韩氏的《授笔要说》之事的一种推断，并无明确的依据。关于这一点，于植元先生的《空海与唐代书法》一文有精辟的研究，希望大家拜读一下。我想在这里再举两个事例来说明一下空海来大唐留学前后的书法水平。公元804年7月，空海随大使藤原葛麻吕的遣唐使船赴中国，途中遇风浪袭击，船队失散，空海与大使乘坐的船只漂至福州港。因为当时从日本来的遣唐使船都在南明州宁波登陆，不到福州港，所以福州海防将其船只扣留，严格查问入国目的。因语言不通，大使让空海以笔代言写了一封《为大使与福州观察史书》来说明情况。此书文辞华丽，书法精美，使福州地方官为之惊叹，一时传为佳话。最近，小野胜年氏的《入唐求法行历研究・圆珍篇》中也提到了与空海“福州登陆事件”相关的资料。空海渡唐50年后，日本僧人圆珍来到福州开元寺求法，寺主惠灌问圆珍“五笔和尚（空海）尚在否”，圆珍说“已亡化”，惠灌捶胸悲叹道：“其异艺无伦匹者。”这说明了空海在福州的名声盛传之久。再是空海入唐后的第二年（公元805年），空海之师惠果亡化，弟子信徒们共推空海为惠果撰写碑文，署款“日本学法弟子比丘空海撰文并书” 。遗憾的是此碑至今尚未发现，历代的金石录中也未见记载。惠果所创造的真言宗密教在中国后来衰落，所以墓碑湮没的可能性很大。惠果当时传为弟子千人，在书法盛行的长安，推举一位外来僧人为其撰写碑文，可见当时长安僧众对空海书法的推崇。从这两件事中可以看出空海在渡唐之前，对于汉学诗文及书法已经有了很深的造诣。
空海被派遣到大唐的任务是学习佛教，恐怕连空海本人也未能想到，在语言不通的中国，通过书法的交流，找到了一种跨越国界的共鸣与认可。他笔下轻轻地一动，化解了官府怀疑的目光，更有人对于他的去世而为之捶胸悲痛，作为外来弟子能为惠果这样的大师撰写碑文，这一切都缘于一支毛笔和共同使用的汉字。这是世界上其他任何一种文字所没有的表现力。大唐整个社会对于书法的感应，对善书者的崇拜让空海吃惊，他认识到了与佛法同样能够感应人心的书法的魅力。这也成为他在学习佛法的同时，更潜心于学习大唐书法的一个推动力。他以“学问僧”的身份转益多师，对唐朝的文学、哲学，及书法理论也兼收并蓄，并注重搜集书法资料。空海归国时带回的典籍有216部461卷，书法资料方面就有“欧阳询真迹一卷”、“李邕真迹屏风一折”、“张萱真迹一卷”、“王羲之诸舍帖一卷”、“兰亭序拓本一卷”等大量代表当时唐代书法的精品。他带回的这些大唐法书精品，经过翻刻拓印广泛传播，为各级民众学习汉字书法提供了丰厚的资料。空海的另一大贡献是将唐代书法理论引入日本，致力于汉字书法内在表现的研究，著述了《敕赐屏风书了表》、《篆隶万象名义》，开创了日本书法理论研究的先河。空海回国后，继承和发扬了惠果的佛法，成为日本真言宗开祖，奠定了真言密教成为日本国家佛教的基础。当时的嵯峨天皇也拜空海为师学习唐代书法，嵯峨天皇对空海的书艺推崇备至，以诗赞誉空海“绝妙艺能不可测，二王殁后此僧生”。被后人誉为日本的“书圣”。
唐代近300年的历史中，由于太宗的偏好，书风及书学思想尽笼罩在王羲之所代表的魏晋风格之下。“书不入晋，固非上流；法不宗王，讵称逸品”。这种倾向，也直接影响了日本奈良、平安两代书法的发展。以鉴真、空海等人所带到日本的二王法书为典范，日本也兴起了临习王羲之书法的风潮，甚至将“羲之”二字的发音与临书范本“手师”（てし）作一样的发音。也就是说，在当时“羲之”二字就代表我们所说的字帖，代表着汉字书法。楷书方面，在写经体的基础上，以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为代表的“初唐三大家”也逐渐传到日本，但由于“法度”过于严谨，所以在书写时，适当地融入了行书的用笔表现，创造了一种略带动感，较为妍美的楷书风格。
三、转变期——假名书法的产生
到了平安时代中期，日本朝野中一部分人要求停止遣唐使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其理由一是渡唐航海船只遇难太多，人力及财力为之付出的代价太大；二是进入晚唐时代，唐朝国力日渐衰竭，政局纷扰，世变莫测。已经没有值得学习的地方。公元894年停止向唐朝派遣使僧，遣唐使制度亦随之结束。在长达260多年间的遣唐学习过程中，唐朝的政治、文化、艺术等各领域的精华都源源不断地传到了日本，奠定了日本国家发展的雄厚基础。从发展规律来看，任何事物，在长期依靠一方成长到了一定阶段，就会因为外在及内在的变化而产生分离，形成独立成长的局面。其实早在平安前期的弘仁时代（810—824）日本国内已经逐渐产生了“国风文化兴隆”的萌芽，至907年唐朝灭亡，更加速了日本寻求独立发展运动的兴起。书法方面，在汉字书法的基础上，产生了假名书法。
“假名”在日语中又称“假字”， 顾名思义就是假借汉字。日语有47种音节（50音图中去掉重复音节后），汉字传入日本后，借用汉字来标注日语音节，而且一个音节可用多个汉字来标注。比如说“a”这个音节，可以用与之发音接近的“安、阿、亚”等字来标注，称之为“训假名”。从出土的7世纪文物中可以看到当时训假名的使用形式。
1．完全用训假名
例：法隆寺命过幡中的“者田”（はた・幡）”
2．训假名与表意汉字兼半
例：藤原宫木简中的“佐目（さめ・鮫）十五斤”
3．训假名与表意汉字混用
例：天寿国曼荼罗绣帐铭中的“斯归斯麻阿米久尔意（しきしまあべくにい） 宫治天下天皇名 阿米久尔意斯波留支比里尔波乃弥己等（あめくにおしはるきひろにはのみこと）
如例举所见，在书写与阅读中训假名与表意汉字混用容易引起混乱，而且化费时间，所以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逐渐删繁就简，约定俗成，创造了用来表音的片假名和平假名。
片假名（取汉字楷书体的一部分）
例：阿→ア 伊→イ 宇→ウ 江→エ 於→オ
平假名（取汉字草书体字形）
例：安→あ 波→は 於→お 世→せ 武→む
片假名的出现早于平假名，但由于片假名字形方正，笔画多为直线，不易连绵书写，所以逐渐被书写快捷的平假名所取代，而片假名现在只用于外来语的音译，不作为书法对象，通常所说的假名书法也是指以平假名书法为代表。
最初将假名文字推向艺术表现的是平安中期的贵族女子。日本自古有“男尊女卑”的习俗，女子得不到读书的机会。但是到了平安中期，贵族中却兴起竞相培育子女才能的风气，以求将来被选入皇宫，成为皇亲国戚。其审美的要求是“字为一，琴为二，歌为三”。与汉字相比，假名文字笔画少，字数也仅为47个，所书写的内容也为传统的和歌，清和优雅。可完全用假名表现，也可以适当穿插汉字。歌与字的结合，在贵族女子的手中得到了完美的表现。假名衍生于草书，字体简洁安稳，婉转连绵；书写时行笔以中锋为主，不激不厉，妍美流畅；章法疏朗，余白也饶有意趣。
我们欣赏一下假名书法作品，就会发现虽然阅读不了所书写的内容，但完全可以领略到其造形、线条、布白之美。特别是汉字、假名混合使用时，繁琐与简洁，厚重与轻盈，紧密与疏朗、方与圆都得到了和谐的统一。这是因为假名文字其造型结构本身源于汉字，书写技法审美意识又与汉字书法同出一辙。
虽然个性独具，但是带给我们的视觉感受既新颖又亲近。
由汉字转化为假名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从最初汉字传入日本到9世纪平假名的出现，大约经过了近400年的时间。有人说假名是空海创造的，也有人说是9世纪日本书家纪贯之所造，这好似说隶书为程邈、行书为刘德升所造一样，都是不符合文字在社会实用中的发展规律的。但是有一点，汉字字形受到了书法艺术的决定性影响，书法艺术和一些书法家在字形演变及定型使用至今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因为王羲之等人所创造的草书为汉字书写开创了妍美流畅的表现，才为假名文字诞生提供了造型基础。同时，假名文字的出现，又为书法艺术提供了新的表现领域。
书法是依于文字的造型艺术。假名的产生，是依循文字与书法的相互发展规律而产生的。纵观书法史，我们似乎可以做这样的概括：汉字产生后，几经其变，为书法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表现形式。书法创作与实用性书写，尽管都是以汉字为母体，但在其发展演变中，是由各自的性质决定而有相异的发展规律。实用性书写，以实用为目的，也受制于使用。其总趋势是由繁至简，这显然是从便于书写阅读出发的。所以，隶书取代篆书，楷书取代隶书，乃至现代的简体字，日本的假名文字，莫不如此。这种演变轨迹，比较明晰，因为追求的目标是单纯的——便于实用、利于交流，其发展呈一元趋势。
由假名书法使我想到了简体字书法问题。我们观察一下中日或中日韩国际书法展中各国所出的作品情况，就会发现除三国共通的汉字作品以外，日方、韩方还积极地将代表本国特色、现实生活中所使用的文字（假名、韩文）的作品参与进来，而中方作品中却看不到13亿人每天使用的简体字所创造的书法作品。
简体字（简化字）使用已经有40多年，像我们这一代人，受简体字课本的教育，在简体字的环境中成长，没有感受到任何不便，也没有影响我们去继承传统文化。简体字不被书法家采用的原因不外乎是简化字不传统，破坏了汉字原有的结构、不易表现等几点。谁能说隶书取代篆书就没有破坏汉字原有的结构，有谁能说用唐楷写《诗经》是不继承传统。至于不易表现，是因为大家都没诚心地去研习怎样表现她。
抛开文字学上的论证，就现实而言，无论现行的简体字是自然简化而来得的，还是政治需要人为简化的，简体字的优越性在中国及世界越来越得到认同，恢复使用繁体字的可能性也不存在。那么，作为我们这一代的书法家们是不是就这样视之不理呢，还是发挥艺术创造力来表现她。秦人写篆、汉人写隶、唐人写楷都是书写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通用字体，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书法经典。而我们这个时代呢，有代表这个时代的文字，却没有用代表这个时代的文字所创造的书法作品。“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古”。书法家有责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造具有时代性的作品。我们是否可以在各级的书法展中以及国际性书法交流活动中设一个简体字项目，展示一下具有时代性的汉字书法艺术风采呢？
四、以禅为中心的书风变革
假名书法产生后，日本书法出现了以汉字书法为代表的“唐样”、以假名书法为代表的“和样”两大分野。所谓“样”就是指风格。平安后期，真言宗、密教等佛教主流在平安末期开始衰落，只成为旧贵族的精神支柱。而“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禅宗思想正符合了新兴的武士阶层们所追求的那种当机立断、直截了当的新的精神体系。到了镰仓时代（1192—1333）宗教成为政权争夺的一个工具，幕府集团积极树立禅宗来对峙旧贵族所确立的佛教信仰，随着以武士为中心的幕府开始逐渐控制政治舞台，禅宗也继佛教之后在现实生活中迅速兴起。政治、社会的变动促进了文化的变革，贵族文化的世袭学问，唯美主义受到了冲击。书法上，“唐样”、“和样”等多样化展开的同时，受禅宗思想的影响，作品中追求个性表现成为新的风气。
禅宗思维方式求“悟”，主张直觉体验。其思维方式虽难以理喻，但对艺术却大有价值。艺术本身就难以用常理去分析，那超脱自我的浮思，那一朝振奋的“顿悟”，不招而至的灵感，无不是超逸的表现。书法受悟于禅在晚唐时代已经兴起。具体表现在以张旭、怀素为代表的草书创作中。“有人若问此中妙、怀素自言初不知”。怀素身为僧人，“经禅之暇，颇好笔翰”，这种妙而不知感觉与张旭的“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的狂放并无二致，都是追求创作构思时的自由无羁。
这种超逸的创作思想延续到了北宋时代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以苏轼、黄庭坚为代表的“尚意”书风正是以禅机为基调而兴盛起来。1168年日本禅僧荣西入宋求法，之后，道元、梦窗疏石等人相继渡宋，宋朝临济宗高僧兰溪道隆、一山一宁、无学祖元等禅僧相继渡海传法，以禅宗为渠道将宋代书法带到了日本。
镰仓、室町两时代的书坛以禅僧为中心。禅宗的理论是反对偶像崇拜，不立圣心，否定圣人、权威，呵佛骂祖。在书法表现上虽以怀素，苏轼，黄庭坚，张即之等人的书法为主线，但不循规蹈矩，突出表现在个人意趣境界的创造方面。由于偏重于意趣境界的追求，对法度方面的讲究也相应地比较轻视，这种风气打破了平安时代的以王羲之书风为代表的唯美意识。
武士阶层崇尚禅宗思想中的空彻，直接，忘我的境界，凭感性的智慧冲破一切障碍。表现在作品中追求“一笔入魂”，劲爽豪快的气势，率意为之。这种表现一直延续到现在，我们常说日本部分书法作品中有一股霸气、其实其风格正是武士精神表现的一种继承。
到了江户时代，日本政府以禁止基督教为名实行锁国政策，隔断了外来文化的传入。1654年，临济宗黄檗派高僧隐元隆琦来日，将明代文化传到了日本。可以这样说，隐元是继鉴真之后又一位对中日文化做出巨大贡献的宗教界领袖。隐元来日后，得到了江户幕府的支持，在京都赐地建寺，创立了日本黄檗宗大本山寺院。在仅80多年的时间里，宗系寺院增加到1040座，其影响势力遍布全国。隐元本人书法造诣高深，随同他一同来日的弟子木庵、即非、高泉等人也人人善书，仅隐元本人留下的墨迹有3300多件。黄檗宗一系在传播书法方面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1，“以笔传心”。因语言不通，在与日本弟子，信徒的问答时以笔代言，以简洁的禅语相赠回应。“随手拈来示人，声光落落蓬岛”（隐元语）。
2，对求题字，题画赞者来者不拒。
3，将携来的书画作品散布全国各宗系寺院展示。隐元来日时携带了大量明代书画作品，其中不乏有董其昌、沈周、文征明、祝允明、王宠、吴宽、黄道周、张瑞图等精品。
4，将篆刻艺术传播到日本。黄檗宗僧人独立，心越精于篆刻，并刻版翻印印学书籍，印谱。二人被称为“日本篆刻之祖”。
5，弘扬禅宗艺术思想。隐元留下了大量的论书画诗，提倡直观直觉，纯然自运。强调加强字外修养，笔意纵横，参乎造化。其中多为与日本书画家谈艺时所即兴留下的。例举一首《示狩野安信》 ：
墨池浪溅透禅关，融处全彰心自闲。
浓淡幻成空有色，清虚泻落瀑无潺。
三千刹海毫端现，百亿须弥方寸间。
信笔纵横皆妙用，可曾描着本来颜。
明末书家张瑞图与隐元是同籍，因手书魏忠贤生祠碑文，入为逆案，坐赎徒为民。回乡后潜心于禅，与隐元交往甚密。张氏因被《明史》列为“阉党”，其书作亦受贬低而不为人珍重。隐元来日后，将张瑞图书作献给后水尾天皇，并极力推举张瑞图书法。张瑞图书法在日本得以大量保留，以及对江户时代及现代日本书法产生很大影响，这与隐元的推举是分不开的。
隐元同其弟子木庵、即非三人在日本书法史中被称为“黄檗三笔” 。由于受锁国政策的影响，在近160多年间的日中文化交流中断的前提下，黄檗宗的渡来，为包括书法在内的江户文化带来了勃勃生机。
五、碑学书法及书学考证的兴起
日本的近代书法史是由1880年杨守敬的来日而拉开了帷幕。杨守敬是应清国出使日本大使何如璋之邀来日的。在当时被称为“明治书坛三巨头”的日下部鸣鹤、岩谷一六、松田雪柯前去拜访杨氏，据后来的《鸣鹤先生丛话》记载，三人起初看不起杨氏，不认为他是个如何的大学者。其原因应为语言障碍。但是通过数次的笔谈交流，杨氏的远见卓识让三人叹服并为之倾倒。而更为重要的是杨氏带来的大量的金石拓本让三人眼界大开。“历代碑版，凡一万二三千及各种法帖”。
清初书坛是以赵、董为代表的帖学天下。帖学以王羲之为宗，而所呈现的，已非右军真貌；科举以楷法取仕，流弊过多，性灵全无。在这种山重水复景象之中，引来了碑学的兴起。乾隆以后，古代金石碑版、简牍和甲骨文字陆续出土，清人借助金石学和古文字学研究的成果，透过笔墨重行诠释，赋予书法新的内涵。
19世纪末，日本迎来了明治维新的社会变革。当时流行凡事都要“一新”的新思潮。而书法方面，却是呈现向传统回归的局面。由于受江户中、后期黄檗文化的强烈影响，加之儒学的渗透，“诗书画三绝”的文人修养盛行，中国风的“唐样”书法压倒“和样”。新政府的执政官僚、元勋如副岛种臣、西乡隆盛、伊藤博文等人精于汉学，将汉字书法的“唐样”定为公文书体。明治九年，小学校开设习字课程，教科书为《千字文》的楷、行书对照本。
当时书坛执牛耳者的日下部鸣鹤等人时至今日也是被公认的汉学大家。日下等人留下的日记，完全为汉文书写，造诣之深不逊于当时的中国学者，这或许也是当初轻视杨守敬的原因之一。换一个角度来看，如果没有一定的汉学功底，也无法与杨氏达到更深的交流。杨守敬的书学理论及大量的汉魏六朝及唐代诸碑版资料让日下等人自惭学识短见，诚心投其门下。从笔谈记录中可以看到，杨氏在日的4年间，向日下等人系统地讲述了笔法、诗文，以及篆、隶、楷的学习方法，书家修养，书法评论，碑版考证等诸学，并亲自指导临书方法，这些笔谈内容被整理成集，成为明治书坛的指导理论。日下、岩谷、松田等人被称为日本碑学始祖。从而，清代碑学书风在日本盛极一时，杨守敬则被尊为“现代日本书法之父”。
在杨守敬来日的30年后的1911年，又有两位硕学东渡而来，这两位就是罗振玉与王国维。
日本现代书法理论家石川九杨氏称日本书法史的形成是“中途上车，中途下车”。所谓“中途上车”，是指对中国书法的正式引入是从唐代开始；“中途下车”是指9世纪的遣唐史制度停止，以及17世纪至19世纪的锁国政策的实施阻断了向中国学习的机会。从具有3000多年的中国书法史来看，日本只是断续地吸取了一部分。那么，唐以前书法史，至为重要的汉字的演变过程、书体的形成的部分就成为空白。这也是到明治时代为止，日本书法史上，几乎没有留下篆隶作品的原因。明治初期杨守敬来日，将唐以前的汉魏六朝的书法传入日本，但严格地说，杨氏所带来的碑版拓片以六朝北碑为主。罗振玉、王国维的渡来，使日本人对汉字书法史的了解从汉魏时代向前至少引伸了1000年。
罗振玉在日本客寓7年，王国维客寓5年（中途回国月余）。在此期间，二人潜心于学术，对殷墟甲骨、古彝器铭、西陲流沙坠简等有关古文字学做了深入的考证研究（研究范围不仅限如此），留下了大量的著述。当时日本汉学界的内藤湖南、狩野君山，书画界的长尾雨山、富冈铁斋、河井荃庐等人敬慕两先生学识，常伴左右，或协助研究，或聆听指导，或问学探讨，耳濡目染，受益匪浅。罗振玉将大量的家藏文物带到了日本，“图书长物 百余箧，运之逾月乃竟”。这些文物留在日本，现散落于各大公、私博物馆，美术馆及研究机构，为日本学术界对于包括文字学、书法学在内的汉学文化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之外，由于当时中国国内战乱蜂起，原清宫所藏文物也大量流入日本，其中一部分由罗振玉、内藤湖南、长尾雨山等人鉴定，题跋题笺，印刷出版。罗王二人的考证方式、治学方法对以京都为中心关西学术界影响深远。继内藤等人以后，近现代的日本书学界、文字界的研究一直以关西地区为中心，其中的重镇如外山军治、中田勇次郎、白川静、杉村邦彦等人都是当年关西学派的后继，学问扎实，精于考证，这与罗王两位汉学大师奠定学术功绩是分不开的。
1998年8月9日，第20届书论研究会大会在京都召开，同时举办了“罗振玉及其友交展”，来自国内外的学者发表有关罗振玉研究的论文，观摹罗氏的藏品及作品，并参观了他当年的旧居永慕园〈宸翰楼〉及寓居等地。而京都的“观堂学会”也在每年5月3日王国维的忌辰举行纪念活动。两位国学大师为中日文化所创立的业绩永远会受到景仰的。
或许有些偶然，甲骨文研究的“四堂”中，竟有三人（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是在日本得以潜心研究甲骨学的。郭沫若在日本避难期间，于1929年完成了他的第一部甲骨文研究著作《甲骨文字研究》。因为政治上的原因，他在日本活动受到限制，所以在当时与日本学术界间的交流几乎没有。但是后来他对罗振玉甲骨文研究的一些非议，的确在日本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本来，日本书法界对于以政治观点来判断艺术的观点是不重视的，像被列为所谓的“阉党”的张瑞图、“贰臣” 的王铎，以及后来被批判过的李鸿章、郑孝胥、王震（一亭）等人的书法在日本一直得到珍重。但是学术研究却来不得半点虚伪。郭沫若公开指出《殷墟书契考释》及《前编》是罗振玉篡取王国维的研究成果，进而指责王国维之死是受罗氏之逼而导致。鉴于郭沫若后来在中日文化界的影响力，日本学术界部分人开始怀疑起罗氏的甲骨文研究的真实性。
其实，翻阅一下记录郭氏在日本期间生活活动的相关资料及年谱， 就会发现，1928年他在东京上野图书馆及东洋文库借阅了罗氏的《殷墟书契前编》、《殷墟书契考释》，完全是依靠这两篇著作完成了他的《甲骨文字研究》。郭氏作为甲骨学的大家，对于罗氏甲骨文研究的功绩其实比任何人都了解。受益于斯却非议其人，或许是从某些政治立场出发而迫于无奈吧。中国历史上，有专业画家而无专业的书家，书法是文人学者自身修养的一种表现。这些人进而为政，退而为学，政治上所谓的功与过，直接影响了其作品的高低。这是不公平的评价，政治立场本身注定了是学术研究的天敌。
六、战后多样化的展开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的结果，对于日本的打击不仅是物质上，对于精神上的打击更为深刻。1948年，联合军总部（JHQ）（当时以美军为主的管制日本政府的机构）提出“国语改革方案”，要求日本废除汉字，采用片假名或罗马字。经过日方的多次争取，最终的结果是虽然停止了废除汉字的决定，但是教育汉字，当用汉字数量从以前的3500字左右制限到1850字。传统文化中的茶道、书道等凡是冠有“道”字的，均视为曾为军国主义战争协力过的剑道、柔道一样从学校教育中遭到废除，直至1951年才得以恢复。
战后西方文化大量涌入，写实主义表现给传统艺术带来了冲击。它导致了日本书法走向了多元化发展格局，又使书法观念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更新。表现上重视视觉形式，以汉字书法为基础，产生了以下几种样式。
汉字：为适应展厅效果，立式大作品增多。帖学系以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傅山、王铎等明清草书大家的风格为主流。碑学则以六朝碑志、汉隶为主，甲骨文、金文占比例很小。
假名：分为古典假名及现代假名。古典假名以平安时代的小字假名为主流，表现样式为手卷、折帖。现代假名重视视觉效果，借鉴明清草书的用笔，多表现在条幅大作上。
近代诗文书：内容上重视字易识，文易懂。汉字、假名混和使用。所以也称作“调和体”。
前卫书：不重视文字内容。有时以类似于符号、绘画的形式来表现。抽象性较强。
篆刻：篆刻传入日本较晚。风格上以晚清的赵之谦，徐三庚，以及近代的吴昌硕，现代的邓散木为主流。与中国篆刻相比，刻意造作之处较为明显。
大字书：也称少字数书。以一字或二、三字为书写内容。
尾语
纵观1500多年的日本书法史的形成，是依附中国书法而发展来的。任何一个民族，都有区别于他民族的思想及思维方式，在不断吸收中国书法的同时，受各时代政治、社会、宗教的影响，形成了日本民族独有的书法体系。在汉字文化在国际社会愈来愈产生影响的今天，它对我们研究汉字文化的艺术表现力以及传播力起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鉴真的《书状》
空海的《风信帖》
以汉字来表记日语发音的代表作《秋荻帖》（9世纪，平安中期）
平假名字体形成
古典假名作品
大字书作品（手岛右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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