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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天悯人的人文思路 |
| 作者：张清 |
读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曾为作品的幽默性兴奋过，然兴奋之后却是难以抑制的忧伤。由此便又想到他的《狗日的粮食》和《伏羲伏羲》。读这些作品时，也曾为那个自名为曹杏花的瘿袋女人那为谷而来又为谷而走的命运，为洪水峪的杨青天和菊豆那种性爱的悲剧，有过更为深重的忧伤。一个作家在一系列作品中，蕴有这么一种悲天悯人的魅力，这绝不是偶合，而是作家表现人性的一种追求。在这些弱者生存的悲歌之中，是刻记着作家那晓人醒世的人文精神的。是这种精神，使作家的视野抛向弱者的群落，抛向人性的起点。
学术界每论人文精神，总要将其源头追溯到欧洲的文艺复兴，追向彼特拉克和莎士比亚。其实人文主义并非西欧文艺复兴时期的专利。中国早在远古，以人性为标志的人文观和民主思潮就同君主、伦理专制的思想在对立中发展着的。理论上中国的人文观始于公元前三百多年的孟子，而表现人文精神的文学作品，又早于孟子出现在《诗经•国风》的一些篇章之中。这种人文精神发展到十七世纪，其成果就不亚于欧洲的文艺复兴了。这时理论上有戴震等人，对程朱理学“存天理，去人欲”的观点发起总攻，指出它是“以理杀人”，并明确提出“顺民之情（个性解放），遂民之欲（破除禁欲）”的人文主义的主张。在这一思潮的推动之下，才出现《红楼梦》那样的具有强烈个性解放意识的不朽之作。刘恒的人文主义思想，显然就是这一传统的延续。
《狗日的粮食》等三篇小说，表现的是人欲为各种形态的天理所蹂躏，所扼杀的惨象。《狗日的粮食》写食欲，《伏羲伏羲》写性欲。两篇作品的故事都发生在那个叫洪水峪的山村，而人物又都是杨姓，天字辈的兄弟。天天同瘿袋女人合计“明儿个吃啥”的叫杨天宽；而终生同菊豆沉于性爱的就叫杨天青了。作家反复在这天字上进行铺陈（《力气》中还有杨天臣），迷离中似乎寓有天人同体之意味。
就作品而言，写食欲的，表现了弱者的生存状态。杨天宽把瘿袋女人领进家门，从此那间土屋里便有了一只母老虎。有虎性，为分地不公，她爬上猪棚去骂街，骂得全峪心惊胆战。有野性，光着膀子翻坡地，草铺上打挺儿虎虎不倦。也有兽性，吃马粪中的玉米粒，红着眼睛觊觎耗子窝中的籽粒。她一生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填饱她一家八口人的肚子。从这些粗野愚昧的行为中，依稀可见人性的原始生态，所谓“食色，性也”，事实就是如此。顺着这一思路去探求，又怎能不忧其所以，伤其走向？
填饱肚子是人赖以生存最起码的条件，而天灾则是剥夺人的食欲最蛮横的理性，人世上向来就有天灾不抗之说，再往下一根究可就是命定论了。难道这一说法是永恒的？看来要真正“遂民之欲”，还有很长一段路。
写性欲的意在揭示人类赖以繁衍的那一洪荒状态的本质属性，在我们中国总有些正人君子把人的性欲同淫乱并谈，这才有了“以本儿本儿命阳具者为圣人，以本儿本儿命此谷者乃天下第一大淫人”（《伏羲伏羲，无关语录三则》）的奇谈。真不知道这种只承认阳性性具，不承认两性结合的人是怎样来到人世的。杨天青和菊豆的性爱本来就是自由意志的产物，而持封建伦理观者总要以乱伦之罪去追杀。不错，他们是侄子和小婶，但菊豆是被大她二十多岁的杨金山用土地换来的，且过门后不当人待，只当做土地去蛮横耕作。在苦不堪言的情况下，才同与她年纪相仿的杨天青体贴相爱。只是洪水峪还残存着天理的凶威，他们只能偷偷生息，这才酿成儿子杨天白耻于认父，并摧残其生父的悲剧。更为荒唐的是给二小子的命名。二小子分明是杨金山死后菊豆跟杨天青有的，但族内老辈作主，依然起名杨天黄。一个天字便又一次勾销了杨天青那父亲资格。
令人深思的是这一悲剧是发生在解放后，能说经过一次土改，封建宗法势力就根绝了？像洪水峪这样的山村，不依然是“存天理，去人欲”的阴暗角落吗？
惟有《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是篇具有人文色彩的喜剧。其笑料是张大民的贫嘴和生存需求同不相适应生活天地的冲突。贫嘴是人物性格。作家通过张大民那连珠似的妙语，活现了一个平民乐观精神，这是喜剧的显著标志。至于生存需求和那块生活天地的冲突就更有喜剧性了。小说把张大民一家六口（后大民、二民娶了妻，大民又生了个儿子，共九口），要生存，要繁衍的欲望，同他们那二室共十六点五平方米的住房扭在一起，逐步深入地揭示了这一冲突的现实性。起初张大民结婚，六平方米的小屋摆双人床，把其余五口人挤到十点五平方米的大屋，或睡上下床，或睡箱子，总还能顺得下眼。到二民结婚，小屋要摆两张双人床可就笑话百出了。如二民新婚之夜，大民半羞半怒的听声，和拆掉院墙，围着石榴树占道建小房，人们读后，在捧腹之余怎能不吐露一丝忧伤？就生存繁衍来说人和动物同一属性，然而方式就大不相同了。动物群居生息，人行吗？但城市的天地自有它的定理，这理或是人为的现实，或出于传统沿革，他拘禁了人的生存欲望这是事实。
刘恒的悲、喜剧小说的寓意，皆在于那延伸着的余味，其审天悯人的人文价值也在于此。
1996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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