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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艺术的魅力——读邓刚的长篇小说《白海参》 |
| 作者：王宗绍 |
邓刚长篇小说《白海参》的问世，向小说的美食家们奉献了一颗文学的“白海参”。它尝试了一种语言，它所写的是一个１７岁的小海碰子马里在文化大革命中碰白海参的前前后后的心灵历程，展示的是一个精神的世界。瑞士文艺理论学者沃尔夫冈·凯塞尔在他的《语言的艺术作品》一书中指出：“长篇小说不是民间故事诗、短篇小说、田园诗意义上的种类，它首先是私人的世界在私人的声调中的叙述。”①《白海参》正是以一个１７岁的小海碰子的“私人的声调”叙述了一段他心灵的“私人的世界”的发展史，在《白海参》中，历来处于从属地位的语言艺术登上了小说的宝库。马里那“私人的声调”式的叙述语言以其特有的魅力支配着其他小说要素为其服务，并决定着小说主题的展示、作品的结构、人物的塑造以及艺术的风格。
“私人的声调”与“空灵”的主题
小说《白海参》所使用的叙述语言是一种“私人的声调”式的语言，即一个１７岁的孩子对自己精神世界“自白”式的语言，它是作家选择的一种特殊的观察和感受世界的“视角”。这种“特殊视角”对于作品主题的展示起着决定性作用。正如陈力川同志在《西方小说的视角》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在小说创作中，视角往往代表着作家特殊的观察方式和感受方式，因此，站在作品固有的视角上对于理解作品至关重要。”《白海参》以一个１７岁孩子的“视角”去观察和感受世界，作品中所展示的马里的精神追求便是作为“人”的追求，它的主题思想即是这种“特殊视角”的结晶。 《白海参》叙述语言的“特殊视角”，不仅是它选择了一个孩子的第一人称的叙述，更重要的是它展示了一个“精神”的世界。它的“私人的声调”具有一种展示心灵中的“秘密”的魅力。同是出于一个孩子的第一人称叙述，《哈克贝利·芬历险记》的语言侧重于客观世界的“观察”，而较少主观世界的“感受”。它使“读者看到了当时密西西比河上贫困、衰落和凄凉的市镇与村落，以及活动在这些市镇上的各式各样的人物，发生在这些市镇上的形形色色的事件。这些人物和事件从各个方面反映了当时美国的社会生活，戳穿了美国‘天堂’的神话。”②《哈尔贝利·芬历险记》的“视角”，使作品的主题思想侧重于对客观世界中丑恶事物的批判；而《白海参》的“特殊视角”使作品的主题中不仅有对客观世界中丑恶事物的批判，而且有对人的主观精神世界中一种美好本质的歌颂。
贯穿《白海参》全书的是马里对于美好事物那种追求——失败——再追求的心灵的“自白”。在小说中，马里有三个为之追求的偶像：白海参、刘琴、海狗子。白海参是马里对自然界美好事物追求的偶像；刘琴和海狗子是马里对人类社会美好事物——爱情和友谊——追求的偶像。小说中写马里如何冒着被错鱼拦腰斩断的危险拼命捕捉白海参，而获得之后又如何拼命奔波要保住白海参；写马里如何为刘琴在漆黑的夜晚碰海胆，如何千里迢迢送衣服和钱；写马里如何拼命抢救被冻僵的海狗子，如何为海狗子去恐吓赵德福，海狗子失踪后又如何拼命寻找；写马里如何为游泳冠军结婚而奔忙，如何与江猪去动物园中拔虎毛等等，都表现了一种对爱情、友谊等美好事物的执著追求。这种执著追求的结局却是一个悲剧。由于文化大革命搞得没有人进行对白海参之类生物的研究，致使这颗宝贝竟没有人说得清它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也没有人愿意收购它，无价之宝成了无用之物；刘琴也由于文化大革命对人性的扭曲，使她由可爱变得不可爱了——“我惊恐地发现：那对过去曾相当美丽的大眼睛，竟射出金属的光泽——有亮度，有热度，但没有生命。”“我如释重负，并后悔万分——我怎么会爱上这么一个没有生命的人。”海狗子那种与文化大革命相对立的人物特征，使他无法在那种社会中继续生存下去。他的结局是失踪和化作一块礁石。
客观世界中一个个悲剧的结局，并没有磨灭马里心灵上对美好事物的执著追求，他在全书最后发自心底地呼喊道：“不过，我发誓要弄清楚，弄清楚的惟一办法就是继续寻找——。”长篇小说《白海参》正是通过这种“私人的声调”，从一个“特殊的视角”叙述了一个１７岁孩子马里对美好事物追求——失败——再追求的心灵历程，展示出一种“空灵”主题：人类永远处于一种对于美好境界渴望达到而又永远不能达到的不断追求中。
“随意”性语言与“迷宫”式结构
《白海参》的“私人声调”式的语言，不仅具有“特殊视角”的作用，而且具有“随意”性的特点。这种语言上的特点，决定了作品的结构形式。
在小说中，１７岁孩子马里对自己心灵世界的表达是朦胧的，这使作品的叙述语言具有一种“想到什么说什么”的特点，即“随意”性。但它又不是无目的的乱说，它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思维方式和叙述宗旨。这使小说形成一种既统一又分散的“唠家常”式的散文化结构。
从作品的表象结构上看，《白海参》的确散得令人扼腕。它可以很随意地在事件叙述中突然插入大段的景物描写，又可以在描写中突然生发出大段的哲理议论或情感的抒发。它可以由某个人随意地联想到某件事，又可以由某件事随意地联想到某个人。它可以随意地切断故事做横向的穿插，又可以在穿插中随意地做纵向比较。在这种横插竖切中，有关于海狗子、刘琴、江猪、于老鬼、胡头等人的独立故事的叙述；有关于游泳冠军结婚、知青上山下乡等精彩的场面描写；有关于日出、日落、天空、海平线、地球等富有哲理的议论；还有关于穷尽海味吃法的知识性很强的说明。这种叙述、描写、议论、抒情、说明在一个１７岁孩子朦胧的思维与随意语言中，构筑起一座“迷宫”式建筑。在这座迷宫中，布设着一条条没有出路的出路，它把你引向一处处迷人的境界，又把你引回到通向“光明顶”的正确轨道。当你走进这座迷宫时，你会感到迷惑、新奇、惊喜、兴奋、痛苦乃至愤怒……只有当你走出这座迷宫重新思索，才会对这条曲折的通道渐渐清晰起来。
是的，《白海参》的结构是一座“迷宫”，但又绝不是一座没有出路的“迷宫”。这条“出路”在哪儿呢？是在孕育了白海参这颗宝贝的故事中，还是在孕育了“文革”这场运动的历史中？都不是！它是在一个１７岁孩子马里的心灵中。马里那种对自然界、对人类社会中美好事物追求——失败——再追求的心灵历程，便是贯串这座“迷宫”的惟一出路。一切人物的塑造、故事的叙述、环境的描写、感情的抒发、哲理的议论、知识性的说明，都是为展示马里的心灵世界服务的。
语言的表现色彩与人物的夸张
《白海参》的“私人的声调”式的语言，不仅具有“特殊视角”的作用和“随意”性的特点，而且具有一种“表现”性的色彩。这种表现性语言塑造了一系列夸张的人物形象。在《白海参》中，前后出场有近六十个人物。小说塑造如此众多的人物，不是为了进行客观的人物展览，而是为了表现一个１７岁孩子内心世界对生活的感受。不论是作为主要人物的海狗子、刘琴也好，还是作为次要人物的豆芽、江猪也罢，都是作为马里心理进程的一个环节或一段链条。
海狗子的形象是作为表现马里内心世界对于美好事物的一种追求塑造的。在文化大革命这段特定的历史中，马里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受到压抑，但他又不屈服于这种压抑，他要表现自己内心对生活的认识。海狗子那种经过马里内心世界夸张变形的人物形象，便充分地表现了马里对文化大革命的厌恶，表现了他对美好事物的追求。文化大革命不是讲所谓的“唯物”、“无神”吗，他偏偏认为海狗子应该是满身“鬼气”，唯心得要命，并认为“彻底的唯心主义也不错，既无所畏惧，又无所烦恼”；文化大革命不是把人整得六亲不认吗，他偏偏认为海狗子应该是一个最孝的孝子，并把所有老太太都看做是自己的母亲；文化大革命不是认为讲究吃喝是资产阶级那一套吗，他偏偏认为海狗子应该是一个很会生活的人，不仅懂得怎样吃得好，而且有一套独特的锻炼身体的方法；文化大革命不是把人扭曲得没有人性、无比残忍吗，他偏偏认为海狗子应该是一个善良得对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不敢吃的人；文化大革命不是把人整得“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吗，他却偏偏认为海狗子应该是一个身体瘦弱，而头脑却非常聪明的人。《白海参》这种对于主体感受具有浓烈表现色彩的语言，不仅对海狗子的性格特征进行了强烈的夸张，而且对海狗子的外貌特征也做了大幅度变形，它使我们看到了一个脑袋硕大无比，身体却瘦弱得可怜的漫画式形象。
刘琴也是作为表现马里内心世界对美好事物的一种追求塑造的。马里之所以爱刘琴，是因为他感到刘琴是美的。他那富于表现色彩的语言将刘琴描绘成一个世界上最美的人。但刘琴的美仅限于外表，她的心灵却被文化大革命扭曲得丑陋不堪，几乎丧失了人性。而马里对美的追求和对丑的厌恶又是相辅相成的。在刘琴身上，不仅表现出马里对美的执著追求，也表现出他对丑的深恶痛绝。当马里“惊恐地发现：那对过去相当美丽的大眼睛，竟射出金属的光泽”的时候，使他“后悔万分”。此时马里的内心已不再是爱，而是厌恶。他那富于表现色彩的语言描绘此时的内心感受是，感到刘琴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人”。为了表现马里这种内心的爱憎，小说不仅对于单个人物的形象进行了夸张，而且对不同类型的人物做了鲜明的对比。海狗子的外貌丑、心灵美与刘琴的外貌美、内心丑的对比，不仅使人物形象更加夸张，而且更强烈地表现了马里内心世界中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和对丑恶事物的鄙视。
喜剧化语言与悲剧性情调
《白海参》具有一种“喜剧化”的风格，这种喜剧化语言与作品的悲剧性内容形成了一种反差式的情绪交织。
马里对于美好事物的执著追求，使他对生活充满了乐观的情绪。这种乐观的情绪经过自然界惊涛骇浪的洗礼和人世间沧桑巨变的磨砺，变得乐观而冷静、刚烈而柔韧。在语言上却表现为一种幽默诙谐的风格。不论是他对哲理的议论、情感的抒发，还是他对故事的叙述、景物的描写，这种风格都是非常明显的。这种幽默诙谐的语言给“白海参”这个悲剧故事涂上了一层淡淡的喜剧色彩，使整部作品寓悲于喜，似喜却悲。
他这样描写日落：“落日的海面实在好看——所有的海浪一下子得意忘形起来，都在拼命地扯拽着最后—片阳光，来妆扮自己”，又这样描写日出：“要是你当时又饿又渴，你会觉得太阳像个大烧饼或者大桔子；要是你又冷又冻，你会觉得太阳像个大火球或大火炉。”这种谐谑的描写看似滑稽可笑，但其中却深藏着马里对那个追求虚荣、物质贫乏时代的悲凉的感受。这种悲凉的语言内容与幽默的语言风格揉和在一起，便形成了一种反差式的情绪交织。再听听那首海碰子自编的歌吧：“我们都是穷光蛋，口袋里没有一分钱；我们都是阔大爷，海参鲍鱼就干饭！”“海碰子被那种穷困潦倒、九死一生的生活折磨出的变态情绪，用这样一种滑稽的歌声抒发出来，一支雄壮激昂的曲子到了他们嘴里便变得滑稽而可笑。”他的议论更是如此：“我如释重负，并后悔万分——我怎么会爱上这么一个没有生命的人。”听似一种轻松的自嘲，内里却深藏着失去爱情偶像的巨大痛苦。
老舍在他写的一本小册子《出口成章》中说过这样一段话：“要把语言写好，不只是‘说什么’的问题，而也是‘怎么说’的问题。创作是个人的工作，‘怎么说’就表现了个人的风格与语言创造力。”③读罢邓刚的长篇小说《白海参》，我首先为之感奋的便是他那通过语言的“怎么说”所表现出的“个人的风格与语言创造力”。如前所说，它通过一个１７岁孩子“私人的声调”式语言进行叙述，这种叙述于是具有心灵自白、随意性、富于表现力以及幽默诙谐等一系列特点。但是，这种“私人的声调”的全部价值，不仅在于它那新颖的表现形式上，更重要的是在于它对作品主题、结构、人物、风格所起的作用上。由于使用了这种“私人的声调”，整部作品才寻找到了一个最佳“视角”，展示出了“空灵”的主题；由于使用了这种“私人的声调”，《白海参》才冲出了“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小说八股文樊篱，创造了一种“迷宫”式的小说结构；由于使用了这种“私人的声调”，小说才越过了“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的雷池，创造了在心理表现中塑造人物的手法，塑造了众多的“不求形似、只求神似”的夸张的艺术形象；由于使用了这种“私人的声调”，整个悲剧故事才呈现出一种“寓悲于喜、悲喜交集”的艺术风格。
1987年
注：①《语言的艺术作品》第４７５页，上海译文出版社。
②《外国文学作品选》第三卷，第５８５—５８６页。
③《出口成章》第５９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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