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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海的领地上开拓——评徐铎写海的小说 |
| 作者：张福高 |
一
前些年，在讨论大连地区文艺创作的时候，曾提出过怎样写出海滨城市的特色，写出海，写出海的鲜腥味，让读者从作品中感到拂面而来的海的气息，如同站在岸边感到的那样，从而显示出我们地区的文学的特色。地方特色是艺术作品所独具的不可重复性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许多作家所孜孜以求的。邓刚的《迷人的海》，像一颗新星闪烁着异彩，照亮长空，引起人们的赞赏。其后又相继推出一系列写海的作品，显示了他对海的生活的富有和表现海的生活的艺术才能。以此为契机，这几年来又有一些文学青年涉足这块领地，耕耘、开拓，陆续抛出一批写海的作品，把浓郁的海的生活气息呈现在人们面前，给大连地区的文学创作涂上了独特的色泽：其中，徐铎是佼佼者。
徐铎，在大连文坛上，还是个新闯进来的尚不为人注意的年轻人。在创作上，徐铎经历过一个酝酿、摸索的过程，才达到一个突破的新阶段。
徐铎在文革后就默默地开始创作。虽然孜孜不倦地在艺术园地上从事耕耘，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还没能收获到耕种的果实。为此，他也曾苦恼过、彷徨过；但可贵的是，他并没有因此气馁，没有动摇过自己的信心，一股韧劲敦促他在自己选定的这条文学创作的道路上，不怕劳顿地走下去。上天不负苦心人，在他面前终于出现了曙光。从１９８１年到１９８４年这一段时间，他发表了《捕狼牙鳝的姑娘》、《沉船》、《龙潮》和《鸽子》等几个短篇。这些作品是他辛勤劳动的结晶，也显示了他的生活积累和表现生活的能力。以此为起点，他急追直上，倍加勤奋，终于在创作上有了新的突破。那就是这半年多来他连续推出的三个中篇《英雄魂》、《海贼》和《北方的海》。这些中篇分别发表在《春风》、《青春》等省级大型文艺刊物上，有的还发在头题。
一个年轻的业余作者，在短短的时间里，一举推出三部中篇小说，自然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惊奇和瞩目。然而，翻阅一下徐铎的这些作品，就会感到他取得这样的成绩并不是偶然的。
二
读着徐铎的作品，首先使人感到的是扑鼻而来的生活的气息，特别是海的气息。
徐铎喜欢海，熟悉海，也善于写海。从目前看到的他的九个中篇小说中，就有六个是写海的。海，在徐铎的笔下，不只是人物活动的场所，也不只是构成情节发展的因素，同时也是人物搏斗的对象。海，以它的力量在同人们抗争；人们也在同海的抗争中显示出自己的意志、信心和力量。正如作者在一篇作品的题记中所写的那样：“他们时时与自然界抗争，一点一滴地赢得斗争的主动权，同时也时时在通过幻想来表达不屈服于大自然并要征服大自然的精神和意志。代表自然力的神终归要被代表人的神打败。”《沉船》、《龙潮》、《海贼》和《北方的海》等，都描写了这样一些对大自然的征服者。这里有以原始工具与大自然进行韧性搏斗的推海人；有在改革、开放面前表现出迷惘、苦闷的老船工；也有紧跟时代步伐大踏步前进的年轻一代的渔民。他们在大海中生活、成长，接受大海的挑战和考验；他们的命运与大海紧密相关，他们的气质以至肤色都与大海密切相连；他们是在海水中泡出来的，他们身上散发着盐碱味。这些人物尽管年龄结构不同，思想状态不同，甚至留在身上的传统的历史积淀也不同，但却都具有渔民的特色。这正是徐铎作品中最可贵的地方，也是作品特色的重要标志。
徐铎作品中的人物有海的特色；徐铎作品中的海有人的个性。
海，对一个不熟悉它的人来说，是新鲜的，但也是陌生的。在徐铎的笔下，海是有生命的、有感情的、有个性的，也是仪态万千、变化莫测的。它有时咆哮如雷，有时娇柔妩媚；有时温柔恬静，有时凶猛残暴；有时风平浪静，有时翻江倒海。海，有涨潮的海，退潮的海，咆哮的海，宁静的海；有浓雾中的海，风暴中的海，死汛的海。海，有时使人感到是迷人的，有时使人感到是神秘的，也有时使人感到是恐怖的。它在不同季节、不同时刻、不同人们的不同心境下，呈现出千姿百态的不同景象，给人以不同的感受。正像作者所写的那样：“海啊！跟它打了那么多年的交道，它仍然是揣摸不透的怪物。它清澈，它浑浊，有时它像是慷慨的老人，把它的财富无私地袒露给你；有时它像慈祥的母亲，用它博大的胸怀搂抱着你；它也像凶神，时时露出一副狰狞可怕嘴脸；它又会像迷人的少女一样安娴、温柔。”徐铎以他细腻的笔触，描写了海的不同姿态、不同个性、不同色泽、不同情调，增添了作品的生活情趣，给读者以真实感和新鲜感。
徐铎作品中的海，往往还作为情节的构成部分，起着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北方的海》里的龙兵过，成为联结情节发展的枢纽，把前后两个不同时间发生的事联结起来。汹涌澎湃的波涛，使大学生吴良露出懦弱的原形，也显示出海亮的坚强性格。而莲琦随着波涛的起伏，思绪在发生着变化，过去了的初恋生活的闪现，眼前的大自然对人们无情的筛选，构成了爱情纠葛上的波澜和跌宕。海，在这里成为情节发展的不可缺少的链条。
海，在徐铎的作品中已经成为重要的内容，徐铎的确是个写海的能手。有人说这种写海的文学，可以叫“海洋文学”或“海派”。“海洋文学”是就题材来说的，“海派”还包括风格、气质在内。究竟怎样概括合适，还可以探讨，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这些写海的作品，确实体现出大连小说创作的地方特色。鲁迅曾经说过这样的话：“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这话是有道理的。文学作品不是抽象的概括，而是具体的形象描绘，它写的是“这一个”，虽然它包含有某种普遍的意义。文学作品的普遍意义是通过个别的但又具有典型意义的事物表现出来的。“这一个”有它的具体表象，又有它的根植土壤。这重土壤也是具体的、有个性的、有特点的。翻开中外的许多优秀作品，莫不以它鲜明的地方特色，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鲁迅小说中的江南水乡，老舍作品中的北京小巷，沈从文散文中的湘西韵味，向来为人称道。当代作家孙犁的白洋淀，刘绍棠的运河两岸，路遥的西北高原，以至袁和平的原始森林，都以浓郁的地方特色著称。很难想象，离开这些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描写，作品剩下的还会有些什么。海，是我们大连的特色，也应该是我们大连作家的生活基地。以此为基点向文学高峰攀登，应该说是个坚实的起点。当然，这并不是要求大连所有的作家都必须写海，也不是写海的作家每一篇作品都得写海，虽然我们期望大连能有更多的写海的作家出现。
读徐铎的作品，我们还感到他不是一般的熟悉海，而是对海有着较强的艺术感受力。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说，所谓熟悉生活，不是一般意义上对生活的了解，甚至亲身经历过的事，也不一定就能说是“熟悉”。这个熟悉，包括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被作者感受到并且捕捉到具体特征的艺术感受。从徐铎的作品中，我们能看到他有这方面的艺术细胞。他能捕捉到海的每一细枝末节，每一稍纵即逝的变化，包括能够表现人们心境的一瞬间的表象，一朵浪花、一滴水珠、一个泡沫以至看不见但能感受到的海底的暗流。这种描写，对一个不熟悉海的读者来说是新鲜的，即使对一个闯海的人来说，也是未曾感受到的。试问一个闯海人，海是什么样的，他也未必说得出海的千差万别，更不要指望能说得生动形象。这中间的差别，就在于是否具有艺术感受力。徐铎的中篇小说《海贼》、《北方的海》，篇幅都较长，而背景是淡化了的，故事情节也相对退到次要的地位，但是仍然吸引人，具有较强的可读性。这原因就在于作者把大量笔墨用在对海的具体、生动、形象的描写上。这些描写确实把读者引入到一个陌生的、神秘的境界，虽然有些地方还嫌有些重复、烦琐。这些作品如果没有对海的这样一些描写，就会成为一个枯燥的故事梗概，而失去艺术欣赏的价值了。给我们印象比较深的，如《海贼》里对推海的描写。推海，是同有性格的大海的一场搏斗，在写出海的淫威、执拗、肆虐的同时，也写出海贼同两个年轻推海人的对峙。这既是对大海，也是两代人的信念、意志、力量的较量。海贼寻找芳草地，则又是一次探险，踏沙岗，过流子，发现海马的天国时的那种愉快、自豪、欣喜的心情跃然纸上。《北方的海》里的过龙兵，本是带有传奇色彩的神秘莫测的水中奇观，在作者笔下，加以想象、渲染、铺排，写得有声有色，活龙活现，俨然是场惊天动地的拿着原始武器的人同人们心目中大自然的神的搏斗的雄壮场面。很明显，作者以他的丰富想象补充了自己的艺术感受。
艺术感受力不仅仅表现在对海的感受上，也表现在对平凡的日常生活现象的感受上。《小小女儿国》写了几个纺织姑娘平凡的日常生活，写得轻松、幽默，富有生活情趣。这里没有故事，没有中心人物，有的只是平凡的生活，平凡生活中的平凡人物。她们在一个高温、充满噪音的车间，从事着单调的、无聊的劳动。这些年龄不相上下的姑娘，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有不同的向往和追求。这些人物都是平凡而又平凡的，但又是极其真实的，如同你在生活中接触过的真实人物一样。作者把如此平凡的人物，如此平凡的生活写得如此生动、逼真，使人感到熟悉亲切，是同作者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分不开的。更重要的是，作者通过这些平凡的日常生活现象，把读者引到一个认识的更深的层次：就是在平凡的生活中所隐藏的还不曾被姑娘们意识到的不可估量的潜在力量。她们都还年轻，天真活泼，有愿望，有要求，对生活有希冀，但又幼稚、愚昧，还处在蒙昧状态，被称为是“轻体力劳动的奴隶”。“知识是打开地狱大门的钥匙”，这句话尚未被姑娘们所理解。但作者却通过这些日常生活现象的描写，揭示了生活的底蕴：只有提高她们的文化素质，才能把她们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在更大程度上解放生产力。繁重的劳动阻碍着她们的学习，而缺少文化知识又使她们摆脱不开繁重的羁绊。作者根据对生活的观察和理解，通过平凡的生活现象，接触到一个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的重大课题，使小说有了深度，也是小说在轻松欢快的格调中，引起人们沉思、回味的地方。
徐铎的小说，在情节方面也有它的特点：有的有意淡化了情节，而有的又看出作者在刻意追求。无疑，徐铎是有编织故事才能的。《英雄魂》的情节安排，纵横交错、细密紧严，能看出作者在这方面的苦心经营。小说写了一位在革命战争年代驰骋疆场、立下不朽功勋的英雄、功臣，而在战后的和平建设年代，却当了一个普通工人默默劳动三十年的动人故事。作者为了表现这个人物，把历史的昨天同现实的今天交错起来描写，把现实表现作为历史的延续，把历史的功勋作为现实表现的渊源，相互印证，最大限度地丰富了人物形象的内蕴。这种历史的和现实的交叉把握和经纬交错的穿插，便使得作者所描绘的生活画面得到充分展开，并有了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围绕着主人公肖老大这个人物，作者描写了老少三代，解放前后两个不同世界，战争与和平的两种不同环境以及同一社会中的几个不同生活层次。有战场上的枪林弹雨，有工地上的风波，有战友间的深情厚谊，有家庭中的的温馨情爱，有苦难岁月的煎熬，有不正之风的侵袭，有在个人名利面前的退让，也有突然到来的病魔的袭击。小说展开了一幅包括昨天和今天、战场和车间、年轻一代和老一代的广阔的生活画面。特别是作者大胆地设计了几个巧合，构成了几个悬念，使情节出现了波澜跌宕。又由于作者采取了变换视角的叙述方法，从不同的人物角度去观察、理解、评价这个主要人物，这就像聚光灯一样，把一束束光柱集中到人物身上来，从不同侧面、不同层次，浮雕式地把人物突现出来，给人以立体感。
一个年轻作者，能够描写出如此宏伟的场面，编织出如此复杂的情节，安排出如此严密的结构，说明作者在把握复杂题材方面所具有的功力，也是一举能推出三个中篇的重要原因。
《鸽子》在情节安排上也有值得称道之处。小说的情节发展合情合理，有层次，一环套一环，符合生活的逻辑。尤其是后半部分，情节似乎发展到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地步，元元一心想参军；而离休老干部何爷爷对元元是了解的，又有这个条件保送元元参军，可是没想到元元爸爸是右派，政审这一关通不过，这在当时是任何人也无能为力的。元元参军的道路被堵住了，情节发展到这里卡住了。可是在绝望中还是想出了办法，元元母亲改嫁了，改母亲的姓，便可绕过右派这一关。断了线的情节又接上了。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后父一家同意了这个要求，但有一个附加条件，要求再给带去一个孩子参军。这绝妙飞来的一笔，使故事又节外生枝，眼看要实现的理想又破灭了。真的无路可走了吗？柳暗花明又一村，倒是奶奶想出了个好注意：干脆让元元改姓何，认元元为干孙子。这一下矛盾解决了，元元参军了。这个结局真是妙趣横生，安排得既巧妙，又合情合理，不露斧凿痕迹。要知道，“认干亲”这种事在现代生活中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作为一个故事也没有多大表现力，但是在特定情景下，在特定人物身上，却有着特殊的魅力。在这里，“认干亲”既不是庸俗的封建习俗，也不是简单的情节拼凑，而是随着情节的发展，一步步逼出来的合乎逻辑的行动。它是情节发展的必然结果，因而也是真实可信的。
徐铎的语言，细腻流畅，富有生活实感，没有一般文学青年所常有的那种学生腔。他的语言来自生活，带着生活气息，同他所描写的生活内容基本上是相适应的。他在行文上放得开，不拘泥，没有雕琢的痕迹，没有堆砌词藻的现象。但是感到不足的是：语言还嫌拖沓、烦琐，有些章节的描写嫌重复，叙述节奏缓慢，给人以松散之感。有些地方，对生活语言提炼不够，显得粗糙，也有个别用词造句不够精确的地方。在掌握丰富的群众语言的基础上，进行加工提炼，使之字字珠玑，更精炼、更有分量，经得住推敲，这应该成为每一个文学工作者终生追求的目标。
三
徐铎在创作上取得一定的成绩，这使我们感到由衷的高兴。同时，我们也期望他能更上一层楼，跨上更高的档次，写出影响更大的作品。从这一段时间来看，徐铎作品的数量是不算少的，篇幅也不算短，当前更重要的是质量，如何提高作品的质量，这是摆在徐铎面前的一个艰巨的任务。
艺术作品的价值在于质量，质量标志着横杆的高度。
从这个角度来要求，徐铎的作品主要是思想深度还不够。作品具有一定的思想深度，才能给人以启迪，值得人们深思、回味。生活基础厚，这是件好事，但是不能陷于生活中，被生活掩埋起来，而应该从生活中跳出来，站在更高的角度来看生活，站在时代的前端来理解生活，才能表现出生活的新的意义。当然，我们也看出作者在这方面有所追求，如《小小女儿国》，并没有满足于风趣、幽默，表面现象的热热闹闹，而是探索到更深的认识层次，接触到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但，有些作品就不是这样，如《捕狼牙鳝的姑娘》，就过多地追求故事的曲折，没有在生活的深入挖掘上下功夫。在小说的结尾，作者借姑娘之口说出一些带有哲理性的语言：“搏击者驾驭浪涛，投机者在撷取它的财富”，“生活就是大海……浪潮过后，淘去了泥沙，留下了珍宝彩贝”。这些句子本身并非没有哲理意义，然而出自一个海边姑娘之口，既不符合人物的身分，又缺乏足够的铺垫，使人感到这是外加的警句。这种哲理性的认识，应该通过对作品中的形象描绘来表达，而不应该由作者直接来阐述。
作品质量不高的另一种表现是故事情节的典型化程度不够。引人入胜的情节，对传统小说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但是过分追求情节，也会破坏生活的逻辑性、人物性格的统一性，有时甚至会影响到作品思想内容的深度。《沉船》就有这样的缺陷。小说里写“我”由于抽调进城当了护士，爱上一个大学生，而抛弃了过去的爱人——渔民小伙子雨生。“我”由于忘恩负义，受到良心的谴责。从小说框架看，这是一个爱情离异故事，由于城乡差别、社会地位变化、文化档次不同，在爱情生活上出现的波折。作者没有正面去描写造成这种波折的社会原因和个人的思想品德，而是插进一个雨生冒生命危险发现一只沉船，为发掘古物做出贡献，且又不恣意索取报酬的故事。作者把受伤后的雨生安排给“我”来护理，以此作为对照，引起“我”的内疚。这个发现沉船的情节同小说的故事框架没有内在的必然联系。“我”骗取了定情物玉镯，雨生在财物面前不贪婪，两相对照，虽然在思想境界上有高低之分，但这不是矛盾的关键，关键是“我”对爱情的背叛。“我”曾经爱过他，接受过他的定情物，而又轻易地抛弃了他，这是爱情上的轻浮，是见异思迁。小说里曾经接触到：“我总不能让赤着大脚板，浑身是海腥昧的男子睡在自己的身旁”，这触到“我”的灵魂深处。可惜作者没有就此深挖下去，揭示出灵魂深处的肮脏东西并加以鞭挞。作者以一个与此缺乏必然联系的意外情节，代替了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披露。要知道，用雨生的勇敢或坦荡胸怀，去批判爱情上的轻浮，是缺乏针对性的。这样，既破坏了作品的完整性，也失去了批判力量。
《海贼》也存在这种倾向。翻开小说读起来，一下便会使人想到《迷人的海》。虽然一个是碰海，一个是推海，但是从对海的描写、人物的设计以至矛盾冲突的构成上，都与《迷人的海》那么相似。这不禁使人担心，这样写下去，岂不是要同《迷人的海》撞车？好在，从第四节开始出现了海贼的妹妹海燕这个人物，使情节的发展有了转机。围绕着海燕同两个推海小青年之间的一些纠葛，使情节跌宕开去，变得复杂化了。作者通过对这几个男女青年的由相互戒备到理解、帮助的描写，赞颂了年青一代似乎粗野但又怀有一颗美好的心灵。这成为小说的主要构成部分。但是，这一情节的出现，打乱了原来构思的脉络，即两代人在征服大自然斗争中的对峙、较量到理解、和谐。妹妹的出现，增加了故事性，但使情节的发展脱离了原有的轨迹，流于一般化的做好事、助人为乐的俗套。这破坏了作品开头打下的基调，显露出格调上的不统一。妹妹在海滩上突然发病，使人感到突兀，缺乏必然性，有点“戏不够，病来凑”的味道。它与《英雄魂》里的肖老大的病不同，肖老大的病贯串情节的始终，牵动着家里家外、上上下下、远远近近、大大小小几乎所有的人物，并构成悬念，形成情节上的波澜、感情上的跌宕，把情节步步推向高潮。而海贼妹妹的病，则只不过是为两个小青年提供一个关心别人、做好事的机会罢了。情节是生活中矛盾冲突的反映，离开生活，简单地用增加一些关系不大的情节来丰富作品内容的做法，是不足取的。有的情节一般化，缺少个性。几篇描写海的小说，包括两个中篇，其中有几个情节和场面，读过之后印象不深，有时会相互交叉重叠出现，混淆起来。如几对爱情纠葛的描写就是如此。《沉船》里的“我”和雨生，《北方的海》里的莲琦和郭海亮的爱情波折都是类似的，缺少特点。都是因为女方进城，拉到一个大学生而抛弃了男方。这个情节是某种概念的演绎，显得一般化。而大学生吴良、俞音在小说中都是毫无根据地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象出现的，这也是一种过了时的某种偏见。男女一方由于环境的变化、文化层次的不同而在爱情婚姻问题上有所选择或改变，并不属于品质或道德规范的问题，这与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应该有所区别。大学生读书，有知识、有文化，这本身并不是坏事，不能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同起来。这种不分青红皂白地贬低大学生的写法既不符合生活实际，也没有任何意义。离开生活土壤，根据某种概念编织情节，是作品一般化、概念化的根源。
可见，要提高作品质量，最根本的是要对生活进行深入开掘。就是要站在更高的角度去观察、分析、认识生活。同样的生活现实，站在不同高度便会有不同认识，写出的作品也有不同的意义。苏联卫国战争的题材，在苏联文学作品中已写了几代，近年出现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不仅没有同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作品重复，相反以更新的角度、更深刻的认识，表现、评价了卫国战争，给人以新的感受和启迪。我们反映“十年浩劫”的文学，也经历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到寻根文学，在步步深入，让人们从更深的层次上来认识同—个现实。写海也是一样。同—个海，但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不同的。人们对海有各种不同的认识和感受，而这些往往又受到历史的制约和局限。写出具体的、有个性的、饱含着作家感情的海，是写海的作家们应该努力追求的。
徐铎同志是有希望有潜力的青年作家，是善于写海并在写海上表现出一定特色的作家。愿徐铎同志在海的领地上，继续开拓，像海贼推海那样，坚定信念，执着追求；也像海贼趟过沙岗、迈过水流，找到海底芳草地那样，找到自己的艺术芳草地，收获更多更好的艺术果实，为大连地区的文艺创作增添新的光彩。
1987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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