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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惠芬部分小说评略 |
| 作者：吴非 |
《一度春秋》
“几度春秋”是说岁月的甘苦艰辛；“一度春秋”在这里则意味着漫长而痛苦的灵魂与生命的蜕变。张守山家的三个儿子：老大、老二和老三——当初都让十里洼的乡里乡亲侧目而视的、让张守山夫妻引为自豪的意气风发的青春少年，在１９８９年春节前后，统统改变了身份，改变了生活的运营轨迹，遂衍化出一段人生的变奏来。
原本希望三个儿子都能考上大学，走出那一汪泥潭般的十里洼，为的就是二十年前发过的誓，为的就是给面上争气、祖上争光。庄户人家对“文化”倒没什么更深奥的理解，但对读书，却有着实在而功利化的希望。但老大、老二的大学、高中考试落榜，不得不使张守山夫妻在失望中重新“规划”三个儿子的人生。１９８９年春节过后张家大院的分家，不仅把老大老二直接推进了生活，还连带着老三失了学并开始了自谋生路。一年的春种秋收，沉湎在浪漫诗行里的老大不得不重视脚下的土地——没有耕耘自然不会有收获，但耕耘本身，却凝聚了知识的含量；而老二，一旦走近田野，就天然般地温习了世代农民在乡间所积淀的经验——朝起暮归，娶妻生子，圆成了对于土地的并没有太大奢求的梦；老三则很快从分家的阵痛中解脱出来，并立即踏上了不安分的流浪征程——但吃尽了苦头又回归了属于他的那方水土。
连同张家夫妻、三个儿子，灵魂与肉体，都发生了蜕变。这种蜕变，很难说是一种历史的发展大势，也很难说是一种乡村旧习的重演，但却是乡村现实的真切写真。这里的几多沉重并没有妨碍稍稍显露的熹微；同时，刚刚爬出的太阳也未必就能说明今天天晴。走出自己是一个痛苦的漫漫的生命旅途，但走出自己却势在必行。
《灰色空间》
在新时期的小说里，乡村（或说故乡）往往被赋予了双重内涵：一是乡村的简陋和繁重成了人的发展的桎梏，走出乡村似乎是生活的必然；一是乡村的淳厚质朴又与城市的冷漠奢夸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走回乡村似乎意味着灵魂找到了理想的栖息地。要逃离、出走的是显示的物质化的乡村，要走近、皈依的是理念中的乡村。在这种“乡村情结”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基本事实，即恐惧城市。
这时的城市，便是一个灰色的空间。
被污染的环境，拥挤的人流，坚挺的物价，狭小的生存空间……对于这些，一男是不适应的；让一男更觉不滋润不自由的是城市中冷漠的人际关系（夫妻间、上下级间），生硬的处处存在的规范与秩序……更重要的，是城市的绝不宽容，不把你逼个死去活来的，绝少给你一个公正的社会地位。一男在困窘和伤感中重返了故里，那个植入骨髓的乡亲乡情又使他无法轻松起来。如此的生活怪圈使一男置身于乡村而升发了重返城市的勇气。设想一下，一男再度走进城市就一定能改善自己吗？他将要付出的，该是怎样的代价。
城市毕竟是现阶段社会文明的集中体现，它的迷人诱惑招致了创业者、野心家、骗子的大集合，施展才华于斯、发财于斯、冒险于斯。一男是一个琐碎无为的小人物，但这并不说明他对城市不抱有“非分”之想，最起码地说，他还要在城市里占有一席之地，为此他才会有那么多的烦恼和怨恨，有那么多的企求和希望。为此他将一辈子小心地活着，努力地活着。
《小窗絮雨》
这小说是作家的成名作。她的先前那些小说的种种艺术长处在这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并由此得以延衍。这小说的内容并不复杂，无非是一个刚刚步入文学门槛的乡村少女对恋人的矛盾心绪的铺排，但这里的铺排旁枝别蔓，延伸到那少女生活周遭的各个角落，从而把小说做得滞重深沉、有声有色。
那种欲爱不能，欲罢不忍的心弦的颤抖，体现了对于现在乡村的爱与怨的两难意识。那可是个温馨的所在和生命的驿站：田野葱郁、鸡鸣狗吠……无不洋溢着温情和善意；街里乡邻，亲朋家族……又构成了可供肉体与灵魂憩息的厚障。因此小说中那些烦碎细小的乡村生活场景、细节无不浸润着那浓烈的乡亲乡情，体现了相对明确的“乡村情结”。在这样的“乡村情结”（或曰“故里意识”）里，爱与怨是交织在一起的。怨是不满足，不满意，是爱中的怨。那毕竟像是一泓不太流通的湖水，平静得令人无奈；也像是一鼎未曾开发的处女地，古风习习仍遮掩不住在现代之光照耀下的简陋与陈旧。这样的爱与怨的交织，这样的新与旧的摩擦，遂衍化成一段沉郁而动人的心语，似坐在窗前，听田野小雨淅沥，而诉说絮语。
这是一个痛苦的灵魂在呻吟。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外面的世界很无奈。面对外面的诱惑，有谁还能气守丹田、岿然不动？毕竟是生长在那方田野里，周身细胞都积淀累积了乡村的风骨，于是割舍不了这段亲情，又躲不过那种吸引；于是怀疑周遭生活而向往新的生活。
《四季》
几年前读这小说，感觉就为之一振。小说有种力量能死死攫住你，让你心弦抖颤，让你为申家五姐妹的命运怜惜和扼腕。从乡村走进小镇（这个小镇具有通常所说的“城市”的意义）的五姐妹，怀着奔向新生活、改变自身命运的美好梦想，差不多都在小镇里被粉碎了。先是大姐传杨舍身嫁给了小镇上又丑又矮又木讷的修鞋匠，又拥有了十三间房子的店铺和四亩半的菜园。就是在这店铺里，她导演并改变了申家亲堂姐妹四人的生活。这些姐妹们便进小镇，便有了青春的觉悟。更有了改变自身命运的强烈愿望，于是常常是自觉而清醒地使自己走进了新的生活“误区”：二姐嫁给了跛足汉子，那人有钱亦有男人的骨头；堂三姐看中了住在店里的中年导演，无法圆成的婚嫁之梦使她流落他乡，精神恍惚；四姐更是主动而勇敢地扑进了黑脸菜农的怀里……当店里来了年轻的马车轿夫时，大姐、二姐、四姐都各自躲闪着怀揣心事，相互间陡然生出了难以言传的裂隙。这里的故事直到小说结尾也没有结束，而这样的没有结束的故事常常会使人浮想联翩。
申家五个姐妹面前是新的生活沼泽地，全身心陷入而似乎无力拔脱。这样的沼泽地自有其诱人之处：比起乡村女性那拖儿带女的沉重的家务和农活自然要有改观。有谁不想改变沉重的生活方式？有谁经得住新生活的诱惑？申家五姐妹的追求、向往自有它的合理意义。但是，她们在新的生活里并不轻松、并不是满足的，她们暗恋着那个能说会道的轿夫，就是明证。生命的本身就是一个选择的过程。任何人的选择难免要有犹疑、迷误。不敢说申家五姐妹的生活选择是错误的，但至少可以说存在着一定的盲目性。
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里，先觉者的呐喊和行动具有特别的意义和作用，没有这样的先觉者，历史将无从发展。申家五姐妹，就那样敏锐地感应着时代的呼唤，勇敢而清醒地寻找新的生活，这就是现时乡村新一代的女性！
《盆浴》
由一个“强奸”事件发展成一个回肠荡气的爱情故事，结局无论如何也是难以预料的。作家不是在布置迷宫，不是在讲述一个玄奥的故事，她像是在信笔写来的自由的状态中，展示了一个必须印证的过程，一段没有结果的爱情。把婚外恋写到这样的凄楚、这样的哀婉在当代小说里并不鲜见，但是把这样的爱情写到那样的动情、那样的艳美在当代小说里却是罕绝。堂二哥和本家二嫂的独特的气质和风韵在一派云蒸雾绕的叙述里，还是显出了惊人的亮色来。看看本家二嫂所唱的歌词吧，你难道还想象不出那幽幽的歌声吗！再把堂二哥与本家二哥比较一下吧，你还感悟不出前者那底蕴颇深的心胸吗！他们都在追求美好，追求善意，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好人。他们不粗卑，不浅陋，不低俗。他们走到一块，自然而然，玉成天作。
他们生活的那个雾蒸水润的地方，在新时代的潮涌中，通过正当或不正当的手段，不少人家已经开始了物质的丰盈的生活。但生命的存在，有物欲的向往，更需精神的满足，而自由的生命，更是心灵上的自由。堂二哥和本家二嫂，在那物质充实的时候，灵魂却是寂寞的、枯萎的。那是因为这里的精神环境、文化环境还未曾改变，还几近为旧有的存在方式。他们要赶走寂寞，要让自身生命存在滋润起来，于是他们必要交流，必要灵与肉的对话。他们比别的人要先觉醒一步（追求心的自由更是人的天性），因此他们显得那样不合时宜，因此他们是悲剧式的人物，他们的“结合”也是令人神往而又是没有结果的。
《“中南海”女人》
孙惠芬的大部分小说，都毫不掩饰地表现出对乡村女性的女性意识觉醒时的焦灼、反复的同情。生活在“中南海”的小镇头头们的妻子，不管其脾气如何，性情如何，都是以各自的丈夫为生活轴心和生活重心，以丈夫的话语为自己的话语，以丈夫的行为方式为自己的行为方式，就连秀美而有才华的丁镇长的妻子，尽管内心深处也鄙视生活方式单调的丈夫，但也自觉地以“丁镇长女人”的角色，出现在社会的舞台上。男性权力的猖炽，往往是与该地区的文明发达程度联系在一起的。小镇名义上已不属于乡村，但它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却与乡村没有天壤之别。这注定“中南海”的六个女人，照旧以一种小农经济式的思维方式与生活习惯，在这个稍显城市风范的小镇里，扮演了委琐的社会角色。她们的不幸还有另一原因，小镇头头们之间的戒备、提防和勾心斗角也毫无阻挡地左右她们的生活方式，并成为了一种自觉的行为。但是终有这样的一天，她们各自走出了封闭紧紧的小院，走到一起参加小合唱的排练。原先的种种猜疑、嫉妒、怨恨在这短短的时光里烟消云散，她们各自发现了对方的种种长处，进而又各自发现了自己——充实的有着自己个性有着自己的行为方式的自我，她们也意识到了过去对男性权力的依附与崇拜是自我束缚甚至是自我戕害。于是在那几天里，她们的心纯净如水，新鲜而火热的阳光，就那样燃烧在她们的身边。这种梦境一般的生活很快就过去了，她们也有遗憾，有不满，但终究还是心平气和地飞回丈夫们的羽翼之下，重新开始了她们更为熟悉的生活。
但她们毕竟觉醒过一次，因而也是辉煌了一次，虽然已经风息浪止，但那次的辉煌不可能不在她们今后的生活中留下涟漪，这便是她们觉醒的意义。
《春冬之交》
走出乡村的主题，在孙惠芬不少的小说里，都反复出现过。这种出走的最终结果，又常常陷入在一种尴尬的人生困境之中。《灰色空间》是一种出走的尴尬，《四季》是一种出走的尴尬，《“中南海”女人》也有出走的尴尬的影子，这一篇小说更是这样，和“出走”相对而言的，应该是“留守”的主题类型。《一度春秋》、《小窗絮雨》、《盆浴》以及下面的《来来去去》，都是当代中国农村现状的文化写真。比较一下“出走”与“留守”两类小说，就会发现，留守在乡村的人们，日子也不尽是田园牧歌，比如《盆浴》里的堂二哥和本家二嫂，显然是在寻找当代农村新的文化品格时而彻底失败了。但是相对于出走的人说来，留守的日子还算是好过一些：有土地，有相对而言的温情；偶尔地办个小厂，跑个买卖也让钱袋子鼓起来。而出走的人，日子的艰难和心里的动荡，相比之下要严重得多。这里的张小兰也是一例。
十里洼的２２岁的少女张小兰，卖掉嫁妆，抛弃了多年相处的男朋友，毅然决然地来到城里当了临时工。能促使张小兰下那么大的心离开十里洼，个中的原因不难解释，那就是城市文明有着难以抵御的诱惑力，那“黄赭色的厚土艳绿的青山喂养了她二十二年，也没能将她的心喂住”。但城市却没有接纳她，为此她企图用心血、用贞操来换取她在城市的位置，也遭到了城市的拒绝。回到十里洼，“被她抛弃的家乡和亲人仍为她保存着真挚的爱”，这份爱，唤醒了她对十里洼的乡亲乡情，但仍没有打破她对城市的痴迷。一有机会，她便情不自禁为自己在城市所拥有过的而激动不已。
对城市既神往又恐惧，是当代中国农村变革时期的普遍的社会心态。这是一种觉醒和一种进步，它至少说明乡村的发展业已有了比较明确的生活参照。但是城市文明为人类的生命存在提供了相对优裕条件的同时，也派生了许多扼杀人性的不利因子。恐惧这些不利因子，也理所应当的；但是，如果以旧有的乡村视角来容纳城市，并以乡村的生活方式和观念来对付城市，乡村与城市的裂隙将无法弥合。比如张小兰，“二十多年的乡村生活使她了解到”，“她被一个城市人占有，从此她就是一个不容怀疑的城市人了”。张小兰的误解至少说明，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还是存在着质的不同的。张小兰的悲剧，最终的原因还是在这里。
《来来去去》
进城看四叔只不过是个引子，引发了申家家族的众多女性的心灵曝光。都不是些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只是在乡村的生活里女人的琐碎想法，为自己命运抱怨，为丈夫、儿女的谋算……这些难以入流的生活的末梢枝节，从作家的笔下涌出，遂成独特的文学风景。回头看看作家别的小说，同样也有这类情形。
似乎孙惠芬有一种天生的对生活琐细现象的感悟和把握的艺术才能，并在其中熔铸了她的浓浓的情致，于是她只要叙述，也能充盈着盎然的情趣，这时的叙述就成了一种描写、一种抒情、一种倾吐和一种感叹。只是申家的女性，在坐车去一个城市的来回的路上，就有了一定长度的心曲的呈现，且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兴奋点及苦衷。不满也好，嫉妒也好，算计也好，也都没掩饰她们对未来生活的渴望——她们是那样充实而欢乐地迎接着明天。
这是一篇调子比较亮的小说。一方面是申家的女性沐浴在新生活的阳光之中，对生活怀有热情和信心，一方面也是作家发自内心的对申家家族的呵护和爱戴。在孙惠芬的小说里，体现了一种一以贯之的情结和一种认知，即“家族意识”。申家家族的男男女女们，分别出现在她的不同的小说里，这是十里洼的一个大家族，他们淳朴善良辛勤能干，他们有知识有文化……在周围地区有一定的声望和影响。在中国农村社会发生变革的今天，这个家族的人感应着时代的潮变，为改变自身、改变乡村而率先勇敢地站立起来。总而言之，在这个家族里，存在着一种文化氛围，即长幼有序、融合体贴、与人为善、彬彬有礼……尽管他们中间也出现过“桃色新闻”，也出现了别的声誉不佳的事件，但就总的方面来说，他们还是令人心悦令人眼羡的一族。他们的乐观、开朗和大度的文化品格在人欲横流的今天，显示了独有的魅力。《来来去去》便是一个例证。
1993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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