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汉画像石与汉代社会 |
| 作者：张从军 |
汉画像石是中国古代墓葬装饰中的一种艺术形式，是在石材上雕刻的画。因为其雕刻方法有一种是线刻，像是用铁笔在石头上的刻画，所以被命名为画像石。但陕北地区出土的一些画像石也有在雕刻基础上的绘画，如雕刻出人物形象的大轮廓后，眉眼细部及其服装颜色则以绘画的形式表现。这种亦刻亦绘的艺术形式就是“画像石”。实际上，画像石的雕刻技法从平面线刻到浮雕、透雕应有尽有，已经远远超出了画的范畴。因此，画像石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专用名词，其内涵就是两汉时代刻画在墓室或陵园建筑上的石刻图像。
作为墓葬装饰，画像石主要刻画在石椁、墓室、墓地祠堂和墓阙建筑上，是完全为墓葬服务的装饰艺术。因此，画像石题材在主要围绕丧葬目的的同时，还有当时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环境、状态、面貌、形象的记录以及对与于黄泉地下、神仙天国等等不可知世界的理想描述。这些来自汉代民间的图像使我们在与历史久违了两千多年之后，得以目睹当时的社会生活真相，认识和了解通过文献、文字所不可知晓的汉代社会形象，了解汉代人们以画像石艺术形式为我们展示的汉代习俗和理想追求。
汉画像石概况
汉画像石主要分布于四个地区：黄河下游的山东苏北区、河南南阳区、陕北和山西西部的榆林绥德区、四川一带。
从画像石发掘和出土情况看，黄河下游地区画像石出土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时间跨度也比较大，大约从西汉前期开始，一直延续到三国时期。南阳地区则以西汉晚期和东汉中期为多，墓葬形式多为砖石混合墓，画像多布置在墓门和横梁以及立柱上。绥德和榆林地区多为东汉中晚期墓葬，画像主要装饰在墓门部位。四川汉画像石则以石棺和崖墓为期主要特色。
山东、苏北地区发现的石椁画像墓不仅时代早，延续性强，而且藏量特别大，一座墓地动辄数十、上百甚至有成千座石椁，以每座石椁四块画像计算，其数量就十分客观。大型画像石墓如安丘董家庄、沂南北寨、临沂吴白庄等不但闻名全国，而且在世界上也有很大的影响。至于武氏祠、孝堂山等小祠堂画像更是闻名遐迩，其画像拓片甚至被当作重要文物予以流传收藏。
西汉时代，山东、苏北地区的画像石主要刻画在石椁和墓地祠堂上，到东汉时期，则刻画在石质或砖石混合的墓葬、石祠堂、石阙等墓地建筑部件上。其雕刻技法各式各样，有属于绘画范畴的平面线刻，糙面减地，凸面线刻，也有属于雕塑范畴的浅浮雕、高浮雕和透雕等等。总之，举凡两汉时代所能见到的绘画和雕刻技术，在山东画像石的领地里都能够寻觅到踪迹渊源。可以说，如果要研究两汉时代的平面和立体艺术，山东地区的画像石就是最好的教科书和资料库。
和雕刻艺术相媲美的是那丰富多彩的画像内容。一部大千世界，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间现实，乃至神仙鬼怪、奇禽异兽以及中外交流、当代时事几乎无一遗漏的汇粹到了画像石里。如同东汉时期文人王延寿所论：“杂物奇怪，山神海灵”、“忠臣孝子，烈士贞女，贤愚成败，靡不载叙”。其目的在于“恶以诫世，善以示后”（《文选•鲁灵光殿赋》）。
作为墓葬建筑的装饰，画像石中一个突出的主题是关于死后究竟向何处去的问题。不想死，但又无法和生命自然规律抗争，于是便寄希望于虚无缥缈的未来世界，寄希望于荒诞不经的神仙社会。大量成仙、求仙图像显示的是人们对生活的执着、留恋和对来生的美好向往。为了达到超度天国的目的，人们竭尽全力的企求保持住现有的身躯，希望以现在的样子和状态进入神仙的领地，过上心仪已久的舒心生活，于是，保护身体不腐不坏，防止一切对身躯有可能造成侵害的因素，构成了画像石内容的重要主题。
从护卫辟邪到升仙脱俗再到教育警戒，这是画像石内容发展的“三部曲”。辟邪是为了保护好躯体，以便顺利升仙，教育警戒虽然与延续其子孙家业有关，但最根本的也还是为了延续墓主接受祭祀的权力，使其世世代代享受着人间的香火，享受着历史的礼拜。
画像石艺术形式为什么在两汉时期倍受青睐和欢迎？
这里既有经济的因素，也有社会思想观念的影响，同时也与东西方文化交流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从春秋战国的封建化改革到两汉时期，中国社会经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发展，而丝绸之路的开通，也使得人们开阔了眼界，丰富了认识，精神生活也因此而五彩缤纷。众多人们在尽情享受安定富庶生活的同时，也开始关注未来的发展，关注人死后的去向。
有钱便有闲，便有空去寻觅去琢磨一些新奇观念和文化，于是，神仙方士应运而生，普天下的“奇技淫巧”风从云集，在黄河下游这样一个经济条件十分优裕的场所里找到了用武之地。画像石作为一门新的装饰艺术，很快便在这里流行开来，并进一步发扬光大、登峰造极。比较起来，世界上最早在石头上刻画的是古埃及，然后是希腊半岛以及两河流域。古埃及将画像刻画在墓室的做法和汉墓画像石的做法有许多地方几乎完全一样，比如，画面的分层分格，人物加榜题，主要人物形象高大，而侍者或宾客相对渺小等等。这些相似之处，很容易使人们产生联想，把汉画像石与古埃及的墓室画像联系起来。另外，画像中所见一些半人半兽的形象，与希腊和两河流域的图像如出一辙。这种种因素和着丝绸之路乃至更早一些的草原之路的交流，为寻找画像石的源头提供了十分有趣的话题。
黄河下游一带，一直是一个十分富庶开放的地区，战国秦汉时期为什么首先在燕、齐地区出现了大量神仙方士，诞生了那么多奇谈怪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可能与来自草原之路的文化交流有关。在神仙方士思想基础上诞生的道教何以最先在中国的北方（燕赵地区）和东方（齐鲁地区）发生，其思想渊源也应该与这两大地区活跃、开放的思想文化有关。
总而言之，汉画像石作为一种史无前例的艺术形式，在中西交通日益频繁和密切的西汉时期诞生，应该是东西文化交流和融合的产物，是世界文明的一个组合品。不同的是，这种艺术形式在被吸收到中国传统艺术的行列里后，便很快被同化和改造，并按照各个不同地区的生活习惯和文化观念的需要而改变着面貌，成为当地人们最喜闻乐见的艺术表现形式。这也是为什么一提起汉画像石艺术总是被誉之为“博大精深”的缘故吧。因为画像石的背后蕴藏着的是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有机结合的精髓。
二、石椁画像
椁是古代墓葬中的外棺，套在棺材外围的一个空棺，其目的是保护棺材不受外部挤压，以确保棺内的尸体不受伤害。棺椁是中国古代最基础的一种埋葬方式。石椁则是木椁的替代，所以以石代木，其原因在于石材比木材坚硬结实，不怕侵蚀，不易腐烂，可以永垂不朽。
石椁最早出现于孔子生活的春秋战国时期，但带有画像的石椁最早问世可能是在西汉的武帝或者昭帝、宣帝时期。最早使用石椁的地区在山东南部的济宁、枣庄和临沂和苏北地区，社会上大量使用石椁埋葬的时期是西汉晚期及王莽时代，到东汉早期或者还有继续。目前所见出土的画像石椁，时代最早的可能是山东临沭的曹庄石椁，画像内容最丰富的是邹城市卧虎山石椁和兖州市农技校石椁，资料最完整的是济宁市师专郑氏家族墓地石椁，出土数量最大的是枣庄市。
石椁的形制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单体石椁，一种是双体石椁。单体石椁四面用四块石板围裹而成，底下铺着石板，顶上盖着石板。但由于切割石板的困难，大多数石椁墓葬的地板和顶板不是完整的一块，而是多块或者干脆以夯土取代底版。双体石椁则是在单体的基础上，将头、足部档板加长，使之成为近乎方形的石椁，再在中间加一块隔板，将一座石椁分隔为两个空间，或者夫妇合葬，或者将多出来的空间当作侧室，随葬物品。为使石椁整体坚固，无论是单体石椁还是双体石椁，在石板与石板的结合处，都处理成卯榫的形式。
因为石椁是模仿木椁的形式，所以，在画像安排方面也和木椁接近，比如在石椁外表刻画画像以模仿漆画木椁，但在石椁内部刻画图像则是石椁独到的艺术构思。一般情况，时代比较早的石椁都在外表刻画画像，时代稍晚一些的在内面刻画，也有两面都刻画的。从出土石椁的具体情况看，内外两面的画像内容是有明显区别的。
石椁的板材厚度一般都在十至二十厘米之间，因此，在石椁上的雕刻只能是属于浅雕一类的线刻或减地线刻等方法，不能做深层次的雕刻或透雕。
在画像内容方面，石椁外表的画像一般是具有辟邪成分的题材，内面画像则在辟邪的同时，还照顾到了墓主的生活起居等需要。从最早的石椁到晚期石椁，其题材内容有着比较大的变化。早期主要是来自木椁的几何形纹饰，后来增加了明显辟邪意味的墓树和财富象征并隐含着贿赂地下神明的璧纹、墓阙式的门、灵魂出窍的鸟及其玉璧、柏树和鸟、建筑、人物、动物等组合，再后来流行建筑以及守护的武士门吏等人为的保卫力量，之后是神仙类的人物，古圣先贤以及地下生活理想的社会图象等等。
石椁画像中的璧、穿璧或植璧图像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刻画在石椁之上的目的是讨好或威慑地下的君主以及不法妖邪，让他们清楚，入葬到地下的人物有来头，有势力，不可慢待，也不可随意冒犯。树和树纹象征的是柏树，柏树是打鬼的神树，如《风俗通义》所说：“罔象畏虎与柏，故墓前立虎与柏。”这里的“罔象”就是“魍魉”，是地下的妖邪。除掉这种妖邪的法宝就是柏树。如《博物志》云：“若欲杀之，以柏东南枝插其首”，魍魉立毙。汉人为什么怕魍魉，是因为这种妖邪喜欢吃死人脑，在石椁画像中画上柏树的样子，魍魉自不敢轻易冒犯，死人也可以安寝。所以，两汉时期除了将柏树的形象装饰在墓室四壁外，还在墓地种植柏树，以保证死人的安全。
在升仙题材方面，主要有引导拜见西王母、获取仙药、和仙人博弈、乘坐龙车等交通工具脱离凡尘。最早出现的西王母具有半人半兽的性质，其图像表现或者将西王母安置在荒野之中，或者让其部署带有野性的特征，如人身兽首、人身鸟首和人身蛇尾等怪异形体，这样处理的原因既来自于《山海经》对西王母野性的解释，也来自于西汉晚期对西王母职能的认识。《山海经•西山经》说：“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大荒西经》说西王母“戴胜，虎齿，豹尾，穴处”，既野性又野处，同时还兼具统管天下厉鬼的的职责，因此，到西汉晚期河北一带发生民惊事件时，是西王母信仰最终安定了老百姓的情绪，平息了民乱。西王母在西汉晚期出现在正史中的形象就是辟邪，出现在石椁画像之中，也同样具有辟邪的成分。随着人们信仰的扩展，西王母后来又慢慢演化成长生不老的神仙主宰。祈求西王母保佑的图像一是由神怪引导着拜见西王母，二是鼓舞祭祀西王母。至于其他长生不老的方式也很有趣：一是常规式的乘坐快捷交通工具奔向仙界，二是通过和仙人下棋而忘却或使时间停止，三是通过饮食仙药成仙，如西汉铜镜铭文所云，“渴饮玉泉饥食枣”，就可“寿如金石为国保”。
在西汉晚期人们看来，辟邪和神仙两大主题殊途同归，辟邪是为了保证死者安全，埋到地下完好无损，升仙则是死后最高奋斗目标。汉代人们为什么把保存尸体的提升为头等大事，千方百计地希望保住尸体不腐不坏，还有一个重要的意图就是希望起死回生。因为自战国秦汉以来，人们有一个比较普遍的美好认识，那就是人死只是灵魂体魄的短暂分离，灵魂在出游一段时间后，还会回来与身体结合，一旦灵魂附体，就可以起死回生。这样一来，死了的人即使不能够上天做神仙，也可以再回归到现实世界生活。所以，辟邪是再生的基础，也是升仙的前提。由此就可以理解，石椁画像中采用大量辟邪题材的原因所在，理解汉代人们如此热衷以画像形式装点墓葬棺椁的真实意图。
人事内容的画像主要表现了墓主的退休生活，并把死当作退休，画像表现的形式就是墓主端坐在一座房子里，接受着人们的朝拜，房子外头伫立着一匹马。墓主在地下世界享乐的表现则是歌舞、狩猎等图像。
历史题材题材在石椁画像中比较少见，主要内容是“泗水捞鼎”。“泗水捞鼎”的本意是讽刺秦始皇当政的不合天意，引申意义则有可能是告诫后人，特别是对自家家业有非分之想的人物：不得觊觎他人财产。该得的就得，不该得的，强求不得。
从石椁画像可见，西汉晚期的人们最关心的是死后尸体能否保存完好，只要保证尸体不腐不坏，就为起死回生提供了物质基础，就具备了升仙的条件。另外，人死后埋到地下，还有一个和阴间社会沟通融合的问题，那就是要讨好地下世界的主宰，祈求其多加关照，因此，辟邪是这一时期画像中最主要的题材，其次才升仙和享乐理想的追求。
三、石墓画像
所谓石墓主要是为区别于石椁墓而提出的概念，实际上不单指完全由石材筑造的墓葬，其中既有全石墓，也有砖石混合墓，其主要特征是墓葬已经由单纯的石椁进而发展为多室墓葬，空间和范围较之石椁墓葬大大扩张，丧葬习俗和观念也因此而发生了重大变化。石墓画像就是这些墓葬之中带有画像的石刻。
画像石墓形式大约出现在西汉晚期，如河南南阳地区冯君孺人墓就是王莽天凤五年的画像石墓，但大量画像石墓流行于东汉以后。这些墓葬在形制方面，开始模仿现实生活中的住宅形式，其内部结构安排了客厅、寝室、厨房、仓库甚至庭院。其具体表现形式则是前后室或前、中、后室，并由此而发展扩充为附属左右耳室以及多个侧室等形式。不过，不管怎么变化，其基本形制都是由墓门、主室和附属侧室等组成，带有画像的石块或石板一般都安置在比较显眼的墓门、前、中室四壁或者过梁、横额以及立柱上。
目前所见东汉早期的墓葬多为前后室形制，前室横置后室竖置，其基本形态如同“T”字形，像西汉时代出殡用的“幡”（如马王堆帛画形态）一样。前室宽敞，后室狭窄，前室陈放随葬物品以及祭祀用品，后室存放棺椁。中期以后，墓内的室逐渐增多起来，其结构也日渐复杂化，在单后室的基础上，有了双后室甚至三后室等多后室的样式，西汉晚期出现在南阳一带回廊式墓葬也在全国各地流行。到了东汉晚期，墓葬的规模越来越大，墓室面积多在一百平方米以上，如临沂市吴白庄汉墓，面积就有一百三十多平方米，安丘董家庄汉墓，则是一百一十平方米。这些大型墓葬，为了扩大内部空间容量，还在墓室中增加了立柱、过梁以及半月形屋脊等，使地下的墓室俨然成了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屋宇，画像的覆盖面也越来越大，其内容也日益复杂丰富起来。
根据不同墓葬画像布局和安排，不同题材的画像分别被安置在墓葬的不同部位。如神怪、战争等辟邪威慑内容多布置在墓门、立柱、天井和后室等场所，具有人间气息的现实生活和历史故事等一般都安排在前、中室四壁或过梁上。从画像布局位置可以看出，墓门等出入口或容易被侵入的部位安排的题材主要是辟邪的内容，前室象征的是庭院，画像内容则与室外有关，中室象征客厅，画像则以室内观赏为主，后室是寝室，画像自然要围绕安息设置。另外，墓室是墓主的阴宅，所以，在画像布局方面也处处以墓主为核心，按照墓主生活的要求和习惯安排。如墓主应该身居主位、正位、上手、面南的位置，画像就以此为中心分别设置。
在雕刻技巧方面，早期的石墓画像大多比较粗糙，在细节方面不很注意，晚期则比较讲究，各种技术手法都有运用，这里既有常见的糙面线刻，减地线刻以及浅浮雕、高浮雕、透雕，也有像祠堂画像那样的磨光线刻，还有减地凸面彩绘着色等等形式。这说明，随着时代的进步，画像石制作的技术日益娴熟，即使在一些交通不那么发达的地区，出土的画像石墓依然和发达地区一样，没有太多的地域差别。这些迹象也表明，到了东汉时期，以画像石形式装饰墓葬的习俗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喜爱。
在题材内容方面，和石椁画像取材不同的是，墓室画像在辟邪、升仙和地下生活的基础上，加大了生活方面的内容，如出行的出马越来越多，歌舞宴饮的场面越来越大，来访的宾客也是一拨接一拨，络绎不绝。墓主在地下生活的越来越安逸舒服，墓室成了地下的厅堂庄园，黄泉世界成了墓主乐不思蜀的天堂。
东汉时期，是历史上比较重视儒家思想教育的时期，可以说真正落实汉武帝“独尊儒术”政策的是东汉时期。西汉以来的“孝道”思想在东汉时期被进一步发扬光大，并与选拔人才、升官发财直接挂钩，表现在社会生活方面就是厚葬风气的弥漫，这一方面导致了墓葬规模的扩大，另一方面也使得画像内容向着儒家的规范要求靠近。以往墓葬中很少出现的教化内容也被引进到墓葬之中，以往比较简单的地下生活更加复杂和丰富，象征的抽象的内容被进一步具体和细化，死者在地下的生活被安排的应有尽有，舒适无比，墓室甚至比地上的房屋还排场体面，墓室画像也更加丰富多彩。以沂南汉墓画像内容为例，这里不但有浩浩荡荡的车马出行，有气势恢宏的胡汉战争，而且还有礼仪规范的吊唁活动，有场面壮大的歌舞庆典、庖厨宴饮和收获储藏。在生活细节方面，还细腻地刻画了武库马厩，起居内室等等。升仙题材丰富的临沂吴白庄汉墓画像，除了玉兔捣药等常见形式外，还增加了争夺仙药、夸耀仙药以及获取仙药和升仙的种种方式。其中以服食仙药长生和乘坐快捷交通工具抵达仙界的方式最多，这说明，东汉晚期的人们比较普遍的相信通过服食药物可以长生的同时，乘坐快捷交通工具也可以达到长生不死的目的，那就是到达了神仙的世界，也可以和神仙一样与天地同寿。这种通过速度改变空间的认识，反映两千年前人们难能可贵的时空观。
石墓画像显示的东汉社会意识，一是炫耀，炫耀门第，炫耀人气，炫耀门生故吏的众多，炫耀车马地位，炫耀日常生活，炫耀丧葬排场，炫耀家庭和庄园的 富庶及其保卫力量的雄厚。二是追求，追求得道成仙，追求超升仙界，追求西王母东王公的庇护，追求来世理想的幸福生活。三是担忧，担忧地下墓室不安全，担忧阴宅遭侵扰，担忧身后的财产家业被他人掠夺，担忧子孙后裔不成才。
四、祠堂画像
祠堂是祭祀祖宗先人的地方。在古代，祭祀一般都是在居家的附近建立一所房屋式建筑，定期举行一些祭祀活动，以缅怀逝去的父母祖宗，笼络亲情。将祠堂建在住地或其附近，恐怕主要是为了出入方便的原因。到了汉代，在继续保持这种方式的同时，又有了去墓地祭祀洒扫的习俗。这可能与当时统治者大力提倡尊老敬老的思想有关。因为要在墓地祭祀，所以，连带而来的是需要有一座和祠堂一样的建筑，以陈设祭品。因此，墓地的祠堂就其目的而言，只是陈放祭品的地方，就其规模而言，远远要小于住地的祠堂，故墓地祠堂实际上是一些专用小祠堂。小祠堂里摆设祭品主要是给墓主享用的，所以，在汉代，墓地祠堂就已经被称做“食堂”、‘“斋祠”和“享堂”了。
目前全国范围内保存最完整的地面以上的小祠堂是山东长清区的孝堂山石祠，最负盛名的是嘉祥县武氏石祠，发现数量最多的是邹城和滕州市和微山县的小祠堂。
从规模形制上看，小祠堂的形制一般有四种。一是三块石板围筑而成并带盖如倒“凹”字型的祠堂；二是起脊如房屋的祠堂；三是双开间、前面由一根立柱托顶着门脸横梁的祠堂；四是在双开间后壁正中又单独向外开出一个小壁龛的祠堂。
从时代上看，最早有明确纪年的祠堂是出土于汶上县的路公食堂，时代是王莽天凤三年，最晚有明确纪年的是武氏祠堂中的前石室（武荣祠）。
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大量出土的小祠堂部件分析，山东和苏北一带是画像祠堂最集中的地区，其小祠堂的建造有两个高峰期，一个是东汉初年的明帝、章帝、和帝时期，一个是安帝、顺帝和桓帝时期。早期的祠堂建筑结构比较简单，多“凹”字型小祠堂，画像内容比较单纯，画风比较严谨细密，如同壁画，晚期建筑空间则比较大，画像内容也比较复杂，雕刻技法也比较成熟。
由于小祠堂的功能是摆设祭品，所以在画像内容的布局方面，一般有很明确的方向感。正面（祠堂后壁）是祠堂主人所在的位置，因此，这里的画像多安排有墓主形象及其生活片段式的内容，左侧（西壁）象征西方，则安排一些神仙题材如西王母等内容，右侧（东壁）则对应于西方，安排东王公等神仙以及生活画面。另外，一些具有教育意义的画像也被安排在便于观览的主要部位。
因为小祠堂位于墓前地面以上，其画像主要是给活着的人看的，所以，其雕刻技巧要比墓室里的画像更细致、更生动一些。从现存小祠堂画像看，大约在西汉晚期，其雕刻技法和石椁画像的大体相同，石面虽然经过一定的修正，仍不免有粗糙之感，到东汉前期，石面被进一步打平磨光，雕刻的线条也越来越纤细，各种图像的细节也得到了充分地体现。这种技巧一直延续到东汉晚期，甚至影响到南北朝。另外，也许因为财力所限，西汉以来的比较粗糙一些的雕刻风格依然被保留下来，并在一些地区长期流行。
但是，令祠堂主人和其后裔们始料不及的是，在东汉晚期的一些墓葬里，常常有小祠堂的部件被改砌到新的墓室里的现象发生。这种将他人祠堂拆毁而筑造自己墓室的做法，在山东南部如济宁、枣庄等地区较为普遍。虽然，完整的祠堂被毁坏了，但由于这些部件又被埋入地下，客观上起到了保护小祠堂画像的作用。经过两千多年的风雨沧桑，在地上小祠堂已成凤毛麟角的时候，一批批墓葬里却又发现了为数不少的祠堂部件，这就为进一步了解两汉时期的墓地祠堂画像增添了新的资料，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从这个角度看，拆毁他人祠堂改造为自己墓室的做法，实际上还是保护了地面祠堂免遭历史毁灭的一个“善举”。
祠堂画像因为其建筑的功能主要是祭祀和供他人观赏，所以画像内容重点表现的是祭拜、升仙和教化。祭拜是提醒后人要尊重死者，景仰先人。升仙则重在说明死者去向不是单纯的安息，而是转换了生活环境，是超升到了天堂，死者的墓地实际上就是仙界，祠堂是神仙世界的建筑。教化是祠堂画像最主要的内容，这里既有告诫妻妾子孙的内容，更多的则是警戒仆从故吏要遵循儒家道德规范，尽忠尽孝，不负旧主，不忘前恩。画像石中常见的忠臣义士、节妇烈女等成分，大多表现在祠堂画像之中。
五、石阙画像
阙是中国古代地上建筑的一个部分，一般安置在城门外两侧，其原始含义与“缺”近似，是缺口的意思。其形制犹如两座门垛，中间敞开，不设大门。在城门外一定位置设置城阙，其目的在于提醒人们：城门到了。
因为是城门的衍生物，所以阙也可以像城楼一样，能住人，可登攀，站在阙上远眺近观，故阙又有了一个别名“观”，即观望的场所。由于阙在城门附近，是出入必经之处，所以，这里也是张贴告示，颁布法令通知等周知大家的所在。到了汉代，阙又成了身份地位高低尊卑的标志性建筑，其装饰的意味日益浓厚。
墓阙是城阙的派生物。自从人们将墓地当作了冥界的城池后，墓阙就自然而然的成了墓地大门的标志，成为进入墓地的第一道防线。
目前所见最早的墓阙可能也出自西汉晚期，现存墓阙则多为东汉时期的。并以山东和四川保存的最多。山东现存墓阙有五、六处，较之四川的汉阙，虽然在数量上排名第二，但在画像内容等方面则比四川的略胜一筹。山东地区时代最早的汉阙是建于东汉章帝元和二年的莒南县孙氏阕。最晚的应该是嘉祥武氏墓阙，时代是桓帝建和元年。
就墓阙形制而言，早期的墓阙似乎只是单体石阙，阙顶作成屋檐状，表示这是一座建筑。阙身则有两种样式，一是上窄下宽如同墓碑的样式，一是四方形立柱的样式。这种如同墓碑或望柱式的墓阙形式，表明墓阙虽然模仿自城阙，但实际的用途主要还在于标示，像界桩一样，标示着墓地所占据的范围四至和墓地家族的属性，是张家还是李姓。后来的墓阙则完全模仿城阙，在望柱式的单体阙身外增加了一座附属体，使其成为“子母式”，原来的阙身成了母阙，新增加的则成了子阙，在形制上，墓阙高大，居于主要位置，子阙矮小，处于从属的位置。如此以来，墓阙由单体的四面体而成为门墙式的两面体，其形制就此完善定型。
在山东现存画像石阙之中，莒南县孙氏石阙的画像最简单，平邑的皇圣卿两阙内容最丰富，武氏墓阙最完整，莒县东莞墓阙雕刻最精致，四川石阙则多为浮雕形式。如果以孙氏阙和平邑阙为山东地区早期阙，武氏阙为晚期阙的话，则早期墓阙画像在炫耀显摆之外，还带有一些神神道道的成分，如西方神仙世界的内容等等，晚期墓阙则又增加了一些教化的内容。大概在晚期阶段，入侵墓地的领域，破坏他人墓葬的不良事情时有发生，故而墓主及其后裔们在设计建造墓阙的时候，不得不考虑增添这一类的内容，以防自家墓地不受侵害。
因为墓阙的主要功能是墓地的标示，所以，在墓阙上刻画的画像内容则不外乎墓地属性、辟邪震慑、炫耀显摆以及教育警示等。同时，墓阙和祠堂一样，都是墓地地上建筑，所以，在画像布置方面，也和祠堂有诸多相似之处，选取了“孔子见老子”、“周公辅成王”等礼仪教化内容雕刻在墓阙之上。
从石椁画像到石阙画像，两汉时期的民间工匠们为我们创造和保留了十分珍贵和难得的图像资料，使我们通过这些画像对两汉及其以前的社会有了更加直观、生动、形象的认识，得以了解两汉及其以前的历史和社会生活，揣摩和理解画像石时代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理想、情操，丰富我们的历史观和世界观，激发对于传统文化的兴趣和爱戴。 |
|
.jpg){kind=sm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