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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颉刚与图书馆 |
| 作者：陈艳军 |
顾颉刚（一八九三至一九八〇）,名诵坤，字铭坚，号颉刚，现代国学大师。顾颉刚读书、写书，一辈子与书打交道，成就了他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他开创了中国民俗学研究的先河，创建了历史地理这一新学科。他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点，给学术界带来了学术观念和研究方法上巨大的变革，形成了一个史学研究新学派——古史辨派。顾颉刚的成就当然与图书馆分不开，而“顾颉刚与图书馆”这个题目却少有人谈论 。
荐言 一九一六年顾颉刚正式考入北京大学。当时的北京大学，是从京师大学堂发展而来的，沿袭了京师大学堂的旧有体制。学校有图书馆，却没有几个人去利用，形同虚设。一九一七年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锐意改革，出版刊物，搭建校长与学生对话的平台，对切中时弊而又可行的建议，立即施行，这大大激发了学生的热情。顾颉刚对图书馆中的陈规陋习、呆滞停顿的现象一一罗列，写成一篇《上北京大学图书馆书》，一九一八年三月四——十六日在北京大学日刊上连载，蔡校长对其所指出的每条都做了批复。文章登出不久，图书馆就有了较大的改观。
新中国成立后，对于图书馆的工作，顾颉刚从重视民族文化的高度，提出了他的远见卓识。即使是在三反五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他仍“固执己见”。在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九日致王伯祥的信中说 ：“弟意，毛主席一再宣示，文化有三种，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写入《共同纲领》。现在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俱以发动，而民族的文化则置之高阁，视为不急之务。上周锡兰和平代表某君莅沪，告人曰：‘上海偌大一个都市，而上海图书馆之藏书乃不及我家！’其实馆中有书百万册，只缘干部不重视线装书，不但不买，即没收及捐赠者皆装箱锁置仓库，陈列者皆新华、中图所出小册，故以为不及其家也。故民族文化之不整理，不但有负先民之劳动成绩，并将贻羞国际，视我为无文化之国家。现在私家图书已集中国家图书馆，诚能早些编目，则集合各本而校一定本，集合各家说而编一集解，事不为难；更请精通马列主义者予以批评，亦不致贻读者以毒素。此事只有现在可做，若再迟十年，我辈纵不死亦必不能工作，待后起者则不知何时，此学势将中断。”
顾颉刚先生不但对图书馆的具体工作提出自己的想法和建议，他还十分重视图书馆的建设。从一九五四年起，就开始提议在北京建一座全国性的图书馆。一九六三年的政协会议上，他提交了《请建立全国性的图书馆，推动科学研究，争取社会主义建设新成就》的提案。二十年后，国家图书馆新馆在紫竹院附近落成，顾颉刚的愿望终得实现。
任职
一九二〇年夏，顾颉刚大学毕业。他认为自己不适合讲课，最适宜到图书馆搞图书编目，于是同学罗家伦就把他推荐给胡适，胡适帮他在北大图书馆谋得了编目员的职位。当时北大图书馆有藏书十七万册，却从未有一部完整体现馆藏的目录。顾颉刚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编中文书目。他先写出《图表编目意见书》（刊载在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十五日的北大日刊上），计划从书名目录着手，然后编著者目录。在做编目的同时，馆里还要求他在十七万册书中厘定出善本。他一进书库就是半天，一个人东寻西找，如同“小老鼠堕到米囤里去了”。他藉此机会读了许许多多的书，他感到自己真到了“譬入众香之国，目眩瞀于花光，宛游群玉之峰，神愕眙于宝气”的境界了 。两年后因照顾母亲归家，离开了他喜欢的图书馆工作。
一九二七年顾颉刚出任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教授兼图书馆中文部主任。他整理为中山大学购买的图书，同时编辑《图书馆周刊》。一九三〇年他到燕京大学任教，并担任了燕大图书馆中文国学书籍审购委员会委员。一九三一年担任北平图书馆购书委员会委员。一九三九年十月，顾颉刚应聘为四川省立图书馆筹设委员会委员。一九四六年顾颉刚从重庆返回苏州，任苏州社会教育学院教授，为图书博物馆系的学生讲授目录学。解放以后,顾颉刚担任了上海市文管会委员、上海图书馆筹备委员，筹建上海图书馆，并经常和柳翼谋、尹石公等一起编目校片。
购书
一九二七年因为人事关系，顾颉刚离开厦门大学，应聘于广州中山大学。此间，他向校方提交了一份详细的购书计划，即著名的《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在这份计划中，顾颉刚回顾了前人藏书正统正宗的观念以及这种观念顺应潮流的渐变，这种渐变带来的藏书宗旨的变化和图书馆职能的变化，“我们只要能够用了材料的观念去看图书，能够用了搜集材料的观念去看图书馆的事业，我们现在真不知道有多少新的工作可做。以前人看图书是载圣人之道的，读书是要学做圣人，至下也是文人，所以藏书的目的是要劝人取它作道德和文章的标准的。现在我们的目的是在增进知识了，我们要把记载自然界和社会的材料一齐收来，使得普通人可以得到常识，专门家也可以致力研究。这一个态度的改变，是从恹恹无生气的和民众不发生关系的图书馆改作活泼泼的，供给许多材料来解决现代发生的各种问题的图书馆的大关键。” 在这份计划书中，顾颉刚拟订了购书的范围，包括十六大类：经史子集及丛书、档案、地方志、家族志、社会事件之记载、个人生活之记载、帐簿、中国汉族以外各民族之文籍、基督教会出版之书籍及译本书、宗教及迷信书、民众文学书、旧艺术书、教育书、古存简籍、著述稿本、实物之图象。他详列了这十六大类包含的具体内容，并指出其作用。根据这份计划书，顾颉刚遍及杭州、苏州、上海、绍兴、宁波、嘉兴、南京、松江等地，遍访书肆、书坊、书商、旧藏家，甚至小书摊也不放过，寻得不少珍品。杂志、日报、家谱、帐簿、日记、公文、职员录、碑帖等等，甚至科举考试的夹带，也有收集。前后历时四个月，共买书十二万册。一九二七年十二月，顾颉刚结束购书，返校担任图书馆中文旧书整理部主任，主持整理这十二万册图书。经过一年的整理，《中山大学图书馆周刊》出了一本专号，顾颉刚写了一篇《卷头语》，谈到了资料收集的不易：“到了江浙之后，努力购书……所买的仍以经史子集为多。其他如杂志、日报、家谱、帐簿、日记、公文、职员录……等等，虽是亲到旧家及小书摊上去寻得了多少，但仍不能适合原来预定的数目。惟有地方志，是因商务印书馆和外国图书馆的收买，他们已懂得搜求了（二十年前是不知道有这一回事的），所以这一项买到很多。还有医卜星相的书，从前虽不入藏书家的收藏范围，但因特种人的信仰，这类专家往往有很丰富的收藏范围，所以也居然买到了许多秘本，至于民众文学书，上海滩上石印小本的势力遐被全国，我也买了一个全份。碑帖虽无大宗收藏，但旧家总积存着许多，又有专做营业的碑帖铺所以也觅得不少。”
应当说，顾颉刚这份《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在中国图书馆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虽然，他没有明确提出“地方文献”这一概念，但他所涉及的内容有一半以上属于地方文献的范畴，与现代地方文献的理论相一致。对地方文献理论的形成、地方文献搜集的实践有指导意义，对著名图书馆学家杜定友和著名教育家顾廷龙两个人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这份计划书后来被收入中山大学图书馆丛书。杜定友时任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特作《书后》：“我拜读了顾先生的《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之后，心中十二分的佩服。他这计划书的篇幅，虽是很短；但是含义甚深，计划周密。所要说的，都说过了。我对于他的计划，不敢赘一辞。
他拟的十六大类，已经把所有的材料，包括殆尽，更不容有所添减。我只是以图书馆学的人注意。顾先生虽不是专门研究图书馆学的人但是他所说的，没有一句不合于图书馆学原理，没有一事不合于图书馆的范围。而且不尚空论，把实际的计划和各类书籍购求之必要，详述无遗，尤令人钦佩！所以现在把它付印，作为图书馆丛书之一。我们的宗旨，非但要把它作为购书的根据；而且希望这本小书能够在中国图书馆学上发生重大影响，以助中国图书馆事业之发展……我相信若是我们能够依着顾先生的计划，去搜罗古籍。本着上述数点，去打破传统观念，扩大图书馆范围，实行科学的管理。这非但于中大图书馆前途有无限的发展，即于中国图书馆界也有重大的贡献。” 在以后的工作中，杜定友先生也遵循了此方针。他极力主张地方图书馆要搜集地方文献。他在《广东文化与广东文献》一文中说，“各地的图书馆，对于保存地方文献，尤为专有之责，以广东文献而论，负保存责任的当然是广东省立图书馆了”，“提倡读书运动，供应参考资料，这是每一个图书馆的责任，但是一个省立图书馆，则除此以外，更有重要的责任，就是保存广东文献” 。
上海图书馆老馆长顾廷龙先生曾说过：“我从事图书馆古籍采购事将五十年，即循此途径为收购目标，颇得文史学者的称便。”“我服膺先生之说，经常注意到正统以外的图书资料的搜求，亦略有所得。”
一九三二年一月，顾颉刚赴杭省亲，抵达杭州后即发生了淞沪抗战，由于交通中断，被迫滞留杭州数月。利用这个机会，顾颉刚在杭州为燕大图书馆寻购图书。禹贡学会成立后，他积极为禹贡学会收购有关史地图籍等。
赠书 顾颉刚从小就喜欢逛书肆，求学时期，经常光顾书肆、书坊、书摊，四十岁时集藏了三间屋子的图书资料。到抗战胜利，仅近代史资料就有两万多册。多次搬迁，图书分散在北平、上海等地。一九四八年他把在北平的藏书运到上海，整理后，选取其中有史料价值的图书八百六十种，捐给了合众图书馆（后归入上海图书馆）。其中清末明初之章程、报告、概况、传记及河工、海防等工料、薪粮、公费清册都是有价值的资料。此外，还有抗战时的内地出版物及期刊若干册。
一九五三年一月，顾颉刚将珍藏多年的《论持久战》捐给上海图书馆。他特意手加题跋：“毛主席这本著作，一九三八年出版于延安。那时我在兰州，承他的厚惠，邮寄给我。奉读之下，恍然于抗日所应走的方向。抗战期中，我的生活非常不安定，在甘肃住了一年，即到昆明，又转成都和重庆，直到胜利东归，这册书始终没有离开我。现在我把它重以装订，捐
给图书馆，作为永久的纪念。”
新中国成立不久，出现了私家踊跃捐赠藏书的景象，大家、学者纷纷捐献图书。五十年代初，顾颉刚捐赠给北京图书馆《永乐大典》三册、甲骨两盒、《东方杂志》一百零八册。顾颉刚逝世后，藏书共计四万六千馀册，其中线装书约六千部，平装书约二千六百种，现在全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收藏，并成立了“顾颉刚文库” 。
荐人 顾颉刚钟情图书馆的工作，碰到贤才，他也要推荐到图书馆。一九三〇年秋，吴晗从上海到北平，曾与顾先生谈起明朝学者胡应麟的卒年问题。顾先生考其卒年是六十岁以上，吴晗考证出胡应麟应卒于五十二岁，打破了顾颉刚的观点。当时的吴晗年仅二十一岁，顾先生认为他是可造之才，就举荐他到燕大图书馆任编目员，两人由此过从甚密。王煦华是顾颉刚在上海诚明文学院的学生，毕业后，顾颉刚把他介绍到合众图书馆任职。后来王煦华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任顾颉刚的助手，帮助整理顾颉刚的资料，成为顾颉刚学术思想研究的专家。
作为学者，顾颉刚善于利用图书馆自不待言，为了读书写作，他甚至把家搬到邻近图书馆的地方。正是与图书馆的不解之缘，成就了他的学术成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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