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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和“学为己”的书院精神
中国文明的起源
汉画像石与汉代社会
谈清史和清史研究
话说张学良
《红楼梦》探佚
中国小说与史传的不解之缘
名作的感染力
中国民俗文化的根基与影响
谈谈中国戏曲
书法创作及其特点
漫谈今日书画市场与收藏
日本的中国学漫谈:以京都为主
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以桃太郎故事为例
书法危机与书法家的责任
农事与艺文:秋胡戏妻作品中的桑树
《从朔编》考朔
罗振玉、罗继祖点评《桐阴论画》
青泥诗文补
石涛新论
罗雪堂兴农思想句玄
顾颉刚与图书馆
唐与渤海关系的珍贵文献
甲午战争前中日留学教育比较
黄海海战“松岛”舰被击真相
《罗雪堂合集》出版
评《辽宁省博物馆藏书画著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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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的起源
作者:李季
    今天和大家一起探讨的题目,是近年来不但在学术界,而且在普通人中间都是很热点的问题,那就是探讨中国文明的起源。也许有的人觉得这不是一个问题,从小我们受的教育就是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但如果从历史科学、考古科学角度讲,文明史应该是有明确纪年的历史。大家都很清楚,我们国家有文字记载的公认的历史,是在西周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八四一年,这一年代有各种史书可以互相论证。因为从共和元年到西周初年,时间不算太长,所以史学家们认为西周的历史不会存在什么大的问题,那么周之前的夏商的历史是不是可靠的?能不能被证明?这是有不同看法的,一会儿我还要详细地说。提这个引子,就是想说明单凭文献记载,还不能从学术上、理论上非常扎实地推导出我们习惯讲的五千年文明的这一结论。
关于文明,基本概念是指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也是相对于过去野蛮社会来讲的。就是说人类社会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出现了金属工具青铜器的使用,文字的使用和普及,社会组织的发展,城市的产生,国家的诞生等等,社会发展到这个程度,我们就把它叫做进入了文明社会。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也就是说中国不是唯一的文明古国,还有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有人说在爱琴海也有古代文明,另外,在美洲大陆还有玛雅文明、印加文明,这些文明都是人类不断前进的辉煌阶段,其中公认的比较原生的文明是古埃及的文明、中国的文明和美洲的文明,它们的文明性是最强的,是最有独立性的。
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道路,都有自己的特长,都有别人所不能及的地方。比如说埃及早期天文学的成就,利用天文学观察尼罗河水泛滥的预测的准确性等等。我们中国文明起源也有自己非常强烈的特色,有一个特点是非常值得我们自豪和骄傲的,那就是中国文明的连续性。中国文明从诞生到发展,即使中途有外族的入侵,但是作为文明、文化的本体始终一脉相承。比如说文字,从甲骨文、金文、篆书、一直到楷书,从文字本身这个系统来说,能够在几千年的时间里一脉相承到今天,这是绝无仅有的。咱们张本义馆长是书法家,他了解得比我清楚多了。大概在计算机普及之后,欧美一些人士曾断定汉字死定了,因为用二十六个字母的键盘输入所有的汉字是不可能的,但是没有想到现在的汉字输入法已经有上百种了,且在当今世界上汉字仍然是非常有生命力的文字之一,这证明了中国文明的连续性。
    世界上很多文明确实辉煌过,但客观地说应该叫一度辉煌。也有再度辉煌的,但是主人都已经更换了,比方说我们到印度去,希望主人能给我们多介绍一些早期佛教的经典、胜迹,但是主人更愿意给我们介绍印度教,认为印度教才是他们的骄傲。再比如我们只能说是古埃及人创造了金字塔的辉煌,因为古埃及人和后来的埃及人在人种的延续上,有了很大的变化。只有在中国,文明是一直传续下来的。
    那么中国文明在形成过程中,是不是也吸收了其他文明优秀的因素?这是勿庸置疑的,但是要具体地说在哪一个阶段,吸收了哪些因素,这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不是一个讲座就能讲清楚的,不过我们应该知道成规模地和其他文明的交流,是在汉唐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建立了丝绸之路,真正开启了和西方文明沟通的道路。过去我们认为丝绸之路一直通到罗马,但实际上它并非是一条很长的商路,而是一段一段的,比如货物先运输到波斯,然后再从波期流通到罗马。所以我们不能说在西安出现了罗马金币,就认定当时中国的商队一定出现在罗马大街上,即使甘英到达了大秦(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也不能说汉帝国和罗马帝国已经有了贸易通道,因为当时根本没有形成这种规模性的贸易。这说明中国文明在形成阶段基本上处于独立发育和发展的过程,这是由中国独特的地形特征造成的,比如说它和印度文明隔着青藏高原和喜玛拉雅山脉;和中亚、西方文明隔着广阔的沙漠和草原地带,在没有驯养的马匹可以长途运输的情况下,真正形成贸易规模的沟通是达不到的。所以中国文明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和人文条件下诞生的。
那么中国人如何认识自己的祖先呢?
    中国像其他民族一样,有一些口耳相传的记载,基本成形的说法是在很早的万邦万民时代,有一些小国家,在炎黄时发生很多战争,逐渐走向统一。期间经历过一段比较民主的禅让制,后来禹传启,出现家天下。一般学者认为中国社会发展经历了这样一个进程。但是不同时代史书记载不同,相互矛盾的地方很多,当然这是很正常的,因为这些都是传说。到司马迁写《史记》时,把认为比较可靠的史料记载下来。那时候史马迁能看到很多我们今天看不到的原始资料,经过去伪存真,再加入一些他自己的主观判断,我们大家认为他说的还是比较可信的,有道理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前进,到了五四运动以后,科学传入中国,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了很多西方的关于史学的理论,比方如何认定史料、认定史实等,尤其是西方考古学在十八、十九世纪得到了发展,给中国知识分子一个新的刺激,他们觉得对中国古代历史中朦胧的这一块儿,有必要回过头来审视一下,看看我们老祖宗说的这些话到底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对古代历史重新进行反思,这就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的一场“古史辨”运动。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一九二三年在《古史辨》上发表文章,提出这些历史是不是层层加码了、被放大了、历史被改造了。当时大多数史学家都卷入了这场辩论。中国当时处于转型时期,一些观点比较偏颇,有些大学者甚至对古史持完全否定态度,认为汉以前无信史。经过激烈争论,后来大家都能心平气和来看待这些历史,著名古史专家徐旭生先生提出把古代文献分级处理,不能一棍子打死。这场争论既反映了当时人们极为迫切想知道中华民族真正历史的愿望,也感到很迷茫,不知道用一种什么样的手段来确认自己的历史。从文献中寻找古人走过的真实历史是很难的,因为古书能流传下来的不是很多,古书的语言和今天相比又有很大的变化,而我国文字又有多解性。那么是否有可行的办法来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呢?于是就有学者试着从考古资料入手,寻找古人走过的真实历史。
    上个世纪在古代历史方面有四大发现:甲骨文、居延汉简、敦煌文书、清朝内府档案。这四项在古书上都没有记载,而这四大发现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对一些事物的看法。
    甲骨文的发现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此之前,人们见到的文字最多是青铜器上的铭文,石头上刻的篆书,对于更早的文字,大家没有概念。甲骨文的发现在学术界引起很大的震动,大家认为这是一种很早的文字,更重要的作用是通过这些文字,寻找其出现的源头,有这些文字的地方,应该是古代的首都,那么如果找到了这个地方,对古代的历史会有一个突破性的发现。最后终于在河南安阳发现了一个很大的古代遗址,后来证明这是商代的最后一个首都——殷。所以甲骨文发现的重要意义是确认了商朝的历史。
    殷墟的发掘不是最早利用考古资料探索文明起源的,中国最早从地下考古资料来探索古代文明是从河南的仰韶村发现的一些彩陶开始的。这些彩陶是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发掘出来的,凭其朴素的判断,认定这些彩陶的年代,应是比商周王朝更早的新时器文化,并且是中国原生的文化,时间大约在公元前三千年左右。后来证明仰韶文化大约在公元前五千年到公元前四千年。安特生不仅发现了仰韶文化,还把西方的考古技术正式带到了中国。河南仰韶的发掘是中国现代考古的一个起点,这个功绩,中国考古学界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随着对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深入,中国学者自己也成长起来,包括一部分留学西方的学者的归来,他们开始了自己组织的考古发掘。最重要的、最有影响力的,到今天还在不断有新发现的就是在河南殷墟的发掘。
    抗战爆发之前,在河南殷墟连续发掘了十年,这是中国考古学家正规地用现代考古学的方法对一个古代的首都进行科学探索,发现了当时商王的王陵、大批的青铜器、成坑的甲骨,最终证实了甲骨文的出生地就在这里。这时寻找甲骨已经不是他们最重要的目的了,因为还发现了宫殿、宗庙、青铜器等具备文明社会的一些条件,所以连最苛刻的否认中国文明很早就诞生的西方学者,对于到殷商时期中国已进入文明社会没有任何异议。殷商时代,中国已经是一个文明的时代了,这是大家研究的一个起点。
随着对甲骨文的研究,大家越来越佩服司马迁老先生。在《史记》中有一个“商王世系”,就是历代商王的年表,这个是没法造假的,都很准确、具体。甲骨文的研究和《史记》的商王年表基本上是吻合的。这就是说,地下出土的材料,证明了司马迁写《史记》时看到了一些很可靠的资料,所以他能够把商代的历史比较客观、真实地记录下来。
    通过殷墟的发掘,我们不仅了解到商代已经创造了非常伟大的辉煌的艺术,如司母戊大方鼎、四羊方尊等,青铜文化能发展到如此成熟的地步,在世界其他各大文化中都是没有的,青铜器铸造的技术和艺术,在中国古代文明中是一个丰碑。它更重要的是证明了商代的历史是信史,这又带来了一个问题,如果司马迁对商代历史的研究是看了可靠的资料,是可信的,那么夏王朝的存在,不应该是凭空捏造的。因此夏是不是存在,就成了当时中国学界探讨的一个热点。
    《史记》上记载商汤灭亡了夏。那么汤王在哪儿灭的夏?这个地点很重要,如果在这个地方我们发现了一支很发达的文化,如果它的年代又早于商,那它很可能就是夏。
    根据文献记载,商代祖先是从东边来的,所以一些学者开始把眼光放到更东边,就去了山东进行发掘。一九二八年在山东省龙山附近发现一个史前文化遗迹——龙山文化,它以黑陶、灰陶为主,完全不同于仰韶文化的彩陶,所以大家认定这是一个崭新的文化,它代表着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不久,中国学者又有一个突破性的发现。一九三一年考古学家梁思永在河南后岗发现了龙山文化、仰韶文化、殷商文化的三叠层,正是由于这三个文化叠压的位置关系,明确了这三个文化在时间上的先后顺序,解决了困扰考古学界的大问题,这个结论到今天仍然是中国考古学年代学的一个框架。但这只是三种文化的先后顺序,它们之间并不是紧连的,其陶器形制的差异非常大,中间肯定还有一个过渡阶段。如果能找到一种晚于龙山文化,又早于殷商文化,能填补这个空白的,按照年代学上推断,它就应该是夏文化这个阶段。找到它,就有可能找到了夏文化的线索。讲是这样讲,但是发现是很困难的,考古学上讲究可遇不可求,所以寻找夏文化就成了当时中国考古学家探索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重点目标,也可以说是一个心愿或者心病。
    考古界老前辈徐旭生先生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有一个突破性的发现。他写过一本书,叫《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到今天仍然是用比较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的一部很好的书。他通过对中国古代传说的分析和判断,认为中国古代的部族大体上是三个集团,第一个集团是华夏集团,大概以华山为中心,就是现在黄河中游这一地区;第二个集团是东夷集团;第三个集团是苗蛮集团(长江流域)。从文献上看,夏王朝的诞生应该与黄河流域的华夏集团关系最密切,统治区域应在现在的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所谓豫西晋南地区。这样在时空两方面就给出了框定,就是说在公元前一千六七百年到公元前两千年左右,在商以前这个时间段里,如果能在豫西晋南地区找到一种文化,就很可能是夏文化。一九五九年徐先生带着考古队在河南偃师市翟镇乡二里头村(位于现在郑州和洛阳之间)发现了很重要的古代文化遗址,称二里头文化。经过后来人的发掘,尤其是到了七十、八十年代,发现了宫殿遗址、古代墓葬,出土了青铜器、玉石器等,其中青铜器既有点儿和早期的殷商青铜器相像,又比它原始,按年代应该排到它前面。现在通过C14测定,证明二里头文化的年代基本上处于夏文化范围之内,因此,考古学者基本认定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
    这里的夏文化是一个狭义的概念,就是建立了夏王朝的这一支夏族的文化。可以说二里头文化已具备了文明阶段的一些因素,这在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上是具有突破性的。海外一些学者确实还不承认夏文化已经进入文明阶段,原因是夏文化还缺少能够完全盖棺论定的证据——文字,缺少像甲骨文能够证明商代历史的这样一种铁证。在二里头文化中发现了一些陶纹,就是一些符号,这些符号有的非常复杂,有些形状和后来的甲骨文非常相像,几近于一致,但是这些符号是不是文字,学者之间有很多不同意见。可以比较明确的讲,不管发现多少字符,都没有形成句子,还不能够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完整的事件,所以只能说它是文字的端倪或者起源。
随着对夏文化探索取得的重大进步,中国文明起源的链条逐渐清晰了。考古学家又相继找到了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的中间环节和早于仰韶文化的更古老的考古学文化,这样中原地区在公元前六七千年,甚至更早一点,一直到商代,从考古学文化这个角度来讲,没有重大的缺环了,基本上都连续下来了,这对于逐渐找到中华文明的根源,就提供了一个基础和平台。
    随着研究的深入,大家又提出了新的问题,那就是许多地方的文明都可以和黄河文明相媲美。比如说在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环太湖一带地区)中,其玉器制造水平绝对高于中原地区,同时说明这一地区经济也较发达;八十年代后期在汉水流域发现石家河文化,其城市规模很大,社会组织严密并出现了社会分工,后来在安徽凌家滩等地也有新的发现。再往长江上游走,在四川发现了三星堆文化。其实三星堆文化早在一九二九年就发现了,但当时未发现城址,直到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才发现了一大批青铜器,造型非常奇特,有的长达四米,时代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代到西周时期。最近在四川盆地成都平原发现了金沙遗址,也出土了一批非常漂亮的青铜礼器、金器,甚至还有一大批象牙。总之这些文化遗址的文明程度与中原地区相比都不低。此外,八十年代中后期,在辽宁西部位于喀左、建平县交界的地方,发现了一片红山文化的墓地,它的年代大约是在公元前三千五百年左右(处于仰韶文化后期),也发现了一些制作非常精美的玉器,有石头做的击石木,用泥雕的神像等,作为一个政权祭祀的三个要素坛、庙、冢也都具备了。它的发现使世界考古界对中国的文明刮目相看。
    中国形式上的统一是在公元前二二一年,而从考古这个文化角度看,真正统一是在汉武帝时期。中国古代文明的各个文化区域——长江下游的太湖流域、汉水流域、成都平原、黄河河套地区、山东泰山地区、中原华山地区、黄河上游甘肃、青海地区以及辽河流域,它们的文化都能追溯到公元前五六千年,甚至六七千年,各个区域都有本土的生长根基,也就是说每个文化圈自己的传承都是很清楚的。所以有的学者提出这样的理论,中国文明的形成是星星之火,在不同的地方都有文明火花的出现,它们既互相交流、融合,也发生冲突、战争,争夺生存空间,争夺的实质也是文明的交流和汇合。在这样一种条件下,逐渐形成了后来的华夏文明。这是大多数学者所得出的多元一体或多元一位理论。
    概括地讲,中华文明的形成,从阶段说,是从小的古国到方国到秦汉帝国,才使文明变成真正成熟的文明;但是从起源地来说,是从不同地方分别起源,最后融汇在一起的。在不同阶段,各领风骚数百年,就是在有些地域,某个阶段,有的文明也是一度辉煌。举个例子,比如环太湖区域的良渚文化,在公元前三千年前后特别辉煌,在工艺制造上,遥遥领先,但后来到公元前两千五百年到公元前两千年,夏王朝建立的时候,它突然衰落下去,什么原因造成的,现在依然没有答案,成为一个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探索。辽河区域的红山文化也曾一度辉煌。那么,最终是什么原因使多元的文化能成为一体,也就是说为什么都能公认中原文化呢?这是学者们正在探讨、研究的。我想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中原有一个交流、交往的得天独厚的条件,能够吸纳周围的文化因素,比如殷墟文化中就有北方的青铜器,而良渚文化中的玉器,很可能是殷墟文化玉器的前身。
    青铜器是中国文明非常重要、非常辉煌的一个因素,其精美程度极具震憾力,不管在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还是在台北故宫,都是极具震憾的。但是青铜器的起源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因为在甘肃、青海发现了密集的青铜镜子、青铜刀等小件青铜器,所以有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的青铜器是从西方传入的。理论上不能排除它和西方和西亚有交往,但是它本身在中国得到发展是勿庸置疑的。我们自己的工作还做得不够,我们的考古还没有发现最早青铜器的起源,也就是最早青铜器是在什么地方加工的。过去西方学者提出置疑,商周文化这么辉煌的青铜器,甚至教科书都在讲,浇铸一个司母戊大方鼎需要八百公斤铜水,这得需要多少铜矿来熔炼?那铜矿在哪儿?河南没发现啊,安阳也没有啊,是不是从外国进来的?后来我们终于发现了,采铜不在这里采,古代铜矿带在湖北大冶(今天依然是铜矿区),这就大体解决了铜矿来源问题。此外,还找到了采铜工具和铜锭,有了铜锭,就可以进行运输了,也就是说先在大冶把铜初级加工成铜锭,然后把铜锭运到安阳、洛阳等地,在这里把铜锭铸成青铜器。这样就很清楚了,我国青铜文明是从周代开始自己起源的,但是青铜器再早,就只有一些痕迹,比如在山东、西北都有零星的小铜片的发现。
    再一个文明的因素就是城市的出现。大家公认有了城市,才应该有文明,但城市和城是不是一个概念,是不是围起一个城圈就是城市了。比如二里头文化,良渚文化都非常发达,但没发现有城,而有些有城的地方,里边没有什么像样的遗址,可能就是一些防卫性的地方。一般来说,有了城,就说明社会已发展到一定程度了,社会组织很稳定。在中国筑城的历史最早可以推到公元前三千年到三千五百年。
    从考古学角度来证明古代文明,所应该具备的因素主要有青铜器、文字、城等,这些因素在中国不同的地区都能追溯得比较早,所以有学者兴奋地提出,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不是还能再往前提,提到公元前四千年,也就是我们已有六千年文明史了,于是展开了中国文明起源年代的大讨论。我认为应把文明因素的出现和文明的起源区分开来,把文明起源的过程和文明的最终形成区分开来。有一种说法我认为比较有道理,就是应该把文明的形成看作是一段路途而不是一个门槛;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事件。文明的形成是我们今天人给的一个定义,具有很强的主观性,所以非要划定哪一年进入的文明,这应该不是很科学的。比方说,对于成年的时间,各国法律规定不同,有的十六岁,有的十八岁,有的二十岁。实际上人肯定有一个从青少年到成年的过程,但是把它准确地划到哪一年,其实是有一个幅度的,无论定在十六岁,还是定在十八岁,都可以说出自己的道理来。所以我觉得探索文明的起源,划这种绝对的杠,意义不是特别大,更多有益的是来探寻它的规律,探寻它的特点,探索文明起源的道路对后来中国文明进一步发展起了什么作用,像这些都是值得探索的问题。
    总之,比较稳妥的说法,中国文明起源于公元前两千年左右,以夏王朝建立为标志。这一方面得到了考古学的证实,另一方面根据中国古书的记载,也认为社会制度在当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样说更符合实际情况,也更加有说服力。当然,学术是在争论中不断前进的,不可能只有一种认识,伴随着新的考古发现,会有更多的说法和更激烈的争论。我觉得这是好事情,这种争论是在更高的层次上、更广阔的角度上来进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也是这样一种情况,我们前辈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们这代人在今天的条件下(用航空摇杆探寻遗址,用C14来测定年代),大体上建立了中国史前文化的一个框架,所以我们给后人也创造了一个比较好的条件,希望更多有志于这个方面的专家、学者和年轻人,能够对一个文明古国起源问题,做出自己的判断和贡献。我就先讲这些。

    问:王国维先生用甲骨文证明了商殷史的存在,而顾颉刚先生则提出了中国古史里的“伪造说”。从考古学角度,如何解释这个问题?
    答:不管王国维先生也好,还是顾颉刚先生也好,我们今天不能说他们谁驳倒了谁,或者说他们的哪些学说被证明完全是错误的,我只能说随着时代的前进,每个时期都有一个主流的学术观点,并不排除有些认识还是有反复的。关于中国古史,任何一个观点、手段,包括考古,都不是最后终极观点和手段,都不能达到一锤定音的地步,所以包括对甲骨文的考释,对历史文献的考释,存疑是非常正常的,这种争论会长期进行的。
    问:大连是滨海城市,按照古文化的划分,应该是东夷这一系。我想请李先生简单介绍一下,东夷文化在遗址中有什么样的延续性?占有什么地位?
    答:现在考古学越分越细。非常坦率地说,我对大连文化确实缺少深入的了解,我只能笼统地说大连的古代文化应该属于环渤海古代文化区,所以作为广义的东夷文化的一部分,这部分文化,从考古学上认识,它是有自己独立起源的。另外,因为它特殊的地理位置,文化上相对是比较单纯的。由于大连的古代文化有这么两个特点,所以大家对它的研究是比较下功夫的。但是,这一地区的文化对中国文明形成过程的贡献,我想还得需要很多人做很多工作,才能够讲得比较清楚吧。
    问:据说中国文化和墨西哥文化有相似的地方,请李先生解释一下。
    答:关于中国文化和墨西哥文化之间的联系,其实在前面已讲过了,就是说在那个时代,这么长距离的、远程的、大规模的文化传播,现在没有科学的证据来支持这一点。
    问:考古学的时间框架分旧时器时代、新时器时代和青铜文明时代,那么古代传说中的伏羲氏、神农氏、黄帝是否可以和以上三个时间框相吻合?
    答:因为伏羲氏、神农氏、黄帝都是传说中的人物,传说中的人物和考古学来对应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我可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首先把旧石器时代排除,因为按古书记载,至少到黄帝时,应该进入了农业社会,如果说一定要和考古学对应的话,它应该在新时器时代,甚至处于新时器时代晚期。另外要细一点划分的话,在新时器时代晚期和青铜器时代之间,应该有一个铜石并用的时代,就是有了一定的青铜器,但是还没占主体。我们一般认为传说中的这些人所处的时代应该是铜石并用时代。
    问:您刚才讲中国文明起源是多元化的,而到了汉武帝时期逐渐走向统一。请问在考古方面是否有遗迹可以证明这一过程?
    答:考古上的遗迹主要是从形制上来分,比如我们日常用的做饭的工具,房屋的形制、兵器等不同的加工工艺和形制,那么在各个文明没有达到统一的时候,确实有很大差异。比如发现的秦代楚墓,楚文化特点非常鲜明,虽然处在秦王朝统治下,但是它强烈地表现为是楚人的墓,看不出有什么秦的特点。到了汉武帝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比如湖南马王堆出土的汉代墓地遗址,虽然有南方的特点——漆器比较多,但是它的形制、格局是按照等级规制来进行的,体现了大一统的特点。
    问:中国文明起源的规律对我们中华民族的未来有什么启示?
    答: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因为时间关系,我简单谈一个。中国是一个国土面积很大的国家,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文化传统。从中华文明多元起源这一特点看,有兼容并蓄的传统。今天,在政治上我们达到了高度的统一,而在文化上,应该保存地方传统的特点。比如我们大连图书馆白云书院,它的宗旨是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那么中国其他地方还办有不同的书院,虽然我没有调查过,但是我想肯定有弘扬地方文化传统的书院。地方文化传统不但包括古代的文化,也包括今天的创新。总之,这种多元的,交相辉映的文化传统,对一个民族,从古代到现代到将来,都是非常重要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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