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物内容
简体中文 繁體中文 English
书院和“学为己”的书院精神
中国文明的起源
汉画像石与汉代社会
谈清史和清史研究
话说张学良
《红楼梦》探佚
中国小说与史传的不解之缘
名作的感染力
中国民俗文化的根基与影响
谈谈中国戏曲
书法创作及其特点
漫谈今日书画市场与收藏
日本的中国学漫谈:以京都为主
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以桃太郎故事为例
书法危机与书法家的责任
农事与艺文:秋胡戏妻作品中的桑树
《从朔编》考朔
罗振玉、罗继祖点评《桐阴论画》
青泥诗文补
石涛新论
罗雪堂兴农思想句玄
顾颉刚与图书馆
唐与渤海关系的珍贵文献
甲午战争前中日留学教育比较
黄海海战“松岛”舰被击真相
《罗雪堂合集》出版
评《辽宁省博物馆藏书画著录》
您的位置:首页大图出版物
甲午战争前中日留学教育比较
作者:辛欣
    十九世纪中叶中日同处于文化形态的转化之中。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它们的国门,使它们在蒙受耻辱的同时,也感受到西方近代文明的冲击。为了增强国力,抵御侵略,中日共同选择了西学之路。西学之路有两条:一是引进来,吸引洋人才、洋技术;二是走出去,派遣留学生出洋海外,直接向洋人学习。相比之下,后一条道路更为主动有效,是西学的主要方式。因此,发展留学教育成为甲午战前中日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

    中国的留学教育始于十九世纪中叶。一八四七年容闳、黄宽、黄胜作为教会学生随传教士赴美,分别考入耶鲁大学和爱丁堡大学,成为中国近代的第一批留学生。一八七六年李鸿章派陆军军官卞长胜等七人赴德国军事学院学习水陆和机械技艺。一八七一年曾国藩先后三次上奏清廷,选派幼童赴泰西各国学习,谙悉西方之技,以图回国充实海防。最终获准施行留美计划。同年颁布《挑选幼童赴泰西肄业章程》,规定:在上海设局负责办理挑选幼童赴洋事务;在上海、宁波、福建、广东挑选聪慧幼童;年龄在十三四岁到二十岁;读过几年中国书,家庭不反对,并且经考试合格者方能留洋;每年选三十名,连选四年;学期十五年,学成后每年回华三十名,由驻洋委员根据各人所长安排工作;官费留学,不准在外洋入籍逗留,也不准私自先回另谋职业;赴洋学童入学之初所学书籍、专业,由驻洋委员列册登注,四个月考验一次,年终注明等第,报到上海 。一八七二年第一批幼童三十人赴美留学,容闳和陈兰彬为监督。随后清政府又连续三年选送九十名幼童赴美。留美幼童首先学习语言,住在美国人家中,同其子女一起读小学、中学。幼童三个月去“出洋局”(容闳等人创办)一次,专门学习华文。一八八一年,由于华人监督陈兰彬、吴子登对留美学生的思想开放不满,上书告状,加之美国又推行排华政策,不允许华人进美国的海陆军军官学校深造,故清廷解散“出洋局”,撤回全部留美学生。除病故和其他原因未归的二十六人外,其馀九十四人分三批回华,分别被送往福建船政局、上海机器局、天津水师学堂等处。
    受幼童留美一事启发,一八七三年船政大臣沈葆桢与陕甘总督左宗棠联衔上奏,递呈《船工将竣谨筹善后事宜折》,请求朝廷批准送船政学堂前学堂习法文学生之聪颖且有根柢者留学法国,究造船之方及其推陈出新之理;送后学堂习英文学生之聪颖且有根柢者去英国留学,究驾驶之方及练兵制胜之理。由于日本侵台事件发生,此事未成定议。一八七五年春沈葆桢派船政洋员日意格回法国采购挖泥船、铁胁及新式轮机,趁机挑选前学堂学生魏瀚、陈兆翱、陈季同和后学堂学生刘步瞻、林泰曾随同前往英法游历学习。
    一八七六年《船政生徒出洋肄业章程》出台,规定:奏派华、洋监督各一员,随同出洋,会同管理留学事务;选派驾驶学生十二名,制造学生十四名,制造艺徒四名,分别赴英法留学,计满三年为限,以制造者能放手造作新式船机及全船应需之物,驾驶者能管驾铁甲舰回华,调度布阵丝毫不藉洋人,并有专门洋师考取给予确据者,方为学有成效;上述两项学生内如有愿学矿务、化学及交涉公法等专业者,由两监督会商挑选,分别安插学习;留学生于闲暇时须兼习史鉴等有用之书,并由华监督定期调考华文论说,以期明体达用;两监督及各项生徒自出洋以迄回华,均须详注日记,每半年汇送船政大臣查核,再由船政抄咨南洋大臣复核。此外,《章程》对华、洋监督的责任、留学生的待遇以及应遵守的纪律、进入院校学徒和赴厂上舰学习的先后顺序等,都作了明确规定 ,较留美计划更为严密细致。
    同年十一月,船政学生赴欧留学计划得到朝廷获准。一八七七年第一批海军留学生赴欧,监督为李凤苞和日意格。一八八一年前学堂八名学生,后学堂六名学生获准出洋留学。由于李鸿章临时从后学堂选调四人分赴天津水师学堂和“威远”号练习舰充任教习,故第二批留学人数为十名。一八八六年又有三十三人留学欧洲,此为第三批留学生。 
    从一八八〇年开始留欧船政学生先后学成回国,被分配到北洋海军和海军学堂。一八九四年甲午战争爆发,清朝战败,经营数十年的海军全军覆没,派遣船政学生赴欧留学之事停止。
    甲午战争前中国曾有四位留美女学生,她们是金雅妹、柯金英、康爱德、石美玉。四个人都学医,除金雅妹是自费留学外,其馀三人皆由教会资助。学业完成后,全部回国行医。         

    近代日本的留学始于德川幕府时期。为了创建海军,“尊王攘夷”,一八五五年永井岩之丞“拟请遴遣学生游学海外” 。七年之后,日本开放海禁,幕府向荷兰派遣十二名留学生,主要学习军事学和自然科学,年龄在二十岁左右,由中村正直和川路太郎二人负责监督,学制二年。一八六三年长藩派五名学生留英。一八六八年萨摩藩派七名学生留英。
    一八七〇年日本制定了《海外留学规则》,次年颁布的《学制》也列有留学生条款。明确规定“留学生无尊卑之别,上至皇族,下至庶人均可”,留学生分官费和私费两种,官费学生中的“华族留学生,由太政官选派,大学生由大学选派,士族庶人由府县厅遴选”。遴选标准是:通晓派往国语言;“禀性诚实,思想敏锐者”;年龄在十六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但有非凡俊才者,不在此限”;官费留学生还分为初等和上等,初等为中学毕业,上等为大学毕业;留学生年限,一般为五年;对留学生的纪律要求严明,凡有“污辱国体者”、“懒惰或有不轨行为者”,一经查知,立即召还,并给予应有处分;临行前还要对神宣誓,保证报效国恩,不玷污“国体”;留学生的任务是:熟悉各国“国体、政治、风俗、人情”,研究其文化制度、科学技术,以达到“鼓舞日新之民,赞助开化之运,助国家于兴隆,期皇谟于久远”之目的 。
    一八七一年大臣岩仓具视率四十八人组成的大型使节团去欧美考察,随行的有五十九名华、士族出身的留学生,其中包括五名女留学生。同年明治天皇敕谕华族,奖励留学。一时间全国上下争相出国,出现留学热,有人称此为“留学万能时代”。这期间留学人数猛增:一八六八至一八七〇年共派遣留学生一百七十四名,一八七三年增到三百七十三人,其中官费生二百五十人 。
为了节省经费,提高留学生质量,一八七三年政府宣布停止派遣官费留学生,并将已派出的官费留学生全部召回,实行“贷费留学生规则”,即由开成学校(后来的东京大学)严格遴选,对优秀学生采取贷款形式派往国外,学期五年,归国三年后偿还学费。依此办法,当年开成学校选出十一名优等生分赴美、德、法。一八七六年选送十人。一八七七至一八七八年由于爆发西南战争,停止派遣留学生。一八七八年政府对贷费留学生条款又作了改动,
    允许贷费留学生自己选择留学年限,每年贷款一千元以下,回国后二十年内还清 。接下来的三年共有二十名贷费留学生先后出国。
    为了加强国家统一管理,有计划地培养人才,一八八二年日本政府制定了《公费留学生规则》,规定:东京大学毕业生中之有望成才者,由文部卿为其选择留学国家、学科、年限,费用由政府承担,学成归国后由国家安排工作。一八八四年文部省规定,东京大学教员任职五年以上且自愿从事学术研究者,允许自费留学一年或一年半。一八八五年日本《公费留学规则》再次修改,规定东京大学和外交部所辖学校的专科毕业生可以出国留学。然而当时每年外派的人员很少,一般不超过十人。一八九二年天皇敕令更改文部省外国留学生规则,扩大选拔范围,规定文部省可根据学术技艺研究的需要,在其直辖的学校毕业生中选二十二人出国留学,其留学年限和回国服务年限由文部省决定。
    军事教育是甲午战前日本留学教育的重要内容。一八六九年日本政府派山县有朋、西乡从道去欧洲考察兵制。一八七〇年海军兵学察生徒前田十郎右卫门和伊月一郎随英舰航行,时间为三年,学习航海技术;一八七一年兵学奈生徒八田裕次郎、赤岭五作等留学法国;同年六月,炮术军校的平原秀次郎、造船局的丹羽雄九郎去英国留学;八月,海军生徒坪井航三到美国亚细亚舰队的旗舰上学习驾驶;九月,森田留藏到美国学习海上炮术。当时军校留学生中,除公费外还有十六人是以自费和藩费的形式去美国留学,目的是研究海军军制和战术,后来成为海军中将的男爵松村淳藏就是其中的一个。一七七三年“海军兵学海外留学生规则”出台,规定海军留学生全部由海军省管理。    

    下面从背景、思想、过程、作用四方面对中日留学教育作一比较。
背景  
    中日留学教育产生的背景相似,皆产生于西方列强侵略和国内矛盾激化之下,所谓内外交困。
十九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中国经历了三个重大事件:西方列强发动的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鸦片战争清政府败于洋人船坚炮利之下,被迫签定不平等条约,割让领土,开放港口;在对付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过程中,清政府借助洋人提供的洋枪洋炮,镇压了起义。鸦片战争的失败,不仅使清政府品尝了落后挨打的苦果,也体会到了近代生产技术和武器装备对封建统治的重要性,于是产生了向西方学习的念头,希望用洋人的武器和技术来对付洋人的侵略。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以奕訢、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首的军政要员开始倡导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引进武器装备和生产机器,改革海陆军的训练及体制,加强海防建设。洋务派最初的作法是“模仿”洋人设局建厂,购进制造舰炮的机器进行仿造。造“制器之器”,需要培养“制器之人”,于是伴随着第一批洋务产业的出现,培养从事洋务人才的学校也应运而生。但是,由于国内办学受信息来源、师资水平和实习场地的限制,具有局限性,“即使仿循新式,孜孜效法,数年而后,西人别出新奇,中国又成故步,所谓随人作计终后人也” ,不能满足洋务运动的需要。鉴于此,清政府于七十年代初作出向西方派遣留学生的决定。
    十九世纪中叶以前,日本处于幕府统治之下,推行”锁国”政策:国家之间的交往仅限于幕府与朝鲜交换通信史;严禁渡海出国;严禁基督教传播;限制对外贸易。西方列强在侵略中国的同时也把目光对准了日本,俄、英、法、美频频“拜访”日本,紧锁的国门被打开,签定不平等条约、划租界、开洋行、建兵营。日本在遭受侵略的同时,国内矛盾也日趋激化:各藩欲脱离幕府控制,寻求自治;下层武士对地位低下不满;农民起义连年不断。面对困境,一八六八年新上台的明治天皇进行维新改制,提出“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三大政策,其中“富国强兵”是目的,以“文明开化”和“殖产兴业”为手段。手段的运用离不开向西方学习,因此,新政府成立不久即在施政纲领《五条誓文》中提出“破旧来之陋习”、“求知识于世界”、“教育为本”,随后对教育进行改革,制定了发展留学教育的政策,掀起全国出洋学习的高潮。
    中国鸦片战争的失败也使日本政府认识到,若想避免重蹈中国的覆辙,只有求学海外,增强国力,才能抵御侵略。
思想  中日留学教育思想形成的过程相似,都经历了对西方文明由排斥到接受的过程。但是,由于民族心态、文化背景的差异,中日留学教育思想产生的时间早晚和深刻程度不同。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人一直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富有智慧的民族,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面对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一些清醒的中国人认识到失败的原因在于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西方列强的胜利靠的是坚船利炮,要想制服夷人,不被侵略,必须学会造船造炮。因此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这就是最早的西学思想。
西学思想的出现遭到清朝守旧派的强烈反对,认为一旦引进西学,势必会影响信仰,动摇统治,甚至宣称“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否定西学的作用。面对守旧派强大的势力,洋务派打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旗号,只学西方的实用技术,人文、政治、宗教不予涉及。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甲午战前的留学生绝大多数学的是军事及自然科学。
    日本与中国相同,西学思想也是在遭受失败之后产生,而且一经提出立即遭到封建保守势力的反对。然而,在日本西学思想形成所用的时间和遭到反对的程度远不及中国。其原因是日本为岛国,自身具有局限性,历史以来一直通过海上交通与别国交往来发展,经常碰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并习惯于接受,如果把中国文化界定为“发生型”,那么日本便是“摄取型”,善于吸收别国文化并对其进行加工变成本民族的东西。从其有历史记载到明治维新以前的一千多年间,日本一直是靠摄取中国文化而获得发展。“摄取型”的文化决定了日本人对外来文化不排斥,对中国文明如此,对西方文明也如此。所以在日本国门被打开后,日本对夷人侵略行径的反感很快转变为对其文明的兴趣,像以往对待中国文化一样,日本人积极主张加强同西人的接触,希望通过把西人引入内地和把国人送出海外的形式,尽快把先进的西方文明吸收过来,充实自己,以免被“万国大世界”所排斥,最终不能进入文明世界。
    这种思想的提出遭到保守的“攘夷”派反对。“攘夷”派将中国儒教思想作为武器,反对日本西学、西化,尤其反对学习西方的宗教,因为基督教主张人人平等,不符合日本幕府乃至天皇封建统治的需要。后来“攘夷”派在确实感触了西方文明之后也发生了变化,不再全面否定西学,认为“西土之邦,智巧开,制度章典焕乎可观。则资彼有馀以补我不足者,亦天地之常理,而圣知之用心也” 。由完全“攘夷”变为部分“攘夷”,主张“东洋道德,西洋艺术”。这同中国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貌似而实异。道德和技术可视为并列关系,而中体西用则有主次之分。因此可以说,日本对于西学的态度较中国更为积极。
过程 
    实施时间。中国近代的留学教育开始于一八七二年,清政府向美国派遣第一批留学幼童。这是在中国被迫开放海禁的三十年之后,距第二次鸦片战争也有十馀年时间。严格意义上说,留美幼童还算不上留学生,他们到美国只能先读小学。清朝第一次有计划地派遣留学生的时间应该是一八七七年,福建船政学堂学生首次赴欧留学。
    日本留学教育开始的时间较中国早。一八六二年德川幕府向欧美派出第一批留学生,这是在日本遭美舰进攻被迫打开国门的八年之后,比中国派出第一批留学生早十年。在中国第一批海军留学生未抵欧洲之前,清朝驻英公使郭嵩焘一八七七年在《伦敦致李伯相》一文中就提到,当时“日本在英国学习技艺二百馀人,各海口皆有之,在伦敦者九十人”。可见一
九世纪七十年代日本的留学教育已经大规模启动。
派遣人数。
    近代中国大批派遣留学生的活动主要有两次:一八七二至一八七五年,派往美国的幼童共一百二十名,福建船政局在一八七七年、一八八二年、一八八六年派往欧洲留学生共七十三名。除此之外,一八七六年李鸿章派七名陆军军官留德,再加上早期容闳等三名留学生,金雅妹等四名女留学生,共二百零七人,这是甲午战争前中国的留学生总数。
    同时期日本的留学生人数远远超过中国。从开放海禁到明治维新之前,由德川幕府和各藩派遣留学生一百四十馀名 ,明治维新初期留学生人数增多,一八六八年至一八七〇年有一百七十四名,一八七三年增到三百七十三人,后经调整每年派遣人数有所下降,一八七四至一八九四年共派遣留学生三百八十五人 。综上所述,甲午战争前日本共派遣留学生近九百人,是中国的四倍多。
派遣国家。中国留学生留学的范围较小,只限于美、英、法、德四国,德国只有七人,其馀全在美、英、法三国。
    日本留学生派遣的地区较广,美、英、德、意、法、荷、奥、西、葡、俄等国都有日本留学生 。
学习内容。
    中国留学教育实用性较强,为了加强海防,发展洋务,派出去的留学生大多主攻军事及其相关的科技专业。在福建船政学堂三期留学生中,学习矿务的八人,学习语言和法律的十一人,学理化、气象的十一人,其馀五十三人学武器、舰船制造与驾驶。
与中国留学生相比,日本留学生涉及的专业和科目要丰富得多,从饮食服装到铁路电信,从自然科学到政治法律,从农业到商业,从民用技术到军事指挥,无所不包。当然,同中国一样,军事及其相关的科技也是当时日本留学的重点。
教育经费。甲午战前清朝的留学生多为官费。在《挑选幼童赴泰西肄业章程》中规定,一八七二至一八七五年赴美的留学幼童每人来回路费及服装银七百九十两,每年驻洋房租、生活费、学费四百两,每月监督、翻译、教习人员工资一千七百二十两,四年共计费用一百二十万两(因留学生提前撤回,实际花费没有这么多),全部由政府从每年的江海关洋税中指拨。福建船政留学生因每次派遣人数不定,地区不一,学制有长有短,其费用没有统一标准,“所需经费,由闽省额拨南、北洋海防经费酌提动用。旋议定闽省厘金项下筹银四分之二,按着章程分年汇解。” 
    甲午战争前日本的留学生分为四类:官费、藩费、贷费、自费。为了有计划培养人才,一八八一年公费留学再度恢复。日本留学生中官费比重较大,军校、师范院校和开成学校的留学生基本都为官费。一八七三年日本政府支付的留学费用最多,达二十六万元,占文部省总预算的百分之十八。多种渠道的留学推动了日本留学教育的发展。
作用  甲午战前,清朝派往国外的留学生,经过数年努力,学成归国,报效国家。学习军事专业的留学生独立设计、制造舰船;监督从国外订购的舰船的质量;驾驶和指挥军舰;充任船政学堂教习以及参与海军章程制定等,推动了海军的发展。学习自然科学和民用技术的留学生,建铁路、开矿山、开设电报专线等,促进了国家经济的发展。留学生中思想活跃者,通过撰写论文、翻译外国著作介绍资产阶级思想,通过翻译民族文学作品向国外介绍中国,促进文化交流和思想发展。
    日本由于留学教育实施时间早,留学人数多,学习范围广,其影响更为巨大。留学生除在许多行业中起着骨干作用外,还参与了国家体制的重大改革。从伊藤博文、井上馨、森有礼这样的政治家、思想家,到西乡从道、东乡平八郎、大山岩等海陆军元帅、将军,无一不是留学教育的结果。他们留学海外,学习吸收外国先进的思想和制度,回国后对日本旧有的封建体制进行全方位改革,加速了日本近代化的进程。明治维新前后日本的巨变,以至中日甲午战争的胜利,都同这一时期留学教育的成功密不可分。
    同日本相比,近代中国的留学教育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封建科举制的束缚。十九世纪中叶中国虽然随着洋务的出现产生了一些具有近代性质的学校,但科举制仍是社会教育的主流,具有很大的诱惑力。许多人认为读书考科举才是正经之事,搞洋务读洋书是歪门邪道,加之当时对西洋缺乏了解,出国留学顾虑重重,导致留学生源不足。一八七二年中国第一批赴美幼童的人数仅为三十人,但在大陆还未招足,不得不到香港增补。而日本在明治维新前推行的是武士世袭制,下层武士由于社会地位低,没有出路,纷纷投身西学,希望通过留洋出人头地。第二,缺乏相应的近代教育体制。由于科举是教育目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学校大多为科举考试而设,学习的内容都是同科举有关的经书籍典,缺乏反映近代文明的科学知识,连同文馆这类为同国外交往而建的新校,也只增加了外国语言的课程。所以中国派出去的很多留学生,短时间内难以适应国外学校的要求,基础不好,学习吃力,不能完成留学任务。日本则不同,一八七二年颁布《学制》,后又经过修改颁布《增补学制》、《教育令》,在国内建立起与西方相近的教育体制,推广普及教育,各级各类学校为留学教育提供充足的生源,保证了留学生的质量。第三,留学缺乏统一规划。近代中国采取的几次派遣留学生行动,都是由地方大员直辖的地方性教育机构和洋务派官僚创办的海军学校发起的,具有集团性和地方色彩,缺少明确法规和统一计划,全凭当政者一时喜好和地方财政收支而定,盲目性和随意性较大。日本则做了充分准备。一八七四年颁布的《增补学制》就制定了“留学生规则”,对留学工作做了统一规划和管理。后来又多次修改规则,直至完善。第四,对归国留学生不够重视。受封建思想制约,很多人认为出洋留学就是“洋鬼子”,就会“以夷变夏”,因此留学生归国后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一八八一年从美国撤回的留学生因为不被理解,甚至受到软禁的对待。后来的海军留学生虽然第一批归国后受到热烈欢迎,“南北洋争先留用,得之唯恐落后” ,但后两批却遭到冷遇,没有得到适当安置,人才流失。即使被任用也只是承担具体事务,没有一人担任决定国家方针政策的要职,这同明治维新时期作为杰出代表活跃在各界舞台上的日本留学生相比,差距实在不小。甲午战后闽浙总督兼理船政大臣边宝泉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对此方面的论述一语中的,“日本现在执政大臣,多与我第一届出洋学生同学肄业,岂中国学生资质尽出人下哉?盖用之则奋发有为,人人有自靖自献之恩,不用则日就颓落,人人有自暴自弃之境” 。
    当然,日本战前的留学教育也非尽善尽美,也存在盲目、肤浅、照搬照抄等问题,但这不妨碍它成为一段成功的教育历史。开放的留学教育带来一个崭新的日本,这一点不容置疑。世界任何国家或民族都非完美无缺或一无是处,总有值得他人学习的骄傲和向他人学习的必要。只有不断地采他人之长补己之短,才能获得真正发展,此乃留学教育之所在。                                    

 

 
 
总机:0411-39662300  邮政编码:116012  传真:0411-39662300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长白街7号  版权所有:大连图书馆
辽ICP备0501808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