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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与渤海关系的珍贵文献 |
| 作者：孙绍华 |
渤海国接受唐王朝的册封是在唐睿宗先天二年（公元七一三年），当时唐王朝特派“敕持节宣劳靺羯使鸿胪卿崔忻”为专使，在完成使命的归途中路经旅顺口时，特意“凿井两口”，并题记其事，刻石“永为记验”，史称“鸿胪井题记刻石”。这是唐与渤海关系史上最早的信物，也是辽东半岛上最有价值的石刻，更是可与史书相互印证并可据此记载以纠正、弥补史书谬误与缺失的重要历史文献。一千多年以来，在原石上下前后左右题记补刻者甚多，除有七则题识因漫漶剥蚀已难辨认外，尚有大致或完全可以辨认者达五则之多。但不幸的是，日俄战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旅大，日本镇守使中将富冈定恭公然将此石刻掠夺至东京，至今存放在日本皇宫内的建安府前院，称作“唐碑亭”。自此以后，多少日本人写文章研究、考证， 赞美掠夺者的功勋，以主人的身份自居而恬不知耻。最令人气愤的是，去年夏天，大连电视台记者专程去采访时，竟无理地遭到拒绝。非但石刻不得一见，而且任何有关的资料也不肯提供。更令人难以容忍的是，他们居然恶狠狠地质问：“你们要干什么？！”这种强盗嘴脸使我们不禁联想到：难道被掠夺去的国宝不应归还么？
我在二十年前曾写过一篇关于这一石刻的考证文章，现在看来，有许多应该补正的地方，故而另写此文，希望能引起重视，从而考虑所有被掠夺的国宝如何通过法律的程序合理地归还等问题。
一
在唐代国内少数民族所建立的地方政权中，渤海国是势力最大、辖地较广、年代悠久到几与唐王朝相始终的一个大的藩属。但除了唐代史书上少量有关记载以外，《渤海国志长编》乃后人所作之史料辑录，而传世之文献与文物也为数不多。迄至今日，最有价值的文物当首推原在旅顺口黄金山下的鸿胪井题记刻石。因为它是唐王朝与渤海国政治关系史上的重要信物，它具有多方面的历史文献价值。
渤海的祖先历史悠久，商代称肃慎，汉称挹娄，北魏时称勿吉，隋唐因“勿吉”音转而曰靺羯，“羯”又因与“鞨”形近而讹变为“鞨”。至唐王朝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之后，才有渤海之称。
先是，大祚荣曾于武后圣历年间自立为振国王。唐中宗即位后，曾“遣侍御史张行岌往招慰之”，表现了唐王朝对国内部族的尊重；大祚荣也“遣子入侍”，表示渤海已正式接受了与唐王朝的领属关系，但当唐朝将派使者册立封号之际，恰值突厥与契丹在边境上的战争连年不已，以致“使命不达”。及至“睿宗先天二年遣郎将崔訢往，册拜祚荣为左骁卫员外大将军、渤海郡王，仍以其所统为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从此，在我国的历史上确立了渤海郡的称号。而后，渤海郡每年都遣使“朝贡”，并经常派遣学生到长安，入太学学习，在很多方面都仿效唐制，受唐文化较深的影响，遂使渤海郡的农业、手工业都有很大的发展。（以上引文皆见《旧唐书•北狄传•渤海靺鞨传》）。
崔忻对于接受这次建立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政治关系的使命，自视非同一般。所以，在他完成这次使命之后，归途路过旅顺，特在旅顺黄金山下，凿井两口，并刻石记事，“永为记验”。石刻的原文是：
敕持节宣靺羯使
鸿胪卿崔忻井两口永为
记验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
石高市尺一尺六寸，宽一尺一寸九分。三行，第一行八个字，第二行十个字，第三行十一个字，共二十九个字。书法苍劲遒丽，有北碑的刚健之风，颇具古拙韵味。在唐代楷书中属于独具风貌者。这一石刻在旅顺经历了一千多年的沧桑，受到历代的重视，留下了许多题识，分散刻在原石的上、下、左、右及背面。其中有七则题记因风化剥蚀已难辨认，尚存五则分别为依稀可辨与完全可以诵读者。比如：（一）明代“嘉靖十二年三月十二日布政司右参议姑苏查应兆记”，刻于原石下方，文中残存“观风访古，临黄口井，登奇石，因得览唐崔鸿胪故迹”字样。（二）明万历题刻，残存“万历”“井”字及“开元”诸字，已难知具体年月及题者姓名，刻于原石背面右部。（三）清代“乾隆四年岁次己未秋七月二十八日记”，题者为额洛图，刻于原石右侧。（四）清“道光二十年秋九月督兵防堵英夷，阅视水阵，见有巨石一方，开元崔公题刻尚存，因随笔以志。嘱水师协领特贺觅匠刻以镌垂其永。”后署“太子少保，盛京将军宗室耆英书”，刻于原石正面右上角。（五）清末刘含芳在原石正面崔忻题刻左端补刻一段长文：
此石在金州旅顺海口黄金山阴，其大如驼。开元二年至今一千一百八十二年，其井已湮，其石尚存。光绪乙未冬，前任山东登莱青兵备道贵池刘含芳作石亭覆之并记。
这是最后也是最完整的一则题记。刘含芳是安徽贵池人，光绪八年任旅顺北洋海军营务处处长，兼旅顺船坞工程总办。在旅顺期间，曾留心文物古迹的保护，故有此题识。
日俄战后，帝俄战败，日本侵占了旅大。旅顺海军镇守司令长官中将富冈定恭，在他到任的当年（清光绪三十四年，日本明治四十一年，公元一九〇八年）即将此刻石掠运至东京，而于旅顺原址立一“鸿胪井遗迹”石刻以掩盖其强盗行径。日本文人学者对此石刻，据说“在许多书中都被大家赞扬，这已成为史家的常识。”（引见渡边谅《鸿胪井考》）他们俨然以石刻的主人自居。而时至今日，真正的石刻主人希望一见原石而不可得，公理何在？
这便是国宝鸿胪井刻石的沧桑史。
二
这一珍贵文物具有着多方面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须从几个角度去考证和认识。
第一，是对渤海建国有着划时代意义的证物。
崔忻一行使节此次出使渤海，在唐王朝与渤海的关系上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这有力地表明，大祚荣所率部族的兴起和强盛，唐王朝的态度是支持和承认的。专派使者册封，除保留大祚荣原有的忽汗州的领地外，加上忽汗州都督的头衔，既使其合法化，又表示了尊重。而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比起原来的自称振国王就更具有地方特色。这一举动，加强了中央和地方的行政联系，促进了国内各兄弟民族间经济和文化交流。自此以后，渤海国才被世人所知，载入史册。所以我们说，旅顺鸿胪井题记刻石是这一历史关系的不可多得的验证。
第二，石刻的文字内容可以纠正《唐书》对这一事件记载的疏漏和缺失。
唐王朝对于这次派遣使者是极为重视的。据前引《旧唐书•北狄传》所记，睿宗先天二年遣“郎将崔訢”往渤海册封大祚荣，可见这个崔忻的原职是“郎将”，但是，这一刻石却清楚地标明使者的官衔是“鸿胪卿”。按唐代的官制，“郎将”是不能担负“诸蕃封命”职务的。那么崔忻“敕持节宣劳靺羯使、鸿胪卿”等职，就是专为担负此次册封大祚荣的使命而加衔。按唐制，鸿胪卿掌管出使封拜事，据《新唐书•百官志》记述：“鸿胪寺卿一人，从三品，……掌宾客及凶仪之事。……诸蕃封命，则受册而往。”这正好说明崔忻的出使特加鸿胪卿衔是符合官制的。由此可知，《唐书》所记，是崔忻未出使前的官职；碑文所刻，则是出使时特授的职衔。二者非但不矛盾，也可以印证《旧唐书》所记原属未错，只不过不够完整罢了。通过这一对比，就更可以看出石刻文物对于印证、补充、纠正史书讹失的作用是必须重视的。至于《旧唐书•北狄传•渤海靺鞨传》所记之郎将为“崔訢”，而此刻石为“崔忻”，这大概是由于“訢”“忻”二字音同形近而史书误记。刻石是崔忻直接所辖的事，不致有误，而且寥寥二十九字，何至把特使的名字刻错，当然应以刻石为准。
值得特作说明的是，石刻中用“靺羯”而不用“靺鞨”与习惯用法和史书的记载不一致。这在上文已略有论及，但须作进一步的论述。按渤海的先人在北魏时有“勿吉”之称，“勿吉”与“靺羯”音近，故演变至此。此皆从满族语言之“窝集”（意为森林）转化而来，意思是说，渤海人是森林中的部族。至于“吉”字转化为“羯”字，盖因传统所说“五胡”族中有羯族，故以“羯”代“吉”。而“羯”又讹变为“鞨”，这是受上面“靺”字的“革”旁所株连而产生的文字类化所致，有如“鳳皇”的“皇”字受“鳳”字的株连而讹变为“凰”字的道理是一样的。这是从声韵和语源上的推断。从另一面考虑，石刻中所用的“靺羯使”是唐王朝派崔忻为特使时所加的封号，崔忻不会也不敢写错字；何况他完成使命归途中岂能把出使的国家名子都弄错？由此可以断言，“靺鞨”应是“靺羯”，即使《唐书》和字书、辞书中皆作“靺鞨”也不足为训。
第三，刻石纪年可与《唐书》有关记述相印证。
关于册封大祚荣的年代问题，《旧唐书》所记与刻石所载似有不合。关于大祚荣自立为振国王事，据《旧唐书•北狄传》载，大祚荣于武后圣历中自立为振国王。武后圣历共二年，此事属于元年或二年则不可考。但据日本史学家菅原道真等在日本宁多天皇宽平四年所修之《类聚国史》卷一九三所记，日本文武天皇二年（公元六九八年）大祚荣始建国渤海。和铜六年受唐册立。日本文武天皇二年即唐武后圣历元年，那么大祚荣的称王就是在圣历元年。渤海与日本邻接，而历史家菅原道真又是和渤海使者曾有过多次接触的学者，所得的消息当属可靠。而且《类聚国史》的成书也在《唐书》之前，至于受封册立之和铜二年（公元七一三年）即唐玄宗开元元年，则又似与《旧唐书》所记之“睿宗先天二年”不合。与碑石所记之“开元二年”亦差一年。事实上，是没有什么差误的。据清赵翼《甘二史劄记•太上皇帝》所记：“中宗为韦后及安乐公主所弑，韦后临朝。临淄王隆基率兵讨乱，诛韦氏及安乐公主，于是睿宗即皇帝位，立临淄王为太子。先天元年，立为皇帝，听小事；自称太上皇，听大事。明年，诏归政于皇帝，是为玄宗。”可知睿宗在位时玄宗已为皇帝。而所谓的“明年”即先天二年。按《唐书》所记，此年十一月改元开元，即所谓“归政于皇帝”。则先天二年即开元元年（公元七一三年）。因此，《旧唐书》所记年代，可能是崔忻出使时尚在十一月未正式“归政于皇帝”亦即改元开元之前。而刻石是在完成使命归途经过旅顺口的时候，实际只在改元开元后的六个月，这是因为崔忻此次出使的途径不是从长安沿古长城路线到东北，而是从山东登州乘船渡海到旅大，再自旅大北行至渤海（当时大祚荣据东牟山，即今吉林敦化境内）。在当时交通条件下，往返不过半年左右，完成使命后回到旅顺口，此时已是开元二年五月，也是合乎情理的。
从以上简单的论述中可以证明，旅顺口鸿胪井题记刻石在唐与渤海政治关系史上的重要意义。它不仅是一件珍贵的历史文物，而且是具有多方面历史文献价值的国宝。二十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考证文章，但那时由于许多有关资料被封锁在掠夺者手中，我们无从掌握。现在根据几方面的文献重写这篇文章，一则希望对渤海国的研究有所推进，但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一石刻的不幸经历使人们深刻地认识到，一件珍贵文物的遭遇，往往也与这个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是发人深省的惨痛教训。二则也使我们必须进一步考虑如何将被侵略者掠夺的文物通过外交和法律的手段抓紧索还。古人说得好：“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当事人大多渐趋凋零，而岁月是无情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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