煌煌祖宅

　　关于肃慎氏
　　真正地贴近了东北的山林和平原，才惊心地感觉到它的神秘和不可思议。一路走着，突然就能拣拾到某个民族扔在历史上的那些散乱的碎片，由那碎片，就可以拼接出一个不完全是喜也不完全是悲而是悲喜交加的故事。
　　那被匈奴追杀得无路可逃的鲜卑人，在大兴安岭密林深处自己舔干了自己的血迹，一番休养生息之后再次出山，经过一代一代的跋涉，终于登上了中原的政治舞台。他们通过云岗石窟大佛的嘴角，流露了这个民族内心谁也猜不透的笑。
　　那个在草原上长大的耶律阿保机是契丹人的太祖，没有他，就没有那支烟尘如浪震撼整个北方的马队，也没有至今仍遍布北方自成一格的辽代砖塔，以及塔尖上清脆的风铃。
　　那古老的额尔古纳河边，曾经站着个总是眉头深锁总想报杀父之仇的铁木真。谁能想到他就是后来创建了蒙元帝国的成吉思汗！他和他的子孙们挥舞着上帝之鞭，几乎踏平了亚欧大陆……
　　这都是从大东北出发的队伍。他们都无一例外地骑着马，来势汹汹，把那英雄狂野之气张扬到了极致。然而可悲的是，他们又都无一例外地被中原以深厚的文明和儒雅的风度从马上拉下并打翻在地，而且从此就再也没有站立起来，再也没有续写关于骑手的新的神话。
　　只有肃慎氏源远流长。
　　去年春夏之际，当我沿着我自己选定的那条线路，在大东北里面寻找那些让我陌生又让我感动的历史风景时，肃慎氏像一位慈祥资深的长老，带着我在岁月的密林里穿行。
　　以前只是简单地知道，在商周的时候，大东北有一个游牧民族叫肃慎。如果他们不是经常地向周王室献弓矢大麈之类的贡物，就没有孔丘那一番绘声绘色的聒噪，中原人就不会知道那片冰天雪地那片大森林里还有这样一群粗野的猎人，中原的史书上也压根就不可能出现他们那怪怪的名字。他们因为朝贡，而在历史上给自己开了一个户头。那时他们不仅没有文字，也没有参加过中原的战争，天长地久地游荡在那片苦寒之地。他们未必懂得什么叫贡物，什么叫君臣之属，只是像走亲戚一样，送你周家一只麈。他们猎的麈太多了，跟你共产主义一把。这种慷慨有时就做得过分，那西晋已下台靠边了，那东晋已偏安江左了，那中原已改朝换代大乱了，他们仍一如既往千里万里追着去送。最可笑的是那些中原人，一向自我感觉良好，只要有人给东西，就以为是归附臣服，就吩咐史官记上几句骄傲自满的话。这真是小看了这群骑马射猎的人，以后的历史表明，他们并非没有心机，欲取先予，那时候他们还正在马背上练习箭法，一旦兵强马壮，他们便会杀将过来，让中原到处都践踏上他们的铁蹄，还要骑在你的脖子上称王。
　　这当然是后话。从肃慎到挹娄、勿吉，他们在中原人眼里就是来朝来宾来服。他们在自己的家里则是自由自在，游刃有余，驰骋无羁。男人打猎女人采集，强壮的臂饱满的乳，是泉，是雄厚的铺垫，是一个民族的底气，让子孙后代受用不尽。
　　 我之所以对这个民族怀有崇敬，是因为如果把它比作一条河，它在断断续续的流淌中，居然有过三次瀑布般的辉煌。末喝时代的渤海国，女真时代的大金国，满洲时代的大清帝国，那每一次的激情喷溅，都是照亮中国的那种光芒，让我对茫苍苍黑油油的大东北刮目相看，对那些短命的马队抱有悲悯。
　　原以为，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便覆盖了整个华夏。走过东北才知，如果以黄河为轴心，黑龙江与长江一样，是中原文明的另一翼。只是我们没有像对长江黄河那样，认真关注过它那曾经雄壮的飞翔。那些日子，我几乎是一口气走完了肃慎民族遗留在黑土地上的祖宅。当我睁大了眼睛去打量那些曾经繁华的都城遗迹，这个民族本身所具有的巨大的传承力量，更让我震颤不已。
　　祖宅之一：龙泉府
　　渤海原本在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之间，唐玄宗却把渤海国封在了牡丹江边，可见东北在长安的眼中是多么的模糊和遥远。
　　那天早晨，我从牡丹江市内乘车去宁安，想在宁安寻访几位研究渤海的文化人。但是那幢散发着厕所味儿的供文化人坐着的旧楼里空空荡荡，我只好又重新回到街上，打听去往东京城渤海镇的长途汽车站。我背着行李，正在尘土飞扬的街上乱走时，一位老太婆赶着她的驴车拦住了我，丫头，一元钱送你到车站。有一种久违了的童年的快乐罩住了我，于是跨步上车，听凭老太婆敲打她的驴，在小城街道的正中央又扬起一股烟尘。
　　宁安的文化人都驻守在渤海镇。渤海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是不朽的一页，他们只能守在这里。这里让他们有话说，他们能把这里的一切说得绘声绘色，并且已经把字真句凿的历史说成了童话或者神话。我能理解。对文化人而言，有一个渤海，就有了如痴如醉的理由。
　　渤海镇是原渤海国都城上京龙泉府所在地。龙泉府虽已不见当年模样，却是中国现今保存最完好的中世纪古城遗址。它建在松花江与牡丹江的冲积平原上，近处三面临水，远处四面环山，西南是镜泊湖，西北是火山口地下原始森林。数千万年前的火山爆发，使这里成了一个民族的风水宝地。它的建筑仿唐都长安，它不可能不仿唐，那时它还不是一个国家，它只是大唐怀抱里一个有时乖有时淘气的孩子。那天我们就在它的宫城里小心地散步。其实只剩下宫城了，内城和外城只有通过远处残存的土埂，让它从那种空旷和荒芜里清新地升起。宫城却是让我恍如亲见了那座千年以前的历史殿堂。
　　他们就用火山爆发时流淌出来的玄武岩砌筑城垣，用它打磨廊柱、石灯幢、石龟、石佛。那近于黑色的玄武岩，显出游牧者的粗糙，却也散发着北方民族的那种大气，那种自然无雕的朴素，那种不拘的个性。然而即使是宫城，也已见不到一座完整的城门。它是一个布局，是一串足迹，是一场战火之后的余烬。那曾经辉煌了二百年的情景，只能从那一排排树根般的础石，从那仍有火迹的午门坎，从那石铺的路面上依然清晰的车辙里去感知。
　　可以想见，那是寒冷的东北最初的喧闹。中原人即使穿再厚的棉衣，也只能迎着大北风走到今天的朝阳和辽阳，曹魏毋丘俭恐怕是最早走进东北也是走得最远的中原将军，但他也只是把高句丽追杀到长白山脚下就掉回马头。大唐的君主也光顾过这里，但他们打完了高句丽，把弱小的末喝人从突厥和契丹的夹缝里衔出加封以后，也打道回府了。金光闪闪的渤海国上京龙泉府不是别人帮的忙，而是渤海人自己一砖一瓦完成的作品，所以它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不止如此，它也是当时世界最耀眼的一偶,东北亚第二大城市，海东盛国。除了长安，就是它了。那时的世界是空荡的，驿道漫长，天低野阔。但在那片凄冷的背景里，燃烧着一轮太阳，那就是渤海的城廓和人烟。它的朱雀大街，它的平民坊市，它的佛寺和学堂，吸引了世界的目光。有无数的人争先恐后走在去往这个城市的路上，通向它的每一条驿道从来就不曾空白，那是怎样一种生动！
　　几乎所有的渤海王子，都在长安浸染过大唐的风骚，有的竟成为温庭筠的诗友和莫逆。而大唐的使者崔忻从山东半岛乘船至旅顺至鸭绿江又北上渤海国，为的是看看你还是不是在老老实实做着大唐的子民，旅顺黄金山下的鸿胪井刻石，既是焦虑不安，也是由衷的牵挂。
　　我惊异的是，这个民族当他们认为自己还不够强大时，能不动声色地敛起翅膀，拼命吸吮大唐的乳汁，暗中却以一个国的野心，敞开大门与异族与世界交流。他们无数次出使日本或朝鲜，有时一个使团的人数多达几百人。从城市里边还延伸出一条车轮滚滚的契丹道，那条道也是相当忙碌的，曾经与契丹人打仗，现在的主题是以物易物商贸。这一切至少证明，大东北从那时起就不再是封闭的，它的城市感觉，它的贵族气息，从那时起就已经很饱满了。
　　遥远的天边，终于有了座皇都一样的城市，终于有了个可以从容地坐下来谈天说地载文载武的民族，这个民族终于完成了从野蛮到文明的跨越。
　　对于东北，渤海则是天赐的机会。当初的渤海人未必像现代人那么明白什么叫机会。但历史告诉我，没有大唐就没有渤海，大唐如一棵大树，这棵大树被五代十国们乱刀砍断之后，渤海也不再是一粒完卵。渤海的意义就在于，它在那个历史的缝隙，在那个高粱拔节的季节，不失时机地把自己托举起来给世界看。而当人们抬头看渤海的时候，不仅看见了一个民族深藏的不凡，也看见了整个东北。
　　龙泉府因此而具有恒久的魅力。
　　我是来瞻仰渤海文化的，如果我是今天渤海的文化人，我也会不离不弃地守在这里。不是看家护院的那种，而是以质疑的态度，追寻那座不该失落的仙邸，那一片不该塌陷的文明。
　　祖宅之二：会宁府
　　从哈尔滨到阿城铺上了高速公路。路两边是起起伏伏柔曼的丘陵，没有树，大豆高粱都刚刚发芽，视野开阔得像远古。此时的汽车如一匹茁壮的小马，我把自己想象成马上的骑手，想象成完颜阿骨打的士兵，在按出虎故地驰骋。
　　按出虎是阿什河的古称。阿什河至今还日夜流淌着，围绕出实际是个县的阿城市。在我的感觉里，阿城不过是一座地面上的城，虽有满街的金字招牌，明晃晃地惹了不少世人的眼，但毕竟显得肤浅了些。而那座已沉埋地下的金代故都会宁府，默默无语，却有举世的分量。
　　如果不是大东北经常刮大北赶子风下大烟泡子雪，如果不是总有人为的劫难，会宁府不会衰败得这么快，它也就不会是现存的唯一一座金代都城遗址。走近它的时候，初夏的阳光正与它温存，这可能是一年中最受宠的季节了。在我站的地方，有几座明显高的土包，这就是当年的皇城。南城和北城则只剩那一圈已看不出是墙的城墙了。城的范围太大，所以即使是墙内，看起来也是一望无际。田垅很长很直，清纯地种着大蒜。呼兰的大葱阿城的蒜。蒜是阿城的名产，皇城根的蒜价钱当然要更好，所以一望无际全是蒜。在大蒜中间，散发着许多的小村落。听说这些村民原先并不知道自己住在什么地方，后来人们在种大蒜时一不小心就拣到了一个金戒子，或者一面铜镜子，个个暗自高兴。因为这地方新名字叫白城，就有白城一年发一家的说法。究竟发了谁家，谁也不说。现在终于明白四周的土围子是保佑他们的大金之城，个个趾高气扬地高兴，年年种大蒜。
　　这是百姓的快乐。有着浓郁的大蒜味儿。
　　然而这毕竟是金源故都。拂去那片嫩绿的蒜苗，历史如铁。想当初，粟末末喝建渤海国时，黑水末喝是他的臣民。他们之间有过生死之争。然而我始终认为，当契旦人火烧龙泉府并强迫渤海君民南迁时，留在东北故地的黑水末喝心中便播下了一颗为自家兄弟复仇的种子。他们虽然转附于辽，但他们将自己的名字改写成女真。多少年后就出演了那惊人相似的一幕：你辽太祖不是让我渤海末君牵白羊穿素服出城投降么？我金太宗就让你辽国末帝按那个样子在我会宁府旁边金家太庙前袒背跪下。这绝不是一种巧合，更不是斗气，而是捍卫，是一种凝聚千古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让这个民族不断有未来。
　　面对空旷的大蒜地，我的眼前浮现出三个人的影子。一个是完颜阿骨打，一个是完颜兀术，还有一个完颜亮。他们三个串起来几乎就是一部金史。
　　我曾经感动于金太祖完颜阿骨打说的那句话。他选在大年初一早上登基称帝，那天早上他说，辽以宾铁为号，取其坚也。宾铁虽坚，终亦变坏，惟金不变不坏。金之色白，完颜部尚白，于是国号大金，改元收国。这是一个多么响亮的早晨，这个早晨多么具有诗意哲理，它给这个民族规定了一种境界，它使这个民族在宣布自立的时候理由充分，堂而皇之。中原人一惯叫四边的民族北狄南蛮东夷西戎，殊不知夷也有夷的追求。
　　更让我感动的是完颜阿骨打的朴素。他已当上了皇帝，仍然住在毡帐里。所谓“国初无城廓，星散而居，呼曰皇帝寨”。只设毡帐，毡帐就是他的临政之所。那些毡帐一定是雪白的，雪白的毡帐排列成一个寨子，寨子里住着开国之君。童话一般。住毡帐体现的是女真单纯简约的传统，完颜阿骨打始终是一个战士，始终是出发，直到死也没有一座皇宫（会宁府是他的儿子第二个皇帝太宗开建的）。所以他和他的子孙不仅可以灭辽，而且可以灭北宋，让中国在魏晋南北朝之后，再一次划分出南北朝。一个朴素的伟人，可以影响时代，造就历史，让你永远也忘不了他。
　　关于完颜兀术，始终是《说岳全传》里的印象。那本书是中原人写的，所以就把完颜兀术也就是金兀术写得青面獠牙，让我总觉得他跟我们不是一伙的，他是强盗。走到会宁府，我终于从近处细细打量了他。对于他的民族，他与岳飞是同一种高尚。他与岳飞的不同则是金主英明宋主昏庸，金兀术得以老死，而岳飞是被自己人害死。当然岳飞的死与金兀术们有关，要不是他和他们买通了秦桧，就不会发生风波亭冤案。而郾城之战后如果没有赵构的十二道金牌召回岳飞，如果岳飞不死，金兀术征战一生的英名，恐怕也就毁于一旦，因为打南宋的这支精锐部队已被岳飞几近击溃。在英雄时代，英雄与英雄是彼此成全的。
　　在我去会宁府遗址的前一天，有人掀了一块砖，发现一只锈迹斑斑的弩机。金上京博物馆的伊先生说，这个发现太重要了，它就是金兀术遗嘱里说的那个神臂弓呵。于是他真就找那遗嘱来给我看。看一个壮志未酬的将军的遗嘱，是想落泪的那种感觉。事过三个皇帝，立下赫赫战功，极想做个大官，但每次皇帝只赏他金银畜绢，然后再让他去冲锋陷阵。即使这样，在生命将尽时仍写出字字千斤的《遗行府四帅书》。他在最后一句写道：“吾昔南征，日见宋用军器大妙者不过神臂弓，次者重斧，外无所畏，今付样造之。”他在写遗嘱的同时还用颤抖的手画下了这两种武器的草图。但金人究竟造出没有，一直无从知道，现在看见了它的实物。伊先生拍了张照片送给我作纪念，更让我睹物思人。在金兀术身上，有一种苦涩的人生况味。
　　结束会宁府的是完颜亮。弑熙宗而登基，然后迁金都于燕京。如果把渤海看作大东北的第一次灿烂，金则是第二次繁荣。他怕臣民不跟他走，居然一把火将这座都城给烧了，让大东北重又陷入荒凉。靖康之乱，金人掳北宋徽、钦二帝及三千宫院北上，带来的是变夷地为华夏的急转，使金文化成了地地道道的从辽和宋掠夺来的文化。这种掠夺，对中原是灾难，对东北却是生命和血液。然而这还是不能让完颜亮停歇下来，他一定要离开东北，东北太偏远了。他对祖宗发祥之地没有感觉，坚决要走那条“空国以图人之国”的覆亡之路。他说，荷花为什么在上京不能开放，而在燕京却能破蕾吐红呢？于是北京作为国都就从金代开始了。公平地说，没有完颜亮，就没有今天的北京。因为当年的燕京也是蛮夷之地，完颜亮让它变成了华夏，使以后的元明清三朝也都围绕着他开掘的北海拓建国都。然而作为完颜亮，他没打败南宋没为祖宗建任何功业却亲手毁了祖宅，这使他永远得不到祖先和后人的饶恕，他自己所得的报应，就是在中原文明的奢华之海沉没无踪。
　　我总觉得完颜亮是个花花公子。他头脑灵活，思想新潮，但他又太讲享受太虚荣，金的家族里因为有了他，而有了败家的气象。完颜亮本身就是一个寓言式人物，他不仅是金史而且是整个中国历史的一个注脚，类似的悲剧俯拾即是。通过完颜亮的悲剧再去想完颜阿骨打的简朴金兀术的无畏，他们就更可悲，完颜亮使他们前功尽弃。因为正是由于金的旗帜顾前不顾后地一路南指，而让蒙古人从背后端了老窝。
　　阿城的大蒜将越来越葱茏，会宁府却永远地成了废墟。但它永远不会消失，永远具有金石的重量。
　　祖宅之三：盛京
　　许多人从沈阳回来，强调的是它那灰色的工业烟尘，它的拥挤和杂乱。沈阳在我眼里，不论什么季节，却都是秋天的印象，整个城市仿佛是镶了一层金，从容而且成熟。后来我想，这可能是因为故宫那深黄色的琉璃瓦，福陵昭陵那凝重的松柏，使这个城市在我心中总有一种特殊的气氛吧。
　　沈阳，是肃慎的子孙们留在大东北的最后一座祖宅。他们自己给它起名叫盛京。如果渤海是春，金是夏，清就是秋。如果春是含蓄力气，夏是疯狂地占领，秋则是漫无边际的收获。这个民族走到这个时候，脸上的确有一种壮年的沧桑感了。
　　曾经无数次地走进故宫。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情感细腻。
　　它没有北京故宫那么庞大和复杂，而是一座真正属于这个民族自己的宅院。走进这个院子，不由自主就会想起一个人－－努尔哈赤。在任何一个时代的历史中，代表历史进程的总要有一个伟大的人物，有这样一个人率领着他的民族，这个民族就充满了世界。努尔哈赤就是这样的人物。被完颜亮们带进中原的女真人再也没有回来，他们已变成了汉人。只有留在东北的女真人保存了本色，努尔哈赤统帅了他们，并把他们分列在八旗之下。南北征战时，那八面旗帜是飞驰着的，只有当努尔哈赤把都城定在了沈阳，它们才工工整整地在大政殿两侧站住。故宫最能让人产生联想的就是这当年坐着努尔哈赤的大政殿和十王亭。完颜阿骨打以毡帐为殿，努尔哈赤则把殿修成毡帐模样。这是他们之间的默契。十王亭其实是由两个传令王亭和八个旗王亭组成，它们面对着大政殿，如列仗营中的将士在等待检阅和号召，随时可以出发。我想，只有努尔哈赤才会如此设计自己的宫殿。他让今天每一个站在这里的人，都能感觉到那种悠远的游牧气息，骑射雄风，正穿过历史扑面而来。
　　对于这个民族，这里的确是一个整装待发的地方。它之所以简易，是因为这还不是最后的王廷，而是一个驿站。努尔哈赤把他的汗宫从新宾迁到辽阳又迁到沈阳，绝对是深思熟虑的。正像他年轻时逛抚顺的马市一样，马市是他的大学，他从马市上了解了他的对手，为的是起兵反明。而他扎营沈阳，则是要实现取明而代之的民族理想。
　　努尔哈赤对汉文明也有一种追崇。但他不是渤海式的吸吮，也不是金式的掳掠，而是融合之后的君临。他比他的祖先成熟多了。他是在整理完后院才面向中原，他是在向中原出发之前就把身后的一切都交待给自己的儿子皇太极。他好像已经有了预感，预感到前面将有一场惨败，带领这个民族入关的只能是他的儿孙。
　　我是后来在兴城流览那座明清两代珍修的古城时，体验到了努尔哈赤的这种悲凉。宁远之战，努尔哈赤率领十三万骠悍的八旗兵，浩浩荡荡向山海关挺进，本以为胜券在握，却碰见了一个铁杆效命大明誓与宁远共存亡的袁崇焕。在明史上，那叫宁远大捷。对于努尔哈赤，那是灭顶之灾奇耻大辱。有一次已经打开一个缺口了，硬叫袁崇焕亲自率闽卒堵上了。那西洋炮打伤了他，他只有狼狈地退回到沈阳。伤很重，更大的伤是尊严的挫痛，这决定了他的死。所以，即使到本溪去坐汤也恢复不了元气。他就在从本溪回沈阳的半路上，告别了这个民族，告别了他心意拳拳的江山。这是英雄的悲剧。几乎所有的英雄，都是悲剧的结局，英雄生来好像就是一场悲剧的主角，唯其悲，英雄才有光芒。
　　故宫如今成了空宅，所有与它有关的人物都离它远去。它比龙泉府会宁府幸运的是没有被火烧过，它距今天近，它仍然是一座城而不是遗址。那天有雨，来这座城的人却很多，故宫已不只属于这一个民族，它与北京故宫一样，是这个国家的故宫，是中华民族的故宫。
　　我从故宫去福陵和昭陵时天仍下着雨。福陵是皇太极为努尔哈赤修的，昭陵是皇太极自己选的地方由他的儿孙们修的。它们与故宫相伴，使盛京城阙多了些龙兴之地的帝气，使大东北更有一种祖宅的氛围。我想，当年康熙乾隆们一定也捕捉到了这个感觉，所以他们很突然很干脆地就把东北封存起来，再也不让一个汉人进来。那是长达二百年的禁闭呵，他们以为这是爱了祖先，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独享人参貂皮鹿茸角。其实再严酷的戒令，仍不断有关外的流民从那软绵绵的柳条边钻过去。真正被关住了的，是那些地道的东北老家的人，他们从此有了一个把手抄在袖口里不爱出门的习惯。
　　那天我还冒着雨去了北市附近的太平寺。太平寺是锡伯族家庙，我从《锡伯族图录》知道这里在历史上曾经有一个很悲壮的场面，这个场面与努尔哈赤的子孙有关。
　　康熙乾隆都是熟谙历史的人物，他们吸取了先祖完颜氏被异族抄后路的教训而有点疑神疑鬼。凭一种直觉，他们认为能在后院坏了大事的大概就是锡伯人，于是就把这个曾经为他们打江山卖过命的民族搓弄来搓弄去。搓弄的办法就是迁徙。最大的一次迁徙是乾隆搞的，他比康熙更聪明，康熙是小折腾，他是大扫除。一七六四年，他从盛京等地先后抽调将近五千多名锡伯族官兵和家属，分两队于农历四月初十和四月十九起程迁往新疆，理由是沙皇俄国有可能进犯。四月十八，在沈阳太平寺锡伯族家庙，数千人聚在那里举行宴会，为明天就要西迁的第二批亲人饯行。那天的情景是可以想象的，明明是政治家的居心叵测，却让这些可怜的锡伯人装作心甘情愿。那种无处倾诉的郁闷，在举杯的时候，一定是火山爆发洪水泛滥。那是个永世难忘的日子，那个日子从此就独属于这个民族，他们叫它“西迁节”。把屈辱之日当作节日，是纪念，绝不是庆祝。那酒，那泪，那离仇别恨，怎一个节日可以承载！那些官兵和家属经过一年多的长途跋涉，走了万余里，于次年七月才先后抵达伊犁。在西行的路上，风餐露宿，曲曲折折，有歌哭，还有情爱，那健壮的锡伯族女人，居然在颠簸之中给这支被流放的队伍生下了三百五十个婴儿！只因为当朝皇帝要看守好他自己家的祖宅，就要把另一个民族驱逐出去，让他们背井离乡去戍边，他们的心灵，经受的是怎样一种折磨。
　　那座锡伯族家庙，被拥挤在一间工厂的大院子里，属于它的地方太小。由于下雨，门紧锁着，唯一可以触到门前那块石碑，却无法看清碑文。它好像已不再有当年那样的声势，那种激动因为时间已渐渐平复，已变成刻骨铭心的记忆。去了伊犁的锡伯人如今是一个自治县，据说他们更多地保存着这个民族的原态。他们的祖宅在东北，他们常常来探亲。但东北的锡伯人已基本汉化了，而且，他们已与康熙乾隆的子孙们相处得亲如一家。如今各族人民都团结成一个大家庭了。
　　在淅淅沥沥的小雨中，我又想起福陵昭陵上空那神灵一样的古松。它们除了让我感到千秋万代的永恒，还让我感到岁岁月月的短促。从肃慎到清王朝，历史够长，但它必然要划上一个句号。就像人类不可能总停留在原始时代，中国也不可能总梳着那条长长的辫子。所以就有了推翻帝制的辛亥，就有了沈阳机场的一幕：努尔哈赤的最后一个继承人溥仪被捕。似乎是一种宿命，这个民族从这儿走出去，又从这儿走回来。走出去的是一个虎虎有生气的开国之君，走回来的却是一个弱质病态的末世之帝，他们两个人就决定了这个王朝的发生和埋葬，都在老地方。
　　这时候，历史便像一个冷面的幽默大师，站在高处暗暗地笑,让我们悲喜交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