痴迷的逃亡

　　一九九六年六月的一个下午，我在加格达奇北山那条寂静的街上叫了辆出租车，让它载着我向大兴安岭深处驰去。
　　我是要去寻访那个古老的洞穴。我曾在古书中读到过它，古书上把大兴安岭北部那座山叫大鲜卑山，那个巨大的洞穴，曾经是拓跋鲜卑的老家。公元之初，与那洞穴相依为命了无数岁月的拓跋部落，突然有一天全体走了出去。他们走下山岭，走出森林，走进草原，又慢慢走入沙漠。并没有陷进去，而是头也不回地骑着那马，走到一条古老的河边。从此他们便不离那河的左右，以那个生动的姓氏，写出了一个朝代，叫北魏。
　　从大兴安岭走出过许多剽悍的人群，他们在中国的历史上以游牧者的雄姿演出过一幕幕辉煌的正剧。那个洞穴之所以让我着迷，不仅仅因为它的主人是最早入主中原的北方民族，还因为当这个民族在中原以一个王朝的姿态驻扎下来之后，它的第三代皇帝曾派人从黄河岸边出发，沿着祖先南下的足迹再找回老家，并在老家那个洞穴的石壁刻上祭祖的祝文。所以，在我眼里，那不是一个空洞，那里有一种永恒的丰满。
　　原以为，大兴安岭应该是触目惊心的那种挺拔。歌里也是这么唱的。但我似乎始终也没走到大兴安岭，因为始终也没看见那种逼人的高大。它一直就是一些岭，或者是一些山的连绵，络绎不绝层出不穷，以一种密不透风的郁闷阻挡着你的视线，羁绊着你的脚，让你山不转水也不转地安守本分。它的大，也是那块山地太大，颜色太深重，从地图上看，像这只雄鸡打架时凸起的颈骨，显出北方的坚硬和强壮。然而，那种婆婆妈妈式的纠缠，并没有挽留住那群躁动的灵魂，那种露骨的坚硬，却哺育出一支支膘肥体壮的马队。
　　从车里向外望去，大兴安岭仿佛是一座深宅大院，那个洞穴，只是我要找的一个房间。
　　
　　这是一座天然洞穴，被称作鲜卑旧墟石室嘎仙洞。走近它已是日暮，一对老夫妻，一只黑狗，是这个洞的守护者。男人正在喝酒，女人拦住狗说，上去吧姑娘，里面可没人。
　　洞在山半腰，山岭里的黄昏气氛使它更加晦暗神秘。背上有一丝冰凉的怯意滑过，但我还是扶着那根单薄的护拦爬上去。
　　它绝对是一个巨大的天然洞穴，却洞壁圆整，地面平阔。黄昏的光茫只能照亮洞口那一小块地方，我不敢往里走，便拣起一块石头用力向暗处掷去，很久，传出一声幽深的空响。那里足能容纳数千人。可以想见，这里曾经住过多么繁盛的一个家族，这样的家族，怎么可能不走出去，而且怎么可能不走得那么远，那么光彩夺目。
　　然而那个傍晚，站在那个洞口，跨越千年去猜想当初洞内那稠密的人头，肃穆的眼神，激烈的心跳，我还是不能明白他们为什么突然间就厌倦了山洞，为什么突然就想远远地走。因为总是骑在马上，所有的游牧者都没有自己的史记，他们的踪影，只有在他们向中原探头一望时，被汉人轻描淡写几句。所以我尽可以随意想象。
　　我想，或许是因为一个孩子孤独地爬上了山顶，在秋风的鸣叫中目送过南飞的燕子。它们在这儿停留的时间太短了，它们飞去的地方是不是四季花开？那里不下雪么？孩子的心里第一次诞生了童话，他把童话讲给父亲听。
　　或许是因为一群姑娘望着远去的白云跳起了草裙舞。公元之初的姑娘也有青春期，那燃烧的羽翼，以一种飞翔，被那白云牵扯着抵达遥远。她们对马上的弓箭手说，为什么不骑马向南走？南面可能有我们从未见过的野兽在跑。弓箭手被那飞翔的草裙鼓舞着，马蹄踏响了雷霆。
　　或许是因为哪个猎人为追逐一只雄犴而日夜不舍，突然就钻出了山林，看见了谜一样的草原。草原的那种无摭无拦延伸了他的想象，扩张了他的好奇心，他望了一眼他的马，立刻就有了奔驰的欲望。但他还是沿原路回到那个洞穴，宣布了他的所见所闻。那是个爆炸性的消息，它让这个洞穴从此不得安宁。
　　或许什么都不是，就因为严寒。这里的冬季太长，冰雪太厚，再凶猛的生命也显得脆弱。一定是大雪又灾难般地来了，萨满的一句咒语，几个世纪的沉默倾刻瓦解。衰老的酋长，迟缓地俯下身子，把眷恋的果核埋在洞口，踩灭最后一堆篝火，枯木样的大手一挥，这支队伍便夸父逐日一般，永远向南不回头，只将天涯的歌声交给大风传送回去．．．．．．
　　总之他们有太多的理由离开这个洞穴。在公元之初，这个世界发生了许多次全族式的大逃亡，逃亡者大多是被异族驱逐和追杀，惶惶然无家可归。只有他们不是，他们的逃亡是自觉自愿的，是一种向往和渴望，体面，且有点悲壮的美感。记得坐在大连的家中读东北的时候，这个洞穴在我心里就已有寓言般的深刻，它是这个民族的背景，是这个民族的子宫，它孕育了东北式的野性，东北式的激情，大东北的许多东西似乎都是从这里出发的。所以我从那时起就一直被它感动着，在向东北走去的时候，无论多么远，，我是一定要去拜访它的。那天傍晚 ，当我真的站在了这个洞口时，我感觉是站在一种精神的源头。
　　
　　那篇祝文就在靠近洞口的壁上，被栅栏严密地封闭着。这个洞以及洞内的祝文，曾经是一个史学界的歌德巴赫猜想。史书上有关于洞和祝文的记载，却不知洞之所在，文之所在，让后辈史学家找得好苦。据说有位女教授认为《魏书》上记载的那段碑文肯定刻在嫩江以北的某个地方，但她找了一生也没找到。她的学生也成了教授，她的学生认定那段碑文肯定刻在嘎仙洞里，在他十几次的寻找又是一无所获时，他生气地用木杆向长满青苔的壁上击去。掉了一块苔，露出了刻痕，于是就有了一九八０年夏天的重大考古发现。于是对一个古老民族渊源的追溯就不只是想象，而是字真句凿的历史，大兴安岭也不只是一座山岭，而是一位厚重的母亲。
　　祝文被青苔摭掩了一千五百年，它书写的是一个民族南迁的历程。
　　那时肯定是没有路的。朝阳在左，晚霞在右，一边砍着荆棘一边在走。那横生的荆棘是一种亲情，即使挽留不住，也要让他们的出走并不轻易。还有那些山，巫术一般此起彼伏无休无止，表达一种柔软的阻拦。但他们一直在走，他们的走是那么地感性，看不清前方有什么，只管走。走就有厮杀，与野兽，与异族，甚至与自己的本家。他们更早的祖先是东胡，鲜卑是东胡的一支。鲜卑里面还有一个姓氏叫慕容，拓跋和慕容几乎是同时出发的，像兄弟之约。只不过，他们走到呼伦贝尔草原就分道扬镖了。慕容部落驻扎在辽河流域，让那一带成为三燕古都。有意味的是，最终来打三燕的竟是做了中原主人的拓跋。追杀野兽与异族的雄心，也可以转化为凌驾一切之上的野心。同根相煎，几乎所有的民族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都饱尝了这种痛苦。
　　拓跋们在呼伦湖边住了八代。那是多么漫长的日子！那时他们只知道有湖，而不知道前面有一条更大的河。他们一下子从山里来到草原已十分地知足，再也不用与野兽博斗却可以放牧一群白羊。与大兴安岭北坡的冰雪相比，草原简直就是一张巨大的温床，他们暂时忘记了走。然而在草原的日子也并没虚度，草原是一个练习场，他们在这儿准备好了一切，然后才打着忽哨，集合起马队，不到黄河心不死。草原使他们从纯真到成熟，使这个民族长大。
　　他们走到大同，凿出了一个云冈石窟。走到洛阳，凿出了一个龙门石窟。在遥远的西北，还有几窟由他们精雕细刻的敦煌。我没有到过这些地方，我只去过辽西。去辽西的时候，我曾经独自一人走到大凌河边，看北魏留给故乡东北的那座最大的石窟。从前是随着萨满起舞，入主中原，便成了虔诚的佛教徒。他们为什么要把佛像雕在石窟？是因为他们住过的那个洞穴？或许走出来才知道洞穴是多么安全，凿石穴便成了他们怀念以往的独特方式。他们心灵的洞穴过于幽深，我无法触摸。我只知道那些佛像逼真而且绚丽，让我可以由此想象并惊羡北魏的繁华。
　　 拓跋们离开洞穴时，还没有自己的文字，壁上只挂了些羚羊角，兽皮，弓箭，当他们作为中原的主人回到老家时，已经可以写出饱满的魏碑体汉字。后来的人曾经盛赞中国历史上两个胆子大的皇帝。一个是赵武灵王，汉皇，却要他的臣民胡崐服骑射，他想用这个办法给中原的顺民们注入激情。另一个就是北魏的孝文帝，他恰恰是让自己的民族脱掉胡服穿上汉衣，甚至改胡姓胡语胡制为汉姓汉语汉制。这两个皇帝为的是同一个目的，就是拯救自己的民族。北魏的皇帝们的确让自己的民族在黄河岸边灿烂地升上了天空，光照华夏。然而，对游牧者而言，中原是一个大陷阱，中原的文明诱惑了他们，使他们身上的野性渐渐稀薄，中原的文明也埋葬了他们，使他们在那条古老的河里沐浴之后，便失去了本来的面目。
　　 鲜卑人获得了，却也丢失了。
　　 契旦人也是如此丢失的。
　　 还有女真人。
　　 蒙古人。
　　 满洲人。
　　 仿佛是一个定数。
　　 生活精致起来之后，他们可以找到回家的路，却再也看不见最初的洪荒。
　　 天渐渐地暗了，从那个洞口慢慢走出，心上有一种酸楚在涌。曾经那么痴迷地奔走的拓跋们，走到最后，只剩下一段空灵的历史，一个光滑的洞穴。他们圆满地完成了逃亡者的使命，我像看了一幕古典悲剧，有开始有终结。
　　 我知道，那种举族逃亡今天已很难见到了，但，人永远是一个逃亡者，因为在人类的前面永远有一个中原。我就害怕地想，如果有一天我们被我们自己所创造的文明诱惑着跳了进去，谁来拯救我们呢？我们怎样才能不将自己丢失了呢？
　　鲜卑人留给我们的这个洞穴，既是让我们走，也是让我们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