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者的歌谣

　　心里很静的时候，我常常能听见自己正在无声地哼一个曲调。我发现，在我的身体里暗藏了一根老弦，一不小心就碰得它伊呀作响。没有确切的词，只是一个熟得不能再熟的曲调，虽然七扭八拐抑扬顿挫一口气唱不完，我还是能摸索着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哼下来。当我迷失一般被它牵引着走去时，我才知道，人其实是活在一种特定的弦律里的。如果你是一个在东北乡村长大的人，那么即使你后来侨居到了维也纳城里，你照样顶着一头高粱花子，那个只有东北才出产的二人转，则如大豆摇铃一样，响彻在你的灵魂里。
　　就是这样，大豆，高粱，还有二人转，都属于东北。不论什么人，只要你走进东北的大平原和大山岭，一路跟随着你的背景音乐，就是二人转。所到之处，总能看见那大红的扇子，大红的手帕，以及扇子手帕下的红男绿女。那熟稔的曲调，熟稔的乡音，如母爱，如家族的歌谣，让你的心为它摇荡。你会发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当然也养这方人的嗓门。苏州人唱评弹，嗓子像被拙政园里那一扇一扇的月亮门给挤了，又扁又细。陕西人唱秦腔，嗓子像叫那窑洞里的炭火烫了，或者叫那厚厚的黄土面子呛了，嚎得出血。东北这地方，夏天绿野千里，冬天冰坚雪狂，游牧，渔猎，淘金，伐木，垦荒，人粗力豪，自然喜欢大酒大肉，大歌大舞。尤其是冬天，夜长日短，皮靴皮帽皮袄，只有这嗓门直肠子热的二人转能暖透冻得僵硬的心情了。
　　
　　我的儿歌是“拉踞扯踞，姥姥门口唱大戏”。那大戏就是辽南最有名的高跷和秧歌，我并不喜欢。虽也是大红大绿，但太吵闹，听不见故事，不一会儿，我就被傻呵呵看呆了的大人们挤出很远。好在那种吵闹只在赶庙会送殡过年的时刻发生，天长地久的，能听出喜怒哀乐的，还是二人转。
　　最早把那曲调植于我生命之中的，是一对突然间住进屯子里的外乡夫妇。
　　我家那地方把村叫成屯。我至今不知他们从哪里来，我的母亲也说不清楚。那男人叫张代五，那女人没有名字，母亲叫她“张代五家的”。我家那个屯所有的人追根溯源老辈子都是从山东家逃荒来的，但是这个移民者部落对这对最后的移民者采取的却是一种鄙视态度。
　　他们养了一大群孩子，背着抱着的，地上走着的，分不清老大老二男孩女孩。忘了他们住的是谁家闲置的破厢房，屋里空空的，没有一件家具，张代五家的整天半裸着胸，两只硕大的奶子耷拉到裤腰以下，孩子站在地上就可以吃到奶，如果那孩子是趴在她的背上，她便将那大奶子甩到肩上让孩子吃。屯子里的人一开始是来观看张代五家的大奶子，后来发现这两口子居然会唱二人转，他们那简陋的包裹里居然有一套演二人转的家什，态度立刻就不同以往，屯子里立刻就有了一种微妙的震颤。过去只有在隔三差五迎来一个说书的或演驴皮影的草台班子时才激动那么几天，如今阔气得像自己家养了一个剧团。
　　于是，人们白天忙活计，晚上就去张代五家。张代五家成为一个去处，成为男人女人晚上离家的理由。张代五家从此有了意义，它使沉闷的乡间生活终于有了欢乐的企盼，这种企盼又并不难得到，只是从早晨过渡到中午再过渡到下午，就是晚上了。那时我还是孩子，孩子可以不受白天晚上的限制，用母亲的话说，我天天长在张代五家了。在我的记忆里，张代五和张代五家的从没出过一天工，刨过一垅地，两口子整天头不梳脸不洗懒在炕上逗他们自己那一群孩子玩，偶尔也给我们这些獭皮狗般候候着的本屯孩子讲些狼虫虎豹妖魔鬼怪的故事。到了晚上，他们就变了个人似的，浑身上下都是戏。屯里人早已变得大度，懒就懒点吧，只要他们能唱二人转，东家一瓢米西家一瓢面，大家将就将就，这家人的日子就过下去了。
　　那两口子的真正面目如今已模糊不清，我只记住了他们经过描画了的脸。他们好象天生是为二人转才结为夫妻的，张代五奇矮奇丑，正好演那个丑男，张代五家的什么都高都大，尤其惹人注目的是那一对母性的大奶子，就演那个浪女。这两口子只有一点最相象，都是大嗓门，铜声铜气的，从没唱破过。他们家是两间屋当中没有壁子，一盘大通炕，那炕就是舞台，地就是看台。地上没有凳子，看的人夏天自带马扎子，冬天就抱一些玉米秸子。其实没有人坐下，能挤个空站着就不错了。听屯子里的女人说，张代五两口子唱的二人转有不少偷情养汉的情节，拐带得屯里风气不正，传出不少小叔子和嫂子，大伯子和弟妹，甚至老公公和儿媳妇如何如何的闲话。
　　那时我太小，我只知道，二人转的那些老曲目，张代五两口子点什么会什么，什么都唱得好。《猪八戒背媳妇》，《包公赔情》，《井台会》，《六月雪》，数不清有多少个，多少天也唱不重样儿。我最爱听的是《杨八姐游春》，佘老太君开的那一长串儿彩礼单，让我们几个小姑娘大开眼界。那时我才几岁呵，回家竟偷偷用那刚刚学会的几个字给自己列了一个彩礼单，不是一两星星二两月，三两清风四两白云，而是一件金丝绒外套，两条毕叽裤子，还要一台蝴蝶牌缝纫机。因为我看见本家新娶的二嫂有这几样东西呢。我怕这张小纸片被母亲发现，就把它粘贴在家里那个老式躺箱里面的一块板上，有空就把头探进去一个人偷看。那绝对是我的隐私，事情过去这么多年，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曾在童年的时候写过这样一张彩礼单。
　　母亲每天只看见我像着了魔似的跟在张代五家的屁股后面学二人转，看见我哪怕走一步路也是踩着二人转的小碎步子，手中永远像握了一把扇子一块手帕似的乱比划，而且不分场合，不管有人没人，母亲说我跟张代五家的学了一身外路精神。母亲这一生，第一不赶集，第二不看二人转，她绝不接受张代五家的生活方式，认为他们不是正经过日子的人，是叫花子打狗穷欢乐。她那时骂我常用的一句话就是：看你那疯张样儿，活像张代五家的！直到现在，她训斥我的侄辈，仍用这句话。
　　童年的日子，以及日子里的二人转，一直铺垫在我的心底。即使后来唱了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唱了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唱了大约在冬季再回首恋曲１９９０，也洗磨不去这张老唱片。
　　
　　二人转是书。东北是遥远的，东北的乡间更遥远。没有饱墨诗书的名士，也没有倚画弄琴的淑女，你细听一听，那些抱着鞭杆子赶大车的男人，那些抄着手蹲在墙根晒太阳的老人，那些坐在炕上纳鞋底子的女人，他们嘴皮子上的那点学问，都是从二人转里听来的。南唐北宋改朝换代的故事，三国水浒红楼西游的故事，贪官清官破庙寒窑的故事，二人转里都有。他们通过二人转去辨别忠奸善恶，去感觉悲欢离合，去笃信因果报应，并且根据二人转里人物命运的起伏去本能地激动或惶悚。反正自从有了张代五和张代五家的，屯子里叫出一个男人或女人，都能哼唱几句二人转，都能说说古道道今。至于我这样的小孩子，文化的发蒙，除了祖母的瞎话，也就是它了。
　　二人转是乐。乡村是粗糙的，寂寞的。乡村的冬天太漫长，一场雪下来，就封冻了，就再也不化，然后就是一场雪接着另一场雪。人就开始猫冬，开始抽烟，话也懒得说。乡间的男人是寡言的，女人的嘴也跟着笨起来。只有二人转，像救命似的，能把那种死气给点着。首先是唱二人转的那套装束，那种大红大绿，就把人的精神照亮了。再就是那男角蹲着走矮子，女角一支一扭浪丢丢的样儿，那种又土又屯的打情骂俏，油嘴滑舌，终于将那些寡言的男人嘴笨的女人逗得前仰后合。日子仿佛就有了激情，有了乐。许多人从张代五家回到自己的家，还在不断地温习二人转里的故事，男人与女人在夜里寻快乐的时候，也会学说几句段子里的粉话。平时张三李四见了面，也不再是点个头就过去，而是一定要开个挺晕的玩笑，或者骂你一句。总之是乐。而且，好乐几乎就成了乡村的传统。如果你问一个人为什么喜崐欢二人转？那个人就会说，好乐呗。东北所以能出说评书说相声的名角，出赵本山、黄宏、巩汉林、潘长江这样的笑星，就是因为有这样一块历史悠久的能酿造出乐子的土壤，这块土壤上的人血液里就既有大人物般的从容和豁达，又有农民式的幽默和滑稽。
　　二人转是风俗。它在乡间已经成为生活的一个内容，已经是一些人的人生。我家那个屯子的风俗是过年过节红事白事要靠它来支撑面子，装饰虚荣。记得东大地四奶奶死的时候，她的三个儿子五个女儿穿上了孝衫摆好了灵棚，就坐下来商量每人出多少钱给死去的老妈雇喇叭匠雇二人转唱手。停灵三天，喇叭吹三天，二人转就唱三天。这场面，光有张代五两口子是支不起架儿的，就派人到外面去请。请一帮不行，就请三帮。天天不歇气儿地唱，丧事办得像喜事似的。九十岁的人老了当然是喜丧，但我总觉得这是因为风俗。风俗只有本乡本土的人懂，别地方的人永远不会懂。风俗是无法之法，是众人拾柴。风俗还是精神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特殊表达。在乡下过春节，大年初一早上得赶快起来，起晚了就能叫来踩高跷唱二人转的人堵在被窝里。这是一支队伍，他们是一家一家挨着走的，现在就走到这了。彩扮的跷头子先领着同样是彩扮的姑娘小子踩一会儿高跷造造气氛，然后就该二人转出场了。它是这场“姥姥门口唱大戏”的高潮，也是年的最精彩的那一部分。跷踩完了，二人转唱完了，跷头子就来向主人讨赏钱，五元，十元，一看主人心情，二看当年的年成。直到今天，走进城市已经二十年，只要看见城市上空有一片雪花落下来，我的眼前立刻就全白了，立刻就想起乡村的冬天，想起张代五两口子，想起让二人转唱野了整天不着家的小伙伴们。呵，夜饭的香气已满街弥漫了，爹妈还是唤不回自家的孩子。
二人转是移民者的歌谣。张代五一家是在文革开始的时候神秘地离开屯子的，他们拖儿带女，突然就走得无影无踪。听屯里人说，他们多亏走了，否则不知怎么挨斗呢，那些段子哪个不是封资修？许多年过去，当我一个人走在三江平原，走在长白山地，走在辽西大走廊，我一面聆听着那些熟悉的曲调，一面寻找着那两张亲切的脸孔。我明明知道，他们不可能显山露水地站在大道边上，他们也许永远过着寄住的生活，从一个屯子，再辗转到另一个屯子，就在屯子的深处反复地唱着那些古老的段子，但我确是一边走一边四处张望的。张望的时候我就在想，二人转是乡土的，但它是失去乡土之后获得的乡土。它曾经是流浪的，漂泊的，东北有千年万年，二人转只有二百年，它是与中原的汉人移民者一起来到的，是大东北移民文化的一部分。那些从关内逃荒来的人群，一路唱着莲花落，一路乞讨，然后与东北大崐秧歌遭逢。当它既不是莲花落也不是大秧歌时，它就叫二人转。张代五两口子原先也许就是唱莲花落的，那支乞棍，走到关外才扔下，又不知走了多远，才学会了唱二人转。现在想来，他们唱的二人转，仍然充满了乞食和流浪的色彩，只是没了莲花落的凄怜，而有了些吃饱穿暖知足常乐的喜剧味道。因为来到东北，就再也不用去别处了，这里有大豆高粱，有酸菜猪肉炖粉条子，有烈性的老白干，还有热炕头，不唱二人转唱什么！像张代五两口子这样唱二人转，是驻扎式的。夏日挂锄冬日农闲游走来的二人转草台班子，则是吉普赛式的，他们走来的时候，比张代五一家更能勾起人们的思乡心绪，因为听的人从唱的人那里看清了自己的来路，望见了关内的老家，心里滋生的，是背井离乡的酸楚。当然，吉普赛们很快就会离去，人们又会回到张代五家的夜晚。只是那悠长的乡愁，剪不断，理还乱。
在我的叙述中，不知有没有流露出我的乡愁。
　　二人转给我的感觉是千军万马就是他俩，他俩永远是边唱边走，即使是乐陶陶的，也给人一种无家可归的悲凉。它让我想念我的祖先。暗藏在我体内的那根神经似的老弦，仿佛是祖先遗留给我的某种暗示。他让那个熟悉的曲调，神秘地潜流在我的血液里，让我时刻知道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因为有它，我便能诠释我自己，忘不了自己。
　　只是，在边走边唱的时候，一代一代，乡愁渐渐地淡了。
　　一九九六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走进了吉林市一条繁华的大街。我看见一间大厦的屋顶闪烁出“吉林地方戏院”几个大字霓虹灯，门前的告示牌上写着：东北二人转。我还是第一次在城市里看见这样堂而皇之的戏院，立即买门票入场。演出地点在二楼，大厅内已经坐满了人，台上一对男女正在唱《双锁山》，正宗的老段子，小时候听张代五两口子唱过。高君宝下南唐救主，途经双锁山，遇刘金定立牌招夫，拦路比武。高君宝砸牌骂寨，被刘金定打下马来……立牌征婚，刀按在脖子上求爱，在当代也属传奇。然而，坐在台下看着看着，只觉得那台上男女的粉话简直说得离题万里，扮相也有点淫野难分，不由地反味起来。
　　我许久没看真正的二人转了。它就是么？我突然间为它感到难过，像看见家族内的一个亲人在落魄地以这种方式乞讨。可是台下却分明连连叫好。我回头望望，那是一个十分城市化的穿连衣裙穿名牌恤衫的人群，他们的叫好声，有一种现代人的好奇和寻求刺激的意味。也许是这间大厅离现代文明太近，离城市太近，乡土的二人转便显得窘迫，成了笑料。其实，二人转是进过城的，许多唱二人转的名角还是城里人给捧红的。张作霖的大帅府，当年就常常有二人转艺人出入。沈阳的小河沿，当年是收留各路艺人的杂巴地，二人转自然也混在其中。因为那时的二人转艺人自己就是走街串巷一路流浪的乞者，他们唱二人转就为了给那些达官显贵太太小姐们取乐消闲，给自己换口饭吃。沧桑过陌，时光漫长至今，那个晚上，我感觉二人转在城市人面前仍然是卑微的，甚至还有点下贱。
　　吉林的朋友却说，在那间大厅里唱二人转的都是乡村来的滚地包子艺人，每天演早午晚三场，场场都是爆满。市民去看，官员也去看，保守的人去看，新潮的人也去看。我又有些恍然。这些文雅的城市人大多也是移民者的后代，他们或许已经知道，二人转越来越像一个遗产，一件文物，故乡遥远，来路遥远，再不为它叫好，它可能更快地变成枯干的标本变成易碎的化石了。
　　无论如何，二人转走进城市了。在城市的舞台上，它仿佛是东北人的一个胎记，比如春节联欢晚会，黄晓娟高秀敏们嗓门一亮，你就知道谁来了。而城市里随处可见的大秧歌队，大红大绿，大举大动，或在表演，或为健身。星星已不是那颗星星，月亮也不是那个月亮，跑味儿了。
　　好在东北还有那么大面积的乡土，大豆仍然如期地绿，高粱仍然如期地红，大北风还在刮，雪也还在下，城市传来的那一点点伤感，一时还不会改变乡村人的信仰。他们依然认为通俗歌曲、摇滚乐、迪士高是外来的，二人转是自己的，是乡村永久的经典。他们也非常明白，二人转已经是他们最后的歌谣。东北，已经是他们最后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