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直的阴影

　　不久前，一位朋友来坐时说，旅顺口有政府官员提案，想把白玉山塔推倒，因为它让中国人感觉耻辱，他们建议在塔那儿建一座别的什么。这事不知怎么被日本人知道了，要买那塔的石头，那石头当年是从东乡平八郎和乃木希典的老家运过来的。如果拆了那塔，日本人还要与中国人在塔的原址那儿合资建一座别的什么。朋友走后，立即就打电话询问。得到的答复是确曾有过这件提案，但并未获得批准。
　　即使这样，心情仍是不能平静。
　　旅顺口的背负是太沉重了，那么小的一个地方，发生过两次世界近代史上最野蛮的战争。旅顺口从流血的那一天开始就是狼籍的。中国军人溃逃时丢弃的铁炮，俄国人地下长城般被攻破的堡垒，日本人以战胜者姿态修筑的那些塔和碑，的确让今天的中国人感觉压抑。尤其是白玉山塔，那笔直的阴影，如芒在背，它使中国人的心灵永远不得安宁。
　　然而，旅顺口已别无选择。白玉山塔是历史的一个遗物，历史是不可以随意推倒的。旅顺口曾经承受过那么多的耻辱，如今难道连几粒战争的垃圾都容不下了么？日本人留下的塔和碑几乎漫山遍野，推倒一个白玉山塔就洗清耻辱了么？旅顺口作为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旧战场，它已成为世界近代史的一部分，即使是耻辱，也要忍痛保留它的本来面目。能够保留，就是有自信有力量。不能从容面对，就是脆弱。这种脆弱本身岂不是更大的耻辱？
　　
　　记得在我向黑龙江边的瑷珲走去时，我就曾不断回头看旅顺口。这两座小城有很多相似之处。它们都是一个特殊的所在，这种特殊是地理的，也是历史的，它们所处的位置决定了它们将在中国的近代史上分别扮演悲剧的角色。它们都曾经被入侵者血腥地屠城，从甲午到庚子，前后也只隔了六年。它们都已死去过一次。如果说瑷珲历史上的那场大火至今仍在灼伤我，那么旅顺口刺痛我的并不是那座塔，而是甲午深秋那一场惨绝人寰的屠杀。
　　旅顺口有过一段漫长而宁静的日子。自晋代开始才有了名字，叫马石津，大约是一个质朴的渡口，有几只帆船寂寞地来回。唐代叫都里镇，有了一点军事色彩，也有了些许繁华。一个叫崔忻的长安官员曾经过这里出使渤海国，返回的途中，还在黄金山下挖了两眼水井作纪念。元朝时改叫狮子口，那是因为人们终于发现了黄金山与老虎尾这两山之间的秘密。公元一三七一年，明朝将军马云、叶旺被封为辽东指挥使，他们由山东渡海而来一帆风顺，从此就叫旅顺口。我想，这两位将军既是为自己庆幸，也是为后来的人祝福。旅顺口原本就是吉祥的，从那时起，旅顺口又一直吉祥了六百多年。
　　它是在一个夜晚突然间塌陷的。彼时，邓世昌和林永升已经与他们的军舰一起沉进了黄海，徐邦道因为得不到增援而从金州一路撒到旅顺。最后大清的军人们都逃跑了，城里只剩下了那些手无寸铁的大清子民。死神降临了。从西太平洋那几个弹丸小岛刚刚爬上岸的日本军人，第一次体验到了杀人的快乐。他们冲动而又疯狂，因为他们的肉体从未与这么大块的陆地接触过，他们的枪炮从未面对这么大批柔弱的人群扫射过。旅顺口两万人被挑在明晃晃的刺刀尖上。
　　这场屠杀，旅顺口全城只有三十六个人活着，日本人留下他们抬尸焚尸。他们是幸存者，也是目击者，但他们只会颤抖着诉说，手已握不住笔。真正用文字记录那个场面的，是一个叫詹姆斯．艾伦的英国人。他当时被困在旅顺口，可能是记者，也可能是打着记者招牌向北洋水师兜售军火的商人，四年后，他在伦敦出版了《在龙旗下－－甲午战争亲历记》一书。这个英国人把这场屠杀写在大清的龙旗下，不无讽刺意味，他对屠杀场面的描写则近乎于残酷：
　　 湖被好多日军团团围住，日军把无数的难民赶到湖中，从四面八方向他们开枪，并用刺刀把那些力图挣扎逃出湖面的难民赶回湖水中，湖面上漂浮着死尸，湖水被血染红了。难民之中有很多妇女。我看到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孩子拼命向前扑，妈妈将孩子举向日军，似乎在哀求。她涉水到湖边时，一个日军用刺刀把她捅穿，她倒下时，日军又刺了一刀，将这约两岁的孩子刺穿了。小小的尸体高高挂在刺刀上。她爬起来，发狂似地想夺回孩子。很显然，她已精疲力竭快咽气了，又跌倒在湖水中，她的尸体－－事实上每个够得着的尸体都遭到同样的待遇－－被砍成碎片。新的受害者不断被赶进湖中，直到不久湖里再也无法容纳更多的人才罢休。
　　 路过的地方，几乎所有街上都堆着层层尸体，不同年龄、性别和身份的中国人，不加区别被成批地杀害了。尸体的头都被割掉了，血淋淋的头颅挂在柜台隔板上的一长串木椿尖上。一个才几个月的婴儿，小小的身躯被一根锋利的铁杵捅穿钉在柜台上。地下那些凝固的人血和死者的五脏六腑足有二至三英寸厚。一些死者的手臂、大腿和头颅被砍掉了，扔得到处都是……
　　这个英国人能这样沉着地描写人类的屠杀，可见在人性的深处有多么坚硬的东西。但是我们真该感谢他，他至少是真实、公正而且人道地向当时的世界传达了发生在中国的这场灾难，他大块面地写了妇女和儿童的被杀，他把旅顺口人称为难民。然而一百多年后，当我只有通过詹姆斯．艾伦去遥望那个血肉模糊的场面时，我从心里感到一种难以诉说的悲哀。
　　
　　我想起了戈雅和德拉克洛瓦，他们各有一幅著名的描绘屠杀的油画。
　　戈雅画的是《１８０８年５月３日的枪杀》，因为他目睹了拿破仑对整个欧洲的侵扰，目睹了腐败的卡洛斯王朝怎样把政权拱手交给拿破仑的弟弟约瑟夫，麻木的西班牙如何像一只蝙蝠似的吸附在法国身上。他是西班牙宫廷画家，擅长画公主贵妇修长的玉臂，王公贵族挂在胸前的勋章和绶带。那场屠杀，让他一下子变成了血性的男人，他为西班牙人创作了这幅不朽的油画。画面突出了被杀者在精神上胜利的姿态：一个市民高举双手，面无惧色，对着敌人大喊。一个僧侣在祷告。一个农民仰起饱经风霜的脸与枪对峙。远处夜空茫茫，马德里城廓隐约在一片阴霾之中。画家在为自己的民族动情，他无法阻止那场枪杀，但他可以让人们记住那个夜晚。他只能做到这些，他做了。
　　《希阿岛的屠杀》是德拉克洛瓦为希腊画的。他是法国浪漫派代表，土耳其人在希阿岛上对希腊平民的大屠杀，让他回到了现实。与他同道的还有英国浪漫派诗人拜伦，为了希腊，拜伦居然坐着一只小船，在海上漂流了一个月，以诗人的浪漫去当反侵略的司令。一场连日的大雨使他受寒，病死在米索隆基，那年才三十六岁。他曾经专门写了一首长诗《哀希腊》。德拉克洛瓦哀的是希腊的希阿岛。那个倒毙在血泊中的年轻母亲，身上匍匐着一个尚不能站立的婴儿，正在用力吸吮母亲的乳汁。土耳其士兵的马背上拖着一个求救的姑娘。一个濒死的年轻女人正搂着孩子告别。男人们倒下了。背景是一块不毛之地的平原，远处还有烧杀抢掠，在这场屠杀中死亡的人比旅顺口还多。法国画家的泪水流进了希腊。
　　我之所以悲哀，是因为这些屠杀的场面都发生在十九世纪。十九世纪中国也有很著名的画家，但是没有人画旅顺口。中国的画家足不出户，清高而文弱，他们只对花鸟山水感兴趣，有时也或写意或工笔地画画人物，但大都是仕女图、醉酒图之类。中国的画家用水墨作画，水墨很讲究留白，所以就把那些激烈的场面都省略掉了。旅顺口只有让那个英国人补白。当然，画家不画，作家不写，似乎又怪不得他们。那时的中国，做官的做将的，也大都玩忽职守，或是逃离职守，江山破碎，百姓涂炭，他们都是可以冷血旁观的。所以旅顺口那两万人是死定了，没有人为那场屠杀书写什么并不奇怪。
　　我的悲哀还在于，那场屠杀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我仍能闻到一股血腥味。旅顺口距我太近，每当我走在它的街市上，那个英国人眼中的情节便在我眼前一一地复制出来，让我永远为旅顺口伤痛。
　　
　　几天前的一个上午，当我要动笔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突然想去看一看甲午百年祭时新修的旅顺口万忠墓。
　　我曾经在很多年前去过那里。那时我是偏远乡村的一个小学生，每天的功课就是忆苦思甜。不但在村子里听苦大仇深的人回忆过去，还走出去看一些实物。记得我和同学们先去了大石桥镁矿，那里有一座万人坑。我生平第一次看见这么密集的死人的白骨。老师说，日本人抓中国人当劳工，累死了就扔进这个坑里，有的病了或受伤了还没有死，也被扔进这个坑里。这个坑里不止万人。我们几个女生全吓哭了。那天是大雪过后，回来时我们从大石桥乘火车到许家屯，从许家屯到家还有几十里山路，我们就步行。夜很黑，雪地是一片可怕的白，像魔鬼的脸。我又想起了那些死人的白骨，就闭着眼睛走路。闭了一会儿眼睛居然就在行走的时候睡着了，梦见了日本鬼子的长刀、马靴和大狼狗。后来我扑倒在雪地上，还在继续做那恶梦。幸亏后面的人发现了我，才没让我一个人丢下。
　　夏天就去旅顺口看万忠墓，那时整个旅顺口好像只开放一个万忠墓。进去之前我又想起了万人坑，不敢睁眼睛。老师说，别害怕，这里只是一些骨灰，都埋在地底下。我这才把眼睛打开一条缝，听解说员指着几张图片，给我们讲那个比白骨更加可怕的故事。记得那天从万忠墓出来就走在了市中心。旅顺口给我的感觉是奇特的，它有一种陌生的庄严。楼房各式各样，街上很静，高大阴暗的柏树后面露出白色的塔尖，层层叠叠的台阶上和栏杆上长着青苔，空气中有一股被海水浸泡后发出的霉味，隐隐约约的，好像还有一种更难闻的气息。我又惊奇又伤感。日本人究竟是什么人？他们为什么杀死这么多的中国人？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对屠杀有了一种特殊的敏感，而且只要听谁说到日本人，眼前就是万人坑万忠墓，就是长刀马靴大狼狗。从那以后我去过无数次旅顺口，不论陪朋友去还是独自去，每次去崐都是看别的地方，我再也没有走进那座院子。
　　如今，我是因为要写它而再一次走进它。天阴欲雨，万忠墓高大的圆冢前，有一束不知是谁献上的鲜花。已是中午，来这里的人只有我和陪我来的朋友。我在墓前深深地鞠了一躬，觉得许多年前的那种恐惧和伤感在我心底又真切地划了一下。
　　我是从书上知道的，日本人屠城之后就大摇大摆地在旅顺口驻扎下来，后来还是被俄、德、法三国逼出中国的。中国人掏空了国库里的白银，才来旅顺口收拾残局，把日本人竖的“清国将士阵亡之墓”的木牌拔掉，由候补直隶知州顾元勋亲书“万忠墓”三个字刻在一块石碑上。然而中日甲午战争十年后就是日俄战争，当日本人重又成为旅顺口的主人时，他们看见了“万忠墓”，立即心虚，立即就把那块石碑扔进野草丛中。我想，这是真正的惧怕，作为屠杀者，他们知道自己在旅顺口究竟做了什么。
　　在新建的陈列馆里，我看见了刚刚从墓中取出的粘连着人骨的铁条、铁管、木块，它们是当年焚烧尸体时用的支架。我还看见了一块火化程度不高的很薄的头骨片，那是幼儿的头骨。橱窗里还陈列着沾满骨灰的玉石手镯，玻璃珠串，葫芦形玉石坠，那显然是女人和孩子佩戴的饰物。而那些寿字铜扣和铜烟袋锅，则是老年人的。我就在想，一八九四年深秋，这个国家一触即溃，这些老人妇女和孩子却全然不知，他们还在那里过着简朴而又非常城市化的日子，这日子突然间就连同他们的生命以及所有的梦想化成灰烬，在人世间的悲剧里，还有比这更凄惨的么？
　　可是，我们明明知道日本有人对屠杀旅顺口无辜平民的史实一直矢口否认，为什么一百年后才打开墓穴？我们明明是被杀者的亲人，为什么直到今天才想起那些老迈或幼小的白骨？是害怕翻开那一页历史，还是想遗忘那惨烈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