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瑷珲

　　 我常常能想起走在瑷珲的那个中午，以及那个中午的心情。从来没有这么真切地体验过历史给予我的伤痛，因为从来也没有想过去承担那么沉重的历史。我始终觉得我是一个女人，我可以和它保持一点距离。然而那个中午，我的心被我敬而远之的历史烧成了一片焦土。
　　这绝不是矫情。这世界任何一个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人，都知道瑷珲。任何一个去过瑷珲的人，都不会有太好的心情。瑷珲的悲哀，是中国的悲哀，也是人类的悲哀。因为这世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人类共同书写的，它的过去和现在，人类都要共同面对。走近瑷珲，你就要面对那个签约的场面，面对那一场大火，面对大火燃烧之前哥萨克的屠刀和漂浮在黑龙江上的血，还要面对今天瑷珲历史陈列馆这个寒酸的小院子。
　　这个院子和院子周围的景物让我吃惊。瑷珲怎么可以是这个样子的？它仍旧是黑龙江边的一个镇，然而江的那种沉寂镇的那种淡漠给我的印象近乎于荒凉。它曾经是一个震惊过世界的古城，但它似乎已变得更像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乡村。这个被叫作瑷珲历史陈列馆的小院子，只能算是一个历史的记号，它不过是将那场大火的余烬用简陋的围墙圈了起来，让走进这个院子的人大疼之后又大惑。
　　站在这个小院子，我的心郁闷得发慌。这里所收留的，其实是中国历史的一道永远也愈合不了的伤口。它让我把目光投向了历史更深远的地方。我知道，那个地方不是很多人都能与我同行的，因为史书上并不认为瑷珲悲剧是在尼布楚的那个山坡上种下的恶果。然而有那么一瞬间，我的思想流矢般的从瑷珲向遥远的尼布楚飞去了。
　　我发现，中国历史的那个豁口，是德高望重的康熙大帝给打开的。
　　最早走向海洋的是中国人，最早占领世界的是欧洲人。因为第一张远洋航海图是中国明朝一个叫郑和的人绘出的，第一个率船队远航重洋的也是郑和。同样是航海，郑和只是代表中国皇帝去远方看望一下，只是想让那些被看望的国家心中要有大明王朝。也是一种邀请，请你来朝贡。但我会给几倍于你的赏赐，让你永远对中国感恩。中国既是大国，又是谦谦君子。在郑和之后，从葡萄牙西班牙英国也出发了几支船队。他们不是去看望，而是去测量。不是去邀请，而是去占领。因为属于他们的地盘太小了。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时，每到一地，就宣布这个地方是西班牙王的。中国人永远不会做殖民者，那是海盗所为，中国人知道有海，但中国人不做海盗。
　　在陆地上走得最远的也是中国人。他叫成吉思汗。他被尊为中国皇帝，是因为他的孙子统一了中国，而那是在他和他的儿孙从蒙古大草原出发远征中亚和东欧之后，所以鲁迅先生不同意把他的武功记在中国的账上。中国人更喜欢在自己家里打打闹闹，这个民族称王了，那个民族便称臣了。有时候就是诸侯蜂起，各不相让。到了康熙时代，中国人才与俄罗斯人在贝加尔湖相遇。中国人这次遇到的是陆盗，陆盗比海盗更显得饥渴。这是康熙的命运，东北的命运，也是这个国家的命运。
　　在漠河北极村的黑龙江边，有人曾经指着对岸的山告诉我，山那边就是当年的雅克萨。遥望着它，我想起了第一个率领哥萨克闯进黑龙江的波雅科夫。他带着哥萨克匪徒一路屠杀走得太远，走得粮尽食绝，居然吃了五十多个达斡尔人的尸体。这样一个恶魔，成了俄罗斯新土地的开发者，他的名字也成了黑龙江彼岸一个小镇的名字。我去过彼岸，在布拉戈维申斯克的广场上，我看见了他的塑像。他手中举着一张阿穆尔州地图，下面写着：阿州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俄罗斯的。站在波雅科夫的塑像前，我曾经想，如果康熙能看见这一行字，他还会沾沾自喜于那个尼布楚么？
　　没有波雅科夫，就没有哈巴罗夫。他是波雅科夫的继承者，现在俄罗斯远东第二大城市哈巴罗夫斯克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城市车站的广场上也是至今还站着这个臭名昭著的哈巴罗夫的塑像。他那样子，好像谁都不知道他曾经是一个暴发户，曾经因盗窃蹲了好几年牢狱。达斡尔头人拉夫凯的雅克萨城堡就是他带着哥萨克匪徒占领的，因为他，而有了喜剧式的攻而不克的雅克萨之战，有了康熙大帝的姗姗来迟。波雅科夫和哈巴罗夫差不多是康熙的同龄人，我们的康熙大帝只有几张瘦弱的画像，这两个入侵者却是立体的塑像，一直就趾高气扬地站在黑龙江边。
　　许多中国人到过彼岸，不知道他们经过这两个强盗身边时，心里吞咽的是什么。我也无法说清我自己的感受，生气和恨，都显得肤浅。那个时候，我最捉摸不透的就是康熙。
　　康熙在中国历史上绝对是一个内心里最自信外表上最从容的皇帝。他不修长城而大修寺庙和庄园，圆明园和避暑山庄，便是他的代表作。以德治民，以礼安邦，这是他的大帝风范，大帝方略。所以当黑龙江边血流成河时，史学家们一定要说他当时把主要力量用在了镇压吴三桂的南方之乱，用在了收复台湾平叛准噶尔，对北部边境无暇顾及。他们真是太爱这个皇帝了。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清政府腐败无能，但又异口同声地把康熙称为中国最好的皇帝，最好的皇帝不能有缺点，有，也要轻描淡写。他们明明知道即使有内乱，清廷也是可以驱除外侮的，因为那时候哥萨克根本就不是清军的对手；明明知道康熙以大国自恃，他在观念上只有征服意识而没有领土意识，却硬要为康熙找一大堆借口。史书难道是可以这样编撰的么？
　　这位皇帝在南方一直忙乎了十年，才开始作出讨伐俄国人的姿态。他终于向北走来了。清军那时已与哈巴罗夫们在雅克萨打过几次，每次清军只是来打，打完把城一烧，就高唱凯歌得胜还朝。哥萨克们看到清军身影走远，就又回到老地方再把城堡建起来。于是清军就再来打，打完再放一把火，火烧起来再走掉。然而，雅克萨永远是一座新城，哥萨克从来就没有走开。也是直到这时康熙才终于对雅克萨认真起来，才派了重兵，也才有了中国人与俄国人在贝加尔湖边的那一场历史性的相见。
　　可悲的是， 封闭的中国人，不知道此刻的西方已经有资本主义这个奇怪的东西在萌芽在膨胀。不知道在西欧的海盗们扬帆驶向大洋的时候，那个曾经是远离中国的东欧民族也已沿着地球的北边，越过乌拉尔山脉，小心翼翼地走进亚洲大陆。而且也不知道他们只是把贝加尔湖当作一个宿营地，他们将不停地占领不停地向东，他们很快就将打碎你的小桥流水田园牧歌，打碎你的宁静致远你的和为贵忍为上，打碎你的古老而冗长的大国之梦。中国人太习惯以我为中心了，对这个已经开始动荡的世界，从精神到物质，全然没有准备。
　　那场相见，是因为沙俄在雅克萨最后一战失败而向中国乞和。这是历史给中国的一次绝好的机会，清政府却因为又起内乱而将谈判的时间向后拖了三年。这便改写了历史。时间把俄国人脸上因投降而堆满了的可怜相一扫而空，让他们又可以理粗气硬地面对大清王朝。会谈是在尼布楚城外的一个山坡上进行的。为了显示谈判双方平等，两国各搭各的帐蓬，两个帐蓬并在一起，双方使臣坐在各自的帐蓬里，面对面地谈判，背后站着俄罗斯的火枪手和中国的辫子军。会谈的场面庄严而又滑稽，因为后来的历史无情地嘲讽了那些当事人。
　　可以想象谈判变得多么艰难，清王朝明摆着已经由主动变得被动。然而双方正谈的时候，准噶尔又起变乱，康熙便从朝中传诣，命中方代表额尔图向俄让步，将贝加尔湖与额尔古纳河之间本属于中国的领土大大方方划给俄国。于是很快就出台了那个标志康熙伟大政绩的条约。于是中国人就享受了一百多年的安静日子。后来的历史证明，这日子是有代价的，这日子埋下的是一场大悲剧的伏笔。这日子是一种酿制，让俄罗斯人畅饮胜利的欢乐，让他们就在离我们很近的地方，再一次等待机会降临。只是所有这些，康熙见不到了，所有的灾难，都将由他的子孙承担。
　　历史就是这么写下的。尼布楚是一个祸根，是一个开始，中俄之间后来还将继续签订中国大片割让土地的条约。我始终不明白，史书上为什么小心翼翼地对尼布楚只说是“让步”而不直说是割让土地？为什么说尼布楚“还算是一个平等的条约”，却不敢说这个“平等的条约”拉开了日后一系列悲剧的序幕，并且它本身就是一出悲剧？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虚荣。这种虚荣的背面是一个大国的徒有其表，是一个王朝的落后和怯懦。它使这个国家从此就陷入了一种危机，使东北成为最早的牺牲，使瑷珲在劫难逃。
　　
　　我看见，所有去瑷珲观光或凭吊的中国人，仿佛第一次明白国家的含义，仿佛第一次有了耻辱、悲愤和痛苦之类的情感。走近瑷珲，是走近中国的一个疼处，一个最敏感的所在。真实的瑷珲比教科书更煽情，更让人无法接受。
　　在我眼中，瑷珲与黑龙江是一对苦难的情人，瑷珲的故事就是黑龙江的故事。黑龙江因为水清，水凉，也因为水深，而呈现出一种神秘而迷人的黑色。它是世界第十一条大河，中国第三条大河。它流经瑷珲的时候，是它整个生命中最精彩的一段，那精彩似乎就是为瑷珲而展示的。在这里，它由东西方向的流淌突然就变成了南北方向的浩荡。江面这时是一种奇异的笔直，那种笔直居然延续了十里，十里长江似乎就应该发生点什么。清军最后攻打雅克萨的时候，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在彼岸元明两朝的旧城址上建起一座大清朝的瑷珲城，并把它作为黑龙江将军府，叫它江东瑷珲。后来因为有江的阻隔，再快的马，往朝廷送一次信也得十几天，便在此岸也就是江西又建了一座城，将军府也迁到江西。仍然叫瑷珲，江西瑷珲。对于黑龙江，瑷珲是藤，黑龙江是树。对于中国，瑷珲是一个标志，一种象征。它繁华似锦的时候，哈尔滨还是一个晒渔网的地方。
　　那个中午，黑龙江边晒着瑷珲的渔网。那个中午，我就守着那些渔网在黑龙江边长坐。我已经在东北走了很久，已经习惯了走到哪吃到哪，那个中午却什么也不想吃。我第一次变得这么历史这么政治，第一次这么深地陷入它们。
　　瑷珲距尼布楚并不远，那群陆盗在觊觎瑷珲的同时又穿过了瑷珲，目光直达远东的鞑靼海峡和海参葳。他们太羡慕那些西欧海盗，出门就是大西洋暖流，抢来贩去都一帆风顺。俄罗斯面对的是北冰洋，战舰和商船都被冰阻挡着，只有中国，能让他们通过陆地抵达永远不冻的海洋。所以彼得一世这个曾亲自批准尼布楚条约的沙皇刚刚放下笔就说，将来必须在黑龙江入海口建立俄国的城堡。紧随其后的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则干脆把哥萨克大兵布满尼布楚边境，只因为她的中国对手是乾隆，这个性欲和权欲都极茂盛的德国娘们才没轻举妄动。从亚历山大一世到尼古拉一世，他们也只敢派遣几个间谍小偷小摸地潜入黑龙江，打着地理勘测的幌子进行军事侦察。然而，他们终于等了一八四０年。鸦片战争，将铁板一块的中国封建社会一下子打碎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如雷轰顶般被从悠远的古代拽入眼花缭乱的近代。这时的大清帝国，早已没有了什么大国心态，在坚船利炮面前，立刻软骨，立刻跪下，任凭西方列强鱼贯而入，像逛超市一般各取所需。有位无名氏画了一张中国地图：从太平洋上飞来一只鹰，从西伯利亚走过来一只熊。香港被鹰叼去了，黑龙江以北则叫那只熊吃了。一个手中举着八面龙旗，胸背写满“勇”字的王朝，从此变成任人宰割的羔羊。
　　哥萨克们又一次轻车熟路地来到黑龙江边。
　　背景是一八五八年春天，清政府已经在英国人的军舰上签完了割让香港的南京条约。黑龙江边，瑷珲条约的两个炮制者同时出场了。俄方是尼古拉二世在东西伯利亚的总督穆拉维约夫，中方是黑龙江将军奕山。穆拉维约夫已经占了江东，开着战舰到江西来谈判。内心虚弱的奕山仍忘不了中国人好客美食的传统，把接风宴会搞得相当丰盛。穆拉维约夫大嚼了一顿烤乳猪烤羊肉后，捧着圆滚滚的肚皮，打着酒嗝说，今天只是宴会，明天再谈吧。明天就是另一副嘴脸。尽管奕山说到了尼布楚的白纸黑字，说到了这里是当今皇朝的故乡，他最后得到的仍是一纸强令签约的通牒。十几年前在广州城头因为向英国人挂过白旗而受到处分的奕山，又可耻地向俄国人低头了，中国的版图从外兴安岭一下子缩到了黑龙江。
　　因为有了瑷珲条约，就有了两年后的北京条约，中国的版图又从库页岛一下子退到乌苏里江。于是，一直站在西方注视着远东的两位伟人愤怒了。马克思说，由于鸦片战争，帮助俄国人获得了鞑靼海峡和贝加尔湖之间富庶的地域。恩格斯说，俄国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更可悲的是，因为有了在大东北的畅行无阻，就有了在大西北伊犁和喀什噶尔的肆无忌惮。东北和西北，几十年间就有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领土被沙俄强行割去。这是世界近代史上从没有过的事情。这事情在中国发生了。
　　瑷珲条约是奕山背着清廷与俄国人签的。奕山事后却向咸丰皇帝撒谎说，此处本系空旷地面，现无居人。这和十几年前他在广州时的上司琦善的咀脸何其相似！道光皇帝曾经在太和殿召见刚从广州回来的直隶总督钦差大臣琦善。道光问，听说英国人要我们把香港割给他们，香港有多大呀？琦善说，小得很，中国是一个鸡蛋形，香港只是鸡蛋上的一个小点，拿袖子一抹就去了的。可怜的中国，你有这样的皇帝，这样的臣子，香港和瑷珲的悲剧怎么可能不发生！
　　从彼得一世到尼古拉一世，都在做同一个梦。这个梦被尼古拉二世做圆了。瑷珲条约签定之后的第四天，尼古拉二世破例在金碧辉煌的圣彼得堡冬宫接见了穆拉维约夫派来报功的信使，并在奏稿上批示：谢天谢地。中国的海兰泡立即被改名为布拉戈维申斯克，意为“报喜城”。他们已经不是暗自高兴，而是弹冠相庆，大张旗鼓。这一切来得这么意外又这么轻而易举，的确让他们按捺不住。
　　我是在走近瑷珲之前，先去了江对面的布市。布市地志博物馆解说员欧里娅的目光是闪闪烁烁的，她用半生不熟的汉语说着理不直气不壮的台词。那是一种小心，一种难堪。因为沙皇留下的是一份掠夺来的遗产，这份遗产让这个漂亮的俄罗斯女孩受的是人类良知的煎熬。但在对岸，最好的建筑却就是这座地志博物馆。他们在这里原本没有历史，从占领的那一天开始，就点点滴滴地积累他们那微薄的历史。西伯利亚的森林和野兽，大豆和麦子，都成了标本。中国的古钟，算盘，琉璃瓦，达斡尔人的渔具和萨满衣，展展洋洋陈列其中。历代沙皇的照片和康熙大帝的画像，列宁读书的情景和苏联红军的大炮，也被编织在一起。我敢说，所有到过这个博物馆也到过瑷珲历史陈列馆的中国人，都会失衡，甚至失血。
　　
　　那天，我曾经在瑷珲的这个小院子里走来走去。瑷珲这个名字，是因为那条瑷珲河。瑷珲是达斡尔语，它的汉字意义是“可畏”。我不能理解的是，瑷珲这两个字如今被写成了“爱辉”。这里的人给我的回答是简化生僻字。我说，瑷珲就是瑷珲，瑷珲是世界的，瑷珲已被装入人类历史的档案，谁也没有权利更改它。但它的确被改成另外两个被简化了的字。是为了忘记，还是想要遮盖？中国人今天的心态究竟是怎样的一种？
　　我的走来走去是寻找。寻找昨天的瑷珲，寻找那座“人口四万商贾三千”北门锁钥的瑷珲。但我再也找不到它了，或者说，我已找不到那个真正的瑷珲。它在历史的某一时刻夭折了。这个世界消失过许多城市，有一种消失是因为自然，比如庞贝城是被维苏威火山的滚滚岩浆吞没的。还有一种消失是人为，比如瑷珲，它是被人类亲自点燃的大火吞没的，俄国人只用两天时间就把它从地球上抹去了。
　　一九００年夏秋之间，历史又给俄国人一次可乘之机。列强瓜分中国，中国政府还没发怒，中国的农民发怒了。义和团拳民的反帝风潮从京津波及到了东北。一直想把东北变成俄罗斯的一个省区、把东北人变成“黄俄罗斯”的哥萨克们高兴得顿足大叫：这将给我们一个占据满洲的借口！
　　于是近代人类的灾难里就有了海兰泡大屠杀和江东六十四屯惨案，有了瑷珲的冲天大火。
　　这是一场哥萨克方式的屠杀。海兰泡是中国人居住的地方，一八五八年被沙俄强行占去并改叫布拉戈维申斯克。因为瑷珲条约，海兰泡的中国人一夜之间由主人变成了华侨。一九00年夏天，尼古拉二世一声令下，做了四十二年华侨的中国人便被哥萨克用剌刀驱赶着向黑龙江边走来。瑷珲县志载：俄驱无数华侨，圈围江边，喧声震野。细瞥俄兵各持刀斧，东砍西劈，断尸粉骨，音震酸鼻，伤重者毙岸，伤轻者死江，未受伤者皆投水溺亡，骸骨漂溢。惨杀溺毙华侨五千余名。目睹了这个场面的日本人实光真清在《谍报记》里写道：这是自从阿穆尔河有史以来从没有过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大悲剧，大罪行。与海兰泡相对的是黑河，我曾从黑河隔江去望当年发生过惨案的那一段江岸。那是绝壁，他们选择绝壁就是要把住在彼岸的中国人赶尽杀绝。如今，浓浓的绿树已将历史上的那一幕遮掩得无声无息。
　　江东六十四屯惨案是海兰泡的继续。有了黑龙江的南拐，才有肥沃的江东。补丁屯，塔头沟子屯，吴家窝棚屯．．．．．．屯太多了。屯是一种自然状态，屯是东北乡村独有的概念，屯充满了中国式的人间烟火味。那些屯所拥有的土地相当于当时沙俄阿穆尔州已开垦的全部土地，它太让陆盗们想入非非了，所以即使条约上白纸黑字地写着中国人享有永久的居住权，中国政府享有永久的管辖权，他们杀人的方式以及所有的场面，也都与海兰泡一样。瑷珲县志载：沙俄先放火烧了补丁屯，其他各屯未及逃走的中国人都聚于大屋中，焚烧无算。黄童离家长号，白叟恋产叫哭，扶老携幼，逃跑瑷珲对过，长江梗阻，绕越不能，露守不能，群号惨人。溺死者七千余人。凡没有逃走的中国人全部被杀死，房屋被烧光。更加无耻的是，血洗之后，沙俄居然宣布：凡离开我岸的居民，不准重返结雅地区，他们的土地将交给俄国殖民者专用。对于幸存者，能生离彼岸是一种幸运，然而许多年后，当他们回到黑龙江边，望着对岸的家园却不能回，又让他们痛不欲生。那是他们世世代代住过的屯呵！
　　瑷珲大火，是在这两场大屠杀之后。哥萨克们在对岸已经杀红了眼，他们长驱直入跨过黑龙江，径向江西的瑷珲扑来。继一八六０年秋天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之后，一九００年夏天，欧洲人又一次成为中国土地上最大的杀人犯和纵火犯。有二百多年历史的瑷珲城是木制的，瑷珲人是血肉之躯。它们一起在哥萨克的大火中涅磐了。最先进入现代文明的欧洲人，全体露出了他们再也掩藏不住的野蛮马脚，这些因原始积累而眼珠发红的暴发户们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永远磨蚀不掉的罪证。
　　如果站在世界的高处来看这一场撕杀和大火就更有意味。当中国唐代的诗圣们出口成章吟诗作赋的时候，拜占廷帝国的一些大臣还不识字。当阿拉伯人将中国的工匠掳去，并将中国的火药和印刷术传进欧洲之后，欧洲人便制成了火炮军舰和宗教经书来中国点燃战争。这对中国真是一种绝大的讽刺。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中国人哪里去了？咸丰帝被英国人的大炮吓得逃到了避暑山庄，以至于死在那里。慈禧太后在八国联军冲进北京城之前，就一路狼狈逃到西安去了。八国联军也就是几千人，最多的时候不过几万人。大清的军人上百万，却兵败如山倒。去瑷珲之前，我对中国近代史是一种大块面的了解，从瑷珲回来再重新读它，居然看见了许多过去不曾注意的惊心的场面。我终于知道，中国从什么时候开始出产汉奸和卖国贼了。
　　我看见了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中的一个情节。中国人实际是中了日本人设的圈套，中国的将军们从平壤就开始背叛自己的天职，一直退到花园口，又一直退到旅顺口，虽然有邓世昌有徐邦道，然而逃跑确是大多数顶戴花翎者的拿手好戏。邓世昌已有人写过了，我的一位朋友就想写徐邦道。但他写着写着，发现徐邦道从金州退到旅顺之后就不知道他哪里去了，因为所有的将领都渡海逃跑了，才有了旅顺口被屠城。那徐邦道是不是也混在了逃跑的队伍里？后来在《清史稿》里发现，他从旅顺口不知用什么办法去了丹东，在丹东得了和努尔哈赤差不多的病，背上长了个毒痈，最后默默地死了。曾经的英雄豪将，以这样的结局告终真是令人扼腕。
　　我看见了一九０四年日俄战争前的一个细节。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中日之间的纠葛暂告一个段落。俄国人成了功臣，于是就有了李鸿章的圣彼得堡之行。他是代表中国皇帝去出席尼古拉二世的加冕礼，俄国人以几百万卢布贿赂他一把，他就签了那个让俄国人在中国东北修铁路建银行的密约。于是中国东北立刻就有了一个俄罗斯风格的城市哈尔滨，于是立刻就引来了一场狗咬狗的在中国争地盘的日俄战争。中国的皇帝不坚硬，中国的大臣就更加奴颜卑膝。洋务是李鸿章办的，签约赔款也是李鸿章干的，在中国近代史上，他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人物。在那场战争里还有一个细节，日俄打得激烈时，中国的军人们居然很守规矩地退到关里，以旁观者的姿态站在那儿看热闹，那意思是你们在东北打吧，只要别进关里惊动了皇上。
　　我还看见中国人有钱赔款，却无钱发军饷。每签一个条约，清政府就有白花花的银元流淌到战争贩子的口袋里。每打一仗，大清的将军们就发了一笔横财。那些将军都是有名有姓的。炮火连天中，他们一个个肥得像猪一样，士兵却连饭都吃不饱。最后当官的全跑了，那些饿着肚皮的兵焉能不逃？这或许就怪不得康熙了，这个王朝走到这时已经从里到外地溃烂，说到底，没有这种自上而下的腐败，也就不会有这样一部屈辱的近代史。
　　这种屈辱从此就不曾结束，它绵延到公元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的沈阳北大营，绵延到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的河北卢沟桥，绵延一九三七年底至一九三八年初的南京。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不但让东北沦陷，也让这个国家涂炭。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东北的流亡学生能唱出那样一首歌：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看中国人自己改朝换代的历史，是一种疼痛。看外国人把中国当作屠场，把中国人当作刀俎之间的鱼肉，则是另一种疼痛。它让你愤怒又让你沮丧，让你哭不出声又让你泣不出泪。你甚至会被一种感觉折磨得无可奈何死去活来地想笑。中国的确是太大了，中国人也的确太多了，否则绝不会是半殖民地，它早就被东西方列强片甲不留地吞没殆尽了。
　　庚子夏天，我唯一能记住的一个军人就是寿山。他那时是黑龙江将军，是曾经抗击过日俄侵略军的爱国将领。他一边与俄作战，一边却又接到北京与俄缔和的电报。他发过誓绝不“改隶夷籍，反颜事虏”，所以当他看见眼前已不是哪一个将军而是他的王朝打出了白旗，便以洁身自好的方式去死。他是自己“从容卧于柩中，取金器吞入腹中骤不死，命其子开枪之，其子手战不忍发，误中右臂不死，又命其家将继之枪，中小腹犹不死，呼声愈厉，家将顾曰：如此，宜令速死免受痛苦。乃再开一枪，洞胸而亡”。这样的殉国，是因为绝望。而那个关头，有几个将军舍得以这种方式表示绝望呢？
　　在瑷珲历史陈列馆的院子里寻找的时候，陈列馆的吴馆长曾引我到小院的一角，那里有一尊寿山将军的塑像。与波雅科夫哈巴罗夫相比，他太矮小了，矮小得令人心疼。这么矮小，还不知被谁折断了一只手臂。这就是寿山将军吗？或许因为寿山是自杀，是自绝于世，才让今天的中国人无法将他塑得高大，或许是由于钱的原因，使他与瑷珲历史陈列馆一样寒酸。望着那样一尊塑像，心是暗淡的，悲也自从中来。
　　
　　大火之后的瑷珲，只幸存一棵树，一座楼，如今都被陈列在这个小院子里。那是一棵古松。曾经沧海难为树，它早已经没有了植物的名字，它的胸前挂着一个木牌，叫“见证松”。它没有在那场大火中死去，但它再也没有美丽，数百年沉默而孤独地品尝着一种灼痛。按它的年轮，它是见过签约和大火的场面的，然而它只是一棵树，它做不了什么。它今天的价值也不过是让走到它面前的人由此去想象当年绿树成荫的古老的瑷珲。古老的瑷珲与古老的中原是同一种格局。当那所有的格局都在大火中成了废墟，还剩下一座魁星楼。通过树去想瑷珲的葱茏，通过楼去想瑷珲的辉煌，对心灵绝对是一种伤害。登了楼才知，它逃脱了哥萨克的大火，却没有逃脱苏联红军攻打日寇的炮火，今天的魁星楼是几十年前重修的。
　　那么，一棵树，一座楼，就可以叫作瑷珲么？瑷珲太空荡了。记得我曾向那位吴馆长要点有关瑷珲的文字，他摇摇头说没有，却递给我一份由他起草的募捐动员演说词。他告诉我，这个陈列馆已接待国内外参观者数百万人次，其中国家级官员多少多少，省部级官员多少多少，军人学生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多少多少。他说，所有来到这里的人都捶胸顿足悲痛欲绝，然而瑷珲仍是这个样子。从那个院子出来的时候，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也许它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只有这个样子，才让悲剧的瑷珲更具有悲剧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