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炕

　　在城市里已经住了二十年，一直是睡床。最初是睡女生宿舍那张双层的铁床，我在下铺，靠着北窗。窗外是渤海湾的一片浅滩浴场，冬天时岸边便堆满了雪白的冰。冰是波浪形的，带着大北风的痕迹。不远处就是不冻的灰蓝的冷调的海，咆哮着要登岸似的闹人。那张铁床就像搁浅在结冰的海滩上，人仿佛随时随地就能被风刮进海里，是一种彻骨的凉。宿舍每个女生都有一只热水袋，去教室上晚自习之前，必是先将装满水的热水袋放在被窝里，这样上床睡觉的时候手脚就能伸开了。毕业后便是在这个城市安家，铁床换成了席梦思。然而总归是床，最冷的日子，即使回到了家里，满屋子转来转去，也找不到最温暖的那一隅。
　　这时候我就会想念乡村的火炕。虽然北山墙上挂着厚厚的霜，风吹得门窗直响，坐在火炕上，就不觉得冷。因为有火炕，乡村的男人女人都会盘腿。家里来客或是上谁家串门，进屋就上炕盘腿坐着。男人抽烟，女人做针线，一坐就坐大半天。乡村的孩子是坐不住炕的，他们要去河里滑冰车，到街上打雪仗，去茅厕时才发现手冻得连裤带都系不上了，便提着裤子跑回家，把手伸给正坐在炕上做针线的母亲。做母亲的则欠欠身子，将那两只红馒头似的小手坐在屁股下面，不一会儿就给焐热了。
　　乡村的火炕在北方的冬天里就是投靠和归宿。火炕让你有家，让你出去了还要回。床则像房间里的一个布景，不能随意触摸，也不能依赖。床让你永远是客，不论什么时候，打起行装就可以走。
　　对于我，想念火炕就是想念童年，想念纯朴的母爱，想念只有在火炕上才能发生的风景。在乡村里出生的孩子，离开母体之后第一个承接他的不是医院里雪白的产床，而是火炕。老式的火炕上面铺着苇席，苇席下面再铺一层谷草，谷草蓄热而且暄软。乡村的男人和女人，一生都在这样的火炕上纠缠。他们在灼热的火炕上毫无节制地纵欲，然后一个接一个地让孩子诞生。火炕太能容纳了，每一铺火炕都人口密集。那年我七八岁，我问二嫂的肚子为什么一天比一天大，二嫂说那里有一个即将出生的小人儿。果然那天早上再去敲门时门就不开了，我趴着窗子向屋里看，二嫂家的炕席被卷起来了，她赤身躺在谷草上，在那焦黄的谷草里，蠕动着一个鲜红的动物般的小身体。二嫂的婆婆也就是我的伯母端来一盆水，她一眼发现我在偷看，立刻爬上炕拉严了窗帘……我想，这大概也是我出生时的情景。火炕上谷草焦黄焦黄，我便如母亲说的那样，落草为人。
　　直到现在，乡村的男人女人虽不再为生育而繁忙，却仍贪恋着火炕上的情欲，仍在火炕上无尽地纠缠。火炕是他们的圣地，是生命的摇篮。
　　火炕是母性的，它更多的时候属于女人。在东北的乡村，分炕上活儿和地下活儿。东北寒冷，东北男人多女人少，东北的男人宠惯女人，而早年的女人又是小脚，地下活儿大多由男人干，拉犁种地收庄稼挑大粪跑买卖，男人大包大揽。女人做炕上活儿，缝衣絮被绣枕头纳鞋底儿，女人们都是在炕上完成的。女人比男人更能坐炕，女人坐炕坐得滋润，她们那两条腿即使穿再厚的棉裤也能柔软地盘上。
　　未出嫁的姑娘冬天里爱聚堆儿，她们互相抄花样子，绣枕头绣门帘绣各种各样的罩子。我姐姐出嫁时绣了两种枕头，一种是洋枕，细白布，带飞边儿的，一种是方枕，家织布，从在旗人家里学来的。我家那地方把满族人叫成在旗人。在旗人的方枕六个面八个角，两头的沙式刺绣很好看，就是枕芯太硬，出嫁的姑娘并不枕它，但柜子上一定要有它做摆设。她们没白没黑地绣，把炕坐出坑了。已经做了嫂子的女人把饭端上桌子，她们才把绣架一放，坐过来吃现成的，那做哥哥的就拿眼角白她们。她们出嫁那天，拜完天地就坐炕，婆家人在褥子下面放一把斧子，再硌人也得把“福”坐住。
　　做了媳妇的女人，冬天里最忙的活儿是做鞋。给公公婆婆小叔小姑做，给男人和孩子做，最后才是给自己做。穿了一冬的棉鞋棉乌拉，在大年三十晚上吃年夜饭时一定要换上一双家做的新布鞋。家口大的，一个女人要做十几双鞋。这个活儿其实从夏天就开始了，选在大热天的中午，打好一盆面浆糊，拿出洗得干干净净的旧布，摘一扇堂屋的门板，然后就一层浆糊一层布地裱袼褙。当那一块一块的袼褙在夏天的大太阳底下晒透了，便卷起来留到冬天做鞋底子。纳鞋底儿的麻绳也是在夏天就备好了麻匹，冬天要做鞋了，提前几天几夜地赶着搓麻绳。搓好了就拧成麻花劲儿串起来挂在墙上，纳鞋底时一根一根扯下来用。纳鞋底儿是力气活，未出嫁的姑娘怕把手勒出泡，瞪眼看着嫂子挨累也不伸手去帮。那做嫂子的坐在炕上简直就是牛马一般，任那麻绳勒破手。她们已经嫁了，粗糙就粗糙吧，好在男人并不嫌乎。男人做崐地下活儿就一阵儿，女人的炕上活儿没有头。男人晚上回家吃完饭就上炕睡觉，女人还在灯下纳那纳不完的鞋底。知道疼的男人会说一句：炕上活儿比地下活儿累多了。灯下的女人听了，鞋底儿纳得就更欢了。
　　睡火炕可以看见男人的权威。火炕分炕头炕梢，炕头靠锅台近，炕一宿到亮是热的。炕梢离锅台远，不到半夜炕就凉了。乡村人睡炕不铺褥子，身子就贴在炕席上。大人认为小孩火气旺，不怕睡凉炕，所以占据炕头的总是这个家的男主人。挨着的是女人，女人的旁边才是孩子。如果孩子多，就从最小的开始往下排，炕梢当然是最大的孩子或者是女孩子。女孩子未成年时还能与父母兄妹在一铺炕上挤，成人儿了便要独自去里屋睡。里屋炕更凉，凉也要去，女孩子天生喜欢有一间自己的屋子。
　　炕头永远是男人的。二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是东北乡村男人的幸福观。白天与牛在地里忙碌，晚上与女人在炕上忙碌，那男人终于累了，他就理所当然地睡在那炕头。用热炕头去烙他那疲惫的腰身，酸痛的筋骨，困倦的精神。经过这一夜的烘烤，第二天起来又是一条硬汉。每天每天，日子就这么重复地过着，直到他在那个热炕头上再也爬不起来，成为行将就木的老人。
　　烧火炕用的是柴草。我小时候，最累的活儿就是拾草。我的老家不在平原，也不在山岭，而在光秃的丘陵之间，小孩子放了寒假惟一的活儿就是拾草。所有的孩子都拾草，那些光秃的丘陵就更加地光秃。近处的草拾净了，就向远处出发，每天早上天还没亮我们就已经走到几十里地以外的山场子了。山场子的柞树也并不茂盛，地上的叶子很快就光了，我们就用手去摘树上的叶子。树上的叶子也摘光了，我们就刨树下的草根。草根刨光之后，土就露出来了。山场子一片破败，而我们拾草的队伍还是浩浩荡荡。那么小的孩子，要管全家的烧草，叫“供锅底儿”。
　　我曾经为此专门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祈祷》。我的祈祷非常单纯，不是福也不是财，就是请上帝赐给我一个有力气的大兄长，让他帮我拾草，或者让他在我拾草回来的路上迎一下，替我背一会儿沉重的草包。那时，我的背上总是有一个大锅般的草包，鬼一样地在山路上慢慢移动，累了也不敢放下，而只能在有短墙或斜坡的时候倚靠一会儿，因为没有人来迎。那时我太羡慕那些有哥哥的人，有一个庄稼院的老父亲也好。记得每次回到家里，饿得那么厉害，扔下草包并不是想吃饭，而是先大哭一场。那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累和孤独，直到现在我一边写它一边还在流泪。
　　我之所以哭过之后还是要去拾草，都是为了母亲。父亲在城里工作，过度辛劳的母亲得了腰疼病，我必须拾很多的草，让母亲做熟一家人的饭，让母亲能睡上热炕。如今我早已不再拾草，然而我不论走到哪里，只要看见一丛茂密的蒿草，一块深秋的苇塘，只要那是可以当柴烧的，我就想去拔去割去搂，那态势就像卓别林到处追赶着拧螺丝。我的某一根神经至今仍停留在童年的贫乏和痛苦之中。
　　 关于火炕的记忆太多了，它已经温暖了我们两千多年。更重要的，火炕是东北土著沃沮人的发明。我是在翻阅团结文化的有关章节时发现这个秘密的，读到这段文字时，我曾经手舞足蹈地兴奋了好久。我觉得火炕就应该由东北人发明，东北人就应该给人类创造出这样一铺火炕，这是顺理成章理所当然自然而然责无旁贷的事。试想，在人少兽多的时代，为躲避凶猛野兽，祖先们只有在树上巢居，美其名曰有巢氏。当他们学会制作石刀石斧之后，才从树上跳下来住进洞穴。大东北有很多古人类洞穴，金牛山洞，鸽子洞，还有古代大鲜卑山上的嘎仙洞，都曾是东北人祖先住过的家。但那时他们只能围着篝火睡觉，还不曾有真正的安眠。直到从山顶走向平原，在平原上挖出地穴或半地穴式的居所，才睡上了火炕。或者说，有了火炕，才有了地穴居或半地穴居。
　　这是东北古人类的一个新纪元，是严寒和冰雪赐予了他们灵性，他们又以火炕的方式拯救了自己。因为当火炕在地穴深处散发出热量，他们才试着从地穴里升出地面，让古老的荒原上出现了亮亮堂堂的房屋。房屋绝对是火炕催生的风景，它使人类的居住史发生了巨变，使人类从此有了尊严，从此见到了阳光，终于由胆怯的动物般的生存，过上了人的体面的生活。
　　火炕是真正的东北土著文化。虽然我只能从所剩无几的历史遗迹里去猜想两千年前的火炕造型，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火炕一旦被知道，被效仿，它就变成了华夏文明的瑰宝。事实上，正因为有了从大东北传来的火炕，才使华北、大西北以及整个北方各民族的人们一同从地下爬出地面，这世上才有了各式各样的火炕。只是，那时不会有人知道这是沃沮人的发明，也就不会有人向发明者道声谢谢，文明是共享的，沃沮人当初不是也曾享用过中原人发明的犁铧吗？
　　反正那些日子，不由自主地，我总是暗自为火炕惊叹！
　　我发现，即使在东北，火炕的样式也是不同的。我曾在镜泊湖边的瀑布村住过一夜。这是一个朝鲜族村庄，读史的时候，我觉得朝鲜族的祖先大约就是沃沮人，那么，朝鲜族人家的火炕就应该是最正宗的火炕了。
　　瀑布村中央有一座朝式基督教堂，村里有一半是新盖的瓦房，另一半是保留了朝鲜族风格的稻草房。叫瀑布村，是因为它在镜泊湖瀑布之侧，在一片黑色的玄武岩上。它是一个移民村，六十年代末从宁安南鹿道集体搬迁过来。盖了新瓦房的人家，是给去镜泊湖旅游的人照相发的财。仍住稻草房的人家，是因为不会照相。然而不论什么房子，他们的炕都是一样的。那是多么大的一铺炕呵！它布满了整个屋子，走到哪里都是炕。衣箱，被子，缝纫机，电风扇，锅碗瓢盆，所有的东西都在炕上。灶台和炕居然在同一平面，锅仿佛坐在炕上，灶门那地方是一个地坑，烧火时蹲在里面，不烧火时用木板盖上。烟囱在房子的侧旁独立地竖着，比房子高出一些，很别致。屋子看起来挺大，到了晚上，屋与屋之间便用木制的拉门隔开。我看见这个村的每个家庭都有一只很大的厨柜，里面全是红红绿绿的塑料盆搪瓷盆，它们一正一反地扣着，像小卖铺摆设给人看。后来才知这是风俗，盆多，表示富有。朝鲜族女人的手中永远握着一块抹布，她们坐在炕上，将那些盆擦得雪亮。
　　我住的那家女主人手中也有一块抹布，一边与我说话，一边不停地抹着炕边炕角的灰尘。抹过，抹布仍是白的。尽管她对我说的是汉语，穿着与我一样的汉式衣裳（将朝式衣裙装进柜子里，出门或过节的时候才拿出来），一看那火炕，就知道她有自己的文化背景，我和她不一样。那晚，她给我做的晚餐是一盘油炸辣椒，一盘干豆皮炒黄瓜，一碗大酱汤，那一顿晚餐，吃得我流汗。夜里躺在火炕上，腰和腿舒服极了，却无论如何睡不着，屋子里飘散着大酱汤的味道，那特有香味，既亲切又陌生。
　　镜泊湖的土著是满族人。从清代流人吴振臣写的《宁古塔纪略》里可以看出，满族的火炕与朝鲜族的火炕不同：房屋大小不等，只一进或三间、五间，或用草盖。墙厚几尺，然经寒气侵入，视之如霜。屋内南、西、北绕三炕，炕上铺大红毡，炕阔六尺，每一面长二丈五六尺。夜则横卧炕上，必并头而卧。无凳椅，有炕桌，俱盘膝坐。客来俱坐南炕。流人杨宾的《柳边纪略》说得更详细：屋皆东南而立。土炕南七尺五寸，周南、西、北三面，空其东，就南北炕头做灶。上下男女各据炕一面，夜卧南为尊，西次之，北为卑。晨起则叠被褥，置一隅。西、南窗如炕大，糊高丽纸，寒闭暑开。
　　他们都说的是满族人的火炕。满族人的祖先在渤海时代还有许多是地穴居或半穴居，只有首都上京龙泉府墙高坊齐车马喧。到了金代，完颜氏掳辽天祚帝、宋徽钦二宗居金地时让他们住的也不过如此。宋徽宗从未见过这样的房子，所说的每日坐井观天，其实坐的就是半穴式地窨子。徽宗在一首诗中写道：
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家山回首三千里，怅望天南无雁飞。
　　有“扉”说明是半穴居。住这种地方，即使有火炕，徽宗的心情也不会太好，他在金代的五国城只活了八年就病死了。和他一同被掳去的儿子钦宗因为年轻，在金国活了三十年，在最后的几年里，他终于可以不坐井，而与辽帝同囚于一座寺庙了。
　　这个民族走到清代，才睡在了有规有矩的“ 【 ”形火炕上。这样的火炕我在吉林的乌拉街见过。乌拉街是一个镇，我在那里看见了古代乌拉国的土围子，看见了金兀术妹妹百花公主的点将台，看见了慈禧太后用来透烟袋的灯芯草，当然也看见了吴振臣、杨宾笔下描述过的火炕。不过古老的三面炕已经很少了，多数人家睡的是南北炕，有的就是一铺南炕，与汉族人家的火炕一个样式了。坐在满族人家的火炕上，我感到的是这个民族一直在努力改变着自己，又总要保留一些自己，既渴望融合，又顽固地存异。然而，事实上属于满族人自己的东西越来越少了。
　　 在东北，火炕一直是有姓氏的，分种族的，又一直是属于乡村的。东北的冬天太长，火炕太热，养出了东北式的懒汉。乡村的男人在冬天里过于迷恋自家那个热炕头，即使坐在热炕头上，他们也习惯地将两手抄在棉袄袖子里，做出一种猫冬的姿势。我常常拿东北的男人与南方的男人相比较，南方或许是天热的缘故，男人长不高大，很瘦，总给人勾着身子忙忙碌碌快走的印象。他们说话的节奏也快，话语琐碎，像女人。东北的男人，尤其是乡村的男人，走路时爱仰着脖子，脸上有一种无知的高贵。他们不苟言笑，似乎胸有大志，却一动不动，懒得去动。东北的水土太肥沃了，插根筷子能发芽。不愁吃的，所以就有稳坐炕头的理由。进屋一看，缸里盆里，只不过有一些粗粮，温饱而已。
　　这是火炕让人伤情之处。火炕在解救人类的同时，又与寒冷一起阴谋，将人类的精神捆绑得苟且卑琐。
　　冬天到了，我的几位朋友一再要我带他们去乡村吃猪肉炖粉条小鸡炖蘑菇，更主要的是去睡一睡乡村的火炕。他们说，城市的床和城市的喧嚣已使他们身心俱疲，太需要在乡村的火炕上松一松筋骨。我为此想了很多。乡村并不远，乡村的火炕依然那么温暖，但我真的害怕乡村的火炕让这些城市人也恋恋不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