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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近代史学中的德国资源 |
| 作者：李洪岩 |
西方背景下的中国近代史学
中国近代史学在回应西方冲击的背景下产生与发展。德国作为西方的一个大国，参与了中国近代史学的建构。来自德国的历史哲学和史学理念，经过磨合，使中国史学从历史哲学到编撰理论，都增加了许多旧史学不具备的内容。许多西方的历史概念、历史话语被介绍引进到中国史学当中，使原本独立发展的中国史学向世界开放。德国是中国近代史学重要的思想家园之一。
近代以前，中国史学一直处在与外界基本没有交流的独立系统中，通常人们把它叫做“旧史学”。近代以后，随着西方的冲击和挑战，中国社会的整体社会形态发生变化，历史学也随之改变，近代意义上的历史学随之产生，通常人们把它叫做“新史学”。所谓“近代意义”，是指在近代的时间段里，中国史学的价值体系和思想坐标，完成了由自给自足的东方形态向中西交融的现代形态的转变。
促使这种转变的动力，转变中所运用的思想武器，都来自西方。在转变过程中，“西方中心论”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史学家们的集体潜意识。当然，“新史学”继承了传统史学的全部材料和诸多理念，从来没有也根本不可能完全与西方史学一致。就此而言，它依旧是旧史学的延长。但是，就价值系统的更新而言，它是全新的。从这个时候开始，作为代表东方史学最高成就的中国历史学，已经没有办法再停留在自给自足的形态当中，而是必须按照别人的规则行事，从历史思想到叙述方式，都得与外部世界挂钩，历史学与记忆的关系的样式也就发生了改变。这一变革过程对传统中国史学所形成的巨大冲击，以及史学家们在这一过程中所经受的心理体验，是可想而知的；它必然会遭受阻力，也是自然的。但总体上讲，相对于政治变革而言，史学变革虽然也遭遇到王先谦、叶德辉、缪荃孙、曾廉、柯劭闵等所谓保守人士，但所受阻力不大。甚至最守旧的史学家，都接受了变革的现实，并自觉地尽量吸收
外来的东西。而保守派史学家接受这一变革的过程，往往是在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框架内进行的。
以政治上极端保守的史学家王舟瑶(一八五八～一九二五)为例。他反对辛亥革命，主张保皇，拥护张勋复辟，入民国十几年后依然采用宣统纪年。但在史学上，却自觉地“兼采西学之无害者”。他认为，政治是“体”，学术只是“用”。在“用”的范围里，可以放开。因此，他甚至主张参考国外、特别是日本的史书来编写中国历史。
王舟瑶的立场和言论具有典型性。它表明了二十世纪初史界革命的成功。显然，连王舟瑶这样的政治保守派也不能不接受史学变革的事实，而这一切，在梁启超等新派学人那里，当然更不在话下。
从梁启超与王舟瑶这两个极端可以看出，晚清之史学变革，既体现为中国、日本与西方的史学观念的相互交融，又体现为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批判和辩护的双重变奏。在这一逐渐明确化的进程里，西方史学在人们的意识中作为普遍性的价值系统，成了观察中国史学这样一个似乎特殊性的东西的坐标。中国史学在这一时期的使命，就是去适应那个普遍的价值，寻求对普遍性的认同，同它接轨，如此才能得到生命的更新。
这也就可以看出，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框架内，史学处在“用”之层次。换言之，就史学本身而言，并不存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二元架构。
从一定意义上讲，西方史学确实代表了更具普遍性的价值，这与其先进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就“物”的发展高度而言，人们还看不到除西方之外的第二个样板，这就必然会形成对“精神”的冲击。直到民国时期，尚有一批传统文人认定“西方物质文明虽高，而东方精神文明更好”。
但是，这种自我按摩式的精神抚慰不能不在西方的“奇技淫巧”和“妖言邪说”面前败下阵来。透过“工商制造”的层面，从文学到哲学，到史学，人们发现所谓“洋人”不仅有着同样精美的叙述样式，而且它所提出的问题，还更具有普适的价值。而且，中国史学虽然不乏对宇宙生命的本体探讨，但到了这个时候，却不能不借助这种更具普遍性的价值系统予以新的阐释。显而易见的例子，就是晚清时期中国人对进化论的狂热尊崇。只有在进化论的观照下，传统的公羊三世学说才焕发出新的意义。同样，科学主义也可以附会到乾嘉考据学的传统。唯物史观，则可以与中国的均贫富、丰衣足食等传统理念联系起来。这种“回过头来另眼相看”的现象，常常表现为史学家们对中西史学思想的极力调和。而外来学说如要立住脚，也需要在中国找到某种至少是形式上类似的东西。例如章节体，借助着中国固有的纪事本末体，几乎毫无阻碍就成为了主导性的著述样式。在这一双向融会调和的过程中，中国人对外来思想，不是看其新旧，而是看其是否有用。有用的，就是新的好的。而碰巧遇到的，常常就是有用的。由此，近代史学思想家表现出很大的亲合中外思想资源的本领。他们能够把两种独立的思想形态，撮合为美满姻缘，并由此实际构成史学思想的“杂交形态”，即它既不是中国的，也不是外来的，但又同时都是。这种融合，不仅有趣，而且有益，尽管不免误会和附会。但是，纵观一百多年来的中国史学，我们却不能说西方的理念已经完全控制了中国史学，只能说它最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史学。
德国是历史哲学的重镇。来自德国的思想资源对中国近代史学的影响，从鸦片战争之前到二十世纪初，表现为德国传教士作为西方宗教的使者，参与了对中国近代思想家和史学家的思想启蒙。中国的启蒙思想家，就知识的传承谱系而言，最早是通过西方传教士睁眼看世界的，由此而奠定了“史界革命”的思想基础，为“新史学”的建立做了知识的、思想的以及人员的准备。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均得益于传教士的著作。王韬有《普法战纪》，郑观应有《盛世危言》，黄遵宪则走出国门，对外部世界有切身感受。他们不仅提出了学习西方政治制度、改良中国政治制度的主张，而且开创了近代的世界史研究。
到一九○二年，以梁启超的《新史学》为代表，冒出一大批立意异乎前人的论著，来势迅猛，前所未有。“新史学”的代表人物，如果采用钱玄同的说法，至少有十二位，即康有为、宋恕、谭嗣同、梁启超、严复、夏曾佑、章太炎、孙诒让、蔡元培、刘师培、王国维、崔适。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早年都多多少少地受过传教士著作的西学启蒙，其中也就包括了德国的传教士。而当“新史学”占据史学的主导地位后，传教士的影响在他们身上很快淡出，西方其他思想和史学流派的影响则日渐突出，并且在新史学发展与分化的过程中，很迅速地具备了独立分析判断的主观能动性。同时，他们不约而同地拒绝了西方宗教的引诱。他们是最典型的转型期的学术大师，从他们开始，一个史学家要想完全不理会西方的知识系统，已经是完全不可能的了。
从一九○二年到一九一九年，中间经过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是“新史学”继续发展并开始分化的时期。经过这十几年的整合，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让位给后起的一代，也就是胡适、李大钊那一代。这时候，进化论已经不受重视，西方思潮对史学的影响呈现更加多元的态势，并在尔后的民国时期得到比较深入的发展。例如，朱谦之《历史哲学》一书（一九二六），就受到新生机主义者杜里舒、柏格森、麦孤独、鲍尔文以及孔德、克鲁泡特金等人影响。一九三○年黎东方翻译出版的法国经济史学家施亨利著《历史之科学与哲学》，则介绍了十八世纪法国的历史哲学、德国哲学派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普鲁士派哲学、实证派、孔德哲学、古尔诺的历史批评理论、历史比较方法，等等。可以这样说，民国时期具有影响的史学流派，都多少有其接受国外思潮影响或拉外国思潮为己所用的学术背景，西方话语已经完全占据主导地位。这个时期，不仅传教士所传播的知识成了过时之物，而且十九世纪的许多人文思想也成了明日黄花。
由于所宗仰的西方理论流派不同，形成了民国时期的一些史学流别。从二十年代起，马克思主义流派由李大钊、陈独秀等开其端，经过三十年代社会史大论战的锤炼，发展成以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这五老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留美的胡适宣扬实验主义，直接对应出疑古思潮。留德的蔡元培则和后来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具有渊源关系。二十年代，兰普雷希特的史学产生一定影响。四十年代，宗仰施宾格勒的雷海宗等人构成了“战国策派”。而德国的思想资源作为西方整体思想资源的重要构成，从哲学和历史哲学上的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叔本华、尼采，到史学上的兰克、兰普雷希特等，都曾在中国近代史学中安家落户。
近代中国的德国传教士
西方传教士的作用是双向多面的。在中西双方最初开始接触，彼此还不太了解的时候，它既让西方认识中国，也让中国认识西方。传教士对中国近代史学转型所起的触媒作用，主要发生在新史学建立之前，而后则逐渐淡化。但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阶段。中国近代的启蒙思想家和史学家，大都受到西方传教士的影响。在知识及思想的启蒙和积累阶段，中国最敏感的思想家，对外部世界也处于朦胧认知而又渴望清晰化的状态中。因此，传教士是他们的启蒙老师，他们基本上也只能被动地接受，还无法具备鉴别并使之中国化的能力。如果说中国近代新史学的确立，实际上奠基于西方传教士，似乎并不过分。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新史学家渐渐成熟，开始建立他们自己的史学思想构架，并在进化论等理论的影响下，逐步确立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历史研究体系。
关于西方传教士对中国近代史家的影响，可以举出许多有趣的例子。例如蔡尔康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光绪十八年(一八九二)合译的英国史家马恳西(R.Mackenzie)所著的《十九世纪大事记》(一八八○)，中文译作《泰西新史揽要》，是“晚清所有翻译西方历史书籍中销售量最大、影响最广的一部”。该书对我国近代史家所发挥的启蒙作用，从夏曾佑等人身上看得非常清楚。知名史学家吕思勉在自述十一岁时(一八九四)的读书情况时说：“当中日战时，我已读过徐继畲《瀛环志略》，并翻阅过魏默深的《海国图志》。该两书中均无德意志之名，所以竟不知德国之所在，由今思之，真觉得可笑了。是年，始得邹沅帆的《五洲列国志》，读日本冈本监辅的《万国史记》，蔡尔康所译《泰西新史揽要》及王韬的《普法战纪》。是我略知世界史之始。”又如史学家顾颉刚，自称六岁时(一八九八)恣意翻阅《万国史记》、《泰西新史揽要》、《万国演义》等书，“也算懂得了一点世界史”。这就是传教士的启蒙功效。
从某种角度看，所谓中国史学的近代化，所谓“新史学”的确立，恰恰奠基于西方传教士的译作。历史学著作一直是近代传教士翻译、介绍西方书籍的大宗，仅次于天文、数学、医学等自然科学书籍。明清之际耶稣会传教士传播的西学还限于形而下的器物之学，不见历史书籍。但到十九世纪初叶，在基督教新教的传教活动中，便有了历史书籍，并开始占一定比例。进入近代，传教士的传教活动一直没有离开对历史书籍的介绍，而且占有很大比例。这里，包括了德国的传教士。
郭实腊（Karl Friedrich August Guetzlaff，1903～1851）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德籍传教士，也是鸦片战争前后最著名的西方传教士之一，在近代早期产生过很大影响。他又是一个富有争议的历史人物。据说，在十八世纪初，“夷”字曾被英译为stranger(陌生人)、foreigner(外国人)等，可是到一八三○年，郭实腊等人开始力主将“夷”字译为barbarian(野蛮人)。这一点，直接影响到英国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在鸦片战争中，他的角色确实很不光彩。但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这个人对中国史学近代化所发挥的作用，却值得格外关注。
从一八三三年开始，郭实腊开始主办一份很有趣的中文杂志《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其时间之早，已引起史学界关注。杂志的内容，上到天文，下到地理，几乎无所不载，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历史，而宗教所占比例反而较轻。郭实腊不仅热衷于讲述西方的历史地理和民情风俗，而且直接连载他本人编著的《古今万国纲鉴》、《万国地理全集》、《犹太国史》。在前十六期，还设有一个“东西史记和合”专栏，把中西历史放在一起对照叙述。中西两种形态的历史学通过德国传教士之手进行了接触与磨合。
最显而易见的例子，是魏源的《海国图志》（一八四二）与徐继畲的《瀛环志略》（一八四八），均从这本杂志选取了资料。而郭实腊本人一八三四年出版了《大英国统志》（署名爱汉者）和《中国简史》。他的夫人一八三四年后在澳门办学，其中一个学生就是七岁的容闳。后来，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对此有记述。综计郭实腊的各类文字，大约在七十到八十种之间。尽管我们还无法描述他影响中国近代史学的具体细节，但影响的存在毋庸置疑。
郭实腊之后最著名的德国传教士是花之安（Ernst Faber，1839～1899），此人既是传教士，又是汉学家，于一八六五年到达香港，死于青岛，其最著名的中文著作是《自西徂东》。此外，还著有《西国学校》（一八七三）、《德国学校论略》（一八七四）、《教化议》（一八七五）、《人心论》（一八七九）、《性海渊源》（一八九三）等中文著作。
花之安的特点，是试图在儒学和基督教之间牵线搭桥，实行融合。为此，他对儒学做过深入研究。但他在中国的作用，却不在宗教，而在为中国政治改良思潮提供了思想动力。中国思想家这种“买椟还珠”或称之为“吞下糖衣，退回炮弹”的本领，是中西文化交流中很值得探讨的问题。据悉，《自西徂东》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由传教士撰写的影响最大的一部书。一八八八年举行乡试时，广学会拿出一万册该书分送给应试士子。一八九三年，又重印两千部，向中国政府高级官员赠送。一八九八年初，光绪皇帝订阅一百二十九种西书，第一种就是《自西徂东》。显然，花之安的著作在中国史学近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同样不能低估。
一八九七年发生巨野教案，又称曹州教案，德国由此占领胶州湾，是近代中德关系史上的最大事件。也就在这一年，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来华，成为花之安之后最著名的文化型德国传教士。
卫礼贤一八九九年到青岛，一九○一年在青岛创办礼贤书院。民国成立后，青岛陆续来了一批清廷遗老，卫礼贤与他们多有交往。特别是劳乃宣，被卫礼贤推为尊孔文社的负责人，而劳乃宣则帮助卫礼贤将《易经》等儒教经典译成德文。他同辜鸿铭也有交往，曾经将辜的英文著作《中国的牛津运动》翻译为德文，名叫《中国反对欧洲观念之理由》，据说还被指定为哥廷根大学哲学系学生必读参考书，并受到新康德主义哲学家们欢迎。辜鸿铭另一部英文演说集子《中国人的精神》，也由史密斯(Oscar A.H.Schmitz)译成德文，在耶拿出版，改题为《中华民族的精神与战争的出路》。据说该书在一战后的德国很畅销，并影响到施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的写作。辜鸿铭一八七八年左右曾经在莱比锡大学游学，这一点可能影响到后来的蔡元培选择莱比锡大学为留学之地。
卫礼贤在华居住达二十五年，不但继承了花之安试图融合儒教和基督教的努力，而且对中国儒学倾注了更大热情，这从他的中文名字（字希圣）就可以看出来。他学术交往广泛，在中国人心目中更是个汉学家，而非传教士。由于他到中国的时间比较晚，许多中国学者已经完成了由传教士启蒙的学习过程，对西方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和认识，所以他已经无法像郭实腊、花之安那样对中国输入新知。这样，他就转而从事向西方介绍中国的工作。一九二一年，他曾经短期回国，在德国各地演讲中国文化。一九二二年再至中国，任德国驻华使馆科学顾问。一九二三年兼任北京大学教授。一九二四年复回德国，在法兰克福创办了中国学院。卫礼贤一生勤奋著述，据悉著作有二十四种，知名的有：《中国文明简史》、《实用中国常识》、《中国精神》、《中国的经济心理》等。从这些书名，就可以看出他的特点是向西方介绍中国，而不是向中国介绍西方。而他向西方介绍中国时所做的更多的工作，就是翻译了许多中国的思想经典。卫礼贤所翻译的中国古籍据悉有十四种，包括《论语》、《老子》、《列子》、《庄子》、《易经》、《吕氏春秋》、《中庸》、《礼记》、《孝经》等，另翻译过《聊斋》故事。此外，他还编辑过《中德年报》等八种杂志。一九四六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德语作家黑塞非常推崇卫礼贤的翻译，称他是“中国与欧洲之间的精神媒介人”，还说从卫礼贤译《易经》的语言里，可以让人听到孔夫子和歌德同时在说话。尤其受学者重视的是，卫礼贤的翻译曾经对心理学家容格（C.G.Jung）产生影响。可见，卫礼贤在中德文化交流中的贡献是非常切实的。
卫礼贤最著名的中国经典译本是《周易》，以至今日依然是西方最权威的译本。一九五○年，美国人据之翻译出版英文本，据说是当今最通用的英文译本。卫礼贤这一成就的取得，显然与劳乃宣的合作分不开。此外，他还撰有《易经讲演集》。
卫礼贤的儿子卫德明（Hellmut Wilhelm）也是著名汉学家，西方研究《易经》的权威。他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七年曾在北京大学教德语。一九四六年任北京大学教授，后来去了美国，著有《中国思想史和社会史》、《中国历史》、《中国的社会和国家：一个帝国的历史》。还著有《变化——周易八论》、《易经中的天、地、人》、《〈易经〉中的思想和概念的相互作用》等。较之乃父，他的研究性更强。
进入民国以后，传教士在中国学术界所发挥的作用已经微乎其微。值得一提的是德国天主教士鲍润生（Francis X.Biallas，1878～1936）创办的《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 ）；其实体至今仍在波恩郊区，接待过许多中国学者，笔者也曾有幸造访，是德国有名的中国研究中心之一。
一九五○年九月二十三日，以《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宣言发表为标志，持续了几百年的西方传教士在华传教活动结束。
总的来看，较之法英美三国，德国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区域和影响范围都比较小，同中国人的冲突也最少。据悉，从一八四四年浙江定海教案到一九○○年义和团运动，共发生大教案四百余起。而中德之间的教案，只有山东一起。德国传教士的形象，除郭实腊和巨野教案中的几位外，总的来说，要好于英法美。德国传教士在中国史学近代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乃是客观存在。他们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的地位，则还须深入研究。
梁启超与王国维的德国思想背景
作为近代新史学的开山，梁启超一九○二年二月在《新民丛报》发表《新史学》时，已经具备当时最广博的西学素养和世界历史知识。德国思想资源在梁启超那里很受重视。一九○二年，他发表《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介绍培根和笛卡尔两派的哲学思想，但又强调，到十八世纪末，“德国大儒康德者出，遂和合两派，成一纯全完备之哲学”。他又说：“勿为中国旧学之奴隶，也勿为西人新学之奴隶。我有耳目，我物我格，我有心思，我理我穷。”梁启超似乎讳言他与传教士的关系，他提出以我为主体对待西人新学的主张，标志着中国人对外来学说已经进入自觉阶段。
不过，梁启超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抨击，还是以西学做基准的。他在《新史学》中曾提出，当时西方所通行的人文学科，只有历史学是中国所固有的。所以，他非常重视西方史学的发展状况，对其历史哲学尤其关注。对梁启超发生最大影响的德国思想资源，是新康德学派。这主要表现在梁启超后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九二一）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一九二六～一九二七）中。陈啸江说：“梁启超关于历史的理论，受德国西南学派的影响很深。他一方面信历史有因果，又以为非普通科学的因果律所可完全支配。这种徘徊于心物二元的说法，正足以表示其思想的矛盾。”梁启超本人也承认：“我去年著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内中所下历史定义，便有‘求得其因果关系’一语。我近来细读李凯尔特著作，加以自己深入反复研究，已经发觉这句话完全错了。”多年前流行的观点认为，梁启超对因果关系的质疑乃是其历史思想的倒退，实则这是他对历史思考更深入的反映。
晚清民初与德国思想资源发生最密切关系的史学家是王国维。一八九八年二月，王国维二十二岁。此时，梁启超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名士，而他才刚刚出道。尽管他只是上海《时务报》的一个文书，但才华出众，很快便受到青睐。一九○三年，王国维开始读康德、叔本华的著作。《三十自序一》说：“既卒《哲学概论》、《哲学史》，此年始读康德之《纯理批评》。至《先天分析论》，几全不可解，更辍不读，而读叔本华之《意志及表象之世界》一书。叔氏之书，思精而笔锐，是岁前后读二遍，次及其《充足理由之原则论》、《自然中之意志论》及其文集等。尤以其《意志及表象之世界》中《康德哲学中批评》一篇，为通康德哲学关键。”《静安文集自序》说：“癸卯春，始读康德之《纯理批评》，苦其不可解，读几半而辍。嗣读叔本华之书而大好之。自癸卯之夏，以至甲辰之冬，皆与叔本华之书为伴侣之时代也。其所尤惬心者，则在叔本华之知识论，康德之说得因之以上窥。然于其人生哲学观，其观察之精锐，与议论之犀利，亦未尝不心怡神释也。”同年作有《康德像赞》。他觉得叔本华哲学比康德容易理解，而前者对他的影响也就更大。
一九○四年夏，王国维撰《红楼梦评论》，是直接在叔本华哲学指导下完成的现代文学批评著作。翌年撰写《静安文集自序》说：“去夏，所作《红楼梦评论》，其立论虽全在叔氏之立脚地，然于第四章内已提出绝大之疑问。旋悟叔氏之说，半出于其主观的气质，而无关于客观的知识。此意于《叔本华及尼采》一文中始畅发之。”同年又作有《论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叔本华与尼采》、《书叔本华遗传说后》。到一九○五年春夏间，他又回过头来借助阅读叔本华所积累下的思考力重新研读康德哲学。这时，他感觉自己对康德哲学已经没有什么理解障碍了。《三十自序一》说：“至二十九岁，更返而读康德之书，则非复前日之窒碍矣！嗣是于康德之《纯理批评》外，兼及其伦理学及美学。”同时，他又重新刊行《静安文集》，随处可见其所受康德、叔本华、尼采的影响。在谈到这一时期王国维的诗歌创作时，钱锺书说：“老辈惟王静安，少作时时流露西学义谛，庶几水中之盐味，而非眼里之金屑。”又说：“静庵论述西方哲学，本色当行，弁冕时辈。”例如，《静庵文集》中的《论近年学术界》，批评严复“所奉为英吉利之功利论及进化论，不解纯粹哲学”，批评谭嗣同之“形而上学出于上海教会译书，幼稚无足道”，钱锺书认为“皆中肯綮”。
王国维的西学修养直接影响到他的学术观。以一九○三年所写《哲学辨惑》为例，他特别强调研究西洋哲学的重要，指出，西洋哲学不一定比中国哲学高明，但是中国古书一般都繁散无纪，残缺不全，虽有真理，也不容易归纳，而西洋哲学却系统灿然，步伐严整，在形式上具有优先性。要精通中国哲学，就先要精通西洋哲学。通了西洋哲学，才能更深刻地研究中国哲学。他说，将来发扬光大我国固有学问的人，肯定不会是“一孔之陋儒”，而是“兼通世界学术之人”。又如一九一一年二月所作《国学丛刊序》，提出学问“三无”的观点，即“无新旧”、“无中西”、“无有用无用”。学者只应问学问的真伪是非，而不应问它是新学问还是旧学问、是中国学问还是西洋学问、是有用的学问还是没有用的学问。科学、史学、文学全是中西共有之学，彼此之间的差异只在广狭疏密，不应该人为地强行划分界限。复如一九二五年九月，他在清华大学给学生讲述《古史新证》课程，提出“二重证据法”，后来陈寅恪将其概括为三个方面：“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很难想象，像他这样一个封建正统观念非常强的学者，如果没有对叔本华等人著作的钻研，会提出如此豁达而高明的见解。所以，虽然一九○七年以后王国维基本结束对哲学的研读，转而专习经史小学，并走了一条实证主义的路子，但他的史魂，却在哲学。
从蔡元培到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德国背景
从晚清起，中国学者在涌向日本、法国的同时，也开始了向德国的留学历程。杨度有一首《湖南少年歌》，其中写道：“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很好地反映了德国在这一时期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德国在近代国人心中之崇高地位，与李鸿章对德国的推崇、访问，以及购买德国军火、聘请德国军事顾问有关。李鸿章北洋高级军事人才，许多具有德国背景。
据载，一九○五年春，上海《警钟日报》刊出“揭载德人经营山东密谋”的文章，引起上海德国领事交涉，清廷趁机抓人，结果主笔刘师培事先得讯逃脱，《警钟日报》被迫停刊。《警钟日报》的总编辑即是穿新式德国装(即中山装)的蔡元培，在刊登反俄文章的同时，也刊登过不少与德国有关的文章。当时，上海中国教育会开办通学所，其中便讲授德文。大概从这个时候起，蔡元培已经有留学德国的动机。到一九○七年，当中国在欧洲的留学生还很少的时候，蔡元培却以一位“名翰林”的身份，随同中国驻德公使孙宝琦一道，坐火车经西伯利亚，到德国自费留学。蔡元培在德国所学专业，已经完全不同于早年段祺瑞等人所学的军事。他先在柏林学习德语，后进入著名的莱比锡大学，也就是二十年代在中国史学界产生较大影响的Lamprecht所在的那个学校，学习哲学、文学、文明史和人类学。他下功夫更多的，居然是实验心理学和美学。还到世界文明史研究所专门研究比较文明史，并在课余时间请老师到寓所来讲授德国文学。一九一二年秋冬，蔡元培再次到莱比锡，仍在大学听讲，并进世界文明史研究所研讨学问。蔡元培这种知识背景，应该对其后的中央研究院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蔡元培之后，留学德国虽然还比不上留学英法热门，却也成为了青年学子的追求目标，而同蔡元培具有师生渊源关系的，就是傅斯年、毛子水、李季等一批出自北大的史学人才。蔡元培曾说，德国有克虏伯，所以本国的军械甲于天下。这是当时知识界的集体心理。所以，一九二三年九月，二十八岁的傅斯年由英国到德国留学，不是偶然的。据说，傅斯年在柏林大学所受的学术影响主要来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伯郎克的量子力学，以及语言文字比较考据学。同时，他的朋友或相识相知的陈寅恪、俞大维、赵元任、徐志摩、金岳霖等人，都曾在柏林留学。一九二四到一九二五年，傅斯年在柏林大学又先后见过毛子水、罗家伦、朱家骅、段锡朋等老同学。而中国学者一般认为，在史学思想上对傅斯年影响最大的，是兰克学派的史学观点。例如他回国时就曾经自称是中国的兰克学派，又在《明清史料发刊词》中说：不发议论，不谈史观，纯以史料探史实，是兰克的著史立点。据悉，他后来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其指导思想是德国洪堡一派学者的理论。对傅斯年等人学术思想渊源的探索，还有不同的见解，但非常清楚的线索是，由蔡元培到傅斯年、陈寅恪等人，再到一九二八年六月九日在上海正式成立而由蔡元培担任了十三年院长的中央研究院，确实形成了学术集团。而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在河南安阳发掘殷墟，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科学的诞生。这种情况的出现，如果我们追溯到蔡元培、傅斯年一脉下来的德国留学，应该不算是牵强附会。
不仅史语所的学术渊源可以追到德国，而且，三十年代大规模进行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以及经此而建立起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可以在德国找到切实的学术渊源。这当然是不同于史语所特点的另外一支队伍（中央研究院内也有中共秘密党员或马克思主义者，如陈翰笙）。
由于德国是马恩的故乡，又是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重镇，所以这里也有不少中共党员。那时，在法的中共青年热衷于到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去，必须经过德国。一九二三年三月，郑超麟、陈乔年、佘立亚、高风、陈九鼎、王若飞、袁庆云就曾从巴黎到过德国。而周恩来、熊雄、王圭本就住在柏林。张申府、刘清扬也在柏林，据说，这时德国的通货膨胀非常厉害，几个中国人吃一餐饭，居然要付五六万马克，房租却异常便宜，而在莫斯科，一只小面包则要卖七百万卢布。从政治思想看，此时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影响，当然来自莫斯科。莫斯科中山大学不仅是国共两党的干部培养基地，也是思想理论基地。这在中国，又主要是通过社会史大论战得到最直接的反映。但是，第二国际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SPD)之理论影响，也历历可验。社会史论战者许多分歧的产生，即源于对马恩著作理解的歧义。关于此点，笔者会专门阐述。须指出的是，马恩之外，德国其他学者的影响也存在着。
二十至四十年代中国史家笔下的德国资源
中国之马克思主义史学，首推李大钊。但是，尽管李大钊也在北大任职，由于去世较早，他对后世马克思主义史家的直接影响，并不明显。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主要得益于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大论战的磨炼。没有这样一场将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结合的运动，马克思主义不会那么快速地深入到中国史学中去。而在李大钊那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历史这两者，基本上还是脱节的。
值得注意的是，一九一九年五月，李大钊在《新青年》六卷五号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曾经特别强调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阶级竞争说”存在着“矛盾冲突”。尽管他认为这并不为病，但还是认为是个缺憾。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把唯物史观与德国的其他历史哲学流派作了比较。一九二○年十二月，李大钊在《新青年》八卷四号发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说：“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前半期的历史学者，研究历史原因的问题的人很少。他们多以为历史家的职分，不外叙述些政治上、外交上的史实，那以伟人或时代天才说解释这些史实的，还算是深一层的研究。Lessing在他的《人类教育论》与Herder在他的《历史哲学概论》里所论述的，都受过神学观念的支配，很与思想界的新运动以阻力。像Herder这样的人，他在德国与Ferguson在苏格兰一样，可以说是近代人类学研究的先驱，他的思想犹且如此，其他更可知了。康德在他的《通史概论》里，早已窥见关于社会进化的近代学说，是Huxley与许多德国学者所公认的，然亦不能由当时的神学思想完全解放出来，而直为严正的科学的批评。到了Hegel的《历史哲学》，达于历史的唯心的解释的极点，但是Hegel限于‘历史精神’观，于一般社会上究嫌过于暧昧，过于空虚。”显然，不仅马恩进入了李大钊的视野，德国其他历史思想流派，他也是非常重视的。
这一点，在一九二四年五月出版的《史学要论》中得到进一步验证。该书除马恩外，特别介绍了德国西南学派的主张。他说：“德国西南学派，亦称巴丹学派，与马尔布尔西学派同以康德派见称于世。此派创始于W.Windelband，而H.Rickert实大成之。余如G.Mehlis、E.Lask等，皆为此派的中坚。”这种论断与梁启超的看法配合起来，足见德国新康德学派在二十年代中国的地位。
与李大钊同时，胡适开始宣扬实验主义和存疑主义，由此在史学上形成两大流派：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实用主义史学。此外，还有第三个流派，也是更具有学院气质的史学流派，就是所谓第二期的“新史学”。
“新史学”在中国的代表著作，是署名何炳松翻译的美国史学家鲁滨孙(J.H.Robinson，1863～1936)所著《新史学》(一九一二)。这本书的翻译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朱希祖。一九一六年八月到一九二二年八月，何炳松在北京任教。他应北大史学系主任朱希祖之请，开设“历史研究法”课程，即以鲁滨孙的《新史学》做课本。一九二二年八月，他与人合作将《新史学》译为中文，由商务印书馆作为“北京大学丛书之十”于一九二四年七月出版。朱希祖的目的，是想对中国史学破旧立新。这与李大钊、胡适的出发点是一样的，不过他们所依据的西方理论不同。经过梁启超等人在二十世纪初的史学革命，朱希祖依然认为中国史学界“陈腐极了”，可见梁启超等人的革命在他看来很不彻底，不能让他满意，所以他要进行“二次革命”。而朱希祖之所以把欧美“新史学”作为破旧立新的工具，没有像李大钊、胡适那样选择别的工具，只是由于他先读了德国史学家兰普雷希特（K.Lamprecht）的著作。一九二○年夏，朱希祖读了兰普雷希特的《近代历史学》一书，受到启发，觉得找到了改革的思想工具。尔后，“新史学”的名称日益响亮。由于何炳松翻译了鲁滨孙的书，于是新史学另一代表兰普雷希特在中国的地位便退居第二。由此可见翻译活动的重大作用。
尽管如此，兰普雷希特对二十年代中国史学的实际影响却很大。甚至连李大钊，都曾给予关注。《新史学》译成中文前，徐则陵就非常推崇兰氏。他批评所谓孟德斯鸠等人的自然史观派和马恩的物质史观派，独对兰普雷希特推尊倍至。一九二一年十一月，陈训慈在《史地学报》创刊号发表《史学观念之变迁及其趋势》，评价了许多西方史家及其史学观念，在谈到所谓“哲学的史观”时，特别拈出德人Hutt，黑格尔，lessing，Herder，康德，Eucken，Woodbridge，但他并不赞同这种哲学的史观。他还提到英国的培根和德国人尼布尔（Niebuhr）创始的“科学史观”，同样不赞同。最后，他谈到“综合的史观”或曰“群体心理史观”，认为只有这种史观才是正确的，因而对Lamprecht青眼独开。他说：“自社会学发达，然后有社会心理学之发生，学者著此类书者，于群体心理之性质势力，多所阐明。然以社会心理研究史学者，则殆以莱比锡大学教授兰普雷希特为始。氏著《何谓史》一书，其开卷即曰史乃一种社会心理之科学也。”“现代大史家，多隶此派，如Shotwell，Robinson，Breasted，Turner，皆是，而信从者不可计焉。”“吾人于新兴之综合史观，自觉为史学最公正恰当之解释，诚以其博采众长，而不陷于一偏也。”
一九三一年六月，黄公觉发表《新史学概要说》，是当时最系统介绍新史学来龙去脉的总结性论文。黄公觉说：“Lamprecht对于史学最大的贡献，就是他主张：史学的主要任务，应该由于研究已往，去发现现在的文化怎样会达到现在的情形；抱着这个目的之最有希望的历史研究，就是研究各个时代的团体心理。然而最近史学家一般的舆论，是说Lamprecht以社会心理学的见解，解释历史过程，不是完全妥善。其比Lamprecht的见解更为深远，更为适应的，就是法国的Henri Berr及其同事，英国F.S.Marvin及其同事，美国哥伦比亚学派的见解。”美国就是鲁滨孙等人。他说，鲁滨孙发展了Lamprecht的见解。
新史学对中国史家的影响，可以从二三十年代出版的史学理论著作对综合史观的提倡上反映出来。谈到“新史学”，学者们常挂在口边的，就是兰普雷希特、鲁滨逊以及法国的亨利贝尔。何炳松译《新史学》的第二篇讲述西方史学观念的变迁，介绍了Herder、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以及兰克、Dahn等人的历史观念，但都抱批判的立场，唯独对综合史观持肯定态度。在综合史观下，何炳松主张采用多学科综合方法。像蒋祖怡、杨鸿烈、周容，均持综合史观。相应地，探讨史学与其他人文学科关系的话题，几乎成为千篇一律。
兰普雷希特之外，德国其他一些史学家的思想也得到介绍。一九二九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何炳松、郭斌佳合译的《西洋史学史》（美国史学家绍特威尔J.T.Shotwell著），收入《西洋史学丛书》。这套丛书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学所受西方影响的重要资料。一九二七年七月，何炳松在商务印书馆又出版《历史研究法》。一九二八年另出版英文注释本。该书是《新史学》之后，何炳松又一部具有广泛影响的译作，在近代史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值得关注的是，书的内容来自德国史学家伯伦汉姆(E.Bernheim)所著《历史研究法课本》，以及法国史学家朗格诺瓦(Ch.V.Langlois)、塞诺波(Ch.Seignobos)合著的《历史研究法入门》，同时何炳松也引证中国史家见解，与之比较。全书以译为主，以述为辅，译、述、编、著相互结合，意在适应中国读者接受。后来何炳松发表《历史研究法》一文，简短明快，是该书的提纲挈领。
以何炳松的《历史研究法》为标志，伯伦汉姆成为二三十年代中国史家最津津乐道的另一位德国人，何炳松也因此被称为“介绍西洋史法到中国的第一人”（陈啸江）。何炳松在《历史研究法》中说：“至今西洋研究史法之名著，仅有二书。一为德国Greifswald大学教授Ernst Bernheim的《历史研究法课本》，出版于一八八九年。一为法国Sorbonne大学教授Ch.V Langlois and Ch Seignobos二人合著之《历史研究法入门》，出版于一八九七年。两书之出版，距今均不过三十余年耳。”“德国著作之所以著名，因其能集先哲学说之大成也。法国著作之所以著名，因其能采最新学说之精华也。一重承先，一重启后，然其有功于史法之研究也，则初无二致。”
陈啸江在谈到伯伦汉姆的著作时，说它是十九世纪的一部巨著，“可称为集前代史家学说之大成”。齐思和则说：“西洋论史学方法最重要之著作为德人伯伦汉姆之《历史方法历史哲学教科书》，体大思精，为是学之经典，出版已五十年，尚无能胜之者。又如鲍艾(Bauer)之《历史研究法导言》，所包广博，极为风行。”其实，懂德文的杨鸿烈在一九二四年出版的《史地新论》中就说过：“欧美各国关于历史的研究，近世纪虽比较的有进步，但研究历史学的人，却不过从德国人Ernst Bernheim起始，到现在只有三十多年。”
对德国历史哲学深感兴趣的是朱谦之，但他的立场是哲学的，因而与史学家有异。早在一九二六年，朱谦之在《历史哲学》中就批评兰克(Ranke)的历史观“是错误的”，认为赫克尔（Haeckel）所主张的“一元的历史”才是“再好也没有”的。到三十年代，朱谦之出版《历史哲学大纲》（民智书局，一九三三），《黑格尔主义与孔德主义》（民智书局，一九三三），《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商务印书馆，一九三六）等著作，成为中国最详尽地评析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学者。黑格尔的著作，也出现了天灵皋的《历史哲学纲要》（上海神州国光社，一九三二）等译本。一九三五年一月，朱谦之在《现代史学》杂志二卷三期发表《历史科学论》，点评了许多西方历史哲学家，却很偏爱德国新康德学派。不过，朱谦之的思想非常驳杂，对德国哲学家杜里舒的新生机主义思想更为倾心，因而对西南学派也有所批评。十月，他又在《现代史学》杂志二卷四期发表《历史论理学》的长篇文章，写道：“历史论理学（Logik der Geschicht）”一词是从德国西南学派Rickert才开始采用的。“要根本上理解历史科学之论理的本质，恐怕在Windelband以前，是不存在的”。足见他对新康德学派的推崇。但他又强调历史论理学与德国西南学派不同，因为Rickert的论理主义严格说来，“只是历史科学的认识方法。换言之，即研究历史科学之可能，历史科学原理之历史认识论的问题。”朱谦之认为，历史论理学，就是辩证法，尤其是历史辩证法。朱谦之对黑格尔的逻辑学作了详细描述，但基本上依据的是英文和日文的著作。他认为，到他的年代，是应该讲生命辩证法的时候了。“要真个讲现代史学，即对于现代性的历史之完全把捉，则除却生命辩证法，也就没有更好的历史方法了。”但他又不完全排除唯物辩证法，因为唯物辩证法只对社会的消极面具有认识作用，是社会病理学，而非社会生理学。
黑格尔历史哲学在三十年代基本上处在受批判的地位。这一点，无论是马列派抑或非马列派史家，基本一致。例如，张荫麟在《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中就说，黑格尔是目的史观的历史哲学的代表，应该予以摈弃。翦伯赞在《历史科学中的观念论及其批判》中并试图找出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社会与历史根源，直斥黑格尔等人“歪曲事实，谎造历史”。这种看法，在三十年代的中国史学界具有代表性，四十年代就更不必说了。
在三十年代一些学者的心目中，德国依然是最令人神往的国家。知名学者李长之说过一句很有代表性的话：“我总以为德国的东西好。”他翻译了德国玛尔霍兹(Wernerm Mahrholz)的《文艺史学与文艺科学》，还翻译出版过《歌德童话》，席勒的《强盗》、《威廉•退尔》，康德的《判断力批评》。对德国文化的宣称传播，大体以清华大学的学院派学者为主，其中又以对德国文学的介绍最为深入和广泛。例如，一九三二年，也就是纪念歌德逝世百周年的时候，就发表不少关于歌德的文章。一九三六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陈铨的《中德文学研究》，是作者在德国撰写的博士论文。而陈铨在史学上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就是发表《论英雄崇拜》一文，很有个性地说：“世界上凡是不能够崇拜英雄的人，就是狭小无能的人。凡是不能够无条件崇拜英雄的人，就是卑鄙下流的人。”此类言语，乃是典型的德意志思想。不过在史学方面最常见到的，还是史学家们总是力图引证德国的资源为说。
一九二二年，张其昀在论述刘知几与章学诚史学时说：“西洋史家之著作，有能重科学之精神，用批评之方法者，起自最近六七十年，当中国道咸之际。开其端者，德史家兰克是也。以前史家，竞炫文采，尚弘丽而失信。西方学者，皆不讳言。”这反映了兰克史学在张氏心目中的地位，不过，影响张氏更深的，乃是法国郎格诺瓦和瑟诺博斯。
徐则陵是二十年代不多见的介绍西方史学的专家。他在一九二二年对德国史学作过一段概括，后来经常被人引用。李璜在二十年代专门论述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也颇有影响。他同样推崇德国史学。白宝瑾特别指出：“现世研究历史理论的人，多半尊重德国的说法。”
陈定闳说：德国社会学者之应用历史法者尤伙。最著名的如Max Weber、Sombart、max Scheler、Alfred Weber、O.Spann。此所谓历史学派的社会学者。其中马克思•韦伯尤为诸氏冠，氏尝研究宗教对于经济之影响，证明经济史观之不可靠，著有《宗教社会学论集》，《经济史》。Sombart从历史方面研究生产技术与经济制度之关系，著有《资本主义》、《社会学》。韦伯之弟亚菲特，自称其社会学为文化社会学，著有《文化社会学》，与乃兄虽走了不同的路，但在历史方法之应用上，仍极值得注意的。……在历史社会学的范围以内，德国的历史社会学派的社会学者是最不容忽视的。前面已经提到过的诸氏，都是此领域中极有地位的倡导者，其中韦伯的贡献最大。他主张用文化个案研究（Kulture case Study）与观念形式（Ideal-type）的方法，到历史事实的探求之中，探求出社会现象的法则，为近来历史社会学中鲜有的学者。这是向史学界介绍韦伯方法论的早期重要文字，直到八十年代末才被史学理论界所重新认识。
王亚南在介绍国外经济学著作时，提到的德文著作有：翁肯（Oweken）《国民经济学史》，希莫娄（Schmoller）《重商主义及其历史意义》（有郑学稼译本），罗雪尔（Roscher）《德国国民经济学史》，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庞巴卫克（Bohn Bawerk）《资本及资本利息》中第一卷《资本利息学说史及其批判》等。可以这样说，王亚南是近代中国对广义政治经济学与历史研究关系之意义认识最为清醒的学者之一。具有如此清醒认识的学者，在当代中国已经越来越少了。
从上面的引述，可以大体看出德国资源在二三十年代中国史学界的基本情况。如果说这一时期受德国影响较深的中国史家著作，则可以举出李泰芬编写的世界史。此人一九一六年冬出版《西洋大历史》一书的上古、中古部分，其后不断增补，先后于一九一七年、一九一九年出版近古、近世部分。李大钊、陈独秀、章士钊等人为该书作序。一九三○年十二月，中华书局出版《西洋大历史》第五次印刷本，为定本，共四大册，一百余万言，叙述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共参考英、法、日等国史书二百余种。一九二○年，又出版《欧战史要》一书，专门讲述第一次世界大战。此外，还有《新著世界史》、《西洋近百年史》、《世界近世外交史》。一九二○年冬，李泰芬总结研究历史的心得，写成《史学研究法大纲》一书，由北京武学书馆出版，后至两版而止。该书内容经过增订，又散见于第五版《西洋大历史》及第二版《中国史纲》的序论。他受近代西洋史学思潮影响甚深。首先是德国兰克学派，在著作中屡屡称引。其次是鲁滨孙、兰普雷希特的“新史学”，《史学方法大纲》就全篇译载了鲁滨孙《新史学》第三章。再次，伯伦汉姆、瑟诺博斯、塞诺波的方法论。《史学方法大纲》的一大特点，就是引用了大量西方学者的言论，列举了许多西洋历史的例证。同时，在行文中列举中国的例证进行比较。可以说，李泰芬的史学思想绝大部分抄自西洋史学著作。
四十年代，施宾格勒（Oswald Spengler）虽然仅受到个别史家推崇，却引起广泛注意。这主要是由于史学家雷海宗对施宾格勒文化形态史观的推尊。施宾格勒《西方的没落》首版于一九一八年七月，三十年代已经受到中国学界注意，但在中国基本没有信徒。这种建构庞大体系的写作样式，一般不受中国史家喜欢。陈啸江就曾说：施宾格勒学说“可从之察往知来，预见将来人类的运命”，但距离具体的历史未免“相去甚远”。有趣的是，到四十年代，当施宾格勒已经过时的时候，却在中国出了雷海宗这样一个信徒。三十年代，雷海宗在清华大学历史系开设《西方史学名著选读》，讲授施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一书，这使他对施宾格勒有着较他人更为深刻的理解。一九四二年，发表论文《历史的形态与例证》，后与其他三篇文章一起编入《文化形态史观》，于一九四六年出版。但是，尽管他的著作很出名，却基本无人信奉。后来，雷海宗改宗唯物史观，文化形态学就更没有市场了。不过，雷海宗对施宾格勒学说在中国的传播，虽然短暂，却显得颇为有力，并留在了现代史学史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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