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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东润先生与传记文学--《以张居正大传》为例 |
| 作者：吴格 |
张馆长介绍本人与朱东润先生有私亲之谊，本是好意，却给我造成压力。学术讲座，本该就问题谈问题，如扯上与朱先生有私人关系，难免有为亲者誉的嫌疑。
朱先生的人品学问，道德文章，在复旦大学真是有口皆碑。朱先生一直是复旦中文系主任，中经文革磨难，七八年复出，以八十高龄，重新出任系主任，后任名誉系主任。朱先生为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起了重大作用，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享有很高的声誉。
既然张馆长说出我和朱先生的亲缘，那就讲讲我们的关系。朱先生是我的岳祖父，他的孙女是我的太太。八十年代初我在华东师大读研究生，要写《楚辞》方面的论文，查找民国以来的研究文章。武汉大学《文哲学刊》上朱先生的《诗经》研究论文引起我的兴趣，没想到朱先生的观点、方法竟和七十年代末的研究生那么吻合，简直令人不能相信。这真是缘份，一下子就和大名鼎鼎的朱东润先生距离贴近了。那时，朱先生在武汉大学任教。是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闻一多先生将朱先生从南通师范专科学校聘来做中文系教师，由讲师到副教授以至教授。我当时读了朱先生文章不过瘾，就兴念拜访老先生。当时真是战战兢兢、诚惶诚恐，而老先生的和蔼亲切很快解除了我的恐惧感、陌生感，不觉成了忘年交。许是命运和缘份，不久我和他的孙女有所接触。我们经历相同，都于文革失学，下乡劳动，又进入大学。我们相爱结合。我们结婚没有仪式，也没有家具，就住在朱先生家。从八○年到八八年，和朱先生共同生活了八、九年。我是应张馆长请求，平生第一次公开以朱先生为题目做学术演讲。我和朱先生朝夕相处好几年，作为后辈和家人，观察角度自会不同。萧文立先生建议我由《张居正大传》谈起，揭示朱先生在传记文学方面的业绩。这里我从一个读书人这个角度来谈谈。
朱先生与我上午讲的陈寅恪先生是同时代人。他一八九七年生于苏北泰兴县一个破落布店店员家庭，家境贫寒。朱先生的出生是经过物竞天择的。那时家里已有三个男孩，男孩负担太重，养不起。家里无奈，在他一生下来，就把他包起来放在门外地上，如果命大没死，就养活他。父母看他冻得全身发青，不忍心，又把他抱了回来。朱先生从小吃饭都成问题，竟能成为一代学术大师，其中也有机遇因素。朱家是个大家族，同族有家境好的。朱先生读到四、五年就读不起了，恰好同族的一个少爷要找人陪读，这样，朱先生就陪那少爷到上海徐家汇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去读书，费用由东家出。南洋公学校长唐文治是改革开放的进步人士，与张元济等为同道。张元济主持上海商务印书馆，翻译引进西方科学文化，新编教材，对新文化运动产生很大影响。朱先生念的就是新教科书。念了两年，朱家少爷不念了，朱先生又面临辍学。校长唐文治发现朱先生成绩很好，就代他付了一年学费。念完初中，家里还是赤贫，朱先生曾一度在文明书局做过校对，不到一年，还得回家。朱先生老家在泰兴，得走水路，他在沪上十六铺坐船返乡。这时命运又有转机。朱先生在候船的时候，碰到了吴稚晖。吴稚晖看他愁眉苦脸，就上前问讯，并问他有没有兴趣到英国留学。吴稚晖是国民党元老，后期和蒋介石走得较近，我们对他评价不高。他有进步思想，清末曾带了大批江浙青年人去英法勤工俭学，为国家培养人材。朱先生来不及和家人说一声，就跟着吴稚晖上英国伦敦读书。朱先生为国内报纸写海外新闻稿，以维持生活。一九一一年朱先生获得官费留学资格。二、三年后袁世凯复辟，发生二次革命，留学生也摩拳擦掌，反对帝制，于是便放弃学业，取道回国。从英国到新加坡途中，他得知袁世凯病死，共和已恢复，革命目标不存在了。朱先生回乡，就在报馆安身。泰兴属南通专区，近代状元实业家张謇在南通办了个中等师范学校，朱先生就到那里去教外语。是武汉大学文学院长闻一多发现了他。闻一多看到朱先生发表的英语教学文章，很欣赏，想到武汉大学英语较差，就请朱先生来教英语。朱先生到校后，闻一多又看朱先生中文也好，就请朱先生教中文，教中国文学批评史。当时中国文学批评史是个新兴学科，教材缺乏。朱先生接下教学任务，就一头扎在图书馆，苦干半年后，编成中国文学批评史教材。“年轻人是要苦干的”是朱先生的口头禅，朱先生一生都在苦干。他常说，前人给你留下的遗产也就是你对后人的责任。两年后，他编的教材修订出版，《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这部著作奠定了朱先生在武汉大学的地位，也奠定了朱先生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不能动摇的地位。一九三七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武汉大学仓促西迁，到了四川乐山。朱先生下半年在老家度假，已是七个孩子的父亲。这时朱先生收到武汉大学的聘书，要他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到校报道。这一纸通知就像一道军令，朱先生决定抛下一家老小只身入川。他从上海坐船，经香港，绕道柬埔寨、越南，辗转按时回到了武汉大学。后又转重庆中央大学。一九四六年朱先生回到南京。一九五二年转入上海复旦大学。朱先生从事教学工作一辈子。
朱先生生于忧患，充满忧患意识、苦干意识。我们从朱先生作为书法家的经历来看朱先生的苦干意识。朱先生年轻时字写得差，与他在南洋公学读书时，有一位很关心学生而又对学生很严厉的学监，学监不幸病死，朱先生非常伤心。朱先生字写得不好，不能用毛笔书写挽联，他感到奇耻大辱，从此发愤苦干。尽管天资不见优，也要拼命苦练。朱先生立志以二十年学篆书、隶书，十年学楷书，二十年学草书，最终足以名家。以我的亲身目睹，八十年代以后，但凡不是卧病在床，朱先生每天中午必得做写字功课。他每天临帖，一张篆字，一张隶书；这样积攒了很大一堆。把字写好，不仅锻练意志，也有益于身心修养，朱先生活到九十二岁高龄，与他苦练书法不无关系。朱先生身后我们征集收集了一些朱先生书法作品，一九九六年在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了《朱东润书法作品选 》一书。
朱东润先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薰陶，同时又接受西方文化，毕生在中国传统学术领域耕耘，七十年来硕果累累，其中最重大的最有特色的成就是对中国传记文学的开拓。
在抗战时期，朱先生在后方教书，胸怀满腔爱国热情。书生报国，尽管不能上前线，但也要尽自己的力量，鼓舞抗战士气。报效国家有各种途径，朱先生选择了明代著名的宰相张居正大传的写作，来渲泄胸中的伟志夙愿。一九四三年《张居正大传》的出版，开创了近代中国传记文学新天地。朱先生也接连不断地创作了陆游、梅尧臣、元好问、陈子龙等近十部传记著作，并撰写了多篇相关理论文章，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传记文学的发展。
先说一下那部奇特的《李方舟传》。这是朱先生为患难与共的夫人做的传。师母被残暴的文革恶浪卷走；她受不了种种灾难，含冤自尽。朱先生在孤独中在痛苦里，日夜思念亡妇，最后用写作活动来表达。朱先生对夫人的尊重和爱护，在复旦是出了名的。朱夫人是家庭妇女，而朱先生觉得那只是分工的不同，他的功劳也有太太的分，他的成就都是和妻子一同创造的。《李方舟传》是用隐晦笔法来写作的，朱先生对夫人的怀念是隐隐约约寄寓在书里的。他克制悲愤，用平淡的笔墨来抒写悼亡的深情。全书始终没有出现主人公的名字。朱先生生前没有发表这部传记，他的孙女(我的太太)把它看作私人的东西，不愿公开出版。后经出版人的游说，一九九六年才出版。朱先生早就想为普通的劳动妇女立传。抗战期间在旅途中，朱先生认识一位千里寻夫的妇女，想写部传记，但没写成。文革在宝山劳动，他拣绵花，结识了一位妇女队长，曾萌动为劳动妇女作传的念头。
为历史人物作文学传记，朱先生认为，应当选择那些有担当、有人格、有道义力量的人物为传主。他几部传记的主人公都是这样。张居正、王阳明等人，都以个人才学来报效时代。朱先生写的《王阳明传》不幸在浩动中失落。朱先生以八十高龄，完成了《陈子龙及其时代》。明末是个发生剧烈变动的时代，陈子龙中进士后，出任地方官，过着悠优平静的生活。随着清兵南下，明朝灭亡。陈子龙率众抵抗清军，不幸失败后，隐居淞江，并暗中联络各地抗清军队，重新兴师反清。由于叛徒告密，陈子龙被捕，在船上奋身跳入运河，结束自己的一生。朱先生选择陈子龙为传记对象，也选择了明末那个时代为写作对象。人不能脱离时代，应该和时代的命运相结合。朱先生暮年动笔写作元好问传。这是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大家都劝朱先生不要写了，但在住院时，朱先生还在写，每天写几千字，这部遗稿并未来得及修订，朱先生就逝世了。朱先生还有一部自传《八十年》，一九九九年在东方出版中心出版。这和陈寅恪先生目盲著书相似，体现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风貌。
朱先生在谈到他从事传记文学的缘起时说，青年时代他读到鲍斯威尔的《约翰逊博士传》，开始对传记文学发生很大兴趣。一九三九年正式对传记文学作切实的研究。那时候，一般人对传记文学的观念还十分模糊，朱先生“于是决定替中国文学界作一番斩伐荆棘的工作”。宗旨既然决定，朱先生便开始系统地研究中外传记文学。除了中国的《史记》、《汉书》以外，他广泛涉猎西方名著，从普鲁塔克的《名人传》到现代作家的传记作品。朱先生着重做传记理论的研究，要把西方理论引进到中国来。在这几年来，他陆续写成《中国传记文学之进展》、《传记文学之前途》、《传记文学与人格》、《八代传记学术论》。朱先生认为，世界是个整体，文学世界也是个整体。在近代中国，传记文学的意识观念未免落后，但是在不久的将来，这种落后状况不容持续下去。《史》、《汉》列传的时代过去了，唐宋墓志铭的时代过去了，宋明以后年谱的时代也过去了。横在我们前面的是西方三百年以来传记文学的发展。西方近代传记文学经过不断的进展，在形式和内容方面，起了不少的变化，我们应该有所师承借鉴。
普通人总是关心自己的命运，寻找同类型人的命运。优秀的传记文学就是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在中国，由于等级观念的影响，史传写法的限制，史传作品并未能贴近人生。朱先生认为：“任何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自己的一生。这一生的记载，在优良的传记文学家的手里，都可以成为优良的著作。所以在下州小邑、穷乡僻壤中，田夫野老、痴男怨女的生活，都是传记文学的题目。”而在西方，譬如斯特拉哲的《维多利亚女王传》，在薄薄的二百几十页里面，作者描写女王的生平。我们看到她的父母和伯父，看到她的保姆，看到她的丈夫和子女。贴近时代，贴近人生。西方传记文学的名著，各具面貌，各有风格，光华盛顿一人之传就有五百多种。
对传记文学的写作，朱先生有三种选择。一，作者和传主在生活上有密切的关系。只有这样，而后才有叙述的机会。如著名的鲍斯威尔的《约翰逊博士传》。二，作者对传主的生活及时代环境有深入的研究而出以洗练的描述。如斯特拉哲写作的几种传记都是构筑在那个坚固的基础上面。三，史料坚实、取材恰当及持论中肯的作品。西方传记文学常常是那样笨重；但坚固可靠，言必有据，无征不信。朱先生认为，中国所需要的传记文学，看来只是一种有来历，有证据，不忌繁琐，不事颂扬的作品。至于取材的有选择，持论能中肯，这是有关作者修养的事。在作者着手的时候，没一个不抱如此的期望，但是能否达到这个目标，一切只能付之读者的评判。力的方面，我们应当努力，巧的方面，不一定是单凭努力可能办到的事。
对传主的选择，朱先生也煞费苦心。他说一九四一年那个秋天，“我因为传主的选择，经受不少的痛苦”。朱先生一贯主张，伟人与常人皆可入传。同时朱先生也指出：“这是一个理想的说法，事实上还有许多必要的限制。一个平常的人物，一般不能引起读者的注意；而我们所能细密认识的只有最有限的几个人。因此只有从伟大人物着手。”中国伟大人物不在少数，但是在着手的时侯，许多困难便来了。有的伟人不一定为我所了解，即使了解了，而在资料方面，不是少到无从探取，便是多到无从收拾。传主的时代太远了，我们对他的生活会感觉到一层隔膜，造成背景虚假。传主太近了，我们又常常因为在他的影响下面，对于他的一生不能得到全面的认识。
朱先生最后选择了张居正。他认为张居正是中国历史上不多见的划时代人物。张居正于明朝隆庆六年到万历年间做宰相，首府。隆庆末年，他奉皇太后命，扶佐少年皇帝。张居正非常干练，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仗量国有土地，赋税改革，官员考核。在张的努力下，明朝社会经济出现复苏景象。但在他死后，出现了反弹，张家被抄，儿子被杀，为改革付出巨大代价。天启年间，张居正案子又重新翻过来，恢复了他的爵位和名誉。对这样一位干才超群的悲剧人物，朱先生希望能写出他的本真。朱先生认为张居正始终未被世人所知，誉者过其实，毁之者失其真，或比之为伊、周，推为圣人；或比之为温、莽，斥为禽兽。其实张非圣非兽，“他只是张居正，一个受时代陶熔而同时又想陶熔时代的人物”。朱先生喜用“陶熔”这个词儿。
传主确定，同时也出现了传记写作的难点。首先，现代传记文学常常注意传主的私生活，对它的描写可以使文字生动，可以使读者亲切的体认传主，更能了解传主的人格。但是张居正是一个几乎没有私生活的人，我们所知道的太少了。这是一个几乎无法弥补的缺憾。其次，张居正传记的写作无可避免那些大量关于历史与政治的叙述。繁重，琐屑，沉闷，都是必然的结果。但是不如此，就无法体认张居正政治活动。一般人不知道明朝的内阁制度，也不知道明朝实际政治的运作。一般人只知道秦始皇筑长城，而不知现在的长城是明朝人所筑的边墙；只知道隋炀帝开运河，而不知道现在的运河是明朝人凿的水道。这种知古不知近的习气，使得读者对明朝的事态发生了一种隔阂。说少了读者不明白，说多了，又会嫌烦渎。这是一个两难的境地。第三，史料的缺乏。最能反映官方日常活动的重要史料《明实录》在当时看不到，只能看到一些零星引文，这不能不算一件遗憾的事。我们现在则很容易读到《明实录》影印本。这样，朱先生只好硬着头皮去读四十六卷的《张文忠公全集》，要用足用尽。以传主本人的著作为传记的史料，是西方传记文学的通例，当然也有一些限制。朱先生花费很大气力去辨析《张文忠公全集》的史料价值。但仅靠一部张居正全集来写张居正传是远不够的，最好再利用同时代人资料，多多益善。
关于《张居正大传》的写法问题，最关键的是语言。文言文不适于现代，但全用语体即白话文也有困难。作者行文的语体和引证传主的作品，显然是两种文体，读者容易感觉文字的不谐和。语体的语汇比较贫乏，有辞不达意的遗憾，因此就有借用文言语汇的必要。朱先生写作时，尽量各取所长，把矛盾统一起来。朱先生认为，对话是传记文学的精神，有了对话，读者便会感觉书中的人物一一如在目前。在小说家手里，那是最好的工具。传记文学是文学，同时也是史学，既不能没有对话，也不能凭空想象虚构对话。写作中，只要是有根据的对话，朱先生就充分利用，并把文言对话翻回白话。在翻回过程中，朱先生主张要翻回明代人常用的口头语言，而不是翻成现代人常用的语言。其实文言和语体本来没有绝对的界限，而在说话之中，为求语言的简练，常有语体转成文言的倾向。
经过上述充分的准备，朱先生用了八个月时间就完成了这部《张居正大传》。这正体现了朱先生身体力行的苦干精神，“言必行，行必果”。朱先生说，传记文学用“大传”二字标目，委实是一个创举，自我作古。“大传”本来是经学中的一个名称。刘熙《释名》说：“传，传也，以传示后人也。”把历史人物、历史背景用语言传播开来。《张居正大传》在重庆问世，立即轰动，赞誉之声不绝。但也有文章质疑朱先生的写作寓意，在抗日战争时期，为这样的历史人物立传，是否借以歌颂蒋介石？这样的比拟当然不伦不类。朱先生提倡张居正的实干精神，鼓舞人们志气，以寻求解决民族危机的途径。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当年拿到《张居正大传》，一口气读到天亮，可见它确实很精彩。写作张居正这样的历史人物的传记，本来是枯燥的，读者少，但朱先生把纷繁的历史、错综的人物关系、政治改革等，写得要言不烦，鲜活生动。他借鉴新文学的表现手法，运用对话，写得轻松自如。明史专家、研究生把它作为必读学术著作；非专业的大学生、普通读者也爱读它。这部有声有色的作品，一直拥有读者，不断重印出版。朱先生和陈寅恪先生一样，既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又深受西方文化影响，治学方法传统和西方互通并存。但我读《柳如是传》的目的是寻找资料，而读《张居正大传》则是文学欣赏和享受。
谈到《张居正大传》的写作意义，朱先生着重强调它作为传记文学这一文体学的创新意义：“我的希望本来只是供给一般人一个参考，知道西方的传记文学是怎样写法，怎样可以介绍到中国。我只打开园门，使大众认识里面是怎样的园地。”朱先生开拓的传记文学园地现在正日渐繁荣。
最后，我愿意把《张居正大传》那意味深长的结束语读下来，作为今天讲座的结束语：“整个的中国，不是一家一姓的事，任何人追溯到自己的祖先的时候，总会发现许多可歌可泣的事实，有的显焕一些，也许有的黯淡一些，但是当我们想到自己的祖先曾经为自由而奋斗，为发展而努力，乃至为生存而流血，我们对于过去，固然看到无穷的光辉，对于将来，也必然抱着更大的期待。前进啊，每一个中华民族的儿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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