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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学与人生 |
| 作者：钱逊 |
今天的题目是“儒学与人生”，我想讲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讲我为什么选这样一个题目，第二部分讲一下在这个题目下关于人生的问题及我所理解的儒学有哪些重要内容。
首先就是我为什么选这样的题目，这就与我们所理解的儒学有关。儒学是一种什么学问？儒学最核心的讲了什么问题？我想大家都有自己的认识。那么我的认识，我想说儒学用最简单的话说是做人的学问，它的核心内容讲做人的问题。为什么儒学提出做人的问题，这里涉及到儒学有一个基本的出发点：这就是“人禽之别”。对“人”怎么认识呢？现在我们有一种流行的认识，认为人与动物一样，就是生存竞争，适者生存。但我们的传统文化、儒家思想不是这样看的，它首先要肯定人与禽兽的区别，这是很重要的问题。这里我引用了几条材料：孟子云：“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些话孟子是从一个文明发展的历史来说的。中国古代的各类传说如钻木取火等解决了人们吃住穿的问题。解决了日常生存问题后还没有教化，孟子认为人就近于禽兽。从历史发展来讲，那时的人还没有摆脱禽兽的境界。如何进入人的境界呢？孟子认为要“教以人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处理这些关系，道德上就要有一些规范，有了这些礼仪规范，人的生活才与禽兽区分开来。
荀子云：“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大家都知道，比力气、跑路，人比不过牛马，但人可以利用牛马为自己服务，这是一个简单的现象。为什么能有这样的现象？荀子说，因为“人能群”，就是说人能组成社会。为什么能组成社会，形成人群，是因为有“分”，分即为“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组成社会，必然有各种人伦关系，在地位等
各方面存有区别。这些关系如何维持呢？就有“义”，有各种道德规范。
孟子和荀子的这两段话合在一起，可以清楚看到：儒家肯定人是高于禽兽的。我们经常讲人为万物之灵，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中对人的价值、人的地位非常重视，人高于万物。高在哪里呢？高在人能组成社会，社会靠什么维护，靠礼义。所以人与禽兽的差别是，人能处理社会的人伦关系，有礼、义的观念。从这里就提出人最重要的是学会做人。人不能只满足于物质生活，只满足于吃好、享受好，这样就把人降低至禽兽的境界。真正成为一个人，就要懂得处理好人伦关系，成为一个社会的人，这里就有各种社会规范的问题。所以儒学强调做人的问题，实际是对人的价值、对整个人类在自然万物中地位和价值的很高的肯定，也是为了提升人的境界。这是儒学基本的精神，最根本的精神，中心思想也在于此。
那么儒学中是否有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呢？有。大家都知道《大学》中有这样一段话：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于是皆以修身为本。讲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是个人的修身，中心问题还是做人的问题，如何肯定和提高人的境界的问题。这样对做人的重视已经渗透至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切方面，我们只要了解和接触中国传统文化都会体会到这一点。我们的文学、我们的艺术，比如古代的小说、戏剧中，渗透的都是讲究做人的道理，包括中国的史学和西方的史学也有不同之处，中国的史学不仅是记事，也不仅是作为治乱兴衰的资治，来吸取经验来治国，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是人物的褒贬。从《史记》开始，其中不仅有帝王将相，过去说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是帝王将相的历史，这并不全面。小人物在史书上有其地位，象伯夷、叔齐都是如此，还有《刺客列传》的荆卿等等。通过历史，有人物的褒贬，通过人物的褒贬体现中国人传统的对做人的要求。同时这些也深入到民间的各个地方，包括在穷困的角落，年长者就会通过言传身教进行家庭教育：做人是第一位的，要做事先做人。这就是体现中国人这样的一个传统，强调做人，首先要解决这个问题。到了近代，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比较重视智育，使这（做人）方面有所削弱。但从整个民族的传统和思维习惯来讲，首先还是强调做人。甚至于中国人的骂人也与众不同，别具特点：对恶人恶事称之为禽兽不如、衣冠禽兽、兽行等等。这些都反映出人们很重视人本身与禽兽的区别。人必须清楚人高于禽兽的地方，人如何能够努力提升自己。如果反过来，按照现在流行的观点来讲（如上文），实际上是贬低了人，把自己降到与禽兽一样的境地。
第二部分讲一下儒学里最主要问题是什么？整个地说是做人的问题。整个儒学的内容非常博大精深，内容也涉及很多方面。我在清华曾给学生开过一门选修课，讲“中国古代的人生哲学”，这门课讲一个学期，大约三十多个学时，即使这样也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涉及到，也只能讲其中很小的一部分。现在在这里做两个小时的讲座，只能是就我个人的体会来讲，不是说儒学中有哪些东西，而是我在个人的学习中，我在教学工作中或是我个人的人生体验中所体会到的、觉得比较重要的是哪几点。实际上是谈谈我个人的体会，不是给大家讲儒学就是哪些东西。就此，我想分四个问题来讲。
第一个问题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对人生价值的理解，就是现在讲的人生价值观。怎么看人生的意义、人生的价值，这个问题与前面讲的“人禽之别”完全联系在一起，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中国儒学一个主流观点是把个人看成群体的一分子。前面讲过人与禽的区别之一是人能“群”，把个人放在群体之中，把个人的发展与群体的发展联系起来，这里比较强调个人对社会、对历史的一种责任。最有代表性的一个观点是所谓“三不朽”的观点，古代（几乎）没有价值的概念，人生价值是通过对“不朽”的讨论来体现的。“三不朽”的思想是讲：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立德、立功、立言这三方面要虽久不废，就是说你有这三个方面，又能在历史上存留下去，不被人们所遗忘，这才是不朽。这其中有个来源，在春秋时期，《左传》中有过记载，当时范宣子与叔孙豹讨论不朽的问题，范宣子是当时的贵族、士大夫，他说：我的家族从尧舜的时代起就受封为贵族，至夏、商、周，到现在还是贵族，算起来大约有一、二千年了，我们家族一直如此兴旺，这种情况，是不是可认为是不朽了呢？叔孙豹回答说：你这不算是不朽，只能算世禄。真正的不朽是立德、立功、立言，这三不朽才是真正的不朽。从上述的讨论中可以看出两种观点：一是看重物质的东西，看重家族兴旺，从社会上得到多少满足。另一个，三不朽看重的是你对社会，对群体的贡献，你在群体中得到一种什么样的承认。前者看重的是过去和眼前所得到的，而后者看到的，强调的是长远的影响。这可概括为物质与精神的、当下与长远的、个人与群体的。三不朽重视的是精神的、长远的、群体的，所以总的来说，非常重视历史、社会、百姓对你的评价，来确定一个人的价值。三不朽的思想实际上成为中国人主流地位的传统价值思想。这样一种价值观念从书本上看可能虚一些，在实际生活却很容易体验出这种道理，一个人的不朽和价值确确实实不在于你生前有多高地位，有多少财富，而在于你是否能够立德、立功、立言，虽久不废。包括我们个人对别人的评价，实际上也是自觉不自觉地以此为标准。我们看过国内外很多的风云人物，生前显赫一时，死后呢，套用电视剧的话说：老百姓心中都有一杆秤。究竟这个人如何，有些人是过去就过去了，就被人遗忘，那么他还有多少价值呢；有的人可能还是“不尽骂名滚滚来”；还有的人是虽久不废，永远活在后代的心里。这些体验是我们共有的，实际这些正是体现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岳飞，人所共知，至今我们还是怀念他，知道他“精忠报国”的思想，在杭州有岳王坟、岳王庙，这些说明他世代为人景仰。他生前应该说是个失败者，他没有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就被秦桧之流以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迫害死了，含冤而死，但是死后永远受到人们的纪念。秦桧在当时不可一世，现在呢？就在岳王庙，后人将他铸成铁人，跪在墙角，任人唾骂。这就充分体现了中国人对人的评价，人生价值的观念。但也有人提出质疑，认为岳飞的“爱国”，爱的是封建王朝，是愚忠，不值得提倡；也有人说宣扬岳飞，会不会引起民族的问题，因为“抗金”，现在看来是中华民族内部的问题。其实这些都是简单化的理解，我们强调的是岳飞精神中不朽的东西，并不是他的对封建王朝的愚忠和民族问题“渴饮匈奴血”等等，而是他基本的、精忠报国的思想，体现了中国人的基本的爱国精神。我还可以作一个具体的说明，与我们清华有关。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不是讲的新文化运动，五月四日这一天爆发了爱国运动，在城里游行等等，当时清华离城内很远，很荒凉，不像现在交通方便，所以当天清华的学生没有参加运动，晚上有人在城里回来，才把消息带到清华园，当天晚上也就没什么反映。第二天早上，清华园里对“五四”爱国运动的第一个反映是什么呢？大家在吃早饭时，看到饭厅门口帖了一张纸，当时叫“揭帖”，上面抄录的就是岳飞的“满江红”。这是谁抄的，是当时在清华读书的闻一多。我们想，闻一多此时此刻抄录岳飞的《满江红》是什么意思呢？很清楚，他是借《满江红》诗来抒发自己爱国情愫 ，他是作为对“五四运动”的反映来写的。他所表达的绝对没有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对皇帝的愚忠，所反映所吸收的只是岳飞精忠报国的精神。这种精神在闻一多抄录《满江红》的时候就被赋予了一种新的精神，闻一多是面对当时的现实来表自己的爱国情怀，他从岳飞身上，从中国传统中吸取了一种精神力量。所以，现在我所讲的并不是原封不动地把一些封建愚忠思想等不太恰当的东西端过来，完全不是这个意思。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岳飞的精神虽久不废，永垂不朽，这些话不是随便说说而已，而是实实在在的不朽。人死了，他的精神却被继承下来，他实实在在地活在每个中国人的心里，成为后代继续前进，争取民族独立、民族复兴上的一种精神力量。
这样一种对不朽的追求，也表现在人生中的各个方面。比如在生死问题上，大家知道“死有重于泰山，也有轻于鸿毛”，在生死问题上，中国人追求的是高于生命的更高的价值，这个价值能让你在生命结束后，流于后代来永垂不朽的、虽久不废的。它完全地高于生命，概括起来，追求的就是“义”。这一类与前面所谈的人禽区别是一致的。有了“义”就是人，丢弃了“义”，就是禽兽。“义”是第一位的，高于物质享受，高于生命。“义”的内容用孔子的话说是“仁”，“仁”是最高境界，孔子曰：仁义为己任，要杀身成仁。不能为保全生命而牺牲对“仁”的追求，而为追求“仁”，必要时可以舍弃生命。孟子讲舍生取义，用大家熟悉的说法是“鱼和熊掌不可得兼”，则舍鱼而取熊掌，用这个比喻说明义和生命的关系。他说，生是我所欲，义也是我所欲，所欲有胜于生者，为义；所恶有胜于死者，就是要陷我于不义，我宁可死。提倡舍生取义，说明义的价值比生命更高。这些讲得都是人生价值，同时也表现在我们现在常常讲的义利关系上，也是把义放在首位，利放在第二位。这里还要简单地澄清两点，一是义利关系中，中国古代传统中是否只讲义，不讲利。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从原始儒家思想来说，并不是不要利，只讲义，而是主要的精神在于对利的追求要有一个标准，标准就是是否符合道义。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所谓不取不义之财。就是说，它提出一个标准，你符合“义”的就可以取，不符合“义”的就不能取，如孔子所云：“富与贵，是人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这样言论，孔子与孟子说了很多。孟子曰：“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只要符合道义，舜可心安理得接受天下；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不符合道义，那连别人的一碗饭也不能接受。所以说不是不讲利，而是说要符合道义，这一点我们要弄清楚。
另一个需要弄清的问题是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中强调把个人放在集体中去，强调要对集体做奉献，甚至于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等，从历史和社会的发展中实现自己价值。是不是中国人不讲究个人，没有个人的独立性，其实这也是一种误解。在《论语》中就可看出，当时孔子是非常强调人格独立性的。孔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一个国家的军队再强大，其统帅是可以剥夺的，但一个普通的人立下的志向是任何力量不可改的。可以从两方面去理解，一是没有任何力量可改变，另一方面，个人之下的志向在任何环境中也不可改变，不为所夺。这就是对个人独立性的高度的强调。象《论语》中提到的伯夷叔齐，就赞扬他们：不苟其生，不降其志。赞扬他们坚持气节，所谓气节就是坚持个人的独立性，不为任何因素所动摇。孟子的话更是尽人皆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之谓大丈夫。”就是把“匹夫不可夺志”更具体化了。影响一个人，使他放弃独立意志的，一个是富贵问题、一个是生死是贫贱问题。在富贵、贫贱、威武、暴力这些压力面前，能够不改变志向，坚持自己独立的追求和理想，坚持自己操守，这才叫大丈夫。这也是中国人很重要的一个传统，就是讲气节，而气节恰恰就是对独立人格的维护。所以我们不能认为中国传统不提倡个人的独立性，人家说什么你就说什么，不是这个意思，恰恰是这种人云亦云的人，四面讨好、没有个人独立主张的人，在孔子的《论语》和《孟子》中，都是非常鄙视的，认为是“乡愿”，乡愿是“德之贼也”，是最没有道德的。这一点上我们要有一种观念，中国的传统中并不是不讲个人的，如果认为中国传统中强调的只是一种群体主义的价值观，我觉得似乎不是很确切，所以我将中国古代的价值观称之为群己统一的价值观。
儒家思想强调建立起个人人格追求与社会义务、历史责任之间的统一。大家知道，文天祥是一位抗元的英雄。当时史书上有过记载，元人进来后，对文天祥很器重，一再劝降，俘虏文天祥后，几年内迟迟没有杀他，但文天祥始终没有投降。最后，元人见文天祥没有投降的可能，同时又有人打着文天祥的旗号进行反抗，才将文天祥杀害。在这个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是有这样的发现，文天祥死后，人们发现他的腰带上有这么一段话，大概意思为：“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尽然后仁至……读圣贤书所为何事，于今而后，庶几无愧。”这段话很好地体现了文天祥思想中他个人的人格追求和对社会的历史的责任，二者是统一的，完全没有矛盾，不像现在我们所想的，他不认为这是牺牲。只有这样个人人格的追求才是完整的；反之，则是自己的耻辱，是失节。这就是群己统一的价值观。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待人处世的原则。人的一生中如何待人，处世，这中间有很多具体的规范和一般的原则。今天我讲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也是最基本、最基础的问题：推己及人。具体讲，就是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将心比心，自己不想要的，不能强加给别人，自己希望得到的，也要帮助别人做到。孔子思想中的核心问题就是“仁”。“仁”的基本精神就是“仁者爱人”，“爱人”从何做起呢，我的理解是“爱人”的基础就是推己及人。孔子关于“仁”学的道理及后儒们对此的发挥有很多很深的阐述。《论语》中这样的记录，有弟子问孔子：有没有这样的一句话，是可以一辈子照着做的？孔子答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回头想想，所谓“仁”学，讲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古代解字中的“仁”就是左边为“人”，右边为“二”，合之为两个人，就是两人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的基础是把对方看成人，与自己一样的人，才能有平等的观念，能够“爱人”；如果任何事情都从自己出发，图自己的便利，图自己的好处，不能推己及人，不能考虑自己言行对别人的影响，这样便不可能有“爱”，不可能爱别人。所以最基本的一点就是推己及人。这样说很简单，这样做，就会逐渐走上“仁道”。儒学就是这样，如果讲道理，要讲得很高深，不是很容易弄通。但你若想简单也很简单，你只要从这做起就可以了，如果把这一点丢掉了，可以说你对“仁”学，“爱人”是没法理解的。如果你的思想中只有自己，你是没办法理解儒学的。从现实生活中看，这也很重要。现在我们都讲社会公德，社会公德的要求是社会越进步，要求越高。因为人与人交往更密切，当然社会公德的要求就越多。社会公德的基础是什么？也在这一点上，就是说你要能够推己及人。要能够顾及到个人的言行对周围人的影响，对社会的影响。反之，你一切都从自己的方便出发，一切都为追求自己的利益，这样的人，能有社会公德吗？不可能的。所以无论从理解儒学上讲，还是从社会生活上讲，推己及人都是很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近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观点也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国际宗教界、伦理学界都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能否寻找出一些全球的普遍伦理?何出此问呢？因为人们发现现代社会的很多冲突与人们文化价值观念的差别有关。价值观不同、对事情的看法不同就引起一些冲突，当然这不是全部原因，是一个方面的原因。所以就有人提出：如果我们找到或建立一种大家都能认可的、全球的、普遍的伦理，就可以大大减少冲突。现在看来最为大家普遍接受的，就是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有人通过搜集和整理发现，各个不同民族文化和不同的宗教都有类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表述，印度的史诗、《圣经》、佛教、伊斯兰教等都是如此。比如《圣经》中就有两处提过：你不愿别人对你做的任何事情，你都不要对别人做；你要别人怎样对待你们，你也要怎样对待他们。印度的史诗是公元前三世纪的，中间讲到：你自己不想经历的事，不要对别人做，你自己想往渴求的事，也该希望别人得到。《圣经》被看成是“黄金律”，是最重要的戒律。佛教谈到：在我不为不喜不悦耳者，在人为亦如是。我何能己之不喜不悦加诸他人等等。可见这种原则：这种思想在各种宗教中都有类似的说法，可见，这一点确实是人们相处时都应遵守的、最基本的准则。这个问题道理很简单，却很重大，当然也应看到，做起来并不容易。在社会上，在我们身边，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做得很好，刚才所讲的社会公德，就有很多人离开了这样的一个基本原则。这里再顺便提一下，现在人会说，当今社会是个竞争的社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不是不适用呢？同时求一个职位，你能都让给别人吗？体育比赛中冠军只有一个，你都让给别人？其实，这也很好理解，当今社会中的竞争是必要的，是一个很好地推动社会发展的杠杆，但毕竟人与人的关系不只是竞争的关系，在更多的领域中还是需要推己及人的关系。即使是竞争关系，其中也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问题，因为存在一个正当与不正当的问题，你不能搞不正当竞争，竞争是正常的，那么大家就公平竞争好了。所以不能因为有竞争就否定这样的原则。
第三讲一下修养的问题。无论是建立起群己统一的价值观，还是待人处世等等，都要靠自己的修养。讲修养是中国传统中非常有价值的、很宝贵、独有的一部分。我所接触到的其它文化中还没有对修养有这么系统的学说，在这里我讲一个基本精神，就是“为己”和“慎独”。
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儒学称之为“为己之学”。为己不是指为个人谋名利，而是说儒家的思想你学进去，是为了自己的完善，为了自己的修养，为了提高自己，提升自己，而不是为了其它。为人是指拿这些东西做给别人看。中国儒学的传统、中国整个文化的传统、中国哲学的传统，与西方的传统是很不同的，中国的儒学和哲学不是一种单纯的知识系统，不是只有一套理论知识，而是这套东西同时在自己的生活中，可做为自己人生的准则，是自己所要身体力行的。过去强调的“为己”之学，近代有名的哲学家金岳霖也做过专门的论述，认为中国哲学所讲的（理论），不能和自己没有关系，讲了自己就要去做，如果没有这一点，实际就是把中国传统的儒学的精髓丢掉了。理论再深奥，体制再完善，如果不能与自己的修养和人生结合起来，不能在自己的生命中有所体现，这就不是中国儒家的传统，这一点非常重要。
从个人来讲，讲修养一定要做到从自己内心出发，完完全全地完善自己。这里又引用了《论语》中的两段话：“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里面提出了几个境界：知之、好之、乐之，逐次递增，由知道至高兴地去做。安仁是做了才安心，安于仁道，这与乐之是一个境界。利仁，可以这样理解，为什么好之者不如乐之呢?有的人出于对己有利而喜欢做。这叫利之者，这不是发自内心的东西，孔子提倡的是安之乐之。《论语》中也有这样的例子，古代有丧服三年的规定，期间不吃肉，不穿丝制品，不能乐舞等，有一弟子问孔子，三年时间太长，能否改成一年。孔子没有直接回答可以还是不可以，只是说：如果这样，你能不能心安。你能心安，就可以去做。后来孔子对别人说，这个学生提这种问题，说明他不仁。孔子又解释为你服丧三年，因为人从出生三年内是不能离开父母怀抱的，生命是父母给的，这就是养育之恩，真正的有道君子在父母去世后，会有发自内心的情感，让他食肉，他也会觉得不香，让他听音乐，也听不进去，没有快乐的情绪。所以服丧三年适于每个人内心情感的需要。不是别人硬要你做的，重要的是求得自己心安，也就是仁者安仁。真正到了这种境界，你不让他做，他便不会心安，现在的伦理学称之为“自律”。
就心安和不安的问题，基础在于人有羞耻之心。孟子云：“人不可以无耻。羞恶之心，义之端也。”义的发端，基础在于羞恶之心。人不能没有这个。人如果无耻，任何事情都可以做，只要对自己有利，做什么都是理所当然。有羞耻之心，才能知道哪些可做，哪些不可做。“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孟子），“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孟子），都是讲得这个问题。
现实生活中也有这样的例子，很生动。前几年报纸上曾有这样的报道，河南有一农民自己掏钱义务为部队战士放映电影，开演前，这位农民对大家讲了几十年前的一件事情：当时他在城里拉板车，有一天路上的一位妇女被抢劫，大声呼救，有一战士就去追赶坏人，从这个农民身边跑过去，把身上的挎包解下，托他保管，就追下去了，这一去好久没有回来，这个农民出于好奇打开挎包一看，里面有一百多块钱及若干粮票，他一念之差把这些东西揣进口袋，拉着板车，一口气跑回了家。很年过去了，这事就成了他一块心病，虽然没有人知道，他还是睡不好觉、做恶梦，非常苦恼。后来政策好了，家境好了，儿子要带他进城去看看，他也不敢。有一次他的孙子在外迷路了，全家人都很着急，还是解放军把孩子送回了家。他此时再也忍不住了，先是跟家里人说了当年拿人钱财的事，然后商量补救的办法。想找到当年的解放军已是不太可能，商量的结果是义务为解放军放电影，还要把当年做错的事说出来。做完这些事，这位老汉才觉得可以安心睡觉了。因为他有知耻之心，他才会受到良心的谴责。知耻之心才是品德的基础，他后来所做的就是求得心安。这件事就很真实地说明了儒学的道理。很多事不是别人要你做的，而是你发自内心的，这就叫为己之学。沈阳也有这样的例子，有一个人逃过车票，后来内心不安主动到公交公司去补钱。当时周围的人都说他傻，他呢，求的就是心安。认识到自己做错了，认识到这是一种耻辱，不去补票改过，就不会安心。
中国人讲修养讲的就是羞耻之心，求得心安，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现在有见义勇为的好人好事，记者总要问：“你是怎么想的？”其实想法很简单：就应该这么做，不这样做，我会后悔的。可能也有人会有一些名利的想法。这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一是这事做了值不值得，另一种只考虑了是不是心安。
中国传统修养中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就是“慎独”。慎独就是在“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能否把握自己，完全不做违反道德的事情。这有两层含义，一是没有别人在场，没有别人知道。另一种是只是自己内心有这种想法。在这些情况下，都要求你严格要求自己，实实在在地能够没有任何虚假地按道德要求去做。慎独是一种修养的方法，是提醒你在这种场合下要特别注意，要自律。大庭广众中是容易做到遵守道德规范的。同时它还说明你的境界，你能否做到，是对你道德水平、道德修养的一种衡量。只有真正做到慎独后，这些才真正成为你自觉的道德。慎独把求己之学和求心安具体化了，是很重要的。在修养方面要特别注意，在别人不知道的时候你怎么要求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最简单的事像随地吐痰，很多人都知道不该去做，也会被行政处罚。当有人检查时，人们就会注意，没有检查，可能就会去做。当他不敢做时，只是做给别人看的，从内心并没有完全接受；当可以随心所欲的，他就会随地吐痰。学校考试中作弊的问题也是这样，有监考，有处罚办法，我就不作弊。真正能够反映你道德自觉的境界，就是免监考，我也不作弊。如果我做到这一点，社会风气会大大好转和提高。慎独在修养上是非常重要的，但这也不止是道德上的问题，各方面工作上也有这个问题，领导来检查，我就做得好一点，否则就我行我素。所以我们应该提倡为己和慎独。
最后一个是人生态度的问题。简单说一点，对人生、对各种事情抱一种什么态度，是积极向上、积极有为的态度，还是消极的态度。中国儒家提倡的，也是代表我们民族精神的是一种自强不息的态度。清华大学有个校训，两句话：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两句话都源于《周易》，自强不息原话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地自然的运行是刚健有为的，是不停地在运动，所以人应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地是博大、厚重的，可以盛载万物，君子也应有很高的德行，来承担重任。这两句话是当时梁启超在清华讲演时提出的，后来成为清华的校训。现代中国哲学的泰斗张岱年先生认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就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精神。我们讲的人生就应有这样的一种态度。
上面讲的前三个问题都是在厚德载物这一方面，你要有一种能为集体奉献、能够群己统一的价值观，能够推己及人，有很好的修养，都是道德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们要有自强不息的精神，这里引了几段话，就不去解释了。“汤之盘铭曰：当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大学》）。“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周易》）。
要说的就是这样一些内容。儒学是讲做人的学问，最基本的问题是人要认识人自己，所以高出万物。高在哪里，要认识人类的价值在哪里。有了这一点，再去考虑个人的人生。上面谈到的四个问题能否代表儒学最重要的精神，或者这些问题的理解是不是很准确，都请大家批评。我不是来告诉大家儒学有哪些内容，儒学是哪些东西，而是我所理解的儒学，我体会到的是哪些东西。好，今天就讲到这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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