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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来大连地区考古发现与研究 |
| 作者：刘俊勇 |
大连位于辽东半岛南端，西濒渤海，东南临黄海，南隔渤海海峡与山东半岛相望，东隔黄海海峡与朝鲜半岛相邻，北与东北大陆相接。大连市现辖中山、西岗、沙河口、甘井子、旅顺口、金州六区，普兰店、瓦房店、庄河三市(县级)和长海县，总面积为一万三千四百二十九平方公里。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的祖先就生息、繁衍在这块土地上，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出了灿烂的古代文化，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
大连地区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始于十九世纪末。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日本学者鸟居龙藏踏上了辽东半岛，开始对老铁山石冢进行考古调查。自此以后，直至一九四五年大连解放，其间除沙皇俄国对大连的七年殖民统治外，大连地区考古调查和发掘，一直为日本殖民统治者所主宰。
一九○八年，日本旅顺海军镇守府司令长官富冈定恭将黄金山北麓鸿胪井刻石并石亭盗运日本。
一九二七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成立，首先调查和发掘了貔子窝遗址。日本东京大学原田淑人、长谷部言人、八幡一郎、驹井和爱、田泽金吾，京都大学滨田耕作、岛田贞彦，中国北京大学马衡，以及关东厅博物馆内藤宽、森修等参加了发掘。
一九二八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发掘了旅顺南山里牧羊城址。日本东京大学原田淑人、八幡一郎、驹井和爱，京都大学滨田耕作、水野清一、岛田贞彦和关东厅博物馆内藤宽、森修等参加了发掘。
一九二九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发掘了旅顺南山里汉代砖室墓、贝墓等。日本东京大学原田淑人、八幡一郎、驹井和爱，京都大学滨田耕作、清野谦次、金关丈夫、三宅宗悦和关东厅博物馆岛田贞彦、森修等参加了发掘。
一九三九年，旅顺博物馆岛田贞彦、森修等发掘了金州望海埚遗址。
一九三一年，关东厅博物馆发掘了甘井子营城子壁画墓。
一九三三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发掘了旅顺羊头洼贝丘遗址。日本京都大学滨田耕作、一九四一年，日本学术振兴会调查、发掘了长海大长山岛上马石贝丘遗址。日本京都大学梅原末治、澄田正一，东京大学长谷部言人和旅顺博物馆岛田贞彦、森修等参加了调查和发掘。
同年，日本学术振兴会调查、发掘了旅顺老铁山和甘井子营城子四平山积石冢。日本东京大学八幡一郎，京都大学小林行雄、澄田正一和旅顺博物馆岛田贞彦、森修等参加了调查和发掘。
一九四二年，日本学术振兴会发掘了甘井子营城子文家屯贝丘遗址。日本东京大学八幡一郎，京都大学澄田正一、水野清一和旅顺博物馆岛田贞彦、森修等参加了发掘。
上述由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发掘的羊头洼贝丘遗址出土文物，现藏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考古研究室；由日本学术振兴会发掘的大长山岛上马石贝丘遗址和营城子四平山积石冢出土文物，现藏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考古研究室；营城子文家屯贝丘遗址出土文物，现藏日本名古屋爱知学院大学，一部分石器藏日本九州大学。
被日本人带回国内的文物，许多是珍品，如四平山积石冢出土的玉牙璧、玉斧、玉锛、玉笄、蛋壳黑陶把杯、黑陶罐、黑陶豆；文家屯贝丘遗址出土的彩陶；大长山岛上马石贝丘遗址出土的高足陶豆、石戈、卜骨、青铜片等。
上述日本人在旅顺、大连等地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大部分出版有大型考古报告。重要的有：
《貔子窝》──东方考古学丛刊甲种第一册；
《牧羊城》──东方考古学丛刊甲种第二册；
《南山里》──东方考古学丛刊甲种第三册；
《营城子》──东方考古学丛刊甲种第四册；
《羊头洼》──东方考古学丛刊乙种第三册；
另有一些报告、简报发表在《考古学杂志》、《人类学杂志》、《满州学报》、《满蒙》、《历史与地理》、《满州史学》等日文和中文期刊上。
日本学术振兴会的考古发掘材料，一直未见正式报告，只有澄田正一以“辽东半岛史前遗迹调查报告──大长山岛上马石贝冢”和“辽东半岛的史前遗迹调查简报──文家屯遗址”为题，分别发表于《人间文化》等日文期刊和论文集中。
日本人在大连进行的考古调查和发掘，一方面对中国东北地区考古学产生了重大影响，来到中国的大多是日本国内一流学者，他们把一些先进的方法带到了中国，在综合研究方面尤为突出；另一方面由于发掘遗址是按标竿水平划分地层，必然使不同时期遗存混在一起，得出一些错误的结论，从而给后来的研究带来了许多混乱。
必须指出，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在旅顺、大连等地进行的一系列考古调查和发掘，是在刺刀保护下进行的。在殖民统治当局的保护下，日本人完全主宰了大连地区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并把一部分重要文物运往日本。这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是对中国文物的掠夺。直到一九四五年旅顺、大连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这种侵略和掠夺才告结束。特别是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大连地区考古工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取得了重大突破。这一时期大连地区重要考古发掘、发现如下：
旧石器时代
瓦房店市古龙山更新世晚期洞穴遗址 一九八一～一九八二年
新石器时代
长海县小珠山遗址 一九七八年
长海县上马石遗址 一九七八年
长海县吴家村遗址 一九七八年
旅顺口区郭家村遗址 一九七三、一九七六～一九七七年
旅顺口区大潘家村遗址 一九九二年
旅顺口区王家屯遗址 一九九四～一九九五年
瓦房店市三堂村遗址 一九九○年
庄河市北吴屯遗址 一九九○年
青铜时代—春秋战国
甘井子区双砣子遗址 一九六四年
甘井子区大嘴子遗址 一九八七年
旅顺口区于家村遗址、墓地 一九七七年
旅顺口区大砣子遗址 一九九六、一九九八年
普兰店市双房石棚、石盖墓地 一九八○年
甘井子区岗上墓地 一九六三年
甘井子区楼上墓地 一九六○、一九六三年
长海县上马石墓地 一九七七年
汉代及其以后
甘井子区营城子汉代墓地 一九五六年
甘井子区沙岗子农科院汉墓 一九九九年
瓦房店市陈屯汉代墓地 一九九四年
普兰店市花儿山汉代墓地 一九七五年
瓦房店市谭家屯金代窖藏 一九七八年
瓦房店市台后村金代窖藏 一九九六年
上述重要考古发现和发掘，为大连地区的考古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一、旧石器时代
大连地区旧石器时代遗址、遗物发现较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是这一地区考古工作的薄弱环节。一九三五年法国人步日耶曾在大连至旅顺公路(南路)的红色土层中，发现两件石英石片石器。因材料很少，加之原始记录不详性质难定。这两件石器现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据笔者目验，这两件石器相当典型。自此以后，数十年间一直未有旧石器时代遗址和遗物发现。一九八一年秋和一九八二年夏，大连自然博物馆先后两次对瓦房店古龙山洞穴进行了发掘，所获材料据初步统计，有各类古脊椎动物化石数万件，经人工打击的骨片数百件，还有少量经人工打击的石器。据C14和釉系法年代测定的结果，为距今四万～一万七千年前的遗物。主要产化石的层位和含石器的地层年代应为距今一万七千六百一十上下浮动二百四十年前。
古龙山遗址发现四件石器。《大连古龙山遗址研究》作者认为，这四件“人工痕迹清楚，应是人工的制品”。这四件石器分别为石英岩、石英砂岩、脉石英和燧石，可归为刮削器类，接近于小石器为主的技术传统。
古龙山遗址出土的丰富的化石中，有大量碎骨，经研究有一部分为骨制品，可分为锐尖型、钝尖、锥尖型、扁尖型、雕刻刃型、边端不规则型、单边直刃型、单侧斜刃型、端刃型等。这部分被列为骨制品的共有三百三十二件。排除其它因素，在古龙山的碎骨中存在打击骨器是肯定的。
古龙山遗址属洞穴类型，发育于古生代寒武纪石灰岩中。发掘的只是一个叉洞，主洞已被采石时打掉。洞中的骨骼绝大多数破碎，有不少经过人工敲击。从埋藏学的角度分析，这个叉洞只是丢弃骨渣的垃圾堆，那时的人类可能居住在主洞中，故而叉洞内骨骼如此集中，化石种类如此丰富地堆积在一起。 古龙山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马类化石，按牙齿统计，至少有二百个个体，这在国内同时代地点中属罕见。从这种意义上说，古龙山人可以称为“猎马人”。
除旅顺、大连公路(南路)之间发现的打制石器和古龙山打制石器外，在大连地区的其它地点也曾发现过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遗迹。在大连地区渤海、黄海海域，经常有更新世晚期的古动物化石和经人工加工的角器等出水。
大连地区是华北地区人类向朝鲜半岛、日本列岛迁徙的纽带。上述发现，无疑增强对这一迁徙和文化往来的认识。除了古龙山遗址填补了辽南古文化的空白外，它还提示人们，大连沿海地带的洞穴，可能蕴含着丰富的古文化遗物和古脊椎动物化石，将是今后工作中必须重视的地区之一。
二、新石器时代
大连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较广，尤以旅顺口区和长海县为多。重要的遗址和墓地有：旅顺口区郭家村遗址、老铁山积石墓地、大潘家村遗址、王家屯遗址，甘井子区文家屯遗址、四平山积石墓地，长海县小珠山遗址、吴家村遗址、上马石遗址，普兰店市塔寺屯遗址，瓦房店市三堂村遗址，庄河市北吴屯遗址等。上述遗址中以小珠山最具典型意义，其三叠层的发现，成为大连地区新石器文化编年的重要依据。
关于大连地区新石器文化分期的划分，现主要有三期说、四期说两种。三期说为小珠山下层、小珠山中层和郭家村下层、小珠山上层和郭家村上层；四期说为小珠山一期文化、小珠山二期文化、小珠山三期文化、双砣子一期文化。四期说中的双砣子一期文化已划入青铜文化。根据现有资料，大连地区新石器文化可分为小珠山一期文化、小珠山二期文化、三堂村一期文化和小珠山三期文化四期。
(一)小珠山一期文化
属于小珠山一期文化的遗址，还有长海县大长山岛上马石上层、清化宫、广鹿岛柳条沟东山、獐子岛李墙屯下层、沙泡子、海洋岛南玉村、亮子沟，普兰店市塔寺屯，庄河市北吴屯下层、西沟等。近年来还在渤海沿岸的旅顺口区王家屯下层发现这一遗存；瓦房店市长兴岛三堂村遗址也曾发现过压印之字纹陶片，但未见地层；最近在甘井子区文家屯遗址也采集到了压印之字纹陶片。现在对这种文化的分布已从黄海岛屿和沿岸扩大到渤海沿岸。
小珠山一期文化房址在上马石和北吴屯均有发现。上马石房址为方形圆角半地穴式，面积小，结构简单，未见柱洞；北吴屯房址为圆形和方形半地穴式，周围有柱洞，室内有石板灶，具有一定的规模，引人注目的是房址周围出现了围栅。
小珠山一期文化陶器比较原始，以羼滑石粉末的红褐陶和黑褐陶为主，也有少量夹砂红褐陶。手制，器形简单，绝大多数是直口深腹的平底罐，有的附瘤状耳。纹饰以压印纹为主，多为之字纹和席纹、网格纹等组成的复合纹饰，少见通体饰之字纹。除压印之字纹外，还有少量的刻划纹。石器也比较原始，主要是打制的刮削器、盘状器、尖状器和网坠、球等。磨制石器有长身斧、磨盘、磨棒、网坠等。还出现了玉斧、玉锛、玉凿和骨针等。
小珠山一期文化只有北吴屯下层经过C14测定，为距今六千四百七十上下浮动一百八十五年(树轮校正值)。比较小珠山中层所测数据距今六千四百七十上下浮动一百九十五年(树轮校正值)，推侧其年代在距今七千～六年之间。
(二)小珠山二期文化
属于小珠山二期文化的遗址，还有旅顺口区郭家村下层、王家屯中层，长海县广鹿岛吴家村，庄河市北吴屯上层等。甘井子区文家屯遗址也有这一遗存。
小珠山二期文化房址最为典型的是吴家村一号房址，为方形圆角半地穴式。北吴屯上层发现的三座房址也是方形圆角或近方形半地穴式。室内四周分布有柱洞，并有傍柱。吴家村一号房址内还有两头小猪，证明猪是在室内饲养的。
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夹砂黑褐陶次之，还有少量的泥质红陶和泥质黑灰陶，均手制。器形以刻划纹直口深腹筒形罐为最多，还出现了盆(釜)形和罐形鼎、觚形器、钵、碗、豆和器盖等新的器形。压印纹已衰落，偶可见陶罐口沿下一排或数排压印斜点，多采用刻划的复合纹；开始出现了少量的彩陶。小珠山中层彩陶都是红地黑彩，图案为双勾涡纹、斜线三角纹和几何平行斜线纹；郭家村下层彩陶有三种，一是红地黑彩，绝大多数是斜线三角纹，也有双勾涡纹，还有在橙黄地的刻划纹之间施黑彩的；二是红地红彩，大部分为直、斜、弧线三角纹；三是白地粉红赭石彩陶，绘粉红圆点和赭石斜线纹。第三种仅见一片。磨制石器大量出现，仍有少量打制石器。磨制石器有斧、锛、刀、镞等，更出现了玉牙璧、玉环、石璜等装饰品。同小珠山一期文化相比，具有更大的进步性。
小珠山二期文化C14年代测定数据有下列几个(以下括号内数字为树轮校正值，下同)：
小珠山中层距今五千八百一十上下浮动一百(六千四百七十上下浮动一百九十五)年；距今五千四百一十上下浮动三百(六千零五十五上下浮动一百三十五)年；距今五千八百九十上下浮动一百五十(六千五百五十上下浮动一百七十)年；距今五千六百二十上下浮动一百一十(六千二百七十五上下浮动二百)年；距今五千二百七十上下浮动一百(五千九百零五上下浮动一百二十五)年；吴家村距今四千八百三十上下浮动一百(五千三百七十五上下浮动一百三十五)年；郭家村下层距今五千一百四十上下浮动一百二十年(此为树轮校正值)。
(三)三堂村一期文化
属于三堂村一期文化的遗址，还有瓦房店市马路村遗址。这类遗存在旅顺口区蛎碴台、甘井子区文家屯等地也有发现。
三堂村一期房址有圆角方形、圆形和椭圆形三种，面积较小，结构也简单。陶器多羼有滑石粉末、云母和细砂、粗砂，有少量泥质红陶和极少量的薄胎黑灰陶。器形最多的是筒形罐，最显著的特点是，口部多叠唇，腹部多饰泥条堆成的纵向直线、波浪折线和刻划纹。三矮足泥质红陶钵占有一定的比例。其它器形还有壶、碗和极少量的薄胎黑灰盂等。石器有斧、锛、刀、镞、网坠等。
三堂村一期文化C14年代测定数据误差太大，故不作为参考。推测其年代在距五千－四千五百年之间。
(四)小珠山三期文化
属于小珠山三期文化的遗址，还有旅顺口区郭家村上层、大潘家村、老铁山积石墓地，甘井子区四平山积石墓地，长海县广鹿岛蛎碴岗、南窑、洪子东、大长山岛上马石中层、獐子岛李墙屯上层，普兰店市乔屯，庄河市于大顶等。甘井子区文家屯也有这类遗存。
小珠山三期文化房址多为方形圆角和圆形半地穴式。陶器多夹砂黑褐陶，红褐陶次之，有少量的泥质黑陶和蛋壳黑陶。多手制，经慢轮修整。轮制用于蛋壳黑壳和磨光黑陶。除部分折沿和叠唇筒形罐外，还有折沿鼓腹罐、盘形扁凿足鼎、三环足盘、粗柄镂孔豆、浅折盘细柄豆、折腹盂、钵、碗、环梁器盖、锯齿花边器盖，以及蛋壳黑陶高足杯、三足把杯等。小明器也有一定数量。器表多为素面，也有少量的刻划纹、弦纹、弦纹乳钉、附加堆纹等。老铁山、四平山积石墓地出土的陶器比较精致，有黑陶豆、把杯、壶等，并有玉牙璧、玉斧、玉笄等。小珠山三期文化的彩陶均为红地红彩。石器均为磨制，种类增多，有棒形弧刃斧、扁平弧刃斧、有肩斧、有孔铲、有段锛、双孔刀、镞等，尤以半月形刀、有肩斧、有段锛更具特色。
小珠山三期文化C14年代测定数据有下列几个:
郭家村上层距今四千零二十上下浮动九十(四千四百三十上下浮动一百四十年)；距今四千二百三十上下浮动一百(四千六百九十上下浮动一百四十五)年；距今四千一百八十上下浮动九十（四千六百三十上下浮动一百四十）年；距今四千一百一十上下浮动九十(四千五百四十上下浮动一百四十)年；距今四千零八十上下浮动七十(四千五百零五上下浮动一百二十五)年；上马石中层距今四千四百上下浮动一百一十(四千九百上下浮动一百五十五年)；距今四千零四十五上下浮动一百（四千四百六十上下浮动一百五十）年；南窑距今四千四百二十上下浮动三百（四千六百八十上下浮动三百七十)年。
大连地区新石器文化分期和编年的确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大连地区考古的重大突破。
大连地区新石器文化在不同时期分别与周围的新石器文化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联系。小珠山一期文化与沈阳新乐一期文化比较接近。这种以之字纹为代表的筒形罐，在辽西、内蒙古、河北，以及吉林省都有广泛分布，以有细石器共存为其显著特点，但小珠山一期文化中全然不见细石器，陶器上所表现的北方因素还是相当强烈的。
大连地区新石器文化与山东半岛新石器文化关系最为密切，这是由两个半岛特殊的地理条件决定的。正像大连地区有自己的新石器文化序列一样，山东半岛也有自己的新石器文化序列。研究者们一般把山东半岛新石器文化分为四期，即白石村时期、邱家庄时期、北庄时期和龙山时期。白石村时期相当于小珠山一期文化，邱家庄时期、北庄时期相当于小珠山二期文化和三堂村一期文化，龙山时期相当于小珠山三期文化。
小珠山一期文化时期，两个半岛之间的往来关系尚若明若暗。到了小珠山二期文化时期，两个半岛间往来交流的证据渐多，在小珠山中层、吴家村和郭家村下层都发现了邱家庄、北庄时期的相同器物，如釜形圜底锥足鼎、觚形杯、涡纹彩陶、几何纹彩陶等。这种文化上的联系，除了两个半岛部族间通过海上往来互相传播交流外，再无别的解释。这种文化的传播还表现在辽东半岛也影响着山东半岛，特别是庙岛群岛。属于邱家庄时期的北庄遗址一期的筒形罐，以及筒形罐上各种几何形刻划纹与小珠山二期文化完全相同，反映了辽东半岛的传统风格。北庄时期的红地红彩彩陶等也反映了辽东半岛的风格。三堂村一期文化与沈阳偏堡类型腹部饰纵向泥条或间饰折曲泥条的叠唇深腹筒形罐基本相同，而三堂村一期文化的红陶三足钵和黑灰陶盂，在偏堡类型中则不见。对比来看，三堂村一期文化和偏堡类型无论在主要器形上，还是在纹饰风格上，相同方面是主要的，差异方面是次要的，在文化性质上当属于同一考古学文化。三堂村一期文化的红陶三足钵、黑灰陶盂，当来自大汶口文化，具体说与邱家庄时期有密切的联系。小珠山三期文化时期，山东半岛对辽东半岛的影响更为强烈，但表现在不同遗址、墓地的影响程度差别较大。综观小珠山三期文化，虽一部分器物仍有着地方特点，另一部分扁凿足鼎、三环足盘、折腹罐、单把杯、镂孔豆和蛋壳黑陶等，则具有浓厚的山东龙山文化的因素，而在老铁山、四平山积石墓地却表现出与山东半岛龙山时期相当的一致性，甚至是山东半岛的舶来品。
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新石器文化的相互传播和交流，是通过庙岛群岛作为桥梁来进行的。两个半岛之间的庙岛群岛，就像链条一样把它们连接在一起。它从蓬莱经庙岛群岛中的南长山岛、北长山岛、庙岛、大黑山岛、砣矶岛、大钦岛、小钦岛、南隍城岛、北隍城岛，直至辽东半岛。庙岛群岛中每两岛之间的距离最多不过十余公里，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完全可以凭一叶扁舟往来于各岛之间，像接力赛一样一站一站地传到彼岸。就是从北隍城岛北往辽东半岛也仅四十公里，这个距离在当时还是不难达到的。种种迹象表明，小珠山二期文化时期当以开始用舟船作为交通工具了。到了龙山时期，庙岛群岛更有木船实物出土。
综上所述，大连地区新石器文化在不同时期分别受到了周围新石器文化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大连地区新石器文化也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山东半岛，特别是庙岛群岛的新石器文化。小珠山三期文化所受山东半岛龙山文化影响最为强烈，直至被龙山文化所取代。总起来看，山东半岛新石器文化对辽东半岛的影响是主要的。
要说明的是，目前大连新石器文化的分期还不够细，有的时期还可以细分，例如北吴屯上层可作为小珠山二期文化的早段，小珠山中层和郭家村下层为小珠山二期文化的晚段。笼统称之的郭家村下层遗存，也有主张将四、五层和三层分开。这些都有待于今后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的深入。
三、青铜时代
大连地区的青铜文化遗物早在上世纪末就已发现，但一直未被认识，长期被当作新石器文化。随着新中国考古工作的开展，特别是进入七十年代以来大连地区考古工作所取得的重大突破，使我们辨明了大连地区新石器文化与青铜文化的特征及区别，认识到过去笼统称之的“新石器文化”大多属于青铜文化。根据现有资料，大连地区青铜文化可分为双砣子一期文化、双砣子二期文化、双砣子三期文化和上马石上层类型，以及药王庙遗存。
(一)双砣子一期文化
属于双砣子一期文化的遗址，还有旅顺口区于家村下层、大台山下层、小黑石砣子下层，甘井子区大嘴子下层、望鱼山下层，金州区庙山下层，普兰店市严屯大城下层、唐家嘴子下层，庄河市后盐砣子下层，长海县朱家屯下层等。另外，旅顺口区北海大砣子也有此类遗存，只是一九九六、一九九八年发掘时未见明确地层。
双砣子一期文化房址有半地穴单室和双室两种。双砣子揭露出的三座房址，有两座为双室；于家村揭露出的五座房址皆为单室，呈椭圆形和不规划圆角方形，室内地面为红烧土硬面，屋顶以檀、椽，四周和中央以柱为骨架，以草拌泥涂抹。室内多置有以大陶壶颈部制作的灶圈。双室半地穴房址或许是本期特有的建筑遗迹。于家村房址居住面下铺木棍防潮方法是仅见的一例。此期尚未见石筑房址。 双砣子一期文化陶器一般羼有大量的细砂，胎厚。以夹砂黑褐陶为主，黑皮陶(表里呈黑色，胎呈褐色)次之，有一定数量的彩绘陶，颜色有红、黄、白三种，多为三角形、方形、菱形和条状等几何图案。多手制，壶、罐口部常有明显的慢轮修整痕迹。多素面，仅局部加施弦纹、弦纹乳钉、刻划纹和镂孔等。弦纹和弦纹乳钉多饰于罐、壶的颈、肩部和杯的下部，镂孔多用之豆柄，有圆、长方、三角形几种。除个别碗等器物是圈足或凹底外，余均为平底器，不见三足器。器形有罐、壶、豆、杯、碗、钵等。豆和杯特点明显，豆为浅盘，粗柄，柄上镂孔；杯把手位于下部，且与底部相接。石器主要有棒形弧刃斧、长身斜刃斧、长身斜刃锛、戈、矛、镞、网坠、双孔刀、环刃器、纺轮等。大嘴子第一期四层出有青铜戈形器。
据双砣子F17的C14断代为公元前二○六○上下浮动九十五(公元前二四六五上下浮动一百四十五)年，结合于家村下层的四个C14数据为公元前二二七五～前一六八○(公元前二七三五～前一九九五年)，也与双砣子一期文化的绝对年代相近。
(二)双砣子二期文化
属于双砣子二期文化的遗址，还有旅顺口区北海大砣子下层、小黑石砣子中层、城山顶，甘井子区大嘴子中层，普兰店市单砣子土坑墓(第一、二号墓)，长海县大长山岛上马石瓮棺墓等。另外，旅顺口区大羊头也有此类遗存。
双砣子二期文化未见房址，具体情况目前尚不清楚。陶器主要是黑皮陶和黑灰陶，还有夹砂黑褐陶。泥质陶表面有一层光亮的黑衣，还常见一种表面呈灰色的陶器，颜色较纯正，为本期文化所特有。轮制为主，多素面磨光，陶胎较一期文化为薄。较常见的纹饰为弦纹，也有少量的刻划纹和乳钉。陶器特征明显，器物多带子母口，多折肩、折腹出棱，器盖较多，部分器物底部带有三个弧形矮足。甗是此期开始出现的。常见器形除甗外，还有罐、壶、尊、盂、豆、碗等。小黑石砣子遗址采集的一组陶器，以及一九九六、一九九八年北海大砣子下层出土的一组陶器极具双砣子二期文化的特点，补充了双砣子二期文化陶器之不足。石器形制多与双砣子一期文化相同，但棒形弧刃斧渐少，大部分为扁平长方斜刃或弧刃斧，开始出现了穿孔斧，典型的半月形刀和扁平三角形镞较为普遍。
以往双砣子二期文化的典型陶片和器物也有所发现，但不能确切地判定其性质。双砣子二期文化的确立，是一大突破。此期文化与山东岳石文化非常相似，一些器物可以说就是岳石文化的舶来品，至少可以说已具备较多的岳石文化因素。参考岳石文化的五个C14年代测定数据为公元前一六○○～前一四八五(公元前一八九○～前一七五○)年之间，双砣子二期文化的绝对年代也应大体与之相当。
(三)双砣子期文化
属于双砣子三期文化的遗址，还有旅顺口区于家村上层、将军山、羊头洼、大台山上层、于大山、城山西坡、小黑石砣子上层、北海大砣子上层，甘井子区大嘴子上层、岗上墓地下、望鱼山上层、小磨盘山、烈士山，金州区庙山上层，普兰店市严屯大城上层、唐家嘴子上层，庄河市后盐砣子上层等。
双砣子三期文化遗址数量最多，经过发掘的也最多，双砣子揭露出十四座房址，大嘴子一九八七、一九九二年两次共揭露出四十八座房址。双砣子房址都是方形半地穴式的单室房址，结构和建筑方法基本相同，都是利用天然石块依地半地穴穴壁砌筑石墙，皆为单排垒砌，上部一般都向外倾斜，石块完整的一面朝里。保存最好的石墙有一米多。有的房址还保存有向外伸出的门道，中间铺以石块作为台阶。大嘴子房址有石筑和半地穴两种。石筑房址为方形，多在平地用石块筑砌石墙，有的现存壁高七十厘米以上。半地穴房址以坑壁作墙壁，上作矮墙。
双砣子三期文化陶器多羼细砂，泥质陶较少。颜色以灰褐色为主，部分陶器因火候不匀而颜色不纯，往往夹杂褐斑。绝大多数为手制，个别轮制。较大器物口部经慢轮修整。陶胎较薄，部分器物高大，个别厚胎大器为甗的口部。大多为素面，纹饰有刻划纹、刻划纹间饰刺点、凸棱纹等。器形有壶、罐、豆、盆、簋、碗、甗、舟形器等。圈足器比例较大，有的圈足削有三个或数个缺口。石器以大型扁平斜刃斧为最多，刀之种类繁杂，钺、戈、矛等数量较多，大型长方形柱状锛、凿等也有所发现。大嘴子第三期出有形体硕大的青铜镞。
据C14断代，双砣子F四为公元前一一七○上下浮动九十(公元前一三六○上下浮动一百五十五)年；同时岗上墓地下部文化层遗物与双砣子三期文化一致，M七下面的堆积C14断代为公元前一三三五上下浮动九十(公元前一五六五上下浮动一百三十五)年；于家村上层的两个数据为公元前一三三○～前一二八○(公元前一五五五～前一四九○)年；大嘴子三期文化的两个数据为公元前一二二○～前一○九五(公元前一四二○～前一二四○)年。以上C14数据具体表明了双砣子三期文化的绝对年代。
其它青铜文化还有上马石上层类型和药王庙遗存。
上马石上层类型分布范围也较广，以普兰店市山区分布最为集中。因现今所见材料多为普查、调查材料，大部分性质难定，具体分布范围尚不能确指。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其次是夹砂黑褐陶，有极少量的黑皮陶。器形主要有甗、叠唇罐、双耳壶、高领壶、短柄豆等。器耳较发达，有桥状横耳、鸡冠耳、贴耳、横贯耳等。甗的数量较多。纹饰有刻划纹、附加堆纹和刺点等，刻划纹又可分为斜线三角、三角网格、人字、平行斜线等。石器多扁平斜刃斧、扁平长方形锛、长方形刀、镰、有铤镞、凹尾镞、矛、棍棒头、网坠、纺轮等。
据C14测定，上马石上层为公元前一二二○～前一一八○(公元前一四一五～前一二七○)年。以上两个C14数据具体表明了上马石上层类型的绝对年代。
药王庙遗存是一九八一年在瓦房店市长兴岛新发现的一种青铜文化遗存。多位于山坡上，文化堆积层很薄，且多被修梯田破坏，主要地点有药王庙、八岔沟、窟窿山等。这一文化遗存以双肩石斧、双肩石铲为主要特征。陶器以手制夹砂褐陶叠唇深腹罐为代表。这一遗存主要分布在长兴岛内，岛外偶有发现。估计其年代在公元前一○○○前后。
随着考古学研究的深入，对大连地区青铜文化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些学者就大连地区青铜文化进行深入的研究，推动了青铜文化考古的发展。
大连地区青铜文化墓葬种类较多，主要有积石墓、土圹墓、瓮棺墓和石棚等。
一．积石墓
积石墓在大连地区延续时间较长，既有属于新石器时代的，也有属于青铜时代的，还有属于曲刃青铜短剑遗存的。就目前所掌握材料，大连地区所发现的积石墓，少部分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大部分属于青铜时代。一九七三年在旅顺口区刁家村北山发掘的M2属于单排一次筑成，从随葬陶器看，属于双砣子一期文化。
属于双砣子三期文化的积石墓有于家村砣头墓地和老铁山──将军山的部分积石墓。砣头积石墓地比较典型，五十八座墓系多次筑成，自东向西排列，墓室多长方形，也有椭圆形，底部多铺有一层小海卵石，少数铺有大石块。个别墓顶中心放有一排大石块。墓地盛行丛葬，各墓内人骨呈颠倒交错叠压状，人骨多少不一，最多达二十一人。个别墓人骨零乱，属二次葬。随葬品主要是陶明器，石器较少。M24、M38分别出土有青铜铁和泡饰。装饰品有石珠、陶珠、绿松石坠、玛瑙坠、莹石坠，以及骨贝等。陶明器特征明显，形制复杂，以罐类为最多，部分高圈足罐上饰有凸棱编织纹，其它器形还有壶、豆、钵、盆、杯、舟形器等。
二．土扩墓
仅有单砣子第一、二号墓。第一号墓为中年男性，随葬有陶壶三件，属于双砣子二期文化。第二号墓随葬陶壶四件、陶罐二件、石钺一件、玉石装饰品三件，年代要略晚于第一号墓。
三．瓮棺墓
瓮棺墓经过发掘的有上马石瓮棺墓地，共十七座。葬具瓮棺均为黑皮陶大壶，分口向上和倒置口向下两种，后者有的底部被有意识打掉。随葬器物绝大多数是明器，有壶、罐、碗，其它还有石镞、骨管、贝珠等，属于双砣子二期文化。
四．石棚
石棚在我国主要分布在辽东半岛，尤以大连地区最为密集，集中分布于普兰店市北部和庄河市西部，大多坐落在河流附近的丘陵地带。石棚原来不应是单个或两个，而是成群分布，一群即一处墓地。据调查，普兰店市石棚沟在六十年代以前曾有一座大石棚，附近有五座小石棚，后来五座小石棚均被当地村民掘毁，发现有陶罐等器物，今天仅存大石棚。庄河市白店子石棚的南坡原来有数排小石棚，估计有数十座，后来小石棚均被当地村民平整土地掘毁，仅留下这座大石棚。
石棚一般可分为大、小两种。大、小石棚之间有许多共同之处，出土遗物也基本相同，因此，大、小石棚应属于同一时期。早在一九三九年日本人三宅俊成在发掘铧铜矿石棚时，就发现了多瘤状棍棒头、陶罐、陶壶等随葬品。解放后，考古工作者在庄河市杨屯石棚发现了人骨、石镞、夹砂红褐陶片等；在白店子石棚发现了人骨、石纺轮等，人骨上并有铜锈痕迹。更重要的是经过正式发掘的普兰店市双房二号石棚内出土了经过火烧的人骨、网纹陶壶和石纺轮等。除此之外，金州区小关屯石棚、庄河市王营石棚等也发现过石器和陶器。大连地区发现的石棚是属于青铜时代晚期的墓葬。至于石棚的大小，应当是由死者生前的地位所决定的。
大连地区发现的石棚年代应当根据发掘资料来确定。根据石棚附近遗址和散布在周围地表的遗物来推定年代的做法是不妥的。如前所述，大连地区经过发掘的石棚只有普兰店市双房二号石棚和瓦房店市铧铜矿石棚，前者在底石上发现了火烧过的人骨和陶罐、石纺轮各一件，从陶器的形制、纹饰分析，应与双砣子三期文化年代相当，其下限可到岗上墓地时期。后者出土的陶器和多瘤状棍棒头等，也表明其年代与双房二号石棚年代相当或稍晚。朝鲜半岛石棚的年代最早的可到双房六号石盖石棺墓时期，其下限更晚。有鉴于此，有理由认为辽东半岛石棚是最早出现的。
据现有资料，积石墓与石棚，以及属于曲刃青铜短剑遗存的大石盖墓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在普兰店市安波西山，积石墓、石棚和大石盖墓共存于同一墓地；梨树底大石盖墓的墓室结构也反映出积石墓和大石盖墓之间的联系，其结构为地面是大石盖，地下是积石墓室。以上可以证明积石墓和大石盖墓之间确有一定的承袭关系。
大连地区青铜文化同样受到山东半岛原始文化的影响。双砣子一期文化的许多器物，特别是罐、杯等，与山东长岛砣矶大口一期文化晚期同类器物十分相近，这表明双砣子一期文化深受其影响。双砣子二期文化部分陶器与岳石文化同类器物酷似，故有学者认为岳石人已渡海来到辽东。但甗这种器物在双砣子二期文化中较少，而在岳石文化中却是大量的。双砣子二期文化显然受到了岳石文化的深刻影响。 双砣子三期文化时期未见有与山东半岛交往的直接证据。从石戈近似商戈、铜镞与商代同类器相近来看，应当视为受商文化影响的结果。上马石上层类型甗的数量较多，也应看作是受商文化影响的结果。药王庙遗存的双肩石斧、双肩石铲等，在大连地区无渊源可寻，而与东南沿海，特别是两广、海南岛同类器物相近，两地之间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
双砣子三期文化和上马石上层类型都与大连地区曲刃青铜短剑遗存有密切的关系。双砣子三期文化的最后归宿为双房遗存，这在于家村砣头积石墓地已露端倪，双房遗存的陶壶直接继承了于家村砣头积石墓地的作风。上马石上层类型的长颈壶、器耳等，也应是曲刃青铜短剑同类器物的渊源之一。 双砣子三期文化时期的大嘴子遗址上层(第三期文化)，出土了用六件陶壶盛装的炭化谷物，经专家鉴定，一种是粳稻，一种是高粱或黍。大嘴子遗址第三期文化层发现炭化谷物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大嘴子遗址第三期文化是双砣子三期文化同类遗址中最先进的一处，其聚落内有石筑围墙，农业工具发达，石器制作更加规整，扁平、棱角分明、穿孔、刃部更加锋利，是大嘴子第三期文化石器的显著特点，是生产力显著提高的标志。稻米等谷物的出现，正是这一标志的直接体现。
大嘴子遗址稻米的发现，填补了我国东北地区的空白，成为迄今我国发现最北的稻米出土地点。大嘴子稻米的发现还为研究我国栽培稻传播朝鲜半岛、日本的路线提供了实物资料，为北路说提供了实物证据。稻作传播必须有人作为载体，而人作为稻作传播的载体必然会在许多文化因素上反映出来。这种反映，在属于江浙、闽粤、山东地区相应时期的文化遗物上未有发现，而在辽东半岛却有明显的证据，无论是时代特征明显的陶器，还是墓葬形制，辽东半岛与朝鲜半岛在相应历史时期存在着一定的文化联系。
大连地区青铜文化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为双砣子一、二期文化；晚期为双砣子三期文化，包括上马石上层类型和药王庙遗存。早期处于原始社会晚期；晚期处于原始社会解体时期。
四、曲刃青铜短剑遗存
曲刃青铜短剑遗存分布地域相当广阔，主要包括我国的辽宁、吉林、内蒙古东南部、河北北部，以及朝鲜半岛等。大约从西周中、晚期开始出现，一直延续到秦汉之际或西汉初。位于辽东半岛南端的大连地区曲刃青铜短剑遗存发现较多，对于研究这一遗存有着重要意义，占有重要的地位。
大连地区曲刃青铜短剑遗存遍及各县市区。目前，这一遗存的居住遗址一直没有确定，研究对象主要是墓地和遗物。解放前，日本人曾在旅顺口区刘家疃、郭家屯转山头、长海县上马石等地发现过曲刃青铜短剑、曲刃角短剑。解放后，我国考古工作者先后发掘了甘井子区楼上墓地、岗上墓地、双砣子墓，金州区卧龙泉墓地，长海县上马石墓地和普兰店市双房墓地等。其它还有长海县徐家沟石椁墓，旅顺口区尹家村十二号石椁墓，以及旅顺口区尹家村南河北岸出土曲刃青铜短剑一件、蒋家村南大河西岸石棺墓出土曲刃青铜短剑二件、羊头洼渔港西北龙王庙前墓出土曲刃青铜短剑一件、小潘家北岭积石墓地出土曲刃青铜短剑四件，甘井子区岗上东侧积石墓地出土曲刃青铜短剑二件、双台沟黄嘴子积石墓地石板底墓出土曲刃青铜短剑三件，金州区赵王屯出土曲刃青铜短剑二件、大岭底村发现曲刃青铜短剑一件，普兰店市快马厂东大地小河南岸出土曲刃青铜短剑八件、后元台村出土曲刃青铜短剑一件、马小店西山出土曲刃青铜短剑三件和石加重器一件，瓦房店市曲屯长条地墓出土曲刃青铜短剑三件(包括青铜剑柄二件、石加重器一件)和青铜马具，庄河市刘茔北大岭出土曲刃青铜短剑一件。
综合已发现的资料，大连地区曲刃青铜短剑遗存可以分为四期。第一期以双房石盖石棺墓为代表，第二期以岗上墓地为代表，第三期以卧龙泉墓和上马石墓地为代表，第四期以徐家沟石椁墓地和尹家村十二号石椁墓为代表。
第一期仅发现石盖石棺墓一例。青铜短剑形制为宽叶弧刃，弧度较大，无铜剑柄，无石加重器，剑身较短，长仅二十六点七厘米，剑刃两侧尖节靠近剑尖仅六点三厘米，形成前后两段曲弧，尖节至剑尖处短直，叶尾弧收成椭圆形。剑脊和剑茎为扁圆形，从尖节到剑尖锉成六棱脊，尖节处起高棱。滑石铸铜斧范呈梯形，为两扇合范。陶器四件，皆夹砂褐陶，叠唇深腹堆二件，钵口圈足壶二件。较小的陶壶腹部附有后按上的三个半圆形小纽和一个横耳，肩、腹部有四组弦纹；较大的陶壶腹部有两个对称横耳和两个后按上的三角形小纽。
双房石盖石棺墓中出土的陶壶在于家村砣头积石墓地已露端倪，只是壶体更显粗矮，形制更为原始，其遗址──于家村上层经C14测定为距今三二三○上下浮动九十(三五○五上下浮动一百三十五)年；距今三二八○上下浮动八十五(三五五五上下浮动一百零五)年，属于双砣子三期文化。考古发现已经证明，这一时期确信无疑地开始了青铜器的铸造。石盖石棺墓在普兰店市北部山区多有发现。双房石盖石棺墓晚于砣头积石墓地，其年代约在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早期。
第二期除岗上墓地外，还有其东侧的另一墓地，以及双砣子墓、双台沟黄嘴子墓地、羊头洼渔港墓、小潘家村北岭墓地、蒋家村南大河两岸石棺墓、赵王屯遗存等。这一期发现的墓地最多，且多为积石墓地。青铜短剑形制仍为宽叶弧刃，叶尾弧收成椭圆形，出现了青铜剑柄和石加重器。这一期青铜器物种类较前期明显增多。岗上不仅出有六件曲刃短剑、一件剑柄，还出有矛、镞、马衔、钏、簪等，并发现斧、剑柄、凿和泡饰的铸范四件，表明此期生产力水平和冶铸工艺水平有所提高和发展。剑柄铸范的出土，更证明青铜剑柄和附件，确系当地的土著产品。这一期陶器均为夹砂陶，多红褐色，手制。器形仍较单调，主要有壶、罐、豆等，尤以壶、罐为多。壶为高领，鼓腹，小平底，肩部或附有銴耳，或附有小纽。罐多为短颈，侈口，削肩，鼓腹，小平底，有的带鸡冠状外叠唇，腹部饰四只疣状銴耳；有的腹部附贴四只小疣，肩部刻划鱼网纹；有的筒形素面。豆盘作碗形，有偏向一侧的流，下接镂孔喇叭形座。 岗上七号墓叠压的遗址出土木炭经C14测定为距今三二八○上下浮动九十(三五一五上下浮动一百三十五)年，属于双砣子三期文化。岗上墓地的年代要晚于双砣子三期文化。这一期陶器为单一的夹砂陶系，器类主要是壶、罐、豆，以红褐陶为大宗。岗上墓地结构与于家村砣头积石墓地基本一致，葬俗也是盛行丛葬(岗上墓地实际上是丛葬后再施火化)。出土的滑石铸铜斧范、石纺轮等，也与前期相同。其年代约在春秋中、晚期。
第三期以卧龙泉墓地和上马石墓地为代表，还有马小店西山遗存等。这一期青铜短剑为窄叶弧刃，弧度较小，有T字形青铜剑柄和磨制精致的石加重器。上马石二号墓出土的曲刃青铜短剑最为完整，由剑身、T字形剑柄、枕状加重器和包护石枕状加重器的贴叶组成。剑身为六棱柱脊、长锋，剑叶弧度较前两期为小，叶尾近平。柄首两端微垂，柄首及柄筒下部铸有三角勾连纹，贴叶与柄首盘底铸羽状纹。护石贴叶钻有双孔。枕状加重器由两块赤铁矿石拼成。剑柄及柄首空隙处塞满麻布，以利固定。卧龙泉墓地出土的加重器为多瘤状。这一期陶器及石镞等，基本上与前期相同。陶器多见壶。T字形剑柄上的三角勾连纹、羽状纹等几何形纹饰，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
这一期陶壶表面经打磨，长颈，鼓腹。上马石墓地出土的陶壶与沈阳郑家洼子六五一二号墓、六五九号墓，以及辽阳亮甲山五号墓出土的陶壶形制基本相同。已经出现了T字形剑柄。其年代约当战国前期。
第四期以徐家沟石椁墓和尹家村十二号石椁墓为代表。属于这一期的还有快马厂遗存、曲屯长条地遗存等。这一期青铜短剑为窄叶，长锋，血槽尖部明显下移，前段叶刃变成直刃，后段叶刃略显弧曲，叶尾甚窄。前段叶刃明显长于后段叶刃，无脊突，脊面棱线多直贯到底。T字形剑柄趋向简略，呈现出退化形态。出现剑镖，并且共出有中原直刃剑。陶器除夹砂陶外，新出现了泥质灰陶，器类以壶、罐、豆为主，以豆的变化较明显，夹砂褐陶豆柄座较前变细变高；泥质灰陶豆则与战国燕豆相近。
尹家村十二号石椁墓已出现了电原式泥质灰陶器。这一期T字形铜剑柄呈现出退化形态，特别是徐家沟石椁墓还出有中原式直刃剑，推定其年代为战国后期，这与《史记•匈奴列传》“其后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以拒胡”的记载相吻合。哈仙岛徐家沟石椁墓的发现，说明燕据有辽东后，其势力已远达长海诸岛。
以上四期在年代上可以衔接，在物质文化、墓葬形制、葬俗诸方面都是一脉相承，应视为同一民族的不同发展阶段。
从物质文化方面来看，这四期都以随葬曲刃青铜短剑为主要特征。曲刃青铜短剑从曲刃弧度较大，剑身较短，叶尾弧收，无石加重器，无T字形铜剑柄，发展到曲刃弧度渐小，以至几乎消失，剑身逐渐加长，叶尾斜收或直收，出现石加重器和T字形铜剑柄。陶器始终以壶、罐、豆为主，陶系多为夹砂陶，多呈褐色。第四期开始出现泥质灰陶，近于燕国陶器。石器多镞和棍棒头。
从墓葬形制方面来看，这四期墓葬几乎都是以石作为构材，极少见土坑墓。第一期目前仅发现石盖石棺墓一种，第二、三期都以积石墓为主，偶见土坑墓，第四期多见石椁墓。这四期墓葬形制基本上是石盖石棺墓(估计第一期墓葬的主要形制还应是积石墓)→积石墓→石椁墓。
从葬俗方面来看，这四期普遍施行火葬。大连地区史前时期火葬资料发现最多，延续时间最长。虽双房石盖石棺墓未见人骨，不知是否火化，但与之同处一个墓地的二号石棚就是火葬。岗上及岗上东侧墓地、黄嘴子墓地、小潘家村北岭墓地、蒋家村石棺墓、楼上墓地、卧龙泉墓地等都是火葬。岗上墓地二十三座墓有二十座墓人骨经火烧。被火烧过的墓，人骨都是交错叠压在一起，成年人与小孩葬在一墓之内。据发掘者现场观察，大部分火葬墓的火是自上而下燃烧的，故上面人骨火化程度较高。每座墓中人骨数目不等，十九号墓最多，共十八人，最少的是三、二十号墓，各有二人。整个墓地共葬有一百四十四人。因火势猛烈，有些青铜器已变形，甚至难以推测原来的形状。最大的七号墓和其它一些墓中出土了数块经火烧的青铜块，可能是些已被熔化的青铜器。楼上墓地一、二、三号墓椁底及椁壁石板都已烧裂，一号墓椁壁更被烧成熔琉状。四号墓发现有一层木炭，人骨全部被焚烧，随葬的青铜短剑和陶器等已被火烧变形。六号墓的墓底黄土己被烧成红色。以上现象说明，当时是采用就地火化。燃料当是木材。
火葬是大连地区曲刃青铜短剑遗存人们的主要葬俗。它的意义当与我国西部仪渠、氐、羌等族的火葬意义相同，是为了“升遐”。焚尸的火焰闪灼翻腾，人类的灵魂随着冲空而起的烟火“升遐”，其目的是使群体得到永生。
从岗上、楼上、卧龙泉等几处墓地可以看出，火化是因人而异的。凡大型石板底墓，都烧得彻底，如岗上七号墓，楼上一、二号墓，卧龙泉一、二、三号墓，即是这样。由此观之，火葬本身就带有等级观念。
关于曲刃青铜短剑遗存的族属，考古界目前一致认为笼统地归于某个民族是不妥当的。限于地域，大连地区曲刃青铜短剑遗存应为貊人遗存。
大连地区相当于春秋时代墓葬，除了上述积石墓、石盖石棺墓和石椁墓外，还有石棺墓。石棺墓虽发现较多，但大部分已遭到破坏，经过发掘的只有普兰店市同益乡王屯的两座。这两座墓形制相同，均用大小不等的石板筑成棺室，上部盖以石板。一号墓棺室由十四块石板构筑，上盖为一块完整的石板；二号墓棺室由十块石板构筑，上盖横铺七块大小不等的石板。两座墓中都随葬陶壶、陶罐。已破坏的石棺墓中出土过长身扁平石斧，与大石盖墓所出相同。
五、战国两汉
(一)出土文物所见战国时代政治与经济
战国是我国封建制确立时期。这一时期虽然各诸侯国都处于封建割据状态，没有形成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但各诸侯国的封建统治者在政治、经济和军事诸方面进行改革，以适应封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要求。燕昭王时，燕国改革取得了初步成效。在战胜东胡(当时我国东北各有名号的大小部落的总称)以后，建立了与中原地区相同的郡县制，大连地区即属燕国辽东郡辖地，这是大连地区有明确记载的设治之始。自此以后，大连地区与中原地区关系更加密切，封建生产关系得到了发展，大大促进了大连地区社会经济的繁荣。
战国城址和遗址 大连地区发现的战国城址主要有牧羊城、黄家亮子城、张店城等。这些城都是始建于战国后期，西汉甚至东汉仍然沿用。
牧羊城位于旅顺口区铁山镇牧羊城村刘家屯东南丘陵上。据考古资料，牧羊城建于青铜时代遗址之上，始建于战国后期，西汉时期比较繁荣，东汉以后就废弃了。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一百三十、东西宽约八十二米。城壁底部以石砌成，上部以土夯筑。现城壁高出地面约二米，北壁有一宽约十二米的豁口，与文献记载的“门一”相符。城内出土战国遗物有铜镦、铸铜斧范、匽刀币、匽化圆币、一化圆币、铁器和瓦当等。
黄家亮子城位于普兰店市杨树房镇战家村黄家亮子屯后山耕地中。城现存部分平面呈长方形，城壁以夯土筑成，东西长约一百、南北残宽约五十米。以北壁保存比较完整，东、西两壁仅存城垣痕迹，南壁已坍塌无存，现存壁高约二～三米，宽二点五米，以东、西、北三壁未见城门推测，门当位于南壁。历年来在城内采集有战国和西汉灰陶罐口沿、粗绳纹灰陶片、绳纹灰瓦片、灰陶豆柄等。城之东北沙条地中曾出土过大量匽刀币。从城内发现遗物推断，城当始建于战国后期，西汉沿用。
张店城位于普兰店市花儿山乡张店村北。城规模较大，南北长约三百四十、东西宽约二百四十米。城壁以土夯筑，现仅略高出地面，南壁被辽金时期城址破坏。城内、城外曾出土大量的战国遗物，有铜斧、铸铜斧范、残玉虎、安阳布等。城西陈茔出土一方“临 丞印”封泥，因多年来从城内往山上拉土，故不能排除其出土于城内的可能。从“临 丞印”封泥的十字界格分析，此封泥的年代为战国～秦。因封泥是官府之间传递公文信件的缄封印记，说明该城应是县治一级。这座城当始筑于战国后期，为燕国辽东郡一个县治治所。因汉代沿袭燕秦建置，故推定张店城为燕辽东郡沓氏县。又，朝鲜平壤乐浪遗址曾出土“沓丞之印”封泥，故又可称为沓县。
战国遗址主要有旅顺口区尹家村上层，普兰店市严屯上层、黄家亮子东沙条地、北岚鸭湾等。这几处遗址中普遍出土有绳纹板瓦、陶罐、豆、羼滑石盆，以及匽刀币、布币、一化圆币等，战国城址和遗址中普遍出土有铁制生产工具，反映了战国时期铁器在大连地区已普遍使用。铁器的普遍使用，无疑会大大促进农业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商业和手工业等也得到了发展，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是时燕国“……南通齐、赵，东北边胡。上谷至辽东，……有鱼、盐、枣、栗之饶”。
战国货币 大连地区战国货币屡有出土，而且大多出自窖藏。每处窖藏少则数千克，多达上百千克。出土战国货币的地点多达五十余处。出土的战国刀币中，除偶见赵国“白人”(一释“白匕”)刀外，其余均为燕国匽刀，分为圆折背和磐折背两种，正面都铸有“郾”字，背面分别铸有“左”、“右”、“内”、“外”，“行”等单字，以及以这些单字为首组成的字组。大连地区目前发现的燕国刀币几乎贯穿整个燕国刀币铸造的各个阶段。出土的布币可分为尖足和方足两种，尖足布均为赵币，而方足布为燕和三晋币。圆币面文有“匽化”和“一化”两种。“匽化”仅在旅顺口区牧羊城发现三枚，其余都是“一化”。
出土的布币中，燕国襄平布数量最多，占所有战国布币的九成以上，而且形制大小不一，面文字体也繁杂。含铅量高是其特点之一，因含铅量高，表面多呈铅灰色，质量极差，出土时往往锈结在一起，面文大多模糊不清。襄平为燕国辽东郡郡治，襄平布即襄平本地所铸。同为燕币的一化圆币，也与襄平布一样含铅量很高，不仅形体小，而且极轻薄。襄平布和一化圆币铸于燕国后期，经整理，可以看出这两种货币都有民间私铸品。透过这些现象，可以窥见当时燕国国势衰微的情况。
自燕设辽东郡以来，从今河北等地移民辽东、开发辽东，社会经济得到了发展。大连地区燕国货币与三晋货币共出这一事实，说明燕与三晋之间有着密切的经济往来。同时，也说明燕与三晋之间的货币是通用的。
战国兵器 大连地区历年来出土许多战国青铜兵器，在旅顺口区尹家村，金州区新建村，普兰店市旗杆底，瓦房店市保卫村，长海县哈仙岛等地先后出土了铜剑、铜矛等，特别是启封戈、春平侯铍的发现，为研究大连地区战国后期的政治、军事情况，提供了重要资料。启封戈内上正、背两面都刻有“启封”二字，正面“启封”二字和其它铭文是三晋文字，背面“启封”二字是秦篆。根据刻铭可知此戈铸于魏安厘王二十一年(前二五六)，后被秦缴获，加刻秦篆“启封”二字，用于灭燕之战。启封戈的出土，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春平侯铍乌黑光亮，正、背两面都有小如粟米的刻铭。根据刻铭可知此铍是赵悼襄王四年(前二四一)由春平侯监造的。春平侯铍在大连地区出土有两种可能，一是燕赵联合御秦时流落到燕地；二是秦国用缴获的赵国兵器装备自己，灭燕时带到了辽东。这两种可能以后者更为接近于史实。近年在春平侯铍出土地附近的桂云花村连续出土有两批以燕币为主的战国货币窖藏，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秦灭燕过程中，燕国吏民匆忙逃离时的惊慌情景。倘若如此，春平侯铍的出土为秦统一六国又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综上，战国后期燕国统治下的大连地区与中原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是中国东北最早出现封建生产关系的地区之一，促进了大连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两汉时期生产力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两汉沓氏县、汶县治所考订
据文献和考古资料，大连地区建置始于燕秦，完成于两汉。据《汉书•地理志》和《后汉书•郡国志》记载，辽东郡西汉辖县十八，东汉辖县十一。这西汉十八县、东汉十一县中的沓氏、文县当在今大连地区。
关于两汉沓氏县治所位置，历来众说纷纭。学者们都力图对照文献，结合考古资料进行比定。七十年代在普兰店市花儿山乡发现的张店城，为确定沓氏县治所位置提供了重要的地理座标。
如前所述，张店城始建于战国后期，出土有一批战国遗物，但出土最多的还是汉代遗物，主要有卷云纹瓦当、半瓦当、“千秋万岁”瓦当、绳纹板瓦、绳纹筒瓦、石磨、铜镞、铁镞、铜带钩、陶拍、五铢、货泉、剪轮五铢等。
我主张张店城既是战国后期燕国辽东郡沓氏县治所，也是秦汉沓氏县治所。县城是一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首先应具有一定的规模。牧羊城、黄家亮子城、广鹿岛朱家屯城等规模都较小，属于沿海防御城。大岭屯城平面近方形，东西约一百五十六、南北约一百五十四米，似也不具备县城的规模。张店城与上述城相比，规模较大，具备了县城的规模。
因为县城是一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延续时间应较长，城址周围当有较大的墓地，城内及周围出土遗物也应较为丰富。牧羊城周围发现的西汉贝墓规模都较小，随葬品多则几件陶器，少则仅有一件陶器，甚至还有铜补的钻孔，特别贫穷的墓一无所有。东汉以后的墓葬稍有变化，汉魏晋之际开始出现五室墓这样的大型砖室墓。营城子一带的西汉贝墓、贝石墓、贝砖墓、砖室墓的随葬品也不丰富，最多者也不过几十件，尽管发现了像沙岗子二号墓这样的大型砖室壁画墓，但已是东汉后期的事了。而张店城周围分布有几个大墓地，各类墓葬不仅规模大，而且随葬品也十分丰富、精美。驿城堡乔家屯七号西汉贝墓长四点八、宽四点四、深一点八米，是大连地区迄今发现最大的贝墓，也是随葬品最丰富的一座，仅彩绘陶器就有七十余件，还有四件鎏金铜贝鹿镇，以及石砚、漆器、五铢等。其它墓中还有出土有“高阳”石印，“射襄”、“田剑”、“唐长秋”、“卫乃□”等铜印。更能说明该城地位的还属出土于城之东南约一点五公里南海甸子的二件马蹄金了。作为上币的马蹄金在当时是十分贵重的，一般用于宝藏、宫廷赏赐、馈赠和贡品等。这两件马蹄金的出土，充分说明了该城的重要地位。
《汉书》应劭注云：“沓氏，水也”。故沓氏县当临沓水。据《三国志•魏书•齐王芳纪》载，景初三年(二三九)辽东东沓县吏民曾浮海奔山东齐郡。另据《三国志•陆瑁传》载：“瑁上疏日：……今(公孙)渊东夷小丑，屏在海隅，且沓诸去渊，道里尚远。”从这些记载来看，沓氏县应在辽东半岛南部，而张店城恰处于辽东半岛中南部。从上述记载还可以看出，沓氏县应为辽东半岛的要冲之县。张店城西南临普兰店湾，为航海的内海出航码头，海湾内至今仍有小岛形成的“海渚”，与《资治通鉴》胡三省注“辽东郡有沓氏县，西南临海渚”的记载相符。牧羊城、张店城都是西南临海，因牧羊城规模较小，已排除了其作为县治的可能，张店城就应是沓氏县治所了。
文县，新莽时称文亭，东汉以后又称汶县。从《后汉书•郡国志》文旁加“水”推断，该城当面临一水，以水得名。据《三国志•魏书•齐王芳纪》载：正始元年（二四○）“以辽东汶、北丰县民流徙渡海，规齐郡之西安、临菑、昌国县界为新汶、南丰县，以居流民，”由此可知文县与北丰均为辽东半岛近海之地。一九九二年大连市考古工作者在瓦房店市太阳升乡王家店村陈家屯发现一座汉城。这座城位于今复州河北岸，周围地势较为平坦，城隔河与群山相对，东有南北走向的东山，西、北两面是一片起伏不大的开阔地。城平面呈方形，边长约八百米，东壁尚存，宽约十米，今人在原城壁上加土增高修成水坝，上开水渠用以灌溉。北、西两壁已被后世夷平，南壁因今之复州河改道，被一九八一年一场特大洪水所毁。城内有相当数量的陶片、绳纹砖、瓦、烧土、木炭、烧骨等。陶器可辨器形有罐、钵、盘、瓮等。在城内一断层中发现有铁镢六件，以及铁釜和其它铁器残片。据当地村民反映，以前在农田基本建设中发现过许多铁铤铜镞和五铢钱。城周围分布有汉代贝墓、砖室墓、砖石合筑墓、石椁墓和瓮(瓦)棺墓。一九九四年，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配合东风水库工程，在此先后发掘了一百八十三座墓，其中以瓮(瓦)棺墓为最多，余为石板墓、石棺墓，砖室墓亦有一定数量，出土了大批器物。现已发现的汉代遗址和墓地地点还有大河沿村城隍茔地、潘大村庙后地、金斗房村九天地等。从城址规模、出土遗物和所处地理位置分析，陈家屯汉城当为汶县治所。
(三)汉代墓葬的分期、编年及所反映的社会问题。
大连地区汉墓的发现和发掘，可以追溯到本世纪三十年代。新中国成立以来，汉墓更是屡有发现，为配合基本建设，先后发掘了数批汉墓。这些汉墓的发现和发掘，为我们研究大连地区汉墓的类型、分期、编年、丧葬制度以及与此有关的社会问题，提供了确切的实物资料。
汉墓的类型、分期与编年 据不完全统计，大连地区发现的汉墓有数十个地点，现已发掘数百座。根据已发现、发掘的资料，大连地区的汉墓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贝墓 贝墓是以牡蛎、海螺和各种海产蛤俐贝壳筑成四壁的竖穴木椁墓。贝墓最早见于《左传》记载，《周礼•地官》记载以贝壳筑墓，是为了防潮御湿。解放后，经考古工作者正式发掘的贝墓数以百计，主要地点有甘井子区营城子、普兰店市花儿山。比较重要的还有旅顺口区李家沟第二十号贝墓、普兰店市马山贝墓和甘井子大连湾刘家屯贝墓等。这些贝墓又可分为单人单室贝墓、分室合葬贝墓和同室合葬贝墓等几种。
二．贝石合筑墓 贝石合筑墓是用贝壳与卵石或石椁合筑的单室墓。其筑法一是以贝壳和卵石筑成墓壁；一是在石椁内侧贴筑一层贝壳。贝石合筑墓均有墓道，主要发现于营城子一带。
三．贝砖合筑墓 贝砖合筑墓是用贝壳和长方素面砖合筑的长方形单室墓。其筑法一是在贝壳壁内侧贴筑一层砖；一是四壁的上、下两端以贝壳筑成，中间以砖筑成。贝砖合筑墓也是均有墓道，发现于营城子一带。
四．砖室墓 砖室墓是以绳纹青砖或花纹砖筑成的单室、双室或多室墓，分布面较广。砖室壁画墓仅在沙岗子发现一座，以花纹砖筑成多室墓，由前室、主室、套室、东侧室和后室组成。前室接主室外高大套室，套室内罩主室，东接侧室，北接后室。各室由套室回廊通道互相连接。整座墓均用涂有红、黄、白彩的环状、连环状、羽状、方棱状花纹砖筑成。
五．石板墓 石板墓是以较规则的板岩或砂岩石块筑成的单室、双室或多室墓，均为弯窿顶，以夫妻合葬和家族葬居多。主要发现于甘井子区营城子，金州区三十里堡马圈子，瓦房店市长兴岛蚊子嘴、老虎屯马圈子、陈家屯等地。
六．瓮(瓦)棺墓 瓮(瓦)棺墓的葬具一是用陶釜(瓮、罐)与其它陶器相互套接；一是两头用陶釜(瓮、罐)等陶器封堵，中间用两或三片大瓦圈成；一是中间为一节陶水管或人体形陶管，两头以陶器封堵。主要发现于旅顺口区尹家村、刁家村，尤以瓦房店市陈家屯为最多。
从目前的发掘材料来看，贝墓出现得最早，而后大致是瓮(瓦)棺墓、贝石合筑墓、砖石合筑墓、砖室墓、花纹砖室墓、壁画墓和石板墓。我将大连地区汉墓分为五期：第一期西汉前期即高祖元年至景帝后元三年(前二○六～前一四一)；第二期西汉中期即武帝建元元年至宣帝黄龙元年(前一四○～前四九)；第三期西汉后期即元帝初元元年至新莽地皇四年(前四十八～公元二十四)；第四期东汉前期即光武帝建武元年至和帝元兴元年(二十五～一○五)；第五期东汉后期即殇帝延平元年至献帝延康元年(一○六～二二○)。
第一期墓以花儿山一号墓为代表。单人单室贝墓，随葬陶器组合为鼎、盒、壶、盆，其中鼎、盆各四件(红、灰各二)盒、壶各二。除红陶鼎、盆外，其余灰陶器均绘绿彩为地，上施红、白、赭石等彩，为云气纹、几何纹等图案。这种鼎、盒、壶、盆的陶器组合与中原地区西汉前期墓的陶器组合如出一辙。属于第一期的贝墓还有花儿山三号墓、四号墓、十六～十八号墓。除鼎、盒、壶、盆陶器组合外，还有“高阳”石印、陶桶、半两等。一、十六、十七号墓为单人单室；三、四、十八号墓为分室合葬。营城子个别单人单室墓相当于此期。
第二期墓以营城子约二十座单人单室贝墓和分室合葬贝墓为代表。这一期陶器组合也较简单，为鼎、盒、壶、罐等。所出铜镜为昭明镜、日光镜，钱币为半两、武帝至宣帝五铢。个别分室合葬墓出有凤鸟镜，年代可到西汉后期。铜印章皆为私印，有“公孙訢印”、“文胜之印”等。
第三期墓以花儿山七号墓为代表。这是迄今发掘的最大的一座贝墓，墓室长四点八、宽四点四、深一点八米。夫妻合葬，均有木棺。女性死者棺上原有缀鎏金柿蒂铜泡钉的皮质棺罩，男性死者身上盖有五层皮质物，身下还铺有皮质物。随葬有大批彩绘陶器和鎏金铜贝鹿镇、车马具模型、带钩、漆樽、漆钫、漆案、漆盒、石砚和一百枚五铢。这一期墓的随葬陶器组合除前两期的鼎、盒、壶、盆、罐外，新出现了耳杯、熏炉、灶等新的器形。营城子同室合葬贝墓相当于这一期。这一期贝墓有的已出现墓道和明器台。旅顺口区李家沟二十号贝墓、普兰店市马山贝墓、甘井子区刘家屯八一一号贝墓也有一定的代表性。李家沟二十号贝墓分前、后两室，平面呈“凸”字形，有棺床。除男性死者腰部出有“宋郯信印”铜印章和铜带钩外，其它陶器分置于墓门前部和后室东部。墓门前部陶器均以白彩为地，上施红彩云气纹图案。两套陶器器形相同，有节颈壶、罐、盆、洗、樽、灶、井、仓、勺、灯、博山炉、长方炉、盉等。马山贝墓有斜坡状墓道，墓底有两条排水沟。随葬陶器有鼎、壶、樽、洗、盆、盉、耳杯、灶、井、炉、博山炉、灯等。墓中出土的陶樽、陶壶器体硕大，都有兽面衔环铺首，大壶通高四十六厘米；樽口径三十八点五、高三十一厘米。刘家屯八一一号贝墓除出土有白彩彩绘陶壶、樽、灶、耳杯、盆等陶器外，还出土有陶猪、陶狗等。出土陶制动物的贝墓，在大连地区是仅见的一例。花儿山七号贝墓陶灶为圆形，马山贝墓陶灶前部仍呈椭圆形，但后部已呈方形，刘家屯八一一号墓陶灶已是舟形。花儿山七号贝墓的年代或可提到第二期。
第三期至第四期墓以贝石合筑墓、贝砖合筑墓为代表。随葬陶器种类和数量大增，出现了水井、水斗。其年代上限为西汉后期，下限到东汉前期。
第四期墓为砖室墓。以甘井子区营城子前牧城驿墓为代表。前牧城驿一带的砖室墓所用砖均为长方形素面绳纹砖，不见花纹砖。其结构有单室和双室两种，双室墓都是前、后室。随葬陶器有鼎、罐、壶、盆、盘、瓮、樽、房、灶、仓、井、魁、勺、耳杯和陶俑等。
第五期墓为花纹砖室墓。以刁家村五室墓、沙岗子二号墓(壁画墓)等为代表。随葬陶器与东汉前期墓大略相同。沙岗子二号墓随葬陶器有五枝灯、樽、长方套盒、洗、盆、方案、圆案、耳杯、灶、井、房、虎子和陶俑等。除陶俑和虎子外，均施以白彩。五枝灯、虎子、长方套盒是新出现的器类。刁家村五室墓中出有东汉后期的“位至三公”铜镜。
瓮(瓦)棺墓的年代约当西汉前期至新莽时期。在大连地区迄今尚未发现东汉以后的瓮(瓦)棺墓。
石板墓出现于东汉后期，主要流行于魏晋时期。根据现有资料，可知瓦房店市蚊子嘴、老虎屯马圈子、陈家屯的部分石板墓年代在东汉后期，其余的石板墓年代当在魏晋时期。
一九九九年四月在营城子沙岗子清理的一座汉墓，为大连地区仅见的一例砖木结构墓葬。其四壁以砖筑成，墓顶是木结构，墓底铺有贝壳。从出土的铜镜和陶器分析，此墓的年代当在西汉后期至东汉前期。
大连地区汉墓有保持中原地区固有习俗的方面，也有地方的特色。如贝墓就是大连地区的地方特色。这种以贝壳作为构材的墓葬，目前仅见于辽宁沿海一带和山东省长岛县。辽宁除大连沿海外，还在营口市盖州芦家屯，锦州市中央马路、国和街等地发现。贝石合筑墓、贝砖合筑墓则是贝墓向砖室墓、石板墓过渡的一种类型。究其根本，贝墓是中原地区土圹墓在大连地区的发展。砖室墓无疑是受中原地区的影响。花纹砖室墓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在辽宁主要分布在营口市以南。大连地区是辽宁花纹砖墓最集中的地区。
墓葬中所反映的社会问题 大连地区发现和发掘的西汉墓地都是数十座，甚至数百座。这种墓地即《周礼》上所说的“族坟墓”。随着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变革，中原地区的奴隶制“族坟墓”。制度逐渐开始崩坏，但在大连地区，乃至辽宁地区，这种“族坟墓”制度还是很盛行的。一九五四年为配合基本建设在营城子发掘的五十二座墓葬，既有西汉贝墓、贝石合筑墓、贝砖合筑墓，也有东汉和魏晋的砖室墓、石板墓，这仅仅是在基本建设动土范围内发现的，如果加上历年来在这一墓地发现、发掘的两汉墓葬，约略有数百座，其跨越时间约四、五百年。解剖这个墓地，可以发现早、中、晚期墓葬各自集中在一起，越是墓地外围的墓葬时代越晚。从这种现象可以推断他们是按宗族之内各直系家族的血缘关系及世系辈分依次埋葬的。
从大连地区已发现的汉墓可以发现，在西汉一代，小孩是不能埋入先人的墓地和墓内的。到了东汉，小孩就葬入墓地和父母墓内了。在大连地区，东汉盛行“家族葬”，即一家人葬在一墓之内。花儿山十四号东汉双室砖墓，共葬有十二人，其中成年五人，未成年七人。其它的东汉或魏晋墓也有这种“家族葬”现象。
提倡“忠孝”，在汉墓中反映得最为明显。生养死葬是当时人们的一生大事，简言之，就是“事死如生，事亡如存”。西汉初年实行休养生息政策，繁缛的礼仪之事很少。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一整套反映各阶层生活方式的用器完全取代了战国鼎豆壶和西汉前期鼎盒壶的传统礼器。在大连地区发掘的西汉中期及其以后的墓葬中，除了日常生活中的饮食器皿，如鼎、盒、壶、罐、樽、案、耳、杯、熏炉、灯以外，还有水缸、灶、釜、甑、魁、勺、俎等厨房设施和用具，甚至连房屋、仓房、水井、厕所、猪圈和猪、狗等也制成模型埋入坟墓。陶俎上多刻有环首刀和鱼等图案，花儿山七号墓出土的彩绘陶洗，刻有鹭鸶、鱼、龟等动物。刁家村、营城子等地的贝墓中还出土有猪、牛、羊肉，以及鲜鱼、螃蟹等海产品，可以看出生者为死者安排的这一整套家庭生活用器、食物等，是多么周详啊！
希冀死者长生不老，“羽化升天”的思想在沙岗子二号墓主室北壁壁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画面分人间和天上两部分，天上人间交相呼应，构成了生者对死者的祈祝。
六、魏晋及其以后
(一)高句丽山城与出土文物
高句丽山城是高句丽族在高山上凭借险要地势所筑的城堡，是古代高句丽族进入阶级社会的产物。大连境内现已发现数座大、中型高句丽山城，它们是金州区大黑山山城，普兰店市魏霸山城，瓦房店市岚崮山城、龙潭山城，庄河市城山山城、夹河山城、旋城山山城等，还有小型山城若干处。现择其四座山城简介如下：
大黑山山城 亦称卑奢城、卑沙城、沙卑城，位于金州区东约七点五公里的大黑山上。山城城壁沿山脊用石块筑成，周围约五公里，负山面海。《资治通鉴》分别记有隋、唐与高句丽大战的情景。城内历年来采集有绳纹红瓦等遗物。
魏霸山城 又名吴姑城，位于普兰店市星台镇葡萄沟村北魏霸山上。山城城壁依山脊起伏以较规则的长方形青色花岗岩石块筑成，险要之处，则利用天然地势，周长约五公里。据现存部分测量，外壁最高处达九点四米，内壁高一点二四米，顶宽三点二九米。东、西、南、北四面有门，城内建筑颇多，北有“紫禁城”，南有“梳妆楼”，东南角有“点将台”、烽火台，西门内有“饮马湾”、“养鱼池”。城内历年来出土有花纹砖、绳纹红瓦、布纹灰瓦、卷沿陶罐残片和环首铁刀、开元通宝等。
龙潭山城 又名得利瀛城、得利寺山城，位于瓦房店市西北龙潭山上。呈不规则方形，城壁以大石块砌就，依山峦起伏，曲折蜿蜒，周长约二千二百四十米。城壁现存高约五米，有东、西二门，门外又各有一瓮门。南峰脚下有一长三十六、宽二十五米左右的长方形水池，即龙潭湾。元明之际山城曾被利用。明初为辽东卫指挥使司治所，其后吴立招抚辽东亦曾驻此。
城山山城 又名城儿山山城，位于庄河市城山镇沙河村万德屯西北约一公里城山上，与隔夹河相对的夹河山城是一对姊妹城，城山山城即前城，构造较复杂，近似三角形，分内城、外城两部分。外城周长二千八百九十八米，北面依险要地势，南、东、西三面以规整的花岗岩石块筑起城壁，现存最高处约九点二、最宽处约二米。门五(东二，南、北、西各一)。城之四个制高点上筑有“点将台”、“烽火台”、“梳妆楼”。另外，城壁上有“了望台”、垛口等设施。夹河山城即后城，周长约五公里，构造比较简单，与城山山城隔夹河遥遥相对。城山山城内采集有绳纹加布纹灰瓦残片和辽金时期的缸胎褐釉粗瓷片。从筑城石块颜色的不同，可以看出增筑与改筑的痕迹。
从大连地区发现的高句丽山城分析，大多属于大、中型山城。这些山城多建在地势险峻的山上，城内都有丰富的水源，具有易守难攻的特点。由于它们都建立在有山险可用和便于防守之处，城壁又多筑在很高的山脊上，因此，其平面布局随山势的高低起伏而伸缩，并无定制，如得利寺山城就建在相邻的两山峡谷中，城山山城则建在北高南低的山坡上，南、东、西三面筑起高墙，比较特殊。有的山城的城门之外，还有瓮门设施，如得利寺山城的东、西城门之外又建有瓮门。山城的建设者十分重视水源，如魏霸山城内就有“饮马湾”、养鱼池等蓄水设施，城内还有终年不涸的清泉。得利寺山城以龙潭湾蓄水。山城一般有二至五门，为排泄山水，每座山城都还有一个水门。正门多建在水门之侧，是主要的出人口。水门一般位于低洼之处，如魏霸山城西门就是在水门中间加筑石坝，坝下有石砌涵洞以便排水。城山山城的泄水石坝较为特殊，由于山城地势北高南低，故在两座东门之间筑有泄水石坝一道，坝基平面略呈弧形，东西长约四十、高约三米。从坝顶看它与城内地面平齐，从坝下(城外)看显系一堵高墙。此坝功用是既能泄水又起着城壁作用。每逢雨季山水泄出，状若飞瀑，十分壮观。这道石坝设计之巧，砌石之精，堪称高句丽砌石工程之杰作。
每座山城都建有了望台，或设在城内制高点上，或设在城壁的最高处，如城山山城北面四座山头就建有五座高台──方台、“梳妆楼”、“烽火台”、“点将台”，南部有了望台。“梳妆楼”基宽七、高一点米，砌石十一层，每层内收十四～十六厘米，四角规整，石材皆经修整，加工精细，远望若积石大墓。
有的山城还有内城，即当地村民所称的“紫禁城”，如魏霸山城和城山山城东北的内城。内城中多有高台等建筑。城山山城、魏霸山城、卑沙城内可见较多的红色绳纹瓦，接近城壁处多有数个或十数个圆形坑相连，可能是临时性仓储或城防人员的息居之所。
山城城壁多用楔形石砌筑，皆大头向外而尖端向里，墙心内部也用条石横压。因此这种石壁相当牢固，以致墙皮不存，墙心仍然屹立不坍。城山山城和魏霸山城城壁所用石料，都经过专门加工，大小相若，整齐划一。得利寺山城东壁壁石巨大，也经过了专门加工。
应当指出：中原王朝与高句丽的战争是国内的民族战争。这些山城当是高句丽千里防线上的重点城堡。除大黑山山城已定为卑沙城外，其余的山城大多没有确定归属。这些山城形制特点独具，山险、壁坚、水源丰富，门址、泄洪设施、高山了望台等配置得当，都是经过周密设计和较长时间经营的结果。
大连地区的这几座大、中型山城，多出土有红色绳纹瓦、红色莲花纹瓦当、灰色绳纹砖、卷沿灰陶罐残片，以及环首铁刀、开元通宝等，推定其年代当为晋唐之际，属山城的完善阶段。
(二)唐代鸿胪井刻石与渤海朝贡道
唐先天二年(七一四)郎将崔忻奉命出使渤海，册封其首领大祚荣为左骁卫员外大将军、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崔忻在完成册封使命返回都城长安途经旅顺口时，为纪念这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在黄金山北麓凿井两口，勒石铭记，文曰：“敕持节宣劳靺羯使鸿胪卿崔忻井两口永为记验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这著名的石刻在一九○八年由日本侵略者盗往东京，现存千代田区皇宫内建安府前院。如今原址处只有日本侵占旅大期间所立的“鸿胪井之遗迹”花岗岩石碑。
鸿胪井刻石被盗往日本后，世人极少见到，有关刻石的大小、其它题铭等一直处于朦胧状态。日本学者渡边谅于一九六七年在东京皇宫内亲睹刻石后，著有“鸿胪井考”一文，对鸿胪井的位置、历代题刻、刻石大小等作了描述，使我们对鸿胪井刻石的情况有了比较确切的了解。
根据渡边谅所述，刻石正面横宽三百、厚二百厘米，从地表算起，高一百八十厘米(一部分埋在皇官地表下)。刻石正面有纵一百二十、宽一百三十厘米的大小不规则，且比较开阔的劈开面，其左上角，距刻石顶部三十厘米处有崔忻的题记，刻在纵三十五、横十四厘米的面积之内。据渡边谅目睹，除崔忻和刘含芳题刻外，还有明嘉靖十二年查应兆题刻、明万历题刻、清乾隆四年题刻、道光二十年题刻等。根据明嘉靖十二年(一五三三)查应兆和清光绪乙未年(一八九五)刘含芳题刻，至迟在明嘉靖十二年(一五三三)崔忻题刻的“井”仍然存在。查应兆题刻中“临黄井登奇石得览唐鸿胪故迹”，说明井在低处，崔忻所题刻石在高处。明万历题刻、清乾隆四年题刻、清道光二十年题刻中已见不到井是否存在。直到清光绪乙未年(一八九五)冬，刘含芳为鸿胪井刻石建石亭保护，并在崔忻题刻左侧再次题铭，“此石在金州旅顺海口黄金山阴其大如驼……其井已湮其石尚存。”一九六七年五月，渡边谅在记述石亭时写道：“正面的桁上用漂亮的楷书刻有‘唐碑亭’三字，……。在一角柱上刻有‘奉天金州王春荣监造’的字样。”
鸿胪井刻石是唐王朝对渤海国有效行使统治的实物见证。刻石上的靺羯，也就是渤海。渤海的历史悠久，商周称肃慎，是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东北民族，汉代称挹娄、勿吉，隋唐称靺鞨。《旧唐书•渤海传》载：“睿宗先天二年，遣郎将崔訢往册拜大祚荣为左骁卫员外大将军，渤海郡王，仍以其所领为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自是每岁遣使朝贡。”《新唐书•渤海传》谓：“自是始去靺鞨号，专称渤海。”鸿胪井刻石证明《旧唐书》中崔訢，应为崔忻。据《新唐书•百官志》记载，勅命册封藩服为鸿胪卿的主要任务之一，因此崔忻前往渤海时领衔郎将摄鸿胪卿。鸿胪井刻石印证了这段史实。
鸿胪井刻石还证明唐代旅顺口已成为中央政府联结东北的重要交通枢纽。当时渤海国与唐王朝往来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陆路营州道，一条是陆路和水路的渤海朝贡道。营州道因契丹兴起和“安史之乱”多次被阻，故多走渤海朝贡道。崔忻册封大祚荣和之后渤海朝贡使就是通过朝贡道进行频繁的往来。据《新唐书•地理志》引贾耽《道里记》，这条渤海朝贡道水路分为三段，即渤海段、黄海段、鸭绿江段。渤海段以山东登州为起点，崔忻当时由都城长安出发，经陆路到达登州，从登州乘船渡海，经过庙岛群岛，到达辽东半岛南端的马石山(金毓黻考证“马”实为“乌”字之误)之东的都里镇(今旅顺口)。黄海段由旅顺口乘船再沿辽东半岛东海岸东北航行，过青泥浦、桃花浦、杏花浦、石人江、橐驼湾、乌骨江，到达鸭绿江口。鸭绿江段由泊汋城又溯鸭绿江而行五百里至丸都县城，又东北溯流二百里至神州。由神州东北改为陆路，经显州至渤海王城。崔忻赴渤海时渤海王都在旧国(今黑龙江敦化)，
往返都是这条渤海贡道，都经由了旅顺口。
鸿胪井刻石虽已被日本侵略者盗往东京，但唐王朝册封大祚荣的历史史实却是抹不掉的。正是大祚荣顺应历史潮流，才使渤海成为唐王朝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生产技术等大量传入渤海，使渤海的历史进大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成为“海东盛国”。
(三)辽代考古概况
契丹统一中国北部地区后，建立了辽，与中原地区的宋王朝形成对峙。辽代在大连地区设立了苏州和扶州(后改为复州)。辽代的苏州城规模要比清代康熙年间金州砖城大得多，几乎是其两倍。辽代的复州城范围也比明永乐四年(一四○六)所筑的砖石城要大，几年前还可在砖石城南、北两面百米处见到辽代土城城壁遗迹，明永乐四年改筑的砖石城仅是辽代复州城的三分之二。
苏州关关址 位于辽东半岛南端的黄海与渤海之间的狭窄地带，西北距金州城(辽苏州)约九公里，现地属甘井子区大连湾镇。关址南起盐岛村东海，经前关村台子东，至后关村、二道岭，北止于土城村烟筒山海边。全长约四千米。关址南段现多已夷为平地，中段至北段尚存有高低不一的土垄，大致可窥见关址的原貌。经实地考察，苏州关关门位于中间部位，即今后关村北金(州)大(连)公路穿过二道岭不远的山脊上，门宽五点八米。距门南约二百五十米有一望台，类似台址在南、北段有四座。现存的前关村北、台子山东的南段关墙有马面基址，长三十、宽十九米。北段尽头有边台，长三十二、宽十三点二米。
二道岭到土城村之间的北段关墙跨越沟壑处露有底部填土，可见关基是以大石块羼白灰浆加固。此段关墙剖面呈梯形，底宽六点三、残高一～二米不等，向上内收。填土中可见南北排列的大圆木，间距十五厘米，底层有东西向横牵小圆木。由此可知关墙系土木混筑。南段前关村内墩台附近散布有炮用石弹和碾、臼等遗物。
王寂《鸭江行部志》云：“关禁设自有辽”。《宋会要辑稿•蕃夷》中提到宋淳化二年(九九一)女真首领曰：“契丹怒其朝贡中国，去海四百里，置三栅，置兵三千，绝其贡献之路。”《武经总要》作“置三城”。对此可作补充的是《契丹国志》“辽圣宗统和九年(九九一)冬，女真以契丹兵隔其通宋之路，请宋攻之不许，自是遂属契丹。”由此可知，苏州关始置年代在统和九年(九九一)冬。所谓“三栅”应为苏州关、旅顺口区三涧堡土城子城和山东长岛县北隍城岛即乌湖岛。从以上可以看出，辽代设苏州关的目的是为了隔绝女真人越海通宋。金代沿用此关，称为化成关或哈斯罕关。其废弃时间在金元之际。
永丰塔 位于瓦房店市复州城镇辽代复州城东北角，因塔前原有永丰寺，故名。不过，永丰塔不应是辽金时的名字，容另文详述。永丰塔为辽代常见的八角十三层密槽式实心砖塔，高约二十二米，底部边长约三点五米。第一层塔身每面正中都有砖券佛龛。因时代久远，风剥雨蚀，佛象已不存。据民国照片，当年龛内放置的是石佛。
梦真窟 又名古佛洞、佛爷洞。位于金州城西北约五公里北屏山西面山腰处，为石灰岩溶洞，洞口偏向西南，洞深约数十米，高低宽窄不等，最宽处约十米，最高处约六米，分为三室。主尊如来佛象为辽代雕刻，圆形面庞，两耳垂肩，双目微睁，口角上翘，右手当胸竖起，左手着膝，意态安详，端坐于莲花座上。
辽代遗物主要有一九七三年庄河市高岭乡刁家沟发现的一批器物，种类有铁马镫一副、铁刀二件，以及铁镞、包银圆形镂孔铜泡饰、包银心形铜泡饰、铜盘(上刻“遂安”二字)、铜钵、铜匙、铜带卡等。金州城地下和庄河市城山一带也经常发现辽代沟纹砖和其它建筑构件。
(四)金代考古概况
女真继契丹统一中国北部地区，建立了金。一一一七年，金占据辽东，设立了东京路辽阳府，合并苏、复二州为复州，原苏州降为复州所辖之化成县，复州下属永康县治为今瓦房店市复州城。庄河北部属盖州岫岩县。除州县建置外，在金州西南还沿用辽代苏州关，改为化成关，亦即哈斯罕关。
摩崖造象 位于普兰店市双塔镇和尚帽山南坡石崖上，一九八○年五月大连市文物普查队发现，现存十七尊(原为十八尊，其中一尊下落不明)。造象所在的石崖高五、长七点二六米，造象大小不一，最高者七十四厘米。除一尊无龛，一尊桃形龛外，其余十五均为顶圆下方龛，个别的两龛相连。无龛造象为线雕，显得粗糙不堪，右上方阴刻“天上”二字。桃形龛内造象头部已被打掉，残高仅十八厘米。另十五尊除一尊头上有饰物外，其余均为罗汉造象，姿态各异，或手持捻珠，或双手抚膝结跏趺坐，或单手搭在膝上。石崖中间上部阴刻大定三年七月造六尊僧义选匠人李善记。“大定三年即一一六三年，根据题刻可知现存十七尊造象中有六尊为大定三年(一一六三)所造，其余十一尊从风格和布局分析，其凿刻时间也当在大定三年(一一六三)前后。
摩崖造象南原有望海寺，摩崖造象即以此名。现望海寺仅存残迹，地面上还散有残碑、断头石造象等。据《复县志略》记载，望海寺为明代正德年间所建。但从望海寺旧址采集的牡丹花雕砖分析，其风格与山西等地金墓发现的雕砖完全一致。一九九七年一月，望海寺旧址附近又出土了五尊石佛象，高度都在一米以上，坐象分别为释迦牟尼、药师和阿弥陀佛，立象为阿难、迦叶。石佛象雕琢技法古朴，与大定三年摩崖造象风格相近，也应为金代所雕。这五尊石佛象的出土，再一次证明望海寺至迟建于金大定三年(一一六三)。
双塔 两座塔分别坐落在普兰店市双塔镇塔底村唐屯西小山顶和磨盘乡滕屯小山顶，相距约五公里。两座塔的构材和造型相同，均为花岗岩筑成，分为塔基、塔身、塔顶三部分。唐塔高约七米，塔座似一大磨盘，塔身为八角形，共五层，逐层上收，每层出檐，自第二层至塔顶雕有仰莲座和小龛，龛内雕有坐佛十尊。滕屯塔高约五点二米，底座较为规整，塔身亦为八角形，共五层，逐层上收，每层出檐。自第二层至塔顶雕有仰莲座，塔顶雕有坐佛。唐屯塔较之滕屯塔建筑规范，滕屯塔则显得略粗糙。两座塔的石块之间倘有不平，则用铸铁支垫。天长日久铸铁锈蚀后，便与石块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了。
金代遗物各区市县出土较多，除窖藏外，多属零星出土，按照类别分述如下：
铁器 主要有铧、犁镜、锹、镰、斧、锤、烙铁、锅和马镫等。比较重要的有一九五六年金州区于家洼出土铁镰二件、铁锹二件、铁马镫二件、铁锤一件。一九五八年秋金州区大魏家镇东田村出土的铧、犁镜铜范四件，为一处铸造铁农具作坊。一九七二年金州区向应镇大石棚村出土六耳铁锅一件，锅内装有铁镰四件、铁斧二件。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庄河市高岭乡王家沟出土铁镰五件、铁犁镜二件。一九七八年瓦房店市复州城镇谭家屯出土铁镰三件、铁泥抹一件、铁马衔一件、铁烙铁一件、铁锅一件。
铁农具在金代已被广泛应用到起土、收割等农业生产过程中。不同规格的犁铧是翻地、开荒的主要农具；型式、大小不一的镰刀是收割庄稼的用具；斧既是木作工具，也是狩猎、战争的武器；马镫是骑兵所必不可缺之物。总之，铁器已进入金代社会生产、生活各个领域，从各个方面反映了金代铁器生产和冶铁业的繁荣，也有力地推动了大连地区生产力的发展。
铜器 主要有锅、熨斗、锣、钹等。比较重要的有一九七八年瓦房店市复州城镇谭家屯窖藏出土铜熨斗一件、铜平底锅一件、铜锣二件、铜钹二副。一九六四年十一月甘井子区营城子镇双台沟村出土三足铜火盆一件、平底铜火盆一件。一九七三年瓦房店市许屯镇小房村出土六耳铜锅一件，铜锅出土处有石头建筑，多见金代白釉褐花瓷片，为一处居住遗址。一九七三年瓦房店市李官乡西阳台出土六耳铜锅一件。一九九六年瓦房店市杨家满族乡台后村出土铜钹六件、铜锅一件，铜钹上分别刻有“铜院官(押)”、“复州都纲司□□”，“东京僧司□□”、“崔家院”等字。这些铜器多出土于窖藏和居住址中，与金末战争频繁有关。
铜镜 大连地区出土的金代铜镜可以分为三类。一是镜背边缘刻字，这是金代铜镜的最重要特点。金代铜禁极严，铜镜一般均由官府铸造，并在镜背边缘刻上铸造地点和衙署名称的文字，即便民间原有的铜镜，一般也须官府检验刻字方可使用。大连地区出土有刻字的铜镜主要有普兰店市元台镇后元台村出土的桃形湖州镜，镜背铸有“湖州石十五郎真炼铜照子”，下方刻“都右院官(押)”。后元台村出土的犀牛望月镜背刻有“茂州官记(押)”。金州区城内出土的缠枝牡丹镜镜背边缘刻有“盖州建安县(押)”。普兰店市泡子乡层山南沟出土的“ ”字铜镜镜背右边刻有“盖州建安县(押)”，左边列有“金城县(押)”。“”字纹铜镜当先经金城县县衙检验，而后再经盖州建安县县衙检验，这在金代铜镜中还是少见的。二是明确的金代铸造的铜镜。如庄河市大营子镇出土的五童大定通宝镜，金州区城内出土的双鱼镜等，都是金代常见的题材。三是仿汉唐镜。这类镜大多是翻模镜，在质量上，尤其是光洁度上远不如汉唐两代铜镜。旅顺口区龙王塘镇附近海域出土的人物镜和甘井子区营城子出土的瑞兽葡萄镜就是这类铜镜的代表。
铜官印 金在迅速封建化的过程中，相当多地承袭了唐、宋封建官僚制度，这在金代铜官印上得到了充分反映。其形制一般为方形印面，长方形柱状纽；印面铸汉字阳文九叠篆，竖行右书；印背、印侧镌刻汉字楷书年号；因九叠篆不易辨识，常在印柄顶端或印背刻上“上”字，以指示印面的上下，便于用印。
大连地区出土的七方金代铜官印分别是庄河市三架山乡耿庙村元海屯东茔盘出土的“都统所印”和“勾当公事之印”，庄河市荷花山镇姜屯出土的“副统之印”，瓦房店市得利寺镇龙口村出土的“万户之印”，瓦房店市邓屯乡偏坡村出土的“行军总押之印”，瓦房店市杨家满族乡黄旗村出土的“宣抚司印”，瓦房店市松树镇出土的“行军万户之印”。大连地区出土的这七方铜官印均属金代晚期，反映了金代晚期军政机构的设置情况。
瓷器 大连地区出土的金代瓷器多是白釉褐花器皿，种类有四系瓶、碗、碟、盘等，在金代遗址中也常见这类瓷片。完整瓷器多出自窖藏，比较重要的有甘井子区革镇堡镇后革镇堡村出土的白釉褐花罐、小碟，其中罐内装有鎏金凤凰等饰品。庄河市荷花山镇河东村新华屯出土的白釉褐花四系瓶等。除这些磁州窑系瓷器外，还有建窑兔毫斑大碗等。这些瓷器的出土，对于研究金代瓷器的烧制技术和装饰花纹艺术具有一定的价值。”
货币 大连地区出土的金代货币均为窖藏，迄今已发现六十余处。每处少者数十千克，多者达一吨以上。这些钱币入藏时或用麻绳穿成串，排列有序地置于坑内，甚至用火将底部和四壁烧硬以御潮湿，如金州区民主广场窖藏；或以陶缸、陶罐、铁釜等盛装，如金州区傅家村窖藏和瓦房店市单家村窖藏，前者将一千零四十点五千克铜钱分别装入两口灰陶大缸内，后者将四百千克铜钱分别装入灰陶大罐和铁釜中，其上盖一块石板；或与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埋在一起，如普兰店市陶家砖场窖藏，不但埋有一吨铜钱，还埋有铁铧、铁斧、瓷碗、瓷碟、陶罐等。
货币窖藏大多埋在金代遗址及其附近，如金州区民主广场窖藏和普兰店市陶家村砖场窖藏等，就是埋在房址周围。
窖藏铜钱中货币上起战国匽刀、一化，下迄金代正隆元宝、大定通宝，以北宋钱为最多，其它的有秦汉半两、五铢、大泉五十、货泉、布泉，隋唐五铢、开元通宝、乾元重宝，五代十国开元通宝、唐国通宝、大唐通宝、天汉天宝、汉元通宝、光天通宝、乾德元宝、周元通宝，辽代重熙通宝、清宁通宝、咸雍通宝、大康元宝，南宋建炎通宝、绍兴元宝、绍兴通宝、隆兴元宝、乾道元宝、淳熙元宝，刘豫(齐)阜昌通宝等。瓦房店市杨家满族乡单家村窖藏中出土一枚靖康元宝。
考古资料证明，大连地区在金代已是经济繁荣地区之一。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发展，产生了对货币的大量需求，这就造成铜钱积聚。另一方面，在金初战争和经济交流中，大量的宋钱通过海上从山东流入大连地区。金代大量的货币窖藏并不是大连地区独有的现象，而是金统治区域内一种普遍现象。根据这些窖藏中最晚的铜钱是大定通宝来分析，为金代末期所埋藏无疑。之所以出现大批的货币窖藏，还与金代末期物价飞涨、铜禁政策有着密切关系。金代交钞的大量发行，使货币贬值，物价涨到“以万贯唯易一饼”的地步，由此造成人们注重收藏铜钱，国库铜钱回笼不上来。尽管朝廷数次颁布“限钱法”，也无法回收铜钱，那些握有大量铜钱的上层官僚、商人，宁肯把铜钱埋入地下，也不愿去兑换交钞。造成大量铜钱窖藏的最重要原因，是和金末战乱有关。崇庆二年(一二一三)耶律留哥率众叛金，自称辽王，建元天统，都广宁。继而，辽东宣抚使蒲鲜万奴弃镇压耶律留哥而不顾，于贞祐三年(一二一五)一月反金于辽阳，“僭天王，国号大真，改元天泰”。在战火纷飞的形势下，蒙古大军费时不多，在金灭亡之前，先占领了辽东。那些握有大量铜钱的官僚、地主、商人被迫将铜钱埋入地下。由于各种原因，这些窖藏的主人就再也未能返回，致使这些窖藏铜钱从此长埋于地下。透过这些现象，已依稀见到金王朝衰亡的情景。
(五)元明文物集粹
十三世纪初，蒙古族兴起。一二○六年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族各部后，随即开始了对金战争。建立元朝后，于辽东半岛设金复州万户府，实行军屯。
明洪武四年(一三七一)，朝廷派马云、叶旺为定辽都指挥使，率兵从山东渡海至旅顺口登陆，占领了辽东。洪武八年(一三七五)设金州卫指挥使司，洪武十四年(一三八一)设复州卫指挥使司。
元明两代文物较多，择要如下：
元百户张成墓碑 张成墓碑高一百二十五、宽六十、厚十九厘米，是其孙所立。张成原葬何处，现已不能确指，但从碑文记载可知于元至正八年(一三四八年)三月迁葬至沙河东(今普兰店市大谭镇双山一带)，从碑文“七月至金州，君(张成)屯于城(金州城)之东北双山沙河之西，遂为恒业而居焉”，可知张成在至元三十年(一二九三)就参加了金复州万户府屯田，至元三十一年(一二九四)四月六日，死于屯田处，终年六十九岁。
张成墓碑不仅是研究元代屯田的重要资料，更重要的是碑文中记录了关于元王朝在黑龙江流域的驻防、开发、建立行政机构等重要措施，是元王朝有效管理黑龙江流域的实物见证。
元代瓷器 大连地区出土的元代瓷器以磁州窑系产品为最多，其次为龙泉窑和钧窑产品。
磁州窑系瓷器多为白釉褐花，比较典型的有庄河市蓉花山镇小金屯、桂云花乡桂云花村出土的白釉褐花龙纹罐。一九七三年冬庄河市城山镇后安屯出土的一批瓷器，多为磁州窑系，有缸、罐、碗、碟、盘、器盖等，其中七件瓷盘分别绘有荷花和牡丹花。普兰店市同益乡木西村发现的窖藏瓷器，多为白釉褐花开片大盘。另外，普兰店市还出土有“清酒肥羊”白釉褐花大罐。上述磁州窑系瓷器，与北京元大都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物基本相同，是磁州窑系产品的代表作。
龙泉窑瓷器主要有一九八○年十一月瓦房店市太阳升乡舒店出土的一批瓷器窖藏，其中有龙泉窑菊花青瓷碗、“”字青瓷碗和开片青瓷碗等，还杂有磁州窑系白釉褐花碗，以及黄釉盘等。金州古城内也出土有一定数量的元代龙泉窑瓷器。庄河市徐岭镇毛茔砖室墓出土的青瓷八角盘，堪称精品。
钧窑瓷器大都出土于金州城内，其釉色匀净、鲜艳，堪称元钧窑精品，可与北京元大都遗址所出钧窑瓷器相媲美。
元代铜、铁权 大连地区先后出土有七件元代铜、铁权。这些铜、铁权多为六角塔形和椭圆形，权身铸、刻有文字。这七件铜、铁权分别是旅顺口区铁山镇韭菜房村出土的“延祐五年”(一三一八)六面塔形铜权；旅顺口区长城镇李家沟村出土的“至大三年”(一三一○)椭圆形铜权；旅顺口区铁山镇王家村出土的“至大四年”(一三一一)亚腰长方形铜权；金州区石河镇出土的“大德三年”(一二九九)六面塔形铜权；瓦房店市赵屯乡郭店山嘴出土的“至正四年”(一三四四)椭圆形铜权；普兰店市元台镇二陶村栾家茔出土的“皇庆元年”(一三一二)六面塔形铜权；瓦房店市镇郊北沟出土的“致和元年”(一三二八)椭圆形铜、铁权。上述铜权中，大德三年铜权所铸文字最为完备，除汉文外，还有与此相对应的八思巴文、波斯文、回鹘蒙文。七件铜权中，有二件为大都路造(较同)，二件为益都路造，一件应为东京路总管府造。这七件铜权基本上反映了元代中晚期山东(益都路)、北京和河北北部(大都路)经渤海与辽东半岛南端大连地区的经济贸易往来情况。
元末明初铜火铳 大连地区先后出水了数尊铜火铳，大多是在旅顺口区三涧堡镇渤海朱岛附近海域出水，另一尊于瓦房店市长兴岛附近渤海海域出水。这数尊铜火铳均为“大碗口筒”铳，可分为两种型式。第一种由铳口、前膛、药室三部分构成。铳口呈喇叭状，药室外凸，呈椭圆形，药门位于药室上部，为圆形小孔，是放置药捻之处，无尾銎。铳口与前膛前端铸有一周固箍，前膛后端与药室相接处铸有两周固箍。长兴岛附近渤海海域出水的铜火铳后端铸有一字，似“通”。第二种由铳口、前膛、药室和尾銎四部分构成。除比第一种铜火铳多出尾銎、前膛略细、无固箍外，其它部分略同。
大连地区出水的铜火铳，属于安置在车船架上使用的，后来发展为炮。第一类铜火铳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藏明洪武五年(一三七二)“水军左卫”铜火铳形制完全相同。铜火铳出水的渤海海域一带水深流急，礁石林立，倘遇阴天、风天，船极易触礁沉没。大连地区出水铜火铳的年代有两种可能：一是元王朝为加强旅顺口防务，从内地经山东由海上来旅顺口，因遇险沉没而遗留下来的；一是明初为追剿元在东北的残余势力，于洪武四年(一三七一)派马云、叶旺率兵由山东乘船渡海，至狮子口(今旅顺口)和长兴岛，在与元军作战沉没而遗留下来的。依此，大连地区出水的铜火铳年代下限不晚于明洪武四年(一三七一)，其下限可上溯元末。
明代建筑 现存的明代建筑包括寺庙、桥梁、烽火台等。始建于明代的清泉寺、朝阳寺等，集中地反映了明代建筑的艺术水平。建于明代万历年间的金州三十里堡挂符桥，仍保留有当时的建筑特点。桥建在古驿道上，采用榫卯法以青石筑成，单拱，桥面铺以大石条，交接处凿有亚腰形槽，以连接铁栓加固。此桥历数百年，至今仍保存完好。分布于大连地区各地的烽火台，是明代为防御倭寇而修筑的辽东烽火台一部分。至今保存较好的有普兰店市赞子河永安台、元台烽火台，瓦房店市驼山排石烽火台和金州区二十里堡烽火台、石河烽火台等。这些烽火台或建于山上，或建于高阜；或呈圆形，高十数米，或呈梯形，周围有围墙。大连地区的烽火台对防御倭寇入侵起了重要作用。
萧金山明墓 位于金州城东萧金山南坡。为长方形石椁墓，四壁和上盖分别由五块较规整的巨石板构成，四壁石板以榫卯相接，白灰勾缝，南北长二点五、东西宽一点三八米。随葬品以瓷器为主，有青花福字碗、白瓷碗、带盖注壶和酱釉粗瓷罐等。其它随葬品有铜盘、铜鼎、铜镜和“崇宁通宝”等。白瓷带盖注壶和白瓷碗做工精细，胎体甚薄，是明代白瓷的精品。
明代青花瓷器 大连地区先后发现数处青花瓷器窖藏，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一九六七年金州区华家镇牟家供销社院内窖藏，一九七五年十月庄河市大营子镇四家村薛家屯窖藏，一九八一年十月旅顺口区水师营镇东沟村窖藏，一九八三年瓦房店市驼山乡傅庙村刘屯窖藏等。这四处窖藏共出土青花瓷器二百多件，有碗、盘、碟、小盅等四类，可分为狮球碗，“寿”字碗、三友碗、花卉碗、桃花碗、仙桃喜鹊碗、结子莲碗；卷草牡丹盘、蟠螭盘、“寿”字盘、莲池鸳鸯戏水盘、梅枝双栖盘、菜蔬盘、麒麟盘；花卉碟、舞人碟、花石碟、蟹纹碟；“五经”小盅、花卉小盅等。
大连地区发现的这些青花瓷器，都是民窑所烧制，其图案多来之生活，因而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这些图案与四川省彭县南街酱菜园厂出土的“戏猴图碟”、“寿字碟”、“仙桃喜鹊图碗”、“长青树枝碟”等相同。上述青花瓷器都是景德镇民窑所烧制的，时代约当明永乐、宣德、万历年间，但埋入地下的时间当为明代末年。
明代铁炮 一九八三年十月出土于旅顺水师镇内，共三尊。这三尊铁炮因长期埋于地下，锈蚀较重，均由筒、膛、药室和座构成，分别为三、四、五道固箍，长八十三点五、八十七、八十八厘米。多箍铁炮在明代已很流行，战争中已普遍使用。出土铁炮的水师营镇南距旅顺仅五公里，北距明代三涧堡土城子城约十公里，是旅顺口通往金州的必经之路，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这三尊铁炮应为明朝驻军所使用的。
以上是笔者对百年来大连地区考古发现的概述和初步研究。限于水平，不当之处，还望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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