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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原典籍的入辽及其贡献 |
| 作者：郭康松 |
典籍是文化的载体，典籍的流动昭示着文化的传播。契丹族建立的辽(907一1125年)政权之后，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不断向南进扰中原地区，展拓疆土，形成一种与中原王朝对峙的“南北朝”关系的局面。面对高度发达的中原文化，辽朝积极主动地引进、消化和吸收中原文化，其重要表现之一对中原典籍的输入与利用。
中原典籍流输入辽朝的主要方式
辽统治者十分仰慕中原文化，故作为中原文化载体的汉文典籍理所当然地成为其渴望得到的中原物品之一。在他们极力搜求下，中原典籍通过种种渠道，流人辽统治区。
1、战争掠夺
契丹族贵族在其崛起之初和建立政权之后，为了扩大自己的疆域，掠夺更多的财富和俘虏更多的劳动力，不断向中原地区进扰，与中原王朝间常常发生战争。在战争中，辽占据了中原王朝许多城镇，并对所占据的城镇实行文化掠夺政策，其表现之一就是对城镇里的中原典籍搜掠一空，运往辽统治区。辽灭后晋，进人汁京，“取晋图书、礼器而北” ，“晋诸司僚吏、缤御、宦寺、方技、百工、图籍、历象、石经、铜人、明堂刻漏、太常乐谱、诸宫县、卤簿、法物及恺仗，悉送上京” ，这其中有一些是中原典籍。
2、移民携带
耶律阿保机称帝第九年（915）夏六月，“幽州军校齐行本举族及其部曲男女三千人请降” 。这种降附事件在阿保机称帝前后并不少见。唐末、五代时期，中原地区各统治集团压榨沉重，战争频繁，社会各阶层都有一定数量的人逃入契丹族地区，如“刘守光末年苛惨”，因而“军士逃亡皆入契丹” 。天显二年（927年）冬十一月，“唐以石敬瑭为河东节度使。蔚刺史张彦超与敬瑭有隙，闻其为节度使，遂叛降契丹” 。又如“卢文进、王郁相继入辽，皆率数州士女。为虏南藩，教其织纴工作。中国（中原地区）所为，虏中悉备” 。到了辽宋对峙时期，从中原地区来辽统治区谋出路的人也为数不少。有些知识分子，不为中原皇朝所用，便携妻带子，远走他乡，来到辽统治区。如辽圣宗统和七（989年）三月，“宋进士十七人挈家来归。命有司考其中第者补学官。余授县主簿、尉” 等等。
契丹族贵族在建立辽朝政权之前，就开始了对中原及周边地区的战争，劫夺大量的财物，俘掠众多的人口。“阿保机乘间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县，置城以居之”。俘掠的汉人数很大。阿保机说：“我为王九年，得汉人多。” 例如神册元年（916年）十一月，“攻蔚、新、武、妫、儒五州。斩首万四千七百余级，自代北至河曲逾阴山，尽有其地。”“十二月，收山北八军。”神册五年十月，“攻天德。……拨其城。擒宋瑶，俘其家属，徙其民于阴山南。”神册六年十一月，“下古北口。丁未，分兵略檀、顺、安远、三河、良乡、望都、潞、满城，遂城等十余城。俘其民徙内地”。神册六年十二月，“诏徙檀、顺民于东平、沈州”。可见当时移民的数量巨大。
契丹族贵族通过战争合并了渤海国。在唐代，渤海人在继承先世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大量地吸收了毗邻地区和民族以及日本、新罗的文化，特别主要地是在吸取了高度发达的盛唐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了当时我国的北疆地区文化程度最高的“海东盛国”。渤海文化的汉化程度很高。唐诗人温廷筠《送渤海王子归国》诗有句云：“疆理虽重海，车书本一家。” 这表明渤海文化中中原文化水平相当的高。天显元年（ 9 2 6 年），阿保机灭渤海国。建立东丹国，由太子耶律倍主持国政。《辽史•宗室传•义宗倍》说：“仍赐天子冠服，建元甘露，称制，置左、右、大、次四相及百官，一用汉法。”石敬溏割让幽云十六州给辽朝。使生活在十六州里的广大汉族及其他各族成为契丹族统治者编户。
在这些逃亡辽朝，强迫迁入辽朝和归并到辽朝的汉人和渤海人中，包含有大量的拥有中原典籍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入辽时，必定会携带保存自己珍爱的书籍，从而使大批中原典籍流入辽朝。
3、贸易走私
辽与宋之间虽时常发生战争，但是仍然保持着频繁的贸易往来，有政府管理下的榷场贸易，也有私下的民间贸易。在这些贸易中，中原典籍也是宋王朝输出的商品之一。当时宋王朝对外文化交流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汉文典籍的大量外传 。宋代刻书业十分发达，私人刻书坊林立，大量的典籍被刊刻，并借助于贸易而流传到国外和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政权所统辖的地区，从而呈现出“中国书籍山积于高丽，而云布于契丹” 的景象。“朝廷大臣之奏议、台谏之章疏、内外之封事、士子之程文、机谋密画”等本是宋王朝明令不可泄漏的，而“今乃传播街市，书坊刊行，流布四远” ,“其间臣僚章疏及士子策论，言朝廷得失，军国利害” 。从这些典籍中，辽朝可以“周知(宋王朝)山川险要、边防利害” 。由于大量涉及国家机密的汉文典籍外流，引起宋王朝的重视，并相应地制定出严刑酷律禁止书籍外传。宋“景德三年(1006年)九月，诏民以书籍赴沿边榷场博易者，自非九经书疏，悉禁之。违者案罪，其书没官” 。此令明确限定了外传书籍的种类，九经书疏之外的汉文典籍都属于被禁之列，但是十分敬慕汉文化的辽，仅读“九经书疏”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要想得到“九经书疏”之外的书籍，则不得不通过私下交易，秘密购买。当时走私的物品基本上都是可获厚利及榷场禁止贸易的物品，其中，被禁的汉文典籍在辽地区都是最受欢迎的，也最能获利，“此等文字贩人虏中，其利十倍” ，故法令虽严，但“射利之徒，殊不知畏” ，大量走私宋王朝所禁之典籍，从而使中原典籍仍然“流布北界”，广泛传播于辽朝统治区。辽东丹王耶律倍，为了购买中原典籍，曾“令人妾金宝私人幽州市书”，“凡数万卷” ，并建立起一座藏书楼—望海堂，成为当时我国北方藏书较丰富的藏书楼。景祐中，“蔡君谟为《四贤一不肖诗》，布在都下，人争传写，鬻书者市之，颇获厚利。虏使至，密市以还。张中庸奉使过幽州。馆中有书君谟诗在壁上”
4、使臣求赐
辽与中原王朝之间保持着经常的使臣往来，彼此不断互派使臣，祝贺正旦、生辰等，并互相赠送礼品。中原文化典籍在当时属于中原王朝赠送给辽、、金礼品之一。而且辽、金使臣出使中原王朝时，也常常主动求赐一些在榷场互市中不易得到而又深为本国人民所喜受的汉文典籍，带回国内，广为流布。如宋祥符中，“契丹使至，因言本国喜诵魏野诗，但得上轶，愿求全部”。为了满足辽使的请求，宋真宗命人“搜其诗，果得《草堂集》十卷，诏赐之” ，使辽使满意而归。由此可以看出，对于契丹求赐的中原典籍，只要是不影响防务安全，宋朝会给予满足。
辽朝通过以上主要渠道，输入了大量的中原典籍，这些典籍输入辽朝之后书坊又加以刊行、扩散。
中原典籍对辽朝的主要贡献
1、思想统治
辽朝不断从中原地区劫夺大量财物，俘掠众多人口。后晋皇帝石敬塘把幽云十六州献给辽朝，使生活在十六州里的广大汉民成为辽的编户。文化的差异，非人的待遇，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汉人的反抗，大量汉人开始逃亡，甚至爆发起义。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辽、金统治者逐渐认识到，要巩固自己的统治，管理好汉族的百姓，光靠武力征服是远远不够的。为了缓和民族矛盾，更好地统治和利用所得的汉人，辽、金统治者不得不调整其统治政策，寻找更利于管理本国各族人民特别是汉族人民的统治方法。他们在汉族知识分子的影响下，选择了学习中原文化，借鉴中原王朝统治方法的道路。
辽朝统治区域内民族成分较复杂，各民族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状况差别很大，各民族的思想文化呈现多元化，不利于巩固统治，因此，确定一个众多民族共同遵循的统治思想就成为当务之急。他们选择了儒家思想作为其统治工具。辽统治者十分重视儒家经典，推崇儒家思想中的政治学说，把它确定为统治本国各族人民的主导思想。辽朝各代皇帝中，圣宗、兴宗、道宗对儒家经典的重视和学习最为突出。兴宗“好儒术” 道宗喜欢同群臣讲论儒家经典，辽大安二年(1086年)正月，“召权翰林学士赵孝严、知制浩王师儒等讲《五经》大义”，四年四月，又“召枢密直学士耶律俨讲《尚书•洪范》”，并“命燕国王耶律延禧(后来的天祚皇帝)写《尚书•五子之歌》” ，以加强对皇子的儒学教育。辽、金统治者还采用各种方法来广泛推行儒学，发挥其教化作用。辽朝多次颁行中原典籍：如辽道宗清宁元年，“颁《五经》传疏”，儒家经典成为培育契丹等族知识分子的教科书。“以诗书教契丹公卿子弟” 。河间县人张正嵩，甚至成为耶律倍的非正式师傅，“让国皇帝在储君，时携笔从事。虽非拜傅，一若师焉” 。所以，宋人庞元英在他的《文昌杂录》卷一中也说：“北辽士子多燕人。故亦颇知学问也。”
辽朝统治者在注重研读儒学经典的同时，对中原皇朝的历史也十分重视，从中借鉴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并用于教育各级官员和广大士人。辽太宗会同元年（938年）六月“癸巳，诏建日月四时堂，图写古帝王事于两庑” 。咸雍十年（1074年）十月，“诏有司颁行《史记》、《汉书》” 。唐朝的历史得到尤为珍视，圣宗耶律隆绪喜“阅唐高祖、太宗、玄宗三纪”，侍读学士马得臣“乃录其事可法者进之” 《契丹国志》称，圣宗每读“太宗、明皇《实录》，则钦服” 。
为了巩固政权、加强统治，辽朝承继唐制，先后在中央与地方设置了各类官私学校，培养人才，灌输儒家。辽朝境内各级学校都以儒家经典作为教科书。道宗清宁元年（1055年）就曾经“诏设学养士，颁《五经》传疏，置博士、助教” 。
辽朝为了笼络汉人地主阶级，以加强并巩固其统治，仿照中原王朝的科举取士制度。“辽起唐季，颇用唐取进士法取人。” 《辽史•室昉传》记载，室昉“会同初，登进士第，为卢龙巡捕官。”这是目前所见史料中，辽朝举行科举考试的最早年代。景宗保宁八年（976年）十二月“诏南京复礼部贡院”。在贡举年限上，辽朝开始是沿袭唐制，从圣宗统和六年（988年）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科举考试开始，到兴宗景福元年（1031年），除部分记载不详或未记载以外，都和唐制一样是一年一次。景福元年以后，才仿宋制，三年一次。其考试内容仍取自中原典籍。据《金史•选举志一》记载：“金天会元年(1123年)，始设科举，有词赋，有经义，有同进士，有同三传，有学究，凡五等。”“词赋之初，以经、传、子、史内出题，次又令逐年攻一经，亦许注内出题，以《书》、《诗》、《易》、《礼》、《春秋》为次，盖循辽旧也。”由此可知，辽朝当时的考试内容都是从儒家典籍内出题。众多的学子读经读史，使得这类书籍成为紧缺商品。这必将促使书籍贸易和走私的增加，同时也促进了辽、金刻书业的发展。
辽朝的君臣，很有一些人熟知唐朝的史实，他们常以之作为论据，来加强说明自己的观点；或以唐人唐事作比喻，对时人、时事进行品评和议论。马得臣柬圣宗击鞠书，就是用下面的句子开头的：“臣窃观房玄龄、杜如晦，隋际书生，向不遇太宗，安能成一代名相？”中间又说：“陛下尝问臣以贞观、开元之事，臣请略陈之。”接着历述唐太宗、玄宗如何循礼而行，“以隆文治”，又如何舍田猎，重治道。他建议圣宗学习他们，不再沉溺于击鞠。圣宗阅后，“嘉叹良久” 。《辽史•伶官传》记载了一件很有趣味的事情：辽兴宗耶律宗真与西夏作战，败北而逃。“先是，元昊获辽人辄劓其鼻，有奔北者，惟恐追及。故罗衣轻止之曰：‘且观鼻在否？’上怒，以毳索系帐后，将杀之。太子笑曰：‘打诨底不是黄幡绰。’罗衣轻应声曰：‘行兵的亦不是唐太宗。’上闻而释之。”太子讥笑罗衣轻不像唐太宗时有名的伶官黄绰那样善于言语，所以得罪兴宗；罗衣轻则说兴宗不如唐太宗那样善于行兵，而又度量宽宏。兴宗听了，就放了他，看来辽兴宗是以唐太宗为楷模的。道宗时，阿骨打与辽朝大臣玩双陆，大臣触怒阿骨打，阿骨打欲杀之，未遂。有一侍臣建议杀死阿骨打，他说：“张守珪赦禄山，终倾唐室。” 萧陶隗与道宗议论大臣的优缺点，其评论很为道宗所赏识，道宗感叹地说：“陶隗虽魏征不能过也，但恨吾不及太宗尔！”看来道宗也是很想做像唐太宗那样的帝王的。道宗常把他认为是忠臣的人比做唐朝的狄仁杰，他曾说，萧兀纳“忠纯，虽狄仁杰辅唐，屋质立穆宗，无以过也。” 耶律乙辛专权，“荐孝杰忠于社稷，帝谓孝杰可比狄仁杰，赐名仁杰” 。天祚帝时，耶律石柳请天祚帝耶律延禧严治耶律乙辛党人，以报父仇，而尽孝道，以唐德宗为例说：“昔唐德宗因乱失母，思慕悲伤，孝道益著。” 辽朝君臣对唐朝历史掌故之熟悉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由此可知，在维护、巩固辽朝统治过程中，中原典籍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因而受辽朝统治者青睐。
2、文治教化
辽朝以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取得稳定的地域疆界，形成了与宋对峙的局面，但在文化上后起的边疆政权，无法与宋朝相抗衡，他们力图改变这种状况，取得真正意义上与宋朝平等的地位。辽朝曾想将宋朝称为南朝，自称为北朝，“契丹遣使论国书中所称‘大宋’、‘大契丹’，以非兄弟之国，今辄易曰‘南朝’、‘北朝” 。由互称“大宋”、“大契丹”改称“南朝”、“北朝”，实际上是想取得与宋朝平等的地位。这种政治上追求与宋朝平等地位的努力，必然导致辽在文化上与宋朝抗衡。辽道宗曾宣称“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 。辽朝欲通过加强自身的文化建设，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来摆脱在当时中原王朝看来不高贵的所谓“夷”、“蕃”出身的阴影，以求得正统王朝的名位。道宗寿昌二年，刘辉“上书曰：‘宋欧阳修编《五代史》，附我朝于四夷，妄加贬訾。且宋人赖我朝宽大，许通和好，得尽兄弟之礼。今反令臣下妄意作史，恬不经意。臣请以赵氏初起事迹，详附国史。’上嘉其言。” 这种追求正统地位的动机，导致了辽对中原文化的学习与推广。
中原文化典籍在传播中原伦理道德观念上，无疑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五经》及其传疏是孺家伦理道德的渊数，是辽境士人的必读之书。其他一些中原文化典籍也是契丹人的读物。耶律中曾对妻子萧挼兰说:“汝可粗知书，以前贞淑为鉴。”她“遂发心诵习，多涉古今”。后来金兵人辽，她随夫赴难，成为“虽烈丈夫有不能者”的“烈女” 。1974年7月28日，在全国垂点文物保护单位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四层主像腹内，发现了一批珍贵文物，其中有一本辽版的蒙童教材《蒙求》，为我们了解中原文化在辽朝的传播提供了新的实物。《蒙求》一书，内容广泛，其中有一部分讲的是历史上中原地区的忠、孝、节、义的典型人物、事例。如“江革孝忠”、“王览友悌”、“屈子泽畔”、“闵损衣单”、“苏武持节”、“董永自卖”的等等 ，唐人李华在《蒙求•序》中说:《蒙求》“列古人言行美恶，参之声律，以授幼童，随而释之，比其始终，则经史百家之要，十得其四五矣。推而引之，源而流之，易于讽习，形于章句，不出卷而知天下。”正因为《蒙求》容纳的事类宽泛，又便于诵读记忆，所以流传很广，在辽朝被再次刻版印刷，为人们所习诵，受教于《蒙求》的，当不只是刚刚启蒙的幼童，“老成亦颇览(觉)起一予” 。而许多不识字者也会从中受到教育。
中原地区历史上的“孝子”、“孝行”故事，在契丹族中流传很广，为契丹人所熟知，有些契丹贵族死后，其墓室中绘有在中原地区流传很广的“二十四孝”图。在1956年和1958年，分别在辽宁辽阳金厂村和锦西大卧铺，发掘了两座辽朝中后期的墓，墓壁上所绘的内容就是“二十四孝”。内有“闵损草衣顺母”(即《蒙求》中所说的“闵损衣单”)、“王祥卧冰求鲤”、“孟宗哭竹”、“董永卖身葬父”(即《蒙求》中所说的“董永自卖”)、“薛包孝亲”、“蔡顺孝母”、“魏汤为亲复仇”等。同一内容的壁画分见于两处，表明这些故事在辽时流传很广，并且深受契丹人所喜爱。饶有趣味的是，金厂村的石墓画像，“从画像人物看，均作契丹装束，头戴毡帽，有的剃顶发，着长袍、筒袖、长靴，这与辽庆陵壁画人物装束从本相同” 。这些故事的人物都被契丹化了，中原地区“二十四孝”中的孝子，成了契丹人的孝子。
书籍凝聚着人类的智慧，是一种精神食粮。辽朝对书籍的渴求，还有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为了满足辽朝地区人们精神生活的需求，他们需要阅读哲学、史学书籍以增加自己的智慧，需要阅读文学书籍以陶冶性情，需要阅读宗教书籍以满足心灵的归依等等。正是这种民间的巨大需要才使当时的书籍走私成为热门生意，才会造成“文字贩人虏中，其利十倍” 的巨大差价。
一般的辽人喜欢宋人魏野的诗，并不是要看其中是否隐含着某种军政机密，而是喜其“中的易晓”、“平朴而常，不事虚语” 的诗风。苏辙出使辽朝，燕京副留守邢希古传语苏辙说:“令兄内翰(轼)《眉山集》，已到此多时。内翰何不印行文集，亦使流传至此?” 。可见，苏东坡的诗文，很受辽人欢迎。苏轼曾说:“昔余与北使刘霄会食。霄诵仆诗云:‘痛饮从今有几日，西轩月色夜来新。公岂不饮者耶?’虏亦喜吾诗，可怪也。” 宋人的很多诗集被走私到辽以后，因读者多、需求量大而再次进行翻刻，广为流传，以满足人民的需求。如“张芸史奉使大辽，宿州馆中，(见)有题子瞻(轼)《老人行》于壁者。闻范阳书肆，亦刻子瞻诗数十篇，谓《大苏小集》……芸臾题其后曰:‘谁题佳句到幽都，逢著胡儿问大苏。’” 。宋人王君玉《国老谈苑》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寇准出人宰相三十年，不营私第。处士魏野赠诗曰:‘有官居鼎鼐，无地起楼台。’泊准南迁(引者按:指寇准受排挤罢相后被贬斥到广东)时，北使(引者按:指辽使)至，内宴，宰执预焉。使者历观诸相，语译者曰:‘孰是无地起楼台相公?’毕坐无答者。”辽人对宋人作品的熟悉程度，由此可以想见矣。宋人的作品如此之快地得以在辽朝地区流传，一方面说明这些作品确实脍炙人口，深得各地区、各族人们的喜爱，另一方面说明辽与宋之间的书籍流通渠道极为通畅，宋人的作品面世后不久，很快就传播到辽朝地区。对于时代较近的作家作品如此重视，对于那些时代较远的文学大家的作品的珍视，可想而知。
3、科技普及
契丹族是由文化落后的社会步人高度发展的封建社会。在这个历史过程中，面对自身落后的科技文化，辽朝迫切需求中原先进的实用科技。中原科技类书籍的输入加速了辽朝科技的发展。
现以医学为例，辽朝地处北方地区，自然生存环境恶劣，因而对先进的中医技术十分渴求，中原医书自然成为他们搜罗的对象。如辽大同元年(947年)辽太宗灭后晋时，就曾从汴京掳去了不少医官、方技和图书（其中包含医学典籍），以及针灸教学实习模型——铜人，并且采取积极态度进行研究，使辽朝的针灸技术得到更进一步发展。在辽朝宫中长大的直鲁古就是“专事针灸”之学的一代名医。他总结了当时的临床经验和针灸理论写成《脉诀》和《针灸书》 。他的著述对推广中原的针灸技术做出了贡献。在大量接触中医著作之前，“契丹医人鲜知切脉审药”，为了推广中原医学，辽兴宗命耶律庶成将所收求的中原医书用契丹语译成《方脉书》，在各部里推广学习，使“人皆通习，虽诸部族亦知医事” ，使中原的医学知识在辽朝统治区得到普及。乾统年间又刻医书《肘后方》，对辽朝的医学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
中原典籍为辽朝培养了大量精通医术的人才，如耶律倍曾“市书至万卷，藏于医巫闾绝顶之望海堂”，潜心研读。其“精医药、贬熟之术” ，就是从读书中获得的。
辽朝通过战争掠夺、使臣求赐、贸易走私等方式从中原获取了大量的典籍，从这个意义上说，战争、外交往来、贸易走私也是一种文化交流方式。中原典籍在巩固辽朝统治，满足各族人民对中原实用技术和精神生活的需求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原典籍的北流，加速了契丹等族封建化的进程，促进了北部边疆地区文化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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