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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徐乃昌日记》考论随庵金石收藏特色 |
作者:李弘毅 |
[提  要]  徐随庵是我国清末民初著名的文物收藏家和鉴赏家。金石器物收藏颇具特色,但时人论述极少,这在中国文物收藏史上是一件遗憾之事。本文以《徐乃昌日记》为基础,同时参考一些相关文献,从中勾勒随庵金石收藏特色。 [主题词] 《徐乃昌日记》 随庵文物  考论  收藏特色
一 随庵藏金石器物及其鉴赏特征
    徐乃昌(1868——1943),字积余,号随庵。《南陵县志》记之云:“光绪癸已 [1893]恩科……覃恩一品,封典赏戴花翎,二品衔,官淮安知府,特授江南盐巡道监督金陵关。” 他以“积学斋”名其藏室, 民国后寓居上海,享年七十六岁。       金石收藏是随庵文物的一大特色。徐乃昌曾整理、墨拓了一部《彝器》拓本并请王国维过目,因此王氏就撰有一通《致徐乃昌》的回函:“昨蒙颁赐尊藏《彝器》拓本,急读一过,赏鉴之精,为今日藏家之最,钦佩无似。近数年思集《金文》拓本,所得无多,一旦得此多珍,遂如贫儿暴富,何幸如之。敬谢敬谢。” 从此函之内容分析,说明随庵所拓《彝器》有一定研究价值文献,这不仅反映出他收藏的丰富性,同时也说明了徐氏有深厚的鉴赏能力,故此收到了王氏的钦佩。但是王国维在该文中并没有直接谈到随庵所藏彝器的数量,有幸的是笔者在阅读《徐乃昌日记》中意外地发现了这样一条记录:
    [甲戌(1934年)]三月二十一日访黄宾虹,谭请题《璇玑图》并《毛公鼎》拓本篆首。赠《彝器》拓本一册(旧藏器十之八九,约六十一种)、石印《殷虚骨文》、寿州玉、《铜钵印》钤本、《摹蔡公子永剑文》;还前叚《寿州盘盏砖文》、《报恩寺塔顶石匣佛像》拓本。 
    按上所述,说明随庵所藏彝器不仅具有一定的规模,而且数量大、精品多。以此看来徐随庵除了在当时收藏有些富有特色的商周彝器以外,也还在继续搜寻其它更多的文物线索并加以购进,这那怕是一些零星的拓片、残碑等,都是他重点捕捉的目标。其中上海的“味古精舍” 、“博远斋”和“古香斋”均是他经常光顾的地方,这些在《徐乃昌日记》中有许多记载,兹再摘录如下: 
    [庚申年(1920)]4月28日到博远斋晤修溪,出示玉璇玑二,极佳。(端忠敏公旧藏,俗名“压骨汉”。)有斑,上涂朱。又大琮二,青玉,满身黑文,水银浸。又大圭璋各一,均三代宝物也。               [庚申年(1920)]6月25日狄楚青、王秀仁来交还前叚六朝各志三十种、《匋斋积金续录》,续借六朝志四十种。购小 钱鼻烟四瓶,价洋一百六十元;一金花烟约五两,道光间制,七十元;一金花烟约二两余,干嘉间制,三十元;一金花烟,道光间制,稍干约三两三十元;一新金花烟,约十余两,三十元。   [庚申年(1920)]6月5日,顾鼎梅寄沁阳各碑,价八元,又复拓龙门全份一千九百三十七种,价二十元,邮费四角。    [庚申年(1920)]6月23日,函索周梦坡金文拓本,得复书,贻金文三十种。 
   从以上的记录看来,反映出徐随庵长期以来都是在为其收藏而不断努力,故此达到了这样的规模,所以被王国维誉为了“今日藏家之最”。     商周文化研究,除有史书记载外,人们对地下埋藏的发掘性研究也是一项重要内容。金石研究是清人考据学的一个重要方面。“金”者以钟鼎彝器为大宗,旁及兵器、度量衡器、符玺、钱币、镜鉴等物,凡古铜器之有铭识或无铭识者属之;“石”者是以碑碣墓志为大宗,还旁及了摩崖、造象、经幢、柱础、石阙等物,凡古石刻之有文字图像者皆属之。 可看出,金石之学涉及之广,上可记载典章制度、地理沿革;下能揭示艺术鉴赏之学。虽然此学问渊源前代,但至清代才灿然完备,并且同朴学一样成为了一项专门学问。赵绍祖云:“史有略而独详,史有阙而可补,史有记载失实而可参考,以传信者莫金石若矣。” 由此可见金石的史料价值之高,就因为它所具有“传信”的真实性,故此清代至民国间有许多学者都来对金石文献作专门研究,并且成就斐然。     清代是文献整理的集大成的时期,可称硕果累累。学者们的研究领域也十分广泛,正如王重民所论述的一样:“苟能摘其一体,即可专门名家。” 如朱彝尊、阮元、翁方纲等学者的金石研究,在当时就产生着较大影响。其研究方式不仅可考古刻之源流,而且还能弥补史传的差误,研究手段甚为明晰。特别是进入近代以来,随着地层发掘手段的进步,出土文物也更繁多,其研究方式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王国维曾经指出:“兵器、陶器、玺印、货币四者,正今日研究六国文字之惟一材料,其为重要实与甲骨彝器同。” 实际上这已经把原有的金石学概念加以了延伸,特别是对“研究中国历代金石之名义,形式,制度,沿革;及其所刻文字图像者之体例;作风;上自经史考订,文章义例,下至艺术鉴赏之学,” 使之表现出在方法上的突破和理论上的创新,其中尤以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就形成了这时代的显著标志。     徐随庵的突出贡献除了对金石器物的收藏以外,在金石文献整理和出版方面也功不可磨。他在整理出《彝器》拓本以后,又开始筹备了《随庵吉金图》的编纂工作。王国维曾就此书的内容设置、编纂体例、以及涉及到书籍印刷等问题均提有合理建议:“尊撰《吉金图》,共分几卷? 冠以何名?附释文否?均请见示;昨晚兴发,以将序文草就,尚待润色,书名卷数均需叙如也;维不善书,而尤畏宣纸,如需录稿,拟日本书皮纸书之,何如?付印时或请他人另书尤善。”  徐氏除编纂有《随庵吉金图》以为,另还编辑了《积学斋集古器物文》、《至圣林庙碑目》、《积余斋集拓古钱谱》、《积余斋金石拓片目录》及《小檀栾室镜影》等与金石研究有关文献,可见成就之斐然。     对乡邦文献的收藏与整理,是徐随庵另一项突出学术成就。吴晗云:“有裨时代文化,乡邦征献,士夫学者之博古笃学者,至大且巨。” 其实这正是在阐释人们为什么要注意发掘和整理乡邦文献的重要原因。不管他是历史学者也罢,或是藏书之家也好,都是十分地重视这项工作。徐随庵是我国由清朝进入民国的杰出藏书家和出版商,叶昌炽云:“桑海以来,衣冠流寓,集于海上,其贤者,亦颇有如倦圃流通之约,节宴游玩好之资,为古人续命者。南陵徐积余,观察尤其真,知而笃好者也。积余熟精薄录之学,二十年前见于京邸,商榷古书,即有志于名山之业。” 长期以来,徐氏均以“薄录之学”为其研究对象,尚且“薄录之学”又与朴学关系密切,这在清人的文献研究中,它还可与经说、史考分席。由此而观之,这“笃好”之的养成,既表现出他对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也更反映出他更有积极成就功名的远大志向。其中《安徽通志金石古物考稿》就是徐乃昌参加编纂《安徽通志》以后所形成的副产品。是书有十八卷,分为:“金器”、“石器”、“陶器”、“石刻”、“古物”、“杂识”、“补遗”、“存真”八大类目,由安徽通志馆印行出版。在该书编成以后,他又还想编纂一部《安徽金石志》,为了这件事,又亲自走访过黄宾虹:
    癸酉年[1933] 8月23日,访黄宾虹,谭,并商选所藏印录入《安徽金石志》,又以狄平子画“随庵读碑图”卷请篆目。 
    另外,对清人金石文献的收藏也是他的重要特色。咸丰六年,归安吴云曾编纂有一部《二百兰亭斋收藏金石记》, 该书是在汇集了二百余种不同《兰亭序》拓本之基础上而纂成的,“其中吉金器半为“积古斋”旧藏物类,皆希世之宝,至考据之精,确如库罴卣铭 历二篆字,从来各家金石家都作蔑历,今本许时重《说文》释为 历,足破千古之疑,佗如錞之为器,《宣和博古图》载有二十品,皆系诸周代,谓后世去古既远,知之盖口一若周以后,此器不传盖无铭文可考也。今平斋据有口泉文定为汉器,北口空者,比则《博古图》所载二十器不得尽属之周明矣。又如齐侯畾墓为陈字强之名,与瞿北今之三锋矛,凡可订正经史者,指不胜数。然则平斋此书有功于金石之学,岂浅载可信,其必传无疑矣。” 是的图版处理和文字设计都非常精美,凡一器一铭,莫不钩摹刊刻;意有所疑,则博稽经史,以相证明,颇具时代版刻之特色,一向被誉为清代晚期版刻之精品。故此吴氏也曾得意地称自己的斋名为:“二百兰亭斋”。但书印数并不多,特别是在遭受兵火以后,传世之本更难寻觅,目前笔者在阅读《徐乃昌日记》时发现了这样一条记录:
    甲子年(1924)二月初九日晚至来青阁取《二百兰亭斋收藏金石记》四册(吴让之手书,洋四十元,三月二十七日付)。……十一日晚至来青阁,以《二百兰亭斋收藏金石记》借印。
    第一,吴让之即吴熙载(1799——1807),清末著名的书法家。据史料记载:“吴熙载,初名廷飏,以字行,后又字让之,江苏仪征人。先世居江宁,父名煌,始游扬州,善相人术。熙载为诸生,博学多能,从包世臣学书。……咸丰中,卒。” 看来徐氏从“来青阁”购进的《二百兰亭斋收藏金石记》是经吴熙载之手抄出的本,当然应属于珍贵文献。叶德辉云:“明以来抄本书最为藏书家所秘宝。” 看来原书在毁版以后就很难寻觅,所以其史料价值应该说同原刻一样重要;更何况吴让之又是清末著名的书法家,凡书经他精心抄出来的书当然也就具有了很高的艺术审美价值。第二,说明徐氏确实影刊过《二百兰亭斋收藏金石记》,底本取之于“来青阁”。目前西南大学图书馆就收藏了一部影刻本,原书上还钤有影刻前的两方印记:“南陵徐乃昌校勘经籍记”、“积学斋徐乃昌藏书”。从这一点来分析,有两点很值得说明:一是,徐氏确实原藏有是书,但后来被遗失了。据郑振铎云:“中华民国二十九年一月十六日(星期二)至中国书店,晤姚石子先生,谈甚畅。傍晚,至万宜坊,访蒋复璁先生。我们第一次见面,但畅所欲言,有如老友。他说起这次战争中央图书馆的损失;说起内地购书的困难,说起将来恢复的计划,说起内地诸人要他来此一行的原因,然后谈到我们的电事。予则谈起江南各藏书家损失的情形,谈起平贾们南来抢购图书的情形;谈起玉海堂刘氏,积学斋徐氏藏书散失的经过;然后说到我们发电的原因和我们的购书计划。” 看来徐随庵确实有许多文献被遗失了,故此有的藏书之事已经不能说清楚。二是,也有可能他把“来青阁”藏本借来并钤上了自己的印记,并表示得到了亲自鉴定。缪荃孙在论述其贡献时云:“吾友徐君积余,沉湎经籍,劬学不倦,……嗜古之念,日专传古之心,……盖专求近儒辑述,取未刻之书为之传播经学、史学、地学、算学无所不备,书又多,可传无偏嗜、无杂糅。” “专求近儒辑述”,说明徐氏确实对清人文献的高度重视。从吴氏《二百兰亭斋收藏金石记》一书来看,不管说从文献价值、史料来源和艺术审美等角度来论,都非常可观,徐乃昌作为一名金石收藏家来说,当然是决不放过各种机会。特别是在原书毁于兵火后,学者们已经更难寻找到,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看来目前只有国家图书馆收藏了一部咸丰六年归安吴氏自刻本。由此看来,因徐随庵有许多文献均被遗失,故此有的事已经是说不清楚了,有幸的是笔者在清理馆藏善本书时发现了一部《徐乃昌日记》, 这对于今日帮助人们探讨徐氏的收藏和编辑出版情况,均可称是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
二 随庵藏柳如是镜及其文化特色
    我国制镜工艺发展到唐代,就已进入到了鼎盛时期。首先,由于瓷器的出现,许多的生活用器都被瓷器所替代,一般的铜器生产逐渐趋于衰落,但这时金属工艺品的制作主要集中到铜镜上,这是促使铜镜铸制工艺取得成就的根本原因;其次是,唐人制镜工艺不仅继承了汉魏的文化传统,而且还吸收了边疆民族的艺术成就,同时也对国外(主要是波斯、印度)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兼收并蓄地融为一体,从而形成了工艺精美、装饰丰富多彩的独特风格;再次是,唐代盛行用铜镜作为礼物的社会风尚。唐玄宗曾把他的生日八月初五定为“千秋节”,并常在这一天赏赐百官铜镜;而且在民间也形成了常在这天以铸镜相赠的习惯,所以这更促进了铸镜工艺的迅速发展。当然流传下来的这些高质量的艺术品,就成为唐人社会文明的物质遗存。“唐镜”是徐随庵所藏器物中的一个重要特色,在《徐乃昌日记》中就曾如实地记录了下了这样一钮唐镜:
    [庚申年]6月24日,唐镜背有铭云:“照日菱花出,临池满月生。官看巾帽整,妾映点妆成。”二十个字作四环文,相传柳如是镜。查慎行《金陵杂咏》云:“宗伯奁清世不知,菱花初照月临池,点妆巾帽俱新样,不用喧传镜被诗。” 蜀镜,背作宝相花八,盛捧双鱼海螺之属,曰:“练形神冶,莹质良工;当眉写翠,对脸传红;如珠出画,似月停空,绮窗绣幌,俱涵影中。”凡三十二字,回环文。按张君房《丽情集》载,蜀后主衍幸凤州天雄军节度使王承休妻严氏,有绝色, 衍岌幸之,赐以状镜,其铭云云。 
笔者案上面所提供的信息,认为有三点值最得注意:     第一,假如说它是经过柳如是所保存并流传下来的“唐镜”,当然属于很珍贵的物质遗存。不管是从唐人制镜工艺上去研究,或者是从历史文化演进的角度去探讨,都具有较高的文物收藏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更何况柳如是又是明末清初的女诗人,早年曾为吴中名妓,初与“几社”名流陈子龙等相善,特别是她同清代诗坛盟主钱谦益结为伉俪以后,留传下了许多风流佳人和倜傥才子的佳话;另外,从柳氏本身来说,其才学也是尽人皆知,有一代才女之美誉。在柳氏去世后所使用过的唐镜就被流落到了民间。然而笔者从《徐乃昌日记》中所记录的情况看,其实并没有提供更多可以参考的信息,特别是涉及到该“唐镜”从何处所购得,其价格是多少等?然而笔者在阅读丁传靖《闇公诗存》时却发现了这样一条记录:“此镜康熙中查初白得诸金陵市上,有诗记其事,载《敬业堂集》。其后流传浙中,嘉道间浙人题咏最伙,后归元和曹君直舍人,往与曹君同在礼馆,曾携以见示,并以拓本见贻。镜被镌五言绝句一首,与初白诗注所载悉同。” 看来此镜一直在江浙一带流传,丁氏叙述的情况与徐氏所记基本相同。徐随庵民国后就寓居于上海,由于处于抗战间,当时江浙一带的局势极为动荡,有可能这件宝物是这样流传到上海的。另外笔者在翻阅邓之诚《骨董琐记》时也同样发现了一条与本文研究有相似的记载:“去年有人在东城,以十饼得一唐镜,铭云‘形练神冶,莹质良工。如珠出蚌,似月停空。当眉写翠,对脸传红,绮窗绣幌,俱涵影中。’按此铭载《丽情集》,云蜀主以镜赐王承休妻严氏也。又《梦溪笔谈》所记亦同。即《博古图》所谓‘唐莹质镜’,特文辞稍异,‘蚌’作‘匣’,‘影中’作‘秦宫’耳。予亦曾见一镜,螟辞正同,径五寸,影中后有一陈字,楷书环之以圈,是铸镜者之姓,制作不甚精细,似宋元物,或此镜存者尚多。”  此镜铭文同随庵所记相比较,当然是有一定差异,但最相近的是铭文题材,说明唐人在铸镜时其题材多与此同。宋人曾从铸造过程对古镜进行过描述,而并非有铭文的记载,所以也看不出有与随庵所见唐镜中有多大相似之处。 至于说他们所提到的《丽情集》,鲁迅先生则在《中国小说史略》里有考证:“传今有数本,《广记》及《文苑英华》(七百九十四)所录,字句已多异同,而明人附载《文苑英华》后之出于《丽情集》及《京本大曲》者尤异,盖后人《丽情集》之撰者张君房?又增损之。” 案其所论,鲁迅也难判断《丽情集》一书到底是不是张君房所撰,更何况此书在流传的过程中又被后人加以过“增损”,后来又涉及到了该书在流传中是如何遗失的等问题,目前均未见有详考,所以在这里也只好存疑。对于书中所提到的“蜀后主衍”,这是指五代时的王衍。据史料记载:“谥建曰神武圣文孝德明惠皇帝,庙号高祖,陵曰永陵。建正室周氏号昭圣皇后,后建数日而卒,衍因尊其母徐氏为皇太后,后妹淑妃为皇太妃。太后、太妃以教令卖官,自刺史以下,每一官阙,必数人并争,而入钱多者得之;通都大邑起邸店,以夺民利。”  由此可见,当时王室里一片混乱,上下相争,而太后、太妃均以“卖官”为业,而作为一国之君的王衍又不理朝政,唯以骄淫酒色为事,在国家大事的管理上则全部委政于宦官。在生活方式上则腐朽荒淫,故此更加速了前蜀的灭亡,以及造成了自己最后被杀。当时有一位十分关心社稷安危的翰林学士曾谏诗云:“岩下年年自寝讹,生灵飡尽意如何。爪牙众后民随灭,溪壑深来骨已多。天子纪纲犹被弄,客人穷独固难过。长途莫怪无人迹,尽被山王税杀他。” 其实这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必然自食其果。看来张君房的《丽情集》大概就是以这一段真实史事为题材来进行创作的,文中较详细地叙述了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及演变过程,并细致地刻画出五代时上层社会糜烂的生活方式。但是对于妓女生活的描写,历来都是属于文人墨客艺术创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其中明代的唐寅就以此事为题材绘制出了《王蜀宫妓图》。此画曾被誉为唐寅工笔仕女画的精品,其题诗云:“莲花冠子道人衣,日侍君王宴紫微。花柳不知人已去,年年斗缘与争绯。”又跋云:“蜀后主每于宫中裹小巾,命宫妓衣道衣,冠莲花冠,日寻花柳以侍酣宴。蜀之谣已溢耳矣,而主之不挹注之,竟至滥觞。俾后想摇头之令,不无扼腕。” 不难看出,唐寅作此画的目的也同样是在披露蜀后主王衍荒淫腐败的生活,并鲜明地表现出作者的讽喻之意。由此可见,学者们都很重视研究这一段史事。目前在美国纽约佳士得公司的拍卖会上就有这样一钮唐代铜镜被拍卖,据报道:“镜钮四周有四个造型生动的神兽形象与飞动的云纹,还有铸刻清晰的楷书铭文:‘照日菱花出,临池满月生(升)。官看巾帽……’在唐镜中可谓罕见的精品,可是在纽约佳士得公司拍卖过,成交价仅1150美元,远逊于清代的一个料器鼻烟壶或半块御墨!” 被佳士得所拍卖的这一钮唐代铜镜,不知它是否就是经随庵收藏过而流失了的那一面柳如是镜,从镜钮铭文记录去观察,这同柳氏所用过的铜镜有极大的相似之处,假如说是,笔者真还有点为之庆幸,几百年了终于有了下落,居然还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下来;然而不幸的是作为中华民族的瑰宝还居然已流失到了海外,也是一个国家民族的遗憾!因为在古代的铸镜工艺中,唐镜的制作十分精良,但也传世极少,在通常的情况下它要比汉代的铜镜更贵重,故此说明这就是徐氏很注意收藏唐镜的根本原因。笔者在阅读《徐乃昌日记》过程中,发现有多处都涉及到他关于唐镜的收藏信息:
    乙丑(1925年)二月十三日程云岑北京书来告,“尊古斋”有唐光宅元年镜,索价四百元,并寄拓本。(文曰光宅元年高兆验□官武兴十三字,正书阴文。)中双鱼形,边刻款字,复以力不能谢之。      癸酉(1933年)元月二十四日至“古香斋”取“详价四十元,二十五日讫。秦镜(铭文十四字,寿州出土,黑漆古,破损修补完好。)唐镜(五月五日四字,水银浸。) 
    从以上记载看来,徐随庵同许多古玩店都保持着密切联系,一旦有好的藏品都随时通报。作为一位有特色的收藏家,他曾经还编纂过《小檀栾室镜影》一书。是书共六卷三册,其尤雅者计三百八十三钮。罗振玉曾于同治九年为他撰有书首:“积余先生藏古镜至富,兹精拓以传艺林,属为署首,庚午岁寒上虞罗振玉记于辽东寓居六经堪。” 说明徐氏所藏古镜不仅甚多,而且还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对此徐随庵也曾从文化价值上对本书的编纂进行过细致描述:“是镜虽小品,然文字体裁、琱绘技术、营造法式、风俗习尚,举历朝制度嬗变之迹,灿然具陈,苟洞澈源流,探赜索引,知非仅供玩好而已,其典重乃与钟鼎尊彝趾媺也,博雅君子或亦有取于斯。” 可见其出发点并非是站在收藏家的角度来看问题,而是以一名历史学者的身份来洞澈源流,辨章学术,从而达到“博雅君子”之目的。     第二,关于查慎行《金陵杂咏》诗与文人内心描写。从此诗所反映的内容来看,作为一代杰出诗人,他并不占成五代人那种“世不知”,并沉醉于酒红花绿的生活之中。笔者认为徐随庵援引此诗一方面是反映收藏源流,另一方面则有他自己的用意。缪荃孙云:“南陵徐积余,观察德行纯竺,问学淹雅,收藏富有,冠冕皖南。” 应该说这正是对他才学、人格的客观评价。徐随庵不仅是一位收藏家,还是一位接受过西方文化并富有才华的实业家。光绪“三十年[1904]江南遣送学生留日学习陆军、实业、师范等近百人,总督端方都派徐乃昌率领赴日,并顺道考察学务。光绪三十二年又办理其叔父曾经手的仪征淮盐总栈,因缉私裕官有功,颇受端方的器重,一年后便获端方再度奏保人才,奉旨仍存记,至宣统三年元月始授官江南盐法道兼金陵关监督,民国成立后迁居上海。” 他不仅在文物收藏上有着突出贡献,而且其先进思想、企业经营方式也曾影响了许多人。张謇在论述其贡献时曾这样叙述到:“究心训诂,刻意自立,其所刻丛书都二十种,大半干嘉道咸四朝,鸿生巨儒之所着未尽刊布者,最后附其自着。徐君游京师久,习熟于当代学人之论说,宜其好尚不侔而轨于同,虽然,充徐君之才,则宁惟追随马、鲍诸人之所为,以自表见而已,固将求其大且远者。” 不轨同、求远大,这正是时人对他那非凡才能的深刻描绘。伦明的《续补藏书纪事诗传》有云:随庵“所藏古椠、清人文集甚富。” 查慎行是生活在康熙间的一位有才华的大诗人,其著述当然会引起后人的注意,加上徐随庵又比较熟悉清人之论说,所以引用此诗,其韵味也就蕴涵其中。说明人们在文物收藏的过程中,并不单纯地把“柳如是镜”当成一件很重要的物品来看待,而其目的则是想透过这件文物来观察一代历史,揭示当时的社会现象,特别是通过其细部特征的考察,充分地寻找出那个时代的历史轨迹来。象这样的收藏不仅提升了文物的自身价值,同时也拓展了人们的思维视野。故此说历史上有许多人,也包括象陈寅恪这样的文坛泰斗在内,均以柳如是为题材来探讨南北朝文化,并树立起一代史学研究的显著标志,说明这时的“唐镜”也就演变成具有典型化的文物了。试从这一点上去审视,看来我们目前对随庵所藏文物的研究,不可能仅从某一方面去考虑,而应该从鉴赏的高度去审视,也只有这样才能把此研究引向深入。     第三,“菱花镜”是唐代人制镜的一大特色。其形状为六角形或镜被有花镜的,叫“菱花镜”。《广韵》上“菱”亦作“蓤”,而《说文》无“蓤”字,而只有释“菱”,并云:“菱,芰也。从草凌声,楚谓之芰,秦谓之薢茩”。 《尔雅》上云:“蓤,蕨攗。”疏:“郭云:蓤,今水中芰者。……俗云蓤角是也。” 据《中国高等植物图鉴》记载:“菱”,“一年生水生草本。叶二型,沉浸叶羽状细裂,漂浮叶聚生于茎顶,成莲座状,三角形,长宽各约2——4厘米,边缘具齿,背面脉上被毛;叶柄长5——10厘米,中部膨胀成宽约1厘米的海绵质气囊,被柔毛。花两性,白色,单生于叶腋;花萼4深裂;花瓣4;雄蕊4;子房半下位;花盘鸡冠状。……果实富含淀粉,供食用或酿酒,药用有强壮解热之功效。与本种相近的乌菱T.bicornis Osbcck和四角菱他。Quabrispinosa Roxb.” 另外,在本书同页上还记录了一种“细果野菱”,其形状与上面记录的差不多。由于它在人们的生活中具有多用途特征,故此远在战国间就很受青睐,并且还写入到了歌词中加以吟诵,其中《楚辞•招魂》里就有:“涉江采菱,发扬荷些”。  古人以铜为镜,长有镜背状“菱”的记载。最早取“菱”有关的形式来状镜的是战国人,目前湖南省博物馆就藏有一面“四瓣花菱纹镜”。据熊建华先生描述:“三弦钮,圆钮座。以凹弧的曲折状菱纹将镜被分割成九小区,小区内饰四瓣花。地纹为深峻的羽状纹。” 南北朝的庾信在《镜赋》一中描绘出了“照日而壁上菱生”情景。 宋人陆佃则对此作有更深层的解释:“群说镜谓之蓤华,以其面平,光影所成如此。庾信《镜赋》云,照壁而蓤华自生是也。” 这里所说的“蓤华”,就是指菱镜中所影射出来的华光。说明不管是当时的铸镜工匠,或是文人墨客,在细致观察客观世界的同时,也还在不断地寻找自然界中能够丰富内心世界的东西,并且尽量把那些美好的物质都用来文饰其感官世界,使眼前的境界变得更加绚丽。但是到了唐代,工匠们的状镜形式就有了明显的变化,据记载:“唐代的青铜镜形式,除了常见的圆形和方形外,新出现的形式有菱花形、葵花形、六角形、八角形,晚期还出现亚字形等。” 也就是说“菱花镜”是至此时才创造出来,似乎是说以前都还未出现过这种形式的菱花图案,笔者认为这一说法还有点欠妥,因为事物的演变并不是说是一触而就的,都有从发生、发展的缓慢变迁过程。镜边设计成似菱花的八角菱花形图案,确实是唐人创造出来的一种新的状镜艺术,使它在外观形式上,特别是在镜边设计上同以前相比有着明显变化,虽然战国间铸造的铜镜是以圆形和方形为主,而镜中装饰艺术已经采用了“四瓣花”图案和“凹弧的曲折状菱纹”,而艺术造型并没有唐人那样夸张。首先应认识“菱”到“菱纹”间的递进关系,这个缓慢演变的过程还使得我们回到人对自然界认识的角度去思考。据《中国高等植物图鉴》所载,“菱”是“一年生水生草本”植物,那么凡与“菱”有关的物质都应属于这个范畴,故此铜镜中的“菱纹”,与水生草本植物的“菱”,定有必然联系,而状镜中所出现的菱纹,是人们对“菱”进行艺术化的结果,这包含有比较深层的人文化意识在里面。所以笔者认为,战国间出现的有凹弧曲折状的菱纹镜,大概就属于这种情况。其实在唐人的诗歌中就有对古镜进行描绘的情况,如骆宾王《王昭君》诗:“古镜菱花暗,愁眉柳叶颦。”就不知他所说的“古镜”到底是指哪个时代的菱花镜。但从昭君出塞的历史背景来看,这应属于西汉,而还从作者所叙述的史事背景来考察,当然这里所说的“古镜”必然是指汉代的艺术品,说明汉人的制镜工艺在造型上就已经同菱花有着必然联系。但从目前各大博物馆所保存的实物来看,则只有唐代的状镜图案更直观,它不仅改变了前人的装饰效果,而且让镜中的“菱花”变得更大方和夸张, 以文化发展史的角度讲,这更多的是体现了唐代社会的繁荣和人们生活的富有。 综上所述,本文研究所涉及的内容都是文物研究中应该注意探讨的问题。徐随庵是我国近代文物收藏的一大家,在文物内容之选择、范围圈定、以及文物鉴赏等方法上都表现出他那独特的个性,故此所收藏的文物往往被一些有影响的学者采用。 今天对徐氏所藏青铜器的探讨,就是想借此来探索中国古代优秀文化、探索艺术史的发展过程,进而更好地加以弘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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