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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论费宏政治生活三事 |
| 作者：吴 长 庚 |
本文就费宏政治生活中的三件大事进行论述。作者认为，上述三件大事，反映他的人生三部曲。在与宸濠的斗争中，他拒绝拉拢收买，维护国家的利益，身处逆境，决不妥协软弱。在叛乱发生时，他能够挺身而出，献谋献策，为国家出力，体现了一个致仕官员的爱国情怀。在大礼议风波中，他展示了一个国家重臣持重得体的品格。在与璁、萼辈的斗争中，他表现出一个政治家宽容忍让的风格，他留给后人的，是政治家的风范，是当政者的表率。
[关键词] 费宏 政治家 风范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明史•费宏传赞》有云：“费宏等皆起家文学，致位宰相。宏却钱宁、拒宸濠、忤张、桂，再踬再起，终亦无损清誉。”确实把握了费宏一生最主要的方面。费宏20岁中状元，43岁为礼部尚书，44岁兼文渊阁大学士，进户部尚书，入阁参与机务，47岁即因反对宁王宸濠谋复护卫事而致仕，闲居8年。武宗死，费宏得以重新启用，世宗赐玉带蟒衣，再次入阁辅政。嘉靖三年继杨廷和之后为首辅，加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这是他政治生活最为辉煌的时期。在朝历7年，在剧烈的权力角逐中，费宏又遭受到以张璁、桂萼为首的佞臣的排挤打击，嘉靖六年，他60岁时以酷吏王邦奇之诬而再度致仕。又过了8年的闲居生活，嘉靖十四年，桂萼死，张孚敬（璁）亦去位，世宗再次启用费宏辅政，两个月后，费宏竟以勞瘁而疾驟发，一夕而卒。他一生历仕宪宗、孝宗、武宗、世宗四朝，三次入阁辅政，两次被迫致仕。《明史本传》称他“持重识大体，明习国家故事，与杨廷和、蒋冕、毛纪同心协赞”，又说他为政“承璁、萼操切之后，易以宽和，朝士皆慕乐之。” 都给予充分的肯定。
费宏所生活的时代，是明代社会最为腐朽、最为黑暗的时代。皇帝的荒淫无耻，宦官的把持朝政，大臣的互相倾轧，构成这一时代腐朽的内部原因；而各地藩王的兴兵反叛，连年不断的农民起义，边境鞑靼的劫掠骚扰，是这一时代黑暗的外在表现。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他的两落三起，也就不足为怪了。
一、宸濠叛乱的前后
费宏的政治发展在武宗朝。弘治十八年（1505）五月，孝宗死，太子厚照即位，是为武宗，年才15岁。小皇帝对这位40岁的老师自然是恩宠有加。武宗即位之初，即推恩進费宏为太常少卿，兼侍讀，預修《孝宗實録》，仍充經筵日講。正德二年（1507），又遷宏为禮部右侍郎，轉左侍郎，正德五年進为礼部尚書，日講如故，更賜玉帶蟒衣。
皇帝年纪小，未脱玩乐的童性，这就给宦官提供了机会。当時宦官刘瑾等八人，号称“八虎”，以导武宗游戏而得宠，專於諸部。正德元年，命刘瑾提督十二团营，掌司礼监，马永成、谷大用分掌东西厂，大权尽归刘瑾。朝廷章疏多由刘瑾剖断，百官深受其害，政事多所更創。正德五年，刘瑾事败被处死，被播乱的政治才得到更正，而费宏於禮部之功為最多。正德六年（1511），费宏兼文淵閣大學士，参預機務；中原羣盜平，乃進加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尋改兼户部尚書。正德七年，宁王宸濠谋复护卫，受到杨廷和、费宏等官的极力谏止，他们的斗争从此拉开序幕。
卫所是明初的军事建制，护卫则是中央王朝对藩王额准的军事建制。按《明史兵志》所言，一郡设所，连郡设卫。卫5600人，千户所1120人，百户所112人。洪武五年置亲王护卫指挥使司，每府三护卫，卫设左右中前后五所。明成祖第二子高煕以战功封汉王，请得天策卫为护卫，后又乘间请益两护卫，拥兵一万六千余人。后以骄恣不法，削其两护卫。有明一代，中央王朝对藩王的制约，首先考虑的都是削去护卫建制。
宁王宸濠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宁献王朱权之五世孙。朱权于洪武二十四年受封于大宁，大宁在喜峰口外古会州地，东连辽左，西接宣府，为当时巨镇。权带甲八万，革车六千，所属朵颜三卫骑兵皆骁勇善战。燕王朱棣初起兵，即非常看重这支部队，曾与诸将议：“吾得大宁断辽东，取边骑助战，大事济矣。”（明史卷117《诸王传》）当时朝议亦恐燕王与宁王合，势大难制，乃使人召权，权不至，坐削三护卫。这是第一次削去护卫建制。后权入燕军，时时为燕王草檄，燕王尝谓权：“事成当中分天下。”及其即位，仍改藩南昌。权薨，因其子盘烒早卒，乃以孙奠培嗣。后奠培与地方官不和，互相攻闬，南昌布政使崔恭劾其私通献、惠二王宫人，又逼内官熊璧自尽，按问得实，遂再夺护卫。这是第二次削去护卫建制。奠培薨，子康王觐钧嗣。又十年薨，子上高王宸濠嗣。宸濠为人轻佻无威仪，而善以文行自饰。术士李自然、李日芳妄言其有异表，又谓城东南有天子气，刺激了宸濠谋逆的野心。
武宗末年无子，群臣数请召宗室子为继。这给宸濠的梦想铺开了一条道路，宸濠为了实现他的皇帝梦，一方面深结左右于帝前，冀常称其贤于帝听，或能得龙颜大悦，立为皇储；一方面挖空心思，谋复护卫，为夺取政权准备武装力量。早在宦官刘瑾专权之时，宸濠就通过贿赂刘瑾，得复所夺护卫。及刘瑾诛，仍论夺。这是第三次削去护卫建制。所以，在正德七年，宸濠一见有机可乘，便开始大肆活动。他先后收买了伶人臧贤、兵部尚书陆完和錦衣帥錢寧。“宸濠因伶人臧贤辇白金数万，遍赂朝贵，奏请复还所夺。”（《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107）而“（陆）完初为江西按察使，为宸濠所重，完亦心附之。自完入内，与（宁）王问遗不绝。王欲复护卫，辇金分馈权要。”（《明史》卷117考证）自刘瑾死后，錦衣帥錢寧暴貴，其用事幾如刘瑾无二。“而寧王宸濠欲復其所削护衛，行萬金錢寧。”（《嘉靖以来首辅传》卷1）这些人接受了宸濠的巨额贿赂，便担负起为虎作伥的勾当。他们想拉拢的第一人便是费宏。
“钱宁阴党宸濠，欲交欢宏，馈宏采币珍玩，拒却之。”（《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107）
“會（钱宁）得贈三代，夜使其私人以白金重綵餽宏，宏卻之。再修它珍餽，又卻之，以是慚恚。” （《嘉靖以来首辅传》卷1）
“時宏從弟寀為翰林編修，乃托寀行千金宏，寀却之。”（同上）
他们拉拢费宏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因为费宏身居宰辅，又是江西人，“而謂宏其鄰壤人也”；二是因为他们还有亲戚关系，宏從弟费寀為翰林編修，其妻与宁王妃为姐妹，皆上饶理学家娄性之女。费寀与宸濠实为姻兄。所以，直接拉拢行不通，他们便想从费寀身上着手，却不料同样遭到拒绝。
于是，陆完便直接上阵了。据《明史本传》载：
一天，宏入朝，陆完迎问曰：“宁王求护卫，可复乎？”宏曰：“不知当日革之者何故？”完曰：“今恐不能不予。”宏峻却之。及中官持奏至阁，宏极言不当予。
另据《嘉靖以来首辅传》所载略异：
宏入内閣，声言曰：“遍京師皆宁王金矣，且彼王者虎也，而授之翼可乎？予护卫不便。”已而宁王之疏下兵部，時兵部尚书陆完故善王，又以錢宁属之，故朝与宏遇，宏曰：“护卫再削矣，不可复也。”尚书曰：“如祖訓何？”宏正色曰：“公自為之，吾不与知也。”
记载更为详尽的是《明史纪事本末》云：
陆完为兵部尚书，宸濠喜曰：“全卿为司马，护卫可复得矣。”致书欲复护卫。完答书：“须以祖训为言。”时伶人臧贤有宠，钱习、张锐、张雄辈皆阴结之。贤婿司钺坐法，充南昌卫军，宸濠因之以通于贤。每手书寄贤，字贤为“良之”。至是辇载金宝于贤家，分馈诸权要。大学士费宏知之，宣言曰：“宁王以金宝钜万复护卫，苟听其所为，吾江西无噍类矣！”
以上这些史料，都明确记载了费宏在护卫问题上的反对态度。我们还可以从内阁大臣杨廷和的奏章中得到进一步证实：
夫宸濠逆谋，臣料之久矣！正德六七年间，有乡人除宁府长史，相别之日，臣令其勿通书问，乡里士夫多知之。正德九年正月中，闻宸濠献灯于内，又遣人亲至豹房张设。臣即言于管文书官，谓王府无献灯之例，禁中非外人可至，恐有奸谋，不可不防。及护卫之请，臣与同官费宏极力谏止。臣谓伊祖以谋逆而革，刘瑾复之，方才革还，朝廷岂可又从其请。费宏言本府近日驮载金银数骡，以谋此事。闻者变色。是日午后，与费宏同出至承天门桥，臣语之曰：公今早数骡之言似太露，昔人云，但可云骊山不可游，不可云游必有祸；我辈但知护卫不可复，银之有无不必问。宏因举手揖谢。（《杨文忠三录》卷八）
费宏既敏锐觉察到宁王不惜重金遍赂朝贵的险恶用心，也充分认识到宸濠谋复护卫所可能带来的政治隐患。他深知，恢复宁王的护卫之权，就等于为虎添翼，他就可能在护卫的掩护之下，大量招兵买马，壮大军事力量，给江西人民带来灾难，也给国家带来灾难。他的峻拒是从国家人民的利益出发的。他反对的态度是坚决的，而且，他也不像杨廷和处世圆滑老练，而是针锋相对，毫不留情。
但可惜的是，费宏终于没有能够阻止得住，宸濠的谋复护卫还是得逞了。陆完与钱宁等人耍了一个花招，并进而将费宏排挤出朝廷。
陆完知宏必阻之，乃密谋于钱宁等，会三月十五日廷试进士，内阁与部院大臣皆在东阁读卷，完遂于十四日投复宁王乞护卫疏。十五日中官卢明以疏下阁，密约杨廷和出，下制许之。宏竟不与闻。会言官交章论护卫不可复，乃谋去宏，传旨令宏致仕。(《明史纪事本末》)
朝廷谏官“交章论护卫不可复”，这应当是争取皇上认可的一个大好机会，只可惜，费宏没有很好地利用这个机会，而陆、钱等人却步步紧逼，采用极其卑劣的手段，深文周内，寻找罪名，排挤费宏，把群臣的共同担忧和谏诤说成是费宏的指使，皇上也居然相信了。更没有料到的是，“居兩月餘，忽中旨詰宏以浮漫事，宏乃引咎乞休，遂并編修寀皆罷。”（《嘉靖以来首辅传》）事情来得很突然，而且牵连到从弟费寀。《明史•费宏传》载：“宁数侦宏事，无所得。以御史余珊尝劾寀不当留翰林，即指为宏罪，中旨责陈状，宏乞休，命并寀致仕。”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居然终结在把费寀留在翰林院这样一件事情上，他们居然用这样一件事就把费宏轻而易举地排挤出了朝廷！我们真要叹息身为宰辅的费宏，居然就这样轻易地挤出了斗争的旋涡；同时我们更会惊讶，几个倖臣稍使手腕，就能瞒天过海，把这么重大的事情给办了，这样的朝廷还有多大的御政能力。
然而，尽管费宏已经乞休致仕，他们的斗争却远没有结束。
费宏既致仕，乃与从弟寀束装买舟南下。錢寧等怨宏，必欲致之死地而后快，乃使数騎尾随宏后，至山东臨清，夜纵火焚其舟，頃刻间化为灰燼，资装尽毁。宏侥幸得免，歸而居铅山之清湖，杜门谢客，不入城府。宸濠复屡遣所亲召费宏往见，宏谢绝之。宸濠恼羞成怒。这时正好发生了一件事，费宏族人子與鄉之豪姓爭地相讐，豪至南昌訴之，臺使者不行。寧王乃要而授以指，俾入京上章誣宏它罪。事下臺，臺之長彭澤詰豪而斥之。寧王一计不成，益愧憤，使其私人佐豪，相率掘宏族祖墓，更欲毁其家。宏走之郡，自繫獄，僅得免。臺為捕豪寘理（《嘉靖以来首辅传》）。
此载与《明史•本传》所载稍异，《本传》谓：
宏归，杜门谢客。宸濠复求与通，宏谢绝之。益怒，会宏族人与邑奸人李镇等讼，宸濠阴令镇贼宏，镇等遂据险作乱，率众攻费氏，索宏不得，执所与讼者支解之。发宏先人冢，毁其家，劫掠远近，众至三千人。宏驰使诉于朝，下巡抚孙燧按状，始遣兵剿灭。
从焚舟毁装到继续罗致，又从据险作乱到发冢毁家，可以看出宸濠仇恨费宏的程度。费宏从反对恢复护卫到拒绝与宸濠结交，是因为他很早就清醒地意识到，“宸濠久蓄异志，若与之护卫，是藉寇以兵也。”（《铅书》卷八夏言《费太保墓志》）他也知道，他们之间的斗争不是个人恩怨问题，而是政治上的大是大非问题。他说：“择祸莫于轻。得罪宁府，不过去官。得罪朝廷，祸及宗族矣。”（《铅书》卷六《处濠大略书》）他在护卫问题上坚持反对态度，完全是从国家利益出发的。
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宸濠迫不及待地打出了谋逆造反的旗帜，迅速夺取了南昌，然后举兵沿江东下，一路上势如破竹，意欲直取南京而都焉。然而兵阻于安庆，半月多而不得下，这就给各地勤王之兵的迅速组织提供了时间。王阳明据虔赣庐陵，举旗勤王。费宏闻事变，也毫不犹豫地站了起来，他“身居农亩，未忘廊庙之忧；家在乱邦，恒惧床肤之剥”（《贺中丞王公平定逆藩启》，《太保费文宪公摘稿》卷十五）他遗书进贤令刘源清，指出进贤“为省东要害”，“处兹要地”，责任重大，当固守进贤，抵抗叛兵；对他“奖率义兵，守御不懈；贼党过者，擒戮无遗”（《与刘进贤书》）的做法给予充分的肯定；据《献征录》所载：“宸濠初叛时，遣数十骑趋广信，欲害宏，至进贤，为刘源清所杀，宏得免。”（《明史考证捃逸》卷十五，上海古籍版《二十五史•明史》第973页）或云：“宸濠妃弟娄伯归上饶募兵，源清邀戮之。”两说或皆有之，或实为一事。可见，费宏所言“贼党过者，擒戮无遗”是有具体内容的。费宏又代广信千户所作禡牙文，锥牛携酒，犒赏铅山千户所发兵西征；他派从弟费寀间道至阳明军中，献上“先定洪州以复其巢穴，据上游以遏其归路，守要害以虑其穷奔”的作战方略（《铅书》卷六《上王伯安公议擒宁书》、《处濠大略书》）。王阳明果断决策，先打下南昌，端掉宸濠的老巢，然后设伏兵于鄱湖，打其归救。宸濠攻安庆不下，闻南昌告急，乃舍城回兵，被王阳明包围在鄱阳湖中，两战而被擒。宸濠之乱历时仅40天，便土崩瓦解了。
乱平，侍御谢源伍方随王阳明纪功，首以费宏荐，奏曰：“大学士费宏当护卫之再请也，昌言明沮，已怀先事之忧；及谋逆之既成也，间道献策，尤急勤王之义。”（《铅书》卷三《宰辅世家第二》）出现了“中外争荐宏，奏章无虑十余上”的局面。应当肯定，在整个与宁王宸濠的斗争中，费宏的贡献是很大的。叛乱前，他清醒地意识到宸濠“久蓄异志”、“彼王者虎也，而授之翼可乎”，事发之前即敏锐觉察，已怀先事之忧；在护卫问题上，拒绝贿赂，坚持反对意见；叛乱既发之后，又能积极配合王阳明，出谋划策，组织勤王之兵，确实尽了自己的心力。
二、在大礼议风波中
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武宗死，阁臣杨廷和议立兴献王子厚熜为帝，四月，厚熜即位，是为世宗。世宗之父兴献王是明孝宗的弟弟，武宗的叔叔，世宗则是孝宗的侄子、武宗的从弟。世宗即位后，议兴献王尊称，群臣执前代之礼，认为世宗以支子后大宗，当以孝宗为“皇考”，而称本生父母为皇叔父、皇叔母。进士张璁上疏迎合帝意，谓“礼非天降非地出，人情而已。……今武宗无嗣，大臣遵祖训以陛下伦序当立而迎立之，实承祖宗之统，与预立为嗣者不同”，“礼长子不得为人后。圣考止生陛下一人，，利天下而为人后，恐子无自绝其父母之义。故在陛下谓入继祖后而得不废其尊亲则可，谓为人后以自绝其亲则不可。”因此，他肯定世宗“嗣登大宝，即议追尊圣考，奉迎圣母，诚大孝也”，建议别立孝庙，“得隆尊亲之孝”。世宗见奏，大喜悦，下廷臣议，掀起了“大礼议”的风波。
这场争议历时三个年头，参与争议的官员达二百六十余人，上奏疏九十余道。
群臣据《礼》力争忤旨下狱者一百数十人，因廷杖致死者十七人。这场争议的性质不过是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利之争。厚熜既为帝，欲尊自己的父母，又怕有违祖宗成法，于是让大臣们去议。大臣之中自然会有人迎合附和，有人依礼谏争；有人说得皇帝喜，有 人说得皇帝怒。得喜者迅速升迁，得怒者贬谪罢官，甚至杖责而死，于是，一场“名分”之争演变为血腥的权力之争。
嘉靖元年，争论的问题主要是如何尊本生父母。以杨廷和为首的群臣、包括蒋冕、毛纪、费宏等，都从典礼纲常方面立论，颇引汉唐故事为据（杨廷和《请正纲常昭典礼疏》），依程颐言“为人后者谓所后为父母，谓所生为伯叔”，认为应当称孝宗为“皇考”，称孝宗后皇太后张为圣母，武宗为皇兄，而称本生父母兴献王为皇叔父、王妃为皇叔母，别封益王之次子崇仁王为兴王以承献王后（毛澄《大礼议》）。世宗览奏，怒曰：“父母可更易若是耶？”命再议。而张璁则奋然上书，谓世宗“入继武宗皇帝统，非继孝宗嗣也”，“奈何舍献王弗考而考孝宗？使献王有子而无子，上有父而无父哉？”（《议大礼疏》）世宗心是之，而不能决，姑报闻。礼官合议，议尊孝宗为皇考，兴献王为本生父献皇帝。张璁复上书争之：“是二本也。孝宗法得称皇伯考，不得称考；献帝得称考，不得称本生。”（《嘉靖以来首辅传》卷二）此论举朝无人赞同，而世宗益心动。时南京兵部侍郎席书、吏部员外郎方献夫、兵部主事霍韬辈亦稍稍为议疏如张璁之指，久之未能决。如方献夫称：
陛下之继二宗，当继统而不继嗣，兴献之异群庙，在称帝而不称宗。夫帝王之体与士庶不同，继统者天下之公，三王之道也。继嗣者一人之私，后世之事也。兴献之得称帝者，以陛下为天子也，不得称宗者，以实不曾在位也。伏乞宣示朝臣，复称孝宗曰皇伯，兴献帝曰皇考，别立庙祀之，夫然后合于人情，当乎名实，非惟得先王制礼之意，抑亦遂陛下纯孝之心矣。（《历代名臣奏议》方献夫《议大礼疏》）
嘉靖二年，刑部主事桂萼复具疏力伸其说，并录张璁前后疏上之，朝奏而夕报可。召张璁、桂萼入廷辩道，拜翰林院学士。部院大臣、给事御史俱言不可用，皇上不听。兵部主事院自学士以下羞与璁等为伍，俱乞归骸骨，复不准。张璁、桂萼、席书、方献夫、霍韬五臣因议礼合，同心排异议，且同贵幸，相得欢甚，萼璁尤密。他们后来成为攻击费宏最力的联盟。
议礼的结果是世宗的愿望都实现了，五臣也都登上了高位。费宏在这场争论中持何观点，这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考《明史•本传》有载：“大礼之议，诸臣力与帝争，帝不能堪，宏颇揣知帝旨，第署名公疏，未尝特谏，以是帝心善之。”又云：“其于大礼，不能强谏，亦未尝附离。” 《嘉靖以来首辅传》卷一所载与上略异而详：
会大礼议起，宏頗測知上意所向，凡廷和等三臣所持议，虽預名其間，不復為特疏，石珤最晚入，然亦有特疏，而上遂心德宏。议礼之臣桂萼、張璁輩亡所修怨矣。毛紀归，宏遂代之。寻进吏部尚书，謹身殿大學士。孝宗（当为武宗）實錄成，宏以總裁進少師，兼太子太師。……又以獻皇帝實錄成，進华盖殿大學士，支正一品俸。萼璁雖以当上心驟貴，而翰林諸臣皆賤之，不欲與共功名，宏亦不能异也。以故萼璁為詹事兼學士，而兩修實錄、經筵日講、主鄉試、敎習庶吉士，皆抑弗得與，具員而已。萼璁以是復恨宏甚於恨楊廷和。
综合以上这两段话，应当注意的有几层意思，一是世宗在群臣俱站在杨廷和一边、力争典礼纲常不能变的情况下，已不能忍受，需要朝廷重臣的支持；二是费宏在揣摩世宗的想法时已经清楚他的目的，所以，他只是在首辅杨廷和的公疏上署名，而没有专门的奏疏进行特谏，这样做的结果是避免了与皇上直接的对立与冲突，所以得到世宗的好感；三是虽然他没有强谏特谏，但也没有去附和五臣。费宏何以不附和五臣，这和他的人格有关，史载“宏恭慎谦抑，明习国家故事，能持重得大体”（《礼部志稿》卷五二）。朝臣解一贯尝比较璁萼与费宏，谓“宏恤人言，顾廉耻，犹可望以君子”（《明史》卷206）。他知道世宗的想法，也知道朝臣的思想，他的“持重得大体”就表现在既不特谏、也不附和的态度上；四是在“上心德宏”而“桂萼、張璁輩亡所修怨”的条件下，费宏于嘉靖三年继杨廷和、蒋冕、毛纪之后，登上了首辅的宝座；五是由他主持为刚刚获得尊号的献皇帝修了《实录》，为“大礼议”画上了句号，他的官位也由此到了极品（明黄佐《翰林记》论殿阁六大学士，其首位为华盖殿大学士）；六是费宏也和翰林诸臣一样，对因大礼议而骤贵的萼、璁等人“皆贱之，不欲与共功名”，一些重要的工作如兩修實錄、經筵日講、主持鄉試、敎習庶吉士，都不安排他们主持，只是让他们参与其中。这就遭到了他们强烈的不满与嫉恨，他们的攻击也就接踵而至了。
三、与璁萼权力之争
张璁字秉用，浙江永嘉人，后赐名孚敬。史载他生负异质，动止不凡，于书无所不读，尤精五礼，然仕途不利，七试皆不中，正德末年成进士，年已47岁 。 嘉靖初遇“大礼议”而骤贵幸。擢至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桂萼字子实，江西安仁（今馀干）人，正德六年进士，嘉靖初由成安知县迁南京刑部主事，遇“大礼议”而骤贵幸，擢至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参机务。
就在“大礼议”之争刚刚落下帷幕，张桂与费宏的权力之争便紧锣密鼓地开始了。试看《明史》所载：
（嘉靖四年），璁急图柄用，为大学士费宏所抑，遂与萼连章攻宏。帝亦知其情，留宏不急放。五年七月，璁以省墓请，既辞朝，帝复用为兵部右侍郎……寻进璁左侍郎，复与萼攻费宏。（卷196，《张璁传》）
四年春，给事中柯维熊言：“陛下亲君子而君子不容，远小人而小人尚在，如张璁桂萼之用是也。……”璁萼遂求去，优诏慰留，寻进詹事兼翰林学士。议世庙神道及太后谒庙礼，复排廷议，希合帝旨。帝益以为贤，两人气益盛，而阁臣抑之，不令与诸翰林等，两人乃连章攻费宏。（同上，《桂萼传》）
是时，席书、张璁、桂萼用事，书弟检讨春故由他曹改用，及《武宗实录》成，宏议出为签事，书由是憾宏。璁萼由郎署入翰林，骤至詹事，举朝恶其人，宏每示裁抑，璁萼亦大怨。（卷193《费宏传》）
议大礼，帝时欲援以自助，而珤据礼争，持论坚确，失帝意，璁萼辈亦不悦。璁萼朝夕谋辅政，攻击费宏无虚日。（卷190《石珤传》）
费宏对这些骤贵的官员有所“裁抑”，限制了他们的发展，而这些骤贵的官员又“急图柄用”、“朝夕谋辅政”，这便构成了冲突。他们在皇上面前毁谤费宏的事情有如下几件：
一言费宏曾纳郎中陈九川所盗天方贡玉制带。陈九川临川人，正德九年进士，世宗时迁主客郎中。正贡献名物，节贡使犒赏费数万。天方国贡玉石，九川简去其不堪者，所求蟒衣，不为奏复，复怒骂通事胡士绅等。士绅恚，假托番人词讦九川及会同馆主事陈邦称。帝怒，下二人诏狱。是时张璁桂萼欲倾费宏，夺其位，乃属士绅再訐九川盗贡玉馈宏制带。其词还牵连到兵部郎中张翙锦衣指挥张潮等。帝益怒，并下潮等诏狱。指挥骆安请摄士绅质讯，给事中解一贯亦以为言，帝不许。狱成，九川谪戌，邦称削籍。事见《明史》卷189《夏良胜传》。明人徐兆稷言：“张璁桂萼……心恨宏不已，则起礼部郎中陈九川之狱，谓九川尝盗贡玉馈宏制带，而嗾通事胡士绅为之鹰犬，既陷九川谪戌，而逐宏必去，此何异于乡里讼师所为，蹊田夺牛，大坏国体，莫此为甚。”（《世庙识余录》卷三）把这件事与费宏联系起来，显然是有目的的诬陷，所以明人即已识破。
二言费宏受尚书邓璋彭夔贿赂，以谋起用，并及其居乡事。邓璋字礼方，涿州人，成化23年费宏榜进士，正德初以都御史巡抚河南，莅政严明，豪滑屏迹，累官至南京户部尚书（《万姓统谱》）。彭夔江西安福人，弘治九年进士，陞主客司员外郎、本习郎中（《礼部志稿》卷43）。此事费宏有疏自辨，云：
九川之玉，已奉明旨处分，可以勿论。若邓璋总制，实由九卿会推起用，而其馈玉，乃在一年之前，璋不能预知，臣不能专主也。彭夔循谨廉平，年力可用，第以科场与御史争席，招致谗毁，故臣与同官公议拟留，非为私也。桂萼等所以攻臣者，缘近日选取庶吉士，例有教书官二员，而二人皆不得与，故有憾于臣，乃遂陷臣以赃罪，不已甚乎？夫萼璁之挟私而攻臣者屡矣！不與經筵講官則攻臣，不與修獻考實録則攻臣，不得為兩京鄉試考官則攻臣，今不得与教书則又攻臣。……蕚璁又诬及臣先茔被发，从兄受祸，皆以为居乡不检所致，不知此皆逆濠欲复护卫，恚臣沮议，阴嗾乡人为之。惟陛下怜察。（《明世宗实录》卷六三）
世宗览此卷，有批示云：“卿所奏事情业已处分明白，不必深辨。宜即出视事，以副重托。”费宏的辨言虽不多，事情却说得很明白。世宗不追究诬告之罪，反谓“不必深辨”，是令人不平的。
三是张璁为兵部尚书，宏欲用新宁伯谭纶掌奋武营，璁遂劾费宏劫制府部。所谓“劫制府部”，是说用威力控制府部。费宏时为内阁首辅，按明官制，洪武十三年为加强中央集权，罢宰相不设，析中书省之政归六部，以尚书任天下事，侍郎佐之。吏、户、兵三部之权为重，大权集中于皇帝。成祖即位，特简解缙等直文渊阁，参预机务，始有内阁之称，然内阁还不得专制诸司。到仁宗时，内阁之职渐崇，然官员虽居内阁，犹以尚书为尊，故大学士多兼尚书职。景帝时，王文始以左都御史进吏部尚书，入内阁，其后，六部承奉意旨，靡所不领，而阁权益重。世宗承其后，阁臣朝位班次俱列六部之上。所以，张璁的弹劾不过依旧制而言，按当时的实际，内阁决定军机大事，六部本就应当有“承奉意旨，靡所不领”的责任，张璁不过倚仗议礼之宠，才敢谓费宏“劫制府部”。
四是宏子懋良坐罪下吏，张桂攻之益力。复录前后劾疏上之，不得请，则力求罢，诋宏尤切，章数上 。按懋良乃费宏第二子，妾李氏所出。其所坐何罪，各史均无记载。但懋良罪自当由懋良承当，以子罪攻击乃父，似无道理。
五是奸人王邦奇承璁萼之指，上书诬故大学士杨廷和，并诬言费宏、石珤皆其奸党。王邦奇本武宗时旗校，入为錦衣尉，搆害甚衆：“在正徳世，貪饕搏噬，有若虎狼，其捕奸盗也，或以一人而牽十餘人，或以一家而連數十家，鍛鍊獄詞，付之司宼，謂之鑄銅板。其緝妖言也，或用番役四出搜愚民詭異之書，或購奸僧潛行誘愚民彌勒之教，然後從而掩之，無有觧脱，謂之種妖言。數十年内，死者填獄，生者寃號。”（《明史•安磐传》 卷192 ）世宗即位后，废除武宗时弊政，革去旗校工役十余万人，王亦在革之列。但他不肯就此罢休，暗走璁萼之门，屢屡詭詞乞求復職，遭到朝廷众官的反对，兵部尚書金獻民固争，世宗不听，遂授王邦奇錦衣衛試百户，同時復官者九十餘人。据《资治通鉴纲目》载，王邦竒因为武宗遺詔裁革傳陞官，削千户，皆归怨于楊廷和所为，既復職，為彭澤所抑，則又怨澤。当时正是璁蕚用事之时，日夜求逞私憾，于是奸人承璁蕚之指，搆衅大臣，錦衣百户王邦竒遂上書言边事，把攻击的矛头首先对准杨廷和和彭澤。说哈宻失國土，爾番之内侵，皆由彭澤賂番求和、杨廷和殺舍音和珊所致，請誅此兩人，廉哈宻可复，边境可無虞。事下兵部勘狀，未報。王邦竒復上书言：费宏、石珤俱廷和奸党，曾夜遇于楊一清所，欲為其弥縫；又说廷和之子兵部主事杨惇藏匿故牘，使前後奏辞皆不得驗；又说彭澤之弟彭冲與廷和之壻修撰余承勛为同鄉人，还有侍讀葉桂章亦曾交闗請囑，並當逮治。“奏入，璁蕚欲藉此兴大獄，復内訌于帝，帝信之，斥廷和、澤為民，尽置惇等于理。”这件事在朝廷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大臣都站出来讲话，給事中楊言抗章上奏曰：
故輔廷和有社稷之勲，閣臣宏、珤乃百僚之表，邦奇心懐怨望，文飾奸言，詬辱大臣，熒惑聖聴，若窮治不已，株連益多，臣竊為國家大體惜也。（《御定资治通鉴纲目三编》卷二十）
帝得疏大怒，以杨言為大臣游説，并收杨言于狱，親自审讯于午門，備極五毒之刑，率無屈服之詞。乃将此事交五府九卿議，有鎮遠侯顧仕隆等复奏邦竒言皆虚妄，帝犹切責之。然此案亦渐宽解，杨言被谪官。
费宏、石珤憤為奸人誣蔑，再次具疏乞休。世宗有旨曰：“卿内阁首臣，练达事体，辅导朕躬，委任至重。既以疾辞，特准所请。着致仕馳驛还乡。”世宗算给了费宏很大的面子，让他“馳驛归衔”，也就是保留宰相衔退休；归乡时由沿途驿站供给夫马粮食。石珤就很惨了，皇上怪其歸怨朝廷，失大臣誼，一切恩典皆不予，歸裝襆被，車一輛而已，都人歎異，謂自來宰臣去國，無若珤者。
费宏就这样从首辅的位置上退了下来，他是在张璁、桂萼的不断中伤、攻击和毁谤的斗争中退下来的。这次的致仕虽然不像正德九年那样狼狈，但这一去八年，正是他政治上最成熟的时期，最能够为国家出力的时期，他们的退出，让张璁、桂萼轻而易举地进入了内阁，给国家带来极大的损失。在张、桂攻击费宏最为激烈的时期，给事中解一贯曾偕同官上书言：
宏立朝行事律以古大臣，固不能无议，但入仕至今未闻有大过。至璁萼平生奸险，特以议礼一事偶合圣心，超擢以来，凭恃宠灵，凌轹朝士，与宏积怨已久，欲夺其位而居之。……君子难进易退，小人则不然。宏恤人言，顾廉耻，犹可望以君子，璁萼则小人之尤，何所忌惮？苟其计得行，则奸邪之势愈增，善类中伤无已，天下事将大有可虑者。（《明史》卷206《解一贯传》）
这应该是代表了当时朝臣较一致的看法。《礼部志稿》亦有云：
萼精悍狷隘，以学术经济自任，既受上特达之遇，遂直躬而行，无所顾忌。然其志远才疏，诸所规划，多迂滞不适于用。。方议礼时，五臣同心排异议，相得欢甚，而萼与璁尤密。比末年二人者遂亦相失。（卷52）
在利益共同的时候，他们结成联盟，排挤费宏，并推出杨一清为用；当他们同居内阁的时候，他们内部的斗争也就开始了。
当孚敬（璁）之入内阁，上愈倾向之，所密问还往，月以十数间。称字及号而不名。杨一清虽居首揆，以老成为上所礼重，然信之不能如孚敬深。而桂萼自吏部入居孚敬下，孚敬气益骄舒，下视六卿，莫敢与抗，乃至轻一清，亦不复修后进礼。萼有所建白，往往为孚敬所抑屈，孚敬亦以气凌之，用是俱憾孚敬。而一清亦自与萼隙，三人鼎而相诋淇。上闻亦厌之。（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卷二）
嘉靖十四年，桂萼既前死，张璁亦去位，世宗追念费宏，四月再遣行人至铅山召费宏入京，七月至京师，复官如故。宏承璁、萼操切之后，易以宽和，朝士皆乐之。嘉靖十五年二月，他以勞瘁疾驟发，一夕而卒，享年六十八岁。
费宏的一生，是在政治斗争异常剧烈复杂的环境中度过的。上面所述的三件大事，基本反映了他的人生三部曲。在与宸濠的斗争中，他坚持了一个内阁大臣应有的正确立场，拒绝拉拢收买，维护国家的利益，即使身处逆境，也决不妥协软弱。在国家利益处在突出位置时，他虽已身居草野，尚能够挺身而出，献谋献策，为国家出力，体现了一个致仕官员的爱国情怀。在大礼议风波中，他展示了一个国家重臣持重得体的品格，他“揣知帝旨”而不迎合，“測知上意”犹合臣议，在“循古礼”和“遂人情”的问题上，他既不张扬群臣的意见，也不去附和璁、萼之辈，而虚怀若谷，让大家发表意见。他的这种做法使得皇上很感激，以至于升到“位极人臣”的首辅位置。在这个位置上，他要坚持正直的做人品格，坚持正直的为官品格，便必然会招来佞幸的攻击。所以在与璁、萼之辈的斗争中，他表现出一个政治家宽容忍让的风格，面对群小无止无休的连番攻击，他泰然处之，他手中有大权，却并不利用权力反击；他始终处在被攻击的境地，却没有组织力量反击。璁、萼之辈虽然得逞于一时，但留在历史上的却是千古骂名；费宏“以其不争”，而成为最终的“是以能争”，他留给后人的，是政治家的风范，是当政者的表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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