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语东北1：之八

                                            有浮雕和穹形门的城市

　　深秋的时候，我与一个写小说的女人坐在圆形广场的长椅上，浴着午后温煦的阳光，陶醉地观赏广场四周一幢一幢静物般的欧洲城堡式建筑。阳光给那些或尖或圆的楼脊镶上了金色的曲线，它们像被灼痛了似的微微颤动。楼与楼之间被笔直的街分割，那街像一道道光束，呈放射状向远处流溢而去。
　　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就停留在广场南侧那座巴洛克风格的宾馆门前。许多年前的一天，我第一次走进这个城市，就是沿着宾馆门前的大理石阶走上那个穹形的廊道，推开那扇厚重的旋转的玻璃大门，踩着松软的猩红色地毯一直走到三楼的那个房间的。我去见一位从省城来的编辑，她已经决定要发表我写的一篇散文，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寄出去的文字，她叫我来只是为了看看我这个十九岁的乡村小姑娘。在此之前，我仅仅去过父亲工作的那个尘土飞扬的县城，从未闻过这么清新的海风，也未见过这么辉煌的广场和宾馆。记得宾馆墙壁上的石刻花饰和天窗上的彩色玻璃，还有房间里瀑布一样垂落下来的天鹅绒窗帘，曾让我窒息般的惶悚和兴奋。那时我还不知道这个城市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广场这样一家宾馆，我以为这就是大城市的概念，每个大城市都必须具备这些景致。
　　非常简单，我从此被它吸引。几年以后我真就带着一只红色的帆布箱，越过父亲的县城，走进我心目中的大城市。我的学校在市郊，我却无数次地来到市中心，在这个大广场上徜徉，并试探着走上那家宾馆门前的大理石台阶，回想几年以前那个胆战心惊的我。
　　我对写小说的女人说，这就是我与这个城市最初的故事。
　　 我是在真正走进城市之后才渐渐地知道，这个广场以及环绕着它的城堡，是这个城市最初的故事。
　　上个世纪末，也是深秋季节，日本人的炮弹曾将名叫青泥洼的小渔村炸得粉碎。那一年是农历的甲午，在世界近代史上，是一个流血最多的秋天。
　　日本人刚刚驻扎下来，就被俄国人以哄骗的方式逼走了。俄国人理直气壮地成了青泥洼的主人，他们一住下来，就开始用中国的赔款和中国的苦力，在这个布满弹坑的小渔村修建以沙皇的姓氏命名的尼古拉也夫广场。据说，广场上当年只建了九座欧式建筑，面向大海的一方，是一条直通港口的尼古拉也夫大道，他们想让从太平洋上驶来的俄国舰队一上岸就可以走进这座具有怀乡色彩的大广场。
　　然而就在他们正一边做着好梦一边大兴土木建造这座远东城市的时候，日本人又复仇般地从海上杀回来了。矮小的日本人这回彻底地打败了傻大的俄国人，这个华丽的广场以及这座初具规模的城市便成了日本人的战利品。日本军人将沙皇的名字踩在脚下，在广场上堂而皇之地竖起了陆军大将大岛义昌的铜像，并将它改名为大广场。
　　这个古朴荒凉的半岛立刻花哨起来。俄式别墅和日式洋楼栉次鳞比，它们布满了喧闹的市中心和寂静的海滨，人们再也记不起它原来的模样。
　　从异国人的大皮靴踩上岸的那一天起，那些土著的渔民和从山东半岛划着船上岸的背井离乡者就开始过心惊肉跳的日子。他们夜间瑟缩在低矮的贫民窟里，白天便出来给耀武扬威的洋人擦皮鞋拉三轮车扛麻袋包，腰从未挺直过。他们与这个半岛一起被殖民了。
　　可以想见，那由尼古拉也夫广场辐射出去的莫斯科大街、基辅大街上，俄国女人身上穿的碎花布拉吉以及她们手中的面包，曾怎样晃了中国女人的眼伤了她们的尊严。那希腊式的廊柱与浮雕，哥特式的尖屋顶，巴洛克式的帐蓬房盖，曾让中国的男人多么眩惑和压抑。那段日子虽然只是短短的几年，却铸造了这个城市的基座和风格。中国人在那时只是这个城市的奴隶，而不是主人。他们除了会说汉语和方言土语，为了生存，还学会了几句半生不熟的俄语，以至于那几句生活常用的俄语至今还在一些老人的话语里出现。问题是，他们的儿孙并不去纠正，他们的儿孙也会说几句纯正的俄语，日常走在这个有浮雕和穹形门的广场上也并不感到惊奇，以为这城市一开始就是这个样子的，这是历史强加给他们的命运。
　　可以想见，俄国人走后，日本人盘踞的四十年有多么漫长。他们的手指在那洁白的浮雕上留下了斑斑印痕，他们挎着长刀，牵着狼犬，阴沉着目光，从战败者遗留的街道上睃巡而过，然后便慢条斯理得意洋洋地画起了太阳帝国的蓝图。那种贪婪和粗野，任何教养和礼数都束缚不住，一千多年前他们从大唐的长安学堂上带回去的文明早已荡然无存。他们用石灰、沙子将石块和砖头粘合起来，让日本帝国的一部分牢固地寓居在这块半岛之上，往日的莫斯科大街基辅大街全不见了，城市所有的街道又都被标上了山县通、浪速町二十八番地之类晦涩的字眼。红房子贫民窟绕过高墙华邸像垃圾一样起伏蔓延，漂洋过海者越来越多，来了就不再回去。他们以为这里就是国外，这里是赚钱的地方。于是一传十十传百，移民者变成了冒险家，他们充满了这个城市最肮脏最阴暗的角落，在那里屈辱地苟活。当年会说几句俄语的人，如今又学会了日语，后来他们竟被迫把日语当成了国语，而且连走路和站立的姿势都发生了变化。
　　也是深秋的时候，波斯坦宣言发表了，那些住在日式包括俄式洋房里的日本人一夜之间都滚蛋了，这个城市突然就空了一半。那些昨天还露宿街头或蜷缩在贫民窟里的苦力一下子变成了城市的主人。新成立的市政府动员他们统统搬进洋房里住，大梦方醒的他们惊吓了般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他们不断地揉搓着眼睛，辨认着与他们说话的人是什么血统究竟是谁。当终于断定自己是真的当家作主了时，整个市区一片繁忙和欢笑，那些总是弯躬着的身影立刻伸直和长高。异国风格的街道上和建筑物里，往日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地方，终于有了纯粹的中国人种在那里走动。
　　 这就是一个名字叫大连的城市的沧桑和悲欢。它终于从一个巨大的阴影里走出来了。被吞没的时候，是个村落。被拨开时，已是城市。虽面目全非，虽陌生，然而从今以后就永远是自己的家园。
　　奇怪的是，那个下午，我和写小说的女人明明是坐在大连的广场上，却想起了大北方的那个城市哈尔滨。我对她说，曾在春天去访问过肖红故居，曾在冬天去观赏过冰雪节。最近这次是夏天，专门去看哈尔滨的建筑。写小说的女人并不觉得奇怪，她说，你走了那么多地方，怎么可能不去哈尔滨？去哈尔滨，怎么可能不看哈尔滨的建筑？
　　是的，因为看了哈尔滨的建筑，我才觉得哈尔滨与大连有同命相连的意味，简直可以写一本东方的《双城记》。它也曾经无比地安详，一直是满族人祖居地，肃慎氏世世代代在松花江边晒着渔网。上个世纪末，俄国人的兵舰开进旅顺口之后，李鸿章受慈禧之命去彼得堡参加尼古拉二世的加冕礼，俄国人以数百万卢布贿赂了他，于是就有了一条从莫斯科横穿中国东北直达海参葳的铁路，中国的脖子从此就被殖民者以流氓手段勒紧了。那条铁路经过哈尔滨。后来又在哈尔滨那儿打了个结，派生出两根伸向大连和旅顺口的钢轨。两个遥遥相隔的城市就这样被历史性地拴在了一起。
　　其实每次去哈尔滨都被它的建筑所吸引。它不像大连那么东西方混杂，它显得纯粹，仿佛照搬了一百年前欧洲的某个城市。在崇尚暴力的时代，入侵者像一个擅搭积木的玩家，他们把自己装扮成古罗马忠诚的徒弟，以神庙凯旋门斗兽场为蓝本，将帝国的力量感和战胜欲一鼓作气倾泄在东方这块掠夺来的土地上。哈尔滨被涂抹得绚丽无比，一下子变成上个世纪末仅次于上海的远东大城市。
　　 即使伤痛，也得承认一个事实：战争和殖民地，是人类的灾难，同时又使人类文化得以传播和交流。拉丁美洲大陆最早证明了这个悖论。哈尔滨是又一个佐证。
　　 那个夏日的傍晚，我曾经去博物馆广场散步。它过去的名字叫喇嘛台广场，在南岗的最高处，也是哈尔滨的最高处。那是一个以原圣尼古拉大教堂为中心，很有些开放性格的不规则放射状广场。教堂已毁于六十年代末那场政治灾难，然而四周的建筑仍在，仍能让你感觉出尼古拉家族的皇威。本世纪初，尼古拉在中国的东北曾无所不在。
　　 记得，走在中央大道的鹅卵石地面上，我仿佛能听见俄国贵妇们深夜归家时的马车声。坐在华梅西餐厅华丽的吊灯下，吃着蕃茄肉饼喝着红菜汤，仿佛能闻见从俄国男人腋下散发出来的体臭。我寻找过肖红当年住的那家欧罗巴旅馆，这个城市曾集居着数十个国家的领事馆和以及他们的侨民，无家可归的肖红曾经以难民身份混迹于这个挤满了欧洲人的城市，那时的她饿极了。但我始终也没找到那间旅馆。
　　 在离开哈尔滨之前，我去了哈尔滨建筑大学。那里没有一个熟人，但我却意外地认识了一位辽宁籍老乡。他是这所大学的教授，慷慨地将自己编著的《哈尔滨建筑艺术》送一本给我，这使我获益匪浅。它是一部建筑档案，所有现存的欧式建筑都尽收于此，且图文并茂。它让我更深地感受了哈尔滨旧日的风情。我想，欧洲人把家都搬来了，他们在这里曾经有过从容的日子，一些人做铁路职工和他们的家属，一些人做外交官和他们的太太，他们给土著的哈尔滨人带来的是什么？
　　友人薇说，她小时候在姥姥住的楼房里玩捉迷藏，一不小心就能从阁楼上发现一包白俄贵族的旧照片。走在大街上，常常就看见一个俄罗斯老太太穿着薄薄的丝袜和长裙在冬天的大风里发抖。薇说，哈尔滨人爱喝啤酒爱吃冰淇淋，爱在江边晒日光浴在江里裸游，也是受了俄国人的影响。在哈尔滨随处可见殖民地文化的残留。
　　那是历史，历史肯定是要留下什么的，远不止薇说的这些。就像那些坚固的建筑一样，历史也有它的根基，有挥不去的影子。我只所以在这个下午想到了哈尔滨，并且为它写了这么多文字，是因为我确实觉得它与大连有相似之处，两个城市的历史和文化都是同一命运，互为注解。它们使东北的面目不再那么单纯，像纹身，有了切入肉体的印记。它们曾经使东北罗难，像自家的两个女人被强暴，再美，也让家族含羞蒙辱。
　　我还是要回到我的城市。回到那个日光斜照的午后，回到写小说的女人身边。
　　城市已经百年。广场四周建筑物上的浮雕已有些陈旧，穹形门也显出几分苍老。此刻，它们漠然地注视着城市的奔忙和城市的躁动。那个古典的时代已不复存在，它们如今只是作为那个时代的缩影，滞留在广场上。让它们感到慰籍的是，人们每天早晨依然到这里来散步，打拳，扭秧歌，跳迪士高。每个傍晚都要来这里听巴赫和贝多芬，看鸽子飞起飞落归巢。它们是城市昨天的注脚，是城市编年史的一个章节，而且是今天的城市生活的一部分。它们永远是重要的。
　　我知道，这个城市有许多人一直在寻找城市的根，城市的履历在人们反反复复的寻找中已渐渐清晰。前半个世纪，它被罩在殖民地的阴影里，近半个世纪，它才真正地属于自己。土著文化、移民文化与殖民地文化相交织，铺垫出这个城市斑驳复杂的底色，直到今天仍影响着它的城市人格和城市氛围。
　　这是一个喜欢包装的城市。没有哪个城市的男人女人像这个城市的男人女人这样讲究穿戴打扮。他们的长辈看过俄国女人在晚会上穿的晚礼服以及貂皮大衣，看见过日本女人穿的华贵的和服和西式短裙。而那时他们穿得太破烂，在洋人面前始终抬不起头。那时或许就曾发誓，有朝一日，一定要穿一身体面的衣裳，好好地做一回人，在大街上挺胸抬头地走路。最初是为了尊严，后来就成了一种生命情结，成了一个城市的风俗。如今他们老了，子女孙甥继承了那番固执的心情。于是，这个城市虽不盛产名牌服装，却盛产名模。这个城市的女人生得虽漂亮，脸上却总让人感觉少了些风雅。她们爱穿，却算不上美，只可以说浪。举办国际服装节，其实是一种文化速成心态。这个城市实在太单薄了，服装仅仅是一种包装，精神的大厦，要一砖一瓦地垒。
　　这是一个流行杂志式的城市。它总是时髦的，总是新潮叠起，如那广场般自由、灵活、开放。土著自生自长的，移民者带来的，异国涌入的，所有的一切，在这里都有舞台，而且很快就接受，就交融，就风靡。汽车、手机、快餐店、足球、画廊、形象设计，如蒙太奇般闪烁。这是一个宽容的前卫的浪漫的外向的变幻莫测的城市，这是一个背景复杂前景缤纷远景不可言状的城市。与那些欧洲城市很相象，它面对海洋，面对那一片蔚蓝，它比大北方的哈尔滨出入快捷。它轻装，所以它有未来。
　　 这又是一个充满乡土气息的城市。这个城市至今仍有人每逢初一或十五的晚上，蹲在十字路口烧纸，我曾经对此大惑不解。写这篇文字时才明白，这其实就是典型的移民者心态。烧纸的老人是因为少小离家，一直与爹娘隔海相望，只能以这种方式遥寄对祖宗家族的孝思心念。烧纸的也有年轻人，那是因为家中有走动不便的老人，或是老人已经去世了，老人留下了话语，让后辈一定不要忘了烧纸的事儿。畸型的城市才有畸型的人群，也才会有如此怪异的传统。于是，新的城市法规不得不加上一条特殊的政令，不许市民在十字路口烧纸。然而每当那个日子到来，第二天早晨你就看吧，十字路口上照样有东一堆西一堆黑色的纸灰。
　　所以，面对这个城市，我的心情永远复杂。
　　 它是沉重的，又是具有活力的。它是虚荣的，又是富于创造的。我常常为它悲哀，我又每每被它感动。我知道我不是它的过客，却总有一种距离让我生疏。我知道我走不近它，然而我却想让我的一生与它厮守。
　　那个下午，坐在圆形广场上，我对写小说的女人说，这个有浮雕和穹形门的城市，让我有一半是爱，一半是伤痛。她说，她刚刚写完了一篇小说，名字就叫《伤痛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