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街大约一百多米长，街口有一个中国式的牌楼，上面写着“伦敦华埠”四个金字，字下面吊着一串中国式的大红灯笼。大红灯笼已成为一种特定的符号，它下面照着的，一定是黄皮肤的中国人。
　　在伦敦这样的城市，这条街显得凌乱和琐碎。不光是店铺的门面，还包括说话的声音，匆匆忙忙的脚步。在这里做买卖的大多是从浙江、广东、香港和台湾来的华人，他们在街上叫卖了几十年乃至上百年。
　　我在这条街上走了很久。它让我感到漫长而滞重，像永远也走不到尽头。翠亨村酒家，九龙酒楼，让我闻到了一股熟悉的饭菜香。虽然一路上吃的都是中餐，走到中餐馆门前，鼻子还是尖得像猫。餐馆的门外挂着一个牌子，上面用毛笔写着“家乡小菜”，不过是家常豆腐，雪菜肉丝，蚂蚁上树，鱼香茄子煲，菜量不大，价格也并不便宜。坐在里面的大多是中国人，不论早来多少年，还是新来乍到，唐人街上的中餐馆，还是开给中国人吃的。有一间这样的菜馆，就可以在这里过日子。
　　不知为什么，我从中餐馆的香里，闻到了脚臭和汗味儿。那是忙碌的结果，从来的那一天就开始忙碌，在忙碌中把几辈子的钱都赚足了，脚步还是停不下来，脑子里想的仍是赚钱，而不是生活。所以，唐人街永远给人不太注意整洁和体面的印象。
　　走在这里，我的眼前突然闪过一个男孩子的身影。那是在法国南部的尼斯。中午，我在一个台湾夫妇开的小餐馆吃饭。人很多，我需要站在那里等位置。当那一桌我不认识的中国人终于腾出了空位，只见一个瘦弱的男孩子立刻冲了过来，迅速地把桌上的残羹剩饭收进一个大盒子里，然后又迅速地铺上一张新桌布，摆上消过毒的碗筷。他年纪也就在十六七岁，在我眼中还是个孩子，做这一切，却像主妇一样麻利熟练。他那样子，把我的心刺疼了。男孩子也许看见了我目光里的怜爱，我坐下吃饭的时候，他一直在看我。我看他的时候，他就把脸转到别处。
　　我终于忍不住，把他拉过来。我问，你有多大？他说，16。家在哪里？家在武汉。来多久了？两年，在尼斯上高中。他的头发很长，遮住了他那张瘦小的脸，以及脸上的眼镜。我和他说话的时候，我的眼睛已经叫泪水给蒙住了。他却十分平静，只是不再说话，眼睛在头发里偷着看我，像看他的母亲。临走的时候，我对他说，要是想家了，就跟妈妈说，尼斯离武汉也不远。说完，我再也没有回头。
　　一年过去了，时常就能想起那个男孩子。他往桌子上摆放碗筷的时候，我曾经给他拍了几张照片，每当我翻开影集看见他那张被长发遮严了的瘦小的脸，就想流泪。
　　唐人街上的中国人继续在忙碌着。老老少少，男男女女，一代一代，一个家族一个家族，他们已经习惯于在忙碌中过日子。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只对钱感兴趣，他们走路的姿势，说话的节奏，以及面部表情，都像在数钱。在城市的露天咖啡座上，在外出度假的人群里，我一直看不见他们的影子。他们似乎只属于中餐馆，属于杂货铺和地摊，属于旅游团前面那个挥小旗帜的人。他们嗓子沙哑着，不停地叫卖。记得那天，在我快要走出这条街的时候，遇到了两个操闽南口音的男青年。他们堵住了我，问：你要不要烟抽？我不喜欢他们的神情，那里面有一种令人讨厌的诡秘和卑琐。
　　伦敦的这条街如今已成了记忆。街两边的楼房新旧不一，那座尖顶的老楼，一看就知道是维多利亚式建筑，上面有属于那个时代的烟囱。这一切都在告诉我，唐人街在这里已有很长的历史了，这条街已属于伦敦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