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然作响的记忆

刘 东

《轰然作响的记忆》之颤抖

一

        从我上初中二年级开始，爸爸就一直被公司派驻在法国，每年只在过圣诞节的时候能回家住一个星期，那一个星期也是我一年之中最快活最幸福的时光。

上高一的那年秋天，爸爸突然从北京打来电话，说他因为临时有事，要在国内呆几天，但只能留在北京，不能回家。我听了，立刻嚷着要去北京见他。可妈妈因为工作缠身，去不了。爸爸跟妈妈商量了一下，决定让我一个人去北京，妈妈竟然同意了。我想妈妈一方面是不忍心让我和爸爸失望，另一方面也是念在我刚刚经过一番苦读如愿考进了重点高中的份上。可是接下来一算时间我才发现，坐火车去北京单程就要十几个小时，就算我周五下午请假提前离校直奔车站，满打满算我和爸爸真正在一起的时间也只有不到两天一夜，而且星期一一大早我一下火车就得直奔学校去上课。后来爸爸又跟妈妈商量，想让我坐飞机去北京。一开始妈妈不同意，但最后还是被爸爸说服了。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我连做梦都要笑出声来。就要见到爸爸了，而且还是坐飞机去见爸爸，这一切简直好得无法想象。而妈妈却一直在担心，我知道她是不放心第一次独自出远门的我。妈妈的担心让我觉得有些可笑，那分明就是做妈妈的一种杞人忧天的职业病，有什么可担心的呢？那时我怎么也不会想到，那次的北京之行竟然会是一场恶梦的开始。

                                二

       星期五下午，妈妈特意请了两个小时的假把我送到机场，替我交了机场建设费，买了保险，帮我把行李又检查了一遍并且顺便又往里面塞了些唠叨之后，又试图说服机场的工作人员放她进行送我，未果，这才把我送进候机大厅，走了。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独自出远门，第一次坐飞机，也是第一次进候机大厅。虽然这两年每年都要送爸爸到机场，但是每次都是送到候机大厅门口，从来没有进来过，因为飞机场的候机厅与火车站的候车厅不一样，是不允许送行的亲友进入的。

    我找到了九号候机室，规规矩矩地坐着。离登机还有几十分钟，但我哪也不敢去，生怕错过了登机时间。我也不敢与任何人搭腔，因为妈妈反复叮嘱过，像我这样的女孩子一个人出远门，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护好自己。而要想使自己不受伤害，最安全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尽量避免与人接触。尽管随着年龄的增长，妈妈的许多话在我已经不再是真理和圣旨了，但是对这句话我还是很信服的。这十几年来，我一直是在妈妈这种“少接触”的原则护佑下慢慢长大，长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从皮肤到心灵都很光滑，没有一点瑕疵没有一点伤痕的幸福的女孩子。但是此时此刻，马上就要飞上蓝天，马上就要见到爸爸的兴奋之情实在太强烈了，这种强烈的兴奋之情使我很难就这样一动不动地坐等在左右两个空位子之间。后来我发现十几步远的地方有个洗手间，虽然这会儿我并没有切实的要求，但还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站起身走了进去。

        洗手间里静悄悄的，里面装修的漂亮堂皇以及清洁干净程度真是超乎我的想象。我不由地拿它跟学校的厕所做了下比较，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那儿只能叫厕所而不能像这里一样叫做“洗手间”。我一边看着那些漂亮的瓷砖和银光闪闪的管道，一边在心里笑自己简直就像走进了大观园的刘姥姥。正在我准备找一扇门走进去的时候，那排白门中的一扇突然诡秘地无声无息地滑开了。后来我一直想不通那扇门为什么会自己滑开，按道理它应该是紧紧关闭着的才对。我下意识地往里面看了一眼，一下子就愣住了。两个浅色头发的外国女人用一种很怪异的姿势搂抱在一起。我一下子愣住了，不但人愣在那里，甚至连视线也愣在那里无法移动了。直到那两个女人都发现门开了，并且看见了我，我才像是一个被人发现的偷窥者似的转身而逃。我慌不择路地在大门口一头撞在了一个人的身上。没跑出去几步，后面就有人喊：“你站住！”一个女人追上来，抓住我的胳膊，手里举着一部手提电话，说：“我的电话被你撞到地上，摔坏了。”

        我挣脱了她的手，想分辩，可又什么也说不出来。我看了看洗手间，那两个外国女人正好走出来。她们朝这边看了一眼，就急匆匆地走了。很快的，就有一些看热闹的人围了过来，其中还有两个人为那个女人做证，说确实是我把她的电话撞到了地上。

    后来，一个手里拎着对讲机的机场工作人员走过来，问明了情况，对我说：“你跑什么？这里是机场，你以为是在学校的操场上吗？”他一眼就看出我是个学生，语气里马上就夹带着一种教训的味道。他小心翼翼地接过女人的电话看了看，说：“这电话很贵的，你看看得怎么赔吧。”我说：“我没有钱。”“那你的家长呢？”“我是一个人。”“把机票拿出来给我看看。”我拿出机票递给他，他又把女人的机票要过去看了看，说：“你们坐的是同一班飞机。”他问我：“到北京有人接你吗？”我说：“我爸爸会去接我。”“这就好办了。”他转过头去跟那个女人商量说：“我看这样吧，就算现在跟她的家长联系也来不及了，不如你们一会儿先上飞机，等到了北京以后，你再跟她父亲交涉赔偿的事情，怎么样？”女人想了想，说：“如果到了北京她不认账了，怎么办？”“对讲机”说：“这好办，现在就让她写一份证明，承认是因为她的过失造成了你的损失。”他去拿了纸和笔，让我趴在候机厅的座位上写一张“证明”。从洗手间出来，我的脑子里始终一片空白，除了一些本能的反应之外，几乎无法进行正常的思维。后来还是“对讲机”口授，我才把“证明”写好了。“对讲机”把“证明”交给女人，说：“这回你可以放心了，一会儿我会监督她上飞机的。”

半个小时之后，我们登上了飞机。我说过，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但是一个多小时的飞行我甚至连朝舷窗外看一眼的心情都没有。我的眼前不断闪现的是洗手间里那两个抱在一起的外国女人，那个女人手里挥动着的电话，那个势利的“对讲机”，还有那些远远近近看着我趴在座椅上写人家口授的“证明”的人，在他们眼里我一定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可怜的傻瓜。而此时那个女人就坐在我身后不远的座位上，口袋里揣着那张“证明”。在她眼里，我就是一名被押解的囚犯。

                                三

        一个多小时的飞行远比十几个小时的火车旅程要漫长得多。

        在北京机场一见到爸爸，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爸爸给吓了一大跳，问我出了什么事了。这时候那个女人走过来，从一下飞机，她就紧跟在我的身后。她跟爸爸说了些什么，我几乎一句也没有听清楚，我的听觉完全被淹没在自己的哽咽声中了。后来想起来，自己也觉得奇怪，一路上我竟然一滴眼泪也没有流，就好像我的眼泪跟思维一起被冻结了或者被蒸发掉了。

        十分钟后，我和爸爸走出了机场。我想不到事情竟会这么快就解决了，我问爸爸：“你给了她多少钱？”爸爸说：“你不用问那么多了，事情已经过去了。”

        爸爸把我领到他住的酒店。我洗了个澡。然后爸爸领我到酒店的餐厅吃饭，他想让我尽快高兴起来，但是我的情绪仍然被困在那架飞机里，无法着陆。我说：“爸爸，你答应我，别把这件事告诉妈妈，好吗？”爸爸说：“那当然，不然连我也要一起挨骂的。”我轻轻松了口气。我知道，爸爸这会儿肯定很想知道我为什么会那么不小心，撞坏别人的东西，但如果我不想说，那他也不会刨根问底。也许是因为爸爸是男人的缘故，也许是因为爸爸不常在我身边的缘故，爸爸似乎比妈妈更容易清楚地意识到我已经长大了。爸爸看了看我，说：“高兴一点吧。俗话不是说了，‘在家千日好，出门万般难’，人在旅途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总是难免的。记得去年回家时，我两手空空，什么礼物也没有给你们捎吗？”我说：“记得，你说你太忙了，临走时就没来得及给我们买礼物。”爸爸说：“其实我买了礼物，但是在机场丢了。我怕你们跟我一起着急上火，就撒了个谎。”“真的吗？”我追问爸爸，“那次你给我捎什么礼物了？”爸爸就笑了，说：“算了，现在说出来不合适，再说我还没想好是不是给你补一份呢。”我笑了，说：“原来是不想给我补，扣门。”我的情绪渐渐好起来。

    这时候，服务小姐上菜，突然问我：“小姐，您冷吗？”我愣了一下，没明白她为什么这么问。她小心翼翼地说：“对不起，我发现您的手一直在发抖，所以以为您冷或者是病了？”我顺着她的目光看看自己的左手，才发现它真地在发抖，但我却一点也没有察觉。我愣了一下，接着就想止住那只发抖的左手，可是不行。爸爸问我：“怎么啦？”我说：“不知道，我控制不了自己。”我握紧拳头，把左手放在桌子上，它终于不再抖了。可是当我松开拳头，它又开始簌簌发抖。我几乎要哭出来。爸爸抓住我的手，说：“没事的，没事的，过一会儿就好了。”可是直到走出餐厅，我的左手一直在发抖。本来吃完饭爸爸要带我出去走走的，但我哪也不想去了。

回到房间里，我一边努力想让那只失控的左手停止颤抖，一边费力地回想，这一切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在吃晚饭的时候？是在候机厅？还是在洗手间？但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什么也确认不了。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此时对我来说，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已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四

        星期天晚上，妈妈去机场接我。她的目光闪烁，就像学校里那些胆怯的男生看漂亮的女生，心思分明是在追逐，眼睛却还要小心的躲避。妈妈是个直性子，脾气又急，最不善于掩饰自己，她这副样子立刻就让我明白，一定是爸爸跟她通过电话，把发生的一切都告诉她了，并且叮嘱她什么也不要多问。但我知道，以妈妈的性格她是不可能不问的。

        果然，吃晚饭的时候，妈妈终于忍不住一把抓住我的左手，问我，“晓晨，到底出了什么事？”我说：“没什么事。”她竟一下子哭起来：“到底出了什么事？你不能跟爸爸说，难道跟妈妈也不能说？”我不吭声。她再逼问我，我便站起身回到自己的屋子里把门反锁上了。不用回头，我也看得见妈妈那种伤心而无奈的表情。从小她就告诉我，不要什么话都跟别人说，但有什么话一定要跟爸爸妈妈说，因为只有爸爸妈妈才是最爱你的人。我一直很听她的话，所以从小学到中学，没有几个同学知道我的爸爸妈妈是做什么工作的，我的家住在哪，我每天放学回到家里都做些什么。但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发现自己有越来越多的话不再愿意跟爸爸妈妈说了，这当然不是因为他们不再爱我了，或者是我对他们的爱产生了什么怀疑，恰恰相反，是因为我有时候会觉得他们给我的爱实在太多了，已经快变成我的一种负担了。

        第二天我去上学，情绪很低落，偏偏同桌罗莹没发现我的情绪不好，却很快就发现了我那只亢奋的左手。她问我的手怎么啦，我说：“没怎么，可能是累的。”她有些奇怪：“累的？怎么会只累左手呢？是不是，你的手得了什么病了？”我说：“你才有病呢！”她还想再说什么，可是看看我的脸色，就没有说下去。我什么也不想告诉她，而她也并没有兴趣知道得更多。她只是我的同桌，只是坐的位置离我更近一点，仅此而已。

        可是很快的，我就不得不承认，我的左手的确是“有病了”。每天早晨一睁开眼，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左手，而每次我想到它看到它的时候它都在发抖，就像心脏病患者一样，每次感到心跳心悸的时候，就是病情发作的时候。正常人是不会总把注意力放到自己的心跳上的，同样的，正常人也不会总想着自己的左手。难道，不但是左手“有病了”，连我这个人也不正常了？

        但是当妈妈劝我去看医生的时候，我却一口回绝了。我说我没有病，一点病也没有，我一切正常。妈妈忧郁地看着我，照她以往的脾气，如果她认定我该去医院，就是拖也要把我拖到诊室去，但是现在她只是忧心忡忡地看着我。我知道，这并不是因为她改变了，而是我跟以前不一样了。

        星期三下午老师们有活动，三点钟就放学了。罗莹她们几个人约好了利用这难得的机会去逛逛街，我没有去。我现在什么玩的兴趣都没有，只想能够独自和我的左手静静地呆在一起，谁也不见，最好能连妈妈也不见。

        在公共汽车上，我正很放松地站着，突然听见一个老太太大叫：“我的钱包不见了，我的钱包被人偷了，车上有小偷！”车厢里顿时一阵骚乱，有人喊停车，有人立刻开始检查自己的包。乱了一下之后，又倏地安静下来，只剩下老太太夹着哭音的叫声。大家面面相觑。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自己的左手，它又在发抖，抖得像秋风中的枯叶，更像一个第一次被戴上手铐的小贼。旁边的两个女人发现了我的异样，先是相互对视了一下，然后就下意识地收紧了包，向后退了退。两个女人的举动很快引起了其他人的注意，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到我的手上，再集中到我的身上脸上。那一刻我的全身都在发抖。这时候忽然听见有人喊：“这儿有一个钱包，老太太，是不是你掉的？”老太太确认了自己的钱包并证明钱包里的东西也没有少之后，有人长舒了一口气，说：“老太太，以后小心点，别弄得大家都一惊一乍的。”马上有人反驳说：“这是掉包记，小伎俩，咱见得多了。看情形不妙了，就赶紧把脏物转移或者丢掉。”我低着头，心想后面这人一定是用眼睛盯着我说这些话的。

我还有三站才到家，但是当车到了下一站刚一停稳，我就下了车，我不敢回头，却分明感觉得到车上的人还在戳戳点点。我找到一个电话亭给妈妈打电话，告诉她我决定去医院，现在就去。妈妈对我的突然转变感到不解和不安，她在电话那头大声地问我：“晓晨，你怎么啦？”声音里夹着哭音，像极了刚才车上那个丢了钱包的老太太。我挂了电话，深深地吐了一口气。朝医院方向走去的时候，我的心里充满了一种近似悲壮的情绪。我必须拯救自己，不然我今天是一个畏手畏脚的“小偷”，明天也许就会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

                                五

       在医院的外科里又是拍片子，又是化验血，折腾了一大顿，结果说没有发现器质性病变，颤抖很可能是神经性和功能性的，我又被转了神经科。神经科的大夫简单地问了几句，看了看检查报告，就给我开了一些口服药。可是吃了之后，根本没有任何作用，反而出现了恶心、视线模糊的现象，妈妈赶紧叫我把药停掉了。

        后来在妈妈的一位同事章姨的介绍下，妈妈领我到章姨的朋友开的一家心理诊所。章姨的那位朋友姓邓，是个四十岁左右的男医生，梳着很整齐的头发，穿着很整洁的白大衣。他相貌很平常，但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却显得非常从容，神闲气定，好象一切尽在他的把握之中。他的诊所门面不大，装修也不豪华，但却令人有一种很舒适的感觉。

        我连着去了三次，但似乎第三次与第一次的情形并没有任何的不同，也就是说，治疗毫无进展。妈妈有些沉不住气，但我却并不着急。我不着急是因为邓医生对我说过：“我们不着急。”

        第四次去的时候，我们终于说到了机场洗手间里发生的事情。他看了看我，说：“这种事说起来有些尬尴，对我也是一样的。我这辈子去过许多地方，但是却从来没进过女洗手间。”我忍不住笑了一下，但是那一次我依然只是站在那间洗手间的门外，依然没有勇气推开门走进去。

        第六次去的时候，我终于说出了在洗手间里看到的那一幕。我吃力地说着，他平静地听着，等我说完了，就问我：“你到底看没看清她们在做什么呢？”我摇摇头。“但你认为她们肯定是在做一件最肮脏最恶心最见不得人的事情，是不是？”我涨红了脸，说不出话来。他笑了，说：“你的‘结’就系在这里。似是而非又自以为是，这是最尴尬的，也最容易自以为是地使自己身陷在一种似是而非的困境中。其实就算我们假定你确实看到了一些你不应该看到或者说是不想看到的事情，也没有必要太紧张太在意。看到了又怎么样？有些东西看在眼里并没有什么要紧，只要没看在心里就是了。”

        后来我又去过两次邓医生的诊所，最后一次去的时候，他对我说：“你以后就不需要再来了。只要你按我说的去做，尽量放松自己，不再一味地纠缠在一些记忆和感觉里，你就会慢慢地解脱出来，你就可以重新控制你的左手，而不再让它左右你的生活。”

我遵照他的话去做了，开始有意识地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在学校里，我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学习上；在家里做完功课之后，就尽量找些喜欢的事情做，看看电视、听听音乐，或者跟着妈妈去逛逛街，看场电影。渐渐地我发现，我正在成功地忘记那只左手的存在，虽然有时候它还会在我的视线里颤抖，但颤抖的频率和幅度显然已经大大降低了。就在我以为自己很快就会彻底摆脱这个恶梦重新开始正常生活的时候，又一场意想不到的打击降临到我的头上。这一次失控的已不仅仅是我的左手，而几乎是我十七岁全部的生活。

                              六

       那天早晨到校之后，我突然发现同学们看我的眼神都有些异样。很快的，我就知道，原来是我去医院去神经科去心理诊所的事情传到了学校里。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这件事是怎么传到学校里去的，我不愿意去怀疑任何人。

        其实在此之前，班上的许多同学们都知道我的左手出了“事故”，但也许是因为“事故”看上去并不严重的缘故，大家对它好象就没有太在意，至少没有在我面前表现出那种在意来。但是现在不同了，所有的人都知道了，原来我的“事故”不是出在手上，而是出在心里。在中学里，如果一个女孩子被人怀疑心理不正常，精神出了问题，那实在是太可怕了，仅仅是大家那种异样的眼神就足以让她无法承受。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辩护，因为没有人了解我，除了我的学习成绩之外，没有人知道我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女孩子。当然，也不会有人来安慰我，因为在学校里我只有同学没有朋友。

        从第三节课开始，我的左手又剧烈地颤抖起来，随着那颤抖的加剧，我在邓医生的帮助下所找回的一切：我的胳膊、肩膀、脖子……整个的身体和所有的心情，就像一座被置放于灼热太阳下的蜡像一样迅速坍塌熔化掉了，又只剩下了那只被咒语打造过的左手。

        中午下课以后，我背起书包回了家。下午我没有去上课。晚上妈妈下班回来，我告诉她说，我不想去学校了，我不想见任何人。妈妈问我怎么了，我没有说，反正她早晚会知道的，会明白的。

        几天之后，班主任宋老师来家里看我，我听见妈妈和宋老师商量让我休学的事，宋老师说：“现在这种情况，让她休息一下也好，不过暂时先不要办理休学手续，因为那需要开诊断书，那种白纸黑字的东西留在档案里对她将来升学就业都很不利。”当时我很不以为然，档案里的白纸黑字有什么可怕？那样的白纸黑字才有几个人能够看到？而现在关于我的各种版本的传说恐怕早已在所有认识我的人当中广为流传了。

        接下来的半个月时间里，妈妈每天下午都要请半天假回家陪我。我知道她很忙，就很诚恳地告诉她我一个人呆在家里挺好的，不用她陪，但她坚持要那么做。后来我才弄明白了，她是不放心，怕我一个人在家会做傻事。我不禁有些好笑，如果我真想做什么就算她整天在家里看着我也没办法看得住。这种事从来都是看得住人，看不住念头。不过有时候我也真的很具体地想过，如果用菜刀把我的左手砍下来会怎么样。那样就算没有了左手但至少我还拥完整的生活。我宁肯做一个肢体上的残疾人也不做一个精神上的残疾人。当然，这些想法也都只是想想而已，如果我当真挥刀砍掉了自己的左手，那么我不但会成为一个真正的残疾人，同时也就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真疯子，这一点我心里很明白。

        过圣诞节的前一个星期，爸爸回来了，给我买了许多礼物，不但把上一次的补上了，好象把下一次和再下一次的也提前买了。我知道他是为我特意请假提前回国的，但我心里却一点高兴劲也没有，因为爸爸的归来又一次从反面证明了我现在所面临的一切的严重性。在回家的第三天，爸爸就试图劝说我去医院看医生，我一口拒绝了。我不想再踏进任何一家医院，面对任何一位医生。我的生命中拥有足够多的爱，但却缺少一些最起码的勇气——这是后来邓医生对我说过的一句话，当然，他说这话时，我已不再是他的病人了，也就是说，我已经有足够的勇气平静地接受这句话了。

往年的圣诞节是我们全家最快乐最幸福的时光，但今年家里却被厚厚的愁云笼罩着。那种沉闷而压抑的气氛不禁使我想起了四年前当受尽了病痛折磨的奶奶终于走到了生命尽头时家里的那种景象和气氛。我的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每一次发完脾气之后我都觉得对不起爸爸妈妈；但每一次的自我压制换来的只是更加变本加厉的暴发。而与此同时，爸爸妈妈的无条件的容忍也让我心中的恐惧日甚一日。我觉得自己正在疾速地滑向一个可怕的深渊，爸爸妈妈却只会站在一旁痛哭流泪，而他们砸落在我心头的每一滴泪水都在加速我的坠落。

                                 七

       就在元旦过后不久的一个星期天，家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我一眼就认出了他，虽然他没有穿那件雪白的白大褂，但那种从容不迫的神态并没有丝毫改变。

邓医生在纯粹礼节性地跟爸爸妈妈打了招呼之后，就直接了当地提出来要跟我单独谈谈。

他坐在我房间的充气沙发里，就好象坐在他诊所的圈椅上一样，一切依然在他的掌握之中？他开门见山地说：“你的事情我都知道了，刚刚知道。”我没有吭声。他说：“这件事我应该负一定的责任。”这话让我抬起头看了他一眼，但我依然什么也没说。他接着说：“我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个错误，是误以为你的左手只是一个结果，只要找到了原因，问题自然就会迎刃而解，但却忽视了这样的一个结果也可能会转变成原因，造成进一步的后果。不过，今天看见你，我可以松一口气了，那后果远没有我想象的严重。”我依旧不吭声。他对我说：“你能给我倒一杯水吗？”我去客厅给他倒了一杯水，爸爸妈妈的目光紧张地追随着我，就好象此时坐在我房间里的不是一位医生，而是一位法官；而若无其事地走出来倒水的也只是一个现在时的我，而将来的那个姬晓晨还留在房间里等待着一个宣判。

我回到房间里把水递给邓医生，他喝了一口，然后接着说：“我犯的第二个错误就是不应该让你试图去忘记左手的存在。如果一开始我就告诉你必须正视它的话，也许就不会有今天了。好在现在也不算晚。”他站起身，这使我很意外，他要走了？我以为他怎么也得想办法让我开口之后才会走。他说：“我不想再多说什么了，我走之后，你应该静下心来想两件事，第一件，把这件事的前前后后从头想一遍，想一想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一步是不是真有什么不可抗拒的理由？第二件，就是好好想一想，这只发抖的左手到底对你有多大的影响，如果你任凭它这么抖下去是不是就注定要毁掉你的一生？这张名片上有我家里的电话号码，如果想给我打电话的话，随时都可以打。”

邓医生走后，我把自己反锁在屋子里。原本我以为作为医生他在我的心中也已经像一座蜡像一样熔化掉了，但现在他又血肉丰满有理有据地站在我面前。虽然他只呆了十几分钟，前后一共说了十几句话，但却足以让我像参禅般地静静地想上一天。而在此之前爸爸妈妈每天都对我说那么多，我却一句也没有听进心里，或者说他们一句也没能说到我的心里。后来我想，这其实跟解题做卷子一样，正确的答案也许只需要三言两语，但如果答案本身是错误的，就算写满了整张卷子也没有用，反倒可能使整个卷子变得杂乱无解。

不知不觉间，屋子里已经暗了下来。该吃晚饭了，可我连午饭还没有吃，而爸爸妈妈竟然也没有像往常那样小心翼翼地一遍遍地来“催请”我。事后我才知道，是邓医生特意叮嘱过爸爸妈妈，让他们不要打搅我，让我一个人呆着。他是在离我家楼下不远的公用电话亭给爸爸妈妈打的电话。事实上，当他坐在我的充气沙发上的时候，他的内心绝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轻松，但作为医生，他却必须让我相信，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我曾经有过一种很奇妙的联想，觉得心理医生们有点像我的充气沙发，表面上看起来绝不会给人一丁点沉重的感觉，甚至还会令人产生一种很“透明”的错觉，但事实上，他们却必须能够承受来自外界和内心的双重压力才行。

我打开灯，把左手举起来，静静地深深地与它对视，发现它除了依然有些惊魂未定之外，其实真的与以前没有什么区别；再走到镜子前看看自己，除了那只迷茫的左手，我依然还是从前的那个姬晓晨，只是目光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清澈见底。

又过了半个小时，我拿起电话：“邓医生，您好，我是姬晓晨……”

那个寒假姬晓晨忙得不可开交，因为她不但要利用假期把落下的功课补上，而且还要积极配合邓医生做心理治疗，为重返学校做好充分的准备。开学以后，她重新回到了学校。为了“逼迫”自己去面对那必须面对的一切，她甚至还在邓医生的建议下，把自己的遭遇写成了一篇作文，“发表”了出来。

接受我采访的时候，姬晓晨在一所省属大学读二年级，刚刚办理好出国手续。采访过程中，她习惯性地把两只手交叉握在一起，放在桌子上。她的左手已经完全好了，看上去与它秀丽聪敏的主人非常“班配”。但姬晓晨却说不清楚它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再颤抖的。

现实中，姬晓晨曾经先后看过两位心理医生，当然，帮助她从困境中摆脱出来的是后一位。为了使笔墨更集中，我把两个人捏合成了邓医生，这是这篇采访小说中唯一的虚构成分。

《颤抖》成稿之后，一位朋友曾经提出，姬晓晨的“治愈”过程是不是太简单太容易了？我想，这大概是因为最后一节在全文中所占篇幅有限给阅读造成的一种错觉吧。其实文章的结尾处姬晓晨还仅仅是站在了一条出路的起点上，或者说只是校对好了一个前进的方向，远远还没有被“治愈”。事实上，姬晓晨跨越心理障碍的过程是充满了波折的，既不简单更不容易，这种过程甚至一直延续到她高中毕业。只是，这样的过程并不是这篇《颤抖》所要反映和表现的。而且我想，对于许多成长中的花季少年和他们的家长、老师来说，阅读现在这篇《颤抖》也许比了解姬晓晨的治愈过程更能给他们带来有益的思考和启示，因为就像医学界的一句名言所说的那样：预防永远比治疗更有意义。

在采访结束的时候，我请姬晓晨对她的故事的读者们说一句话，她想了想，说：“颤抖可以使生命更坚强。”这话很精彩，但我知道，如果不是因为有了那样一番经历，她是很难说出来的。

《轰然作响的记忆》之长裙

一

      读完了高二，家里便想办法把我转入了一所服装职高。当时好象有不少像我这样眼见升学无望的普高生中途转入职高。在服装职高，我意外地遇到了两个初中时的同学，关贻和段海宁，她们的情形与我相似。在初中时我和她们同级不同班，不过是彼此相识而已。但两年之后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意外相逢，使我们都感到格外地亲切。人生路上，殊途同归，这也是一份难得的缘分。很快地，我们便成了好朋友。

      象许多要好的十八九岁的女孩子一样，我们三个人平时总是形影不离，相互间几乎是无话不谈。我们共同分享每一袋薯条每一听可乐每一客冰激凌。我们相互间都不喊名字，只喊爱称。关贻的爱称是“苏珊”，段海宁叫“大海”，我是“菲儿”。这些爱称只限在三个人之间使用，如果有第四个人这样喊我们，她（他）绝对不可能听到回答。

      那时候，服装学校里四季如春，玫瑰花常开不败，但我们始终置身于那满园春色之外。身边那些与我们同龄，喜欢高谈阔论，却又总是受困于细枝末节的男生们好象根本无法进入我们的感情视野。我们喜欢把目光变得很辽远，喜欢在暖洋洋的春天里暖洋洋地谈论深邃而沧桑的秋天。

                                  二

       那天下午，我们三个人逃课去看了一场电影。早晨一上学关贻就神秘兮兮地对我和段海宁说，她昨天晚上做了一个好梦，却又不肯说是个什么梦，还很暧昧地说什么，梦是无法分享的。后来她就主动请我们去看电影。电影是一种可以供大家共享的梦。

        从电影院出来，外面不知什么时候下起了雨。我们正站在影院门前发愁，关贻忽然说：“瞧，那人不是咱们班的吗？”我们认真想了一下，才想起他的名字叫肖晓峰，一个在学校里常常被忽略被遗忘的男生，一无所长，其貌不扬，甚至连此时此刻孤零零站在那的姿势看上去也透着平庸。他好象也看见了我们，但却把头转向了一边。

        段海宁突然不怀好意地嘻嘻笑起来，冲我眨眨眼睛说：“真是有缘啊。这下子我们可知道苏珊小姐昨天晚上梦见谁啦！”

        闹了一会儿之后，我们发现肖晓峰竟然还站在原地，没有走。关贻说：“也许他在等我们给他一个机会呢。”

        不知什么时候，肖晓峰的手指间夹上了一支烟。看见我们，他愣了一下，接着脸一下子就红了，慌不迭地把烟扔了。看来他刚才并没有看见我们。他那副不知所措的窘态让我们觉得很好玩，我们就都不说话，就那么看着他。在我们当时那种年龄，每当几个男生或者几个女生面对一个女生或者一个男生的时候，总会莫名其妙地获得一种心理上的优势。肖晓峰被我们看得愈发不知所措。过了片刻，他就象被我们的目光灼伤了似的，转身就走。我们三个人一起笑起来。关贻喊：“喂，肖晓峰，天正下着雨呢，你把我们送回家吧！”肖晓峰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停下了脚步。

        那天晚上，外面的雨还在下个不停。关贻给我打电话。虽然刚刚分手不过才几个小时，但我们仍然有许多话可说。后来她就说到了肖晓峰。下午肖晓峰打了辆车送我们三个人回家，我和段海宁先下了车，关贻的家最远。关贻形容肖晓峰一路上的表情，活脱脱就是一名壮丁或者苦役，而且还是被人从成亲的花堂上抓走的那种。我被她逗得笑出了眼泪。后来关贻又说：“你猜肖晓峰的家住在哪？就在电影院后面的那条街上，要是跑着回去，大概有一分多钟就到了。”

        我问她：“你怎么知道？是他自己告诉你的？”

        “刚才我打电话问了刘群。”刘群是我们的班长。

        关贻在电话那边忽然哧哧地笑起来。她说：“菲儿，你知道美国的盖茨博士吗？他曾经在一所大学里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他让几个各方面都很出色的男生主动去接近一个相貌平庸成绩平平性格拘谨的女生。你猜结果怎么样？”

        我想了想，说：“奇迹出现了。”

        关贻说：“菲儿，你真棒！实验的结果不但使那个女生变得开朗自信，学习成绩迅速上升，甚至连人也漂亮了许多！刚才我给大海打电话的时候，忽然想……”

        我一下子就明白她想什么了，我说：“我先声明，你们要是想用那个肖晓峰做什么实验，可别想拉着我，我没兴趣！”

        “你真扫兴，菲儿。”关贻说：“我有时真觉得你有点聪明过头了，可爱劲儿都被聪明劲儿给耽误了。”

        我在沙发里调整了一下姿势，让自己坐得更舒服一些，自我感觉更良好一些。我们两个人又在电话里纠缠了好一会儿。妈妈要打电话，很不耐烦地瞪了我一眼，说：“别又粘乎起来没完没了。你们这些孩子就是生活得太无忧无虑了，一天到晚不务正业，想入非非！”

        其实我们只是一些再普通不过的女孩子。几年之后，在经历了许多事情之后，我才慢慢认识到了这一点。但那时候我们却都坚信自己与众不同。也许正因为如此，关贻才会在那个飘着细雨的晚上突然冒出那么一个奇怪的念头，并象着了魔似地把它付诸实施。我想那个心理学家和他那个实验肯定不会是关贻杜撰出来。后来，在发生了肖晓峰“溺水”事件之后，我曾经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在市图书馆的资料室里查找那个叫什么盖茨的美国心理学家。当时我想，如果这个盖茨还健在，我一定要写封信狠狠地骂他一顿，骂他是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是个心地不良的教唆犯！但最终我却一无所获。大概是关贻把名字记错了。而事实上，关贻，包括段海宁和我在内，我们弄错的又何止是一个名字！无缘无故地被人痛骂，大洋彼岸那位不叫盖茨的心理学家实在冤枉。

                                  三

        第二天上学，我已经把关贻昨天晚上的电话甚至连肖晓峰这个人都忘在了脑后。可是没想到，中午吃饭的时候，关贻和段海宁竟然主动地和肖晓峰坐在了一张桌子旁。虽然食堂里的座位并不固定，但每天在一张桌子上吃饭的人却差不多都是固定的。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跟肖晓峰坐过一张桌子。我有些犹豫，但最后还是被关贻和段海宁拉在一起坐下了。

        那顿饭肖晓峰肯定什么滋味也没有吃出来。我想，如果不是有那么多同学在场，他大概就会端起饭碗像昨天那样落荒而逃。

        关贻和段海宁两个人却显得兴致盎然。关贻说：“谢谢你，肖晓峰。昨天如果不是遇见你，我们三个人可就惨了。”

        肖晓峰含糊不清地应了一句什么，然后低下头，好象要把脸埋进饭碗里。

        段海宁故意逗他说：“昨天的出租车费一共是多少，我们可以还给你。”

        肖晓峰赶紧摆手说：“不用，不用！”筷子掉在地上，他胀红着脸低头去捡。我在一旁甚至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从他的额角渗出的一层汗珠。我暗暗地撇撇嘴。在我眼里，象他这样卑琐窘迫的男生比那种夸夸其谈的男生更令人失望。我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开，怕再看下去连我也没有胃口了。

        后来关贻说：“博览中心有一个中外服装博览会，据说有许多好衣服，明天我们一起去看看，怎么样？”

        这时候刘群走过来，说：“你们想去博览会看看吗？我正好也想去一趟。”

        那天下午我向关贻和段海宁大发了一顿脾气。我说：“明天去博览会，你们可别再拉着我！我没兴趣陪着你们一起玩！”

        她们俩却不恼，好象早就料到我会这么说。关贻搂住我说：“好菲儿，你不去，那还有什么意思？再说谁都知道我们三个人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从来都是孟不离焦，焦不离孟，现在一说要带着肖晓峰一起去，你就躲了，这不分明是告诉肖晓峰你讨厌人家吗？”

        我哼了一声。段海宁说：“菲儿，你真觉得肖晓峰那么讨厌吗？我倒觉得他这人除了有点傻气，确实平庸之外，并不太让人讨厌。”

        关贻说：“就是嘛。再说你不愿意跟我们一起做这个实验，我们也没有逼你，你做个旁观者总行吧？”

        段海宁见我还是不吭声，就说：“如果你真那么讨厌肖晓峰，那我们也不玩了。他算个什么呢？要是因为他影响了我们的感情，那就太可笑了。”

        话说到这儿，我也不好再坚持下去，不然也许真就会因此破坏了我和两个好朋友的感情。我想，反正我已经声明了，这件事与我无关。

                                  四

        那天是服装博览会的最后一天，一般这一天会有一些参展的服装降价处理，所以人特别得多。

         我们三个女孩子在缤纷而拥挤的服装和人群中穿来钻去，兴奋得鼻尖直冒汗。其实当时只有关贻口袋里揣了些钱，真正想买件衣服。肖晓峰和刘群两个人跟在我们身后，一副焦头烂额的狼狈相。所不同的是，肖晓峰是被关贻和段海宁盛情邀请来受这份罪的，是迫不得已；而班长刘群却是主动申请要来的，属于自讨苦吃。那时候刘群经常有意识地找机会接近我们三个人，班上有传言说他是喜欢关贻，可从表面上却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的迹象，关贻也矢口否认有这么回事。但就是从那次去博览会开始，刘群跟我们的关系渐渐变得疏远了。

        走了几十个展位，看过的衣服不是关贻不喜欢的，就是关贻买不起的。后来在一个展位前，我们同时看中了一款长裙。那长裙的样式和价钱的确都很适合关贻。长裙有两种花色，一种是纯白的，另一种是白底带暗色条纹的。段海宁喜欢纯白色的，我喜欢带条纹的。我们俩各执己见，关贻把两条裙子在身上比来比去的，却始终拿不定主意。这时候，她突然想起了什么，就回头问肖晓峰：“唉，晓峰，你看我穿哪件更好？”

        肖晓峰吭吭哧哧地，好半天也不敢表态。后来被关贻问急了，就胡乱地用手指了指那件带条纹的，说：“这件挺好。”其实他的目光从一开始就躲躲闪闪地，根本就没有真正往关贻身上看。刘群白了他一眼，说：“你懂什么，我看还是那件纯白的更好一些。”关贻就像是没听见刘群的话，不加思索地买了那件带条纹的。刘群轻轻皱了皱眉，脸色有些难看。

        事实证明，选择那条带条纹的裙子是个不折不扣的错误。那些条纹在近处看时隐时现，若有若无，显得很浪漫很神秘很有情调很有品味。可是不知为什么，离开一段距离再看，那些条纹反而显得格外清楚，弄得那条裙子冷眼看上去就象是一件令人悔气的病号服。那条裙子关贻只穿了一次，就收起来了，再没见她穿过。不过，她和段海宁的那个实验却并没有就此收场。

                                  五

      从那以后，关贻和段海宁就经常主动地接近肖晓峰，一起吃午饭，一起参加活动，还曾经邀请他和我们一起出去玩过两三次。虽然一开始，我们对肖晓峰的态度曾经引起过一些议论，但后来也就再没有人说什么了。本来嘛，如果不揭开那个“实验”的谜底，我们与肖晓峰的关系从表面上看是再自然再正常不过的。就好象我们虽然对身边那些男生不屑一顾，但却并不妨碍我们与他们的正常交往。许多时候，人们总是比较在意你都做了些什么，而不是很在乎你心里在想些什么。

        在那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肖晓峰的确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他的性格开朗了许多，在许多场合已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表明自己的态度。在班级里，在男生和女生中间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形单影只，孤独寂寞。对一些事情也开始有了参与的热情和积极性。遗憾的是，好象并没有更多的人在意肖晓峰的变化。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很高兴。在那些高兴的时候，我常常也会淡忘了自己“旁观”的身份。而使我们高兴的真正原因其实也并不是肖晓峰的变化，而是因为肖晓峰的变化证实了我们自己。在关贻的实验中，肖晓峰只不过是一块试金石。

        毕业前夕，学校举办了一次服装设计比赛，肖晓峰参加了，并且得了个三等奖。其实像我们那样一所一年制的服装职业学校举办的设计比赛，就算拿了个第一名又能算得了什么呢？但就是那个三等奖对肖晓峰来说，也已经是非同凡响的了。肖晓峰的父母亲为了祝贺儿子得奖，甚至还特意在亲戚开的一家不大不小的饭店里为他摆了一回庆功宴。那天，肖晓峰把我们三个人都请去了。他的爸爸妈妈看见儿子请来的同学竟然是三个漂亮的女孩子，简直都有些不知所措了。看得出，他们在努力地想使自己表现得平静一些，但心中的窃喜就象是一股喷泉，无论如何也压制不住。大概肖晓峰跟他们有约在先，不然他们肯定会留下来。

        关贻举起杯，说：“晓峰，祝贺你得奖。今天虽然是你的庆功酒，但我们心里也特别高兴。”

        段海宁说：“就象我们自己也得了奖，而且得的还是二等奖一样高兴。”

        我和关贻当然听得懂这话，就一起笑起来。

        肖晓峰的脸红了，虽然有些莫名其妙，但还是连声说：“谢谢，谢谢。”他那副模样就惹得我们又是一阵忍俊不住的笑。

        那天晚上，肖晓峰又象那次在电影院一样，打了辆出租车，把我们三个人分别送回了家。不过这一次是我家离得最远，所以我是最后一个下车的。

        我刚一进门，关贻的电话就打过来了。她的声音显得很兴奋，好象还沉浸在刚才那些可笑的情节里。她说：“回想在职高这一年，这大概是最有意思的一件事了。”我很有同感。接着，我们又在电话里嘻嘻哈哈地把肖晓峰的爸爸妈妈拿来笑话了一通。

        那时候我怎么也想不到，仅仅过了不到两周时间，这件“最有意思的”事情就突然节外生枝，急转直下地演变成了一段令我直到今天想起来仍然满嘴苦涩的记忆。

                                  六

         毕业典礼结束后的第二天，肖晓峰突然打电话给我，说想找我出去玩。我正闲着没事，就说，那好吧，我们在哪见面？他说，我就在你们家附近的公用电话亭。我很意外，说，那我马上就给关贻和段海宁打电话。

        我下楼找到肖晓峰，对他说，我已经跟关贻她们约好了，在冬坪大厦那集合。肖晓峰却并不挪步，嗫嚅着说，其实，其实今天我只是想约你一个人出去。我心里一动。在某些事情上，我决不是那种很迟顿的女孩子。不过我很快又推翻了自己的猜想。那怎么可能呢？

        那天肖晓峰从始至终都显得心不在焉。临分手时，他忽然当着关贻和段海宁的面对我说：“李瑶，我有话要对你说。”

        我说：“你说吧。”

        他摇摇头，说：“我想单独跟你说。”

        关贻和段海宁迅速地交换了一个眼神，然后说：“那我们就先走一步，不妨碍你们了。”

        肖晓峰领我去了一家咖啡厅。看得出来，他是第一次到这种地方来。等我们面对面地坐下，他却又低下了头，仿佛刚才鼓起的那点勇气已经消耗贻尽了。这时候我已经完全猜到他要对我说的是什么了。我只所以答应跟他来，并不是想听他说，而是要把一些话当面对他说明白。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晓峰，我知道你想跟我说什么。你不必把它说出来，因为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大概是我又硬又冷的口气让他有些吃惊，他抬起头：“为什么？”

        我说：“不为什么，只是不可能。”

        回到家里，我躲到自己的屋子里，眼泪忽然就止不住地流下来。有男孩子表示喜欢你，怎么说这也算不得是什么坏事，实际上我以前已经有过两次类似的经历，但不知为什么这一次我只感到一种莫名的委屈，就好象刚刚蒙受了一场很大的羞辱。

        关贻打电话来：“你和肖晓峰，谈得还好吧？”她咭咭地笑着说：“到今天我才知道，原来创造了奇迹的是你呀！”

        我狠狠地把电话挂上了。想起关贻和段海宁两个人的那种眼神，想象着她们在背后怎样把我和肖晓峰放在一起编排，我心里忽然就对两个好朋友充满了怨恨之情。是她们要做什么无聊的实验，最后却要连累我，把我也变成了她们的笑柄。凭什么？！

        偏偏就在这时候，肖晓峰又打来电话。他竟然还在那间咖啡厅里。他说我走了以后，他一直在想：为什么不可能？可是他怎么也想不明白。我没好气地打断他，说：“你不明白？那很好呀！”我砰的一声挂上电话。

        可是过了几分钟，电话铃又响起来。“李瑶，请你把话说得清楚些，好吗？”肖晓峰的声音里透露出一种陌生的顽强劲儿。

        我说：“你真地很想知道，是吗？那我就告诉你！”

        当时我的情绪恶劣到了极点，心情糟透了。而更糟的是，我根本不想控制自己的情绪，只想把它一古脑地发泄出去。一个人如果不想或者不会控制情绪，而只会一味地发泄，那就太容易犯错误太容易碰壁。这是后来我踏入社会，从许多次错误和碰壁中总结出来的。但在当时我却不可能真正明白这些。人总是需要先付出代价，然后才能明白一些事。

        我痛快淋漓地说完了，放下电话，心里觉得舒畅了许多。我想，这下子肖晓峰再不会来烦我了。如释重负的同时，我心里甚至还有一丝得意：说不定这一回肖晓峰该打电话给关贻和段海宁了。凭什么你们看笑话！凭什么只让我一个人烦！

                                  七

        第二天早晨起来，我的头脑忽然变得冷静了。我有些后悔了。直到这时候我才想到，我这么做是不是有些太伤人了？对肖晓峰是不是有些太过分太残忍了？毕竟他也有血肉有感情有自尊。如果昨天晚上换了是我站在电话的那一头，我是否能承受得住这一切呢？而且凭心而论，他并没有做错什么，我之所以有那么强烈的反应，恐怕更多的是因为关贻和段海宁，而不是因为厌恶他。通过这段时间的交往和接触，我对他也多少有了一些了解，他是个很善良的男孩子。我努力回想昨天晚上在电话里我具体都是怎么说的，但想起来的总是些只言片语，就好象我说得那样尽情，翻来覆去却只有那几句要命的话。可有一点我记得很清楚，那就是在我大肆喧泄的时候，电话里的肖晓峰始终一言未发。

        中午，关贻和段海宁来了。关贻一个劲儿给我赔礼，说，我不过是跟你开个玩笑嘛，干嘛生那么大的气？谁会相信我们的菲儿小姐能跟那个肖晓峰有故事？从她们的样子看，肖晓峰并没有去烦她们，她们对昨天晚上的事还一无所知。不知为什么，这反倒使我的心悬得更高了。原来我以来自己可以把肖晓峰这样的男生看得很透，用四个字概括他们就是“无用无害”。但通过昨天的事情我忽然发觉，很可能是我一厢情愿，自作聪明地把人看得太简单了。除了软弱、自卑之外，在肖晓峰的身上好象还隐藏着一些倔强、强硬而又不可预知难以把握的东西。我忽然有些害怕了。

        那两天我一直惶恐不安地呆在家里，总觉得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但我又只能把恐惧压在心里，不敢对任何人说。一天，两天，什么事也没有。正当我刚刚想松口气的时候，第三天下午关贻突然打电话来，说：“肖晓峰出事了，现在正在医院里，你快来吧！”我只觉得自己的脑袋里嗡地一响，手里的话筒差点掉在地上。等我稍稍清醒了一点，想问个究竟的时候，关贻已经慌慌张张地把电话挂上了。

        我在家里坐了十分钟。十分钟后我决定到医院去。从我家到医院一共只坐四站车，走几百米远，但那却是我长到十九岁所走过的最漫长最刻骨铭心的一段路程。一路上我的脑子里无法自控地疯狂地设想着各种各样可怕的局面。我甚至想到了，如果肖晓峰真地自杀而死，那我就给他偿命。一瞬间，我似乎已经鼓足了面对一切的勇气。可是当我来到医院前，却无论如何也无法走进那扇泛着寒光的玻璃大门。一辆救护车从正门旁的专用车道尖叫着飞驰而过。我心里想，如果这辆车是去拉我的就好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终于看见关贻、段海宁和其他一些同学从大门里走了出来。他们看见我，表情都好象有些异样。

        我问关贻：“肖晓峰，他怎么样了？”

        “他早没事了。”关贻说：“你不进去看看他吗？”

        我摇摇头，说：“我不去了，我还有事。”

        我打了一辆出租车以最快的速度回到家。我拿出钥匙开门，可不知怎么弄的，钥匙在锁眼里就是无法转动。我猛地一用力，竟把半截钥匙断在了里面。我愣了一会儿，忽然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就站在走廊里放声大哭起来。

        我大病了一场。后来我才从关贻的嘴里了解了肖晓峰“溺水”的经过。那天职高的一些同学一起到海边去游泳（大家曾经叫过我，我没去）。肖晓峰明明知道自己水性很差，却冒冒失失地往深水里游。幸亏别人发现得早。据说当时肖晓峰在一瞬间就没入了水中，连呼救的机会都没有了。肖晓峰是没有机会呼救，还是根本就不想呼救，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

       大约一年多以前，李瑶曾经在一个公共场合意外地遇见过肖晓峰，但肖晓峰没有看见她，她也没有上前和肖晓峰打招呼。我问她那一次肖晓峰给她的印象怎么样。她想了想，说，好象没有什么特别的。

        李瑶现在是一家综合商厦的服装部经理。想象中她应该很忙，但我们坐在服装部狭小而精致的会客室里，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干扰。偶尔有人敲门进来，李瑶就说，我这儿有客人，有什么事回头再说。来人就会轻轻带上门退出去。

        听李瑶讲述了她的故事，在第一时间里，我便决定要把它写出来。李瑶的故事中原本有四个女孩子，为了使笔墨更加集中，我只写了三个。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其他值得一提的虚构情节。

       《长裙》这个题目是未动笔之前就有了的。李瑶的故事很生动，但我却很意外地记住了其中那条并不是很重要的带暗色条纹的长裙。事过境迁，当我们回首曾经的青春岁月，是否会觉得它有点像那条带暗色条纹的白色长裙？

《轰然作响的记忆》之沉默

一

        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几个同学在宿舍里谈论起中学时代的事情。一个同学说：“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不管是在初中还是高中，也不管你在哪所学校的哪个班级，身边总有那么几个招人讨厌的家伙。他们自己不见得有多么出色，甚至是缺斤短两、漏洞百出，却偏偏喜欢挖苦嘲笑别人，不是这个人肉太胖，就是那个人骨头太瘦，就好像天底下只有他才长着一副无可挑剔人见人爱的瘦肉胖骨头。对这种人你理他，跟他较真吧，很无聊；可要是不搭理他呢，他还以为抓到了你的痛脚，搔到了你的痒处，往往会得寸进尺，变本加厉，没完没了。”

        其他的几个同学都随声附和，说，的确，这种人就像老鼠和蟑螂，到处都有，而且分布还出奇得广泛和均匀。后来，当他们开始提到了一些具体的人和事的时候，我起身走了出去。我不想听。我知道，他们的这个话题绝对不是针对我的，他们和我来自不同的城市，对我的过去一无所知。而且他们绝对不可能把我同他们话题中的那种人联系在一起，在他们眼里，我的沉默寡言已经到了难以理解的程度。我曾经无意中听到过他们在背后对我的议论。“你说，林樨是怎么回事？一天到晚闷声不响，简直像块石头。”“他们那座城市里哪还找得到这么大块的石头？我倒觉得他更像是一块干透了的混凝土。”“那有什么区别？”“区别就在于混凝土的成分要比石头复杂得多。”

        我出了宿舍楼，信步走到了校园后边一座土丘上。我坐在一块石头上，目光漫无目的地在空中飘浮着。慢慢地，我的视线在一片耀眼的日光下变得斑驳而迷离，我仿佛又看到了红帆高中的那个林樨，甚至听得到他的高谈阔论、欢声笑语。那时的林樨像一只雨后的蛙，午后的蝉，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便是不停地聒噪。

                                 二

当年在红帆高中，不论是在学习上还是在其他各个方面，我在班级的男生中都不是最出色的，甚至连比较出色的都算不上，但是我的自我感觉一直都很良好。有人背地里说我的自我感觉之所以这么良好是因为我妈妈是红帆中学的老师。当时我对这种说法坚决否认，但现在回头再看，却不得不承认他们说的很有道理。

那时候，我生活得很快活，因为不论是在学校里，还是在学校外，总会有足够的人和事供我评头论足，说三道四，一逞口舌之快。在我的眼里，仿佛周围的一切都是供我嘲笑的对象，包括同学、老师、同学的家长、学校的员工、学校附近的小商小贩，甚至某一个一辈子只从我眼前走过一次的陌生人。我可以在一个最正常的人身上发现不正常的地方，在一件最平常的事情中发现不平常的成分。比如说，我曾经“独家”发现高一某个男生的上衣竟然与高二某女生的十分相似，于是便有“校园出现情侣装”的话题流行，直令一些男生女生在穿新衣服之前，先得做一番调查考证才敢上身；又比如，某女生因为我一再向别人暗示她的一头乌亮浓密的长发是假发而一怒之下剪了个男生一样的板寸头，结果被学校视为奇型怪发而惨遭处分。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我很为自己的这种“本领”而沾沾自喜，更为自己无往不利的联想力和所向无敌的口才而洋洋得意。每当有人身陷于我的伶牙利齿之间走投无路之时，我的心里都会有一种非常惬意的满足感。反之，如果哪一天我没能从什么人嘴里抢出些话来说，没有能令别人哑口无言，我就会觉得像是少了点什么似的，有一种很真实的失落感。

高一上半学期的一天，轮到我和宋长威做值日。大间操留在教室里清扫时，宋长威无意中碰了一下吕浩的书桌，从里面滑出了一封信。那封信是寄往晚报社的，尚未封口。信封里是一首在中学生中很流行的那种酸诗，并且还是最酸的那种——是写男女生之间那种所谓朦胧感情的，我们称之为“朦胧酸”。木讷寡言矮小瘦弱的吕浩竟然也会写这样的诗实在有些出乎我的意料。宋长威跃跃欲试，当时就要把这首诗抄到黑板上，被我拦住了。我说，你把它抄下来，留着。我曾经往黑板上抄过某个男生写给某个女生的属名情诗，再抄这种感情不“专一”的“博爱诗”难免会像某些电视剧的续集，给人一种越来越没劲的感觉。

后来我就把这件事扔到了脑后。一个月后的一天，我清理书桌的时候，从一堆乱七八糟的演算纸中发现了宋长威抄的那首诗。当时我正无事可做无话可说，看见这首诗，不禁两眼一亮。

当天晚上，我给吕浩家打电话。吕浩接电话的时候，我努力压低了嗓子。我很担心吕浩会听出我的声音——不管情愿不情愿，班里的同学太熟悉我的声音了，就像人们总是不得不被迫熟悉一些拙劣的电视广告一样。但我的担心显然是多余的，吕浩根本就想不到我会给他打冒名电话，当我报名说自己是晚报的编辑时，他愣了片刻，再开口便有些语无伦次，大概连自己说了些什么都弄不清楚了，哪还顾得上分辨我的声音？我一本正经地告诉他，他的诗将在明天的校园版上刊出，并且还煞有介事地鼓励了他几句，说他的诗写得很不错，应该继续写下去。

第二天，除了我之外，没有人发现吕浩正在被一种巨大的窃喜折磨着。看着他，我就像是在欣赏一出由我自编自导自享的独角戏。

下午第三节是活动课，吕浩显得有些心神不定，因为我们班级定的晚报一般都是在下午三点到四点之间送到学校来。我故意拉着吕浩和另外几个男生一起打篮球，让他无法脱身。快下课的时候，宋长威兴冲冲地跑过来说：“嘿，新闻，新闻啊，刚才我看见晚报上有咱班同学写的一首诗。”几个人一下子都来了兴趣，而吕浩的脸一下子就涨红起来。“谁？谁呀？”宋长威把手在空中夸张地划了一圈，然后指着吕浩说：“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大家都很意外。我说：“算了吧，宋长威，你别拿吕浩穷开心了。吕浩要是能发表诗，我就能得诺贝尔文学奖了。”宋长威有些不满，“这是什么话？不信你问问吕浩。”吕浩梗着脖子说：“是真的。”我一甩头，断然道：“不可能！”其他几个男生有些愤愤不平，说：“吕浩自己都说是了，你凭什么说不可能？”“报纸呢？”我冲着宋长威伸出手。宋长威说：“报纸在教室呢。”

我们几个人往教室走。走到半路上，宋长威又对我说：“林樨，你敢跟我打赌吗？”我皱了皱眉，“我跟你打赌算怎么回事？”我转回头，瞟了吕浩一眼。吕浩被我的轻蔑激起了一股豪气：“我跟你赌。”我说：“赌什么？”宋长威说：“这样吧，你们俩谁输了，谁就做一个月的‘诗人’，在别人叫你‘诗人’的时候，必须答应，怎么样？”我笑了，说：“看来咱们班这下子注定要诞生一位‘诗人’了，但那肯定不是我，我对当诗人没有兴趣。”

回到教室，拿起报纸，却找不到了校园版那张。我看了宋长威一眼，这场戏可是他替自己加的，并不是我安排的。他得意地冲我眨了一下眼，故意大声问：“唉，谁拿报纸了？就是校园版的那张。”教室里的人都摇头。宋长威说：“是不是被别的班拿去了？咱们去问问？”我说：“你们去找吧，我可得喝口水歇一会儿了。”看着他们出了教室，我不紧不慢地说：“看见了吗？宋长威分明就是一个人贩子，吕浩明摆着是被贩卖了，还傻乎乎地帮着人家挨个教室去叫卖呢。”有人立刻就听明白了这话，不禁嘻嘻哈哈地笑起来。

    直到第四节自习课第二遍铃声也响过了，宋长威和吕浩才回来。我故意大声地说：“诗人回来了？”吕浩低着头，一副无地自容的窘态。我明知故问： “报纸没找到？”宋长威说：“报纸找到了，诗，诗没找到。”我转脸对着吕浩，说：“这我早就知道了，所以我才说诗人回来了。是不是，诗人？”一片哄笑声。我站起来，说：“其实作为诗人，吕浩也并不是彻底的徒有虚名。我这里就有一首吕诗人的作品，大家有没有兴趣一同欣赏一下？”教室里登时热闹起来。我煞有介事地把那首诗拿出来，站起身，清了清嗓子，然后又突然停下来，把手里的纸递给吕浩，说：“还是请诗人自己来为大家朗读吧，诗人一般对自己的作品理解得都比别人更深刻。”吕浩抖着手接过去看了一眼，大叫一声，冲出了教室。

我没有把吕浩的那首诗公开，并不是突然发现自己的所作所为有些过分了，而是因为在我看来，就算我当时帮助他“发表”出来，也不会有什么轰动效应。水平低不怕，关键是他那首诗低得连一点趣味也没有，与其那样没滋没味地收尾，莫不如在高潮处戛然而止，留一点悬念，留一点想头儿。果然，事后有几个好事的人追着我问吕浩的那首诗究竟写了些什么。我就故意问吕浩，说：“诗人，我可以告诉他们吗？这事必须征得你的同意，我可不想侵犯你的著作权。”吕浩把脸转向一边。我看不清吕浩脸上的表情，也没有兴趣去看清楚。我知道，他不会把我如何也不会把他自己如何。那天大叫一声跑出教室在他已经是一种最高形式的暴发了，而第二天他还得一如既往地走进这间教室，听我像叫“傻瓜”一样的叫他“诗人”。也许“诗人”曾经是他梦中一只最美的花冠，而现在却被我变成了缠绕在他脖子上的一条冰冷而恐怖的蛇。

不久前，我曾经遇到过吕浩。他一个人走在街上，神情漠然。我不知道他现在过得如何，但那种表情，说明他已经像所有真正开始生活的人一样，心里不再有任何梦想了。也许他这一辈子只在上高中时有过一个当诗人的梦想，但却被我像踩烟头一样踩灭了。我没有上前跟他打招呼，因为我知道他肯定不想看见我。

                                三

     高一下半学期，学校新来了一位团委老师，叫蔡永强。蔡老师很年轻，也很活跃，但也许是因为太活跃了，在我们许多人的眼里，他根本就不像是一个老师，更像是我们当中的一个。

    一天中午，我在办公室和妈妈一起吃午饭的时候，图书室的张老师推门进来，一边随手带上了门，一边神秘兮兮地说，看出来没有，小蔡正在追小夏呢。她正想细说下去，突然看见我，就急忙停下来，说：小伙子，吃完没有？吃完了就出去玩去，大人在这儿有话说。

    想弄明白“小蔡”、“小夏”所指，在我并不是什么难事。弄明白之后，我不禁满心兴奋。小蔡就是团委的蔡老师，而小夏则是英语组的夏老师。夏老师那时是许多男生，可能也是不少男老师的梦中情人。她长得很美，脸上总挂着一抹似有似无的微笑，从来不曾对任何人发过火。通过我的观察，蔡老师确实是爱上了夏老师，而他追求夏老师的手法也不过就是有事没事地跑到英语教研组去和夏老师聊聊天，下班约她一起去看场电影什么的，太落俗套，俗到令我都有些失望了，因为我怀揣着这么一条绝对具有轰动效应可供大肆评点的新闻，却竟然一时之间无话可说。

一天中午，我和宋长威被总务主任黄老师抓差，给后楼的几位老师送学校分的鸡蛋。所谓后楼就是那幢旧的教学楼，现在只有美术、音乐、劳纪等几门副科的老师在这儿办公。团委办公室也在这儿。所有的班级都在前面的新教学楼上课，几位副科老师平时也大都泡在前楼，这里大部分时间都显得非常安静甚至有些冷清。我和宋长威每人拎着二十斤鸡蛋，刚走到后楼楼下，忽然听到从二楼的团委办公室里传出来两个人的对话声，听声音正是蔡老师和夏老师。他们俩大概认为这里这会儿很安静，不会被打扰，却没有想到，他们正是被安静出卖了——这里的确是太静了，静到我和宋长威站在楼下竖起耳朵就可以把他们谈话的内容听得一清二楚。只听蔡老师问：“你最喜欢听谁的歌？”夏老师说：“我最喜欢张宇的歌。”蔡老师说：“是嘛，我也是。我最喜欢他那首《用心良苦》。”为了证明他的话不假，蔡老师还哼唱了几句，果然是正版的“用心良苦”。接着他又问：“你最喜欢看谁演的电影？”夏老师说：“我最喜欢朱迪·福斯特的电影。”“真的吗？我也喜欢她，尤其是她演的那部《沉默的羔羊》，太棒了。”我以为他还能再表演一段精彩对白，不料接下来他却一下子就跑了题：“那，你最喜欢吃什么东西？”可能是怕夏老师不好说或者“吃”错了，又赶紧把正确答案献上，说：“我最喜欢麦当劳的炸鸡腿和苹果派。”“哎呀，真是太巧了，我也是。”楼上两个人说的一本正经一板一眼，一点都不觉得这样抄袭别人的台词有什么可笑的。下边我和宋长威却几乎要笑瘫了，手里的鸡蛋差点都要拎不住了。

第二天上英语课的时候，最后还剩一点时间，夏老师便叫大家做英语提问练习。我立刻举手，小夏老师有些奇怪，因为谁都知道课上课下数我的话最多，但即使是在课堂上，我的话也大都与提问无关。我站起身，开始提问。

“你最喜欢的歌手是谁？”

“宋祖英。”

“真的是宋祖英？不是张宇吗？”教室里顿时就骚动起来，有些人马上就听懂了我那拙劣的英语，因为昨天下午的自习课上我和宋长威曾经像演相声似的把中午在后楼听来的对白又表演了一遍。

夏老师对我的反问和下面的反应有些莫名其妙。但当我接着提问“你最喜欢的好莱坞明星是谁？”的时候，她微微愣了一下，那一瞬间我敢保证她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但是接下来她却若无其事地一边回答我的问题，一边纠正我的发音，甚至还在最后反问我：“还有别的问题？”她的镇定自若让我佩服更让我扫兴。

一下课，就有人说我和宋长威那段《希茜公主》式的对白纯粹是瞎编，根本就没有“生活依据”，不然夏老师怎么会一点反应都没有？宋长威一听就急了，发誓许愿地跟人家表白。我打断他，然后长叹一口气，说：“可怜，这回蔡老师是‘死定了’。”大家的好奇心一下子被我调动起来了，“此话怎讲？”我故意卖了个关子，问：“你们说，蔡老师敢追夏老师，凭的是什么？”几个人面面相觑。我说：“什么都不凭，就凭小伙胆子大！”大家都笑起来。我说：“事情明摆着，不论是造型款式，还是技术含量，蔡老师都比不上夏老师。他又没有什么家财可以做附加值，也没有什么权利做无形资产，凭什么获得夏老师的芳心？难道真凭着一颗傻大胆？”这时候有女生撇嘴，说：“爱情是什么？难道就是相貌或者金钱？夏老师才不是你说的那种人，俗！”我白了她一眼：“我知道你超然脱俗，不食人间烟火。但请你先把我的‘俗话’听完！”我深恨抢我话说的人。那女生被我抢白得满脸通红，小声嘟哝了一句“讨厌！”却并没有马上走开。我说：“正因为用世俗的眼光看，蔡老师形势严峻，所以我们才寄希望于夏老师是个感情至上者，是那种感情丰富而脆弱，心灵柔软而坚贞的女生，只有这样，蔡老师才有成功的希望。可是从刚才的表现来看，夏老师却很像那种深藏不露铁石心肠的人。”又有人表示反对，“夏老师不像是那种人。”我冷笑了一下：“为什么不是呢？举个例子说，她脸上的那种笑容你可以理解成一种亲切温柔，但那也可能就代表着一种拒人千里的矜持冷漠。”一番话说的大家都不言语了，我暗暗地有些得意。其实，无论是蔡老师还是夏老师，我对他（她）们的了解一点也不比坐在这间教室里的任何人多。我敢说这些话，不过是因为我从来没想过要为自己的任何一句话承担责任。

几天之后，学校包场看电影。从学校到电影院有一段说远不远，说近不近的路。队伍走到半路上，我突然发现蔡老师和夏老师正并肩走在前面。于是我说：“从这样的角度用超现实的眼光看，小蔡同志和小夏同志还是比较班配的。”大家笑起来。蔡老师和夏老师听见笑声回过头来，蔡老师问：“你们笑什么呢？”我说：“我们正在说一些有关理想和现实的问题。”又是一阵笑声。夏老师依然若无其事地微笑着，而蔡老师却有些绷不住了：“不准瞎说！”我急忙对大家说：“既然蔡老师这么说了，我收回刚才的话。人嘛，还是现实一点比较好。”又是一阵笑声。

那天看的电影名字我已经记不住了，其中有一个场景，女主人公对男主人公说，阿涛，别害怕，我们离开这个鬼地方，我打工养活你！之后，有一段背景音乐响起来。这时候我灵感突现，就大声说：小蔡，别害怕，我们离开这个穷学校，我改行当翻译养活你！黑暗中顿时响起一片哄笑声。马上有人接话，怪腔怪调地捏细了嗓子说：小夏，我全靠你了！笑闹声更掀高潮，有人还打起了口哨。几位老师站起身，大声呵斥：安静！安静！

那天电影散场的时候，我只看见了夏老师一个人，却没有看见蔡老师。

经过影院里的一场哄闹，蔡老师和夏老师的关系也变成了一段公开的剧情，只能任由人观看评说。夏老师每天仍然面带微笑给我们上课，而蔡老师却变了，一副心事重重又心不在焉的样子，站在我们中间一眼就可以看出他是老师来了。我不知道后来他们怎么样了，因为高二一开学我就转学了。但在我离开红帆高中之前，再没有看到他们在一起“对台词”，看电影。

                                    三

高一那年的暑假，天气闷热得令人窒息。每天我不是跑到装了空调的宋长威家里打电游，就是和宋长威一起去游泳。从上初中开始，宋长威就是我的死党，是我最坚定的追随者。在他的眼里，我很了不起，跟我在一起他觉得很快乐。他曾经对我说过，我们就像是一对相声演员，我是逗哏的，他就是替我捧哏的。虽然在心里我有些瞧不起他，但我从来没有像对别人那样信口开河的挖苦过他。

８月１６日，这一天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天早晨起来，我打电话约宋长威去电子学校游泳。电子学校建在海边，有一个５０米的露天海水游泳池。暑假的时候对外开放，我和宋长威曾经去过几次。

那天去游泳的人不多，游泳池里一共只有十几个人在扑腾。游泳池东面是浅水区，水深１．７米，西面是深水区，水深３米。那天的池水很浑，一池墨绿，使人不由地想起电影《菊豆》中那个疯狂的染池。伸手掬一捧水，可以看见水里面有细小的海藻。我对看池子的老头说：“唉，老爷子，这池子多少天没换水了？你不是想留着做海菜汤吧？”老头不吭声。旁边几个女孩子听了，吃吃地笑，这下子宋长威也来了劲头，说：“那你可就发了财了，这一池子海菜，喝不了还能晒成干菜卖。”老头耷拉下眼皮，干脆不理人了。我说：“别呀，您还是睁开眼吧，这有多棒的风景啊。您儿子是这学校的校长吧？给您谋了份多么好的差事，又挣门票钱，又挣海菜汤钱，还免费看泳装表演。我叫您把池水换换，也是为您着想，那样女孩们在水里您也能看得清了。不然您多挣了点海菜钱，可少了不少眼福呢。”老头不搭腔，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式。不然他又能怎么样？跳起来打我？跟我斗嘴？很显然，他哪一项也不是对手。先把老头说的哑口无言了，我和宋长威这才心满意足地下水。几乎每次来，我们都要先拿老头开开心，就好像那是下水前必做的热身活动。我们正想下水呢，老头突然把眼睛睁开了，说：“把泳帽戴上！”一个外地口音的女孩子嘟嘟哝哝地说：“干吗非要戴泳帽？怪难看的。”老头和颜悦色地对女孩子说：“戴泳帽是为了防止头发掉到池子里，那样会把过滤器堵死。”女孩子恍然大悟，“原来是这么回事。”我说：“你听他唬人，就这池子的过滤器还轮得到头发来堵？早让他养的海菜堵死了。”女孩子就咯咯地笑，说：“这池子里的海水真能晾出海菜干吗？”

女孩子说，她在家乡时是在大河里游，却从来没在海水里游过。所以她不敢一下子到大海里游，就先到海水游泳池里来试一下。试了一下之后，她说，原来海水比河水好游多了。我说，那当然，因为海水的比重比淡水大，浮力也大，游起来当然要省力得多了。女孩子说：“咱们比比怎么样？”我说：“河里的小鱼也想跟海里的大鱼叫板？”没想到，那个女孩子的泳技竟然相当出色，只几下就把我的大话甩在了身后。我抖擞起精神追上去，两个人你追我赶，游得很开心。

偶然间我突然发现宋长威不见了。我往池边上看了看，也不见他的影子。上岸四外找了一下，还是没有。我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我问那女孩子，“你看见我的同伴了吗？”女孩子说：“没注意呀。”再问其他的人，也没有人注意，只有一个人说，好像看见他进了深水区，可转眼就不见了。我慌忙去找老头，老头嫌池边上晒，正躲在一间小屋子的凉椅上。我说：“大爷，我的同学可能掉进深水区里了。”老头吓了一跳，一下子从椅子上直起身子，可看清了是我之后，又重新躺下了，不紧不慢地问：“谁说的？你说的？”我说：“是真的！”老头白了我一眼：“你亲眼看见了？还有谁看见了？”我急了，伸手去拉他，他把我的手打掉，这才站起身，来到池边看了看，又看了看我，问：“你没到处找找？这地方可以藏人的地方多着呢，也许他藏在哪了。”我一时没醒过味来，说：“他藏起来干什么？”老头反问我：“干什么？那还得问问你呀，他不是跟你一块来的吗？”我这才明白，老头是以为我和宋长威合谋在戏耍他，捉弄他。我说：“大爷，我不是跟你开玩笑！”老头瞟了我一眼，说：“我也不跟你开玩笑！”说完了，一甩手又回到小屋里去了。我站在泳池边，一时竟然不知该如何是好了。女孩子说：“要不，你再去找找，也许他去更衣室拿什么东西去了？”无奈之下，我又把泳池边上所有能找的地方都找了一遍，根本就没有宋长威的影子。我第二次去找老头，老头依然是一副“不上当”的样子。后来还是女孩子帮我腔，那老头才第二次来到池边看了看。这时候池子里已经有人到深水区中找了一下，但池水实在太浑了，什么也看不见。老头回去找来一根长杆子，伸进水里探了一阵子，什么也没有找到。老头把杆子收起来，说：“底下没有人。”我说：“他肯定是沉下去了！”老头眯起眼睛斜了我一眼：“你想怎么办？”我说：“赶紧放水！”老头笑起来，把杆子丢到地上，说：“想得倒美！”后来在事件的处理过程中，老头承认，直到宋长威从水池底下露出来之前的一分钟，他还认定我是在捉弄他，目的就是想骗他把池水放干。

为了说服老头放池水，女孩子和另外几个人也帮我说情。最后老头总算松了口，但却又是跟我要学生证，又让我写保证书，保证如果水池底下没有人，这次放水的所有费用都由我的家长负责，然后才勉强答应放水。

从发现宋长威不见了，到说服老头放掉池水找人，整整用了二十多分钟。那二十多分钟里我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无奈和无助，最后我几乎要哭出来。可是尽管我费尽了口舌，却就是无法让老头相信我。而除了一句“是真的，我没骗你！”之外，我真地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我的伶牙利齿从来都是用来围剿别人的难堪和弱点的，我只知道如何让人怕我恨我烦我，却不知该如何让人相信我。

随着池水一点点下降，我的心也一点点提到了嗓子眼。那一刻，我真地希望躺在池底的只是宋长威跟我开的一个玩笑。围在池边的人都紧紧地盯着那耀眼的水面，没有一个人说话，也没有一个人发出任何一点声响，那种死寂令人窒息，仿佛能够把灿烂的阳光变得像黑夜一般恐怖。后来每当电视里出现挖坟掘墓之类的镜头时，我总是闭掉电视。因为那会令我不由地回想起当年泳池边的那一幕。

当深水区里的海水只剩下半米多深的时候，身上已经被海藻染成了浅绿色的宋长威露了出来。那一瞬间，我的浑身抖成了一团，几乎无法挪动脚步。在老头带人下去把宋长威弄到岸上进行急救的时候，外面响起了救护车的声音。在老头终于答应放水之后，我抽空去给急救中心打了个电话。那是我在这漫长的半个小时里所做的唯一一件有实效的事情。但是迅速赶到的救护车最终也没有能够弥补被耽误的时间，追回宋长威生命走失的脚步。大夫很遗憾，也很迷惑：“怎么会耽误这么久？如果来得及时一些，完全有可能救活的！”

后事的处理很顺利。游泳池的过失责任很明显，第一，没有按规定的周期换水；第二，工作人员没有履行职责守在池边。第三，出事之后没有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没有人在意那老头苍白无力的辩白。那老头说：如果换了一个人跟我说，也许我早就把水放了。电子学校提出赔给宋家五万块钱，而宋家也没有表示异议或者提出进一步的要求。宋家并不缺钱，但宋家只有宋长威这么一个儿子。失去了宋长威，五万还是五十万对宋家来说已经没有任何区别，没有任何意义了。

开学的时候，我转到了三十五中学。我逼迫着同在教育界的父母不惜代价动用他们的关系，在最短的时间内办好了我的转学手续。一开始，当我提出转学时，他们并没有太在意，只是指责我的要求是无理取闹。我没有伸诉，也没有像以往那样软磨硬泡以达到目的。我的异乎寻常的沉默反而很快引起了他们的重视。他们小心翼翼地观察着我的一举一动。我听见妈妈在背后跟爸爸说：“这孩子是不是吓病了？”其实我并没有病，我只是死了。在医生宣布宋长威的生命已经无可挽回的同时，也就宣判了那个林樨的死亡。其实我的那位大学同学的话并不准确，我的沉默的确更像是混凝土而不是石头，但两者的不同不仅仅在于谁比谁更复杂，而在于石头是天生的，而混凝土却是后天浇铸而成的。

两年之后，当红帆高中的同学知道我考上了一所全国招生的重点大学之后，都觉得不可思议。他们当然不可能知道那两年我是怎么过的。那两年中我所说的所有的话加在一起，恐怕也不及我在红帆高中时一个星期说的多。我无可自制地沉默着，因为这一次是沉默选择了我，而不是我选择了沉默。每当我被沉默的时候，就可以更清晰地听见那个老头在我耳边说：如果换了一个人跟我说，也许我早就把水放了。

    这篇《沉默》的素材是早就获得了的。林樨是在无意中看到了《轰然作响的记忆》系列采访小说的前几篇之后，主动找到我的。即使是在事隔几年之后，坐在图书馆阳光明媚的会议室里，我依然可以很真切地感受到当年宋长威的惨死对他的震动和打击，依然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那池深绿色的海水在他的记忆中起伏翻涌。于是，我也理解了，主动接受采访的他，为什么却在整个采访过程中始终无法轻松而流畅地把自己的那段记忆讲述出来。有时候，人的某些经历就像是一条荆棘常生的路，即使只是用记忆的双脚重新走一遍，也会留下一路血印。

我不知道像林樨这样的蛙或蝉在中学生中究竟占有多大的比例，是否真的像林樨的大学同学所说的那样无处不在。但在创作这篇小说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始终缠绕在我的心头：如果说是宋长威的惨死使林樨在一夜之间从蛙或蝉变成了石头或者混凝土，那么在此之前，他又是如何从林樨变成蛙或者蝉的呢？很显然，这并不是我这篇小说所要讲述的内容，可是不知为什么，直到完成了这篇《沉默》的最后修改，我仍然无法彻底摆脱这个问题。

除了所涉及的人物名字全部采用化名之外，这篇小说里几乎没有任何虚构的成分。甚至连蔡老师和夏老师的未了故事我也没有刻意地去使它完整起来。在我看来，林樨的这个故事就像是一棵枝叶稀疏却形状独特的树，深入到土层下面细细地去触摸它的根须，远比为它的枝头挂上些绿叶更有意味。不过有一点我想说明一下，把林樨们比喻成蛙或者蝉显然并不准确，因为蛙鸣蝉叫虽然有时候听起来并不怎么美妙，但却不会使别人受到伤害，更不会伤到自己，从这一点上说，蛙和蝉们其实很无辜。

《轰然作响的记忆》之房子

一

我十七岁那年的夏天，奶奶去世了。奶奶的死使我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了失去至亲的那种揪心彻骨的痛。那几天里，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想起奶奶对我的种种疼爱和呵护，我就无法入睡，就不由自主地泪流满面。可是，白天当着别人的面，我却一滴眼泪也没有流过，甚至在殡仪馆最后跟奶奶告别的时候也没有流过。我不是在刻意地掩饰或者忍耐，我也说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但我很真切地知道，在不流泪的时候，我的心其实更疼。后来我想，也许是因为白天的阳光和别人的目光让我变得坚强了，坚强到可以承受住那种无泪的痛楚。

另一个自始自终不曾当着大家流泪的人是爷爷。作为最受奶奶疼爱的长孙，我没有哭只是让大人们有些疑惑，或者有些失望不满。而爷爷的默然无泪则让所有的家人都很紧张，甚至有些提心吊胆。大家都很担心爷爷这样会憋出病来。因为谁都知道，悲痛是一颗种子，只有让它尽快的发芽、开花、结果，才能让它尽快地凋谢、枯萎。把它埋的太深太久，它就会变成一块石头，长在心里，永远无法消融。可是当姑姑和婶婶们小心翼翼地劝爷爷哭出来的时候，爷爷却只是默默地摇头。我没有去劝爷爷，因为我猜想爷爷可能跟我一样，已经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一个人哭过了。

办理完奶奶的后事，爸爸突然对我说："小凯，我想让你搬过去和爷爷一起住。"

我一愣："为什么？"

爸爸说："奶奶去世了，爷爷一个人很孤单，而且他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也需要有个人在身边照顾他。爷爷奶奶最疼你，你又是我们家的长孙，由你来照顾爷爷是最合适的。"

"可是……我还要上学呀。"

"这不会影响你的学习的。爷爷的心脏不好，但是日常生活完全可以自理。说是让你去照顾爷爷，其实只是想让爷爷有个伴有个照应，有什么事情能及时通知我们，这样我和叔叔、姑姑们才比较放心。而且，爷爷家离你们学校也近，你还可以把路上节省出来的时间用来学习。"

"那，爷爷同意了吗？"

"我会跟爷爷说的。"爸爸的语气忽然变得很坚决："你把你的东西收拾一下，过两天就搬过去。"

                          二

    一周之后，我搬到了爷爷家。当时的我绝想不到，从搬进爷爷家的那一天起，我就开始置身于一场家庭矛盾和冲突的中心。

在我搬进爷爷家不久之后的一天晚上，二叔突然来了。他没有理我，径直去了爷爷屋里。我心里有些不是滋味，平时二叔对我就不是很亲热，我隐隐地有种感觉，二叔和爸爸兄弟俩不是很和睦，但那是大人之间的事情，他们一般在我们小辈面前很少表露，也从来不把这种情绪波及到我们孩子身上。我坐在客厅里，听见二叔在爷爷屋里高一声低一声地说着什么，情绪似乎很激动，我只偶尔能听清几个词，什么"房子"、"司马昭之心"，中间好像还提到了我的名字。我有些意外，看来这次二叔的不满不但是对着爸爸的，似乎还是冲着我来的。可是，我做了什么呢？

在二叔的吵嚷声中，很少能听到爷爷的声音。我虽然看不见，但能想象得出爷爷靠在他那张宽大的木床上，一脸无奈或者淡然的样子。我曾经听爸爸在背后跟妈妈嘀咕过，爷爷对他们兄弟姐妹之间的事情总是一副听之任之的态度。爸爸对爷爷的这种态度很不满，因为他觉得正是因为爷爷这种没有态度的态度才使得本来应该说说清楚也能说清楚的一些事情和是非变得说不太清楚了。很显然，不只是爸爸，二叔对爷爷的这种态度也很不满，这从他走出爷爷房间时那副气哼哼的样子就可以看出来。

二叔走后，我走进爷爷的房间。每天晚上我都要帮爷爷把他的假牙清洗好，放在盛满清水的碗里面，这可以说是我搬过来“照顾”爷爷唯一的具体内容。就这点事情也还是我费了点劲儿才从爷爷那里争取来的。在水龙头下面清洗爷爷的假牙时，我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就好像在抚摸着爷爷柔软的牙床。爷爷跟我说过，他太老了，连指甲和眼睛里都长了皱纹，浑身上下只有这副假牙看上去还比较年轻。

我走进房间的时候，爷爷靠在床头，表情很平静，看不出来什么异样。我小心翼翼地问他：“爷爷，你和二叔吵架啦？”爷爷看了看我，说：“没什么，你二叔虽然已经是大人了，不过有时候也会在我跟前耍点小孩子脾气。没办法呀，谁让我是他老子呢？”

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中午，二叔突然到学校去找我，把我领到学校附近的一家饭店里。印象当中，这是我第一次单独跟二叔在一起吃饭。我知道，二叔来找我绝不是领我吃一顿饭那么简单。

果然，吃饭的时候，二叔突然问我：“你知道你爸为什么要让你住到爷爷家吗？"

我说："为了让我照顾爷爷。"

二叔笑了笑，说："这话你相信吗？"

我讨厌他那种不阴不阳的笑，就说："为什么不相信？"

二叔倒没介意我有些顶撞的语气："其实你爸爸让你住到爷爷家，是为了爷爷的房子。爷爷的身体不好，也许活不了多久了，所以你爸爸才肯下这么大的本钱，把上高二的你放到爷爷身边。"

我很不高兴："这不可能。"

二叔看着我说："如果你不相信，可以回家问问你爸爸。如果他能亲口对你说，不是这么回事，那就算我瞎说。"

那天下午的课我几乎一点也没有听进去。我不愿意相信二叔的话，可不知为什么，一想起二叔说那些话时的表情，我的心里就有些发慌有些发虚。

上晚自习之前，我下定了决心。我给爷爷打了电话，告诉他我今天晚上要回爸爸家拿点东西，不回他那儿啦。

上晚完自习，我径直回到了爸爸妈妈家。看到我，他们很意外。妈妈赶紧张罗着给我热饭吃，而爸爸却看着我，问我："小凯，有什么事吗？"我点点头，说："爸，我有话想跟你说。"

我把中午二叔去找我的事情说了。他听完了，并没有一点意外的神情。他问我："你今天回来，就是想问问我，让你住到爷爷家，到底是不是为了爷爷的房子？"

我点点头。

他看了看我："这很重要吗？"

我说："我想知道。"

他想了想，说："说实话，我是想要你爷爷的房子。"

我像是被什么东西灼了一下，"可是……"

他摆摆手："小凯，你等我把话说完。我让你住到爷爷家，是为了让你照顾爷爷。当然，我也很想在你爷爷百年之后，能够得到那所房子。"说到这，他略微停顿了一下，"咱们家的情况你也知道，你妈妈单位效益不好，每月只能开点生活费。我在单位虽然当着个小官，可是每个月也只有那么几个死钱，而且再过两年会怎么样，谁也说不准，说不定到时候单位一黄摊，我也就下岗了。这些年混过来，我的专业早丢了，年龄也大了，除了上支下派，什么也不会，想白手起家，从零开始，谈何容易。我和你妈妈倒不怕，干什么都可以挣口饭吃。可是你怎么办？你还要上大学，那可需要一大笔费用。以你现在的成绩，并没有把握一定能考得上。如果到时候再需要读自费，那费用就更大了。所以我想，如果有爷爷的那套房子，不管是租出去还是卖出去，都可以帮助你解决大问题。"

我有些失望："所以你就让我住到爷爷家去，等着爷爷死了，好要他的房子？！"

他皱了皱眉："我说了，让你去是为了让你照顾爷爷的。如果爷爷能够健康长寿，我宁可不要那套房子。而你，还有你二叔都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就算我想要爷爷的房子，那也只是我的想法，我敢肯定有想法的远不止我一个人。可毕竟房子是爷爷的，想要留给谁，只有他才说了算，并不是说，我让你住到爷爷家，爷爷百年之后那房子就一定是咱们家的了。所以说，让你去照顾爷爷是一回事，而想要你爷爷的房子是另一回事，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和必然的联系。你听明白了？"

我低着头，没有作声。爸爸站起身，说："好了，不管你听没听明白，吃完饭，你都得回到爷爷家去。爷爷心脏不好，晚上身边不能没有人。"

妈妈热好了饭端过来："都这么晚了，就让孩子在家里住一晚上吧。"

爸爸说："让他回去吧，反正爷爷家离学校也近，住在家里明天还得起大早。"

回到爷爷家，已经十点多钟了。爷爷每天晚上九点准时上床睡觉，早晨五点钟准时起床，作息时间非常有规律。可是我进家门的时候，爷爷却坐在客厅里心不在焉地看电视。我很意外："你还没睡着呀，爷爷。"爷爷说："我估摸你爸会让你回来，我怕你第一次用新钥匙开不开门。咱家的锁有点毛病。"我"噢"了一声。那一刻，我忽然有种感觉：对许多人许多事，爷爷其实心里很清楚，只不过因为某种原因他不愿意说出来而已。

                                三

后来二叔又去学校找过我，我就把爸爸的回答转述给他。他还想说什么的时候，我就抢先说："二叔，你还有什么话就直接跟我爸说吧，我只是个孩子，在长辈之间传话有时候传不清楚，容易造成误会。"二叔被我堵了口，怏怏不快地走了。那时候我已经很明白他找我的用意了，他是想从我这里打开突破口，让我去跟爸爸说要搬出爷爷家。

从那以后，我跟二叔的关系就闹僵了，后来他见到我，就冷着脸不再理睬我。我知道，在他眼里，我已经是爸爸谋算爷爷房产的一个同谋了。其实只有我自己心里最清楚，我留在爷爷家里的真正理由既不是为了爷爷的房子，也不是为了爸爸的"想法"，而只是为了爷爷。虽然我住在爷爷家里，除了每天晚上帮他洗洗假牙，偶尔替他跑跑腿之外，更多时候反要爷爷来照顾我，但我知道爷爷真的需要我。那次，我陪着爷爷去浴池洗澡的时候，爷爷对我说，他每天早晨起来给我热牛奶，每天晚上热好饭等着我回家的时候，觉得自己活着还不至于太无聊太没意思。我当时就说："爷爷，您不至于吧？要是我不搬过来，您就活得没意思了？"爷爷笑笑，没再说什么，我也就把话题转开了。不过我知道，爷爷说的是真心话。也正因为如此，后来当爷爷犯了心脏病，小姑指着我的鼻子说："是你把爷爷累犯病了"的时候，我也不曾退缩。我知道，虽然我无法化解岁月和奶奶沉积在爷爷心底里的一切，但至少爷爷还愿意让我帮他守着他的孤独、寂寞和那些绵长不尽的回忆。

虽然我在二叔眼里已经有点像"眼中钉"了，但他还是时常到爷爷家来看看爷爷。小姑和小叔每隔一段时间也来看爷爷。爷爷奶奶一共有五个子女，爸爸是老大，下面还有二叔、大姑、小姑和小叔。在爸爸的这些兄弟姐妹中，本来我跟小姑和小叔感情最好，我小的时候，他们都还没结婚，经常领着我出去玩，也没少为我花钱，可是现在他们对我的态度也都不冷不热的。我猜想他们可能是听了二叔的什么话，和二叔一样认定我是来抢占爷爷的房产的。小叔作为儿子，和二叔一样，也很想继承爷爷的房子；而小姑虽然对房子没有太多的想法，但却对身为长子的爸爸有看法。我很想跟他们解释解释，可又不知该如何开口。日子一长，我还没想好该怎么跟他们解释，却先习惯了他们对我的态度。不过在我看来，爷爷奶奶的几个孩子都挺孝顺，不管他们心里想什么，不管他们彼此之间有什么矛盾，但对爷爷奶奶，至少该做的他们都做了。

奶奶去世之后，大姑是几个兄弟姐妹中来得最频的一个。过去我跟大姑接触不多，印象中她在这个大家庭中，是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人。逢年过节，别人家都是全家三口一起来看爷爷奶奶，只有大姑家常常只有她一个人来。她跟大姑夫的感情不好，大姑夫很少到顾家来，对顾家的事也从来不闻不问，而大姑的女儿小雯从小就体弱多病，动不动就住院休学，虽然只比我小一岁，但到现在才读到初中二年级。奶奶住院的时候，每家都出钱出人，只有大姑既拿不出钱来，也无法抽身到医院去照顾奶奶，因为那阵子小雯正好也生病住进了医院。可能也正因为如此，在五个兄弟姐妹中，只有大姑从来没有对爷爷的房子表达过什么想法，提出过什么要求。别人也不约而同地把她忽略不计，大概觉得她没有资格吧。

这段时间小雯的身体似乎好了一些，大姑因为倒夜班，所以白天常常有时间来看看爷爷。每次她来看爷爷，总是不声不响地里里外外地忙乎，洗衣服、做饭、收拾屋子，不太跟我说话，也不太跟爷爷说话。有一次，我无意中发现，爷爷看着大姑忙碌的已微微有些佝偻的背影，轻轻地叹了口气，被皱纹簇拥着的眼睛里隐含着一种说不出的忧虑和哀伤。那一刻让我再次相信，表面上看起来"没有态度"的爷爷，心底里其实沉着许多的心事。

爷爷肯定早就察觉到了二叔和小姑小叔他们对我的态度，但他并没有特别表示什么，既没有指责自己的儿女，也没有安抚自己的孙子。二叔和小叔找他吵闹或者给我脸色看的时候，他也只是默默地听着、看着。觉得我受了委屈时，也顶多叹口气，对我说一句："这些孩子呀。"那语气就好像二叔和小叔他们是孩子，而我却是和他一样的大人似的。然后他就开始给我讲爸爸、叔叔和姑姑们小时候的许多事情，那些事情让我觉得爸爸、叔叔和姑姑他们在我眼里变得生动、亲切、透明和有趣了。连我自己都觉得奇怪的是，有过这样几回之后，面对二叔他们的冷眼和冷言冷语时，我心里的委屈和不平竟然慢慢地变淡了，淡得有点像爷爷的神情和语气了，虽然我知道，我的心里还不可能像爷爷那样装得下那么多。

                                 四

入冬之后，爷爷的身体状况下降的很明显。在我期末考试之前，他的心脏病发作，住进了医院，好在病情很快就平稳下来。不过，爷爷的这次住院不仅把儿女们都吓了一大跳，同时也让爸爸和几个弟弟妹妹之间的矛盾突然激化了，我也身不由己地被卷了进去，被气极了的小姑指着鼻子斥为累病了爷爷的罪魁祸首。爸爸当时就火了，站在医院的走廊里就跟他们理论起来。大姑赶紧在中间劝解，可是翻来复去地也只有两句话："你们别这样。""小点声，别让咱爸听见。"比爸爸小两岁的大姑看上去是几个兄弟姐妹中最苍老的一个。站在爸爸和二叔他们中间的大姑就像一个很无奈的街道大妈，

我抽身出来去病房里看爷爷。爷爷的气色看上去还可以。看见我，爷爷很高兴。可当我说我要留下来陪他的时候，他却直摇头："不行，你马上要考试了，回去好好复习功课。这里有你爸他们呢。"不知怎么的，我就突然冒出一句："他们都是孩子，我不放心呢。"这话让我和爷爷都愣了一下，接着我们就不约而同地笑起来。

那次期末考试是我上高中以后考得最好的一次，总成绩第一次进入了全班前十名。我把成绩单拿给爷爷看，爷爷高兴地咧开嘴笑了，那种得意的表情完全像个孩子。我拉着爷爷的手说："谢谢你，爷爷。"爷爷说："傻小子，谢我干什么，我又没教你什么。"我说："谁说的，你教了我许多呢。"爷爷说："行了，我知道你是想哄我高兴，可也别让我太高兴了，大夫说，那可能会要了我的老命呢。"我就不再说什么了。可我心里知道，我说的是真心话，并不只是想哄爷爷高兴，爷爷的确教了我许多东西，虽然当时我一下子还说不清楚那究竟是些什么，但随之时间的推移和岁月的流逝，长大之后的我越来越能体会到那些东西的重要与可贵。

也许真的是因为我的缘故，爷爷的身体恢复得很快，又观察了一周之后，就出院回家了。回家的那天，等爸爸和叔叔、姑姑他们都走了之后，爷爷靠在床头上，四下打量着房间里的一切，突然冒出一句："咳，不知道下一次再住院，还能不能回得来。"我的心里一抖，赶紧说："爷爷，你可得答应我好好活着，你还要亲眼看着我考上大学呢。"爷爷笑了，说："那倒是。我努力吧。"

尽管爷爷这次发病不是很严重，但爸爸和二叔他们还是不太放心。爸爸想把爷爷接到我们家去住，爷爷不愿意。二叔又提出他搬过来照顾爷爷，爷爷也不同意。后来当着全家人的面，爷爷说："我现在身体还行，有小凯跟着我就行了。等将来我真动不了那天再说吧。"爸爸和二叔他们这才不再坚持了。

那年的寒假因为教委三令五申除高三学年外，学校组织补课时间一律不准超过一周，所以几乎整个假期我都可以自由支配。爸爸一开始担心我不能很好地利用这个假期认真学习，打算给我请一两位家教，可又怕影响爷爷休息，被二叔他们抓住话柄，因此为难了好几天。不过几天之后他就放下心来，因为他发现我学习的热情和自觉性超乎他的想象。每天除了出去买食物和一些日常用品外，我很少出门，不但学习时间可以保证，而且效率很高。再加上期末考试我取得的前所未有的进步，爸爸终于打消了请家教的念头。

那个寒假，我好像突然对学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仿佛只在一夜之间就对自己拥有了足够的自信。我很难解释这种不期而至的兴趣和自信源自何方，但那时候我心里已经有了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好好学习，考上一所理想的大学，让爷爷高兴，也让爸爸高兴。只要我考得好，爸爸就不必负担太多的费用，也就不必一定要和叔叔姑姑们争夺爷爷的房子了。那样，爷爷也许就可以多活几年。当时我总有一种莫明其妙的想法，总觉得爸爸和叔叔他们在爷爷还活着的时候，就为爷爷身后的房子明争暗斗，会使爷爷减寿。这种想法太可怕了，所以我不敢多想也不敢深想，可又总是挥之不去。当时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爷爷会在那个寒假还不曾过完的时候，就突然去世了。更想不到，爷爷竟会在身后把那样一道沉重而难解的题目留给刚刚才满十八岁的我。

                         五

爷爷走得毫无征兆。

还有三天就要开学了，那天早晨我起得很早，和爷爷吃完早饭之后，我就像往常一样开始学习。靠近中午的时候，爷爷叫我去把前两天送去修理的电视频道增补器取回来，顺便给他买一块小发糕。以前是奶奶特别喜欢吃那种小米面的小发糕，他并不怎么吃。可是奶奶去世以后，他突然特别喜欢吃，隔三差五地就会让我买一块回来。那年的冬天特别冷，所以寒假里家里有什么事情一般都是我去办，爷爷很少出门。

我先去买了小发糕，然后去取增补器，结果增补器还没有修好，正在修，我就在修理点耽搁了半个小时。将近十二点钟，我急匆匆地赶回家。当时我并没有任何预感，只是想早点回去，能让爷爷在中午就吃上小发糕。我打开门，发现屋子里有一股焦糊味。跑进厨房一看，煤气灶上正蒸着饭，锅里的水已经烧干了。我关掉火，一边叫着爷爷一边走进爷爷的房间，却发现爷爷靠在床头上，头软软地歪在了一边，满着皱纹的脸上很平静，就像是一朵开累了睡着了的菊花。

爷爷只在抢救室里呆了短短不到十分钟就被推了出来。大夫说，爷爷大面积心肌梗塞，整个发病过程前后不超过二十分钟，根本来不及抢救，在送到医院之前其实已经死亡了。

走廊里立刻响起了一片绝望的哭声。我看见闻讯赶来的爸爸、妈妈、叔叔、姑姑还有姑夫和婶婶都哭得泣不成声。大姑和小姑哭得站立不住，先是倚靠在墙上，后来就顺着墙壁慢慢滑下来，坐到了地上。二叔一边哭嘴里还一边含混不清地嘟哝着什么。我听到了半天才听清楚，他说的是"我没有爸爸了，我没有爸爸了"那一瞬间，我突然听到爷爷在我耳边轻轻地叹了口气，说："这些孩子呀。"我的眼泪喷涌而出，立刻就淹没了我的眼睛、耳朵，还有我所有的思维和感觉。

刚刚办完爷爷的后事，爸爸突然接到一个自称姓吴的律师打来的电话，说爷爷生前在他那里留有一份遗嘱，让爸爸和叔叔姑姑们约个时间到他那里去一趟，并且特意指明要我也去。爸爸放下电话，一脸疑惑。我也觉得很意外，以爷爷的性格，在活着的时候都不情愿把子女的事情分分清楚，说出一个是非来，身后又怎么会郑重其事地留下什么遗嘱呢？我相信爸爸、叔叔和姑姑也都想不到爷爷会留什么遗嘱。也正因为如此，当爸爸让我住到爷爷家，并把我的户口也迁到爷爷家时，二叔他们的反应才会那么强烈，因为爷爷的那套房子是单位分给他的，只有使用权。一旦爷爷过世，如果没有明确的遗嘱，我作为唯一的合住人会自然而然地占据很有利的地位。

第二天下午，爸爸、二叔、大姑、小姑、小叔还有我来到了律师事务所。我是六个人当中唯一的一个孙字辈。坐在事务所不大的会客厅里，长辈们的表情都很严肃，甚至有些紧张。而且我发现二叔他们看我的眼神更加的冷漠，就好像根本不认识我一样。二叔、小姑和小叔三个人坐在一边，我和爸爸坐在另一边，而大姑则显得有些孤单有些为难地坐在中间。

姓吴的律师是个南方人，个子很小，有一点口音，但口齿很清楚。他当众宣读了爷爷的遗嘱。遗嘱不长，内容也很简单，吴律师只读了两分多钟就读完了，可是大家听完了却一下子都愣在那里，好长时间竟然没有人说话。爷爷的遗嘱只有两个内容。一个是把他留下来的大约五万块钱平分给五个子女；另一个是关于那套房子的。谁也没有想到，爷爷竟然在生前不声不响地买下了房子的产权。更让人想不到的是，爷爷竟然在遗嘱里指定我全权处理那套房子。

大约过了两三分钟的时间，二叔第一个反应过来。他站起身："这不可能！这简直是在开玩笑！"

小姑和小叔也站起身："这不等于把房子给了大哥了吗？！"

爸爸和大姑坐在那里没有动。我也没有动，我甚至到这时还没弄明白爷爷的遗嘱到底是什么意思。

吴律师说："这份遗嘱是顾老先生生前亲笔写下并委托我们宣读的，所有的内容和程序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具有法律效力，如果大家有什么怀疑，可以通过法律程序进行确认。另外，我再重申一遍，遗嘱里只说明由顾凯先生全权处理这处房产，并没有指定这套房子的继承人是谁。顾凯先生有权决定由谁来拥有这套房产，其中包括在座的任何人。"

二叔有些气急败坏："不管你说什么，反正我不同意，我反对！"

吴律师不再理睬他，说："对遗嘱的内容，我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各位如果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或者有什么疑问，也可以去找别的律师进行咨询。"

那天吴律师特意把我留下，向我解释了我的权力。他告诉我说，按照遗嘱的规定，我不但可以指定由谁来继承这套房子，也可以选择其他许多方式来处置这套房子。比如说，我可以指定由爸爸他们兄弟姐妹五人中的任何一个人继承这套房子，也可以指定其中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甚至五个人来共同继承这套房子。当然，我也可以自己来继承。我还可以保留这套房子的产权，而暂时把这套房子交给某一个人或几个人使用和居住。也可以将房子出租或者出售，所得租金或者售房款也完全由我支配。我一边听一边点头，其实有些话我根本就没有听进去，没听明白。

从吴律师的屋子里出来，爸爸还在外面等着我。回家的路上，我们父子俩谁也没有说话。爸爸的脸上并没有一丝高兴的表情，相反地，看上去倒有些茫然和沉重。我知道，他一定也在想：爷爷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这对我，对爸爸，又究竟意味着什么？

                          六

幸亏爷爷的遗嘱里没有规定我必须在多长时间里做出决定，所以我有足够的时间去想这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可是整整一个星期过去了，我依然一点也想不出这究竟是为什么，自己又究竟应该怎么做。

周末。放学之后，我没有回家，而是一个人去了爷爷的房子。我站在爷爷的照片前面，看着看着，眼泪忽然又涌流出来。这时候我才恍然发现，这些天来，我全部的心思都被拴在遗嘱和房子上，竟然淡漠了对爷爷的思念之情。

后来我倚在沙发上，不知不觉地睡着了。我梦见了爷爷。我不停地追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该怎么办，可他只是面带微笑，却一语皆无。我一急，就醒了过来，揉揉眼睛，发现爸爸默默地坐在我的身边。

过了一会儿，爸爸站起身，走到爷爷的照片前，像是对我说，像是在对爷爷说，又像是在自言自语："我想，你爷爷其实有许多话想对我说。他活着的时候我不太想听，现在我真的很想听，可是，再也听不到了……"

爸爸转过脸来，我看见他的脸上满是泪痕。我的眼泪又忍不住流了出来。这时候我突然听见爸爸说："小凯，我已经决定了，我不想要这套房子了。"

我一愣："爸爸……"

爸爸摆摆手，说："如果你一直在为这个为难，现在就不必再为难了。"

我轻轻地舒了口气，说："谢谢你，爸爸。"我知道，做出这样的决定对爸爸并不容易，相信这些天来，他比我想得还要多，还要苦。在我看来，爷爷的这道难题是出给我的；可在爸爸看来，这道难题也是出给他的，甚至主要是出给他的，他必须给出答案。

爸爸重新坐回到沙发上："这些天我一直在想：你爷爷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问他："你想明白了？"

爸爸摇摇头："没有。不过，你爷爷这么做肯定有他的理由。"

我不由叹了口气。爸爸看看我，说："别叹气呀。来这里找你之前，我还帮你想明白了一件事。"

我问："什么事？"

爸爸说："其实你不必去猜想爷爷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也不必去猜爷爷想让你怎么做。既然爷爷把这套房子交给了你，你只管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就是了。你说呢？"

我恍然明白了什么，想对他说什么，却被他摆摆手，止住了。他说："什么也不用跟我说，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既然爷爷相信你，我更应该相信你。"

第二天晚上，我把叔叔、姑姑们都请到了爷爷的房子这里，当众宣布了我的决定：让大姑和小雯来住这套房子。我没有向大家说明我的理由，而大家也都没有追问。静了片刻之后，二叔首先站起身，对我说："小凯，二叔没有什么好说的，让你大姑来住吧。"说完了，扭头走出门去。随后，小姑和小叔也站起来身，走到我面前。小姑拉住我的左手，小叔拉住我的右手。他们的手很温暖，让我想起小时候他们俩一起领我出去玩时的情景。

房子里只剩下我和大姑的时候，我把房门钥匙交给了大姑。这时候，始终低着头的大姑抬起脸来，我看见她的脸上淌满了泪水。

走出爷爷的房子，走到清冷的大街上，我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一种来自心底的轻松告诉我：我做对了。

一周之后，大姑和小雯搬到了爷爷的那套房子里。一个月之后，大姑跟大姑夫离了婚。

    说起几年前的这段往事，顾凯很感慨。他说，他直到今天也猜不出当年爷爷怎么会想到把那套房子交给他来处置的。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爷爷当时也预想不到这件事在当时和后来会给他还有他父亲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他父亲在放弃了那套房子之后，很快辞了职，开始创办自己的公司。虽然初创时期吃了不少苦，碰了许多壁，但经过几年的艰苦经营总算是渐渐走上了正轨。

顾凯还告诉我，自从那套房子让大姑母女居住以后，顾家五个兄弟姐妹之间的一些纠葛和矛盾也在不知不觉间冰消雪融。在父亲的公司遇到困难的时候，正是二叔、小姑和小叔他们各尽所能，揩手帮他渡过了难关。更有意思的是，大姑自从逃离那段不幸的婚姻，搬到爷爷的那套房子里之后，不但自己整个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生活、工作状态都焕然一新，就连小雯的身体竟然也变得越来越强壮，在连跳了两级之后，去年考上了师范大学，现在已经在读大二了。

接受我采访的时候，顾凯刚刚从东北一所名牌大学毕业。父亲要他到自己的公司里来，但是他拒绝了。他准备靠自己的能力闯一闯。父亲总说，虽然他当初没有要那套房子，但是却从中获得了远比房子更大的收益。而顾凯觉得自己的收益比父亲更大，因为在获得这种收益的时候，他更年轻。

需要说明的是，顾凯的故事中，唯一与事实有出入的地方，就是大姑在搬进爷爷留下来的那套房子之前就已经离了婚，因为无处可去，只好还和前夫合住在前夫单位分配给他的那个小单元里。我曾经为此问过顾凯，既然这样，爷爷活着的时候为什么不让大姑搬过来和他一起住？这样不是既可以解决大姑的问题，也可以让大姑照顾爷爷吗？顾凯说，他也问过爷爷，爷爷不愿意。至于为什么不愿意，爷爷没说，他也问不出来。我很奇怪，不过转念一想，一个能留下那样一份遗嘱的老爷子，就算再有什么不被常人所理解的想法和做法也不足为怪。

我曾经特意让顾凯把他爷爷的照片拿给我看，照片上是位怎么看都很普通的老人。但我知道，那绝对只是一种表象。照片能传达给我们的信息实在太简单太浅显了，有时甚至还是一些假象。所以，在写这个系列的时候，我一直在努力，努力避免使自己所讲述的人和故事也像一张张照片，只是忠实的回忆，机械的再现。但我不知道，我的努力是不是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

《轰然作响的记忆》之孤旅

一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下午是坐在我前排的一个女生把妈妈那封信交给我的。

    在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爸爸妈妈便离婚了。第二年，妈妈独自回到了她的老家哈尔滨。那以后，她好像只回来看过我一次。爸爸同贺颖结婚以后，她就再没有来过。父母之间到底都发生过一些什么事情，我一无所知。我只知道，每年期末考试之后，爸爸总会把我的成绩单复印一份寄到哈尔滨去。那几乎就是这些年来我和妈妈之间唯一的联系了。

    那天吃过晚饭，爸爸来到我的房间里对我说，“你妈妈今天中午给我打电话，想让你到她那去一趟。我跟她说，你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学习很紧张，等放假的时候再去，可是她一定要你现在就去。你如果想去，我明天就去学校替你请假；如果你不想去，就跟我到单位打个电话亲口对她说。”

    贺颖进来为我收拾行装。爸爸说，“他还不一定走呢。”贺颖说：“他一定得去。就算他不想去也得去，因为那是他妈妈。”她又回头对我说：“你去和小果玩一会儿吧，她还不知道你要走呢。”

    小果是爸爸和贺颖的女儿，是我同父异母的妹妹，当时她只有五岁。我与小果的感情非常好。我告诉小果，我要出远门了，没想到她竟很爽气地摆摆胖胖的小手说：“你放心去吧，我会在家里想你的。”

    倒是第二天爸爸去学校给我请假的时候，费了一些周折，因为学校认为请假的理由不够充分具体。爸爸回头看看我，我知道他是想让我知难而退。我把头转向了一边。

    当天晚上，我登上了去哈尔滨的火车。那是我第一次独自出门。直到火车开动，我也没有告诉爸爸那封信的事情。因为我很清楚地知道，妈妈不想让爸爸知道，虽然她并不曾在信里明确地说过。

    妈妈在信里说，她病得很厉害，恐怕活不了多久了，她非常想见见我，见我最后一面。我不太相信她的话，我猜想那大概只是一个借口。

                              二

    旅途很顺利。第二天上午火车准点抵达哈尔滨站。一下火车，我就看见站台上有人举着一块纸牌子，上面写着我的名字：李城。站在牌子下面的就是妈妈。我没有把握，如果没有那块牌子，我会不会这么轻易地认出她。如果是我在大连的火车站接她，是不是也得举着一块牌子？那块牌子让我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妈妈的脸色有些苍白，但怎么看也不像她在信里说的那样。这让我下意识地暗暗松了口气。算起来，我们母子已经有将近八年没见了，但见面时却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种陌生和尴尬。我没有费太大的力气就喊了她。而她也表现得很平静，就好像并不是她用那样一封信把我从千里之外从八年前一下子叫到面前的。这又让我暗暗松了口气。

    出租车跑了大约二十分钟就停在了一幢灰色的三层楼前。妈妈住在二楼，一间不大不小的房间，里面的摆设很简单。我知道她跟爸爸离婚之后，就一直没有再结婚。我是确确实实地知道，并不是凭着臆想或者直觉什么的。但我却说不清楚自己究竟是怎么知道的。

    一夜的旅途劳顿，使我很快就睡了过去。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我们母子一起吃了一顿简单的午饭。其实只是我一个人在吃，妈妈只喝了半杯水。

    吃完饭，我们谈了一会儿话。八年间发生的事情，被我三言五语就说完了。我实在不知道应该对她说些什么。这些年来，她好像已经完完全全地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除了那张成绩单，我所经历的一切似乎都与她无关。后来她主动说起了她的病。她告诉我，她已经病了一年多了，一开始是慢性肾炎，后来就发展成了尿毒症。尿毒症是一种无药可医的绝症。那时候我只知道癌症是不治之症，对她所说的尿毒症一无所知。一时间，我竟然无言以对。她也不再说什么，我们沉默着。阳光从屋子中唯一的一扇朝向西北的窗子射进来。我低头看着那些整整齐齐铺展在地板上的阳光，我知道这时候妈妈也在仔细地看着我。整整一年之后我才知道，在那一刻对妈妈来说，我就像是那些阳光。

    我没有急着寻找我要说的话，是因为我以为我还有足够的时间慢慢地去找去说。可我没想到，当墙上那挂木制的古董钟敲响了三下之后，她忽然对我说：“我已经给你买好了今天晚上的火车票。”她从衣柜里拿出一只半旧的帆布包。帆布包里面全都是钱，一沓一沓百元面额的人民币。她说：“我让你来，就是想趁着我现在还没有病到事事都要求人帮助事事只能听人摆布的时候，把这些钱都交给你。”我吃惊地看着那些钱，问她：“你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她说：“这些钱一部分是我这些年的积蓄，另一部分是变卖了我家里留下来的一些东西所得。我的父亲也就是你的外祖父曾经是个有钱的商人。”接着我就问了她一句蠢话，“你为什么要把这些钱给我？”她看了看我，目光里满是忧虑。她说：“李城，你要答应我一件事，这些钱交给你，你一定要收好了，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也包括你爸爸和你的后妈。你记住了，这些钱是妈妈留给你的，留给你一个人的。等我死了，你舅舅会拍一封电报给你，你知道也就行了，不用再过来了。”

    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当想起那次哈尔滨之行，我都会觉得有些不可思议，难以理解。妈妈受过高等教育，先后在大连和哈尔滨的高校和政府部门任职，决不是那种没有文化，缺少见识的人。虽然她当时认定自己与死神已经鼻息相闻，但似乎并没有因此而乱了方寸。她要把那些钱留给我，应该有许多更好的方法，怎么也不至于像她实际做的这样破绽百出、危机四伏，而且遗患无穷。我始终不了解她当时的环境和心理，也不知道她这样做是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还是一时冲动所为。也许她有她的理由？去年暑假我去为一个图书博览会做服务工作，在一条标语上看到了这样一句话：不要用任何逻辑去推理生活。我不知道这句话的出处，但它的确使我对所经历过的包括哈尔滨之行在内的许多事情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当天晚上，妈妈把我送上了火车。她看上去依然很平静，就好像下一个暑假或者寒假我还会再来。而我好像也并没有真正意识到此情此景对我们母子而言意味着一场生离死别。事后想起来，妈妈的平静是刻意做出来的，而我却是真的无动于衷。

    仅仅相隔十几个小时，但我返回时的旅途已与来时截然不同了。从大连到哈尔滨，只有妈妈的那封信让我心里有些猜疑不定。如今从哈尔滨再到大连，那只帆布包却压得我浑身僵硬，甚至自我感觉连呼吸和目光都变得很不自然了。一路上，我没有与任何人说过一句话，对过一个眼神。

    当火车终于到达大连站的时候，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在出站的通道里，我不小心撞到了一个穿着入时的女人身上。她白了我一眼，很警惕地把手提包往怀里收了收。我觉得很好笑，那一瞬间我真想打开我的帆布包让她看看。

                              三

    从火车站出来，我没有马上回家，而是按照妈妈的嘱咐，把那十万元现金分别存入了五家储蓄所。

    我回到家，家里空无一人。我有足够的时间为那五张存折安排一个万无一失的藏身之处。最后我用胶条纸把它们粘在了写字台抽屉的上方。这是我从一本外国间谍小说里看来的。那十万元钱藏在这里，不仅安全隐蔽，而且每次开抽屉我都可以很方便地用手跟它们互道一声平安。

    下午，我去幼儿园把小果接回了家。一路上，她的小手都紧紧地拽着我。我问她，你在家想我了吗？她用力地点头，然后又有些委屈地说：“我以为你昨天就能回来呢。”

    爸爸和贺颖下班回来看见我，都很意外。我说：“我妈那边没什么事，她只是突然想见见我。”爸爸只是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贺颖有些疑惑，但也没有追问。我知道，爸爸是不想问，贺颖是不好问。

    第二天我回到学校上课，一切又都恢复了往常的样子。但我却坚信自己的生活从此已经改变。几天前我还只是一个十七岁的高中生，身无分文，但现在我的抽屉里却放着十万巨款。

    有一段时间，我忽然变得像一些女孩子那样喜欢逛商场，而且特别喜欢在出售家用电器、珠宝首饰或者高级手表高级相机的卖场转悠，一边很用心地看那些昂贵的价签，一边在心里告诉自己：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把它们买下来。

    当课堂上我因为回答不上来提问而被老师数落奚落的时候，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因为难堪窘迫而心含怨恨不满。我忽然发现自己竟然很能体谅老师们的心情，他们像蜡烛那样燃烧一辈子，银行里也存不下十万块钱。偶尔和同学闹别扭，我也会显得从容而且宽容。我对自己说，你犯不着跟他们一般见识，他们活到现在恐怕连一千块钱还没见过呢。

    期末考试结束之后，有一天我和两个好朋友战胜和李苗力一起坐有轨电车到海边去玩，没想到却碰到一件倒霉事。战胜使用假月票被发现，我们被送到了公交公司。我们咬紧牙关，拒不交待学校、班级和姓名。最后磨得公交公司的人烦了，就说：“行，你们如果能够马上交出１５０元的罚款，我就可以放你们走。”战胜和李苗力两个人差点没有哭出来，因为当时我们三个人身上连２０块钱也凑不出来。我对他们俩说：“你们在这儿做人质，我回去拿钱。”

    我赶回家，拿出一张存折到了储蓄所。营业员问我：“你想把两万块钱都取出去吗？”我说：“我只想取１５０元。”她有些奇怪地看了我一眼。我有些心虚，“怎么，不可以吗？”她说，“那倒不是。不过，你如果只想取１５０元钱，只要把利息取出来就够了。”她给我算了一下，当时的活期存款利率是３．１５％，我一共存了１０３天，应得利息１７７元７角８分。

    我拿着钱去把战胜和李苗力“赎”了出来。出了公交公司，战胜不由自主地抹了一把头上的冷汗。他父亲的脾气特别暴躁，如果这件事闹到学校，再让他父亲知道了，他难逃一顿暴打。他问我从哪弄来那么些钱，我轻描淡写地说：“那是我自己的钱。”他显然并不相信我的话。他说：“我会尽快想办法把钱还给你的。”我说，“你用不着把这事放在心上，咱们是哥们儿，那点钱不值一提。”后来战胜还是把那些钱还给我了。为了还给我那１５０元钱，一个多月的暑假里他一共卖了２０天雪糕。我想他一定以为那些钱是我从家里偷拿出来的，他不愿意因为自己而连累了我。有一次在街头看见战胜卖雪糕，连人带雪糕都快被毒辣的太阳晒化了。那一回我真想把真相告诉他。

    在那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突然按捺不住地想让别人知道我的秘密。我把那十万块钱藏在抽屉里虽然安全，但同时也就把那十万块钱带给我的快乐都锁在了那个狭小的空间里。如果战胜、李苗力还有所有认识我的老师同学知道我所拥有的一切，他们会用一种怎样的眼神来看我？有那么几天，我几乎被这样的念头鼓动得有些难以自制，坐立不安了。但最后我还是忍住了。如果我公开了这个秘密，那么这些钱很可能就不再是我的了，至少就不再是我一个人的了。

    开学之前，战胜把钱还给了我。我用那些钱领着小果去儿童乐园玩了两次，又给她买了一只和她一般高的长绒毛玩具狗。尽管我一再叮嘱她，爸爸妈妈问起来，就说是我们打汽枪赢来的，可是回到家她还是给说漏了。爸爸追问我哪来的钱，我不肯说。被逼问得急了，我就大声地说：“是我妈给我的，行了吧！”他愣了一下，“她给了你多少？”我说：“我都花光了！”“你都干什么花了？”我不吭声。他又问了一遍，我脱口而出：“你管不着！”他火了，要冲过来揍我，被贺颖拦住了。

                              四

    爸爸什么也没能问出来，但他并没有就此罢休。后来他又亲自跑到学校去，向老师了解我这段时间有什么异常表现，特别是在花钱方面。他当然不可能了解到什么，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动用那笔钱。

    与爸爸发生了那次冲突之后，我对那十万块钱的感觉似乎渐渐淡了，至少它已不再像前一段时间那样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但与此同时，我对许多事情也好像突然间没有了兴趣，做什么都提不起精神。在高二上半学期的前半段，我的学习成绩急剧下降。以前那些可以激励或者逼迫我埋下头来用功的动力和压力，比如老师的褒贬，同学之间的竞争，父母的期望，都仿佛变得无足轻重，没有任何说服力了。为此，我和爸爸之间的冲突越来越频繁，关系十分紧张。幸亏有贺颖这块缓冲地带，不然我们父子的关系只怕会变得更僵。虽然我一直也没有叫过贺颖，但很早以前我就已经在心里默认了她在这个家里的地位，而且很多时候我甚至觉得她比爸爸更了解我，更能理解我。但我却不可能把心里的话告诉她。八年分离一朝相见，我就可以在妈妈的床上安然入睡。而与贺颖在一起生活了这么些年，我却始终能够真真切切地感觉到我们之间那堵陌生的墙。

    就在那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小果在幼儿园从高处摔了下来，伤得很重。医院说至少要做两次大手术才有希望完全恢复，否则就有致残的危险。爸爸和贺颖几乎被这飞来的横祸击垮了。更可恶的是，事故明明是幼儿园的工作失职造成的，但他们却千方百计地寻找理由推诿责任。虽然爸爸和贺颖的工资都不算低，但因为当时双方都有老人需要供养，所以家里的经济情况并不太宽裕，根本没有办法一下子拿出那么多的手术费。危难时刻，身为一家之主的爸爸竟然束手无策。还是贺颖跑到爸爸的单位撕破了面皮大闹了一场，这才借出了两万块钱。后来也是贺颖去找了很多次终于迫使幼儿园承担了应负之责。

    那段时间里我每天下午上完课，都要到医院去看小果。老师不准假，我拎起书包就走。也不知是因为同情我们家的遭遇，还是懒得跟我这种自暴自弃的学生怄气，班主任对我这种违反纪律并且公然与其对抗的态度竟然未做深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默许了。

    从小果出事，到贺颖借来钱，这中间有将近两周的时间。这段时间我除了给躺在病床上连脖子都无法转动的小果讲故事，陪着她天上一句地上一句地说话，几乎是整天整天地沉默着。当小果弱小的生命搁浅在病床上，当爸爸和贺颖因为无力救治女儿而每天长嘘短叹，以泪洗面的时候，我却沉默着，像一个窃贼那样沉默着。当贺颖终于借来了那两万块钱的时候，我暗暗地松了一口气。我在心里为自己辩白说，就算没有我抽屉里的那些钱，事情也总是会解决的。

    小果进手术室那天，我请了一天假。经过爸爸、贺颖和医生护士的反复抚慰，小果表现得很安静很勇敢。可是等到车子被推到了手术室门口，她突然哭起来。爸爸和贺颖赶紧上前哄她，她却不理，只是一边哭一边叫“哥哥，哥哥”。我走上前去，她就用两只小手紧紧地抓住我，说：“哥哥，我害怕。”我的眼泪毫无防备地就流了出来。

    小果的手术从上午九点一直做到晚上九点。我们全家人在门外也整整守了一天。中午和晚上，我只喝了几杯水，几乎什么东西也没有吃。我低着头一语不发地坐在长椅上。爸爸和贺颖都认定我是在为小果担心，但却不知道此时此刻我的心里还涌满了羞愧与悔恨。在流泪的那一刹那，我忽然意识到，我所错过的那两个星期是无可挽回的。也许就因为那两个星期的沉默，就会使小果遭受更大的甚至是一生都无法穷尽的痛苦，而我从此也将永远无法面对心爱的妹妹。小果一直把我看做是天底下最好的哥哥，对我的依恋甚至超过了对爸爸和贺颖的感情。可是我呢？在她最需要我的时候，我甚至连一支手指头都不肯伸出来。我真的如此冷酷自私虚伪吗？不，不，我不承认。可是在那两个如此漫长的星期里，究竟是什么让我缄默不语？！

    手术室门外的指示灯终于熄灭了，当我们站起身去迎接精疲力竭的医生，迎接小果一生的命运时，贺颖突然紧紧地抓住了我的手。那一瞬间，我清清楚楚地感觉到在自己心里坚守了许多年的什么东西彻底坍塌了下来。

    小果的手术做得很成功，甚至不必做第二次手术了。当一家人围在小果的床前喜极而泣的时候，我听见有一个声音在奔涌的泪水里大声地喊：李城，如果你真的没有那十万块钱该有多好！

                              五

    小果的身体恢复得很好。将近半年时间，我除了每天上学读书，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小果身上。我突然非常想忘掉那十万块钱的存在。我特意把一些常用的东西从那只抽屉里挪到了别的抽屉。与此同时，我又必须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小心地看护着这个秘密。我曾经嫌那只抽屉太小了，盛不下我的快乐。可是现在我又觉得它太大了，是一块大到让我无法安睡的心病。如果一旦被爸爸或者贺颖发现了，我想，我唯一的选择就只有带着这些钱离家出走。

    那半年我的学习成绩迅速回升，甚至超出了我原有的水平。老师和爸爸对我的大起大落感到莫名其妙。开家长会的时候，我看见爸爸和班主任谈了很久。我想他们大概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李城长大了。

    高二期末考试结束后，学校组织到蓬莱旅游。贺颖帮我收拾行装。我当时正在客厅里看电视，忽然听见她说，咦，这只包是哪来的？好像不是咱家的东西。我过去一看，是妈妈给我用来装钱的那只帆布包。原本在把钱存好以后，我是应该把它扔掉的，可是不知为什么，我把它带回了家，塞在了一只旧衣柜的角落里。一年之后当我突然看见它的时候，我一下子怔住了。事隔几年，直到今天我仍然无法用语言表达自己当时所受到的心灵和感情的震撼。

    那天晚上我几乎一夜没能合眼。那是我长到十八岁第一次真正的失眠。我看着那只帆布包，只觉得心里一阵阵地隐痛。我把帆布包忘在了身边的衣柜里，也把妈妈忘在了遥远的哈尔滨，忘在了死神脚下。我开始努力地回忆一年多以前的那次哈尔滨之行的每一个细节。我发现自己当时竟然没有安慰过妈妈一句，甚至都没有问过妈妈她治病是否需要这些钱。我好像早已认定妈妈肯定是不再需要这笔钱了，它是我的了。妈妈几乎把她所有的一切都放进了这只帆布包里，而我从包里拿出来的却只有那些钱！那些钱几乎塞满了过去的一年，甚至连一点思念的缝隙都没有给我留下。

    第二天一早我跟爸爸要了妈妈的电话号码。那时候我们家刚刚装上了电话。

    爸爸给我的是妈妈在哈尔滨的单位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个女人。当我抖着声音告诉她，我要找陈浊明的时候，我的心几乎要停止跳动了。片刻之后，听筒里传来妈妈的声音。妈妈还活着！我只觉得有许多东西一下子堵在了嗓子里，堵得我几乎发不出声音来。我说：“妈妈，你还好吗？”妈妈说：“我很好。”我几乎抑制不住地要哭出声来，我说：“你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为什么不告诉我？”妈妈长久地沉默着。后来我说：“妈妈，我今天就到哈尔滨去！”

    当天晚上，当同学们坐上了去蓬莱的轮船时，我也独自踏上了去哈尔滨的旅途。我唯一的行李就是那只帆布包。

    妈妈在车站接我，这一次她没有举着牌子。

    妈妈告诉我，她的病已经好了。现在她每天上半天班，刚刚上了两个星期。当初被确诊为尿毒症以后，医院建议她进行血液透析。本来她已经决定要接受这种消极但也确实可以拖廷一些时日的治疗，可是把我送走以后，她突然改变了主意，宁可不要那些绝望的日子，也要拚着去抓住最后一线希望。经同事的介绍，她去找了一位中医。经过半年多时间的治疗，她的病情竟然开始好转，身体逐渐康复。据说，像妈妈这种情况在医学上算不得是什么非常了不起的奇迹，但对妈妈和我来说，这却是一个最伟大的奇迹。

    那一次我在哈尔滨在妈妈身边住了一个星期。我只能住一个星期，因为我还要回到学校里参加暑期补习。我把那些钱还给了妈妈。妈妈说，这些钱早晚是要留给你的，你不必还给妈妈。但我还是坚决地把那些钱留下了。这件事除了我们母子俩，再没有第三个人知道。而我也没有把这一年来发生的事情告诉妈妈。

    妈妈到火车站送我。算起来，这已经是我第四次独自启程了。我的心平静而坚定。当火车缓缓开动的一瞬间，我看见了妈妈眼中有晶莹的泪光闪动。

    接受我的采访时，李城还是哈尔滨一所综合类大学四年级的学生。利用他回大连过寒假的机会，我和他整整谈了五个小时＿＿从下午一点到晚上六点。我之所以没有把他的记忆立刻就写出来，是因为他的经历比较独特。在采访学中有一种叫做“体验感受”的采访方式，简单地说，就是为了获得与采访对像一样的情感和认识而投身或置心于采访对像的实践之中。对李城的经历我无法投身其中，而只能用心地去体会去感受，而这就需要一定的时间。

    这篇《孤旅》的主要人物和情节都是真实的，但为了创作的需要我对一些细节做了调整和虚构。比如说，李城的小妹妹是因为患了重病而住进医院做手术的，为了避免与他妈妈的患病相重复，我把它改成了一场事故；而那只帆布包则是我虚构出来的，事实上李城是用自己的背包把那些钱带回大连的。但那只虚构出来的帆布包里所承载的一切却是真实的。

    说起那一年多的经历，李城说，他最感激的是他的爸爸。他说，当他第一次动用那些钱的时候，如果不是因为爸爸那样“草木皆兵”、“小题大作”，很难说他不会很快地就因为什么理由或者找个什么理由第二次第三次去银行。真是那样，后果真的很难想像。现在想起来，他不但应该感谢爸爸，还应该感谢老师、同学、朋友和他身边所有的人。有人曾经说过：决定你命运的往往不是你自己，而是你周遭的那些人。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当时他身处在一个相对单纯的生活和学习环境当中，才使他抽屉里那十万块钱始终只是十万块钱。

    一笔仿佛是从天而降的巨款使李城走过了一年踽踽独行的成长岁月。虽然他这样的经历绝非人人都会遇到，但几乎所有的成长都注定要经历一段或长或短的孤独旅程＿＿也许只是因为一个人一件事一句话一个眼神甚至什么理由也没有而只是因为成长本身。

《轰然作响的记忆》之蝴蝶

一

    上高中时，我和许多同龄人一样，迷上了武侠小说。但我的迷恋有些特别。在别人做着侠客梦的时候，我却幻想着有一天能成为一个如金庸先生那样的伟大的武侠小说家。在我看来，一支纵横古今指点天地的笔要比一柄呼啸绿林驰骋江湖的剑更令人心动令人神往。剑可以洞穿人的身体，而笔却能够切割人的精神。正是因为这个不为人知的想法，在高二分文理科时，我报了文科。那时候，我的父母亲都在外地工作，我跟着爸爸的叔叔和婶婶，也就是我的叔爷爷和叔奶奶一起过。他们都很老了，只是能保证我的衣食冷暖，别的事他们管不了大概也不太想管。所以没有人对我的决定刨根问底、横加干涉。可是没想到，新学期开学不久，一顿突如其来的拳头就把我这一番自以为很深刻的关于笔强似剑的见解击得粉碎。

    那天放学，我和于凡结伴往家走，有两个年龄与我们相仿的家伙和我们擦肩而过。走过去几步，其中一个突然又折了回来。他瞪着眼睛问我：“附中的？”我下意识地点点头。还未等我明白是怎么回事，脸上已重重的挨了一拳。紧接着，另一个也一起扑上来，拳脚相加，一顿狠揍。我一下子就给打蒙了，别说动手还击，就是用脑子想一想的能力都没有了。

    两个人把我打翻在地，然后欣欣然地走开了。直到这时候，一旁的于凡才如梦方醒，他一边帮我拍打身上的泥土，一边嗫嚅着说：“对不起，这事来得太突然，我，我……”我没作声，但心里已经接受了他的解释。如果刚才我们的位置对调一下，我自信除了会像他一样的傻站着，也很难再有什么作为。我把脸上的血擦干净了，一抬头，就看见了陈阵。他原来是高一三班的，是个“体育棒子”，曾经在运动会上大出风头，所以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一起分到文科班之后，我们也只说过一次话。说实话，我不喜欢他那种类型的人。他长得很壮，壮得在我看来简直都有些发蠢。高一体检时，我正排在他后面。我清楚地闻到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一种气味，那是一种真正的男人的气息，与我这样的大男孩身上的味道绝然不同。负责量身高称体重的那位女医生拍了拍他的肩膀，很到位地下了一句定语说：“好一条汉子。”我想如果让他在笔和剑中做一个选择，只怕他连剑都不会选，因为他一定会认为用剑还不如用他的一双拳头来得自如来得过瘾。我真弄不懂，他这种人为什么也会报文科。

    陈阵看见我的一副惨相，并不怎么意外，只是随口问了一句，“挨揍了？”不知为什么，刚刚无缘无故地挨了一顿臭揍挨得一点脾气都没有的我，这会儿却被这一句话弄得火冒三丈，我狠狠地白了他一眼，说：“关你屁事！”他并不恼，撇撇嘴，抬腿就走。这当口，那两个家伙却突然又转了回来，用一种意犹未尽的语气问我：“知道为什么揍你吗？”我老老实实地摇摇头。“就因为你是附中的。”他俩的声音很大，大到让已经走出去一段距离的陈阵也听得清清楚楚。陈阵转了回来。

    在陈阵跟那两个家伙动手的时候，我和于凡就站在旁边看着。看了几秒钟，我便加入了进去。其时陈阵虽然以一敌二，却已占尽上风，根本不需要我这么个毫无章法又碍手碍脚的“助拳者”，是我一厢情愿地认为此时此刻自己应该也必须有所行动。

                                 二

    从那天起，每天放学陈阵都要领着原来高一三的几个男生和我一起走。同时受到护送的还有于凡。但陈阵他们对我和于凡的态度显然有所不同。那天于凡从始至终一直是个真正的旁观者。后来于凡不知是觉察出了什么，还是觉得自己身为一个旁观者不需要象我们这样草木皆兵如临大敌，很快就脱离了我们。出乎意料的是，那两个似与附中有不共戴天之仇的家伙并没有寻机报复，反象一阵过路的风，刮过去就不见踪迹，不再回头了。一个月后，警报自动解除，而我和陈阵已经成为一对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通过这一个多月的交往，我对陈阵的看法有了彻底的改变。我发现陈阵身上其实有许多吸引我的东西。尽管他声称自己很少看那些费心劳神的武侠小说，但我却觉得他身上有一种江湖客般的豪气和义气。我曾经很小心地问他为什么要报文科，他说：“我这人脑袋不开窍，数理化实在是学不下去了，只能躲到文科班来，也好少遭点罪。”我想不起在我接触过的男生当中，有谁敢这样直面别人，直面自己。

    我们文科班一共只有八名男生。学校开秋季运动会，按规定每班每人只能参加两个个人项目。这样我们就算人人上阵，也还是缺项。而每缺一项，都要从班级的总分中倒扣一分。为此，身为文科班体委的陈阵特意去找学校申辩，使学校允许我们班的男生每个人可以兼报三项。可没想到，回到班里，任凭陈阵怎么动员，就是没有人肯报。逼得急了，有人竟然不阴不阳地说陈阵费这力气争取这份每人可以报三项的特权，不过是想让自己能多参加一个项目，多出一回风头。陈阵当时就把报表撕得粉碎，丢在了讲台上。

    后来还是班主任亲自坐阵，让陈阵当着她的面用自报与摊派相结合的方式把项目分摊到了每个人的头上。但最后剩下一个５０００米长跑就硬是派不下去了。后来我站起来，轻描淡写地说，实在没有人报，我就去跑吧。一下子，全班的目光都集中到我身上。其实我心里自有打算。一来当时我还只报了两项，如果这个５０００米最后被班主任硬派下来，也很有可能会落到我的头上，倒不如自己站出来，变被动为主动。二来呢，说是５０００米，又没有人用枪逼着你非得一步不差地跑到终点。到时候我上去狂跑两圈，然后“受伤”下场，谁也怪不得。

    让我始料不及的是，陈阵却把我的一番小心计误认为是出于对他的友情而做出的一种大“义举”。当天下午进行第一次训练，他就主动过来，要陪着我练５０００米。我有心把真实的想法告诉他，又有些说不出口。转念一想，他大概也就是这三分钟的热度，等三分钟一过，我自然也就可以解脱了。陈阵的投掷和跳跃成绩独步全校，三个月不练也照样难寻对手。但他的耐力实在很一般，几千米跑下来，那副呲牙咧嘴的形象比我还难看几倍。可也不知他哪来的一股邪劲儿，每天跟在我身后，就只有前进哨，没有退堂鼓，还喘吁吁地一个劲地给我打气，说，没想到，你这家伙瘦得跟蚂蚱似的，还真就有点练长跑的天赋。到这时候，我已经是骑虎难下了，只好硬着头皮跑下去。二十几天的临阵磨枪磨下来，我的长跑成绩竟然提高了一大截，比赛那天，排在两名校队的“专业运动员”后面，顺理成章似地就拿了一个第三名。说实话，这是我从上小学起参加的所有比赛中获得的最好名次。从此以后，我便经常跟着陈阵一起跑跑跳跳，打蓝球踢足球，甚至就连下课休息那十分钟也从不放过，也要跑到操场边撑几下双杠，做几个引体向上。也就在那半年的时间里，我的身高从一米七一猛窜到一米八三，体重也一下子增加了将近三十斤，看上去几乎与陈阵一样的高大健壮，很快便得以与陈阵“齐名”，被并称文科班的两杆“纛旗”。那年春节，爸爸妈妈回来过年，看见我简直都有些不敢认了。

    寒假里，陈阵几乎每天都叫我到他家去打麻将。陈阵的父亲是区政府下属的一家公司的经理，我们每次去都会受到他的热情款待。有时候赶上他高兴，还会专门为我们几个摆上一桌。应该说，那个寒假我过得很愉快。但有时候，心里也会有些遗憾。特别是当外面下起了大雪或者刮起了大风的时候，我真地不情愿再倒一遍车跑到陈阵家去反来复去地摆那些麻将牌。在这样的日子里，对我来说最惬意的是躲在温暖的小屋里，读一本精彩的小说。那时候，我阅读的兴趣已经从武侠小说大大地拓展开来。我发现在一些远离刀光剑影的文字背后，隐藏着许多更能让人热血沸腾荡气回肠的东西。而我于笔的认识也更深了一层。原来笔不但可以切割精神，更可以雕刻精神甚至浇铸精神。但是，我无法拒绝陈阵。陈阵是我生平所交到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朋友。他可以拔拳相助于我，我就不能咬牙陪他喝杯酒抽颗烟吗？他能陪着我跑５０００米，我难道就不能冒一点风雪去陪他打麻将吗？这样的想法听起来可能有些幼稚可笑，但我的确就是这样一次次来说服自己的。尽管那时候我已经清清楚楚地知道我和陈阵身上有很多不相同的东西，但我并不认为这些不同就注定会成为我们发展友谊的障碍。可我怎么也想不到，仅仅过了几个月的时间，我和陈阵就从一对好朋友铁哥们变成了一对冷眼相对的冤家，结下了一个也许今生今世都无法解开的死疙瘩。

                                 三

     我们学校是所谓的“次重点”，升学率虽然无法与正规的省市重点校相比，却要比一般的普通高中高出许多。新学期开始不久，我们高二学年也开始实行晚自习制度，每天从下午五点半到七点加上两节自习课。

    自此，班里的气氛突然为之一变。自习课上，很少再有人高谈阔论了，教室里显得很安静。我被这种紧张而压抑的气氛一时弄得有些莫名其妙而又不知所措。

    中午，陈阵把我叫到了走廊里。走廊里还有原来高一三班的刘风和李建春，两个人都是陈阵的铁哥们，现在当然也是我的铁哥们。陈阵朝我挥了挥手中的钥匙，说：“咱们到生物室去散散心。这两天简直都让那些孩子们给闷死了。”

    生物标本室里的气味很难闻。当我呼吸着这陈腐的空气玩着那毫无新意的纸牌游戏时，心里很清楚地知道，这并不是因为我喜欢，而是因为我不想让陈阵他们扫兴。而每次从生物室回到教室，看到那些埋头用功的“孩子们”，我的心里又总会充满了一种空落落的感觉。我甚至想过，如果爸爸妈妈在身边，我大概也会被迫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果真如此，我的生活是否就一定会变得很可笑或者很可悲呢？

    两个星期后的一天，我们被教导处黄主任堵在了生物室里。我们被带到教导处门外站了一个下午。我们不可能躲在生物室里玩到高中毕业，所以这样的结局是显而易见的。早知如此，何必开始？我记得哪首歌里这样唱过。是齐秦的一首老歌：《原来的我》。

    几个女生从教导处门前路过，“你们在这儿干什么？”陈阵说：“黄主任想请我们几个跟他谈谈心。”他让那几个女生给他捎点水喝，不一会儿，其中的一个女生真就给他端来了一杯。她对陈阵说：“别喝得太多了，不然一会你还得请假上厕所。”女生的脸上似笑非笑的，那种表情令人捉摸不定又很耐人寻味。这时候陈阵正得意地朝刘风和李建春挤眼睛。我想他大概既没有听清女生的话，更没有看懂她的表情。

    直到五点半钟，晚自习的铃声响过之后，黄主任才把我们四个叫进了办公室。他说：“因为你们违犯校规，学校决定给你们每个人一个记过处分。你们有什么意见吗？没什么说的，你们就可以走了。”他挥挥手，就象在挥散一些烟雾。由始至终，他甚至都没有抬头看我们一眼。

    从办公室出来，陈阵问我，“老单，你怎么啦？怎么无精打采的，不是被那个记过处分给吓住了吧？你放心，毕业的时候自然就会给你取消的。再说了，学校最近正想把后面的小操场整修一下，再建几个小花坛，我老爸已经答应，由他们公司出这笔钱。就冲这，学校也不会把我们怎么样的。”我说：“我没怕。我有什么好怕的？”上小学时我曾有过类似的被罚站的经历，那时候最强烈的感觉就是恐惧。但现在那种恐惧的感觉已经变得很微弱很模糊了，象童年的蛛网和蝉翼。

    在那个貌似坦然的下午里，我想了许多。我突然发现，我们勇气十足地站在这里，其唯一真实的理由恰恰是因为我们缺乏勇气；我们身上沾满了烟味，却根本无法掩住那一身幼稚可笑的孩子气。这样的发现使我的心中充满了沮丧和失望之情。那个下午是我高中时代的一点转折点，这一点就连我自己也是在很久以后才认识到的。

    其后的那段日子，我的生活表面看起来没有任何变化。我和陈阵他们每天说着同样的话，做着同样的事，但内心的感受却是截然不同的。那些截然不同的感受于我越来越多的是一种痛苦一种悲哀。而更可悲的是，我还要让陈阵他们相信我同他们一样地踏实快乐。我曾努力地想使自己相信，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友情。但后来我渐渐明白，友情其实只是一种借口，我把自己想象得很高大很宽容，而事实上我只所以不能把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和感受说出来，是因为没有勇气。我不想伤朋友的心，但更怕自己会受到伤害；我害怕失去朋友，但更怕失去自己，因为我不知道一旦离开了陈阵他们，我还能做些什么。重新开始那种艰苦的学习生活，于我不但缺乏勇气，更缺乏毅力。我陷入了一种深深的矛盾之中。我明明知道自己其实只有两种选择，却总想着能在两条路中找到第三种走法。这种想法不仅很幼稚，而且有时候也是非常有害的。但这种有害性是当时的我所不可能预见到的。

                                 四

     我正埋头看一本台湾作家高阳的《咆哮的吻》，忽然同桌用胳膊碰碰我。我抬头看看，却是陈阵在门外朝我招手。外面正下着小雨，陈阵的衣袖和裤腿都被打湿了。我有些奇怪，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出去的。我看了一眼手表，再有十五分钟，下午的最后一节自习课就该结束了。

    陈阵的脸色有些阴沉，正象外面的天色。我问他出了什么事，他说：“我有一个哥们叫人家给打了。”我问：“是谁？我认识吗？”他摇摇头：“你不认识。”他说：“这件事还没完。我跟那小子约好了，今天晚上九点钟，在青屏小学的后操场见。你知道那地方吗？”我点点头。他咬咬牙，“他明知道那是我的哥们，竟然还敢下手，这纯粹是给我‘上药’呢，我要是不还点颜色给他看看，我就不是附中的陈阵了。”说这些话时，他把拳头狠狠地挥了挥。他没有问我是否愿意去帮他打这一架，甚至根本就没有说明他要我跟他一起去赴这个约会，他认定没有这个必要。我正要开口，黄主任走过来。他扫了我们俩一眼，厉声说：“站在这儿干什么？谁允许你们下课的？”

    下课铃响了，我坐着没动。有一只手拍了拍我的头，我知道是陈阵，但我没跟他一起出去。我还在想我怎样才能把自己的想法跟他说清楚。晚自习的铃声响过之后，我转过身去，可没想到陈阵的座位却又空了。后来刘风和李建春曾经质问过我：“你不想去，为什么不告诉他？！”我无言以对。因为我心里知道，就算当时我还有十次机会，也未必能够鼓起勇气抓住一次。而事实上，当时我的确还有许多机会，但我却一再错过，终于酿成大错。

    晚上，我回到家，躲进自己的屋子，关上门，想好好想一想这件事。我发现自己到现在好象仍然在为去还是不去而犹豫不决。我很快就使自己从这种犹豫中摆脱出来了。我不想去，也不该去。下午在走廊里，在第一时间里，我早就想明白了这一点。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我不去，陈阵会怎么看我？别人会怎么看我？我应该为自己找一个不能去的理由，一个很充分的理由。我从床上跳起来，开始满屋子地翻找这个理由。可每找出一个，马上又被否定了。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爷爷又来叫我吃饭，我听见他在门外唠唠叨叨地说，这孩子是不是病了？让雨淋着了？我赶紧冲到窗前向外边看，如果外边的雨下大了，也许陈阵的约会就会被自动取消了。可是外边的雨已经停了，半个月亮清清爽爽地挂在空中。

    直到八点半钟，我才想好了一个自认为很充分很可信的理由。我到电话亭去给陈阵家打了个电话。是陈阵的妈妈接的。她说陈阵不在，吃完晚饭就出去了。我正在犹豫还要不要多说几句，她突然问我，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呀？她好象察觉到了什么，语气有些担心。我忙说，没有，没什么事。我打电话就是想问问陈阵明天考试的事情。放下电话，我暗暗地松了一口气，不管怎样，我总算做了点什么。如果明天陈阵问起来，我也有话可说，有他妈妈给我做证明，我曾经打过电话。

    回到家里，我叫奶奶帮我把饭热了热。吃饭的时候，我对爷爷说，今天晚上奶奶病了，我们爷俩送奶奶到医院看急诊了。爷爷一脸的疑惑，但他什么也没有多问。

    上床睡觉的时候，我的心已经彻底踏实下来。我甚至觉得自己有些小题大作了。也许陈阵根本不会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我不过是在庸人自扰。

                                 五

     第二天上午，陈阵的座位一直空着。我的心里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上课间操时，我去找了刘风和李建春，他们两个竟然也都没在班里。中午，他们俩找到我，告诉我说，陈阵昨天晚上被人打伤了，现在正住在医院里。他的左眼睛恐怕保不住了。我的脑子里嗡地一响。我急忙问他们：“这怎么可能，你们俩不是也去了吗？”他们俩却摇头，说：“我们本来是要跟着去的，可陈阵说，双方约好了，二对二，他就只叫了你。”我没有去，陈阵却咽不下这口气，又不肯落给人家一个怯阵的话柄，就跟对方动起手来。以一对二，陈阵并没有落到下风，反令对方吃了亏。那两个人恼羞成怒，就操起家伙下了恶手。刘风问我：“你为什么没去？”我没有回答。李建春又问了我一遍，我说：“因为我不想去。”直到今天我也说不清楚，这句我早想说早该说也曾有过许多机会可以说却又总是无法说出口的话，怎么会在那样一种最困难最难以启齿的情形下，被我不加思索地仿佛很轻易地就说了出来。关于送奶奶去看急诊之类的理由，我当时甚至连想都没有想一下。

    下午，我到医院去了。我在医院的走廊里遇见了陈阵的爸爸。他对我的态度并没有什么改变，我以为他还不知道这件事的原由始末，其实他当时已经知道了。他让我自己进去看陈阵，他并没有跟进去。

    陈阵侧躺在靠窗户的一张病床上，高大的身体好象一下子缩小了许多。他的头上缠着绷带，把两只眼睛都包上了。我在床头站了一分钟，然后我说：“陈阵，我是单平波。”他把头转向我，好象是想努力看清我。我坐在床边的一张木凳上。我问他伤势怎么样。他说，左眼睛有百分之五十的希望。最好的结果是在脸上留一块疤，最坏的结果是左眼失明，甚至会祸及右眼，所以现在两只眼睛都需要治疗和保护。再往下，我就不知该说些什么了。我知道现在最应该做的是解释，但我实在不知该如何解释。而陈阵竟然也没有问。我看不见他的眼睛和脸上的表情，但我隐隐地觉得，这一场灾祸好象在一夜之间使他改变了许多。

    沉默了好一会儿，陈阵忽然说，你知道吗，那两个家伙跑了以后，我捂着眼睛站在街上堵车的时候，我心里在想什么吗？我在想，如果有你在，那两个家伙一定不会得手的。听了这些话，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我说：“对不起，陈阵，我真地没想到会把你害成这样。”陈阵没有作声，但我看见他的嘴角和喉结剧烈地抽动了一下，然后眼泪就无声而迅速地从纱布中了洇出来。护士走进来，说：“告诉你好几遍了，不要哭，眼泪对伤口不好。这么大的小伙子了，怎么就这么不经事呢？”

    后来我又和陈阵说了些什么，我记不得了，也许我们再就没有说什么。在走廊里，陈阵的爸爸对我说：“单平波，以后你就不要再来了。陈阵他嘴上虽然没说，但我知道，他心里不愿意再见到你。我并没有责怪你的意思，这件事只能由陈阵自己负责。可是，请你理解他现在的心情，毕竟他还是个孩子。你们都还是孩子。”

    从医院回来，我被刘风和李建春堵在了校门外。他们俩将我痛打了一顿。我没有反抗，也没有叫喊，只是无法控制自己的泪水。我的眼泪换来的是两个人更重更狠的拳头。我听见他们用一种深恶痛绝地声音骂我“胆小鬼！叛徒！”。他们不容我分辩，我也不想分辩。我的泪水不是因为皮肉的疼痛，而是因为我的眼前总是无法摆脱陈阵用手捂着鲜血迸流的眼睛，孤独无助地站在路边的情景。当时的陈阵会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呢？每当我不由自主地去做这种想象时，我的心就会猛地缩紧起来；而缩紧的心就会象一只泪泵，令我的泪水止不住的喷涌而出。

    陈阵的左眼失明了。他再也没有到学校来过。据说后来学校给他发了一张高中毕业证，当然是因为他爸爸的缘故。学校的花坛如期修建起来了，很美。在我们毕业之前，陈阵一直呆在家里。我们毕业之后，他的情况我就不得而知了。

    大概全校的人都知道陈阵的眼睛是因为我的背信弃义、临阵退缩而被人打瞎的。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看我的，我只知道那一年多的时间我是怎么度过来的。我变得孤独而沉默。过年时爸爸妈妈回来见到我，不禁吃了一惊。他们问我，你怎么啦？怎么总是勾着背？我说，是吗？可能是看书看的吧。我曾经想让他们帮我转学，但后来我没能说出口。我什么也不曾对他们说。我不想让他们在这短短的假期里再为我操这份心，更不想让他们走后还要在千里之外日日夜夜为我担心。

    高考结束了，我名落孙山。之后，我自作主张地报名入伍，去河北保定当了一名汽车兵。就在此前一个多月，爸爸妈妈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调回了我和爷爷奶奶生活的这座城市。他们没能留得住我。

    在部队的几年里，我没有再长个儿，但我的肩背又渐渐变得挺拔了。

    单平波退伍后，在一家出租汽车公司工作。他曾经因为勇斗持械劫车的歹徒而受到过政府和公司的嘉奖。

    那天，我坐他的车去开发区。高速公路上的景色单调乏味，我便与他闲谈起来。萍水相逢，我们却谈得很投缘。他外表看起来高大而粗壮，却读过很多书，对许多事情都有自己的一番见解。后来，我试探着跟他说起我准备写系列小说的事情，没想到，他立刻表示愿意把他的故事提供给我。到目前为止，他是我所遇到的最积极最热情的采访对象。我们的几次见面都是他开车到家里或者单位去接我，然后把我拉到一家“的士之家”，点上几个菜和一瓶啤酒。那瓶啤酒是专门点给我喝的，他要开车，不能喝酒，而每一次的酒账都是他付的。我实在争不过他。

    可是到了要动笔的时候，我又有些为难了。他的经历虽然有一定的创作价值，但却缺少一个如《祸事》那样的“故事核”，情节较松散，所涉及到的人物也稍嫌零乱。我曾经有意想把它放在后面来写，先写几个比较顺手的。但因为单平波的热情与关切，我还是先把它写了出来。其中我忍痛删砍了许多在采访时认为很值得一写的人物和情节，比如，单平波曾经在陈阵的“安排”下，和原来高一三班的一个女生谈过一场“恋爱”，这也是一件后来对他触动很大的事情。用单平波自己的话说，从一个与陈阵他们共荣辱同进退的铁哥们或者是一个亦步亦趋的追随者，到在第一时间里就想明白了“我不想去也不该去”的单平波，他当时所经历的心理历程是很复杂甚至可以说是漫长的。但出于对小说的整体考虑，我放弃了那些情节，只把那段复杂而漫长的心理历程浓缩在了“那个下午”。至于第三章最后的那一大段阐释性的叙述，则基本上就是搬用了采访中单平波的原话。作为一篇小说，那种叙述似乎有些“犯忌”，但我考虑再三，还是决定把它保留了下来。

    稿子已经修改过一遍了，却依然没有一个满意的题目。直到有一天，我无意中在电视里看到了一只蝴蝶从它的蛹衣中挣扎而出，然后展翅而飞的镜头。那镜头虽然只有短短的十几秒钟，却令我怦然心动。于是，我为这篇小说取名为《蝴蝶》。

《轰然作响的记忆》之祸事

一

当那场祸事加大油门朝我冲过来的时候，我真地一点预感也没有。我记得那天的天气不错，虽然已经是晚上七点多了，但天色依然很亮。我骑着车子从一道缓坡的坡顶往下冲。六月的暖风吹着我的头发和衣裙，象是有一只大手在抚摸着我，我很喜欢这种感觉。我想起下午进行英语剧表演比赛时，丁石用手虚情假意地抚着我的头发的情景，在剧里他是我的“父亲”。最后我们俩只得了一个二等奖，因为评委们认为我们的英语虽然准确流畅，但表演太不到位，比如说，剧中的父亲在安慰自己心爱的女儿时，那只手根本就没有碰到女儿的头发。

    坡底的十字路口是绿灯。当我冲到十字路口的时候，先习惯地向左边看了看，一辆绿色的轿车正向我冲过来。在那一刹那，我还认为它应该能够停在那道权威的白线里面，还没有意识到一场祸事已无可阻挡地降临到了我的头上。后来同学们去医院看我时，丁石问我，被撞的当时有什么感觉。我真地说不清楚，当时我好象什么感觉也没有，也许是什么也来不及感觉，我只记得“嘭”的一声响，那是我的身体被轿车撞击所发出的声音。那种声音很可怕。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恶梦里并不能完整地再现那辆绿色轿车向我冲过来的情景，而只是很真切地回响着那种“嘭”的声响。那种狰狞的声音在原本该是一片寂静的梦境中响得震耳欲聋。

                                  二

     我从昏迷中清醒过来的时候，第一眼看到的是一张陌生的脸。起初我本能地以为是爸爸，后来又认为他是医生，但他其实就是那辆绿色轿车的主人，那个把我从放学回家的路上撞进了医院抢救室的肇事者。幸亏他很聪明，只说他姓邓，叫邓文庆，没有立即告诉我他的真实身分，不然我一激动很可能就会再次昏厥过去。这时候爸爸从外面回来了。他和妈妈在床边整整守了我三天三夜，就是想让我醒过来的时候，第一眼就可以看见他们。可就在我醒来的三个小时之前妈妈被姥姥强行接回了家，她已经被这漫长如三秋的三天煎熬得不成样子了。爸爸刚才想找口水喝，才出去了几分钟，可偏偏就在这几分钟里，那个肇事者来了，而我也醒了过来。

    我在医院里一共住了三个月。我的伤很重，左手腕和左腿骨折，两根肋骨骨折，肺部损伤，左肾损伤，头部也受了重创。有一段时间我总觉得头晕、恶心，医生说我的颅内有一个血块。血块也可能会自行被吸收了，但也可能会造成危险。最安全最积极的办法是做一次开颅手术，把血块取出来。我坚决拒绝做开颅手术，这几个字听着就叫人那么不寒而栗，我宁可因为那个血块死掉，也决不让人把我剃成光头，用斧子、锯子把我的脑袋打开再合上。我想那样就算做完手术，我立刻就能从手术台上站起来走回家去，也没什么值得高兴的，因为那个人很可能已经不再是我了。后来证明我的选择是正确的，那个血块很快就被吸收了。那三个月，尤其是其中的前一个月的经历真是太可怕了，我的身体好象突然之间就变成了我最可怕最可憎的敌人，无时无刻不在用痛苦折磨着我。那阵子我甚至想起了初升高的那个暑假看过的《复活》中托尔斯泰关于人的肉体和灵魂是可以分离开的，甚至是可以成为相互作斗争的两部分的描述。我想我的灵魂大概并没有被那辆该死的绿色轿车撞断左腿，它为什么不逃呢？这样的恣意的胡思乱想好象比医生的止疼药和爸爸妈妈的眼泪更能帮助我抵挡那伤痛的无情围剿。有了这几个月的经历我才明白，自己以前只因为哪一次考试没有考好就大叫什么“这真是一场恶梦啊”之类的话真是太幼稚太可笑太矫情了。

    我忍受着地狱般的煎熬，而那个把我送进地狱的邓文庆却表现得象个天使。除了爸爸妈妈，就数他来医院来得最勤了。他每次来，总要带上一束鲜花（那时候看病人送鲜花还没有象今天这样成为一种时尚）和一大兜水果或者别的什么高级补品之类的东西，当然还有一张关切的笑脸。他不但承担了我的全部医疗费用，而且还付了一笔数目不小的营养费。在我能够下床走动之后，他甚至还想塞给我一些“零用钱”，让我自己“买些爱吃的东西”，我没要。他的这些举动赢得了几乎所有人的好感。到后来连爸爸妈妈也开始不由自主地对他露出了笑脸。住在我邻床的那位阿姨甚至很真诚地替我感到庆幸。她告诉我说，现在不知有多少遭遇飞来横祸的人无法从肇事者那里得到完全的补偿，有的根本就拿不到一分钱。象邓文庆这样又有钱又有良心的好人真是难得撞上。这些话听得多了，有时候连我自己也禁不住要犯糊涂，弄不清究竟是我太倒霉，被人撞进了医院；还是我够走运，一下子就撞到了这样一位有钱的好人。

                                  三

     我出院的那天，邓文庆来接我。车子开到我家楼下的时候，我让爸爸妈妈先上楼。我冷冷地问邓文庆：“其实你这样尽心尽力地对我们，不过是因为你不想让我们追究你的法律责任，对不对？”上高一那年，我们曾经上过十几个课时的普法课，我隐约记得刑法的危害公共安全罪中有一条：凡是因违章驾驶机动车，致人重伤、死亡的，将被判处有期徒刑或拘役。每当有人因为邓文庆的鲜花或者补品而替我感到庆幸时，我的这份记忆就会变得清晰一点。邓文庆对我的问话好象并不感到十分的意外，他看了看我，说：“就算你想追究我的法律责任，把我送上了法庭，大不了也就是让我缴纳罚金。同样是花钱，我不喜欢那样花，你爸妈也不喜欢。我做这些并不是象你想的那样，是不得以被迫所为，而是我自觉自愿的。看见你躺在病床上的样子，我心里有一种很深的负罪感。只因为我的一时兴起，一念之差，就把一个好端端的女孩子变成了这样子，这实在是一种罪恶。”

    我没法判断他说的是不是真话。如果是一个象爸那样的靠挣工资吃饭的人这么说，我会毫不犹豫地相信，因为那笔钱就足以证明一切。但他却是个有钱人，那点钱对他来说，其实什么也说明不了。

    我出院的时候，学校才刚刚开学不久。我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立即上学，一是休学一年。我想上学，可爸爸妈妈有些不放心。去征求医生的意见，医生说，就我现在的身体情况，去上学不是不可以，但最好还是再休养一段时间。医生显然是主张我再休息几个月，但那其实是不可能的，要休我只能休一年。

    后来还是邓文庆用他的钱帮着爸妈下定了决心。他说，还是让小静休一年吧，高三实在是太紧张了，恐怕她的身体会受不了。爸爸妈妈和我都没有作声。邓文庆又说，我知道我是最没有资格在这发表意见的。不过我是真心希望小静的身体能够得到彻底的恢复。在她休学这一年时间里，我会按月给她一笔营养费。

    爸妈最后下定决心让我休学，主要还是担心我的身体，但邓文庆答应的那笔营养费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爸妈的工资都不高，还要负担爷爷奶奶和姥爷姥姥的一部分生活费，所以家里虽然只有我这一个女儿，但经济情况并不好。而我最后选择了休学，却是因为医生说我即使可以去上学，半年之内也不能上体育课。没有体育成绩，也就意味着我无法连续第三年被评为三好生，这在我是很难接受的。说实话，我的选择与邓文庆的钱毫无关系。但那一场真正的祸事却正是从我的这个选择开始的。

    十月二十八日是我的生日，邓文庆要请我们全家出去吃饭。我不想去，可爸爸妈妈说邓文庆是一番好意，拒绝人家不太好。就是那天在饭店里，我们遇上了李重重，她是因为什么事情专门去找邓文庆的。妈妈想跟她客气一下，说：“你也坐下一起吃吧。”没料到她当真就坐了下来。邓文庆的脸色有些阴沉，他好象并不欢迎蒋重重这位不速之客。我倒是有点喜欢李重重，她虽然长得很漂亮，打扮得也很时髦，但言谈举止却有些大大咧咧的，看上去是那种没有多少心计很好相处的女孩子。

                                  四

     休学在家的日子，出乎意料地难熬。开始的一段时间，我整天捧着教科书，但没几天的功夫，就学不下去了。我发现离开了老师的讲解和辅导，特别是离开了学校里那种分秒必争每分儿必争的学习和竞争氛围，学习对我来说突然破天荒地变成了一种苦差事。再一想，反正明年还要再学一遍，到复学前的两三个月稍稍做一下复习也就够了，何苦现在就弄得这么紧张呢？于是我就丢开教科书，开始看小说，古今中外，是小说就看。可一个人守在狭小而空当的屋子里看那些虚无飘缈的恩怨情仇生离死别，看多了有时候也会觉得很烦很无聊。想出去走走的时候，又总是发现自己除了学校竟然是无处可去。我曾经挑下午自习的时间去过学校一次，但只说了几句话，大家就又把头埋进了书本里。丁石送我出来时对我说：“别怨他们，现在大家的学习压力都很大。”那次之后，我再没去过学校。后来，我就遇见了蒋重重。

    再次遇到蒋重重，是我在一家精品店里闲逛的时候。我们俩虽然只见过一面，但却一下子就认出了对方。遇到我，她好象很高兴，那种高兴是发自心底的，这我看得出来。说了没有两句话，她就邀我去歌舞厅玩，我犹豫了一下。她拉着我的手问：“是邓文庆叫你不要理我的，是不是？”我说：“他凭什么管我？”

    那天我们玩得很开心。那也是我第一次进歌舞厅。看得出来，蒋重重是这种场所的常客。她让我上台唱歌，我从没在这种场合唱过歌，心里紧张得要命。可一首歌唱下来，竟然也赢得了不少掌声。蒋重重冲我眨眨眼，“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就因为你是个漂亮的女孩子。”后来她又拉着我去跳舞，我说我不会，她说：“你不会我可以教你嘛。”她教得很有耐心。几支曲子下来，我很快就能在她的带领下，自如地旋转起来了。跳舞的时候，她在我的耳边说：“你真聪明，我喜欢你。过几天我带你去个更好玩的地方。”

    三天之后，蒋重重带我去了一家刚开业不久的电子游艺厅，我不禁有些失望。可没想到，我很快就迷上了其中的几个游戏。一眨眼，我们就玩了三个多小时。这于我在几天前还是无法想象的事情。以前我也曾听说过有人因为沉溺于打游戏机而耽误了学习和工作的事情，我从心眼里瞧不起那种人，对他们竟然沉溺于反反复复地去按那几个游戏键也感到无法理解。可是现在我似乎也身不由已地踏上了一条他们那样的迷路。回到家里，我忽然觉得有些害怕。几天之后，当蒋重重再来找我出去玩时，我想找个借口回绝她。可她好象一下子就看透了我的心思，并且很轻易地就说服了我。她说：“我们只不过是去玩玩嘛，又不是去做什么坏事。再说你现在不是在家养病吗？这时候不出去玩玩，难道等上了学再玩吗？”

    有些事情一旦开了头，就会顺理成章地按照它的一种必然规律发展下去，并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从那以后，我便经常和蒋重重一起出去玩，并且认识了她的一些朋友。她的那些朋友跟她一样，年龄都只有十八九岁，最大的也不过二十一二岁，其中只有两个人有正式的工作。不过不管是有工作的还是没有工作的，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喜欢玩。我跟着他们去唱歌跳舞看电影看录相滑旱冰打电游打台球打网球打保龄球，时间过的真象飞一样快。在那些飞一样的流逝的日子里，我体验到了一种与考第一名或者被评为三好生截然不同的快乐。可是后来我发现除了重重，其他几个人对我的态度似乎有所改变。我问重重，重重说：“没有的事，是你想得太多了。”但我很快就明白是为什么了。原来他们每一次一起出去玩的费用都是大家轮流负担的，只有我一次也不曾出过钱。每次轮到我，都是重重替我出的。

                                  五

     这件事使我一度变得有些清醒了。有一天夜里，我甚至下定决心要结束现在这种生活了。但在此之前，我必须把重重替我出的那些钱都还给她，不然就算从此再也不与他们见面了，我也无法面对自己。可是到哪去弄那些钱呢？我很快就想到了我偶然发现的妈妈放在一件旧衣服里的那张存折。

    事情远比我想象的要简单得多也容易得多。我拿出那张存折，到银行很顺利地就把那上面的一千元钱取了出来。存折上写的是我的名字，我想大概是爸妈把邓文庆给的那些钱中节余下来的部分存在了我的名下。我拿着钱去还给重重，不想她却坚决不肯要，并且说我这种做法既伤了她的面子，也伤了她的心。我没法让她把钱收下，只好用这些钱请大家玩了几次。这又让我体验到了另一种快乐，这种快乐与跟着别人去玩所获得的快乐有一种不很明显但却很深刻的不同。那一千块钱花完了之后，我并没有能按原来的想法离开重重他们。重重对我说：“你真的用不着想那么多。如果你觉得总花别人的钱太没面子，我可以给你钱。我不是别人，我是你的好朋友，好姐妹，对不对？再说，反正我后爸有的是钱，不花白不花。”我再一次被说服了。但这一次说服我的其实并不是重重，而是我曾经无法理解并且无比蔑视的那种痴迷与沉溺，那时候我已经不可能再象从前那样在那间不足十平米的小屋里心平气和地看什么教科书或者小说了。我甚至这样想过，如果几个月前我被邓文庆的车撞死了，那不是永远没有机会体验这种快乐了？

    爸爸妈妈好象也察觉到了我身上的某种变化，但他们只是随便地问过我两次，都被我很容易地应付过去了。他们一辈子本本份份勤勤恳恳，那时候甚至连保龄球是什么都不知道，根本无法想象在他们每天上班时我与重重他们所过的那种生活。倒是有一次在一家歌舞厅里，我们偶尔撞上了邓文庆。看见我，他好象很吃惊的样子。他当着重重他们的面把我叫到一旁，开口就是一句：“你不要和他们搅在一起。”我很讨厌他这种自以为是的口气，他是谁？不过是一个把我撞进了医院，至今还不能上学的肇事者。出了点营养费，他大概就以为他是我的家长老师或者监护人什么的了，我很不耐烦地问：“为什么？”他说：“你和他们不一样。”我狠狠地冷笑了一声。他还不死心，说：“这一切迟早都是会结束的，而对你却是越早明白越好。”回来我把他的这些话学给重重他们听，他们都笑得前仰后合的，重重说：“真奇怪，我以前怎么没发现这个邓文庆竟然这么可爱这么好玩呢？”那时刻我和重重怎么也想不到，仅仅过了一个月，邓文庆的话就在我们俩身上变成了现实。

    我整整一个星期没有见到重重。百无聊赖之下，我就一个人跑到我们常去的一家电子游戏厅去玩，没想到电游厅的老板忽然变了态度，阴沉着脸不停地追问我：“蒋重重呢？她欠了我两千多块钱的账，想一躲了之？没那么容易！”我说：“你凶什么？重重的后爸有的是钱，她不会赖你的账的！”他冷笑了一声：“都什么时候了，还拿什么亲爹后爸的对付我。现在她那个后爸连他自己那一屁股的债还不知怎么还呢，还替她还债？你和蒋重重是一起的，这两千块钱里也有你一份，你今天想先还我多少啊？”

    好容易从电游厅挣脱出来，我的脑袋里嗡嗡乱响，只想着能赶快找到重重。可以前总是她来找我的，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找她。三天之后，还是重重找到了我。

    看到我一副吃惊的样子，她却若无其事地笑了，说：“干吗这么看着我，是不是觉得我没了一个有钱的后爸，应该是一副很伤心很倒霉的样子才对？告诉你吧，他变成了一个穷光蛋，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我问她：“你一共欠了别人多少钱？”她说：“加在一起大概有两三万吧。”我给吓得一时就说不出话来了。她却还是一副满不在意的样子：“我会想办法把钱还上的，我不可能为了这点钱总这么躲下去。”我咬咬牙，说：“重重，我的那份，我会很快还给你的。”她盯住我，脸色忽然变得很难看。

                                  六

     重重走后，我马上去给邓文庆打了个电话，我怕稍一耽搁，我就再也不会有这份勇气了。

    邓文庆坐在他的办公桌后面，面无表情地听着我说。我痛恨他那种没有表情的表情，更痛恨我自己。曾几何时，我还对爸爸妈妈接受他的那些施舍一样的营养费而耿耿于怀，可现在我坐在这里干脆就是一个毫无自尊的乞丐。那天我都说了些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但好象我已经把要说的都说清楚了，因为等我说完了之后，邓文庆从桌子上拿起一张纸，说：“你给我写一张借据吧。”来这之前，我有种预感，邓文庆会把钱借给我的，但没想到竟然这么顺利。我写好了借据，又试探着问他：“你能不能再多借我一点，把蒋重重的账都还上，反正，反正这点钱对你也不算什么。”他看看我，“这点钱对我虽然不算什么，但我的钱也不是天上的风，打开窗就可以刮进来。我借钱给你，总算还有点理由，可我凭什么替蒋重重还账？”我无言以对。他说：“我知道你心里一直还在怨恨我。今天你能来向我借钱，就说明你已经明白，还上这笔账对你来说有多么重要。我劝你别再替别人操心了，还是好好想想你自己的事情吧。另外我也想知道，你什么时候能把这笔钱还给我？”我想了想，说：“明年的７月８日，我一定把钱还给你。”

    我把钱还给重重，她收下了。她说：“我知道，收下这些钱，我们俩也就算彻底完蛋了。可不管你心里怎么看我，我是真地喜欢你，我只想让你高兴，我从来没想过要害你，这一点你一定要相信我。”我把头转向一边，因为我看见她的眼睛里已经盈满了泪水。我想起了邓文庆的那些话，他说得没错，还上那两三万块钱的债对重重来说真的不是什么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她选择了这样的生活，并且已经不想改变或者不能改变了；而我却必须这样做，因为这并不是我的选择，也不是我真正想要的生活，我只是做了场梦，而梦总是会醒的。

    回到家里以后，我昏昏沉沉地躺在床上，不知过了多久，我听见爸爸妈妈在屋子里翻箱倒柜地找那个一千块钱的存折，他们当然不可能找得到。后来我听见爸爸说：“是不是上次卖旧衣服时，被你夹在里面一起卖了？肯定是那么回事！”“没有啊，我记得是放在这件衣服里的……”妈妈的辩白显得很无力。我走出去，说：“明天我想到学校去，我想马上就复学。”

    教导主任对我的要求有些莫名其妙。他说：“还有三个月这个学年就要结束了，反正你也要从头读高三，等新学年开始你再复学也不迟嘛。”我说：“我不想再在家里呆着了，再说我现在到高二跟跟课程也有好处，求您让我现在就来上学吧。复学手续可以开学以后再办。”教导主任被我说服了。

    上学的第二天下午，我在小操场上遇到了丁石，他说：“你干嘛不在家里多享两天福呢？你就真地那么想学校吗？”我说：“是真的。”他说：“我怎么不太相信呢？”我没有作声。他认真地看了看我，“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你看上去有点奇怪。”我说：“没有，什么事也没有，我就是想咱们学校了。”我把头转向一边，操场边上的那棵正在返青的梧桐树倏然间就被泪水模糊成了一片。

                                  七

     高三那一年，我除了用功读书，不敢让自己分心去想任何一点别的什么事情。那张五千块钱的借据和一种赎罪一般的心理正象一把高悬在我头上的利剑。在高考前的模拟考试中，我的成绩超过了上届重点院校的录取线三十多分。期末我被提名做三好生的后选人，但我拒绝参加评选。我对老师说，三好学生应该是在各方面都很优秀的，而我除了学习比较突出之外，其他方面的表现都很一般。

    高考的第一天，我考得相当好。晚上回到家里，我就跟爸爸妈妈摊牌了。我告诉他们，我借了邓文庆五千块钱，如果他们还想让我参加第二天的考试，那就立刻拿五千块钱给我，不然明天我就不去考试了。我不知道爸妈当时是什么样的表情，因为我说这些话时，一直低着头，我不敢去看他们的脸。

    这一切早在一年多以前，在邓文庆问我什么时候能还钱的时候，我就计划好了。我一直认为我很了解我的父母，认定他们一定会屈从于我的威协，不管他们心里多么愤怒，多么失望，但他们一定会让我把高考考完。他们的人生过得象一粒沙子，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我的身上。而且再想一想为了这一天，我所度过的那苦行僧一般的一年，我又觉得自己这么做并不算太过分，甚至还有那么点理直气壮。就算我有千错万错，有了这一年的苦读和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也足以抵消了。但我想错了。

第二天早晨，爸爸对我说，他和妈妈商量过了，他们决定不替我还那五千块钱，倒不是因为拿不出那些钱，而是因为他们不能接受亲生女儿的威协。他们觉得如果这一次他们屈从于我的威协，那么就等于把我往歧路上又推了一把，就等于纵容了我的错误。让我以一种错误的人生态度走上一条错误的人生道路，远比让我不上大学更让他们痛心。如果我真的不去考试，那他们也不会强迫我或者哀求我去考，因为考试是为我自己考的，并不是为他们考的。说完了，他们就上班去了。他们的话和说这些话时的态度都让我吃惊。我有些发慌，但很快又镇静下来，我想只要我坚持住，到了最后关头他们一定会让步的，一定会返回来，答应我的条件，送我去考试。但一直到上午的考试时间彻底错过了，我期待的情景也没有出现。我呆呆地坐在屋子里，大脑中是一片空白。不知坐了多久，我忽然不可抑制地放声大哭起来。我恨爸爸妈妈，恨他们竟然如此绝情，宁肯让女儿一年的寒窗若读付之东流，也不肯替她还上那五千块钱。我要离开这个家，永远也不回来了。可是当我冲出房门，却看见爸爸妈妈木然地坐在外间屋里，两个人的脸上都挂满了泪水。我的两腿一下子就软了下来……

当天下午，爸爸妈妈领着我去把钱还给了邓文庆。

 一年前我就有个计划，想写一个系列小说，这些小说的创作素材都是来自一些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在中学时代的一段最重要最难忘的记忆。这其中会有一些虚构和艺术加工，但最主要的人物和内容都出自那些真实的记忆。这个系列小说的总标题是一位受访者帮我取的，之所以叫做《轰然作响的记忆》，一是因为它都是一些年轻人的记忆，并不遥远；二是因为它对这些年轻人来说，都是最刻骨铭心振聋发聩的记忆，正所谓是“回首处轰然如雷”。

这篇《祸事》是这个系列小说中的第一篇，其中的生活原型杨静和我有一个共同的朋友，我正是通过这个朋友认识了她，采访了她。为了这篇小说，我一共和她谈了三次。前两次因为她或我临时有事，所以谈得并不深入。第三次我们谈了很久。杨静是个很好的女孩子，也是个很好的采访对象。

    在杨静之前，我已经采访了十几个人，但这篇《祸事》却是成稿的第一个，因为它几乎不用我进行更多的虚构和加工，其中唯一一处与事实不同的，就是现实生活中杨静在要挟父母无效的情况下，在最后一刻还是去参加了考试，并且以相当不错的成绩考取了一所全国重点高校。她现在在一家民营的配货中心任职。

《轰然作响的记忆》之朋友

一

周一早晨，我和佳敏去背杨玲上学的时候，佳敏一脸神秘：“有人在‘星空情缘'给杨玲点了一首歌！”“星空情缘”是电台当时一档很有名气的娱乐节目，以播放最新的流行歌曲和流行资讯为主，拥有许多像佳敏这样的学生听众。不过我听得不多。

我有些意外：“真的吗？是谁呀？”

佳敏说：“那个人署名‘晓晨’。主持人阿美说，晓晨一连给她写了两封信，要为杨玲点歌，态度真诚，言辞恳切，而且还声明，如果阿美不满足他的这个要求，他还会写第三封信第四封信，直到阿美答应他为止。”

我说：“这听着可不像是恳求，简直有点像威胁了。”

佳敏说：“根本就是威胁。还有更厉害的。他在信里说，杨玲是他心目中最出色最可爱的女生，是杨玲给了他走出迷茫和困境的勇气，听听，差不多就要说杨玲是他梦中的天使了。”

我有些好笑：“这听着是有点问题了。”

“所以呀，我断定这个‘晓晨'肯定是个男生而不可能是个女生。”

我问佳敏：“那你觉得会是谁？反正杨玲认识的男生我们都认识。”

佳敏说：“昨天我想了一天，可想到脑袋疼也没想出来。”

杨玲的腿有残疾，不能独立行走，我和佳敏就是她的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她的生活圈子有多大基本上就取决于我和佳敏这两只“脚”愿意走多远。那时候网络还不普及，无法像现在这样坐在家里就可以交到许多网友。如果杨玲想撇开我和佳敏独自结识什么男生，大概也只有写信交笔友这一条路，可是她要寄信恐怕也得让我们俩代寄。据此我们断定，这个男生就是我们班的，至少也是我们年级的。不过他到底会是谁呢？我和佳敏都很好奇。当时那个年龄，如果有哪个男生给哪个女生或者哪个女生给哪个男生点歌，几乎就等于公开表示了某种特殊的好感，而且这种好感在旁观者看来肯定是很有意味很暧昧的。杨玲相貌平平，性格内向，胆小而羞怯，即使没有腿疾，在班级里也是那种极易被忽略的女孩，似乎不应该跟这种充满暖昧意味的事情有什么挂葛。

我们到了杨玲家楼前的时候，杨玲已经被她妈妈背到了楼下。早晨的风有些凉意。杨玲瘦小的身体坐在冰冷的水泥台阶上越发显得弱不禁风，就像一朵随时可能被风吹走的蒲公英。她家住在七楼，为了减轻我和佳敏的负担，她总是让她妈妈先把她背下楼，放在台阶上。可是最近她妈妈新找的工作上班时间很早，只能赶在上班前把她背下楼。而这也就意味着在我们赶到之前，她只能在清冷的晨风里在冰凉的台阶上坐上半个小时。

我忍不住责怪她：“你怎么回事？说好了我们来背你下来。”

她笑了笑，没有作声。

我最恨她这副好像无所谓又好像是逆来顺受的模样：“你这人怎么这样呢？！”

见我真生气了，她赶紧说：“我早点下来，坐在这儿可以看会书，什么也不耽误呀。”

我说：“是呀，你感冒了发烧了，也不用我们背你去医院，也不会耽误我们的功课，什么也不会耽误呀！”

她不敢再分辩，顺下眼睛。我气哼哼地俯下身，让她趴到我的背上。

路上，佳敏开始急不可待的追问杨玲到底是谁为她在电台点播的歌曲。杨玲说：“我不知道呀，我真的不知道。”

佳敏凑近杨玲的脸：“唔，我暂时相信你不知道。不过你得好好想想，身边有这么一个崇拜者，不对，是暗恋者，一定得挖出来！我想你一定比我们心里有数吧？”

杨玲没有作声。我背着杨玲，看不见她的表情，不过想象得出她肯定已经被窘得满脸通红，说不出话来了。我不知道当时杨玲心里的感受和想法，不过我真的挺高兴的，为杨玲高兴。不管怎么样，对一个女生来说，有男生肯执笔如刀地去“威胁”主持人为自己点歌，总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情。但当时我们三个人谁也不会想到，后来竟会由此引出许多事情，最终使我失去了杨玲和佳敏这两个本可以相交一辈子的好朋友，并使我在高一学年结束后的那个孤独而漫长的暑假里，对朋友这两个字有了深深的反思和重新的理解。

                             二

没想到，班里竟然有许多人听了昨天的“星空情缘”，听到了那个‘晓晨'为杨玲点的那首《天使》。更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件事竟然在班级里引起了不大不小的哄动或者说是骚动。从上早自习开始，就不断有女生一脸神秘地问我，那个晓晨到底是谁？后来这种追问不知不觉就缩小了范围划定了边界，变成了“那个晓晨是咱班的男生吗？”有意思的是她们都没有直接去问杨玲，有人问我的时候还要用眼睛鬼鬼祟祟地瞄着杨玲，压低了声音。一方面，她们知道从杨玲的嘴里是不可能问出什么的；另一方面，在许多人看来，我和佳敏跟杨玲绝不是一般的同学、朋友，尤其是我，更像是杨玲的监护人和代言人。一开始我的感觉还很良好，为杨玲也为自己，后来就渐渐觉得有点不对劲了。坐在不远处的杨玲没有问什么也没有说什么，但我知道这些都逃不过她的眼睛。腿疾大大缩小了她身体的活动范围，但也使她的神经变得异常敏感。正是从杨玲越来越不自然的表情中，我才意识到这些好奇的追问背后还藏着一些让人不舒服的东西。

中午吃饭的时候，和佳敏挺要好的一个女生凑到了我、佳敏和杨玲的桌子上。我懒得去回想她的名字，而且她的名字对我的这段往事也并不重要。当时她跟佳敏关系不错，但跟我和杨玲很一般。说心里话，我不喜欢她。她的个性表面上看起来跟单纯的佳敏有点像，但我总觉得那只是一种假象，其实在她故作的大大咧咧下面隐藏着一些莫明其妙的心思。只不过碍于佳敏，我不愿意把这种感觉表露得太明显。我想她对我的态度也是一样，因为同一个理由，我们在相互容忍。

很明显，她今天坐过来是有原因有目的的。果然，才吃了两口饭，她就开始追问杨玲：“哎，杨玲，到底是谁呀？你不至于对我们也保密吧？”

杨玲的脸色发白，低着头吃饭。

她还问：“那你觉得谁最有可能？”

杨玲的脸色愈加苍白，嗫嚅着：“我，我真的不知道……”

她却兴趣盎然：“那我帮你想想……”

我实在忍不住了：“嘿，她已经说不知道了，你还问什么？再说了，又不是给你点的歌，你那么关心干什么？！”

她被我的话噎了一下，但马上就反应过来：“你这是什么话？我关心关心又怎么了？再说，我又没问你，又不是给你点的歌。难道只准你关心，不准我关心吗？”

我突然冒上来一股无名火，腾的站起身。佳敏见势不好，赶紧把她拉走了。而在这个过程中，一旁的杨玲始终低着头，像个受气包又像是个局外人似的一声不吭。我不禁埋怨她：“嘿，你这丫头，我在帮你呢，你就不能说句话？！”杨玲拉着我的手，对我笑笑。我叹口气。我知道她不是不想说，而是说不出来。

但事情并没有就此告一段落。一下午，跟那个女生走得比较近的几个男生一直在哼哼唧唧怪腔怪调地唱那首《天使》。我这时候就突然非常痛恨那个什么晓晨。如果他还算是个男生的话，他现在就应该站出来，向全班宣布是自己为杨玲点的那首《天使》，在自己的心里杨玲就是一个像天使一样可爱的女孩子。他应该让那些无聊的男生闭嘴，然后自己当场唱一遍那首《天使》送给杨玲！如果他这样做了，我会把他视作我的偶像！可是没有人站出来。没有。只有那讨厌的歌声纠缠着满腔不平却无处发泄的我和如坐针毡却无力可逃的杨玲。

很快就有许多流言在班级里传播。先是班里的几个平时总受人欺负，从形象到精神状态都很萎顿的男生被别有用心地“推荐”为那位晓晨的可能人选。接着又有人猜测说那个晓晨其实就是我和佳敏，或者就是杨玲本人。我们这样做的目的不过是为了引人注目，哗众取宠，满足一下自己和朋友可怜的虚荣心而已。而更多的人则认为这不过是一个恶作剧，是有人在拿杨玲开心。毫无道理的，一件本来应该令人暗自窃喜的事情突然就变成了一个只能娱乐别人的笑柄。

连着几天，杨玲的情绪都非常低落，甚至跟我和佳敏都很少说话。我知道这件事对她打击很大。这些年来，她生活在自己狭小而简单的世界里，虽然从来与赞美声与任何荣耀无缘，但也很少成为流言的中心，成为别人猜疑和嘲笑的对象。

我和佳敏决定把这件事弄个水落石出，一定要把那个可恶的晓晨揪出来，问问清楚。至此，我对晓晨已经不再好奇，而只有愤恨了。这时我也已经和许多人一样，认为这很可能是一场无聊的恶作剧。那时候我还不可能意识到，其实我也和许多人一样，在潜意识里还是会把杨玲看做是一个“另类”。试想，如果这首《天使》不是点给杨玲的，而是点给一个各方面都很出众的女生的，哪怕是点给一个不那么出众但至少正常健康的女孩子的，那么我们还会这么容易地想到这是一场病态的恶作剧吗？

                              三

我给“星空情缘”的主持人阿美写了一封信，说我想和她见见面，想看看晓晨的那封点播信。信中我给她留了我家的电话号码。没想到她很快就给我打了电话，并且约好了周日下午四点钟也就是她主持完当天的“星空情缘”之后，到电台跟她见面。

周日下午，我和佳敏如约来到电台。

见到阿美，我和佳敏都很意外。来之前我就给佳敏打过预防针，不要对她的偶像的形象抱太高的预期，因为据说电台的主持人大都会给人见面不如闻声之感。但没想到，阿美长得非常漂亮，而且举止优雅，从形象到气质都不输给电视台的几位美女主持。佳敏的两眼立刻就像给超了电压的灯泡似的亮起来，同时示威似地狠狠白了我一眼。

阿美拿出了晓晨的那两封信，“你们是杨玲的同学？”

佳敏说：“我们是她的好朋友。”

阿美：“是她让你们来找我要这些信的？”

佳敏刚一犹豫，我赶紧说：“是。她有些不方便，所以让我们过来找你。”

阿美说：“这个我知道。”

我接过信。让我和佳敏意外的是，信里除了阿美在节目中提到的那些之外，还写到了杨玲让他敬佩让他感动的理由。“……她是个腿有残疾的女孩子，不能自己走路，甚至连上学放学，上厕所都得靠同学背着去。可她还是坚持上学，坚持学习，从不放弃。虽然她的成绩不是最好的，但她却是最努力的。跟她相比，我真的很惭愧：我遇到的这点困难这点挫折又算得了什么呢？……”。看了这两封信，我已经可以断定，不管这个晓晨是谁，但他决不是在搞什么恶作剧，也并不是出于某种暖昧的情感。佳敏说杨玲是他梦中的“天使”，其实应该说杨玲是他身边的榜样更准确。由于阿美断章取义，没有把这一段读出来，才使得感觉变得暖昧了。不过阿美这样做显然也是出于一种好意。她没有在节目中提到杨玲的腿，既是出于一种爱护、一种尊重，也是一名主持人的经验使然。

    当我和佳敏说，要把这两封信拿走的时候，阿美有些犹豫了。“这样呀，按理说，我是无权把这两封信交给你们的，也许晓晨并不想让别人知道他是谁……”

我赶紧说：“可杨玲有权知道呀！”

阿美想了想，说：“那好吧，你们用完之后，一定要还给我。而且还要答应我，这两封信拿回去只能给杨玲一个人看。”

我说：“好，我答应你。”

    阿美看看我们，好像很有兴趣似的说：“这样吧，如果你们不太着急走的话，就再坐一会儿，给我讲讲杨玲，讲讲你们和杨玲的事情。”我们就讲给她听了。

我和杨玲从小学起就是同学。杨玲从小腿就有残疾，上小学时一直是她爸爸背着她送她去上学。后来她爸爸和她妈妈离婚了，就是她妈妈背着她。那时候，我们虽然同班，但来往不多，关系一般。再后来上了初中，杨玲和我坐过一阵同桌，我们的接触多起来，渐渐成为了好朋友。那时候她的腿萎缩得更厉害了，连上厕所都变得非常困难。可她却死活不肯让我背她去，没办法，我只好搀扶着她去，结果每次回来两个人都得踩着上课铃声进教室。

初二上半学期的一天早晨，她妈妈背她进教室时，刚刚把她放到座位上，就一头载倒在地上。送到医务室，缓了十多分钟才醒过来。第二天，杨玲没有来上学。我去家里找她，她正守在她妈妈的床前。她妈妈脸色惨白，一点血色都没有，看了让人心悸。她告诉我说，她不想上学了。妈妈每天除了要工作要照顾她的生活，还要背她上下学，太累了，迟早会被她活活累死的。如果妈妈死了，那她也不想活了。妈妈活着是为了她，而她活着也是为了妈妈。那是我们成为好朋友以后，她第一次在我面前流泪，第一次跟我说那么多。杨玲虽然看上去羸弱而脆弱，但却很少在人面前表露感情。我想劝劝她，可又不知道怎么劝。长那么大，好像都是别人来劝慰我，我根本没有劝人的机会。拉着她的手干坐了一会儿之后，我突然就冒出一句：“以后我来背你上学吧。”这话让杨玲愣了一下，也让我自己愣了一下。

从杨玲家里出来往家走，一路上我忽然觉得脚步有些沉重，就好像杨玲已经在我背上了。直到这时候，我才恍然意识到，刚才那句仿佛脱口而出的话是我十几年来所做出的分量最重的承诺。回到家，妈妈看出我有心事，就问我。我把我对杨玲说我要背她去上学的事情说了。妈妈问我：“你是不是后悔了？”我有些茫然地摇了摇头。妈妈又问我：“那你是真心想帮她？”我点点头。妈妈问：“为什么？”我想了想，说：“因为她是我的朋友。”妈妈摸摸我的头说：“这是个很好的理由，妈妈支持你。”

我还很清楚的记得，我第一次去背杨玲上学时的情景。当我俯下身去让她趴到我背上的时候，她的脸通红的，扭捏不动，结果弄得我也突然有些不好意思了。后来佳敏在一旁不耐烦了：“嘿，你们俩干吗呢？又不是猪八戒背媳妇，拿什么劲儿呀！”本来这是我一个人的承诺一个人的事情，但佳敏知道了之后，非要跟我一起去，而且从此就把接送杨玲上下学变成了我们两个人的事情。我没有特意问过她为什么，但我想她的理由大概跟我的一样。虽然她当时还算不上是杨玲的朋友，但却是我的好朋友。从此我和佳敏每天背着杨玲上学放学。我背累了，她就接着背；她背累了，我再接着背。转眼几年过去了，我们三个人从初中生变成了高中生，也成为了片刻不能分离的好朋友。初三那年，佳敏爸爸和我爸爸还合资赞助了一辆轮椅给杨玲，可一般情况下我们还是轮流背着她上下学，因为她家住在七楼，而到了学校还得上许多台阶，中间还要上下公共汽车，一路上我们背着轮椅的时候倒比杨玲坐着的时候多。我们背着好朋友没问题，可要是背着个死沉死沉的轮椅，就有点不甘心了。

阿美问我们：“你们这样，难道没有打退堂鼓的时候吗？”

我和佳敏实话实说：“有啊。有时候赶上我们自己身体不舒服，或者心情不好，情绪不高，真地不想去背她啦，可是我们实在放不下她呀，因为她实在是太傻了：为了让我们少背她上厕所，大夏天她宁肯忍着不喝水，结果中暑了，我们只好背她去医务室；大冬天，她却穿得很少，说是为了给我们减轻负担，结果感冒了，我们只好背她去医院……”

阿美笑了，问我们：“你们几年坚持背送杨玲上下学，学校难道没有想到要给你们荣誉或者让新闻媒体采访你们？”

佳敏说：“怎么没有。我们学校的团委老师就曾经想联系报社的人来采访我们，但被我们拒绝了。”

阿美很好奇：“为什么？”

我说：“因为我们不喜欢把我们三个人的事情变成老师或者学校指派下来的‘公事’。”

阿美说：“这真是一个有意思的理由。”

佳敏说：“我们老师还曾经想在班里成立一个专门的接送小组来接送杨玲呢，结果也被我们三个人拒绝了。”

阿美问：“这又是为什么？”

佳敏说：“我们就是不想把它变成一件什么‘好人好事'。我们帮杨玲是因为她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喜欢她。如果成立个什么‘接送小组'，让一些并不喜欢她并不太情愿的人去背她，那不成了可怜她同情她了，成了对她的一种施舍了？她不需要同情和施舍,因为她有我们这样的朋友。”

阿美点点头，然后突然转过脸来问我：“李楠，你也说过，你之所以会这么做，是因为你们是朋友。可我想知道，如果你们不是朋友，你还会帮她吗？”

我想不到她会这么问，竟一时语塞，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在此之前我一直认为自己的理由和动机是十分纯粹而且足够充分的，没想到面对这个问题却突然觉得心里没底了。没办法，我只好含含糊糊地回答说：“不会吧？”阿美笑了，没有再继续追问下去。后来我才意识到，我的回答竟然是非常巧妙的。它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我不会因为杨玲不是朋友而不帮她。这是一个肯定会得满分的标准答案，但却并不是我的本意。另一种理解可以是：如果不是朋友我就不会帮她。这是我的答案，但如果很明确很肯定的表达出来，肯定不太容易被别人接受，而我那种似是而非的反问语气又正好使之弱化和模糊了。

告别的时候，阿美说：“啊，可惜我这是一档娱乐节目，不然我一定请你们来做一期节目，题目就叫做《朋友》。”

                             四

我和佳敏把那两封信拿回去研究了半天也依然没有个头绪。后来我们决定对笔迹。我那时是班里的语文科代表，有许多机会可以把全班的笔迹本拿来进行对照。我们先把全班男生的笔迹跟晓晨的那封信对照了一遍，结果却大失所望。就算我们不是笔迹专家，但基本的判断还是可以做出来的。只有两个男生的笔迹有点像，但人却是绝对对不上号的。其中的一个大嘴男生嘴大到一张开就能把心原汁原味地吐出来，有什么话还能等到写在信纸上寄给阿美再让她在广播里说出来？另一位的眼里和心里整个被自己的高大形象占满了，根本就没给什么榜样留地方，更不可能把杨玲这样的女孩放在眼里。

无奈之下我们又把女生的笔迹对了一遍，结果发现最相近的竟然就是那个女生。当然这只是一种巧合，那个女生虽然无聊，但还不至于无聊到这种程度。

忙了一顿，那个晓晨依然是一个谜。我和佳敏商量了一下，然后把信给杨玲看了。我们这样做无非是让她知道，没有人在拿她开玩笑，让她的心里能好受一点。至于晓晨，直到几年之后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才把这个谜团解开了。但那时一切都已成过往，杨玲也已经成为一段我不愿意轻易触及的记忆。面对晓晨，我再不可能有什么激动和兴奋之感，只能是徒增一些失落和伤感而已。

我没有告诉晓晨，从某种程度来说，正是因为当年他的一时心血来潮，导致了三个亲密无间的女孩子在经历了一场感情的震荡之后各奔东西，虽然他并不曾做错什么。试想，如果当初他没有为杨玲点歌，我们就不可能认识阿美；如果不认识阿美，也就不会走进《真情真意》的演播室；如果不曾走进《真情真意》，我和杨玲还有佳敏也许到现在还是最亲密的朋友……有时候我想，也许这就是所谓"命运的安排"吧。

就在我们把那两封信还给阿美的两个星期之后，我意外地接到电视台一位编导的电话，说他听阿美讲了我们三个人的故事，很受感动也很感兴趣，他们《真情真意》栏目想邀请我们做一期节目。我当时愣了一下，随即一颗心就开始砰砰地跳。我强作镇定地对他说，我们得先商量一下，然后再给他答复。放下电话，我马上给佳敏打了电话，她先是在电话里尖叫了一声，然后就满腹狐疑地问我："今天多少号？不是四月一号吧？"说实话，能够上电视对当时的我们的确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别看我们可以很果断地拒绝老师安排的报纸采访，但是如果真有摄像师扛着机器找上门来，我们真的无法把他拒之门外。我和佳敏都很兴奋，甚至已经开始在电话里商量参加节目时的一些细节，比如梳什么样的头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等等。我承认，那一刻我们不约而同地忽略了杨玲，我们不但没有想到她会不答应，甚至都没有想到也应该征求一下她的意见。

                           五

    杨玲答应和我们一起参加节目。这在我和佳敏看来绝对是顺理成章理所应当的事情。

《真情真意》是一档在周日上午播放的采访类节目，长度有半个小时，以现场谈话为主，穿插一些事先拍好的外景镜头。在进演播室正式录制之前，节目组先到学校里，到杨玲的家里去拍了一些外景镜头，主要内容就是我和佳敏接送杨玲，以及一些我们在一起的镜头。几组镜头拍下来，编导很满意，只是对杨玲的表现不太满意，不断地提醒她不要太紧张，要放松一点，自然一点。其实事后想起来，我早就应该察觉到杨玲日盛一日的恐惧和不安。当我在镜头前面背起她时，分明感觉得到她全身都在发抖，而我却不以为然地认为那不过是因为有点紧张，适应一下自然就会好的，根本想不到，或者说根本就没去想过，在我们热切地盼望着期待着的时候，杨玲却在忍受着惶恐无助的煎熬。三天之后的演播室是我们眼中环绕着五彩光环的殿堂，却是杨玲眼里深不见底的深渊。后来当她被我强行背进演播室，终于无可挽回的崩溃之后，我还责问她：既然不愿意为什么不早说？！其实事后想想，就算当时她鼓起勇气提早说了，我们会当回事吗？会因此而轻易放弃这个上电视的机会吗？恐怕也只会多费一些口舌去安慰她，说一些"放松别紧张"之类不痛不痒的话。

录制现场的谈话内容没有详细的脚本，编导只是拉出了一个大概的谈话大纲，让我们回去演练一下，说是这样更自然一些，编排的痕迹更少一些。"反正要问的要说的都是发生在你们自己身上的事情。"我们三个人就拿着大纲回去排练了两回，结果也总是在杨玲这卡壳。不过我和佳敏仍没太在意，只是没心没肺地让她回去多练几遍就行了。不能说我那时候一点担心也没有，不过我总抱着一种“船到桥头自然直”的心理。要说紧张，谁都会紧张，不过就算再怎么紧张，那一天也总会到来，到时候一切也就自然会迎刃而解了。

三天之后的下午一点钟，我们开始正式入棚录制。那天在紧邻着演播室的一个化妆间里，一位化妆师给我们三个人做了一点简单的化妆。这时候，我突然发现坐在一张轮椅上的杨玲脸色惨白，目光凝滞。我吓了一跳，问她是不是不舒服，她说她想去卫生间。我推着她去了卫生间。在卫生间里，她似乎恢复了一些。我问她有没有问题，她看看我，说："没事，我没事……"我安慰她说："不过是紧张而已，上了场就好了。"她不再说什么，只是脸色更白了。

该入场了。虽然有轮椅，但导演特意让我背着杨玲入场。我在轮椅前蹲下身，半天却没有反应。我回身看看，杨玲的脸色惨白，浑身发抖，汗水顺着脸颊不停地流下来。我心里一沉，正想张嘴，她一把抓住我的手："楠楠，我害怕，要不，咱们，咱们……"一旁的佳敏有些急了："你怕什么呀，都到了这时候了，害怕也没有用呀！"握着杨玲发抖的手，我的心里有过一丝犹豫，但很快就一闪而过。我俯下身子，几乎是用命令的口气说："你快上来吧！"

我真的不愿意去回想那天在演播室里的情景，那可以说是我一生中遭遇到的最尴尬最难堪的情形。我背着杨玲，和佳敏一起走进了演播室。因为在我们进去之前，主持人已经介绍了我们的情况，做了一些铺垫和渲染，所以我们一进去，演播里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可是当我把杨玲背到她的椅子前时，她却突然死死抓住我的肩头，不肯下来。我看不见她，但知道她始终把脸埋在我的肩头。尽管这时演播室里有着热烈的灯光和掌声，但我还是很清楚地听到她在我耳边不断地哀求：“楠楠，咱们走吧，咱们走吧。”我的头嗡地一响，汗一下子就冒了出来。主持人和一些观众也好像发现了一些异样，目光一下集中在我的身上。一急之下，我赶紧蹲下身子把她放到椅子上，但她仍然紧紧地抓着我的衣服，我放了两下没有放下。我急了，暗暗咬咬牙，用两手按住她的两条细细的病腿，然后用力站起身，顺势强行把她按到了椅子上。那一瞬间，我听见她绝望地叫了一声，我心里也有什么东西砰的一响，震得我的心很疼很疼。回想起来，那是我对长大以后做过的一件最残忍的事情。

我和佳敏坐到各自的椅子上，可是杨玲却始终低着头。当着上百位包括学校的领导老师在内的现场观众，她只顾捂着脸，一声不吭，任导演和主持人怎么劝也没有用，只有泪水不断地从指缝里涌出来，两个瘦小的肩头剧烈地抖动着。现场的观众开始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有人甚至站起身来好奇地向这边探望。我坐在椅子上，脑子里一片空白。我看见佳敏探过身来对着杨玲说着些什么，可是我却像是突然失去了知觉，一动也不能动了……

                           六

节目最终没有录成。导演让杨玲到化妆室去休息一下，平静一下。可是稍稍平静下来之后，杨玲却死也不肯再回到演播室去了。

在逃离演播室的最初两天里，我对杨玲的怨恨达到了极点，思维也被这种怨恨引进了死胡同。在那两天里我甚至怀疑她是有意要出我们的丑。不拍就不拍，为什么要当众让我们下不来台呢？甚至在入场的几分钟之前我还在卫生间问过她，她还说没有问题！她坐在观众和镜头面前捂着脸一语不发，痛哭不止，就好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似的，就好像不是被我们背负了几年，而是欺负了几年，这会让别人怎么看怎么想？再有，这件事情很快就会传开的，我们将不可避免地要成为大家的笑柄。这让我们以后还怎样回到学校里，面对大家？

幸亏很快就放暑假了。放假前的那两天，我找了个借口请了假没有到校，自然也没有去接送杨玲。佳敏打电话来说，她去了杨玲家，结果她妈妈说她病了。我问佳敏：“你见到她了吗？”佳敏说：“没有。她妈妈给我开的门，我想进去看看她，她妈妈说她睡着了。”我冷笑了一下：“大概是觉得没有脸见你吧？”佳敏有些不高兴了：“哎，你怎么这样呢？我相信她也不愿意出这种事。”我懒得跟她争辩，就把电话挂死了。

后来佳敏又给我打过电话，说杨玲真的病了，住进了医院，想见见我。我握着电话，愣了好长时间。等我醒过神来想说什么的时候，佳敏已经把电话挂了。

那时候我已经从对杨玲毫无道理的怨恨中走了出来，开始反思自己在这件事中的所作所为，并且隐隐地意识到，其实最应该感到愧疚的不是杨玲，而恰恰是我自己。事后想起来，做了这么些年的朋友，我应该很了解杨玲，应该早就可以看到她的惶恐和绝望，早就想到她是为了不扫我和佳敏的兴不让我们失望而在勉为其难。可是为什么我竟然会对这一切都视而不见？究竟是什么遮住了我的眼睛？这些年来我一直以她的朋友和保护人自居，可是到头来伤她最重的却恰恰是我！

虽然这时候我已经想明白了一些事情，但我并没有再给佳敏打电话，更没有去找杨玲。在我们当时那种年龄，想明白了是一回事，但要去面对去承担又是另一回事。我得过且过地拖着，想在那个漫长的暑假里积蓄起足够的勇气，然后再去对我的朋友说一起"对不起"。

那个暑假对我来说真的是太漫长了。以往的所有假期，我几乎都是和佳敏和杨玲一起度过的。我们一起做作业，一起复习功课，一起聊天，一起挤在杨玲家狭小的饭厅里看电视。可是这个假期只剩下了我一个人。佳敏只在假期刚开始时给我打过两个电话，只说了不超过五句话就好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知道因为杨玲的事情佳敏对我有了一些看法，可是我不想解释。

那个暑假让我突然意识到了杨玲不仅仅是一个需要我帮助和保护的弱者，是一个需要我每天去背负的负担，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真正的朋友。她需要我，而我也同样需要她。每当我一个人百无聊赖地躲在空荡荡的家里发呆的时候，每当我一个人在街上漫无目的地闲逛时，我就会想起杨玲那双清澈纯净的眼睛，想起她静静地凝神谛听的样子。后来，在杨玲之后，我再没有遇到一个像她那样肯于用心去关注和倾听的朋友，一个也没有。

我开始盼望假期快点过去，我已经下定决心在开学那天和佳敏一起去杨玲家接她。可是就在开学的前几天，我突然接到了杨玲写给我的一封信。

……对不起，楠楠，我知道我让你很生气也很失望，可是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真的很怕，我怕极了。我怕见人，怕上电视。我觉得自己长得很丑，又是残疾。你和佳敏是我最好的朋友，我非常喜欢你们，非常爱你们，也非常感谢你们。可是我只会把这一切都藏在心里，或者只说给你们听。要我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那些感激的话，我怎么说都说得不自在，连我自己都觉得很假很做作，好像是编出来的似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为了能说得好一点，我也努力过，我甚至把要说的话都写下来，又背了下来，可还是不行，不行。可是我又不敢告诉你们，我怕你们失望。我知道你们都非常想拍这个节目。我也曾经幻想着，等到了正式录制那天，我就会不那么紧张不那么害怕了，可是在演播室里，当你把我放在椅子上的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一下子就彻底地崩溃了。我怕极了，我只想哭，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请你原谅我。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可是我什么也不能为你做，只会让你伤心失望。

我要转校了。有一个男人要娶妈妈，我们要搬过去和他一起住。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对我好，可是妈妈说他对妈妈很好，我想他对我可能也不会太坏吧。楠楠，我知道，我这一辈子再也不会有比你和佳敏更好的朋友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你们，永远不会……

我的眼泪从眼眶中奔涌而出。妈妈进门来，看见我的泪水，吓了一跳。"你怎么啦？"我捂着脸，哽咽得说不出话来，就像杨玲在演播室里一样。

 高二新学年，我每天又可以跟别人一样上学放学，而不必起早贪黑地去背送杨玲了。肩头没有了负担，可是我的心头却变得沉甸甸的。

杨玲转学之后，我和佳敏分别报了文科班和理科班，交往越来越少，渐渐变得疏远了。到了高三毕业的时候，我们的关系已经冷淡到见面时只是点点头相互空洞地笑笑的地步。

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夏天，我猝不及防地一下子失去了两个最好的朋友。

     我粗略地数了数，在我的采访记录中，至少有七八个是有关友情的。朋友和友情在中学生的生活当中所占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我之所以从中选择李楠的故事来写，是觉得它有些特别。一段美好而真诚的友情的终结不是因为背弃，甚至也不完全是因为误会，那么究竟是因为什么呢？杨玲的心理障碍可以毁掉一次采访，毁掉一期节目，却毁不掉三个人的友谊。在接受我的采访时，李楠曾经自责地说过，一切都是因为她的自私，但我并不这么认为。一个几年间起早贪黑风雨不误背送朋友上下学的人，难道会是自私的吗？如果非要给这段友情的终结找一个可以理解的理由的话，那么我觉得应该是因为脆弱。杨玲固然很脆弱，那么李楠呢？佳敏呢？难道她们就不脆弱吗？青春的友情有时候就会像水晶，美丽、纯净，但却易碎。

李楠现在在一家合资企业做职员，晚上经常要加班。不加班的时候，她就会和朋友们一起去上网去泡吧，不过也仅此而已。她对我说，其实把她现在的这些朋友叫做“玩伴”应该更准确一些。说这话时，她的表情有些失落有些伤感。看来，中学时代那段无疾而终的友情已经在她心里变成了一段永远难以释怀的记忆。

对了，差点忘了那个晓晨。那个晓晨其实是李楠的一个表弟，当时上初中三年级。他根本就不曾见过杨玲，只是听表姐李楠说起过两三次。他心血来潮地给阿美写了那两封点播信之后就出国去了，甚至都没有再听过“星空情缘”。几年后他回国探亲，偶尔想起来问李楠，她的那个朋友怎么样了，这才把这个谜底揭开。可是问起当初他究竟遇到了什么样的迷茫和困境，才想起要写那封信的，他却根本想不起来了，只是还恍然记得他当时为杨玲点的那首歌叫《天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