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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纯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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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的师长朋友之中，有几位是以高尚的人品与文品令我敬重的，其中浩然老师是最早也是最深记入我心底的。
他的写农村题材的作品，美丽而又纯朴，这使他成为当代中国知名度最高读者最多的作家之一。我与浩然老师，通了17年的信。所以，35岁里，就有17岁是走在文学的路上。
可是，这篇文章的题目却埋在心里很久。因为我不愿意把自己一个微小的名字与一个名人的名字连在一起。不是自卑，而是觉得毛姆那句话说得对：你告诉朋友你认识一些名人，你所得到的不过恰好证明你自己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然而，就在前不久，我又收到浩然老师的来信。于是，所有关于浩然老师的记忆大河般
涌上心头。
还是在我从乡村那所中学毕业的时候，我成了家中唯一的农民。队长让我当妇女队长，跟家妇们一起干活儿。那是一段轻松而有诗意的日子。上山拔苗儿，她们在地上爬着拔，后腰露出一段白，满不在乎。遇着个小叙子辈的男人，她们可以跟那男人抱着撕着玩扒裤子的游戏。到果园里偷苹果吃，看见看山的来了，她们就能解开裤腰带蹲下去装作尿尿。上午干活收工要早，饭后还要歇歇晌。这一歇可就没头了，我把前街的叫醒了，再跑后街，把后街的人牵出门了，前街的粉还没擦氖 我管一管她们，她们就象没听见似的，故意聚一堆儿交流些男人女人床上的事体，让我羞红了脸不敢靠前……就是她们，使我不再觉得农活儿劳累，也不再觉得乡村寂寞，使我直想写点什么。
记不得是怎么看到的那本发了黄的农村版的大书，一页一页翻过时，就感觉我是一只在麦田上飞舞的小鸟。我把麦田里的人物列成一排，又把我身边的人物列出二排。干是我想当作家了。
乡村七月的热夏，我一边流汗一边写信，幼稚地问人家怎样当作家。那时候，兴在信封背后写几句话，我便也写了：信从手中飞，不知何日归，请您见信后，速速把音回。还精心地画了一只小鸽子，嘴上衔一封信。那时的教，很土。
等待的日子里，我依旧与家妇们缠绵于山上山下。九月的一天傍晚，高大的乡邮员站在生产队的院子里等我，他要把一只大信封亲自交到我手中。大信封下角写着“浩然” 两个字，里面是一份油印的材料，在空白的地方，还有几行字：信收到，寄上一篇我的讲话稿看管用不管用。下面又署了一遍他那庞大的名字。
只觉得在大山林里迷路了突然找到回家园的小路。我想快些看见母亲。可是乡邮员并不着急走开，而是问我许多他不该问的事情。一个月后才知道，那一封信在公社大院里被传遍了，他们嘱托乡邮员一定打探清楚敢给浩然写信的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儿。好运就这样降临了，那天我和家妇们把队里最后一垄花生从西山上拣下来，天色已黑透了。回到家中，母亲说，公社通知我明天就去担当报道员。
真正与文学结伴，就从这时候开始了。我真惊讶，一封信居然有这么神奇。在那闭塞的山野里，我并不知道浩然多有名气。但我就大摇大摆地告别我的家妇们，把小行李搬到公社大院里了……
1981年夏天，我在海洋岛参加省作协的笔会，浩然老师因为参加春风文艺出版社的“黄海笔会”下榻在大长山岛。他听大连市文联的 同志说我在岛上，所以刚刚安顿下来就往海洋 岛打电话。8年中，我给浩然老师写过许多次信，每次都寄一篇习作。他长住在通县体验生活，每次他都把我的习作转给报社，报社的编
辑写退稿信时必是代表他说几句鼓励的话。如今从未见过面，如今他就在对面的岛上，我激动得握着话筒说不出话来。
部队用快艇把我送到大长山岛。站在岸边迎接我的是浩然老师的女儿春水。她的年纪与我相仿，高高大大的，我得仰着脸儿看她。她说话的声音却是小小细细的，温存得如一泓春水。一见面，我们便无比地亲切无比地熟悉了。
我原以为，大作家必定有大作家的气派。然而站在我面前的浩然老师，却剃着一个农民大爷头，穿着白汗衫，因为常持袖子，衣服皱皱巴巴的。有一次，他和笔会的作家们一起往海边散步，别的作家们有的戴太阳镜，有的举着扇子或伞，很讲究风度。浩然老师只穿着背心，白汗衫挂在右肩上，象农民上工。
那个笔会上有许多知名作家，年长些的有林斤澜，丛维熙，彭荆风，邓友梅，程树密年轻些的有金河、叶辛。洁然在他们中间很显眼，眉毛黑森林一样浓密，大眼睛稚童一样纯洁，宽大的面庞善良而又慈祥，让人一下就想”到村子里最有福气最有威望的族长。所以，作家们不论年长年轻的，都“梁兄梁兄”地叫’他。他与他们说话，平易得如一个老婆婆，抑扬顿挫一点也不明显。春水很象他。 与浩然老师在一起时，他从不讲写小说的事，而是讲一件一件的生活琐事。他说，他给四个孩子起名叫秋山，春水，蓝天，红野。他叫他的妻子叫大姐。他还说，离开北京时，大姐正有病，否则就一块来了，她还从没看见过海呢……听他讲话，我觉得我是走在一条乡间的小毛毛道上。
我原以为那时候他已被许多人指责，他会消沉。但是他说：无论如何，我是农民，我终生为农民写作，我总会被承认的。那时他的血压很高，但他病着还在写。我说我暂时不走了，您一边写，我一边和春水帮您抄。他又高兴又不好意思，我和春水抄稿子时，他就出去买西瓜桃子给我们吃。那是一部中篇小说，就是后来发表的《姑娘大了要出嫁》，我们一共抄了6万字。
当我告诉他，那一年他的那一封信居然就改变了我的命运时，他大吃了一惊，然后笑得象个孩子。笑完了又说：你还是农民的后代，永远别忘了农村，那是你的根。他慈祥的目光里依旧闪着农民式的纯真。
不久，文艺界便有人吵闹着文学的主体意识，生活已不重要了。我知道，浩然老师在北京有一个家，在通县还有一个，那儿是他的生活基地，与他血肉相连。在我举笔踌躇时，我就想到了浩然父女两个人。我又给浩然老师写信，叙说我的惶惑。在我的人生中，那又是一个时刻，一个关头。浩然老师这次是亲笔写了一封长长的信，以后发表在《鸭绿江》上，题目就叫深入生活与感受生活》。在文坛上，苦与乐总是相伍。但浩然老师始终是一棵大树，一座大山。我感觉，他与农村与农民与文学，能以身以心相许，他是真正的作家。
最近，我把我连获两项散文奖的消息从报纸上剪下来寄给浩然老师，他又是马上回信。他说：为你的进步祝贺，希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他的语言永远和他的人一样，朴实得如山里的大茧，平原上的篱笆。有时我想，我的作品里之所以有流不尽的乡情、写不完的母题，多半是因为浩然老师的教诲和影响。
从信中得知，浩然老师已离开通县去了三河，并将在那里倡议创建县文联，由他担任第一届主席。信中，一他希望收见我的贺词、贺信或贺电。想来想去，我选择了写贺信。不但祝贺他担任一个县级文联的主席，还要祝贺他的《苍生》获首届中国大众文学特等奖。
总之，这许多年，他是我为人和为文的发蒙老师，没有他的导引，或许就没有我的文学之路，我的散文，为这。我将永远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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