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张琳老师

邓刚

从云南采风回来, 刚下飞机就接到晓峰电话,说张琳老师去逝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几乎是目瞪口呆, 因为去云南之前, 张琳老师还和我通过电话, 他在电话里有些激动地告诉我, 他用两至三倍的大剂量“ 传统药方” 来医治, 终于出现了奇迹, 经过光检查, 肺部癌瘤几乎杀光, 只剩下一点点了。听到我惊讶地“ 啊” 了一声, 他加重语气说, 你这个人太固执了, 不相信传统医学, 我就是要用事实来证明……因为在这之前, 我曾对他大量用“偏方” 药剂, 以毒攻毒的医治理念提出不同意见, 我说癌症是后工业时代的高发病, 最好是以现代医学为准, 不要乱相信那些所谓能治百病的巫医。他说现代医学也要信, 传统医学也要信, 两个方面来治不是更好吗我说不出话来, 张琳老师这种难以置信的单纯和简单, 往往令我不知所措。

写到这里, 张琳老师的声音似乎还在我的耳边回响, 可他的生命却过早地结束了。我恨死那些打着中医旗号的巫医了, 我的另一位老朋友, 就是听信这些家伙的蛊惑, 在癌症初发时, 就大吃毒蛇或什么有毒的草药, 结果是很快地被“治” 死了。

按中国人的习惯, 人死后都多说吉利话, 也就是多说他的优点, 这连国家也不能免俗, 所有的“ 讣告” 上都是一片功劳和业绩。然而, 写张琳老师, 我却心情复杂, 坦率地说, 由于性格和个性的原因, 他的人际关系不是太理想, 换句话说, 他也被大多数人所误解。由于我与他在一起的时间多一些, 所以, 渐渐对他有一些客观地了解和理解, 也就产生了一些感情, 所以我今天写这篇悼念他的文章时, 有着发自内心的忧伤。

我认识张琳老师的时候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 那是全国都在高喊“ 实践检验真理” , 是政抬开始走向开明的春光明媚的日子。被错打成“右派” 的张琳重新获得政治生命, 很有些精神抖擞地回到文联。他那时才五十来岁, 精力旺盛, 创作欲望强烈, 而且相当勤奋。虽然担任《海燕》主编的重任, 却又大写小说和报告文学, 在省内外很有些反响。那时有很多“笔会” , 我和张琳老师就经常在笔会上相遇, 并同住一室。我发现他有许多“健康” 的优点, 例如他睡眠好, 躺倒就睡, 不怕灯光, 不怕声音, 与他同室, 真是幸福。他对吃的从不挑三捡四, 吃什么都香。而且他从不怀疑, 也从不分析别人说话会有什么含意也决不惶惑, 对神秘的唯心主义, 对复杂的宗教现象, 他笑得和婴儿一样响亮, 绝对不信。当时我是个“初露头角” 的工人作者, 所以见到张琳老师, 敬仰得要命。我想, 经过如此大起大落的人, 肯定是思想深厚, 经验丰富, 对人生有着极透彻的悟性。然而, 与他相处了不多日子, 我就惊讶地发现这个饱受如此苦难的人, 竟然会单纯得可爱, 有时却又简单得可恨。也许多年政治压迫和改造, 使张琳在生活上有着“ 独立性” , 比如说吃饭, 因为是集体用餐, 大家都是等一张桌前坐满了人才敢动筷。他却我行我素,从不看别人脸色, 拿起就吃, 吃饱就走, 有时一桌人刚坐齐, 他呼地站起身来, 说吃饱了, 扬长而去。我对他此行为不满, 他说这有什么, 饿了就吃么,早吃晚吃我只是吃一个人份, 这有啥不对的！

张琳在文学艺术方面也有着难以置信的单纯和简单, 有些小说稍微写了点复杂的人性或深刻的感情, 他就愤怒, 甚至痛斥。于是, 我就和他辩论,有时辩得和吵架一样, 彼此脸红脖子粗。我毕竟是小辈, 是业余作者, 敢于和既是作家又是堂堂主编的张琳老师吵, 这绝对是大逆不道。要是调换位置, 一个小字辈敢与我争吵, 我可饶不了他。所以吵完时, 我既后悔又后怕。可更令我惊讶的是, 无论吵得多厉害, 过不上几个小时, 他就忘得一干二净, 就像从来没那回事儿。开始我有些警惕, 认定他这是假装大度, 但后来我却悲哀地发现, 他确实忘得一干二净, 因为他依然简单地面对一切, 于是我们又继续吵下去。然而, 正是从无数次吵架中,我对张琳老师产生了感情, 他没有老谋深算, 没有心怀巨测, 你对他有什么意见就直说, 就辩论, 就吵架, 决没问题。也就是说和这样的人交往不费力气。有一长段时间, 我和他就像两个孩子, 相互之间说话没遮没拦。参加笔会多有集体照相的机会,我发现不管有无领导和名作家在场, 他总是当仁不让地站在中间位置。我就不客气地对他说, 你这个抢风头的作风会惹人家不高兴。他却不解地反问我, 这有什么, 照相当然要站在最佳位置了。可是过了几天后, 他竟然又恍然大悟地告诉我, 你说得太对了, 自从照相我自动往边上站以后, 大家对我微笑多了。望着他孩子般真诚的表情, 我心里一热, 有股说不出来的滋味。

张琳对文学青年有着相当的热情, 热情得令你感动, 但有时也热情得让你可笑。记得初学写作之时, 我家很贫穷, 一家三口与母亲、弟弟妹妹们七八个人全挤在不足二十平米的小房子里, 根本没法写作。张琳老师得知这个情况后, 就爽快地对我说, 到我的办公室来写呗, 我办公室空得很。我对文学痴迷得像个傻瓜, 还真就不知天高地厚地跑到他的办公室写起稿子来。但在编辑部只有几天, 我

就看出他这个主编与下面的编辑们关系不太融洽,从工作中的一些简单对话中, 我就明白他被大家误解, 他的单纯在别人的眼里就只剩下简单, 他的果断, 在别人的眼里就是武断, 他的忘我也成了自我。看到我坐在主编办公室, 一些编辑很吃惊, 以为是张琳私自雇了个打杂的秘书（在那个组织原则相当严谨的年月, 这可是天大的胆子）, 有个女编辑还用不太友好的口气问我, 你到这里干什么？我这才恍然大悟自己犯了个多么低级的错误, 立即落荒而逃。张琳老师却不理解, 多次对我说, 我的办公室那样宽敞, 你怎么不来写作呢？看着他真诚的疑惑, 我心下感动, 却又不知说什么好。有一个农村小伙子写来一篇很普通的小说, 但张琳却相当重视, 说偏僻农村作者写到这个程度不容易, 并亲自到几百公里远的乡下寻找这个作者。当看到这个作者家里穷得都买不起炕席, 张琳老师更加感动了,

把作者请到大连参加笔会, 无论在生活和创作上都给予百般鼓励和照顾。这个小伙子在笔会上最出色的展示是, 他每顿饭能吃十几个馒头, 最大的收获是长了二十斤体重回去, 再也没有什么创作了。还有一个写了几篇小说的女作者, 只因为在一封给编辑部的信中写了几句农村朴实而生动的句子, 张琳就倍加赞美, 说“这个作者已经成手了, 是作家的材料” 。后来, 这个女作者弃文干别的工作。这使张琳老师大惑不解, 并痛感人才流失。也许张琳老师的这些热情确实有些简单, 甚至有些可笑, 但是今天, 我们还能找到对文学青年这样热晴的老师吗？

八十年代末, 我受到一些现代派的影响, 开始否定自己的创作, 包括自己获奖的一些作品, 张琳老师听到后, 直接找到我, 很有些不满地批评我,说你不要这样妄自菲薄, 任何作家的作品一经发表, 受到大家的喜爱, 就不是作家个人的私有品,所以, 你没有权利妄加指责。我大吃一惊, 维护别人作品的荣誉就像维护自己的作品, 这是何等的心胸, 我只能是惭愧而无言。

后来我去北京读书进修, 再后来为创作, 也为更多的文学事务而忙碌。渐渐地我与张琳老师的交往少了。但从一些文友的信息中得知, 张琳老师退休后似乎更勤奋, 到处采访, 写作, 跑出版社, 校对书稿, 总之, 干得风风火火。而且我还得到过他最新出版的几本书, 并为他其中的一本书写了序言。为此, 我特地请他和几位作家到酒店小聚一次, 看到他还是那样精力充沛, 感觉他和其他老作家相比, 绝对是长寿型的。所以, 当例行体检发现他患肺癌时, 我怎么也不能相信, 立即去医院看他。到医院一看, 他还是那样精神抖擞。于是我就幽默地说, 你这个人一不吸烟二不喝酒, 而且头脑单纯并简单, 怎么会得这样复杂的病, 肯定是医生错了……

命运是残酷的, 是曲折的, 是奇妙的, 但有时也是莫明其妙的。明明是一个健康并充满精力的人, 却突然就倒下去。看起来, 一个人的生命尺度是握在上帝的手心里, 这让我有着痛不欲生的思索和无奈。然而, 像张琳老师这样, 直至病倒之前都是充满精力, 都是勤奋工作和创作, 生命的尺寸已经等于无限延长了。

愿张琳老师在上天的世界好好歇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