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  作  断  想

● 邓　刚

一

坦率地说, 如果将现在的小说真正摆放到市场的柜台和地摊上, 真正让读者心甘情愿地掏自己的工资去买, 我敢说绝大多数作家会饿死。若干年来我们总是把小说擎到居高临下的教育读者的高度, 使小说不断地升腾着思想高度和哲学高度, 将鲜鱼活虾般的生活写成维生素ABCD 片, 变小说为大说甚至为特说, 这实在是一种异化。药片含的成份可能比鱼虾菜蔬更集中更丰富更能直接进入人体, 但人们还是愿意吃普普通通的饭菜,而决不愿皱着眉头去吞药片。诸多的精神食粮与诸多的物质食粮相比, 大有相同之处。高深的理论文章可能是鱼肝油丸, 是维生素片,可小说至多是一盘炒菜。炒菜的第一要素是有滋有味, 也就是小说的第一要素是好看。一些高超的作家往往故意把小说写得不好看,写得晦涩难懂, 否则就是媚俗, 就是缺乏深层次魅力。这些作品的偏得是经得起评论家们反复咀嚼, 在文坛上名声响亮, 却令读者们茫然, 往往不获利。我从来都认定“好看难懂”的小说是上品, “难看难懂”的小说是下品。为此我也从不板着面孔去造“药片”,也决不皱着眉头去吞别人造的药片。曾几何时我们自吹自擂地赞扬我们的作品如何深远深刻深奥深层次, 可港台那些三流的绝对不深刻也不深远的“穷聊”小说, 麦苗地驰马般地扫荡着大陆文坛。所有高等学府的高档次读者们竟如痴如醉。我想, 小说写得好看, 是制胜的第一手段。惯于市场经济中舞笔的港台小说家们在小说作法上远比我们精明和老道。没有经济制约的小说创作, 大约很难注重好看。因为小说进入市场, 必须和鱼虾、水果、服装等商品一样, 经受是否新鲜, 是否时髦, 是否流行, 是否质优价廉的诸多考验,这对一贯自视清高的中国作家来说, 简直就是无可奈何的悲哀。一些作家和评论家们临危不惧, 大声疾呼——要挺得住! 要耐得住寂寞! 要顶住金钱的诱惑! 似乎我们过去计划经济是一个极美好的时代, 是文学的乐园,而开放改革是冲垮文学殿堂的洪水猛兽, 必须“挺得住”。

实际上是挺不住的。文学是生活和生命长河里的船, 长河的流向与波澜决定文学的命运, 也就是说文学不可能也无法分割于当前的经济改革。因为这不仅是文学生存的形式, 也是文学承载的内容。这就逼使你无法脱离当前经济改革对你的制约。作家成名和商人发财一样, 都是在经济波涛上发挥自己的驾驭能力。这种比喻似乎挺滑稽, 但只要你冷静下来, 就会痛苦地承认, 这种所谓滑稽的本质, 终带来文学的公平。世界级文学大师托尔斯泰、巴尔扎克、杰克·伦敦、海明威等, 都是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产生的, 他们的作品决不是哪个领导的首肯或什么协会的认定, 完全是出版商经手投入市场, 在成千上万的顾客(读者) 品评中闪出光彩来。压根没有什么“正确教育、正确引导”的资本主义社会, 任金钱泛滥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 依然产生出伟大的作家和伟大的作品, 我们还怕什么? 还有什么必要惊恐地嘶喊“挺得住、顶得住”呢! 我们实在是养惯了的鸟,一旦打开笼子, 还不敢或不会往蓝天飞了。一面抱怨国家给的工资低, 稿酬少, 一面又要在经济大潮中挺得住、顶得住, 这种心态下的创作, 是可以想见的苍白无力。也许有些作家自感神圣和纯正, 金钱面前不弯腰, 其实是他的肚皮里还可以继续吮吸计划经济的奶汁, 也就是说他还有“作家工资”和“补助”。他的几乎没有读者的高谈阔论还可以发表在有没有读者都可以勉强办下去的刊物上。目前绝大多数刊物还是靠国家财政支撑活下去。所以, 这些神圣的作家还没有真正触及到市场经济的浪花, 还能坐在计划经济的礁石上, 面对市场经济的大潮挺起鱼刺般的傲骨。倘若我们作家的每一文钱都必须从读者腰包里掏出来, 恐怕无法神圣也没时间神圣了。

二

小说写得好看, 似乎是一件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事。语言精采可以造成好看的效果,结构奇特可以造成好看的效果, 内容丰富当然更好看了。然而, 好看往往远于高雅而近于俗, 把握不住尺度会滑过通俗跌于庸俗。经济大潮略一涌动, 书摊上就摆满了五光十色五花八门的好看的书, 确也有众多读者为之掏钱。但那不应该称为小说只能是胡说。真正是文学作品却又真正好看, 实在是不容易。不过, 无论怎样不容易, 小说家必须靠小说本身的魅力去打动读者, 没这两下子, 路将越走越难。当今的读者绝非以前了, 想把他们的眼睛从五彩缤纷的影视屏幕拽到书本上, 是相当艰巨的。全世界的作家都在不同时期、不同的环境下, 面临这种相同的困境。具体地看, 任何一种新的艺术形式或娱乐形式的产生, 都会给小说带来极其残酷甚至于毁灭性的打击。例如电影、电视的发明。本世纪初电影初展魅力之时, 人们面对活龙活现的银幕惊呼“从此不会有人费神去看小说了”。30 年代之后, 电视渐渐走进千家万户,不仅对小说, 连电影这曾辉煌一时的艺术形式也受到相当程度的威胁。在几十年的历史一瞬, 小说便遭受到两次大摧残。由于我们国家经济落后, 没有能力普及这种现代艺术形式, 所以我们的作家比较从容。特别是近些年来的计划经济, 作家们悠哉得干脆就不知“竞争”为何物。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历史脚步猛然加速, 黑白电视、彩色电影、录相机、影碟机迅速普及亿万家庭, 小小的屏幕拴住亿万双眼睛, 风卷残云般地扫荡着一切艺术形式, 话剧、评剧、京剧立时变得熊猫似的笨弱, 必须给以育婴式的保护才能苟延残喘。有声有色的舞台不堪一击, 书店就更是日渐冷落。电视为什么会有如此凶狂的杀手威力, 其实就是两个字——好看。

市场经济使西方作家先于我们几十年就遭受电视“杀手”的肆虐, 他们是久经竞争沙场的老手。为什么他们老是抛出各种主义、各种艺术形式的新花样, 我想小说生存危机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我们的评论家总愿从哲学和文学本身的角度去阐释这些花样翻新的小说做法, 而很少从市场经济导致小说生存危安的角度去剖析这一活跃的文学创作现象。回首改革前的几十年, 我们的艺术压根就没有变化, 评论界一面蛮横地排斥国外一切艺术形式的创新, 一面自我封闭地自我欣赏。作家们则驴推磨似的在一成不变的艺术形式上原地踏步。80 年代改革开放以后, 重新抖擞的文坛这才闪烁出创新的光彩, 国外的这个主义那个主义, 在我们微开的门缝窗隙中探头探脑, 继而生硬但浩浩荡荡地挤进来。“洋为中用”是已有定论的学习方法, 可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情不同的经济和生活方式, 往往会出现种瓜得豆的效果, 我们的小说愈发写得晦涩并接近哲学论文, 一些编辑也不得不假装看见“皇帝的新衣”。商品的制造过程不产生质量意识, 而是市场的逼使。我认定只要是有相当数量的读者就一定会产生相当的审美质量。作家们一般不会超越这种质量, 而只能在这种质量的检验、批评和逼使下提高。就其本质意义上讲, 读者照样是作家的上帝, 由于种种合理与非理的原因, 我们还没有力量也没有胆量把我们周围的世界写清楚, 也就是说我们还没完成所谓现实主义中最起码的真实; 可是我们性急的评论家们已跨越现代主义, 超现代主义, 跳蹿到后现代主义的台阶上。尽管是艺术形式, 但我还是感到一种庄严的滑稽。如果这种滑稽含有刺激读者成份, 有商业意识所使, 我宁愿宽宏地理解。不幸的是这一切与读者无缘, 仅仅是评论家和作家相互飞吻的同性恋。不过,改革使我们的文坛如此活跃, 或激动或激烈或激愤, 至少那种悠哉的稳沉、划一的整齐被打碎。不甘落伍抢先奔进的步伐也许有些凌乱, 然而总体前进的速度却是显而易见地加快了。

三

纵观外国小说发展史, 特别是近代小说的曲折里程, 你会发现, 影视艺术出现之后,小说创作出现了“写真”高潮, 就是写真人真事的小说。各国对这些写真小说称呼各异,有的称“真小说”, 有的称“写实”、“新闻小说”等等。我觉得这种明目张胆地抛弃小说是虚构这一定论, 正是为维持小说的生存而苦心经营出来的新品种。当人们被影视屏幕弄得眼花缭乱时, 就想看点真东西。“真小说”应运而生是小说家奋战影视“杀手”的有力武器。再看看我们近些年的小说创作, 几乎是浓缩了人家的历程, 深刻够了幽默够了荒诞够了几乎是一声号令, 小说进入了“新写实”。为了使小说写得更真切些, 用第一人称“我”来写小说犹如野火烧荒, 顷刻燃遍文坛。也许一些评论家不愿承认“新写实”这种创作理论, 但小说趋于写得像生活原本状态的真实, 是不能视而不见了。我认为新写实小说是我们小说家第一次摆脱所谓创作理论的指导, 第一次情愿或不情愿地进入经济制约, 第一次有意或无意地取悦于读者。80年代末, 经济改革的车轮开始碾压到我们作家的书桌上, 90 年代, 作家们要真正经受这种碾压的考验。宏观中国文坛, 有人指责长篇小说出现通俗乃至庸俗化倾向, 而中短篇还保持艺术的纯正和高雅。出现长俗短雅的现象, 其道理很简单, 因为从出版流通的角度看, 长篇已进入市场经济的轨道上, 它的第一步必须取悦于读者, 否则甭说稿酬, 怕连纸张和印刷费也付不起。中短小说还可以发表在“公费残羹”半死不活的刊物上, 所以还可以从容保持所谓艺术的纯正。当然, 这并不是说长篇小说开始走下坡路, 恰恰相反,正是长篇创作生命力的蓬勃之初, 就像运动员先后退几步, 那是即将飞奔的助跑动作。我坚定不移地相信, 文学作品进入市场会更有活泼的生命力, 更有辉煌的艺术前程。进入90 年代, 应该说我们开始有一些好看和耐看的作品, 逐渐有了经得起几年和更长久年月推敲的审美质量。曾几何时, 我们的小说犹如草本植物, 当年生当年死, 谁也没兴趣回头去看。一茬茬作品在不断地赞美中被忘却,评奖之后绝对等于寿终正寝, 再也没人去理会。仅仅十几年前的全国获奖小说, 今天拿出来看就和中学生作文一样, 实在令我们愧疚和汗颜。中国有句老话——后来者居上。可是在文学创作上, 我们这些不肖子孙却是后来者居下。在远古落后, 没有电灯电话更没有电脑的条件下, 我们祖宗竟能写出千百年来令读者喜欢的不朽之作。无地自容之时, 你不能不惊叹这是个奇迹。我想我们祖宗拿起笔来决不是先想什么主义、流派, 而肯定是先想怎样写得有意思, 写得好看。一切高超的技巧、结构、意蕴, 都是从好看派生和放射出来的。

经济对文学的制约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其实远低于这种制约所带来的动力。自吹自擂和死气沉沉的文坛出现了空前的活跃, 作家们去当经理当董事当二道贩子, 将是真正的没有长官命令的生活体验。坚持创作的作家会自觉地和直接地想到读者需求, 想到小说不好看不行。

小说写得要好看, 无疑是小儿科语言。我在这里却又为这两个简单的字锣嗦半天, 应该说近乎于荒唐。然而, 一切艺术到了高深、精熟和复杂的程度, 就像灿烂艳红的枫叶, 那是死亡的前兆。失去艺术最初的简单, 实际上就是失去艺术生命的本质, 失去艺术的鲜活魅力。经济体制改革使我们的艺术作品必须卖得抢手, 卖出鲜鱼活虾一样的好价钱, 这是我们小说家值得庆幸的悲哀, 因为至少迫使我们回到小说本质上思索。我对滚滚涌来的经济大潮持乐观态度, 危及作家生存的市场经济恰恰能迫使作家产生奋争的动力。另外, 经济大潮的涌动, 会使成千上万生命爆发出大悲大喜的生活内容, 文学创作基于这丰富多采的内容, 基于充满智慧充满贪欲充满进取充满享受充满悲愤充满拼搏的生命群体之中, 才能更见斑斓。我们不妨说经济是紧逼我们身后的恶狼。但这却会迫使我们不敢大意不敢怠慢, 永远处于亢奋的抗争状态。正如恶狼追赶下的动物, 练就得身强体壮奔跑有力, 而且相当精神抖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