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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体上的大连内容 |
| 来 源： |
辽宁日报 |
| 标 题： |
今天的大连曾是辽东郡中心区域之一 |
| 日 期： |
2021-12-31 |
| 作 者： |
朱忠鹤 |
上图为大连汉墓出土的"金质龙纹带扣"，表面饰有10条龙纹，并镶嵌有水滴形状的绿松石，菱形绿松石环绕带扣四周，带有典型的中原文化特征。
下图中，左为贝壳墓，是大连地区原居民文化墓葬。右为砖墓，是中原文化墓葬。
铜承璇（三足盘）俯视面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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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忠鹤 文并摄
提 要
大连地区在两汉时期是辽东郡经济发展、社会安定的中心区域之一。大量的汉代墓葬和遗址出土文物表明，中原人通过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之间的海上通道，来到大连地区。这条海上通道不仅是东北与中原之间重要的文化传播带，同时也是中原人通往辽东半岛的移民路线。
大连地区发现近千座汉墓
在中国近代史上，大连是值得浓墨重书的一座城市。实际上，这块土地在中国古代时期同样熠熠生辉。
"比如说，西汉和东汉时期，今天的大连地区归属于辽东郡的沓氏县、文县管辖，是战国以来东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心区域之一。"站在大连汉墓博物馆内，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张志成指着身旁一座已被保护的汉代墓地，这样总结道。
大连汉墓博物馆位于大连市甘井子区营城子街道沙岗村。作为中国第一座汉代墓葬群遗址博物馆，其独特之处在于，它建筑在原来的汉代墓葬群遗址中心区域，一座墓地直接成为博物馆内的一部分。
张志成所指的这座汉墓大约36平方米，发现于1999年。这是一座贝砖木椁墓，为夫妻合葬墓。当年的发掘报告显示，在这座汉墓中，出土了30多件陶明器和青铜器。
这座藏身于博物馆中的夫妻墓只是大连地区发掘出土的众多汉墓中的一座。正在大连进行汉墓考古发掘的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考古工作者司伟伟告诉记者，截至目前，大连地区发现的汉墓数量有近千座，其中，以旅顺口区、甘井子区、瓦房店市、普兰店区较为集中。
除了墓地和墓葬外，大连地区还分布着两汉时期的城址和遗址。城址中较为有名的是旅顺口区的牧羊城址、普兰店区的张店城址等。遗址则包括大坞崖遗址，这处遗址坐落在牧羊城附近临近大海的地方，是汉代时期的港口。
两汉时期墓葬、城址和遗址较为密集的出现，反映出2000多年前的大连地区相当繁盛。当时，这一区域归属于辽东郡。不过若要追根溯源，大连地区纳入辽东郡应该始于战国，一直到秦汉时期，大连始终是辽东郡的中心区域之一。
辽东郡的郡治在襄平，即今天的辽阳。也就是说，从战国到两汉时期，辽东郡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辽阳。作为连接港口至襄平的必经之路，当时的大连地区是辽东郡重要的海陆连接通道。
正因如此，大连地区陆续发掘出土了两汉时期的一系列重要文物。比如一个长9.5厘米、宽6.6厘米、重38.27克的"金质龙纹带扣"，巧夺天工、美轮美奂，表面饰有10条龙纹：一条腾云驾雾的大龙横亘中央，9条小龙环绕四周。龙的脊背都是用细如粟米的金珠进行焊接，带扣表面镶嵌有水滴形状的绿松石，菱形绿松石环绕带扣表面四周。
张志成告诉记者，这个带扣是汉代金器中的极品，十分珍贵。通过对同一墓地中出土的印章进行分析，研究人员认为，该带扣的主人姓邵名党，虽然这个名字不见于文献记载，但推测应为汉人汉姓。根据这个带扣及其他随葬品可以推断，当时在营城子一带有邵姓人居住，而且这一姓氏应该是当地望族。
海上通道是重要的 文化传播之路
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隔海相望。
一些人认为，由于大海的阻隔作用，三面环海的大连，在古代应该是一个远离中原、闭塞偏远的地区。"其实并不是这样。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之间的这条海路，可以说具有三重作用，即文化交流、人口迁徙和避难逃生。"东北史研究学者、渤海大学特聘教授王禹浪说。
对于这条海路通道所发挥的文化交流作用，考古工作者则以发掘汉代墓葬进行举例说明。司伟伟告诉记者，与中原地区相比，大连地区在两汉时期墓葬上最大的不同是这一地区出土了大量的贝壳墓。这种墓葬形式是渤海湾畔原居民文化特征，尤其是辽东半岛沿海一带。"中原地区没有这种墓葬形式。"司伟伟说。
记者在大连汉墓博物馆内看到了复原后的贝壳墓。贝壳墓可分为三种：贝墓、贝石墓和贝砖墓。贝墓主要以海蛎、贝壳、海螺、海帽等作为墓室的主要材料；而贝石墓和贝砖墓则以贝壳和卵石或者条形砖砌筑而成。
"两汉时期，墓葬形式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发生着变化。"司伟伟说，这一时期，大连地区既生活着大连本土居民，也生活着从中原或迁移，或逃难过来的中原人。这一点在已经发掘的汉墓中可以明显看出来，墓葬形式存在很大差异：西汉早期土坑墓居多；到了西汉中后期，贝壳墓居多；而到了东汉晚期，基本上都是土坑墓或者砖室墓了。
不仅如此，随葬品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比如汉代后期，在大连地区的汉墓中开始出现实用生活器具，如炉灶、房子等，是同比例缩小的"模型明器"，而这类模型明器都来自中原地区。司伟伟说，从墓葬形式和随葬品的变化就可以看出，中原人来到大连地区后，与当地居民在文化上的相互融合及相互影响。
不只墓葬形式趋同，在农业、手工业、建筑等方面，这条通道也让大连地区与中原地区保持着一致性。
已经出土的考古遗物表明，两汉时期，大连地区包括锄、斧、犁铧等在内的铁制农具相当普遍。这其中，以瓦房店市赵屯汉代遗址发现的一件铁犁铧最为引人注目。
这件铁犁铧宽40厘米，呈三角形，是一件较为少见的汉代大型犁耕铁制农具，它的出土，推翻了"大连地区在两汉时期以人力耕地"的史料记载。
早年的一些文献资料中写道，由于用以耕地的牲畜不足，北方地区在汉代一度出现用人力耕地的情况。而这件铁犁铧较为宽大厚重，显然不能完全用人力耕作，必须借助牲畜力。这也在另外一个层面说明，随着铁制农具和畜力在农耕中发挥作用，大连地区农业在两汉时期得到了较大发展。
文化融合促进大连地区昌盛繁荣
除了文化交流通道外，这条连接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的海上通道也是人口迁移之路。
"汉武帝时期，辽东半岛迎来了人口迁移高峰。"王禹浪认为，汉武帝通过这条海上通道成建制、有规模地从中原往辽东地区迁移人口，并入辽东地区。现在的旅顺口区是当时的主要登陆点，考古工作者曾在旅顺口区的老铁山、刁家村等地发现了大量汉代考古遗址和汉代遗物。
汉武帝时期的人口迁移还有其他几个重要原因，如：商贸往来不断增强；为了巩固汉代在东北的疆域，尤其是辽东半岛的战略地位；周边不断崛起的少数民族政权对辽东半岛地区的威胁，等等。在上述历史背景下，汉武帝开始有意向辽东地区迁移人口，设郡置县。当时的迁移路线包括陆路和海路。陆路即从大凌河古道进入辽河流域，人口集中居住于辽阳、沈阳、鞍山、朝阳等地。海路则是从旅顺上岸，主要集中居住在今天的大连周边地区。
如果说迁移至辽东地区是中原人心甘情愿的选择，那么，东汉末年的逃生避难则是中原人的无奈之举。东汉末年，烽烟四起、各方战乱，大量中原人逃难至辽东地区，其中，就包括成语"割席分坐"中的主人公管宁——东汉末年的著名隐士。
管宁因"闻公孙度令行于海外"（《三国志·魏书·管宁传》），便和当时的名士邴原、王烈等一起投奔公孙度。这里所说的公孙度是当时的辽东豪强，于东汉末年建立起公孙氏政权，在辽东盘踞了近50年，促进了辽东经济的发展。
大量考古发掘发现，公孙氏统治时期，相较于中原和其他地区，辽东境内较为安宁。在此背景下，辽东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而随着包括管宁、王烈等在内的大量贤士来到辽东，也促使这里的汉文化得到了进一步普及与提升。襄平以及以沓氏县、文县为中心的大连地区，是当时辽东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两个中心区。
无论是何种原因和背景，两汉时期的辽东半岛特别是大连地区与中原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实现了快速融合。在大连发现的十余座汉代古城和近千座汉代墓葬，以及出土的汉代时期带有汉字的文字砖、封泥、铜镜、五铢钱、青铜器、陶器、玉器、漆器、瓦当、麟趾金、马蹄金等，都是中原文化在这一地区生根开花的结果，更是交流、交往、交融的最有力证据。"应该说，这一时期也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巩固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王禹浪说。
手记：
寻找新的视角 看大连
本报记者 朱忠鹤
如果要探讨大连的历史，讲述大连故事，很多人的目光可能会聚焦在"近代"这一历史时期。这并不奇怪，因为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确有一系列历史事件与大连休戚相关。不过，随着对这一地区古代历史的深入了解，以及对区域内的城址、墓葬、文物进行研究，你就会发现，其实在中国古代史上，今天的大连地区曾占据重要一席。
且不说新石器时期，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就已经开展密切交流，各种文化因素相融合，从战国七雄之一的燕国时起，当时的大连地区就已经融入中原版图，并参与到之后的历史进程中。
比如说，东汉末年管宁等诸多名士漂洋过海北上辽东，带来了中原先进的儒家文化；随着隋唐时期的数次东征，烽火硝烟裹挟着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一道涌进辽东半岛，让这块土地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再比如，元代军户的屯田垦荒，让沉寂数年的荒滩野地变成了连片良田，奠定了大连地区的农耕基本格局……这一连串的重大历史变革都在影响并改变着这一区域的面貌。
如何从传统文化与历史遗迹中寻找灵感，从大连地区历史发展长河中找到一张合适的文化名片，讲好大连故事，这应该可以给大连提供一个新的文化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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